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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3 05:2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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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文革”，还是一个文革？
作者：喜 东
八十年代初以来，形成了评价文革的主流派观点，即“十年动乱、十年浩劫、一塌糊涂、一团漆黑、一无是处、应彻底否定”的一元化、绝对化结论，将一场波澜壮阔的人民革命一笔勾销，对其间发生的极度复杂、层次繁多、交错曲折的各种事件，以极度简单化、概念化和概括化的方式向历史敷衍了事。
另一方面，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人，或稍微了解文革中群众运动的人，又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文革期间从人民群众中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政治热情和参与意识。因此，在评价文革的舆论中，出现了偏离主流派的观点，这里指的就是一种貌似深刻的“两个文革”理论。这个理论的主要观点就是：
“……一个文革，统治者的文革：利用群众运动，摧毁政敌，攫取权力；一个文革，被统治者的文革：利用合法条件，反抗封建特权和政治的压迫。——这是两个互相利用、同时又互相冲突的文革。而共同的时、空把二者融为一体，就使得这融合体成了一个说不清、弄不懂的政治怪物……”①
王希哲是文革后时期最重要的民间理论家和民主运动人士之一。在李一哲《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著名大字报中，他的文革观和本文是很接近的。然而，在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王希哲的观点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这时他已经将文革理解为一个“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和一个“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相对立的人民的文化大革命”。②
应该看到，“两个文革”论和“彻底否定”的官方一元化观点比较起来，看到了精英之外的群众和群众政治，这是值得肯定的。然而，它试图将毛泽东的“造反有理”的思想与文革中的群众造反运动割裂开来，而不承认在中央的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和社会上造反派与保皇派之间的斗争有着脉络清楚的联盟和对立的关系。在怎样解释群众运动性质上，囿于意识形态上的偏见，对来自群众的自发的左倾思想，和群众对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追求这些事实，感到无法接受，一定要给文革中的群众大民主贴上“追求自由化”、“反对共产专制”的标签。这其中还有一个很深刻的问题，那就是从左的方向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改革和民主化的可能性问题，这个问题下面再详谈。总之，“两个文革”论者一方面盛赞文革运动期间的大民主、集会结社、和反官僚运动，另一方面认为毛泽东和群众在各说各话：毛泽东在追求“僵化的社会主义”，而群众在追求“自由化”；甚或干脆将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和官僚派的形“左”实右的整人手段混为一谈，在一定程度上和官方“一团漆黑”的观点合流，把文革中两条路线的思想斗争看作是对个人政敌的整肃清洗。
这里还应提到文革中民间左派纲领性文件《中国向何处去》一文的作者杨曦光（杨小凯）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他认为：毛泽东和党内文革派发动和支持了群众造反派的反官僚、反迫害的运动，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政治联盟关系；所谓“互相利用”的说法是无意义的，因为政治的本质就是建立联盟、互相“利用”。在这一点上，杨曦光是在所有参加过文革造反运动的人士中，自始至终坚持自己原来观点的人，而没有象许多敏捷善变、富有机会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那样，受到官方操纵性的语言的影响。然而唯一遗憾的一点是，作为文革中最著名的民间左派理论家，在文革过去二十多年后，杨小凯认为造反派运动受其社会来源的构成的影响，其真正思想倾向是右倾的。③
“两个文革”的观点，目前在亲身参加过文革、特别是那些当过造反左派的人们中较为流行；然而，不难发现，这个观点，是在清算文革、保守复旧的风潮的影响和压力下，有造反经历的人在心理上对官方“彻底否定”的观点让步和妥协的结果。实际上，从六十年代末开始，随着翻文革案的风潮愈刮愈紧，转向这种观点的人越来越多。就在文革刚开始时，那些对文革有反感的人、持极端保守观点的人就已经“看透”，把当时发生的一切都视为革命口号掩盖下的一场精英之间的争权夺利的斗争。实际上，将革命归结为“精英操纵群众实现个人目的”的观点，是有历史传统的：十八世纪极端敌视革命的英国保守思想家艾德蒙·伯克，就系统地发展了这个观点，用来彻底否定当时的法国大革命。从那时起，近代史上的每一次革命，都伴随产生出一个彻底否定该革命的理论，这些理论全都有如下这样一种千篇一律的程式：一切革命的本质都是一小撮精英野心家欺骗利用头脑简单的群众，因此群众造反是违反群众自身利益的，所以，群众通过革命所能得到一切，本可以花小得多的代价通过统治阶层的渐进改良来实现，而无需伤及统治阶层的既得利益。在这些革命否定论中已经蕴涵着“两个革命”的意味，即把一场革命看成是精英的争权夺利和暴民的红色恐怖的“融合体”。造反派老战士们转向“两个文革”观点，无疑是为进一步否定他们自己的亲身革命经历准备了自杀的绳索。
让我们来具体分析文革运动中，上层与群众、“继续革命论”与血统论、两个司令部与两大群众派别之间的联盟和对立关系的形成和演变，以此说明无论是“精英权力斗争”论，还是“两个文革”论，在历史的事实面前，都是站不住脚的。这两个错误论点的论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㈠毛泽东担心死后有人仿效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所以才反对赫鲁晓夫，最后发动文革；㈡毛泽东再搞一次“阳谋”，向一些人“交了底”，而没向另一些人“交底”；㈢精英在幕后操纵了群众“炮打”高级领导人的活动；㈣群众反官僚、反迫害的运动与毛泽东的文革理论毫无关系。
有关毛泽东的“斯大林”情结的神话
首先来看所谓的毛泽东的“斯大林”情结。以毛泽东这样气魄的政治家和革命家，去推测他反对赫鲁晓夫、发动文革是出于私人动机，这样的思路很渺小、很卑劣。中苏两党分歧的原因，除了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无原则、无策略地全面诋毁斯大林之外，还有更重要、更深远的原因。当时和苏共一个更主要的分歧是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问题：战后帝国主义围剿新中国和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斯大林死后的苏联却愈来愈向美国妥协投降，成为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和合作者。其它分歧包括对南斯拉夫式社会主义改革的看法，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内部的不同政见等等。在这一系列冲突中，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共采取了捍卫原则、摆事实、讲道理、有理有节的正确做法。而苏共采取了粗暴傲慢、强权政治的无原则做法。这才是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不可避免地决裂的真正原因。至于毛泽东对斯大林问题的态度，事实是：毛泽东对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最先有警觉，坚持走出有所创新的、避免苏联弊病的社会主义道路；反而是苏联的新领导集团只知道抓住“个人崇拜”问题不放，却全盘继承了斯大林遗留下来的僵化的经济体制、和缺少群众参与的政治社会制度，而从未想过作制度上的调整或革新。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党内的保守派、亲苏派，是主张将苏联体制一成不变地全盘照搬到中国来的，在他们心目中，从来是对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的一切都加以盲目崇拜的。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们，而是毛泽东，对斯大林在理论上、实践上的各种错误，在各种场合下多次加以指出、批判，对迷信苏联体制的人提出警告。因此，将文革看成是维护中国的“斯大林主义”、针对未来的“秘密报告”人的政治清洗，是将历史事实几乎整个颠倒。
向谁交底、没向谁交底
第二个有关“两个文革”的津津乐道的说法，就是文革运动一开始就向有些人“交了底”，而没有向另一些人“交底”，因此，知根知底的人在文革中没有说错话、办错事，因而没有倒台，而不知内情的人（刘少奇、邓小平等），受骗上当，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工具。这种看法不仅是从精英式的宫廷政治角度看问题，更带着阴谋理论的色彩。以这种观点看，中共内部一切政治斗争都是无原则的山头派系之间为了私利的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然而事实是，中共是现代中国历史上最注重意识形态和主义原则的一个政党，和世纪初的各种政党军阀政权相比，和曾是革命党和执政党的国民党相比，中共更是靠着对一种理念的执着，最后赢得了全民族的民意。中共内部的重大派别从来不象国民党内部那样以山头实力为基础，而总是按意识形态、按路线上的认同和分歧为基础。
毛泽东开展文革的基本思想，进入六十年代后开始渐渐形成；而毛泽东在思想方面一步步的变化，也是全党共知的。在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发生公开的分歧。刘少奇公开承认，对毛主席的思想开始感到跟不上了。相反，在党内也一直存在着一个和毛泽东在思想上基本一致的思想阵营，包括柯庆施、陈伯达等。毛泽东并没有对同一思想阵营的人能多交代什么，因为毛泽东的“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提法（六二年），“党和国家有可能变色”的提法（六三年），“中央会出修正主义”的提法（六四年），“官僚主义者阶级”（六五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六五年）的提法等等，一步步地廓清了他有必要进行文革的思想，而这些新提法，都是在党内公开提出的，对党内所有人都是有所交代的。对毛泽东的这些特异思想，党内大部分人不理解，一小部分人有所理解，这就是文革开始时党内的状况。对于不理解的人，文革的作法对他们来说，只能揣测是要“打倒一大批老干部”，“因‘大权旁落’才要‘清洗功臣’”等等阴谋、“阳谋”理论也就应运而生了。
一九六六年六月初刘邓派出工作组整群众，引发了他们后来的倒台。这成为毛泽东没有向他们交底的经典例证。在这个问题上，其实并不存在着什么交不交底的问题。毛泽东在怎样对待学生闹事的问题上历来的言论，如“不要怕闹，闹的越大越长越好”等等，刘邓是最清楚不过了。毛泽东六月十日在杭州还说过：“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当时党内许多人，包括刘邓的同情者陶铸等都在场。④刘邓的工作组政策，并非是因为没有得到毛泽东的交底，而是在执行自认为正确的党的路线，有意识地抵制他们认为错误的毛泽东路线。
在多数有关文革的文献中，只提“一大批老干部”被打倒、靠边站，却不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左派干部也比比皆是，假如从被打倒的和没被打倒的比例来看，左派中被打倒的比例更大。其中包括中央文革派的重要成员，如王力、关锋、林杰、戚本禹、穆欣等，更有文革后时期被打倒的陈伯达。这说明两个问题：假如有什么所谓交底的问题，那么这些中央左派的核心人物反而没有给交底，导致了他们的跨台。另外，在文革运动后期左派被大批地打倒，是由于官僚保守派力量的强大，造成了左派阵营的瓦解，说明文革运动，即使是在上层，也一样是消长起伏的两派力量斗争，而不是什么单方面某一派的阴谋策划。
精英与群众
从“两个文革”的观点看，中央的斗争和群众运动的兴起只有时间上的重合，而没有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只有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而不承认是政治联盟的关系。这种说法不但无法解释中央的政治斗争为何要舍近求远到下层去点火，更无法客观地、系统性地和全面地面对文革的历史纪录。持“精英操纵”观点的文革史学所屡提不厌的一个例子就是康生与聂元梓等合谋制造了那张全国著名的反对北大党委的大字报⑤。然而，这一个孤零零的例子本身不但不具有代表性，反而是掩盖了文革初始阶段存在于全国的一个普遍的趋势，那就是：反对党委、反对工作组的自发性群众运动在全国高校普遍存在，而这些自发性群众运动后来是在意识形态的理念层次上和中央文革结成联盟。六六年六月到八月间，在全国范围内的高校中，工作组执行刘邓路线、镇压学生的自发运动，各地学生与工作组对抗，形“左”实右式的整人盛行，将学生打成反革命、学生被逼疯、被逼自杀的现象，以西安交大六·六事件、清华大学六·七事件、广西六·八事件、北京地院六·二○事件、北师大六·二○事件、林院《谈话纪要》事件等为代表，全国各地都是惊人地一致。中央文革反复表态支持已经遍布全国各校园的反工作组的学生运动以后，造反的学生开始在精神上、理念上认同和支持中央文革。而各地造反派对中央文革的认同，反过来加强了中央文革的地位。这个联系不是靠政治交易或政治操纵建立的，而是建立在基本一致的政治观点之上，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联盟。正因为这个联盟是建立在反对血统论的共同认识上，而不是靠了任何官方命令性的权威，这个受毛泽东、中央文革支持的联盟，直到一九六六年底在北京及全国各地仍是少数派。
全面地看，文革中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关思想理念的斗争。那些敢于“炮打”高层领导人的革命小将们，并非是因为有“内部情报”，或有“后台”，而是出于追究思想和路线上的是非，以及对“造反精神”的追求，无论左派或右派都是如此（笔者将另撰文分析文革中的派别以及“左、右”的意义）。官方文革史学喜好列举的两个事例就是六六年底蒯大富等组织的反对刘少奇的游行是受“四人帮”的授意，而进行反中央文革活动的李洪山、依林·涤西等人则被逮捕。似乎以此就能证明反对中央激进派的活动都是群众自发的，而反对走资派的活动却全是受精英操纵的。事实是：中央文革和各地造反派最主要的联系是对激进新颖的文革理念的认同；相反，各地的保守派除了对血统论和旧体制在理念上的认同外，更有旧体制的当权派不同程度上在幕后撑腰。就在上述两个事件的同时，也有大批反陶铸的群众被打成“反革命”。至于在首都之外的地方各省市，被逮捕的人中绝大多数是受中央文革支持、反对省委、反对省军区当权派的造反派。以致六七年二月毛泽东决定以释放北京一小撮极右派“联动”份子为条件，要求各省市全部释放在二月逆流中大批被捕的造反派学生。
继续革命论和反血统论的结合
“两个文革”论的最主要根据，是认为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和文革期间群众中自发产生出来的造官僚的反的思想理念，是性质完全不同的。在很多人的思维定式中，毛泽东作为集“极左”思想之大成的人，是不会有真正的民主的思想的。另一方面，一时间成为群众手中强大武器的大民主、集会结社、言论自由等，也不可能和“极左”的“社会主义新阶段”有什么必然联系。根据这两条假定，推论出毛泽东利用了文革中的群众运动，目的只是为了打倒上层集团中的政敌。然而，这种推论和文革历程中和文革后时期的一系列发展事实不符。
首先，在文革运动过程中并没有预先设定好的政敌。毛泽东六二年以后的新思想，党内大部分人都很不理解，然而，这并无法成为政敌的标准（刘少奇被打成叛徒一案，只能说是在文革的混乱之中横生出的一个枝节，后来喧宾夺主，最后被认为是文革的主要成果）。文革开展后的情况是：假如将反对造反运动的人算作所谓的“政敌”的话，那么“政敌”不是越打倒越少，而是越来越多：反感文革的官僚势力对文革的抵抗到后期越来越强烈。六八年文革结束时，不是在打倒了大部分文革“政敌”的情况下，而是反对文革运动的势力愈演愈烈，以及打着“文革”的旗号搞形“左”实右镇压群众的手法普遍出现，有可能在全国再次发生类似武汉政变或更严重的事件。文革运动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匆匆地鸣锣收兵的。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在文革结束时以“今后还要搞许多次”来暗示全国的造反派。
这里不能不简单提及文革匆匆结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文革后期（六七年八月以后）左派联盟发生了严重的破裂，不仅在中央的激进派内部发生离析，中央文革和地方造反派的关系也呈现紧张。这其中有三个主要原因：一是群众造反派内部发生宗派主义纠纷；二是一小部分左派在理论上超前发展，而有些省份的造反运动则严重滞后，造成运动发展不平衡，各省的形势不能互相支持；而更重要的一点，也是造成前两个现象的原因，那就是还存有强大实力和资源的官僚保守派对左派阵营进行了有效的瓦解、分化和挑拨工作，这个十分重要的史实，在几乎所有文革史著中都没有提及。⑥
“两个文革”的论点所无法解释的另一个史实是：文革后时期毛泽东并没有收回他借以发动文革、并在文革中支持造反派的那些思想理论。毛泽东在文革后反而更加信誓旦旦地强调要反对修正主义，认为当时中国的很多方面还“和解放前差不多”，强调反官僚、反特权。毛泽东在文革后时期提倡的“反潮流”精神，很显然是“造反有理”的再版。假如按“权力斗争”的说法，仅仅从“维护文革成果”和防止被打倒的“政敌”翻案的角度出发，是没有必要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尚存在的“阴暗面”、“变修变色的危险”、还要“反潮流”的。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无论在文革中还是文革后毛泽东都是在“继续革命、不断革命”的高度理论层次上思考问题，而不是在打倒政敌、维护名誉的低层次上。
最后应指出，“两个文革”观点将毛泽东与文革群众运动割裂开来的企图是完全无法办到的。毛泽东反修防修、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在抽象、宏观层次上为群众造反运动声张；在造反派群众中滋长出的反血统论思想，是在具体、微观层次上，给反修防修提供了活生生的社会学内容。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论和群众的反血统论，这两个分别在抽象、宏观层次和具体、微观层次上的思想理论，在文革运动中互相提高补充，有机地结合成为一个缜密完整、强大有力的思想武器：它把文革中从上层到下层的一系列斗争，包括对热衷引进资本主义的党内官僚派的斗争，对这些官僚阶层的子弟家属所形成的特权集团的斗争，对当时社会中旧有的和新生的各种不平等关系的斗争，都集合到这个统一的斗争话语上来。假如我们也采用“思想体系”的说法，那么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依照他思路来展开的理论（包括陈伯达、张春桥等所作的理论工作），更包括以省无联《中国向何处去》为代表的民间左派理论，形成了一个有坚强内核的毛泽东晚年思想体系，也就是“继续革命”的思想体系。而六六年到六八年之间的群众运动，就成为这个思想体系一次具体实践。很难否认，《中国向何处去》一文中的思想和《五一六通知》、《五七指示》的思想属于一个体系，而和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或哈维尔之类“自由”牌号的对社会主义的批判则有云泥之别。
自从六十年代末世界范围内的反体制的左倾浪潮衰落以来，人们习惯于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反体制运动和“自由化”联系起来。苏联东欧体制内的民主运动，从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宪章”运动到苏联的萨哈洛夫和索尔仁尼琴，在批判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同时，一个比一个地更加走向社会主义理念的对立面。在对苏联体制的批判上，和对现存的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彻底改善的认识上，毛泽东和他们的看法有些是接近的。然而，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所存在的弊病的根源，毛泽东却开出了和他们完全相反的诊断和处方：“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⑦一句话，毛泽东另辟蹊径，试图从左的方向去改革社会主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革和六十年代大约同时期的西方新左派运动不谋而合：即看清了以苏联为中心的“旧左派”已经失去了和资本主义制度作斗争的意志，反而转变成资本主义的热衷效仿者和忠实合作者。和中国文革遥相呼应、在时间上也重合的六八年“巴黎五月”运动，就是欧洲新左派的一次“文化革命”。在“五月运动”中，广大左派学生和群众突破了“旧左派”，即法国共产党对革命运动的垄断和压制，以自发的革命热情对抗资本主义制度。而亲苏的法共出于对资本主义秩序的维护，一直在阻挠和破坏自发的群众群动。只有无视这个“新左”和“旧左”的重大区别，才会得出“毛泽东坚持僵化的社会主义”之类肤浅至极的结论。无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大胆尝试，就如同井底之娃，只看到从右的方面、以引进西方消费主义和资本剥削机制的改革的可能性，而丧失了从左的方面改革社会主义、从左的方面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想象力。值得一提的是，从右的方面改革社会主义的尝试，从赫鲁晓夫、盖达尔、戈尔巴乔夫，直到毛泽东之后的改革，无一例外地都走向对社会主义本身的否定。这条规律，毛泽东早就看到了，这也是他决心走另一条路的原因。另一方面，无视人民群众对革命思想的掌握能力和对社会主义的自发追求，也就无法理解“巴黎五月”和中国文革中人民群众越过已经趋向保守僵化的共产党、“自己解放自己”的真正政治倾向。有了这两方面的偏见，才会得出毛泽东在追求“僵化的社会主义”，而群众在追求“自由化”的“两个文革”的错误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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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郑义论两个文革》刘宾雁摘自《历史的一部份——永远寄不出的十一封信》第四封；《开放》，总第６６期。
②王希哲《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王希哲论文集》，七十年代杂志社，１９８０年。
③杨曦光《评〈中国“文革”十年史〉》，《争鸣》，１９９０年８月号。
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１９６７年，北京。
⑤聂元梓等《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５日，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人民日报》。
⑥Unger,Jonathan“Whither China? YangXiGuang,Red Capitalists,and the Social Turmoil of the Culutural Revolution .”Modern China,Vol17 NO.1,1991。
⑦《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即“十六条”）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人民日报》。
http://bbs.tianya.cn/post-no01-2307-1.s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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