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浩专访：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西方的新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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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西方的新左派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是生理上和心理上的摧残，但在50年前，文革在西方也有很多热衷的追随者。德国汉学家文浩（Felix Wemheuer）介绍了其原委。

德国之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不光在中国，就是在德国也有许多高中生、大学生兜里揣着也被称为"红宝书"、"毛圣经"的《毛主席语录》。他的名言，即花体印刷在信仰社会主义的学生组织散发的传单上，也被议会外反对党（APO）组织的游行队伍此起彼伏地高呼。德国以及其它西方国家的年轻一代为什么会如此热衷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热衷毛泽东？

Wemheuer：很根本的前提条件是，当时的西方社会已存在接纳相应事物的意愿。当时许多西欧国家陷入一场意义危机，许多年轻人，许多知识分子，还有工人，开始对自己所生活的社会提出质疑。越南战争在此产生了很大影响，因为美国一边在越南犯下滔天的战争罪行，一边却以西方道德权威自居，使人心生疑问。

但就当时的另一阵营而言，苏联在很多人心目中也是名声扫地。自从苏联镇压了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起义后，西方左派就开始寻找其它的革命模式、革命样板，而自六十年代中开始，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恰好就对上了左派的这种寻求。

德国之声：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以及中国这个共产主义国家的信息、想象是怎么传播到欧洲的？那时不像今天这样，还没有互联网，就连常驻中国的记者站，西方媒体都没有。

Wemheuer：很重要的一条渠道是西方寻访革命的行者，就像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这样的作者。斯诺在三十年代曾访问过共产党在延安的根据地，他当时撰写的《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六十年代中期又大量再版发行。斯诺在书中将中国共产党描述为有别于苏联的植根民间、民主的另一选择。瑞典作家扬·米尔达（Jan Myrdal）的《来自中国乡村的报道》（Report from a Chinese Village）一书也发挥了很大影响。

不过，中国政府所开展的宣传工作也不容轻视。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政府就推出一系列针对国外读者编辑撰写的期刊，并从六十年代开始发行各种语言的版本。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我们可能会说，那是生硬笨拙的政治宣传，但我从对那个时代亲历者的访谈中发现，当时德国许多左派知识分子至少在一开始也是对那些话很当真的，特别是所谓的K组，即继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后，于七十年代初期到中期在西德很多地方成立的各种共产主义的党派，对中国这些官方刊物尤其当真认同，并将其内容视为非常重要的参考来源。

德国之声：文化大革命给人带来的痛苦、给国家带来的破坏，当时西方知道吗？

Wemheuer：1966年夏，教师被殴打、文物被破坏时，德国《镜报》以及其它一些新闻媒体还是对其进行过报道的。但对1968/69年恢复秩序后军队进行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人们肯定是知之甚少的。中国国内对此也没怎么报道，因为当时的清理做法是经典的斯大林式做法，任意逮捕、处决对手，或将其关进劳改营。

较新的研究结果表明，文革非正常死亡者数总共在120万到160万人之间，其中大部分受害案件发生在非造反、非武斗期。1966年夏的红卫兵造反，可能致使一万人丧生；随后的武斗，夺去了几万人的生命；但后来清队运动的受害者人数，却是以数十万计的。

德国之声：假如当时西方左派对中国所发生的那些事件了解更多的话，他们的反应会是另一种的？

Wemheuer：对此你只能猜测了，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在新左派中，已形成一种理性化看待暴力的观点，其论据之一就是背负纳粹历史且身为"帝国主义"国家之民的德国人，无权给中国的同志上何可为何不可为的道德课。譬如有些K组（共产主义的党派 ）甚至在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政权1978/79年被推翻后还为其辩护，不过另一些很早就与红色高棉政权划清界限了。

德国之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怎么会成为西方1968年学生运动的榜样呢？西方这场运动在哪些方面和中国的文革挂上钩了呢？

Wemheuer：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至少在一开始是反对教师、反对学术权威，在第二阶段即从1966年秋开始也反对党内官僚主义的学生运动。在这些方面，西方很多人看到了可类比之处，尤其是在意大利和法国。当时人们对这两个国家的共产党的感觉也是过于官僚，过于改良主义。这两个党的许多党员、许多拥护者发现：哟，我们所处的情况，和中国这些闹革命的年轻人很像呀。

除此之外，中国的第三世界思想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依照该思想，第三世界正发生着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中国早在文革前就非常积极地把自己视为第三世界国家摆脱半殖民地命运的典范而加以推广传播，譬如接收非洲游击队员到中国培训，向非洲国家派出顾问等，并把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当作普遍适用第三世界解放运动的成功范例而大为宣传。因此，在这个基础上，文化大革命也被视为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运动，而非仅仅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运动。

这一点，甚至也得到德国保守界和反共界的青睐，因为它指出一条走出两极世界、走向多极世界的途径，为与中国联手共同对付苏联提供了可能性。甚至像弗兰茨-约瑟夫·斯特劳斯（Franz-Josef Strauß）这样的坚决反对共产主义的人，也对毛泽东表以赞扬之词。

德国之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西欧1968年的学生运动在进行过程方面有相似之处吗？

Wemheuer：有。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阶段，即从1966年夏至1967年春，是所谓的人民文革阶段，那时有不少时候是人民即兴向既有体制造反。1968年德国和法国的大学生反权威运动，情况就挺类似。中国后来的情况变得太乱，毛泽东便尝试先用军队，然后再借助党的力量，恢复秩序。直至1976年过世，他一直都在致力于修复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地位。

欧洲也在1968年底、1969年初反权威阶段趋向尾声时，出现了学生运动其实算是失败、人们还是需要较为稳固的党组织架构的看法。西方的积极运动者对文革的这一转折好像并没有怎么意识到，就是在相应的转折过一段时间后也在西方出现时，他们也没有意识到，意大利左翼共产者就是一个实例，特别是其中的"宣言"小组 (il manifesto)。该小组1969年的时候还在借鉴文化大革命的即兴性、反权威性，虽然这一做法当时在中国其实已经不再进行了。

德国之声：如果把文革时期中国对西方的影响，与今日中国对西方的影响相比较的话，您有什么看法？

Wemheuer：毛泽东是想天翻地覆地改变世界，但最终，革命的结果是导致今天一个强大的中国得以融入全世界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融入已有的权力架构。但中国今天的"软实力"却远远比不上1968年那个时候的。今天大概只有极少数德国人会说，在体制方面，德国应该向中国看齐。

Felix Wemheuer（中文名：文浩）是德国科隆大学东亚研究所现代中国学教授，著有一本2009年出版的毛泽东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