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钧福：清查五一六运动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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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查五一六运动始末1

1967年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的长文《评陶铸的两本书》。这篇文章经毛泽东审定。毛泽东在审稿时加了如下一些话：
“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
和毛泽东在这里说的“五一六”相联系的，是一个活跃在1967年夏季北京的规模很小的群众组织。其正式名称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主要宗旨是“打倒周恩来，砸烂旧政府”。但是它不是毛泽东所描述的阴谋集团，因为在毛泽东写这些文字的时候，“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成员已悉数被捕，也没有挖出什么操纵者。

“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

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之时，对这个组织就已经了解得非常清楚。它是在反击“二月逆流”过程中成立的。当时一些造反派怀疑“二月逆流”的后台是周恩来，就串联起来，从事反对周恩来的活动。其首领是钢铁学院的造反派学生张建旗。
张建旗是原来林业部副部长、东北林业总局局长兼党委书记张世军之子，本人是预备党员。文革初期，他的父母都被打成黑帮。3月22至23日，北京钢铁学院“革命造反公社”连续召开“形势讨论会”，张建旗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攻击周恩来“是毛主席的同路人”，“是第三司令部的人”，“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1967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正式发表，张建旗等估计形势，认为中央又要揪什么大人物了，遂积极活动起来，串联相同观点的人，于6月2日成立了钢院的“五一六兵团”，3日公开贴出《致总理的公开信》的大字报。6月30日至7月1日，他们进行了“两忆三查”活动，作出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并因为有外单位人员参加，将组织名称改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8月8日贴出《十九个为什么》，“公开为刘少奇翻案”。此后，他们到处贴标语，攻击周恩来和政府系统的领导干部如李先念等人。另一方面，他们在军队内支持冲派，说三军派是“老保”，说“萧华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说“打倒吴克华、崔田民，炮轰徐、叶、陈没有材料”。（李晓航：《“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始末》，林彪••••军队•文革，2005） 他们被批判为“公开为刘少奇翻案”是指他们将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归到周恩来身上，为刘少奇开脱。所以张建旗也可认为是一种异端。
8月9日，他们将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张贴在北京街头，并且邮寄、散发传单，使他们的活动达到高潮。
他们的人员很少。据公安部“五一六兵团”专案组负责人孙茂祥当时说（见1967年中央文革小组内部小报4621号《公安部有关人员谈反革命组织“五一六兵团”的一些情况》，转引自王年一《有关“五一六”的一些资料》，《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1期），谁是五一六的成员，没固定标准，大约可分三类：头头和骨干20人，持相同观点，参加贴大字报等活动的24人，被串联过的，表示赞同，提供材料的21人。其主要成员，除钢铁学院的张建旗外，还有该校的李连菊、李芳、陈力和101中学的郭海燕，商学院的程镇华等。外地人还有长沙一中的唐亦安。而“后台”据说是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的何畏。说是后台，只是因为何畏和张建旗、郭海燕谈过话。
这个“五一六兵团”经常和北京外语学院的“六一六红卫兵”一起活动。“六一六红卫兵”是北京外语学院的一派群众组织，以刘令凯为首。他们在1967年1月就贴出过反对周恩来的大字报而被开除出北京“三司”。
按照文化大革命的标准，说“五一六”或“六一六”是反动的可以，但他们确实没有什么秘密和阴谋。他们的行为方式与其它群众组织并无不同。他们的主张是写成大标语，贴在大街上的，惟恐别人不知道。他们之所以东躲西藏，是因为人家正在抓他们。他们的组织松散，谁是成员不很确定。串联过的当然不算。总人数大约40-50人。这个当时公安部掌握的数字应是可靠的。他们自称有八个“方面军”，大约是夸大其词，虚张声势，目的是扩大自己的影响。
出现张建旗这样一拨人和“五一六”这样一个组织并不奇怪。按文化大革命的逻辑，刘少奇能打倒，周恩来为什么不能打倒？在文革中屡次发生“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事件，自毛泽东以下，不管什么人，都被攻击过。另一方面，怀疑、以至反对周恩来，也确实是造反派中的一股潮流。造反派中的激进分子，或称为极左派的，总感觉周恩来对他们的支持不如中央文革那样鲜明。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前，周恩来在血统论问题上的一些言论也是不明确的、可以挑出毛病的。特别是在反击“二月逆流”中，一些人怀疑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后台。1967年8月在湖南，也发生“齐卫东”炮打周恩来的事件。原因是他们怀疑周恩来和处理湖南问题的“二四通知”有关。
一般来说，对于文革中屡次出现这些炮打中央首长的事件，无论从正面或反面，都不应过高评价。基层群众根本不了解高层政治生活，对这些中央首长做出的判断都是缺乏根据的。况且其中许多人有一种投机心理，希望就此一举成名。
但是在当时，蒯大富、韩爱晶这些造反派领袖们已不再是运动初期的持怀疑论的激进学生了。他们是有家有业，有了坛坛罐罐的人了。他们知道这事不能含糊，他们急于和这些亡命之徒划清界限。
5月24日，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发表声明，指出“炮打周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谁要是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就打倒谁！”
如果将他们的表态单纯看为作秀，也不尽然。经过一年来文化大革命的锻炼，造反派已经比较成熟。他们感觉到周恩来是支持他们的。这立场是明确的，如这一年的9月份对气象局《红旗》大字报的赞扬，如下一年对外交部九十一人大字报的表态。他们也感觉到周恩来对他们的支持不如中央文革那样鲜明。而这一区别可以理解为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必然是务实派，以尊重现状，维持稳定为己任。当然，支持造反派也可以被看作是尊重现状的必然逻辑。
但是，他们这样表态也是徒劳。三十多年以后，吴德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天派’、‘地派’是一家，都是陈伯达、戚本禹他们在指挥的，在反总理上，他们是一致的。”（吴德：《十年风雨记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
5月29日，毛泽东在一份来信上批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康生看到批示后，立即写信给陈伯达、江青，建议由中央文革小召集有关造反派开会，批评“极左派”的观点。与此同时，一些造反派强烈要求中央文革对日益增长的炮打周总理的歪风表态。
1967年6月3日，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接见了外事口的革命造反派。陈伯达指出“周总理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
7月29日，唐亦安、郭海燕等4名“五一六”成员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散发传单时当场被抓，被扭送公安机关。8月8日，被抓的4名“五一六”成员经教育后被公安机关释放，符合毛泽东要“说服他们”的指示。这一阶段的抓“五一六”是“皇上不急太监急”。“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反对周恩来，却拥护萧华，也不反对共产党，算作极左派，是恰当定性。中央文革对抓“五一六”不那么积极，是因为有毛泽东那句话。

对“五一六”政策的转变

但是，在8月初，相继发生“揪军内一小撮”事件、王力“八七讲话”事件。毛泽东感到需要把斗争矛头转向“极左”。于是，对极左分子的政策再也不是“说服”了。毛泽东向造反派发出号召：革命的学生要团结，要联合，共同打垮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转折发生在8月8-10日。
8月10日至11日，中央文革连续两天召集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各造反派组织开会，指出“抓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是完全错误的，并第一次提出打倒“五一六”的口号。陈伯达对造反派们说：还有一个叫“五一六”的秘密组织，不知你们知道不知道，这是个阴谋组织，矛头对着周总理，实际对着中央，对着周总理也是对着中央。你们知道吧？能不能批判啊？打倒！在这里他很明确提出反对周恩来就是反对中央。
8月中下旬，在中央文革的号召下，北京地区开始组织打击“五一六”。8月14日，北京钢铁学院“延安公社”、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等组织成立了“专揪‘五一六兵团’联络总站”。8月17日，“五一六”组织部长李芳被钢院延安公社抓获。8月18日，钢院“延安公社”、地院“东方红公社”、农大“东方红”、师大“井冈山”等76个组织发表声明，表示要与“五一六”决战到底，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8月20日，“五一六”的头目张建旗被钢院延安公社抓获，师大井冈山揪出了“五一六”的“干将”陈立。8月25日，钢院延安公社扣留了湖南长沙一中“齐卫东”组织的“五一六”成员9人。同时，北外“红旗大队”等组织捣毁了该校“六一六红卫兵”。8月26日下午，全国一千四百多个造反派组织两万多人，在北京钢铁学院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织‘首都五一六黑匪兵团’大会”，张建旗等五个“五一六”头目被揪出示众。（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12-1967.10.1）。》）
所以，在1967年9月8日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发表时，“五一六”已被一网打尽，对其成员和组织已很清楚。谢富治在9月10日接见中学代表时，明白无误地说，“五一六兵团”是反动组织，我看大街上有人喊：“打倒‘五一六’”，小小的组织也用不着游行。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人数不超过50人，这50人中间很多是十几岁的娃娃，主要是有后台老板。
谢富治认为对五一六无须游行。然而，毛泽东在姚文元文章中所加的那段话将“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明确定性为反革命集团，说应予以彻底揭露。文章还说：“这个反革命组织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日后的扩大化。
毛泽东为什么加这段不符合事实的话，是听信了不实的汇报，还是有自己的谋划，值得研究。
军委办事组分别于10月19日和26日开会研究挖掘“五一六兵团”分子。在传达这两次会议时说：“军委办事组首先指出，要下定决心，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这些反革命挖出来！”据说这是林彪的话。如果是，则是我们知道的林彪关于“五一六”问题的唯一指示。

转自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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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查五一六运动始末2

抓“五一六”的升级

1967年8月底，周恩来首先将抓“五一六”扩大到外交部。虽然外语学院的“六一六”和“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有来往，但外交部没有人员参与他们的活动。
8月25日，周恩来对外交部人员说，“‘联络站’有人起码同‘五一六’有关系，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五一六’的活动，而‘五一六’和‘六一六’有关系。我有材料，现在我不点名。是间接还是直接的，我现在也不讲。”
8月31日，他接见外交部党委成员和联络站核心组成员时说：“陈家康像一个小丑一样，跳出来反对陈毅，实际上反对我。”并宣布副部长陈家康、王炳南停职检查，说“五一六”在外交部不可能一个没有。9月4日，陈家康作为“五一六”在外交部的“头目”而被捕。这可能是第一个以“反对周恩来就是‘五一六’”罪名而遭逮捕的人。陈家康的罪名是他曾揭发陈毅在文革初的部党委学习会上，说过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乾纲独断”。他后来于1970年7月7日因心脏病死于五七干校。
10月18日，周恩来对外交部说：“有‘五一六’分子，我知道情况并有名单，但现在不公布，以后要到外交部去抓。”
1967年9月1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发表了讲话。江青说：“还有一部分坏人在背后捣乱，以极‘左’面貌出现的就是‘五一六’。”
9月5日，江青在接见安徽代表时又讲到目前要注意三个问题：一、要坚决拥护和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从极“左”、从右边来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班子；二、要坚决拥护中国人民解放军，“抓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不要上这个当；三、要拥护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难免有缺点、错误，它是新生事物，要警惕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搞垮它。她说：“‘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是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的，它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我们一些好人他们都整了黑材料，它什么时候都可以往外抛的。” 9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组织收听江青“九五”讲话录音。9月23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转《安徽“Ｐ派”与“Ｇ派”热烈拥护和贯彻执行康生、江青的“九五”指示》。以后，根据江青这一讲话，规定凡是有“三指向”（将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向“三支两军”，指向新生事物“革命委员会”）行为的人，就要在这个运动中清查。
在1967年，除去外交部、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等少数单位以外，清查“五一六”的范围并未显著扩大。9月16日，农大《东方红》向周恩来汇报保守派把造反派划成“五一六”时，周恩来说：“那有那么多‘五一六’啊，不能批极‘左’，右派就翻案嘛。”12月4日，谢富治在北京市工代会上传达江青的话：“不要到处抓‘五一六’，哪里有那么多‘五一六’呢？”以及周恩来的话：“不要借题发挥。”这样的表态基本上阻止了相互对立组织在对方抓“五一六”的现象。
1967年11月27日，中央文革小组的内部小报第5633号刊登《中央机关群众组织抓“五一六”分子中的几个问题》。这份材料说：“一些单位已有扩大化。”它又列举了种种表现。这种扩大化应是局部的。

专案小组成立

1968年，中共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
1968年12月17日，陈伯达、谢富治接见“五一六”专案组全体人员。谢富治说：“我曾叫你们把‘五一六’成员分成三类，这是比较合乎毛泽东思想的。这三类，一类是骨干分子，二类确实是成员，第三类有的说他是，有的说他不是，晃晃忽忽，即便是，也不是重要分子。”陈伯达说：“有的人可能是，你们这个表里没有；有的人表上有，也可能不是。骨干哪有那么多？你们把当权派放进去，靠得住靠不住？你们认为有当权派就厉害了，那不一定。”谢富治说：“张建旗这个人现在是否认罪，可不能放啊！”陈伯达指着“五一六”组织系统图说：“这个需要再落实一下。”谢富治说：“总的讲有‘五一六’这个组织还是靠得住的。”陈、谢二人商量后决定：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王恩宇、傅崇兰交“五一六”专案组管。陈伯达说：“你们要写一点这个集团发展的历史。这个组织搞起来很凶，到处兴风作浪，实际上没有几个人。他怎么搞起来的？按你们这个表不行，搞一个发展的过程。”
从他们的讲话来看，基本还是一年前的口径，认为“五一六”没几个人，还是张建旗和学部那些人。谢富治仍坚持他的三类人分法。这个工作没什么进展。这也不奇怪，因为“五一六”这些人早抓完了。王恩宇、傅崇兰是学部的第三派“大批判指挥部”的领袖，将王、傅两人交“五一六”专案组，事实上认为他们不是“五一六”。这是按照正常逻辑得出的结论。
这一年，正是清理阶级队伍开展之年。许多造反派在这一运动中遭到整肃。但是没有给他们加上“五一六”的帽子。
1969年有中共九大等事件，抓“五一六”问题也没很大进展。但是8月份后，这事又提了起来。8月14日，周恩来、江青、姚文元、谢富治等接见文艺口时，江青说：“有一个事我想讲讲。就是‘五一六’匪团问题。从‘五一六’是个反革命组织。他们的后台杨、余、傅，还有混进中央文革的坏人王、关、戚。这六个人一方面打着人民解放军的旗号；另一方面打着中央文革的招牌，搞形‘左’实右，这就难免有人上他们的当，所以我们对于‘五一六’问题，要认真对待，不许他们翻案，只要交待好的，完全可以从宽处理，可以不扣反革命的帽子，交待得不好的，隐藏起来，那要查出来，可就不客气了。”“‘五一六’不仅北京有，别的地方也有骨干分子，一定要搞出来。”周恩来也说：“坚决贯彻江青同志讲话精神，把‘五一六’搞一搞。”这时，他们又将杨、余、傅算作“五一六”的后台，而且，将“五一六”从北京往外地“发展”。
1969年8月15日，周恩来接见卫生系统人员，宣布卫生系统的叶心清、杜南是“五一六”分子。他说，中医研究院的医生叶心清是“江湖医生、政客”，是“‘五一六’挂帅的”，虽然他本人也找叶心清看过病。
不到一个月以后的9月12日，国内著名中医、全国政协委员叶心清（1908-1969）被捕两年后庾死狱中。今天，关于叶心清的介绍资料是这样说的：“1967年9月，叶心清被林彪、江青一伙扣上‘五一六分子’、‘国际间谍’等帽子。1969年9月含冤病故于狱中，时年61岁。”（《成都方志网》）
到1969年为止，除了卫生系统和外交部、哲学社会科学部以外，面上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基本仍没有扩大化。产生扩大化的部门，应与周恩来有关。

毛泽东的批示

在1969年底、1970年初的时候，清查“五一六”运动发生重大的转折，从专案审查变成全面的群众性运动。这一转折应来自毛泽东的指令。按照现在已知的信息，毛的决定和章含之等人的告状有关。
章是北京外语学院的教师，和毛泽东有良好关系的章士钊的养女，曾教毛泽东英文。1968年,属于保守派的章含之，不满意入驻的海军军宣队支持造反派，遂和另一教师一起，向毛泽东上书控告军宣队“包庇极左势力，迫害干部、教师”。毛批示了她的信,要北京市委解决外语学院的问题。章含之所说的“极左势力”指“六一六”。这个组织有参与反周恩来活动的前科，但和专门反周恩来的“五一六”有所不同，有一定的群众性。（罗银胜：《红色名媛章含之》，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
毛泽东的批示贯彻后，军宣队在政策上可能有一定调整，但还未使章含之满意。1969年中共“九大”以后，她再次与那个教师联名上告到毛泽东，不但告了海军宣传队,还告了北京市，说谢富治支持反周恩来的“六一六”。毛泽东再次对她的信批示，说外语学院的问题北京市解决不了，要派8341进驻。于是，外语学院成为北京市步北大清华以后第三个8341部队进驻的大学。这之后，其后，吴德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处理了外语学院的问题。“六一六”垮台。
其它单位也有告状者。中央调查部一位干部写信反映驻该部军代表受极左思潮影响。毛泽东于2月9日批示，周恩来将信和批示转告康生、黄永胜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6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毛泽东还对北京市一件关于北师大的报告作批示，也批评北京市不抓“五一六”。在这一报告中有的地方说：“有些造反派是坏人，也可能是‘五一六’分子。”毛在这些地方批示：“这就好了”。
根据毛泽东批示，周恩来部署了更大范围内的抓“五一六”的运动，1970年2月19日,他在谢富治、温玉成、吴德18日关于外语学院批判极左和深挖“五一六”分子不力的报告转毛泽东，并说明“国务院系统和文教学部各单位，也在有步骤地批判极左思潮和右倾动摇，深挖‘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并防止扩大化。” （《周恩来年谱（1949-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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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查五一六运动始末3

全国大规模开展清查五一六

大规模的“深挖”在1970年初就已经开始。1月11-14日，北京市革委会召集各区县局负责人开会，布置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周一兴主编：《当代北京大事记（1949-2003）》，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中央各部门也是在这几天布置此项任务的。笔者则在1月10日前听到类似内容的传达。所以在1970年1月初，或极可能早在1969年底，中央应对这一运动有明确的指示和部署。
1970年1月24日晚到25日凌晨，周恩来、康生、江青、姚文元、黄永胜、谢富治、吴法宪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宣队代表讲话时，周恩来在其长篇讲话中说：“‘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从文化大革命前就存在社会上，存在于机关，司令部内。”
“六七年5月16日‘通知’正式发表后，他们组织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但根子还在以前。两个系统，大的以学部为中心，还有外事口、政法口、农林口、工交口、文化口、教育、宣传、民族、统战，军队一个口，大的是方面军，军队是冲派，是新三军。‘513’砸展览馆演出，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萧华、杨成武插了手，完全演了反革命双簧。”
“还有学校叫小‘五一六’，大专院校以学生为主，工交以张殿英为主，农林以农业大学，林学院为主，外交以一、二外为主，财贸以商业、财经、商学院为主，体育以体育学院为主，学部是‘五一六’兵团。”
“这段事情很复杂，集中到‘五一六’这个问题上，名字叫‘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来源是各个方面的，既有国外的帝修反，又有暗藏的反革命、国民党特务、党内叛徒、内奸、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是个大杂烩，不仅是中央有而且地方也有，在地方插到了广西、湖南、石家庄、湖北、四川、山西、贵州、武汉等地。”
周恩来在这里语焉不详，也许是记录不准确的关系。他说，“五一六”文革前就有，但根据后文，应理解为文革前是“根子”。又说有“大五一六”和“小五一六”。其中的“小五一六”可能相应于真实存在的“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但也有所夸大。而“大五一六”是他扩大的部分，将军队的冲派算了进去。总之，周恩来所描绘的“五一六”成了在时间、空间、内涵上都严重夸大了的“大杂烩”。
在这次讲话中，周恩来点了王、关、戚、杨、余、傅、萧华、吴传启、潘梓年。江青点了金敬迈、李英儒、于秀、陆公达、刘巨成、林杰、郑公盾、李广文、赵易亚、唐平铸、胡痴的名，还说王光美、李敦白是特务。
他们的这次讲话，特别是周恩来的讲话对于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扩大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3月27日，经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这通知是3月24日在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通知说：“‘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操纵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五一六’是一个秘密的反革命阴谋集团”，“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重点应当是揭露它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根据这个通知精神，各省、市、自治区，各地、市、县革委会纷纷发出文件，成立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周恩来找吴德谈话，说毛泽东指定他任抓“五一六”办公小组组长，公安部副部长李震任副组长。
此后，在全国掀起“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运动。在很多地方，把这个运动和“一打三反”运动结合在一起。
须知，抓“五一六”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历次运动不同。无论黑帮黑线、走资派、现行反革命，以及历史上的右派分子，其标准都是比较模糊的（所以右派分子可划五十多万人，也可在文革后缩减到几百人，其余的都被“改正”）。而“五一六”是个“反革命阴谋集团”，是个秘密的反革命组织。谁参加了“五一六”，是应该有十分明确的标准的，正如谁参加了国民党一样（当时也确实将“五一六”比作国民党）。在抓“五一六”的初期，无论领导群众、专案组、被审查分子，都是这样理解的。所以陈伯达他们还画出了“五一六”的系统图。
然而随着清查“五一六”运动在全国铺开，清查出的“五一六”分子数目急剧增加，负责清查工作的领导和专案组越来越困惑。特别是“五一六”分子的数目多得不可思议。除了许世友这样的人以外，头脑正常的人都对此不很相信。
被抓出来的“五一六”分子们也感到困惑。他们知道自己不是“五一六”。不但知道自己不是“五一六”，而且确信被揪出来的大多数人不可能是“五一六”。对自己和如此多的造反派受到审查，他们不感到奇怪，但是，毫无根据、违反常识地宣布他们是“五一六”分子，这以后如何收场呢？

“重罪行”

1970年5月11日，毛泽东在会见黎笋时说：“……今天打倒周恩来，明天打倒叶剑英，后天打倒李先念。现在明白了，有那么个小团体，叫‘五一六’兵团，趁此机会要夺取政权。”他的这一讲话实际上把反对“二月逆流”和反对周恩来联系起来，算成“五一六”的罪行。
1970年11月9日，周恩来接见外事口核心组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作关于清查“五一六”的指示。他说：“搞阴谋活动就是‘五一六’，而不在其名称是什么。这些事不是一个人做的，是个集团，重点不在这个组织是否叫‘五一六’。‘五一六’这个名称是‘五一六’通知发表后，他们借口‘五一六’通知一年以后发表有意义，要挖出赫鲁晓夫式人物，利用这个名称，煽动搞阴谋活动。所以不一定都叫‘五一六’的组织。填表不填表都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他们的反革命活动，他矛头针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要重在罪行。主要是查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他还说：“是不是参加组织，填表没有，不是主要的。要重本质，罪行就是本质，形式是第二位的。当然也要弄清楚。黑会都开的。就等于组织关系了。彭德怀，黄克诚的活动就是反党的，还需要成立什么组织？真正的核心不一定填表参加组织，他们背着中央开会集会这种行动就是罪行，有集会就是有计划的行动。只要罪行确实，抓住几件事就可以。”
他还说：“有的地方成立组织，有的地方还没有来得及成立。”他还说对“五一六”不能“三不四同”，“不能一律不戴帽子、不给处分、不装档案。没参加组织就不能定案是不对的，是把自己圈起来。”
当时听到周讲话传达的人都感到这讲话“比原来严厉了”。（宋天仪《一名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文革日记》，时代文献出版社，2013）周恩来的讲话，为解脱上述困境，调整运动目标指出了方向。这就是：1，不纠缠组织。不纠缠，就是不否定以前揪出的都是“五一六”分子。谁也没说你们不是，只是和你们不计较了。当然，也许有些人还没参加“五一六”，那是还没来得及参加，其实跟参加了一样。
在这之前，吴德、谢富治们还坚守着自己的道德底线，即只有参加了“五一六”才能算“五一六”，致使运动长期得不到进展。如今，他们明白了，原来“参加”也可以是将来时的。这就是说，你可以随心所欲地，不受任何政策和道德约束，将你所不喜欢的人打成“五一六”。第二，要“重罪行”。
什么罪行呢？周恩来给罪行规定了底线：“背着中央开会集会这种行动就是罪行”。所以背着中央开会就是“五一六”。
他所指的“背着中央开会集会”可能指北航725“黑会”，但没具体说明集会规模之大小。这就为“罪行”的无限扩大提供了可能。
罪行的具体内涵，可以从两方面概括。首先，还是“三指向”。其中以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为最大罪行。什么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呢？就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这样不到十个人。什么是“指向”呢？像张建旗那样公然在大街上贴标语“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自然是“矛头指向”，谅他自己也不否认。这样一类人和行为并不十分罕见，但就全国来说，还是极少数，也未必是典型的造反派。所以到了清查“五一六”时期，特别是1970年以后，“指向”的范围空前扩大。如有造反派背后埋怨“周总理有点合稀泥”，或者老百姓在家里跟老婆说“其实江青原来是个戏子”，这就都是“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按“五一六”抓没错。
那时常说的一个词叫“议论”。反对中央首长固然罪大恶极，议论中央首长亦为不赦。例如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经济研究所的吴敬琏被打为“五一六”分子，就因为“议论康生”。所以对于“无产阶级司令部”只可敬畏，不可议论，如对神明一样。中世纪的英王詹姆斯一世曾说：“议论上帝是亵渎；议论国王是反叛。”不许议论是封建专制制度的特征。
“五一六”罪行也可根据一些事件来确定。这些事件因地区单位而异。例如，1月9日，周恩来说：“‘五一六'专案组把几件大事搞出来，弄清楚就行了，如8月11日批陈大会，围困中南海，谁参加了？谁的头？当时我在中南海，我就是不走，戚本禹对我说：要走。当时刘、邓都在中南海，我要走了，冲进来就不行了。……”
从这些事件定罪要比“三指向”的范围还宽。例如“围困中南海”事件，当时是要把刘少奇揪出来斗。当时刘少奇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谁想得到这样的行为也成了“五一六”罪行呢？原来，戚本禹教唆围困中南海的目的是要把周恩来赶出中南海。这又有谁想得到呢？况且，戚本禹1980年受审判时，也没宣布这样一条罪状啊。但是在抓“五一六”运动中，北京建工学院女学生董临平就是因为这一条罪状（不让周总理睡好觉）受审查于1970年8月4日自杀身亡的。
1971年2月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专案联合小组以吴德为组长，李震为副组长，组员有13人。《决定》指出：在清查过程中“既要防止扩大化，又不要一风吹，就必须集中力量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一系列罪行，将它一个一个落实，而不要一开始就笼统地追查组织关系和是否填了表格。”
此后，清查“五一六”又掀起高潮。这就是吴德说的抓“五一六”“时伏时起”。
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以后，陈伯达被揪了出来。于是，在“五一六”的后台的名单中，又增加了陈伯达的名字。1971年“九一三”，林彪折戟沉沙，名单中又增加了林彪。但自此以后，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开始沉寂。原因之一是清查“五一六”都由进驻各单位的军代表负责，而在“九一三”后，不少地区的军代表撤出。但在一些地区，清查“五一六”仍然继续开展，例如1972年7月4日至8月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召开三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精神，自治区党委领导人在会上强调：各地根据区党委的部署，在进行路线教育的同时，认真抓紧阶级斗争，打击利用林彪叛党叛国事件进行破坏活动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其他重大刑事犯罪分子，继续抓紧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和开展社会清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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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查五一六运动始末4

中央单位：外交部

毛泽东在1970年10月8日会见金日成时说：“外交部也有两派，在一个短时期，1967年7、8月，是在极左派的统治之下，烧了英国代办处。你看，这个领导的是一个反革命秘密组织，它的名字叫‘五一六’。”
外交部是清查“五一六”的重点单位。部分原因是在外交部确实有反对周恩来的活动。其时间也是和“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同步。在反击二月逆流时，外交部的造反组织“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第一把手王中琪等少数人，也以“五一六纵队”等战斗队名义，公开贴出了影射反周恩来总理的大字报。这一动向很快被中央文革制止，联络站本身也整风，批评了王中琪。王中琪本人也写检查呈送周恩来。
正因为有这段历史，又因为在1967年有涉及外事的几件大的事件，外交部就成了清查“五一六”的重点单位。其过程历经三个阶段。1967年底至1969年底，为摸底排队时期；1970年至1971年，为全面铺开时期；1972年至文革结束，为“戴帽”扫尾时期。（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
外交部清查五一六时的“四大案件”是
1、“三砸一烧”（砸印度使馆、印尼使馆、缅甸使馆，烧英国代办处）；
2、“三砸一封”（砸政治部、办公厅、总务司，封部党委）；
3、篡夺外交部大权（“联络站”在1967年8月上报中央的那个部业务领导班子名单事）；
4、失密窃密（1967年王力的秘书出面传达中央文革为写批判文章而到外交部调看有关材料事）。
实际上这些事件主要是社会上的红卫兵干的，很多与外交部关系不大，更与“五一六”无关。
在1972年的定案人数分别为：正式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20人，头一名就是姚登山，王中琪也在列；另有划为敌我矛盾性质待处理的31人；因“五一六”问题给予各种处分的80余人；定为犯严重错误的170多人；因“五一六”问题而属一般错误的1408人；总数超过当时外交部的人员的一半。
外交部一位支持造反派的老干部何方说：“外交部整‘五一六’分子，是周恩来亲自抓的。因‘五一六’罪名被整人数有2千人，有些司几乎二分之一（个别司甚至更多）的人被打成‘五一六’。把一些很有水平的人打成‘五一六分子’，同时又是找垫背的，把‘文革’的罪过推到这些人的身上。邓小平、陈云在这些问题上有派性，处理得不好。至今没有给为时两年多、上千万人被整被抓的‘五一六’运动这一冤案平反，官史根本不提这件事。”他认为，周恩来有报复之嫌。（邢小群：《口述史与文革研究》，天益网，2006年7月19日）
周恩来要外交部以抓“五一六”为运动中心并亲自出马。“他找外交部造反派若干头头和骨干，劝说他们坦白交代。新闻司科员成绶三和黄安国，均响应其号召，承认为外交部‘五一六’的组织部长，并招供了一百多人。”除陈家康副部长外，刘晓副部长、前驻苏大使潘自力，也被打为‘五一六’后台。（何方，《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明报出版社，2007年》

农林口和秦化龙问题

农林口之所以在抓“五一六”运动中占有突出位置，是因为其负责人是“二月逆流黑干将”谭震林。谭震林绝对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反对者和消极派。他在运动开始不久就到农垦部号召大家给部长王震贴大字报。1966年8月他又指责农林口政治部主任、农林口文革领导小组组长秦化龙“企图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将其革职。1967年初，农林办公室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宣布秦化龙及其支持者是反革命，被批斗和监督劳动。秦化龙之所以被揪出，可能是因为他在1964年从上海警备区政委任上调到农林口，是外来户的关系。
到了4月份，风云突变，谭震林成了“二月逆流黑干将”，被广大红卫兵和群众组织声讨批判。造反派红卫兵根据政治运动的一般逻辑，当然认为谭所打击的王震和秦化龙是好人，要求为他们平反。当时王震已被毛泽东肯定，于是焦点集中在秦化龙身上。（许仁俊《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内幕》，《党史博览》，2010年8期）
此时，社会上正掀起一股怀疑、攻击周恩来的潮流。5月16日，进驻农林口的一些北京农业大学红卫兵成立了“农业大学东方红公社五一六兵团”，以反击二月逆流为旗帜，明确要求为秦化龙平反，并含沙射影攻击周恩来。他们这个行为受到同一派别群众的谴责，很快贴出大字报承认错误，宣布解散。这个“五一六兵团”虽然只存在了一天，但却早于张建旗的钢铁学院“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产生不可预料的影响，特别是，秦化龙和反革命集团“五一六”发生了无法摆脱的联系，成了五一六的“黑后台”。他之所以倒霉的另一原因是他属于以马明方为首的“新疆叛徒集团”。
1967年9月初，康生和江青在首都红卫兵代表会上，突然宣布：“革命小将们，秦化龙不是好人，你们要提高警惕啊!他是‘五一六’反革命黑后台，还有新疆叛徒集团的问题。你们不要保他了，要反戈一击、立新功啊!”
1969年，农林口各机关下放到五七干校。军代表在这里宣布，中央将秦化龙定为“五一六反革命黑后台”，正式逮捕，并将拥护他的干部打成“五一六”反革命骨干，予以批斗。
1975年，“新疆叛徒集团”问题解决后，秦化龙才从秦城监狱放出，文革结束后，才对他的问题下正式结论。

哲学社会科学学部

由于学部《红卫兵联队》为北京市造反派中激进派的中坚力量，以及关锋和学部吴传启、林聿时等人的特殊关系，学部成为另一清查“五一六”的重点单位就不奇怪了。
从军宣队进驻后，就开展清查“五一六”的运动。“打倒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潘（梓年）、吴（传启）、林（聿时）、周（景方）、洪（涛）、王（恩宇）、傅(崇兰 )为首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大字标语便贴满了学部大院。
据吴敬琏回忆，学部在文革中分为三派：除去联队、总队外，还有大批判指挥部。“军宣队来了以后，开展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先是依靠‘总队’，并联合‘大批判指挥部’的一些人把‘联队’彻底打垮。把‘联队’的几乎全部骨干都打成了‘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然后，又开始整‘大批判指挥部’的人”。
但运动开始不久，学部就下放至位于河南省息县的五七干校。运动主要在干校进行。在顾准的“息县日记”里对运动进程有充分的反映，虽然顾准本人是右派，与抓“五一六”无关。他的日记上说：
1969年11月3日，在北京“斗争林聿时大会”。
11月17日，到达干校。
12月15日，“清队（五一六）动员并讨论”。
1970年3月1日，“批判五一六大会”。
3月12日，“批判孙冶方大会”。（按：可能与抓“五一六”无关）
3月20日，“批斗李学曾大会”。
4月9日，“斗争罗宇周大会”。
4月23日，“下午批判会（极左思潮）”。
6月10日，“‘五一六’批斗大会（对抗与反复，退还材料）”。
6月30日，“‘五一六’问题讲用会”。
12月11日，“‘五一六’动员大会；下午竖大字报席屏（运动开始）”。
12月21日，“学部批斗‘五一六’大会——细雨中，下午讨论”。（顾准：《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从1969年底到1970年底，批清运动整整搞了一年。为什么到1970年底，又开始“动员”了呢？这是因为到1971年春天，干校搬到一个部队的空营房，不再劳动，专门搞运动。直到庐山会议后，说华北地区是陈伯达的反革命基地，从华北军区来的军宣队变得有点“六神无主”，运动才松懈下来。
批清是学部在文化大革命中死人最多的一次运动。据顾准记载，“考古所回去了11人，死了一个高集。”“高死，是‘五一六’案，自杀的。据说，他先割动脉，未成，上吊，绳断，跌断二三颗牙齿，伤太阳穴。然后，他又去取新绳，砍了，系了，毕竟死了。”考古所在1969年军宣队进驻后，还死了一个陈翔鹤，《文学遗产》编辑。
经济研究所在干校死两位妇女：刘静姝、郭谨仪。这两个人分别死于1970年8和9月，不是自杀的，是病故。其中郭谨仪是“雨中挑水休克”不治而死。顾准说，这两个人如果不死，也将是“五一六”分子。
因为韦君宜的丈夫杨述是被学部的吴传启揪出来的，在清理学部“联队”这个最大的“五一六”黑窝时，有关方面要韦君宜“亲征”哲学社会科学部，去清查“五一六”案。她初步看了一些材料，说一看便知那些“资料”全是捏造的。（《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

其它中央单位

其它很多中央单位也是在五七干校开展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文化部在1969年底下湖北咸宁五七干校之前就开始清查“五一六”运动。12月10日，开全干校“继续深挖‘五一六’匪团动员大会”。到1970年3月份，已开过12次动员大会以及数不清的大小批斗会，涉及人越来越多，到5月份，已开过6次坦白大会。5月份，北京军区的支左人员撤走，由武汉军区人员代替，清查“五一六”运动才进入低潮。但是直到1971年9月份，才宣布从深挖“五一六”转入整党。（陈白尘：《牛棚日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有人描述文化部抓“五一六”的情况：“整个干校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很快就弄成腥风血雨，文革初期响应号召起来造反的年轻人大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清算。逼供信及打骂现象极为普遍，因为听不惯半夜挨打的哭叫声，一些农民还到连部抗议。连队还成立了各敦促投降小组，对‘五一六’分子实行长时期的大小会围攻，限期要求交代。同时让‘五一六’分子参加重体力劳动，有专人监管。白天晚上采取不停顿的战斗措施，力求使‘五一六’分子失去抵抗。”（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粮食部的抓“五一六”也与派别斗争有关。1967年，进驻该部的军代表支一派压一派。被压制的派别写信上告。1970年1月18日粮食部召开清查“五一六”动员大会以后，就将他们的活动定性为反对解放军，当作“五一六”审查。在一年多的审查过程中，“部内约780人中，约120人被打成‘五一六’。连在游行集会人群后面摇旗呐喊的司机、电工、理发员、收发员、服务员、保育员都未能幸免。多人被打掉牙齿、打聋耳朵、打折胳膊，两人被整死。” 7名领导干部被打为“黑参谋”。（陈其阵《痛忆粮食部清查“五一六”》，《炎黄春秋》2011年10期）
在外经部（原对外经委），从1967年11月即开始追查“五一六”分子，1970年大规模开展运动，将数十名群众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对他们施行骇人听闻的种种酷刑、摧残、迫害和歧视，并作了书面结论和组织处理。其中原团委书记秦仁术被关押、管制共11年（1968-1979）。一位副局长张仁从被打成“五一六”后台，在干校自杀身亡，死后草草掩埋，被野狗吃掉。（王耀平《评〈方毅传〉》，作者博客，2010）
1984年陈慕华代表部党组对文革里的冤假错案问题做了检查，她说：“还有195位同志被作为‘五一六’的清查对象，有些（40多名）还被定为‘五一六’分子。对他们搞逼供信，甚至刑讯逼供。有一位同志（周高攀）从国外回来，一下飞机就被宣布为‘五一六’分子，立即关起来，施用了23种刑罚手段，如打耳光，揪头发，压脖子，喷气式，七天六宵不让睡觉，不给水喝，弄得昏倒在地，等等。”（曾实《要正确回顾文化大革命——与〈方毅传〉作者商榷》，《五柳村》，2010）
中国科学院也是在1970年1月开始这一场运动的，所打的“五一六”分子数目超过文革初期“五十天”所打的“反党分子”数目。1972年11月14日在军代表主持下召开全院“宽严大会”。在会上通过一些屈打成招的“分子”之口，宣布某一群众组织的各级骨干就是“五一六”的各级骨干，实际将一派打成“五一六”。这在当时公开宣布的政策也是不允许的。而且在中科院，对这一文革期间最大的冤案假案迄今未作任何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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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查五一六运动始末5

北京市

北京市成立了抓“五一六”办公室，由张铁夫负责。一开始，也是“查他们的登记表、组织情况等等。我们怎么查也查不出来东西。”周恩来讲话后改弦更张。“我们就借这个形势，提出反极左，把一些破坏生产的坏头头、打砸抢很厉害的分子作为‘五一六’问题来抓。”于是，“五一六”分子变为“五一六”问题。
北京市抓的几个事件是：一，围困中南海；二，火烧英国代办处；三，午门大会，即香港问题。此外还有几起重大的武斗事件。
据吴德回忆，北京市在清查运动中共涉及5万多人，触动一万五六千人，重点人700多，办隔离学习班最多3000多人。
吴德说，“就是通过这次清查，把‘五大领袖’拿下来的，批判、查清了他们的罪行，然后把他们下放去劳动改造。”
著名作家钱钟书的女婿王得一是北师大的造反派，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因为被审查的“五一六分子”交代名单在他手中而自杀。后来学校党组织做了结论说：“70年初，王得一同志被错误审查，在极左路线和军工宣队搞逼﹑供﹑信的巨大政治压力下，于1970年6月13日凌晨不幸去世。”
根据北航《红旗》的戴维堤回忆，1971年的3月17日，738厂（即北京电子管厂）的军管会组织了本地区的批斗“五一六”分子大会。“五一六”分子们一个个被押上台去，低头弯腰三鞠躬，痛苦流涕而又口苦悬河，不但一个个承认了自己是填了反革命登记表的“五一六”分子，而且交待出了几十、几百个发展对象。有一个头头竟然连续说了十分钟的“某某某”。按两秒钟说一个计算，他一口气交待出了300多个“五一六”分子。不几天，738厂就抓出了一千多个“五一六”分子。
他们是怎样被逼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分子的呢？他们被别人交代出以后，就被专案组叫去谈话、审查。不承认怎么办？很好办，关押，逼供。“发展你的人都交代了，被你发展的人也交代了，你还等什么？”这是军管会的诱供秘决。于是，好汉不吃眼前亏，许多人便承认了自己是“五一六”分子。对于某些交代问题不太痛快象挤牙膏一样的人，军管会便让某些工人看守们练练拳脚，并长期关着不放。
北京大学的清查“五一六”运动整整搞了两年。“根据1973年3月1日校党委扩大会议讨论清查‘五一六’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称：经二年调查，涉嫌‘五一六’分子的117人的问题已经查清，其中认定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仅两人，即聂元梓和孙蓬一。其他人则‘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会议决定：‘给聂、孙戴上‘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帽子，开除出党，报市委批准后，全校召开大会进行批斗。’同时宣布：‘清查‘五一六’运动到此结束。’”（张光磷《季羡林先生》，网络版）
一位进驻北京建工学院的军宣队人员回忆：“该文件（指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并未明确规定‘五一六’分子的标准和界限。当时，上级指示，凡是有‘三指向’（将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向‘三支两军’，指向新生事物‘革命委员会’）行为的人，就要在这个运动中清查。所谓的‘三指向’其实是可以做出无数种解释的，这使清查具有了很大的随意性；而‘三指向’与以往的‘反革命’罪不同的是，它很容易被延伸到‘文革’中最活跃的‘造反派’身上。因此，很自然地‘清查’运动的矛头就指向了在校大学生里‘文革’初期的积极分子。这个运动是对‘文革’初期积极分子的一次严重打击。领导这个运动，是我觉得最对不起建工学院学生的地方，也是我抱恨终生的遗憾。”（陈昭《“文革”中的“军宣队”——一位大学“军宣队长”的回忆》，天益网，2006年7月9日）
清华大学实在江西的鲤鱼洲干校掀起抓“五一六”运动的。1970年秋，大喇叭成天广播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事情，不断地动员参加了这个阴谋集团的人出来自首，据说交代清楚了就原来干什麽还干什麽，不会受处分。过了几天，团部开“五一六”分子坦白大会。军宣队负责人刚讲完开场白，马上有人上台交代，大声说，我是某某某，我现在坦白交代，谁谁谁介绍我参加的“五一六”，我又介绍了谁参加，说得有鼻子有眼。接着只见许多人站起来抢着喊：我交代！我交代！一时忽喇喇站起来一大片。然后，突然很多人喊：“陶德坚，站起来！”以后又将他隔离检查。一年后，回到北京，清华工宣队负责人迟群宣布，鉴于陶的罪行，给他戴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这是清华唯一定案的“五一六”分子。总的来说，清华大学的批清运动搞得不很激烈。（陶德坚回忆录，五柳村网）
在北京地质学院，物探系总共只有120多名教职工，其中108人被打为“五一六”分子。该校数名师生被整死。原党委常委李贵自杀未遂。（聂树人《“一打三反”与“抓五一六”》，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4）
北京林学院是在下放地云南开展抓“五一六”的，凡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公社”成员及运动初期造反的教职工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杜婉华《北京林学院清查“五一六”》，《炎黄春秋》，2013年7期）

江苏：许世友的恶行

在江苏，许世友1971年给毛泽东写汇报说：“在‘一打三反’中，发现我们这里有不少‘五一六’分子，不仅地方有，军队也有。据不完全统计，本人已交代参加‘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有1190多人，嫌疑对象2000多人。”（李文卿《近看许世友（1967-1985）》，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这还是在江苏抓五一六的初期。
官修《南京市志》记载：“清查‘五一六分子’，成为一场规模大、时间长、斗争残酷、危害极深的运动。从市革委会1970年4月发动至1974年5月市委正式宣布结束止，运动历时四年多。全市1083个区属以上单位搞了‘深挖’，占单位总数的80%以上。运动动员面在百万人以上，大批干部群众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运动中被迫害致死的达250人。原市级机关160多名部、局以上干部，绝大多数被划为‘五一六分子’。部、办一级负责人17人，被隔离和上了‘大名单’的有13人，占76%。原市委常委、副市长以上干部12人，除生病的以外，10人中有9人被 列为‘五一六分子’，占90%，有2人被关进监狱，5人被‘密封隔离’。至于一般职工，在‘深挖’中被搞得精神失常、伤残不愈、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更是为数甚多。粉碎‘四人帮’以后，历史恢复了原貌。1979年3月13日，南京市委宣布：南京没有一个‘五一六分子’，更不存在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原来对一些受审查同志所作的结论作废，予以销毁。”
南京一百万人口，抓了27万。六千职工的扬子江机械制造厂，抓二千。江腾蛟后来也成了五一六分子。（黑雁南《十年动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中山陵林业学校90%的人都是五一六。盐城专区不少单位清出的五一六占人数的40%以上。
《近看许世友（1967-1985）》这本书，除了歌颂许世友外，还讥笑那些在被诬为五一六的人，说什么“奇怪奇怪真奇怪，‘五一六’帽子争着戴”。是的，谁愿意戴那顶“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帽子呢？这背后的故事，书中讳莫如深。知情者言：“许多人之所以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大多是逼供讯的结果。在深挖‘五一六’运动中，不少专案组采用了捆绑、吊打、压扛子、跪瓦片、坐老虎凳，用烙铁烫身体，灌吃大粪，开水浇头，大热天穿羊皮大衣等各种酷刑，使许多受害者被毒打致残、精神失常，更多的是屈打成招。”在溧水县的深挖五·一六运动中，不堪折磨自杀身亡的就有27人。（余姚后人《许世友与江苏“两挖”》)
南京市的重点清查单位是南京大学和734厂。这两个单位由省的“深挖宣传队”接管，他们叫嚣：“要挖地三尺！一个不漏,一网打尽！”。734厂打共了一千多名“五一六”分子。在南京大学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分管科研的副校长杨世杰虽然与所谓“五一六”并无关系，却被“隔离审查”， 被打得很利害。他不堪受辱，自杀身亡。 计算机数学系青年教师钱新民，被“批判斗争”，被打。他不堪迫害，逃到南京郊区跳燕子矶自杀身亡。天文系教师朱耀新在溧阳农场劳动期间，被“隔离审查”并遭到毒打。他在夜间试图逃亡，结果不慎跌入水塘死亡。(王友琴《文革受难者》，网络版)
南京歌舞团副团长，女演员李香芝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惨遭杀害。文革初期，李香芝起来造反，并被推选为省歌舞团造反组织“红色造反队”的勤务组成员。她贴了一张反对找女演员为首长陪舞的大字报，并写了一份意见书准备寄到北京，要求中央首长带头不要找演员去陪舞，但未寄出。在1967年夺权后，她所在组织属于好派。1968年，江苏省成立革命委员会以后，就在两派实行大联合的旗号下，开始了有组织、有领导地迫害广大干部群众的残酷斗争。第一个迫害广大干部群众的浪潮是“清理阶级队伍”。李香芝当时有病，也被揪到牛棚关押，并被批判为“地主分子”、“假党员”、“反党乱军”。直到1970年5月20日才宣布解除隔离，但在审查材料中说她犯有严重错误，民愤极大。
解除隔离没几个月，从1970年8月份起，她又被作为“五一六”的重点对象，在江苏省五七干校，重新被关押审查，遭到残酷迫害，使她精神失常。最后，审查者抓住她说的疯话上纲，将其判处死刑，于1971年9月2日举行公审，然后押赴刑场枪决。这一案件未经任何司法程序，只凭当时的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的两则文字不通的批示：“将李犯立即被（应为‘逮’）捕，关起来，不准任何人提审。”（8月2日）和“同意政法组的意见，望力级（应为‘立即’）执行。”（8月23日）（《南京女演员因写大字报反对陪中央首长跳舞被处决》，《文史精华》，2005年第7期）这里所说的副主任，应指负责清查五一六的革委会副主任、省委副书记吴大胜。李文卿的书上说他“厚道、正派、做事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吴大胜忠于许世友，许世友忠于毛泽东。除去忠于他心目中的皇帝毛泽东以外，许世友很像红色高棉。不但对造反派赶尽杀绝，对和他一样的军队高级干部乘机排除异己。在江苏抓“五一六”运动中，许世友一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态度，身体力行，全力投入。他亲自审问“五一六”嫌疑人员，甚至动手殴打被审查的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江苏省军区司令赵俊一直在劳改，这次又被打为“五一六”。许世友亲自审问四次，每次一开头都是破口大骂。审到第四次，赵仍不肯承认是“五一六”，许世友就喝令他滚回军区，接受批斗。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陈光也被诬为“五一六”的黑后台，被投入监狱。
以“五一六”和其它罪名，江苏省的多数领导干部被长期关押，遭受残酷迫害。省委交通部部长王治平和统战部长高啸平在关押地点被斗死。（丁群《刘顺元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像许世友、韦国清这样的横行不法、草菅人命、作恶多端的地方军阀势力，只能在他们调走或去世后，真相才能澄清。1974年底，许世友调往广州军区，彭冲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1974年11月13日，中央政治局领导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纪登奎等人接见南京军区、江苏省委负责人，叶剑英、纪登奎等严厉批评了江苏深挖“五一六”犯的严重错误。叶剑英说南京军区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独立王国，特别是“五一六”搞这么多，是同中央对立的。“过去你们南京军区，谁敢讲话，水都泼不进，谁讲一句反话，就打成‘五一六’。”此时许世友已调走，吴大胜等人成了替罪羊，很快一蹶不振。
中央首长讲话在江苏传达后，江苏各地的支左军代表都撤回了部队。此后，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苏各地群众都把斗争矛头指向了深挖“五一六”运动和许世友、吴大胜等人，一时间各地城乡大字报铺天盖地，举行批判控诉大会，广大群众心中的火山爆发了。南京与各地市县被抓被关的“五一六”分子大部分相继出狱。
江苏省的其它地区也是如此。苏州的江苏师范学院当时共688名教职工，有396人被打为“五一六”分子，“打击面之宽则已到骇人的程度”。（朱子南《一所高校清查“五一六”的惨剧》，《世纪》2015年2期）1975年5月29日，邓小平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谈到：“从解决铁路问题、徐州问题的经验来看，落实政策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清查‘五一六’，徐州市搞了六千多人，这是很吓人的数字。搞了那么多人，不给他们落实政策，能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吗？”（邓小平《当前钢铁工业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1975年5月29日）
江苏的问题在文革结束前就出现转机，原因之一是毛泽东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对调的决策，二是许世友不仅造反派和普通群众中抓“五一六”，而且迫害了很多干部，包括高层干部。朝中总有人为这些干部说话。如果仅仅是造反派和普通群众受到迫害，其结果要悲惨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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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查五一六运动始末6

其它地区

1969年底，中央召开第三次解决四川问题的会。会议期间，周恩来问黄廉，在北京认识哪些人，认不认得蒯大富，知不知道“五一六”是怎么回事，黄廉回答说见过蒯大富，“五一六”一概不知。1970年4月30日晚上，开始办隔离的学习班，未经任何手续将他这个省革委副主任予以拘禁。一开始说克服派性，接着就叫他交代在北京怎么与“五一六”联系，下面又发展了谁。9月份，他作为“五一六”分子在他原单位木材公司被批判。这个学习班直到林彪垮台才结束。省里将责任推给林彪一党，说学习班是梁兴初叫办的，中央军委也有批示。运动中一共逼死十几条人命。
在给黄廉办学习班时，军队干部就和他说，“五一六”有国际背景，还与拉美的游击队以及格瓦拉有了关系。学习班结束后，省里一些领导干部又找他，郑重其事地问他，是否收到国外的信，说是拉美国际游击纵队很欢迎你，问他切－格瓦拉知道不知道，人家副司令的位置给你留起的。（黄廉：《重庆文革口述史》，网络版）
湖北在1969年底开始在北京办造反派骨干的学习班。陈伯达四次去讲话，把学习班的方向从“消除派性”扭转到“清查‘五一六’”，陈伯达不仅亲自作动员工作，还在会上公然说“湖北武汉是‘五一六’的根据地、仓库和保险柜。”在湖北，清查“五一六”和打击“北决扬”结合。成员不足20人的“北决扬”在全省清查出10多万人，“有的惨死狱中，有的落下终身残疾。”（古远清《报案人成了作案人——湖北大学文革杂忆》，《炎黄春秋》2015年11期）
在广西，继1968年对造反派实施大屠杀后，在1970年继续以派划线，迫害过去被诬为“反共救国团”的对立派人员和外地分配来持不同观点的人员。1970年4月开始进行清查“五一六”的试点，1971年5月全面铺开。1972年6月传达领导小组指示说要搞清“五一六”的指挥者、策划者和黑后台，于是又有一批干部遭难。10月开始结案，1973年9月基本结束。例如柳州铁路局及其各分局组成493人的专案队伍，重点清查事件8起，80人定为审查对象，其中5人定为“五一六”分子，3人定为反革命分子，11人定为敌我矛盾案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梧州市共清查大小事件30宗，其中重大事件7宗，涉及数百人，重点审查对象192人，其中5人被迫害致死。很多县搞的轰轰烈烈，例如玉林地区容县审查601人，贵县审查836人。（《官方处遗档案》，广西文革研究专题，2014）
山东省清查“五一六”运动的第一阶段在1971年913以前，这一阶段的运动主要是围绕原山东省革委主任王效禹犯下的“三个反对”、“四个指向”的罪行进行，主要排查出十个重大事件。
清查“五一六”不仅发生在大城市。在山东省沂水县这样一个县里，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共查出62名“五一六”分子。上海南汇县审查斗争了3千多人，非正常死亡60余人。上海宝山县清查“五一六”和“一打三反”结合，清查出5千多名有问题的审查对象，被迫自杀40多人。（姚治邦《臭老九的人生》，草根文学网，2007）
在一些地区，也将被打倒的领导干部挂了进去，如在天津，1971年初将前市长胡昭衡等打成“‘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总后台在天津的黑班底，是破坏天津文化大革命，反党乱军，阴谋篡权的主谋，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天津的策划者和操纵者”，并印发《‘五一六’总后台的死党江枫、胡昭衡、王亢之、方纪、李树夫罪行材料》。
有些地方清查“五一六”运动开展较晚。如嘉兴地委于1972年10月才建立地委清查“五一六”办公室，地区对敌斗争领导小组负责统一领导“五一六”专案的清理、审查和核实，并在人保组内设清查“五一六”专案组为其办事机构，1975年8月才撤销。
解放军当然也不落后。1970年1月24日中央首长接见时，黄永胜说，军队已挖出400多“五一六”分子，还没挖光。军队除“五一六”的方面军以外，“斗罗筹备处”、“批陶连线站”、“星火服务站”，都是“五一六”组织。对“五一六”不能手软，不要什么一碗水端平。军委办事组在1970年发的一份文件中，点了10个院校和文工团的名字，包括解放军艺术学院、张家口技术工程学院、第二军医大，都是造反有名的单位。
他这里说的“不要一碗水端平”，意思就是要整一派,可能不仅是他自己的意思。
据吴德回忆，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有人向毛泽东写信，说吴打击了造反派，要复辟。毛将信转给吴德，并批示道“‘五一六’是极少数，早抓起来了，是不是没有注意政策，请市委酌处。”
在商量如何落实政策时，李震建议向上写个报告，向下发一个指示，说明政策界限。吴德不同意而未行，他说当初成立联合小组时，他就提出过政策的问题。周恩来说，就按延安肃反的九条方针，再加上“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办。想搞个政策界限，没有必要，而且很难。所谓延安九条是指中共中央在1943年8月15日发布的《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中提出的“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知道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它是非常一般的政策，适用于所有审干运动。所以，这一运动从一开始就没有提出政策界限，而领导者也清楚意识到，不可能提出任何政策界限，也可能故意不提出政策界限束缚自己手脚。即使在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运动中，这也是很罕见的。
吴德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开始落实政策。他和李震负责的这个小组，应该是负责全国抓五一六运动的，但是由于未将毛的指示落实到任何正式文件，看来他们的落实政策只限于北京。
吴德未交代毛泽东什么时候发出这一指示的。估计可能是1971年。因为从那年开始，大规模的抓“五一六”运动才逐步停止。但因为没任何正式文件，运动在很多地方还继续进行，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时才完全终止。

小结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说：“就全国范围而言，清查‘五一六’问题事实上并不是清查那些曾经张贴反对周总理大字报的‘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而是变成了对人民专政的一种手段。”这样说符合事实，定性准确。
《大动乱的年代》说：“由于下列原因，在揪‘五一六分子’活动中出现了极其混乱的情况：第一，在全国揪‘五一六分子’是主观主义的。除北京有过‘首都红卫兵516兵团’外，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根本不存在的。第二，规定凡有‘三指向’言行之一者即为‘五一六分子’，这是以‘无产阶级司令部’、‘革命委员会’代表人民的利益因而正确为前提的，这个前提根本不能成立。‘三指向’极为广泛，没有明确的政策界限，因而打击一大片。第三，领导揪‘五一六分子’的正是大搞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江青一伙，他们乘机指鹿为马，残酷打击反对他们的干部和群众。第四，在两派尖锐对立的情况下，互揪对方‘五一六分子’的情况普遍发生。数以百万计的无辜的干部、群众遭到打击。”
在这四条原因中，第一、二两条说得很对。第三条不对，揪“五一六分子”运动未必是在江青一伙领导下进行的。被打成“五一六”的大多是造反派。造反派首先反对的恐怕也不是江青一伙。“他们乘机指鹿为马，残酷打击反对他们的干部和群众”说得很好，但远远不止是江青这样的人。
第四条也不对。到了1970年，在大多数地区，已不是两派尖锐对立的局面了，而是军宣队、工宣队的一统江山了。也不是两派互揪了，而是军宣队利用保守派揪造反派了。也就是说，是军宣队及其领导将派性进行到底了。
《文化大革命简史》一书中，关于清查“五一六”一小节的标题是“无中生有的清查‘五一六’”，但是将其归之于林彪、四人帮：“可是，林彪、江青一伙接过清查‘五一六’的口号，极力夸大这个反动小组织的力量和活动，任意扩大范围，千方百计地混淆和转移清查目标，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文革以后的1978年，“五一六”专案办公室交给中组部。当时的中组部长宋任穷事后说，这个办公室“不存在四人帮插手”。（《宋任穷回忆录》（续集），解放军出版社，1996）这是对《文化大革命简史》一书最有力的驳斥。
从现有资料来看，清查“五一六”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之下进行的。周恩来的两次讲话起了主导的作用。江青要负一定责任，但没有很特殊的责任。林彪要负什么责任要进一步研究，目前不好定论。至于江苏地方的问题，主要应由许世友负责。
许世友热衷于抓“五一六”，也和毛泽东批评他“只抓黑，不抓红”有关（黑指煤炭生产，红指阶级斗争。这是1969年9月毛泽东来南京时对他说的）。至于周恩来，正如杨小凯所说，“他自己1974年就不得不承认，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死人那么多，他应负主要责任。”（杨小凯：《再谈“文革”》）清查“五一六”运动的荒唐逻辑甚至不符合解放以来中共对敌斗争的一贯政策，即使用文化大革命的标准衡量也是不可思议的。一贯被认为稳健的周恩来的如此作为是很值得研究的。
清查“五一六”运动期间发生在外文局的“政治谋杀案”事件也发人深省。外文局属于外事系统。这个局及其所属单位在造反派掌权时审查干部，被拘禁的人员中有中层干部李薰荣、方靖、方应旸、韦福弟等四人不堪折磨，分别跳楼自杀身亡。1970年清查“五一六”分子和一打三反运动开展后，对这几桩事件进行清理，由周恩来指定外交部党的三人领导小组（李耀文、裴宗澄和马文波）以及公安部长李震直接审理这些案件。经过从1970年底到1973年初的审查，外文局军管小组将这些案件定为“政治谋杀案”。有68人被定为案犯，逮捕12人，劳教8人，拘留4人，在机关受审查38人，在审查中死亡4人。已经是一命抵一命之后，1973年3月公安部、外交部、中联部联合写了《关于外文局四起谋杀案件处理的报告》，拟判死刑2人，死缓2人，有期徒刑25人，劳教13人。1975年8月，他们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打了一个减少判刑人数的报告，但周恩来和公安部长华国峰均未批。直到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2月华国峰指示要实事求是认真进行复查。8月，公安部和外文局联合成立复查组开始进行复查。1978年10月才得到结论：谋杀罪罪名不能成立，将68人定为案犯是错案。但此时，很多“案犯”已被关押七八年之久。（戴延年、陈日浓编《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大事记》，新星出版社，1999，还可参考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中国福利会志》）
在绝大部分部门和单位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被打为“五一六”分子的人数都显著超过运动初期“五十天”打的反革命的数目。其人员组成也相差不多。可认为是“五十天”时期前后所预言的“秋后算帐”的兑现。而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全国被清查的人数，据戴维堤估计，有千万之众。
从中央到地方，大概只有江苏和云南少数地方对这一持续几年的五一六案作出正式结论。江苏省是因为上述特殊情况，可以说是党内斗争的结果。云南省委在1976年1月7日发出《关于纠正我省在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中所出现的错误的通知》，宣布除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应按规定政策处理外，其余被打成“五一六”的人员一律平反。云南省之所以有这样的结果，是因为在清查“五一六”时，有很多地区沿袭“划线站队”，将清查矛头指向“炮派”，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如省委常委、昆明市委第一书记赵增益曾被打为“昆明市五一六集团总头目”。（刘树生、尹俊、赵廷光主编《当代云南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
所以，清查“五一六”，只给领导干部，特别是文革后又掌权的领导干部平反，少数群众跟着沾点光。对于全国绝大部分被打成“五一六”的群众，一直没一个正式交代。
据说，权利最大、责任最小的政府是最坏的政府。如果像清查“五一六”这样的运动是政府行为的话，这个政府可以根据人民的思想将其处以极刑，而在做了这一切以后，不肯承担任何责任，至今不给全国人民一个说法。
不肯做正式结论，不肯平反，只能认为是领导者仍然在继承清查“五一六”运动的遗产。他们在清查“五一六”中取得了全胜。虽说最后真正定案的“五一六”分子很少，但绝大多数造反派被打了下去。在运动初期给予人民的少许权利被完全收回。
从中共历史上看，清查“五一六”运动仅可以与肃AB团事件比较。南京军区副政委周贯五在红军期间被抓过AB团，遭残酷刑讯，大难不死。他用AB团的例子提醒过许世友注意政策。AB团是国民党内于1927年成立的江西地方反共组织，成员几十人，仅存在3个月。这后两数字和“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极其接近，但组织的性质绝对不同。在AB团解散以后的1930年，先在中共赣西南根据地，后在中央红军内开展了在内部肃清AB团的高潮。这又激起了“富田事变”的反抗行为，直至将发动该事变的红二十军全体干部杀害，兵士并入其它部队。嗣后，肃AB团又继续恶性发展，绵延几年之久，并长期得不到平反，直到近年，事情真相才渐渐明朗。肃AB团的后果特别严重，中央红军当时大约有四万人，清出AB团4400多人，其中绝大部分被残酷杀害。虽然肃AB团事件是在战争年代发生的，其环境和共产党执政条件完全不同，但我们可以看到，清查“五一六”这样的似乎不可思议的事件实际上深深扎根于中共历史之中。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