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曙明：广州的夺权模式被中央否定--市公安局的夺权和反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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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曙明

    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规定指出，公安部门的任务是"加强对敌人的专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但后来在运动过程中，只要给对方扣上一顶"四类分子"、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帽子，就可以把任何人列入公安六条的打击范围了。因此，公安六条在军管以后镇压造反派，以及1968年彻底瓦解造反派组织时，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省委被夺权时，省公安厅、市公安局也被接管了。1月21日上午，负责接管公安厅权的几个群众组织，包括暨大东方红、誓死保卫毛主席工人造反团等，把主管政法工作的副省长寇庆延抓来，勒令他通知厅、局长晚上开会，然后通过政法系统内部的造反派组织"北京政法公社驻穗联络站"，于当晚宣布接管，成立13人监督小组，其中本单位10人。

    市公安局的接管大致相仿，1月21日下午，由武汉三司抓到副局长王丰业，令其将所有当权派集中到省联站，晚上12　时以省联站名义口头宣布接管。局本部的造反派并未参与其事，后经政法公社说明，成立监督小组时，才吸收了四个本单位的组织代表参加。

    林李明曾经说过，对省委、省委办公厅、文革办公室的三个印是夺权，在监督下使用；对省公安厅和市公安局是接管。刘田夫在回忆录中，也把夺权和接管区分开来，但不同的是，他把省人委的夺权也称为接管："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广东省部分'群众组织'组成省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省革联'），并于1月22日，宣布夺了中共广东省委的'权'，省人民政府、省公安厅也先后被'造反派'接管。"　这一细微的区别，也许不为人们所留意。

    按照一般的理解，被外单位人员夺权的，称之为"夺权"；被系统内人员夺权的，则称之为"接管"。接管和夺权，其实并无实质的区别，人们也把接管视作事实上的夺权。在林李明的同一次谈话中，他对省公安厅、市公安局也使用了"夺权"这个词。

    问：中央对这次夺权（指省委夺权--笔者注）有没有表态？

    （林李明）答：对省公安厅、市公安局夺权我们告诉军区，军区打电话给中央，周总理打了电话说：革命行动支持，必要时派军队维持秩序。

    公安局的问题，对广州地区的形势，有重大影响，因此有必要弄清当时公安系统内部群众组织之间的关系。

    省公安厅有四个群众组织：一、革命造反总部（简称一总部）；二、革命火炬造反联络总部（简称二总部）；三、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简称三总部，　因内部意见分歧，于2月16日宣告解散）；四、劳改局红色造反总部（简称四总部）。前三个总部，在北京政法公社等组织支持下，参加了1月22日的夺权，四总部因成立较迟，没有参加。

    广州市公安局内，也有四个群众组织：一、毛泽东思想一二五造反联合总部（简称一总部），1966年12月30日成立，人数约2000至3000，属反对省革联的组织；二、毛泽东思想红色战斗兵团（简称二总部），1967年1月3日成立，人数约1000，属支持省革联的组织；三、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红旗联合总部（简称三总部），1967年1月9日成立，人数约800至900，参加了省革联，但军管后宣布退出；四、广州公安战斗兵团总部（简称四总部），1967年1月27日成立，支持省革联；另外还有一个广州公安公社（五总部），2月间成立，支持省革联；广州起义公社（六总部），2月23日成立，反对省革联。但五、六总部人数很少，不起什么作用。

    市公安局被接管后，由九个单位（外单位有北航红旗、哈军工、武汉三司、北京政治公社、中大红旗、广医红旗、珠影东方红等）派出了13人，成立监督小组，其中一总部派了四名代表参加。监督小组选举北京政法学院的学生邹力志为组长。然而，当小组一开始运作时，马上就遇到问题了。由于公安局内部的大多数文件，对外都是保密的，不能让外单位的人看，而监督小组大部分是外单位的人。矛盾就出现了。

    （省军管会的调查材料称）由于盖公安局大印的一些文件，都是关于对敌斗争、国家机密的，没有让外单位的监督小组成员看，外单位的某些监督小组成员就认为这是邹力志"独断专行"，从中操纵的结果。于是，在监督小组内部，以邹力志和"一总部"的四名委员为一方，以其他组织的八名成员为一方，发生了矛盾。

    1月23日，一些监督小组成员提出，把一总部代表逐出监督小组，要他们交出大印。1月25日，省革联驻市公安局的监督小组开会时，要求一总部和北京政法公社成员退场，并交出大印。双方正式决裂。据黄意坚说，军代表授意一总部实行反夺权。

    下午，一总部派人到省公安厅与政法系统各群众组织开会研究，决定成立"省政法革命造反委员会"，宣布由这个组织接管广州市公安局的一切权力。下午4时，政法革命造反委员会全体代表，齐赴市公安局，宣读了《夺权通令》，要求监督小组离开公安局。这就是震动一时的市公安局"二次夺权"。

    "省革联"代表便认为是"反革命政变"，随即调集了数千名不明真相的群众向市公安局冲击，铸成了"一？二五事件"。在这个事件中，有18名干警和群众被殴打、踩挤成重伤送医院。"政法革委会"被"省革联"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命令立即解散，几千名革命干警被打成"反革命"，北京政法学院学生邹力志（共产党员，贫农出身，复员军人）被挂上黑牌、戴上高帽斗争，斗争后又在市公安局院内"游院"，还扣押了邹力志和"一总部"负责人黄××、陈××、梁××等人。

    这是引自广州军区的一份关于省革联的材料。当时市内各大造反派组织都闻风而动了。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造反总部（简称中造总）--这是1月16日由中科院中南分院下属单位的10个战斗队共400多人组成的造反组织--打电话给下属各单位："北航红旗被围了！北航红旗是江青同志肯定的，是响当当的造反派！"要求各单位立即派人增援。25日凌晨，包围公安局的群众组织愈聚愈多，包括中造总、省重工业厅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省水产厅系统驻穗单位革命造反联络站、中南林学院红卫军等等，共有上万人之多，殴斗之激烈，是广州地区文革以来，在群众组织的冲突中，前所未见的。

    广州军区司令部办公室秘书科副科长迟泽厚在现场，他是最早介入广州地方文革的军队干部之一。后来他绘声绘色地描述："我去给他们调解，调解不行，两派打起来了。我估计里里外外有万把人吧。一二五总部很多人在里面顶住，关起铁门。外面的就上去攻，人海战术，使劲往里挤、挤、挤。顶到最后像决堤一样，'哗'的就冲开了，一下子冲进去了。就把一二五总部砸垮了。"

    从那以后，一二五总部成了造反派里面的一个"修正组织"。既不是保守派，保守派也不承认它，它自己也不甘成为保守派；可是造反派又不承认它是响当当的造反派。迟泽厚说，"它变成游离于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间的这么一个组织了。"

    广州军区联合办公室的观察认为：

    1月25日，广州市公安局发生了由"监督小组"内部分裂而引起的二次夺权斗争。"监督小组"中的多数派（包括北航红旗、哈尔滨军工、武汉三司、中大红旗公社、广州医学院红旗大队、珠影东方红等单位），取得这场斗争的表面胜利；少数派（北京政法公社的几名学生和公安局的"革命造反第一总部"）被赶出"监督小组"，并被宣布为"反革命"。

    这次夺权斗争，非但未使双方的矛盾得到缓和，反而发展得更加复杂和尖锐，而且把"监督小组"以外的许多组织也卷入这一斗争中来。

    在这次事件中，双方都对军队表示不满。两派互相指责对方犯了"路线错误"，是"现行反革命"，要求军队镇压。对我们力主协商调解的态度，认为是"合稀泥"、"搞折中"，甚至说军区是"制造"这次事件的"幕后人"、"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