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君、习歆：广西南宁一中武斗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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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南宁一中武斗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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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967年6月13日～15日，广西南宁两派组织“联指”派和“四?二二”派在南宁一中发生的武斗流血事件。     

1967年4月后，围绕“一月夺权“、“二月镇反”、“革命大联合”、三月军管、四月“反二月逆流”，及权力分配冲突、“拥韦（国清）反伍（晋南）”还是“拥伍反韦”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和问题上，广西和南宁的造反派逐渐分裂成为“联指”派和“四?二二”派。     

“联指”派“拥韦反伍”，拥护广西军区；而“四?二二”派则“拥伍反韦”，反对广西军区。     

从1967年6月开始，广西的武斗事件频发。此一时期的武斗，主要手段是肉体相搏，及以石头、石灰、砖头、棍棒、长矛等为武器的“冷兵器”之战，并出现了以钢钎、梭镖、刀具为武器的专业武斗人员。南宁一中发生的武斗流血事件，开了南宁大规模武斗之先声。     

1967年3月，广西军区和广西“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组织军训团进驻南宁一中。一中红卫兵组织“指点江山”派认为军训团支一派压一派，所以拒绝参加军训团指导成立的全校性组织“一中红卫兵团”。由此，本来就是两派的“指点江山”组织与“红卫兵团”组织更加深了矛盾。     

4月下旬，“指点江山”组织加入广西“四?二二”派，“红卫兵团”加入广西“联指”派。两派组织在校内不断发生冲突。     

6月13日下午，长期在社会上活动的“指点江山”组织34多人回校，宣布要在校内搞“兵训”，以对抗军训团和“红卫兵团”的军训。1967年3月以后，广西军队奉命对大专院校、重要机构、厂矿企业实行军管和军训。所谓“兵训”和“兵管”，即广西大学红卫兵组织创造的、用以对抗部队军管和军训的形式。号称“红卫兵自己管自己，自己训练自己”。他们占据了军训团宿舍。广西大学“革联”亦来了十多人，说是来指导“兵训”，要进驻一中，遭到一中“联指”派“红卫兵团”的反对，要求广西大学“革联”学生撤离一中，并与“指点江山”派展开激烈的辩论。     

晚8时左右，“四?二二”派在朝阳广场“造反楼”广播说，一中“指点江山”被三百多人围攻，发生严重武斗，要求声援。“工总”和部分学生、街道群众五百多人闻讯赶来，封住一中大门。为避免事态扩大，军训团长出面劝解，遭到“工总”中一些人的围攻，紧接着用瓦片、石块向一中打来。     守卫大门的红卫兵被打得头破血流，部队派出的军训团长孔竹指挥“红卫兵团”以石头还击。     

不久，“四?二二”派的数百人推倒围墙冲入院内，割断电源，包围了教学大楼和一部分教室。“联指”派组织也前来支援。双方对打石头仗，推倒围墙，打灭路灯，向“红卫兵团”占据的学校仪器室投掷石头。14日凌晨，一中“红卫兵团”的十几个人捣毁了一中“指点江山”总部。     

14日凌晨5时，“四?二二”派的武斗人员撤离，武斗告一段落。8时，“四?二二”派的大批人马又重新将一中包围，由一中“指点江山”、西大“革联”、桂林“老多”二百多人向一中大门冲击。9时许，“新工总”、西大“革联”又派来几百人增援，控制了通往一中的交通要道，并向学校发起冲击。但大门为“联指”派关闭，于是推倒学校围墙冲入院内，割断电源，包围了教学大楼和一部分教室。   

“联指”派出动了铝厂、化工厂和橡胶厂约四五百工人，也前来支持本派武斗，加入战斗。双方互扔石头、砖块。不久，双方大批后援者又不断赶来参加武斗，其中有不少是手持棍棒和钢钎等武斗工具的工人。双方展开了持续不断的石头仗，武斗一直廷续到6月15日。     

这场武斗持续了三天，双方受伤者达400多人，其中重伤住院者100多人。一中校门前街道两旁的民房屋瓦，全部被揭下用作武斗，屋顶全部毁坏。学校的教学仪器室被打得破烂不堪。校内教室的阶砖大部分被撬烂，用于武斗，直接经济损失约5万元。     

1983年7月，南宁市教卫战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复查，认为：“六?一三”武斗事件是“南宁两派武斗的开端”，为后来的武斗升级“揭开了序幕”。　

（资料来源：南宁市“处遗”材料；造反派及红卫兵小报）                                                                        

（许亚南） 广西柳州"武装割据"与夏季大武斗     

这是1968年6月1日～8月1日，广西柳州铁路运输由于“联指”派和“四?二二”派武斗干扰被迫中断事件。     

1968年4月以来，柳州市“四?二二”派的“造反大军”（全称为“革命造反大军”）、柳州铁路局“工机联”（即“柳铁工人革命造反总部”、“机关革命造反总部”、“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的联合组织），与柳州市“联指”（全称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钢联指”（即柳铁“联指”）两大对立派的矛盾加剧，冲突和武斗不断加剧。     

为了压倒对方，两派组织都不断抢夺武器弹药，兴建武斗据点，攻占对方武斗据点，实行派性武装割据，使柳州市形势进一步恶化，同时也对铁路运输造成了极大的干扰和破坏。     

1968年，“文革”武斗如火如荼之时,也正是抗美援越打得热火朝天之际。     

1968年5月21日拂晓，柳州“四?二二”派的“造反大军”头头白鉴平、廖伟严和“柳铁工机联”头头王反修、李振岭为了对付“联指”的武装围剿，组织一千多人，到柳州火车站“五三八”列车调度段，抢劫抗美援越军列，军列上八个车皮的武装弹药，被他们洗劫一空。 共抢得列车上的援越军火物资计子弹11888箱， 1700多万发。还抢走某部枪支728支，子弹11万发，打伤解放军指战员100多人。其头头王反修、李振岭还模仿电影《平原游击队》，以“李向阳”之名，给押车的解放军写了收条。此后，类似的抢劫抗美援越军用物资的事件，还多次发生。   

当时，抗美援越是中国对外政策的重点方针和“中心任务”。中共中央在对外政策中的一个要点，就是要把中国当作“越南人民抗美斗争的大后方”，“对兄弟的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实行无私的援助”。而“广西处在援越抗美的前线”。     

“四?二二”派抢劫援越物资事件发生后，引起中央的震怒，认为广西的造反派“破坏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这就给以前中央多次表态支持的广西“四?二二”派，带来了灭顶之灾。此前，中央文革对广西的两派斗争，采取支持“四?二二”派的态度，认为“四?二二”是广西的造反组织；而韦国清及广西军区在“文革”中犯了“支一派、打一派”的错误。     

就在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４日，广西两派武斗打得不可开交，“四?二二”派几乎濒临绝境的时候，周恩来曾代表中央表态：广西“四?二二”是造反派。此后，中央“文革”也有过几次支持“四?二二”的表态。而这一次，他们把自己推向了深渊。 5月28日，“钢联指”头头召开会议，分析柳南的武斗形势，决定动员本派群众撤出“工机联”和“造反大军”势力较强的柳南一带，转移到柳北，隔江据守。     

6月1日下午，“钢联指”派的职工和家属1万多人撤到柳北。           

（照片:1967年8月8日，抗美援越的军用物资专列在广西遭到抢劫。广西“四?二二”派多次抢劫抗美援越军用专列,也是其遭灭顶之灾的重要原因）     从此，“工机联”、“造反大军”与“钢联指”、市“联指”形成了南北岸对峙，各自武装割据的武斗对峙局面。     

为了防止对方偷袭，两派分别在各自占据的柳江铁路桥南北桥头，设置了各种障碍和工事。“工机联”人员在桥南钢轨上装设了脱轨器。“钢联指”则在桥北停放了几辆货车，并拆了一根钢轨，还在线路上埋设了4个土炸弹。铁路运输因此完全中断，客货列车被迫停运。     

6月13日，中央给广西革筹小组、广州军区、柳州军管会以及柳州两派群众组织发出了关于柳州“铁路两派群众组织立即停止武斗”的特急电报。 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也亲自过问柳州铁路运输问题。     6月16日，广西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负责人、“四?二二”派所拥护的安平生、和“联指”所拥护的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等亲自出面，与柳州市、柳铁两派的代表谈话。经过多方做说服工作，两派武斗人员才允许7列国际列车通过。      

1968年５月～7月，广西武斗战火熊熊，大规模武斗流血事件不断。中央一再要求广西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帮助广西的两派，停止武斗，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1968年５月１７日，广西区革筹小组向中央报告，说在广西“破获了一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组织，“该反革命组织涉及南宁市及南宁、玉林、钦州、柳州等四个地区”，“发展组织的活动特点是：利用群众组织的派性，易地活动，钻进群众组织，互相串连，靠打砸抢补给经费，通过武斗掌握武器，总部设在南宁市解放路新风街（广西‘四二二’派的控制区），利用‘四二二’据点造反楼做联络站，与越侨有联系”。报告把广西武斗的局面和责任，完全归结于“反共救国团”钻进了“四?二二”派。这就为已经需要以稳定局势压倒一切的中央文革，提供了镇压造反派的理由。     

６月１７日，广西区革筹、广西军区发布了关于破获“反共救国团”的公告，称：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混入了群众组织中，有的当了群众组织的头头，打着造反旗号，狡猾地利用群众组织掩护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现在，这个反革命集团并没有完全摧毁，必须彻底追查其组织。公告强调，要动员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联指”派的自称），立即行动起来，以“清理阶级队伍”的名义，彻底清除这个反革命组织。     

７月３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了经毛泽东亲自批示的“七?三”布告。措词严厉地谴责了广西地区发生的破坏铁路交通、抢劫援越物资、冲击军队、抢夺武器等事件。要求两派立即停止武斗，收缴抢劫的武器弹药。     

《布告》称：“最近两个月来，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以中国赫鲁晓夫温顺的大脑子动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蒙蔽和欺骗一部分群众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要牢牢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 中央号召广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广西革筹小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驻广西部队支持下，努力实现以下几点：停止武斗，保证运输畅通，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交回抢去的解放军装备，依法惩办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等现行反革命分子（1985年5月，经广西自治区党委请示，中共中央批准，已推翻了《七.三布告》）。     

广西“文革”局势发生根本性转变。     

７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又发布了七?二四”布告。     

７月２５日下午１时５分至６时１５分，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和中央军委文革主要领导，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广西来京学习的两派群众组织部分同志和军队部分干部，并对广西问题作了重要指示。出席接见并讲话的中央领导人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     

他们猛烈抨击和严厉谴责了“四?二二”派制造抢劫援越物资、中断铁路运输、南宁大火等一系列不可饶恕的“罪行”。并提出了广西“反共救国团”问题。会上，周恩来指责“四二二”派的头头说：“你们组织里就没有‘反共救国团’？广西为什么发生这么多反革命罪行，就是后面有黑手。‘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你们广西有分团，他们有空子就钻进来。双方都要查。”康生说：“恰巧你们那里有‘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分团在广西。你们不是与广东‘旗派’有接触吗？‘旗派’的头头有的当了‘反共救国团’的头头，恐怕在你们那里也有这个问题……”周恩来说：“你们（指“四二二”派柳州造反大军代表白鉴平）不是揪出了两个吗？‘四二二’里边更多！”康生还武断地下结论说：“今天在广西存在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七三’布告已经指出了，人民内部矛盾很多，但今天敌我矛盾是主要的，‘反共救国团’就在你们那里，还有托派分子和国民党残渣余孽。”康生也说了：“我看广西两派都有黑手，都可能混进‘反共救国团’……”但讲话的重点打击的还是“四二二”派。从此，定下了以肃清“反共救国团”为名，对广西“四二二”派进行镇压的基调。     

中央“七?三”布告下达后，广西的军队和“联指”派，在广西掀起了一场“镇压反革命”的高潮，对“四?二二”派组织和武斗据点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对“四?二二”派进和“四类分子”开始进行全境规模的大屠杀。     在大军压境的残酷现实面前，广西的“四?二二”派严重失利，柳州的“工机联”和“造反大军”节节败退，最后四散逃亡。   

此后，两派武斗不断的紧张形势逐渐松动，铁路职工陆续返回柳南上班。8月1日后，柳州的铁路运输才开始逐渐恢复正常。     这次铁路运输被迫中断两个月事件，严重破坏了铁路运输秩序，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特别是一些国际过境列车和援外军用列车受阻，在政治上和国际上造成了不良影响。它与南宁大火、广西武斗和流血不断等事件一起，对广西的“文革”，起了根本改变局面的触发作用。         

（李君 习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