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振荣 就“文革”研究致网友们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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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文革”研究致网友们的信

武振荣


各位网友们：大家好。

在文革50周年之际，我把自己多年来对文革的研究做了一个小结，写成为了一个类似于纲要的东西，发表出来，以供各位批评。

10年前，在文革40周年之际，著名学者徐友渔学生曾经说过：“文革发生在中国，‘文革学’却在国外”。其实，他说于10年前的这一句话，在今天没有多少改变。今天，在中国虽然有不少人写文章研究文革，但也不能认为中国有自己的“文革学”。我个人虽然没有对“文革学”作出什么定义，但是，我想，它要成为一门学问的话，则必须具备以下两点：一，它必须是一个开放性课题；二研究它的人必须享有研究的自由。这两点，互为表里，缺一不可。

就上面两点看，中国目前还产生不了真正意义上的“文革学”，但是，我承认，中国正在朝着有利于产生“文革学”的方向迈进。也许要不了几年，就可以产生出堂而皇之的中国“文革学”呢？

50年前发生的文革，绝不是中国人民“心血来潮的产物”，也不是毛泽东的一个奇思异想，更不是中国共产党想搞垮自己的一次试验，它有自己产生的深刻根源，也许到今天为止，根源还隐蔽在历史的迷雾之中呢？

在说了上述开场白后，我把自己有关研究的情况告诉各位，还望各位深思。

1、三个文革版本：

共产党文革版。1966年2月——1966年8月8日

毛泽东文革版。1966年8月8日——1969年4月1日

人民群众文革版。1966年5月29日——1974-1975年（全国自治组织消解日）

根据现有的研究，大致可以整理出上述三个版本。第一个版本的文革，是1963年开始的“四清运动”而后改名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的继续，是中国共产党要解决“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问题”。但是，这个运动在落实到基层时，却转了方向，成为一种“斗争”“群众”的运动，甚至某些地方出现了“群众斗群众”的现象，其方法就是派工作组，有工作组控制和领导运动，到1966年8月，文革运动在中国各大学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主要“斗争”学生的运动。

从现在已有资料看，1966年8月5日以前，毛泽东没有过问运动，也没有领导运动（他是不是失职？），对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故意放任，甚至纵容其恶意发展。反正，到8月5日这一天，他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使得一个井井有序、按部就班的共产党政治运动突然间陷入混乱，人民群众的造反运动一时间入潮水一般地涌现出来，出现了20世纪世界历史上一种“史无前例的”的人民群众运动。

8月5日之后，共产党运动因为各级领导人都遭到了人民群众的“炮打”而统统“靠边站”了，共产党各级组织正常的活动也由此而中断，更何谈领导运动？于是，实际上领导运动的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人民自治组织。

2、文革中的人民自治组织是“涌现”出的，它衍生出了“分布式”民主。对于这样的民主我们不能用设计式的民主去解读它；它又是在非常状态下产生的民主，所以，也不能用常态民主去解读。

美国的民主是全世界民主的范例，它是少数人（革命先辈）设计出来的民主，一部美国宪法是画在了纸上的民主，经历多次修正，而每修正一次，都是对原设计的一次改进，美国的政治家、法律人士、社会社会活动家、新闻工作者、人民运动家以及各界人民也都纷纷参与修正，因此，美国的民主在每一次产生前，都有一个事先画好了的草图。说它是设计式民主，一点不假。只是，1966年中国大事变中出现的民主却不是这样，它是在没有人故意设计的情况下“涌现”出来的，其中存在的方式也是分布式的。

所谓涌现式民主，是说这种民主没有一个来自上头（中央）的刻意设计，一旦人群的聚集达到一定的程度，民主就涌现出来了。简单地说，学生只要上街、工人只要罢工、农民只要进城,市民只要要游行，小官只要造反，民主就涌现出了。涌现式民主的存在方式是分布式的，是说它“依赖于一定数量的个体，一个群体、一个集体，或者是更多”。它“没有中央指令，没有中央存在”也没有“中央记忆”，“它是从它自己那里涌现出来的，一个自动谋划出来的形式”（引自（美）凯文·凯利《失控》一书）。不宁唯此，1989年全国性的学生运动也是涌现式的，北京市民的抗暴斗争，亦是如此，都是在没有“中央指令”的情况下“主动谋划”出来的啊！

我承认，这个涌现式民主的概念尽管是我今天才提出来的，但是，在我最初的文革研究中（1975年写作的《绝妙之戏》）和后续大量研究论文中，对1966年民主及其事件的描述和说明基本上暗合了它的模式。一开始，我就抛弃了文革中的民主是出于毛泽东“伟大战略部署”设计的“鬼话”（见我的《六六运动论说》），也一再批评那种“没有民主的事先设计，就没有民主”的糊涂观念。时至今日，有人把文革中的红卫兵、造反派说成是“群氓”，我权且接受之，只是我提出“群氓”也有智慧，并且劝不是“群氓”的人好好研究一下，“群氓的智慧”（《失控》书中的一个小标题）到底是怎么回事？

显然已见，上述民主在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正因为如此，已故的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说：“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惊人性”和“规模、影响与复杂性，这都是一个值得世世代代长期研究下去的历史课题”。许多人都说是毛泽东设计了文化大革命，理由是文化大革命中，存在一个谁都喊过的口号：“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可是，经过金春明教授的研究，情况并非如此，他分析了文化大革命中所有的重大事件，也通盘地考察了运动的前前后后，阅读了所有的官方文件和自治组织文件，没有找到所谓的哪个“战略部署”，结论是：它根本不存在（武振荣《论金春明教授的文革定义》）。但是，运动却是存在的、实在的，并且在自治水平上惊心动魄的发展着。

3、用信息论研究文革。

在文革研究中，没有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是我接受的一个观点，但是这个观点不可以推导出没有毛泽东的“作用”的结论，相反，毛泽东在文革中所起作用之大，是任何人都比不上的。总而言之，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一个变相人物，非常滑稽、非常可笑，但同时表面上却非常伟大、非常神圣（武振荣《论文化大革命中的毛》），为什么会如此呢？

文化大革命中是中国共产党挖空心思设计的一个运动，2月设计一次，5月又一次，8月又设计一次，每一次设计都体现了毛个人的“不破不立”的风格，可是在8月5号之前，毛泽东游离出运动，运动的实际操刀者刘少奇、彭真等想找他，连他的面都见不到。在“神隐”了50多后，他突然露面，学着红卫兵的样子，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一炮把党中央这个“资产阶级”的“司令部”打的稀巴烂，自己取而代之。对于毛这样的行为研究，研究者如果顺着邓小平的杆子爬，那么，不如去“打酱油”。

8月8日，毛泽东绕过了共产党各级组织，把“革命”信息用“红色电波”直接向社会、共产党人、人民群众、在校学生们传达，而相同的信息，却在社会上、党内、人民群众和青少年学生中产生出完全不同的反响——这才是真正的人民群众文革研究之关键。在毛泽东的信息的作用下，共产党社会不是“无产阶级”的了，而是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统治”，共产党高层人物不再是革命家了，他们变成“隐藏在党内的坏人”，他们“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炮打司令部》）而学生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毛泽东信息的作用下，一下子则变成“文化大革命”的“闯将”和“主力军”（《十六条》），所有这一切，只有傻瓜才会以为是“理论”造成的，其实，它根本不是理论，是一种明晰的、不需要解释、接受它的人立刻会明白的一条指令。

现在，文革研究中一个重大错误是人们把“革命的信息”误当成“革命的理论”，从而在研究一开始就步入歧途，最终走进“理论的迷宫”。因此，我个人的文革研究一直是循着信息论的思路。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信息虽然是毛泽东发出的，但是，革命在中国已经存在了半个世纪之久，就此而言，他发出的革命信息很难说是他“创造”的，他只是整理了信息，并且运用他个人的权威放大了信息而已，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们接受此一信息所作出的激烈反映，也凸显了中国社会从辛亥革命以来便已经形成的历史积淀。

4、文化大革命中所有参与文革、卷进文革的人，几乎是每天都在变化，甚至一天一个样，但是，人们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模式却是不变的，难怪这样的研究令人厌倦。

“2月提纲”中的文化大革命和“5·16”通知的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设计的文化大革命，是刘少奇所主持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继续”，是整人的，害人的运动，彭真、刘少奇等是发动者之一，此运动开始由迫害“五类分子”紧接着又迫害大学生。一份公开官方资料显示，8月初，北京各大学逮捕的学生数就有1000人之多。“红色恐怖”笼罩全国。

1966年8月8日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公开发表后，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毛泽东以个人权威排除了共产党，以至于共产党各级当权派（军队中师以下机关除外）上至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杨尚昆、罗瑞卿等，下到最基层的共产党支部书记，相继成为“斗争的对象”，运动的共产党性质完全变化了。情形变化得异常险峻，如同雨果在描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九三年》中所说的那样：大炮脱开了，“物资完全自由了，这个永恒的奴隶似乎在报复，我们称为没有生气的物体仿佛突然将内部邪恶全部发泄出来，它失去了耐心，暗暗进行古怪报复”。

非常明确，共产党的文革运动被颠覆了，此空间潮水般涌现出来的人民自治组织填充空白，于是，数以千万记的没有在《十六条》（《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上出现的各式各样甚至稀奇古怪的人民自治组织成为“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而《十六条》中规定的那个“权力机构——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文化大革命筹备小组”出生后没有几天，便消失得无踪无影。所以，文化大革命的真正领导者是谁？我们应当认真研究，切不可用毛泽东个人来搪塞之。

解放运动需要偶像，在共产党17年专政历史中，偶像被造了个半个，于是偶像变“神”的事就应运而生。此刻，经红卫兵和造反派之手，毛泽东一下就成为“神”了，“政治”的运动同时又衍生出了“宗教运动”，而人民运动失败的时间表就可以读出了。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事实上宣告了毛泽东个人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被确立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一切似乎都很美好，可是1971年9月13日，林彪“自我爆炸”一下子“炸”飞了毛的“成果”，“神圣的毛泽东”一时间变成为“尴尬的毛泽东”。

就此可见，真正“否定”文革的人不是邓小平（他那时下放到工厂当工人，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还敢否定文革），是谁呢？是毛泽东，他让被打倒了当权派“复辟”，为当权派恢复名誉，解散造反派组织，逮捕造反派头目，消灭造反派报纸、刊物，把“革命的造反派”定性为“资产阶级派性的携带者”，并且最终恢复了共产党的“一元化”专政等等。就此，人民群众的文革彻底失败了，这就是文革中最大的“真相”。今天我们研究1966年人民群众运动的失败真相，乃是研究者的本分内的事情。

5，中国人为什么要研究文革？

今天的中国是从昨天走过来的，所以，今天许多事情的根源都可以在昨天的重要事件中寻找到，更何况，中国从文革之后，已经中国共产党经历了路线、方针的最大彻底改变，出现了“改革开放”的“新生事物”，可见，无论是在共产党一方面，还是在人民群众一方面，文革的事情都没有做完，都需要继续做，因此，一个持续地研究会成为必然。

以上，文革事大，非片言所能覼缕。

武振荣 敬上
2016-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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