王華 洛杉磯紀念文革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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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紀念文革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
探尋「毛天下」的政治密碼

本刊特約記者  王華

　　六月二十四──二十六日，題名為「毛澤東遺產和當代中國」的紀念文革五十周年的國際研討會，在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成功召開。會議的主辦單位有加州大學河濱分校的社會和意識研究中心、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和《中國文化大革命資料庫》編輯委員會。實際召集人為林培瑞、宋永毅教授和陳奎德博士。美國之音（VOA）和《世界日報》等媒體全程報道了這次研討會，共同的定位是「大規模」和「高水準」。確實，這一會議聚集了來自美、加、德、日、中、港、澳（門）等地的七十多位學者，其中有十位來自中國大陸。他們中有徐友漁、秦暉、王海光、米鶴都、金光耀、崔衛平等重量級的文革研究專家。此外，會議還收到了朱學勤、唐少傑、董國強、申曉雲、徐海亮、陳衍德等七位大陸著名學者的書面發言和論文。這樣的規模，在文革的發生地──中國大陸嚴禁此類學術活動的情況下，實屬「史無前例」了。十年前，會議的召集人在紐約也召開過題名為「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的紀念文革四十周年的國際研討會。可惜的是，由於大陸有關方面的阻攔，在上述的知名文革研究專家中，僅有徐海亮教授一人與會。既然在中國國內無法進行任何學術研討活動，與會的學者、尤其是華裔學者都認為：他們在海外學術自由的環境中組織和召開這樣的大會就責無旁貸。文化大革命的歷史真相一定要被揭示，中華民族的集體記憶一定要被保存。

　　八十後文革研究者群體的浮現

　　因為中共當局對文革研究的禁錮和阻攔，文革研究是否後繼有人的問題一直是纏繞著海內外學界的一個憂慮。其實，有關當局的陰暗企圖是一回事，他們能不能使如此重大的歷史事件集體失憶又是另外一碼事。尤其是中華民族的史學有著「以史為鑒」的優良傳統，要利用國家機器的力量強迫海內外學界放棄「文革研究」是不可能的。近十年來，不要說海外學界的新生輩層出不窮，中國大陸也出現了一批相當數量的以文革為研究課題的博士研究生。會議的召集人敏銳地發現了這一剛剛浮現的新群體，邀請了六位八十後的文革研究新人與會。並以「新一代學人（八十後）的文革研究」為題，開啟了大會第一天的首場討論。這六位來自世界各地（美國、德國、中國、澳門）的五位博士研究生和青年學者是：陳闖創（美國青年學者）、宋國慶（德國佛萊堡大學漢學研究博士生）、劉成晨（澳門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王芳（復旦大學歷史系博士後）、楊雋（復旦大學歷史系博士生）和肖安淼（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這六位青年學人儘管都生在文革後，但他們的發言和論文卻有著堅實的史料基礎和新學科知識的底蘊。首先，他們的研究雖然比較微觀，集中在某一個省、市或縣，但都以大量的檔案史料和現場訪談為基礎。例如宋國慶的「遲到的正義：廣西處理文革亂打死人問題的啟動」是他近兩年內在廣西查找檔案和田野調查收集口述資料的結果。再如王芳的「文革中的工人派系政治──以滬、漢兩地為例（一九六六──一九六七）」一文，同樣也是她奔波於滬漢兩地調查訪談的結果。為此，他們所梳理的歷史真相都比較可信和全面。其次，雖然他們的研究都帶有個案研究色彩，卻也同時顯現了現代史學、政治學和社會學理論知識的學養，在理論上也有一定的開拓意義。例如，劉成晨和他導師郝志東合著的英文論文「理解中國的暴力：以一個縣域的土改與文革為例」，是第一次把土改和文革暴力做比較研究的論文，還得出了「一九四○年代的土改和一九六○年代──一九七○年代的文革之間有相當的關聯性，其暴力的機理是一脈相承的」的新結論。對一門學科建設而言，及時推出和鼓勵學術新人具有相當的戰略意義。從這一意義上來說，洛杉磯研討會不僅給人以文革研究後繼有人的信心，更將沉實地推動該學科今後幾十年內的發展。

　　文革新史實、新思考和新理論

　　會議的第一天下午以「五十年後再思考和再考察中國文化大革命」為題，發表十一位海內外著名學者的研究論文。他們中有徐友漁、宋永毅、吳國光、程映虹、楊海英、丁抒、米鶴都、李遜、郝志東、程惕潔、周澤浩等。這些論文的特點是表現了五十年後文革研究的新史實、新思考、新理論和新視野，把文革研究提高到一個新的水準，為學科建設樹立了開拓性的典範。

　　對文化大革命主導理論的理解，一般說來從「國際主義」、即「世界革命」的角度的論述較多。但美國特拉華州立大學歷史學教授程映虹卻從「民族主義」的角度分析文革和「中國道路」的關係，從而得出了這樣的結論：雖然文革中那些具體的「中國特色」和「中國道路」的內容多半被放棄了，但是它們的理論卻在今天形形色色的民族主義話語中得到系統的表述──而這正是文革的重要遺產。在新的思考中試圖搭建新的理論框架的論文不少。如大陸資深的紅衛兵運動的研究者米鶴都，就從文革前幹部子弟集中住宿的大院文化、他們的英雄史觀和青春期的生理特徵的視角，重新詮釋了紅衛兵思潮的濫觴。日本靜岡大學的楊海英教授則試圖從種族屠殺的角度來解決中共錯誤的民族政策所導致的「內人黨」冤案中對蒙古人的殺戮。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圖書館的宋永毅教授在他的論文「變異的皇太子政治：林彪悲劇的體制和個人因素」中，不僅揭示「毛澤東時代的最高權力的傳承其實是一種以禪讓為外形、以封建世襲獨有的立儲為實質的過程」；還提出「毛的接班人困境和危機的造成，不僅在於政治體制和『路線』、『政策』等等必然性，還在於他的個人經歷和性格氣質等看似偶然的因素。」他進而指出：「偶然性和個人因素正是當前文革研究應當深入的地方」。

　　文革中有不少人們耳熟能詳的事件，如「二月鎮反」、「大民主」、「黨代會選舉」等等，但它們實際上是從沒有深入地研究過的學術空白。中國大陸徐友漁教授的論文「文化大革命中的『二月鎮反』」便從宏觀分析和微觀實證的結合出發，第一次揭示了這一事件的較為全面的歷史概貌。他的結論也是發人深省的：「有人可能要問，『二月鎮反』這麼大的事，怎麼未見之於官方歷史？……我的解釋很簡單，『二月鎮反』的主要內容是鎮壓，……而對於任何統治者和掌權者……鎮壓永遠不是言說和研究的話題，而是需要隱匿和塗抹的物件。」「文革」號稱「大民主」，而選舉是民主的核心制度之一。加拿大維克多利亞大學的講座教授吳國光在他的論文「『文革』中的選舉：基於中共全國代表大會的研究」，就抓住了這一人們尋常見怪不怪的現象，條分縷析了文革大民主的本質──「『文革』是根本不具備起碼的民主要素的，連『假民主』也不是，根本與民主無干。如果說一定有什麼關聯，那就是，在『文革』的背景下，由於毛的個人崇拜達到頂峰，也由於愚民術達到頂峰，當局對於選舉的操控變得更為方便和簡單，於是連一向對哪怕作為裝樣子的投票選舉這個把戲多有擔心、能不玩它就不玩的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也增加了黨代會選舉的頻率──這種關聯，不如說是對於『大民主』的最大諷刺」。

　　值得一提的還有美國賓州約克學院周澤浩博士的論文「無法安息的亡靈：文化大革命和中共其他政治運動中死者的命運」。中國歷史上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死者的遺體都沒有遭受過全國範圍內的整體褻瀆或者破壞。但是這卻在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逐漸成為了現實。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這短短的二十幾年裡，一系列前所未有的，不間斷的政治運動給死人和活人都帶來了空前的災難。該文通過死者的遭遇這一非常獨特的視角，建立了一種全新的、富有啟迪的文革和中共建國以來的政治運動史的縱向關聯性的研究。

　　在爭論中對文革研究再研究

　　一次成功的學術會議一定有思想火花的碰撞。另外，學科建設也只有在有益的爭論中才能推向前進。在會議第二天「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的發動」、「文革暴力」等課題中，出席者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例如，關於毛澤東發動文革是否基於某種美好的理想主義，不少學者的看法大相徑庭。紐約天問聯合學會的張博樹博士認為：在毛澤東文革前的種種表現來看，他對自己的權力掌控其實還是充滿信心的。例如，他在發動和蘇聯共產黨論戰時，就敢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對手的攻擊性的言論，因而以毛擔心自己被劉少奇架空而發動文革的權力鬥爭的角度就無法解釋。在毛澤東六十年代的反修、反官僚主義的一系列指示言論裡，不難看出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理想主義的烏托邦因素。耶魯大學東亞系榮休資深講師康正果不同意這種看法，他在會議論文《毛澤東和歹托邦：亂與暴的反噬》裡首先提出為「烏托邦」正名。他認為：毛的烏托邦，其實應當稱為歹托邦（dystopia），是與理想中那種完美的境域完全相反的一種極端惡劣的社會形態。康正果從毛澤東年輕時的「向惡轉」談起，一直論到文革前夕的「破字當頭，立在其中」的一味破壞的心態。說明毛發動文化大革命並非出於任何美好的理想。對此，清華大學教授秦暉也發表了精彩的看法：任何社會和群體都可以有各種各樣的主義和理想。但最重要的是看實現理想的手段。如果手段卑劣，那麼理想就不可能美好。

　　對這一論題，與會的其他學者也各有相左的看法。據日本大學副教授日吉秀松的考證，毛文革的最終目的是為了讓江青掌權。陳奎德認為：毛澤東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五日貼出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其實已經點出了他發動文革的動機，即要算劉少奇「一九六二年右傾」的賬。具體地說，毛要洗掉他一手造成的「大饑荒」的惡名。在會上，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教授吳一慶發表「文化革命如何成為文化大革命：文革起源與發動再探」的演講，認為目前對文革起源的解釋常常有一種「倒寫歷史的時間錯置（anarchronism）」。他認為文化革命一開始確實只在文化領域，不少偶然性才使文化革命成了政治性的文化大革命。因此，「打倒劉少奇是文革運動的結果，而不是原因」。《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剛剛出版了《毛澤東為什麼發動文化大革命？》一書，從多方面研究了文革的發動和毛澤東的動機。雖然這些看法都眾說紛紜、眾聲喧嘩，但學術研究的發展就是要靠百家爭鳴、乃至同床異夢。

　　文革的結束至今已有四十年了，海內外學界對文革的研究、反思也已經有了整整四個十年。如何總結這麼長時間的文革研究，會議特地安排了一場別有意味的討論。華東師大歷史系教授王海光發表了《文革史研究的過去、現在與展望──兼論文革史研究的多複線敘事》的論文，在回顧了大陸文革研究的艱難歷程後指出：「文革史的研究已從評價性歷史轉到描述性歷史。歷史敘述的重點，不是去評論歷史的功過是非，而是復原歷史的現場原貌。評價性的歷史是黑白照片、單色調的歷史；描述性的歷史是彩色照片、多層次的歷史。」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懷特沃特校區的郭建教授遞交了題名為《當前文革研究中的「造反派情結」》的論文，指出現在的文革研究者中有相當一部分都是當年的造反派紅衛兵，他們都曾對當年所謂的敵人義憤填膺，為某種理想而熱血沸騰，為自己上當受騙而懊悔，後來也在幻滅中開始獨立思考。但是個人感情的沉迷有時會影響對他人境遇和全域經驗的理性思考和判斷，深深的捲入也往往會因為「身在此山中」而產生觀察上的局限，所謂「造反派情結」就是出現不少文革研究著作中的局限。為此他提出了長達兩萬字的批評。除此而外，《華夏文摘─文革博物館》主編華新民、加州州立大學聖約瑟分校副教授彭春暉都就「老五屆」大學生對文革的反思，海內外文革回憶錄的局限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一門學科的健康發展離不開參與者們的不斷自我審視和自我糾偏。從這一意義上，這些討論進入了一個從未涉獵的新領域，開創了一種可貴的學風。

　　尾聲：文革真的結束了嗎？

　　這一課題是大會最後一場討論和第三天自由論壇的宗旨所在。對於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大事件，不可能只做象牙塔裡的純學術研究。中共當局對文革歷史罪惡的諱莫如深的同時，又幾乎是全盤繼承了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個人獨裁的文革遺產。這就使有良知的學者在研究文革及其政治遺產時，無可避免地要做出相應的價值判斷。與會的學者並沒有刻意迴避這一學科的鮮明的當代性，相反就此進行了嚴肅認真的探討。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博士程曉農以「從『領導一切』到失去一切：文革以來中國工人階級的命運變遷與當下改革話語的困境」為題，提出了作為中國文革遺產的「全球獨一無二的共產黨資本主義（communist capitalism）」的概念。他指出：「今天，馬克思的肖像之所以仍然立在北京的天安門廣場上，因為他能為紅色資產階級的特權身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維持提供意識形態上的合法性解釋。弔詭的是，中國模式本身是反馬克思主義的；但中共生存下去的訣竅就在於，舉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和招牌，建設和鞏固反馬克思主義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中國模式既挑戰了馬克思主義，也挑戰了民主化理論。」

　　旅美作家余杰發表了題名為《從毛主義到習主義──以毛式語言及精神結構為觀察視角》的論文。他指出：「毛的語言結構和精神結構仍在主宰著從習近平到億萬普通中國人的心靈世界。習近平是毛澤東時代之後最多引用毛語錄的最高領導人，他的政治鬥爭手腕和對世界的看法都直接來自於毛」。該文簡要地梳理了從毛主義到習主義的中國極權統治模式的嬗變，指出文革恰恰是毛與習的語言與精神的交集。文革是毛主義的黃金時代，文革也是習近平的「啟蒙時代」。他的結論是「沒有文革，沒有毛澤東，就沒有今天的習近平」。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室務委員、周恩來生平研究小組組長高文謙也遞交了《毛的文革遺產與習近平治國模式》的論文。在該論文裡，高文謙指出：「毛的文革遺產是中共官方意識形態的極端表現形式……文革理論和實踐是反文明、反傳統、反人性的。」在仔細地考察了習近平上台三年的所作所為後，高文總結道：「無論是習的個人素質，還是他的執政思路和治國模式，背後都有毛的魅影在作祟，這是習近平治國陷入困局的癥結所在。如果不及早改弦更張，從毛的陰影走出來，而是繼續開歷史倒車，一意孤行，那麼隨著經濟形勢的繼續惡化，局面將會更糟，不僅對國家是一場災難，習個人也會身敗名裂，在歷史上留下像張勳復辟一樣的罵名。」

　　洛杉磯「紀念文革五十周年」的國際研討會在舉行三天後順利結束了。無論是與會的學者，還是參與討論的觀眾，都還是情緒熱烈，大有言猶未盡之感。然而，無論對文革研究作為一門學科建設的推動，還是對當代中國社會要拒絕毛澤東文革遺產的警告，這個研討會都具有深遠的戰略意義。與會者的共識是：雖然作為一場群眾性的政治運動的文革難以重複，但是作為毛澤東的重要文革遺產的個人崇拜和個人獨裁等，正在為中國當今的最高領導人全盤繼承，難道不正使人要自然地發問：「文化大革命真的結束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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