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水：接受吴晗同志的挑战 (1966.01.13)

tuffy05

王若水：接受吴晗同志的挑战
思彤 (王若水) (1966.01.13)《人民日报》


《海瑞罢官》所引起的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大辩论，现在还是刚刚开始。看了吴晗同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更加感到这场辩论还需要继续开展。吴晗同志的检讨，无论是在学术方面还是政治方面，都没有谈到问题的本质，没有触及要害。洋洋万余言，只是迂回曲折地同时也是顽固地维护自己的错误观点。我准备在这里着重从吴晗同志的动机方面提一点意见。

吴晗同志在文章中首先提出了“我为什么研究海瑞”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人们想要知道的，也是需要吴晗同志认真检查的。可是吴晗同志是怎样答复这个问题的呢？

吴晗同志首先声明：“我研究海瑞，是在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两年中的事。”然后他把自己关于海瑞的文章和写作时间排了一个队，再次指出这些文章“除了《海瑞罢官》的序文以外，都是一九六○年以前写的。”

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吴晗同志为什么要如此强调写作时间呢？显然是针对姚文元同志的批评而发的，企图用此表明他的《海瑞罢官》和一九六一年的“单干风”“翻案风”没有联系。他在“自我批评”一文中，反复地就这个问题加以辩解。

吴晗同志的文章是《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可是在文章排队后，首先谈到的却是他的《论海瑞》那篇文章，强调指出这篇文章是根据一九五九年八月间在庐山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的精神写的。他引用了这篇文章末尾的一段话以后说：“这篇文章在那个时候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对假冒、歪曲海瑞的。”请看，按照吴晗同志的说法，他的文章不仅和“单干风”、“翻案风”没有联系，而且是反右倾机会主义的哩！

既然吴晗同志提出了庐山会议，打起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旗帜，那么，我们也就只好接受他的挑战，分析一下一九五九年的形势，研究一下庐山会议的精神，再看看吴晗同志在这个会议前后做了些什么。

大家记得，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在庐山会议之前，当时的形势是：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是也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在工作中也有一些缺点错误。国内外敌人以为有可乘之机，妄想进行复辟。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配合着国内外的敌人，有的已经开始对党和社会主义肆意攻击，有的正在摩拳擦掌，蠢蠢欲动。在这种形势下，吴晗同志却作了些什么呢？感谢他把这些文章排了一个时间表，使人一目了然。在庐山会议前两个月（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吴晗同志发表了关于海瑞的第一篇文章，即《海瑞骂皇帝》。吴晗同志的这篇文章，没有一个字对海瑞的“骂”皇帝作一点具体的阶级分析，只是极力渲染“骂”得如何痛快和勇敢，说：“在封建时代，皇帝是不可侵犯的，连皇帝的名字都要避讳，……至于骂皇帝，那是没有听说过的。……真正骂过皇帝，而又骂得非常之痛快的是海瑞。”他热情歌颂这种“骂”法是得到人民支持的。这究竟是在给谁打气，为谁喝采呢？是在煽动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吹一股什么样的风呢？

也正是在这篇文章里，吴晗同志赞扬了一个骂皇帝的京剧，写道：“人民想骂皇帝而不可得，在戏上骂骂，痛快一下，也是好的。”这些话，很可以为他以后把这种“骂”搬上舞台，为他写《海瑞罢官》这出戏作注脚。

庐山会议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猖狂进攻，揭穿了他们反对党，反对人民，反对社会主义的真面目。庐山会议号召进一步肃清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影响，坚持党的社会主义总路线，坚持大跃进的旗帜，坚持人民公社的旗帜。

吴晗同志在庐山会议后不久，发表了《论海瑞》一文。这篇文章的主旨是歌颂海瑞，号召向海瑞学习。文章末尾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者假冒海瑞的一段话，完全是外加的，不是吴晗同志的本意。因此，吴晗同志不能借此来说明自己在政治上站稳了阶级立场。

吴晗同志的政治立场，突出地表现在他的《海瑞罢官》这个剧本中。大家知道，右倾机会主义者向党进攻失败以后，受到了应得的处分，有些人被撤了职，也就是“罢”了“官”。正是在这个时候，在庐山会议以后不久，吴晗同志开始动笔写《海瑞罢官》了。写这出戏是为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假冒海瑞吗？根本不是。右倾机会主义者被罢了官，吴晗同志就写海瑞如何被罢了官。这难道是偶合吗？

吴晗同志在这出戏的《前言》中说：“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在这场斗争中，海瑞丢了官，但他并不屈服，不丧气。当时人民因为他做了好事，拥护他，歌颂他。海瑞的历史地位是应当肯定的，他的一些好的品德，也是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的确，这出戏对一个“刚直不阿”而落得一个罢官下场的“好官”，寄予了极大的同情，表示了无限的惋惜。繁星同志看了这出戏以后说，这种“好戏”看了以后叫人“动感情”，“动肝火”，“掉眼泪”，“捶椅顿脚，唉声叹气”，“脑子转个不停”。这正是吴晗同志想达到的效果。至于这些人看了以后脑子里转些什么，繁星说“不用细说”，反正在文章里是心照不宣的。

吴晗同志千方百计地要避开这个实质问题，说什么写这出戏的时候，对“古为今用”的原则“一点也没有想起过”。这能叫人相信吗？按照吴晗同志自己的说法，他写海瑞的文章是为了要今人向海瑞学习，甚至是为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怎么一到了写《海瑞罢官》，就“为古而古”，对“古为今用”就“一点也没有想起过”呢？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中引了毛主席关于动机和效果的一段话。主席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但是，吴晗同志没有按照毛主席这段话的精神，根据效果来检查动机，而仅仅就效果检查效果。

吴晗同志真的为古而古吗？不。吴晗同志一直是强调研究历史和写历史剧要古为今用的，有他的一系列关于历史剧的文章为证，就在给繁星的一封公开信（《关于历史剧的一些问题》）中，他谈写《海瑞罢官》的体会时还说：“无论是历史书也吧，历史剧也吧，里面的人物决不是僵尸的复活，写这个人、演这个人，都要着眼于他或她的某个方面对于后一代的人们的启发作用……一句话，不是为了死人，而是为活人服务……作到古为今用。”这还不够清楚吗？可是吴晗同志今天偏偏回避这点，说什么《海瑞罢官》“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这不恰恰是从反面证明吴晗同志写这出戏是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吗？

要害就在这里。我们说吴晗同志的自我批评没有触及到要害，从政治上说，就是没有触及到写这出戏的动机这个要害，没有触及“罢官”这个要害。单就写“罢官”影射现实这一点来说，其严重性超过了《谢瑶环》和《李慧娘》。这不是什么“为古而古”，而是“借古讽今”；不是什么“为写戏而写戏”，而是为政治而写戏；不是什么“忘掉了阶级斗争”，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来同无产阶级作斗争。看来吴晗同志很想痛快地发泄一下他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不满，甚至认为“在戏上骂骂，痛快一下也是好的”。《海瑞罢官》正是他这个想法的实现。吴晗同志在这出戏的序里说：“一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也就是敢想敢说敢做的人们的历史。”“我写剧本，看来也属于敢的一流。”海瑞不但敢说，而且敢骂。吴晗同志“学习”和“继承”了海瑞的“好的品德”，写了《海瑞罢官》，固然骂得隐晦曲折一些，究竟还是“属于敢的一流”，只是在承认自己的真实动机时稍差一些罢了。

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中，是想避开政治性问题，而把自己的全部错误归结为学术问题的。当然学术问题需要进一步展开讨论，因为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中谈到海瑞以及清官、道德继承、历史人物评价等学术问题时，实际上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至少是基本正确的。我希望大家来就这些问题充分展开讨论。但是，政治问题是不能回避的。我并不是说吴晗同志写的全部关于海瑞的文章都有政治性错误，但是《海瑞罢官》确实是既有学术问题，又有政治性问题的。吴晗同志从歌颂海瑞为人一直到同情海瑞“罢官”，这不是偶然的。

我是从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来分析这个问题的。至于吴晗同志内心是怎么想的，还要请他自己深入检查。

tuffy05

来稿摘编

  黎文;曹佐治;姜平;柯兆利;钟杰(1966.01.19)

  吴晗同志的政治立场站稳了吗？（黎文）

  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中说，他“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党的教育、培养、关怀下，政治上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但在……学术思想上的阶级立场，却还基本上是旧的、老的、资产阶级的，以至还有封建的东西”。这是一种狡辩。当然，政治问题同学术问题是有所区别的，不是一切学术问题都是政治问题。但是，二者又有极其密切的联系。

  关于这一点，我同意方求同志文章中的意见，即有一些人虽然也错误地美化了封建统治阶级人物，但是他们并不是为了攻击社会主义，这应该说是学术性问题，而不是政治性问题。但是就《海瑞罢官》来说，这出戏不但在学术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而且在政治上是反社会主义的。正如思彤同志所说，它通过一个被罢了官的海瑞，来对被罢官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表示同情、婉惜和支持，难道这也只是学术错误吗？所以，《海瑞罢官》的根本错误是政治性的，这表明吴晗同志在政治上没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

  写《海瑞罢官》的目的并不糊涂（曹佐治）

  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中说，自己的立场所以错了，是因为“一句话，……忘记了阶级斗争！”

  吴晗同志真地忘记了阶级斗争吗？我们还是从社会实践中去找答案吧。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一年，我们国内遭到暂时的经济困难，国外阶级敌人疯狂反华。国内资产阶级也从政治、经济、思想各个战线上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同这些进攻相呼应，我们的文艺战线也出现了一股逆流。《海瑞罢官》正是这股逆流的组成部分。它对右倾机会主义者表示同情和支持，这不能说是纯学术问题，而是与政治问题有密切联系的。

  吴晗同志说：“写这个剧本的目的性是什么，在当时是不清楚的，糊涂的，……‘古为今用，厚今薄古’的原则在当时一点也没有想起过，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真是这样吗？吴晗同志在一系列讲话和文章中，再三强调研究历史与写历史剧的现实作用。他在改写这一历史剧的前言中也说：海瑞“一些好的品德，也是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这些都说明了吴晗同志任何时候，都没有忘记“古为今用”，“现实政治意义”这些原则。我们希望，吴晗同志还是从自己当时的政治态度来检验自己的写作动机吧。

  《海瑞罢官》和“单干风”、“翻案风”有联系（姜平）

  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中列了一张他自己的写作时间表，声明说：“我研究海瑞，是在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两年中的事。”这无非是想否认他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与“单干风”和“翻案风”有联系。

  这个辩解是站不住脚的。“单干风”、“翻案风”虽然是在一九六一年刮得最厉害，但它实际上在一九五九年就开始了。甚至早在一九五七年，这两股歪风就已经出现。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二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曾指出：“现在有一些人却在说合作化不行，合作化没有优越性，吹来了一股小台风。”又说：“有些人不了解我们今天的政策适合于今天的情况，过去的政策适合于过去的情况，想利用今天的政策去翻过去的案，想否定过去肃反工作的巨大成绩，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人民群众所不允许的。”从这两段话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当时确实存在过“单干风”和“翻案风”。不过，后来由于党和全国人民开展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广大群众的思想觉悟普遍提高，这股歪风遭到了及时的打击。

  一九五八年，全国实行了“大跃进”，形势大好，歪风当然也不能抬头。

  但是，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在我国经济遇到暂时困难，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发动了反华高潮，国内的阶级敌人也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当时，有些人鼓吹“单干”，叫嚷“翻案”，来同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相对抗。

  可见，“单干风”和“翻案风”从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是一直存在的，怎么能够说《海瑞罢官》这个剧本的内容和当时的“单干风”、“翻案风”是“风马牛不相及”呢？

  《海瑞罢官》有革命性（柯兆利）

  《海瑞罢官》是有其现实意义的，吴晗同志基本上做到了古为今用。那时，右倾机会主义者猖狂地向党发动进攻。吴晗同志为了使人们认清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本来面目，在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的条件下，对海瑞适当拔高，这是必要的，也是许可的。

  《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还在于它揭示了一条很重要的历史教训——改良主义，此路不通。你看，海瑞声嘶力竭地喊着：“区区竭尽心力，正欲为江南立千百年基业，酬上恩报知己也。”他口口声声要“除奸贼整顿纲常”。可是，他在封建制度濒于崩溃的时代，还企图用统治阶级内部改良来代替农民的暴力革命，来苟延封建统治阶级的狗命，来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真是“蚍蜉撼树谈何易。”因此，他终于免不了被罢职、被赶出政治舞台的下场。现在，现代修正主义者还在胡说什么“资本主义通过政治改良，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等等，而《海瑞罢官》明明告诉我们改良主义是行不通的。这样看来，《海瑞罢官》对于我们今天的反修斗争，还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海瑞罢官》不是毒草（钟杰）

  姚文元同志说，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这种结论不能令人信服。《海瑞罢官》基本上是反映历史真实的。它的演出只能给人这样一种感觉：地主恶霸被除，大快人心，退田和平冤狱是合理的。因为在海瑞的时代，很少有人敢直接起来同统治阶级对抗，广大农民只希望有人起来推翻这个朝代或有一个“清官”来为他们伸冤雪恨。这既合乎当时社会现实，又合乎当时人民心理。因此，他们把海瑞当作救星。这可以使今天的观众想到，当时农民的好光景何等可怜。这更可以使观众看出，封建社会是何等黑暗，谁若是公正一点办事，触犯了地主阶级利益，皇家就不能容忍。至于这个历史剧让人们学习什么？我认为作者是让人学习海瑞不畏强权、不计个人得失和刚直不阿的斗争精神。

  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中说，海瑞是完完全全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的。这不客观。如果海瑞是这样的话，那末他就必然不会受到罢官的处分了。吴晗同志还说，《海瑞罢官》不是为无产阶级服务，而是为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服务。这也不合实际。这个历史剧在旧中国根本就不可能上演，即使上演了，它只能得到劳苦大众的欢迎，恐怕作者也要祸事临头了，因为这个剧本的主要锋芒是直接指向统治者的。

  为什么吴晗同志做这样的自我批评呢？这是因为，最近许多报刊接二连三地登载了批评和指责他的文章。在这种趋势下，他才不得已而为之。

  －－－－－－－－－－－－－

  不能回避要害问题——评吴晗同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

  方求(1966.04.07)

  提要《海瑞罢官》的要害在政治问题上，政治问题的要害又在“罢官”问题上。吴晗同志通过他的作品，把政治的赞美、同情和希望，寄托在被“罢”了“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英雄”的身上，而把政治的烂泥、污秽、谴责和咒骂，抛洒到党的身上。吴晗同志无论过去写《海瑞罢官》的时候，还是现在写关于《海瑞罢官》的所谓“自我批评”的时候，都是尖锐地从政治上提出挑战的。我们有些同志为什么反倒把政治、把阶级斗争置于自己的视野之外，而把这一切都当作是什么与政治无干的纯粹“学术问题”呢？

  ＊＊＊

  我们研究了吴晗同志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我们同意思彤同志对它的评价：这是一个挑战。①

  你们批评我的《海瑞罢官》和关于海瑞的文章么？我的这出戏和有关文章，是“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在江西庐山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以后写的！是响应这个会议的“伟大的号召”写的！是为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写的！

  这是一个尖锐的、政治性的挑战。

  这个挑战，是一件好事。

  没有这个挑战，我们有些同志还在那里天真烂漫地抱怨：为什么要把对《海瑞罢官》的批评扯到政治上去呀，这样岂不是把学术问题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了呀，如此等等，纠缠不清。有了这个挑战，这些同志就可以好好地想一想了，吴晗同志无论在他过去写《海瑞罢官》的时候，还是在他现在写关于《海瑞罢官》的所谓“自我批评”的时候，都是尖锐地从政治上提出问题的，我们这些同志怎么反倒把政治、把阶级斗争置于自己的视野之外，而把这一切都当作是什么与政治无干的纯粹“学术问题”呢？

  《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劝读者认真地看看吴晗同志的所谓“自我批评”。读读这样的文章，是很能帮助我们把塞了的鼻子开通起来，增长对世事的见识和阶级斗争的经验的。

  这篇文章的奇特处在哪里呢？

  奇就奇在自称站在拥护党的立场，却硬要把自己写的一部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的代表作，说成是响应党的“伟大的号召”的作品；奇就奇在分明是为那种打出“为民请命”的旗帜、同党斗争、遭到失败而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及其他反党反人民的“英雄”唱颂歌，却硬要把这说成是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

  “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事物的逻辑走向吴晗同志愿望的反面。吴晗同志从政治上提出新的挑战，恰恰进一步暴露出他的问题的政治本质。最近发表的戚本禹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和关锋、林杰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对《海瑞罢官》等作品的反动政治本质，作了透辟的分析，我们同意他们的意见。

  吴晗同志在他的挑战中从政治上提出了几条什么样的理由呢？我们把它一一剥开来看一看。

  （一）

  吴晗同志拿出来的第一条理由是，他在《论海瑞》这篇文章中，明明说过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

  在《论海瑞》这篇文章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话，是有过几句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判断一种宣传、一种思想的实质，不能仅仅根据个别的词句。如果把《论海瑞》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若干词句，放到吴晗同志关于海瑞的全部宣传中加以考察，把吴晗同志关于海瑞的全部宣传，放到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加以考察，那么，事情就很清楚：这些词句，是游离于吴晗同志关于海瑞的全部宣传主旨以外的附加的东西，是同他的全部宣传主旨格格不入并且以后不再被提起的东西。现在吴晗同志煞有介事地把这些根本不是他的本意的词句，强调地提了出来，无非是为了混淆视听，欺骗读者而已。

  吴晗同志关于海瑞的宣传，开始于《海瑞骂皇帝》，归结到《海瑞罢官》。《海瑞骂皇帝》发表于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那是什么时候？正是庐山会议前夕，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异常活跃，大放厥词，在各个角落里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向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阴一句、阳一句地进行咒骂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吴晗同志写出了《海瑞骂皇帝》这篇文章。在文章里，他把忠于皇帝的封建官吏海瑞，打扮成“站在人民方面”而反对皇帝的“反对派”，把海瑞为着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向皇帝直言进谏的举动，说成是为人民利益着想，代人民群众说话，当面“骂”皇帝的革命行为。这种描写，同历史上的海瑞风马牛不相及；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则只能是为了给那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一切反党反人民的“反对派”树立一个“榜样”，要他们从这里吸取“精神力量”，假冒海瑞，去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

  在庐山会议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被击败了，他们假冒海瑞、假冒人民代言人的政治面貌被揭露了，他们的头目被撤了职、“罢”了“官”了。但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并没有改悔，而在积蓄力量，窥测时机。果然，没有过多久，到了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一股右倾机会主义的势力，同社会上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相呼应，配合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的联合反华，向我们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新的进攻。

  《海瑞罢官》在一九五九年年底动笔，历时经年，修改七次，在一九六○年十一月写成，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发表与演出。这个剧本的主题是什么呢？吴晗同志力辩，剧本的主题不是退田，而是除霸，企图用这种纠缠来转移人们的视线。其实，退田也好，除霸也好，都是它的情节；所有这些情节，又都归结到一点——就是在剧本的题目上点明了的“罢官”。一个“退田”、“除霸”、“要为生民作主张”的农民“救星”被“罢”了“官”，一个“站在人民方面”、“为民请命”、同当道“强暴”作无畏斗争的“英雄”被“罢”了“官”，这就是吴晗同志竭力想要向读者和观众说明的主题思想。这难道是对历史的描写吗？对历史上一个封建统治阶级的官吏作这样荒谬绝伦的美化是可以设想的吗？不，这是借古人的衣冠来改扮活人的躯体，是借历史的题材来抒发对现实的愤懑，是借舞台的阵地来为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一切反党反人民的“英雄”表示支持、惋惜和不平。

  一“骂”一“罢”。一个是在庐山会议以前公开给猖狂进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敲边鼓，一个是在庐山会议以后公开给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鼓士气。这就是吴晗同志几年来有关海瑞的全部宣传的现实政治含义。这就是这种宣传同当时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的真实政治关系。

  所以，《海瑞罢官》的要害在政治问题上，政治问题的要害又在“罢官”问题上。通过“罢官”，吴晗同志力图把他的主人公塑造成一个悲剧英雄的高大艺术形象。他把“人民利益的维护者”、“人民疾苦的代言人”的政治头衔安放在被“罢”了“官”的“英雄”身上，而把各种政治的烂泥、污秽涂抹到党的身上；他把自己的全部政治同情倾注在被“罢”了“官”的“英雄”身上，而把各种政治的谴责、咒骂抛洒到党的身上；他把自己的政治希望寄托在被“罢”了“官”的“英雄”身上，而把决绝、失望的情感宣泄在党的身上。吴晗同志无限愤慨地说：“这年头，越是好官，越要丢官。”②请看，这里表达的，已经完全不是什么对一时一事的不满，而是希望通过“英雄”被“罢官”的描写，对“这年头”、这世道，也就是从总体上、从根本上对党和党所领导的当前这个革命时代，提出谴责。这就是《海瑞罢官》力图向人们宣传，并且力图唤起某种人的共鸣的极其阴暗、极其反动的政治感情。

  宣传“退田”当然是很重要的政治问题，但是同“罢官”相比，“退田”是居于从属地位的。“退田”是被罢了官的“英雄”的政治纲领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对“罢官”的描写所表达的政治感情，则是一种更深、更广的政治概括。

  吴晗同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根本不触及《海瑞罢官》的这个现实政治含义，极力回避这个要害问题，反而要把它打扮成“响应庐山会议号召”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作品，这算是一种怎样的“自我批评”呢？

  （二）

  吴晗同志拿出来的第二条理由是，他的关于海瑞的宣传文字，“除了《海瑞罢官》的序文以外，都是一九六○年以前写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从时间上讲，一九六○年十一月写成的《海瑞罢官》，同一九六一年刮起的“翻案风”、“单干风”沾不着边，“把剧本同这种风、那种风联系起来”，那是别人的事。

  吴晗同志是历史学家。他以一个史学教授的姿态跑来教导我们，在研究社会历史现象的时候，要把它们割成一个一个碎片，当作一件一件没有来由、没有历史、没有发生发展过程的孤立的事情，然后他再耍一通年代考证的花招，以为这样就可以把真实的历史联系掩盖起来，这不是一种典型的资产阶级史学的骗人方法么？

  可是，藏了头来又露尾。吴晗同志竭力想把《海瑞罢官》同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翻案风”的联系隐藏起来，却没有想到，反而把它同一九五九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罢官”的联系暴露了出来。抓住了这个要害就使我们对《海瑞罢官》同“翻案风”的内在联系，有了更深刻、更清楚的理解。

  什么是“翻案风”？“翻案风”首先是一些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闹翻案。一切历史过程都是在对立的斗争中前进的。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就会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失败，就会有一部分不肯悔改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他们的同情者，不甘心失败，力图挽救他们的失败。吴晗同志要求人们学习他的海瑞“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赞扬他的海瑞“罢了官并不屈服，不丧气”的精神，盼望他的海瑞“有一日再居官重整纪纲”，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所以，在一些人那里，翻案的意图是伴随定案而俱来的，是在定案以后就一直存在的，只不过在一定的阶级斗争形势下是一种隐伏的潜流，或者只有零星的发动。什么时候能够刮起一阵“翻案风”，那是取决于各种历史条件的综合的。要理解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的“翻案风”，首先要把它看作是对一九五九年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的一种反动，看作是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就已经存在的潜流在新的条件下的涌出和发展。把《海瑞罢官》的写作、发表、演出和出版，摆在这样的历史联系中一看，它的“创作意图和时代背景”不就很清楚了吗？“写成于一九六○年十一月”云云，又能为吴晗同志作怎样的辩解呢？

  至于鼓吹“单干”“退田”，作为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其他反党反人民“英雄”的政治纲领的一个组成部分，更是由来已久的事情。集体化，是农村的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它的对立物的单干，是农村的资本主义道路。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贯穿着我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整个历史进程，十几年来，有过几番起伏。冒充农民“救星”，打起“为农民请命”的旗帜，反对合作化（一九五八年以后是反对公社化），是历次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作斗争的惯用方法。这些并不是一九六一年以后的新发明，吴晗同志怎么能够装糊涂，说他在一九六○年十一月都概不知晓呢？

  这里还需要弄清楚一个问题：文艺作品究竟怎样反映阶级斗争和社会生活？新闻报道记录社会生活中已经发生的具体事件，它的出现只能在事件发生以后。文艺作品反映阶级动向和社会思潮，是以全部社会生活和阶级斗争的发展为背景的，它是一种能动的反映，在许多情况下是不同于对具体事件的新闻记录的。文艺是阶级的敏锐的感觉器官，它能察觉社会生活中潜流的激荡，能感应酝酿中的变动的来临。文艺是阶级的喉舌，它把阶级的心声呼喊出来，不仅是阶级变动的回响，而且往往是阶级变动的先声和伴唱。文艺是阶级斗争的风信鸡，它能指示风向，当风刚刚起于青萍之末的时候。革命的文艺是这样，反动的文艺也是这样。请看看我们文艺战线阶级斗争的历史，几乎每一次资产阶级进攻的风浪，都是首先从文艺方面显出征兆，发出信号，并且有文艺来推波助澜。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进攻，高潮在一九五七年五、六月；文艺界右派的“电影的锣鼓”敲起在年初，《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发表在三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政治进攻，高潮在庐山会议上；《海瑞骂皇帝》发表在会议的前夕。最近一次资产阶级的政治进攻，高潮在一九六一、特别是一九六二年；《海瑞罢官》、《李慧娘》、《谢瑶环》，写成、演出和发表在一九六○年末或一九六一年的年初和年中。这样一个时间表，不是清楚地说明了文艺敏锐地、能动地反映阶级斗争的规律性吗？

  所以，一方面在舞台上为被罢了官的“英雄”唱颂歌，另一方面在社会生活中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刮起一阵“翻案风”；一方面在舞台上大喊大叫要“退田”，另一方面在社会生活中刮起一阵“单干风”——这样两个方面的现象，大约同时在一九六一年前后的一段时期里出现，互相呼应，绝不可能是偶然的，彼此无关的事情。它们同是我国阶级斗争历史发展和当前变动的产物，同受一个阶级斗争起伏规律的支配，从社会思潮来说，前者是能动地反映后者，并且为后者服务的。

  （三）

  吴晗同志拿出来的第三条理由是，他写《海瑞罢官》的目的性，“在当时是不清楚的，糊涂的”，“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

  这里，吴晗同志调转了笔锋，拣起了资产阶级的陈词滥调。可是，这块破烂的盾牌，又怎能帮助吴晗同志把问题的要害掩护起来呢？

  而且，我们记得，在写作和演出《海瑞罢官》的时候，吴晗同志的腔调跟现是很不相同的。

  就在《海瑞罢官》这个剧本的序和前言里，吴晗同志明明白白地交代，他是反复考虑了剧本主题的“现实意义”，并且认为他写的海瑞是“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③。

  当《海瑞罢官》开始上演，一些人称兄道弟地为他捧场的时候，吴晗同志踌躇满志，在答谢别人祝贺的公开信里，又清清楚楚地声明，历史剧“里面的历史人物决不是僵尸的复活，写这个人、演这个人，都要着眼于他或她的某个方面对于后一代的人们的启发作用”，“不是为了死人，而是为活人服务”，这是“不容有任何怀疑”的④。

  在谈历史剧的一系列文章里，吴晗同志也一再宣传，“历史剧的目的，是要今人学习”，“过去的某些时代精神有助于今天的需要”⑤，要“把死史料运用为活史料，密切结合当前需要”，“古为今用”⑥。

  在关于学习历史的许多文章和讲话里，吴晗同志更是反复地讲解：“学习历史不只是为了取得过去时代的知识和经验，更重要的是……为现实政治服务”⑦；“不是脱离政治的科学，而是政治性很强的科学”；“不是为死人服务，而是为活人服务，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今天和明天”⑧。

  吴晗同志还特别公开宣告过自己写文章的主张：“目的性要清楚”，“要有所为而作”，“无所‘为’的文章，尽管文理通顺，语气连贯，但是内容空洞，只能归入废话一栏，以不写为好”⑨。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请看，这些话说得何等斩钉截铁！那里是“一点也没有想起过古为今用的原则”！那里有丝毫“目的性不清楚”！又那里有片刻“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曾几何时，吴晗同志变了一副面孔。这是什么缘故呢？原来是时势不同了。在当时，吴晗同志认为气候适宜，所以当他用“古”为反社会主义的现实政治服务的时候，他是那样热心地宣传“古为今用”，生怕有些人不懂得它的现实用意；而到了今天，当这种现实政治的反社会主义实质被揭穿并且受到批判的时候，他觉得气候不对了，所以赶忙装出一副糊涂样子，说什么那时候他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生怕人们捉住它的现实用意，击中它的政治要害。可是，当日的吴晗同志在反驳今日的吴晗同志。我们究竟相信那一个吴晗同志才是呢？在百家争鸣中，我们欢迎严肃的自我批评，我们也欢迎严肃的自我辩护和反批评。可是为什么要给我们谎言呢？

  世界上从来没有为文艺的文艺、为学术的学术。文艺和学术总是从属于政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为政治服务的。无产阶级的政治是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服务的政治，所以，无产阶级的文艺和学术，从来不隐讳自己的政治目的。资产阶级的、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是为极少数人服务而反对绝大多数人的，所以，为这种政治服务的文艺和学术，往往要向人们隐瞒自己的政治目的；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尤其是这样。思想战线的斗争历史告诉我们，当你听到有人高谈为文艺而文艺、为学术而学术等等的时候，你必须当心，这里面有鬼。吴晗同志“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的辩词，又一次印证了人们的这一条政治经验。

  （四）

  最后，我们来看看吴晗同志拿出来的第四条理由，他说：他“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党的教育、培养、关怀下，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

  “政治上的阶级立场”，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它是体现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体现在人们的言论和行动中的，特别是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来考验的。请问吴晗同志，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你写出和发表了从《海瑞骂皇帝》到《海瑞罢官》等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目的宣传文字，这是在政治上站稳了哪个阶级的立场呢？现在，你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不但不从政治上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把它说成是响应党的号召的作品，这又是在政治上站稳了哪个阶级的立场呢？还有，在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间，在学术界，你打出一面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旗，向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学术文化革命猖狂反扑，妄图扭转社会主义学术文化革命的车轮，使之走上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学术文化复辟的道路，这又是在政治上站稳了哪个阶级的立场呢？

  吴晗同志很以他的“二十多年”自诩。在这里，我们无意于评论吴晗同志二十多年来的政治历史。我们只想指出，二十多年来，革命在前进，从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又一步一步地深入。随着革命的不断前进，革命者的队伍在不断扩大的同时，也不断发生重新分化和改组，这是革命深入的必然结果。能不能随着革命的前进，不断改造自己，跟上革命的步伐，这对每一个革命者都是极其严肃的问题。革命历史不能给任何人在政治上打包票，这只能取决于人们在革命进程中不断自我改造的自觉、决心与实践。没有思想改造的自觉，那么，他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头脑中的旧思想、旧传统、旧习惯，就一定要反映出来，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自己，一定要按照自己的面貌去改造世界。这样，他们就一定会在阶级斗争的这个关头或者那个关头同党、同社会主义、同革命的新发展发生深刻的冲突。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同路人，在社会主义革命路程的这个站口或者那个站口同党分手，甚至走到同党对抗的方面，难道是少见的事情吗？昔日的左翼变成今日的右翼，难道是少见的事情吗？资产阶级特别希望寻找这样的人做他们的代言人，因为他们曾经是左翼，有政治资本和群众影响，能够起老右翼所不能起的作用。他们挂着左翼的招牌，实际上成了右翼拥戴的新首领，在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向社会主义的进攻中充当了急先锋。

  斯大林同志说过：“革命的威力也表现在它不对‘名人’打躬作揖，而要他们为它服务，如果他们不愿意向它学习，那就会把他们抛到九霄云外。”（《“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全集第三卷第三七○页）

  彻底放下架子，向革命学习，向工农兵学习，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从政治立场、世界观到感情深处同资产阶级彻底决裂，这是一切不愿意被革命抛到九霄云外去的人们应当选择的唯一道路。

  ①思彤：《接受吴晗同志的挑战》，《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三日。

  ②转引自澄宇：《〈海瑞罢官〉为谁唱赞歌？》，《北京日报》一月十八日。

  ③吴晗：《海瑞罢官》单行本，北京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

  ④吴晗：《关于历史剧的一些问题》，《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八日。

  ⑤吴晗同志谈历史剧，《戏剧报》一九六一年第九、十期合刊。

  ⑥吴晗：《论历史剧》，《文学评论》一九六一年第三期。

  ⑦吴晗：《学习历史知识的几个问题》，《新闻业务》一九六二年第七期。

  ⑧吴晗：《关于研究历史的几个问题》，《教学与研究》一九六二年第三期。

  ⑨吴晗：《谈写文章》，《人民日报》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五日。

http://www.wengewang.org/read.php?tid=6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