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罪行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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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罪行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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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抗拒中央搞“独立王国”(第一部分)

彭真从不原原本本地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传达时一般都夹杂着他个人的意见，使人弄不清楚哪些是毛主席的指示，哪些是他的个人的意见。这是彭真反对毛泽东思想、贩卖修正主义黑货的一种极其阴险恶毒的手法。

彭真拒不执行中央的指示，对中央严密封锁北京市的消息，把北京市搞成一个水泼不进，针插不入的独立王国。

1963年底，毛主席指示全国学习解放军，建立政治机构，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前北京市委拒不执行，1965年后，工业交通各局(公司)的机构建立以后，前市委仍多方刁难，不仅不批发工资和办公经费，而且叫嚷精简机构，企图砍掉下边已经建立起来的机构。

毛主席提出“农业学大寨"以后，彭真立即抗拒，说：“北京不这么提。”1965年在怀柔召开的小麦会议上，彭真不提学大寨，并且狂妄地说：“我们过去最大的问题，是北京市有许多先进经验不去总结推广，却跑到外地很远去找经验，结果别人还是从我们这里学习的。”他还说：“这个问题不仅农业有，工业也有。”

他为了对抗中央提出的：“农业学大寨”的方针，还拍摄了《北京农业大跃进》的电影。他们还企图组织几个所谓劳模座谈会请主席接见，或请主席视察郊区，乘机拍摄一组影片，以抬高他的身价。这种阴谋没有得逞时，彭真、刘仁等反党头子就无耻地把自己搬上了银幕。后来，由于他们怕过分地暴露了自己的反党面目，临上映前才剪去了这些镜头。这部伪造成绩、对抗毛主席的影片，不仅在北京郊区所有生产队放映，而且在全国扩大影响，捞取篡党、篡国的政治资本。

苏修开二十三大，我党中央决定不派代表团，但彭真却坚决主张派代表团，他说不派大代表团，也派个不大不小的。说穿了就是要中央派以他为首的代表团。中央再三反对，他根本听不进去，他让人代他起草参加苏修二十三大的报告，别人不干，他就亲自动手，他还盗用别人名义把这个报告发了。后来受到中央尖锐的批评。彭真对中央的批评十分反感。

1962年，谭震林同志批评北京农业落后，彭真听说后很不高兴，跟秘书说：“我已对‘谭老板’说了：“象赵凡这样的农村工作部长全国找得出几个?’”谭震林同志组织了一个工作队在红星公社调查，作出一些搞实验的意见，彭真听说后当着秘书大发脾气说：“实验什么，竟不通过我，我这个市委书记还没有撤职呢！”中央主管农业的书记在一个公社搞实验，得先向他请示，这不是封建割据、独立王国又是什么？

1963年多，江青同志把沪剧《芦荡火种》的剧本推荐给北京市京剧团排演。公演前一天戏票已全部卖出，彭真借口“粗制滥造”，强令停演退票。这是向江青同志“示威”，抵制江青同志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领导北京的文化革命。后来江青向志把剧情加以修改，改名《沙家浜》，彭真、张洁清不满地问秘书：“你们看怎么样?”为了贯彻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江青同志提出在北京找一个剧团做试验团，为此李琪给江青同志写了一封回信，就是这么一封短短的信，彭真作了三次修改，极力地刁难江青同志，说什么同意把北京京剧团作为试验团，但是我们意见，这个剧团应以演小型现代戏为主，平时大部分时间要深入基层、农村。使江青同志无法进行京剧改革的试验。

l958年4月，彭真给全市党政领导干部作了一次“关于整风问题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的报告，记录印发下去后，彭真知道后，大发雷霆，质问为什么印发他的讲话记录，让马上收回销毁。因为他在报告中多次恶毒攻击毛主席，极力地保护右派分子，同时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说反右斗争“恐怕是最后一次大的斗争，今后如果有浪潮，也一定一浪比一浪低，最后就会起不来了……。”

1965年9月，彭真给市五届二次人民代表大会做了报告，大会作了记录和录音。后来中央×部门和华北局要借录音或记录给党内传达。彭真知道后发火质问市人委秘书长：“谁让你们录音和记录的，要赶快销毁。”不准传给中央×单位和华北局，市人委只得在当天深夜二点多钟销毁了。打倒“三家村”后台大老板彭真(第二部分)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对我们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然而彭真——这个赫鲁晓夫式的大阴谋家，这个修正主义大头子却千方百计地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企图扼杀这一场毛主席亲目发动的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达到其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

由黑帮分子邓拓、吴晗、廖沫沙经营的“三家村”黑店，其后台大老板不是别人，正是大黑帮头子彭真。请看彭真是如何包庇“三家村”黑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吧。

一、对抗毛主席指示，包庇吴晗，极力把吴晗政治问题说成是“学术”问题来讨论。

去年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市委根据中央指示在《文汇报》上发表了姚文元同志批判吴晗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彭真明目张胆地指示《北京日报》不要转载。真是狗胆包天，竟直接对抗中央。

当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被彻底揭出的时候，彭真这个大坏蛋急急忙忙地要邓拓写“批判”吴晗的文章……《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仍然极力将吴晗的政治问题拉向“学术”讨论。

为了给吴晗问题定调子，彭真要李琪从另一个“学术”角度再写一篇“批制”吴晗的文章。李琪奉命则日以继夜地赶写了一篇大毒草《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这是彭真企图包庇吴晗的又一阴谋。

今年四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戚本禹同志文章，击中吴晗要害。四月三日，彭真急忙召集北京前市委负责人在家密谋，布置了民盟从十二日到十六日的三天“批判”，其实乃是假批判、真包庇。为了配合《北京日报》的编者按，搞舍车马保主帅的大阴谋。

自从报刊上开展了对吴晗批判以来，吴晗写的几次检讨稿，都是经过黑帮头子彭真看过的，彭真竟然还面授机宜，让吴晗写出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判》的假检讨，继续向党猖狂进攻。

二、彭真极力包庇反党急先锋廖沫沙。

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廖沫沙早在一九六一年八月放出大量毒箭：《有鬼无害论》，就受到党中央、毛主席严厉的批判。六三年又一次点名批判。可彭真却一直不公开他的问题，欺上瞒下，只由刘仁找他谈了几次话，企图私下了事，包庇廖蒙混过关。

彭真还派《北京晚报》发表廖沫沙的假检讨，妄图帮他过关，逃之夭夭。：

关于廖沫沙的问题，有数次应向中央报告草稿都被压下，直到吴晗已被公开的揭露，廖也难以隐藏了，这才拿出来匆匁修改，上报中央、欺骗中央。

三、千方百计为“三家村”黑店老板邓拓打掩护。制造“四．一六”大阴谋。

当一九六二年邓拓的《燕山夜话》在报上连续发表时，彭真就表扬《北京晚报》做得好，丰富多采，受人欢迎。这是明目张胆地向人们推售《北京晚报》的黑话，为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鸣锣开道。

“三家村”急先锋受到公开批倒以后，彭真却把“三家村”黑店的黑幕全兜出来，便虚张声势，让邓拓、李琪写假批判的文章。企图将政治问题搞成“学术”问题，蒙混过关。

看邓拓仍然过不了关，彭真便让刘仁出面组织内部假批判，自以为这样一来便可以向中央报账了。

此计不成，又生一计。彭真便让刘仁、郑天翔、李琪、范瑾、张文松、宋硕等人为《前线》、《北京日报》编辑部写个假检讨。由彭真的小舅子张文松(市委教育部长)执笔。这便是四月十六日的编者按。这是一个大阴谋。为了这几百个字，为了千方百计为邓拓打掩护，使尽了老板和伙计们的脑汁，反复讨论、研究，写了好几天。这是彭真玩弄的一套弃车马，保将帅的鬼把戏。

事实表明，大阴谋家彭真为了妄图达到他篡党篡政的阴谋，大肆收罗牛鬼蛇神，而“三家村”黑店中正是他的得力心腹邓拓、吴晗、廖沫沙一伙黑帮分子。“三家村”的后台大老板就是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彭真。

我们要：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打倒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彭真!

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彭真!

砸烂彭真的狗头!

打倒刘、邓路线!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新贵族大吸血鬼——彭真的罪行(第三部分)


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我们看彭真这个大吸血鬼、新贵族是怎样损人利己，损公利私，过着腐朽的资产阶级老爷式的生活的。

彭真的“八个三”。“三大修建”，他本有一所漂亮的住宅，面积达九百七十多平方米，卧室，办公室，餐厅，厨房，样样俱全，但他并不满足，一九六五年七、八月间开始改建了大餐厅，大厨房，大庭院，为此，大拆、大修、大建、大兴土木，院内本来是很好的洋灰地面，他说怕烫脚，要改为花纹石头路，周围铺设草坪陪衬，大批的工人干了三个多月，一次修建就用了九万七千八百三十五元。“三大搬家”，因修房子需临时搬家，先搬到北京动物园畅观楼，嫌蛤蟆吵，又搬到钓鱼台迎宾馆，但不久又搬到市人委交际处，到那里又提出地下室有水泵吵他，勒令将水泵迁出，为此事又花了六千元左右，工人施工半个月，他在这里住了不到两个月就又搬回自己的家。拿劳动人民的血汗肆意挥霍。“三修门楼”，刚修建好房子，就要改门楼，第一次改为平顶的，嫌不好看，拆掉了重新做，第二次据其意修中式的，因用了手工砖不满意，又全部拆掉，三次又用机制砖改成所谓中西式的，才勉强可以了。“三做枕头”，为躺着舒服，做了个弹簧枕头，嫌高，二次改为棕制的又嫌硬，第三次叫做海绵的，(三斤，五十四元)做成后，把三个枕头都要走了。“三个藤椅”，他家里要做四十多把藤椅，第一次做出一个样子，嫌靠背低，扶手窄不行，二次做好了又嫌靠背高，靠背的空隙小，三次才称心意，光手工费就花了九百多元。(工料估计二千元)“三改室灯”，他卧室原是吊灯，嫌不好去年改为日光灯，又嫌不好，改为蓝青色的吸顶灯，嫌颜色不好，要改白色灯。太难了!别处没有，只在香山饭店有，于是就向该店要，人家没有备份，结果把人家现有的拆回自己用。可耻之极!“三部汽车”，彭有吉姆、吉师牌卧车各一部，红旗牌高级轿车上来后，他先要了一辆，不到一年又出来三排座位的新式红旗轿车，他就赶紧把旧红旗牌轿车上交，立即领来一部新式红旗轿车。很长时间是三部车，后来交出一部吉师，剩下两部车，汽车光能坐还不行，得改成能睡的，六四年把一部吉姆车交给北京汽车厂进行改制，该厂动员技工，当政治任务用了三个星期花了三千九百余元。“三做窗帘”，第一次做好嫌不好看，第二次做好嫌长再次修改。不算工钱，光丝绒、丝绸、呢子就化去二千八百多元，两个沙发工干了两个多月。以上共有八个“三”，从这个“三”中就可见这条狗的丑恶灵魂!不仅如此，还多处设别墅，另在北京饭店，国际饭店，养蜂夹道等地也留有特等房间。在颐和园的谐趣园、动物园的畅观楼、密云水库、北戴河等处都有他的专用别墅。彭为到城外休息两天，把各种吃的用的拉了一车，连喝的水都不能用城外的，要吃家里水，据说是外地水不保险，怕丧狗命。六五年去印度尼西亚前，准备出国应用物品时，彭真、张洁清竟借此机会添置了特等白府绸布的三个大被里，布票免收，国家出钱。

六三年国家还在暂时困难时期，彭准备大摆酒宴，招待高客，命令行政处买高级细磁餐具两套用公款六百九十五元。彭向市委机关要地毯，慢了一点，就生气了，直接找来贾星五<市人委秘书长)说：“我这个市长工资越来越少，家具买不起来，给办点福利吧!”人委很快就把价值一万元的地毯送去了。六五年彭真在钓鱼台十四楼住了两个来月，他嫌楼上晒得热，就命令园林局，立刻给他栽大柳树，要求和楼房一样高，园林局负责同志说：“现在怕七月份了，不是栽树的季节，移这样高大的树更不容易活。”彭却说：“你们就栽嘛，试试看活不活没关系。”园林局只好照办，栽树要用20吨的大吊车，15吨的大卡车花了半个月的时间才栽了六棵。

钓鱼台散步的地方比公园还方便，可是却还叫在苹果树林里给他修几条曲折的土路散步。四个人每天都是汗流浃背，修了一个多星期，他还嫌修的不好。他嫌钓鱼台乘凉的地方不多，不好，叫在大湖边的树底修一个土垫起来的凉台(把草花拔掉)供他全家乘凉。

钓鱼台是招待外宾的地方，设备高标准的，可是他还要一个冷气机放到他卧室里。此机是进口的，北京饭店招待外宾用的，现此台冷气机由钓鱼台又霸占到彭公馆去了。他到北戴河避暑，叫人从十几里远的地方担水洗澡，西山住的不好搬到东山，每天生活令人恼火。一天一只鸡(三斤多)，每一天喝一次人参汤。为长生不老找个仙方——桑椹膏。立刻下令叫他的大管家李志玉去做，李立刻组织马上行动，先叫公安局骑摩托车带李去京西百花去买最好的蜂蜜，而后李又带八、九人到颐和园畅观堂摘新桑椹，去了四、五次才够数，由大管家监制制作时，木柴熬不行，火大不行，火小也不行，烧火同志不能离，吃饭、去厕所都得换班，彭真和他的老婆张洁清每天服用此膏。他在五反时，就说过：“什么多吃多占特殊化，我就不检查，什么时候我比你们也要占得多，用得多，检查也改不了。”

彭口头上反对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而实际上极为欣赏旧戏，且以鉴赏为名三次大录封建糟粕的古戏，六五年七月复制了《三击掌》《凤还巢》《玉堂春》等十几出戏文录音，十二月用八盘胶带录制了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美制、日制老唱片共几十出戏，又把实验京剧团的四名青年演员，三名琴师带到机关，崔月黎压阵徐书麟(崔之妻，该团党委书记)陪同在408会议室从晚上七点半到十二点多，为彭大录特录《钓金龟》《碰碑》《宇宙锋》《借东风》《空城计》《霸王别姬》等古戏。厨师杨福有从一九四九年就给彭全家做饭，每天从五点做早点起，一直到夜餐止，一天到晚闲不住，早点分几次吃，午饭开到下午二、三点，晚饭吃到八、九点，接着又得做夜餐。一九五四年初，一天，杨福有和某服务员说了一句：“干这工作少活二年。”传到彭真和张洁清耳朵里，当时就告大管家李志玉，立即开除回家，并且不准给他别的工作做。杨被开除后，全家五口人生活很困难，因他是被彭开除，别处不敢用，只是有时做些临时工，这样凑合了十多个月，生活实无办法，不得不写信央求彭、张开恩给我点工作做，彭、张看火候到啦(因老杨技术不错)就说：“别到别处去啦，还到我这几来吧，你以后要好好地干。”老杨笑在面上，苦在心里，一直到六五年才调到食品处工作。

(根据国防院校红卫兵联络总部编印的材料翻印)



彭真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第四部分)


彭真为了实现他篡军篡政的个人野心，长期以来实行一套封建帮会的结党营私的路线，他任人唯亲，招降纳叛，收买了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牛鬼蛇神结为死党，充当他的忠实走狗。他实行封建帮会的结党营私的组织路线，前市委书记郑天翔，前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琪，前市委常委副市长崔月黎等人，都是彭真过去的秘书。前市委常委教育部长张文松是彭真的小舅子，这些人被彭真、刘仁破格提拔青云直上，都担任了重要职务。前市委书记处书记超凡，市委常委组织部长余涤清，市委常委副秘书长项子明，市委常委政法部长刘涌，市委宣传部长陆禹，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等反党分子，都是彭真、刘仁的亲信，老关系老部下，长期以来，彭真、刘仁紧密勾结，网罗亲信，独揽全市党政大权，使北京成为彭、刘天下。

彭真为了实现他的篡党、篡军、篡政的野心，招降纳叛，搜罗包庇，重用坏人。邓拓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是个叛徒，是个漏网的大右派。他在《人民日报》任总编辑时犯有严重罪行，受到毛主席的严肃批评，被罢了官，彭却把邓视为掌上明珠，安排为市委书记，邓在任市委书记期间组织“三家村”猖狂向党进攻，并且大搞投机倒把活动，倒卖字画，获利一万一千余元，彭却一直把邓拓装扮成“左派”欺骗中央。

前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公安局长冯基平，干了大量的反革命勾当，打击陷害干部，包庇大批坏人，生活糜烂，腐朽透顶。彭却让他长期把持政法公安大权，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前市委常委市人委秘书长贾星五是彭、刘反党集团、反革命的大打手，是破坏四清运动的急先锋，道德败坏，蜕化变质，彭却一贯重用，一再提拔。

北京市法院前院长王斐然，在整风反右时，恶毒地攻击党，猖狂地反党反耻会主义，被划为右派。此后，先在北京图书馆管图书，后来在彭的亲自指示下提拔为副馆长。

彭又在文化界网罗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牛鬼蛇神，充当他的忠实走狗。周扬、许立群、姚溱、胡绳、林默涵都是彭手下的干将。周扬对彭非常顺从，他的文章讲话稿都要送彭审阅。许立群很受彭的赏识，他到处搜集左派“罪状”，为彭包庇右派，打击左派提供材料，他在彭所导演的北大反革命事件中也是一名重要的头目。姚溱是彭最亲信的“智本”和“高级顾问”，他和许立群为彭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为资本主义复辟作理论准备。

彭在哲学界抓杨献珍；在文艺界抓夏衍、齐燕铭、田汉、阳翰笙、邵荃麟等；在历史界抓吴晗、翦伯赞；教育界抓蒋南翔、陆平。把他们作为反党干将，委以重任。

除此以外，还抓经济领导权，抓“四清”领导权，抓国际活动的领导权，还在青年中树立个人威信，拉拢反党爪牙，总之，彭真是个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坚决把他打倒，坚决把他斗倒、斗垮、斗臭!



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





——彭真罪行之五——


彭真就是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和阴谋家!我们必须把这个坏蛋打倒!他有种种罪行：

一、利用各种机会，采用种种卑劣的手段，大搞阴谋活动，抬高自己，竟把自己与党中央、毛主席相提并论，彻底暴露了他篡党篡军的政治野心，凡在他领导过的地区，他都大力培植个人势力，大树个人威信，他在晋察冀工作时，就培植个人势力，到处吹捧自己，他调到东北工作后，他的喽罗还到处吹捧他，如1948年在华北局城工部，机关所在地的墙壁上，就到处贴着彭真的语录。1950年在北京召开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大会，彭真主持会议，会后，他组织统一传达会议情况时，别有用心地宣扬彭真领导如何正确。1958年毛主席提出不担任国家主席后，彭在市委对项子水说：“我不是不能搞理论，我也是能搞理论的，但是中央的许多工作总是没有人做。”看!这个大野心家竟恬不知耻的把自己和毛主席相提并论。他利用在中央和北京的地位，假借毛主席和中央的威信，把北京市工作成绩当成自己的政治资本，树立个人威信，邓拓曾宣扬过：“在北京要跟毛泽东思想，就得先跟彭真思想。”正是这个卑劣意图的大暴露，为实现其政治野心，不择手段地到处宣扬自己。1965年国庆节前，令财政局拨款25万元印《北京画册》送给各国外宾，此画册中好几处突出了彭真。Wengew ang.org

1965年l0月为宴请李宗仁煞费心机，提前两个月就做准备，由北京饭店负责，找来各地名师，并请当年专为西太后做肉米烧饼及粟子面小窝头的老师傅前来献绝，服务人员及……人，大摆排场，突出自己，抬高身价，盖过主席、总理。

二、为达其政治野心，到处伸手抓权：

1.抓党权，彭真列席政治局常委会之后，十分得意，以此夸耀于人，压制别人，彭真别有用心地蹲在北京不动窝，因总理等同志已外出，他就可借机抓权，假借中央名义，到处瞎指挥，他常吹嘘造谣，说中央如何信任和重用他，高级党校本来是别的同志管的，他也要插手，各群众团体工作也揽过来，竟狂妄地吹嘘自己是“党中央领导核心的核心”，说他的安全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确保，绝对不能发生问题。

2．抓军权，彭真不是分工管军事的，但他的手较长，有关军队战略部署，作战计划他统统都抓，他还经常向总参部要新情况和材料，他妄图抓到军权，实现他的反革命阴谋。

3．抓政法部门，他一直把住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不放，想把它变成资产阶级的专政的工具。反对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的英明论断。反对无产阶级，大肆散布要把社会治安搞得象“玻璃板、水晶石”一样，他在政法部门培植一批亲信和爪牙，充当他的忠实走狗。

4．夺取思想意识领域的领导权，彭窃据了前文化五人小组负责人的地位以后，就背着中央自行搞些势力和权力，竟把工作组原只管文化部整风的权限扩大到文教学术批判，新闻报刊等整个思想意识领域的权力统统抓到自己手里，然后率此域内的右派周扬、邓拓、许立群、林默涵、姚溱、胡绳等推行修正主义路线。



野心家彭真的真面目

——彭真罪行之六——


最高指示：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更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前线》发刊词是彭真反党的“黑纲领”。1958年《前线》一出笼，就成为彭真一伙的反党工具。彭真亲手写的《前线》发刊词，贯穿着一条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黑线，是一株大毒草。发刊词的基本思想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领导，在所谓“站在最前线”的幌子下，背离毛泽东思想，突出北京，抬高彭真，标新立异，另搞一套，把北京变成独立王国，以实现篡党篡国的野心。发刊词中不提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话，谁就是氢气球、风筝、尾巴主义。

发刊词抹杀了阶级斗争，把斗争的锋芒引向反对所谓中庸主义、中游主义。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1958年《红旗》创刊词明确提出它的任务“就是要更高举起无产阶级在思想界的革命红旗。毫无疑问，任何地方，如果还有资产阶级的旗帜，就应当把它拔掉，插上无产阶级的旗帜”。但《前线》却把主要锋芒指向所谓中庸主义、中游主义。其目的就在于抗拒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同毛主席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伟大思想唱对台戏。

恶毒地攻击三面红旗，彭真攻击大跃进是“违背客观规律的，任意乱干”，是“感情用事”，“凭灵机一动的本事办事”，“是豪迈的空话”。


恶毒地攻击党中央的领导是站在群众之上，彭真说：“俨然以世界主宰自居”“妄自尊大”“好象是深谋熟算，指挥若定的孔明”。丑化和咒骂党的干部“八面讨好”“贼光油面”有“反马列主义的市侩乡愿作风”。以《前线》发刊词说明彭真是“三家村”的根子，是个反对党中央、毛主席的阴谋家，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大搞阶级调和：

早在1955年彭真在报告中就为资本家争地位，说：“资本家现在变为四分之三是社会主义企业的人员和经理，积极性增加了”，“资本家现在除了四分之一的利润，哪里还能唯利是图”“如果企业变为社会主义的，他(资本家)还在企业中工作，那他(资本家)便变成国家工作人员了”。彭真恶狠狠地攻击工人说：“有人还说把资本家改造为工人是对工人阶级的侮辱。但是请问：你若是工人，你父亲、祖父……是不是工人?”wengewang.org

1957年4月22日，彭真在前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报告说：“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有无对抗性，要根据实际情况分析，资产阶级都接受改造了，为什么还说对抗呢?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不是对抗性矛盾，如果有一个资本家反抗改造，乃是这一个人是对抗性矛盾。”

1959年彭真在报告中说：“现在资本家对改造是厌烦了，资产阶级关系应一张一弛，要强调他们到企业去工作，不要强调改造，这么多年了，在企业要当自己人……做好事要一样奖励”“当前主要问题是百家争鸣，不让人家呜，百花齐放，不让人家放。特别是老党员有特权思想，只许自己鸣，不准别人呜，现在否认党的领导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党放手让人家鸣放不够，不让人家有什么话都讲出轻。……进城后和民主党派共事七、八年了，老朋友了，应该互相信任，不要还想在中间隔一道墙……。”

1958年3月22日，彭真在报告中说：“地主、富农、黄世仁，已经变了，好多变成合作社社员了，……地主都没有了，镇反、肃反有经验，但反革命已经基本肃清，剩下零碎的用不着那样搞了，我们学会的许多东西，大体上没有用了，可以送到博物馆去了。”

1961年彭真说：“三年困难时，资本家表现不错，克服了困难，与我们同舟共济。”

他还说：“中国的资本家比美国的工人阶级还进步”“中国的民主派此欧洲的共产党还进步”。他说什么：“我访问过一些中小户资本家，中国的资本家很可怜，剥削一年，最后只够喝碗粥的”。“苏联一个工人的生活比我们北京多数资本家的生活还好”。

1957年9月24日彭真在报告中说：“关于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现在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了，与地主阶级的矛盾也基本解决，民主革命除台湾外，已基本解决，和资产阶级矛盾也已基本解决，所以现在的主要矛盾，就是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社会主义先进工业国的矛盾。”

1963年3月彭真在怀柔农村检查工作时，大肆宣扬物质刺激，他说：“政治挂帅要同物质利益相结合，光讲政治挂帅，不行，光讲物质利益，也不行，苍蝇那里有臭味，往那里飞，蚊子那里有人血，往那里钻，这都是物质利益，过去我们政治挂帅是不少，但对物质利益，注意不够，现在要着重地研究这问题，这就是要研究经济规律，从经济规律方面来充分调动农民的社会主义生产积极性。”

1965年5月8日，他对许立群、宋硕说：“学生政治活动要减少，社论看看就行了，学生不可能联系很多实际。从小学到大学没有松过一天，怎么不头痛?”

彭真攻击三面红旗。1961年初，彭真在怀柔以调查食堂供给制方面为名，大肆攻击党中央，攻击三面红旗。他别有用心的说：“你们要好好研究六十条，十二条以及历年来中央、市委、县委关于所有制的指示，那些是对的，那些是不对的。”煽动大家去找中央指示中的“错误”。

彭真说：“北京这几年减产的原因，天灾是次要的，搞没几年挨饿，必须追究责任，要赏罚分明，至于谁负责任，现在不说，回去检查。农业被动原因是没有很好调查研究，过去晋察冀三年就上了轨道，现在十几年也没有上轨道，政策来回改变怎么行?”就是如此恶毒地把矛头对准党中央，对准毛主席，他说：“群众要有点小自由，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性格也不一样，五亿农民怎能都搞一样，总是立正，稍息，上操，弄得太死，是不行的，要有自由，现在搞得太划一，太死，这是上边主观想象出来的。”

1961年12月彭真纠集了他的一伙小喽罗——邓拓、项子明(前市委副秘书长)、张文松(前市委教育部长)、王汉斌(前市委副秘书长)，宋硕、宋汝芬(市计副主任)等，由邓拓挂帅，在畅观楼检查中央1958--1960年下发的所有指示文件，妄图从中查出所谓“问题”。用以攻击党的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三面红旗。从这个问题可以看出，这伙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是蓄谋已久的，是地地道道的野心家。www.wengewang.org



猖狂地反对毛主席的文艺路线


——彭真罪行之七——



黑帮头子彭真顽固地反对毛主席的指示，拒不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

毛主席对文艺工作在1964年就有过两次批示。毛主席第一次亲自批示给彭真、刘仁的信中说：“……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抓起来。”看!这两位书记是怎样抓的呢?

1、彭真拒不贯彻主席的指示，反而千方百计的抗拒，大会小会都由李琪主持，彭真、刘仁不露面，但却向中央报告说贯彻了中央指示。

2、1964年7月正是京剧大演革命现代戏的时候，彭真却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唱对台戏，说：“最近可以把历史剧稍微搁一搁，集中精力突破现代戏这一关，搞一个时期，把革命现代戏演顺了手，再同时少量的演一些古为今用的历史戏。”过一段时间彭真就让李琪搞出一百出(这是少量的吗?)京剧历史剧目准备演出。

1965年9月23日彭真在全国文化局(厅)长会议上报告中和毛主席的指示大唱反调。

(一)在估计16年来文化战线的工作时，彭说：“总的估计应该说文化战线上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或基本上是好的。”这和中央的分析：“几年来文艺界存在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明目张胆的唱对台戏。

(二)彭说：“一切错误反动的东西必须坚决破，但是没有立，就不能彻底破。”和中央指示的：“不彻底地破就不能真正立”大唱反调。

(三)彭说：“犯过错误的同志要实事求是……如果过去写过错误的作品，自己写一篇批判文章，清理清理不是很好吗?这样做主动。大家感情好，日子也好过了。”彭真这样讲是有意掩盖自己的问题，为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开脱罪责，这是有意把敌我矛盾说成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四)1964年5月彭真审查实验京剧团的《箭杆河边》。李琪向他说：“那天江青同志看了这个戏以后，说反面力量太猖狂了。”彭真恶毒地攻击江青同志说：“不要怕反面把你压倒。”彩排结果，彭真又针对江青同志提的意见叫嚣：“这个戏基本上可以了。不过太(?)调整了。”

(五)(?)《文艺界情况》(?)搜集情报，进行反党勾当。

彭真对抗党中央和毛主席，指使李琪等(?)《文艺界讲话》进行反党勾当。

从1964年1月9日发刊到1965年4月l0日停刊，共发行72期，副刊6期。正刊发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陈克寒、范瑾、李琪、赵鼎新、项淳一，副刊只送彭真一人。

第一、抗拒毛主席批判，多方搜集材料，阴谋整左派。

彭真对毛主席的批判怀恨在心，千方百计找上海文艺界的缺点和问题。

邓拓从宣传部文艺处要走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让他的秘书手抄后，作为《文艺界情况》的副刊由邓亲自送给彭真，妄图从这些讲话中，寻找攻击革命左派的“子弹”。

第二、招降纳叛，搜集反党资料，为资本主义复辟做组织和思想的准备。

彭真为了反对文化大革命，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利用《文艺界情况》系统地收集了周扬、林默涵、夏衍、田汉、阳翰笙、陈荒煤、袁文殊、李超兰对文艺的反动言论，以及中宣部、文化部翻发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和《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妄图为篡党篡国搜罗反党心腹，为资本主义复辟、反对文化大革命做组织和思想准备。事实证明，在这场包庇“三家村”黑店的丑剧中，他所搜罗的那伙同党，确实成了他的帮凶和打手。

(六)彭真反对戏剧改革，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旧戏打开绿灯。

彭真恶毒地说：“死人戏、洋戏，不是不可以演，马克思、列宁都是古人、死人、洋人，难道他们的戏都可以演吗?”他还攻击毛泽东文艺路线指导下产生的现代戏《沙家浜》、《红灯记》说：“这些都是民主革命的内容，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东西。”

在全国大演京剧现代戏，彭真指使邓拓在北京京剧实验团大力提倡演传统剧。他说要亲自动手，整理《除三害》、《将相和》，叫实验京剧团演出。他还说青年演员要练基本功，必须排传统戏。很快，这个京剧团就排演了为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叫冤的《于谦》。

1957年前后，彭真在一次报告会上谈到京剧《四郎探母》时说：“解放这么多年，大家觉悟都提高了，有谁看了《四郎探母》会去当汉奸吗?这个戏演了有什么关系?”

对抗二十三条，反对城乡四清运动(第八部分)

一、保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二十三条明确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彭真在一次“四清”工作会议上说：“任何一个人把他的缺点错误集中起来，提高到原则上，加以分析，都可以枪毙。”并说他不赞成这种说法。这是公开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辩护，为四不清干部辩护。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彭其在北大社教工作队员和北大党员干部会上，他根本抹杀北大有严重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说：“北大是共产党领导的学校。”“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并且十分武断地说：“如果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全国还有哪所是走社会主义的?”

不仅如此，彭黑帮还压制群众，不许群众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斗争。

彭在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日市委全会作报告，针对通县的“四清运动”说：“少开斗争大会，还是开小会，个别谈话。有极坏的人，在斗争大会上搞那么一、二十分钟，让群众表现表现自己的力量，让他检讨交代一下分组讨论就可以了，不要用大会去压。”并不顾广大贫下中农对严重“四不清”正进行激烈的斗争，于一月十九日硬把全体干部集中到县里开四级干部会。开会期间，免费让四不清干部吃炖肉馒头，不许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批判斗争，只许“互相批评”，“劝善观过”，谁不按照他的办法，就是“立三、王明”路线，就是“一棍子打死”。他对坏人是如此关切，甚至说：“对于比较系统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观点的人，也要小会帮。”

在通县四清运动中贫下中农扣了四不清干部不劳动而多占的工分。彭真说：“有的地方工分乱扒一气。”并为这些人叫屈说：“人家挣工分，要吃饭，你扒了怎么行!”贫下中农要对四不清干部贪污盗窃的非法所得，按二十三条规定，进行经济退赔，彭却出来为四不清干部撑腰，不要他们退赔，气势汹汹地说：“人命有一条，房子就那么多，你让他退什么?”

他还鼓励四不清干部大搞翻案。通县四清运动后期核实定案时，彭真特意强调允许翻案。他叫工作分团的人主持四不清干部会议，主动让四不清干部翻案。这样终于在通县掀起一场大翻案风。永乐店农场×××大队搞出九万多斤粮食翻案后只剩几千斤，有一村查出三万多斤粮食，几乎翻完。群众为此非常气愤。

不许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这是彭反动面目的又一大暴露。一九六五年五月初，彭真在通县强调“核心”班子要(新)老结合，“要有犯了错误但有能力的干部”“原干部撤换面不许过火。”撤换干部40%，50%，60%不要把这个问题看成小事，如果把市委、县委……换掉一半，就没问题吗?你换的人觉得没问题，被换的觉得有问题。”他还污蔑这是“轮流坐庄，互相拆台”，并威胁说，这样“非亡国不可!”运动中贫下中农涌现了一批坚决走社会主义的积极分子，被选为干部，取代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彭却说：“贪污分子又不是没有能力。”辱骂新干部：“这些人虽然什么毛病也没有，但就是不能领导三大革命，就是废物。”他这样一说，使许多干部着眼点不是建立一个革命左派班子，而是修修补补、拼拼凑凑、合二为一”，有相当一部分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不称职的被保留下来了。

一九六五年五月初，他对通县的四清运动后期工作做指示：“你们不要以为贪污分子不能用了，可以用，再有问题再搞吗。如西汉刘邦就用了贪污盗嫂的陈平作宰相，刘邦问陈平为什么贪污，陈说没钱花，刘就给了陈白银五百两，为什么盗嫂，是没有结婚，刘就给他说亲。这样陈就真的帮助刘邦打下了江山。对于社队干部不能光看到他们有多吃多占，主要要看到他们和地球作战怎么样。”这些都是为资本主义复辟埋下了种子。

二、以生产斗争代替阶级斗争。二十三条规定：四清运动要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但彭真却采取了“偷梁换柱”的手法，借口“四清运动后要落实到生产建设方面”，推行他的“生产就是一切”，以生产代替阶级斗争的修正主义路绝。一九六五年五月四日他在通县召开的分团书记会议上说：“工作队的中心就是抓生产，其它以这个为中心。四清搞得好不好，就要看生产上得去上不去。”工作队的中心应该抓生产，一切工作都应在生产上表现出来，这讲不了空话，是过硬的。”

三、打击中央工作队。四清一开始，彭真就针对中央派来的工作队制定一条“一不欢迎、二不合作、三刁难、四搞臭、五赶走”的反革命方针，采取了各种阴谋手段，打击和排挤中央工作队。在二十三条公布后，彭真歪曲二十三条，大反其“左”，他恶毒地说：“不知那里来了一股子风，革命劲头上来了，什么都忘了，连宪法都不要了。”对中央华北局工作队搞的点，不论是农村，还是工厂、医院、学院、学校，他都千方百计进行打击，他的反党同伙郑天翔、张大中等采取种种阴谋手段，无中生有地给中央工作队安上种种罪名，进行打击陷害。最后把他们赶走，严重地破坏了四清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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