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文革和刘结挺张西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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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开始后，四川省所有政权机关遭到冲击，1967年1月，省级机关先后被“造反派”夺权，工作陷于瘫痪状态，1967年3月，解放军成都军区介入支左，成立由副司令员韦杰，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超主持 的四川省生产委员会，组织全省工农业生产的日常工作。

正当“文化大革命”席卷全省之际，因严重违法乱纪已于一九六五年被开除党籍的原中共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和原中共宜宾市委第一书记张西挺（以下简称刘、张）(注：刘结挺，1955年超担任中共宜宾地委书记，其妻张西挺担任中共宜宾市委第一书记。他们在任职期间，严重违法乱纪，打击陷害干部，夫妻合谋制造了10多起冤案，迫害致死1人、伤残3人。1962年，中共四川省委决定刘、张停职审查；1965年3月，经中共中央监委批准，开除刘、张二人党籍)，趁“文化大革命”混乱之机，同江青一伙挂上了钩，成为江青等人妄图直接掌握和控制四川这个战略要地的重要工具。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结挺、张西挺先后从成都跑到北京，不久就同江青等人挂上了钩。江青一伙极力为刘、张翻案，并积极设法把他们安插到四川省的主要领导岗位。在建立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下简称“省革筹”）过程中，中共中央决定，由张国华（西藏军区司令员）担任筹备小组组长，梁兴初（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担任副组长；这时，江青提出，刘结挺也担任副组长，张西挺担任筹备小组成员。五月七日，中共中央正式下达了决定，即《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自此，刘、张进入了四川省革筹的领导核心。中共中央这个决定，除指定了省革筹的负责人之外，还错误地宣布了李井泉、廖志高、黄新廷（成都军区司令员）、郭林祥（成都军区政治委员）等人是四川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且宣称他们“把四川省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还给李井泉等加上了所谓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罪名。这样，就把新中国建立以来直至“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中共中央西南局和中共四川省委所作的一切工作，全盘加以否定，并由此株连了一大批干部、群众，造成了严重后果。

一九六八年五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下达《关于同意成立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委员204名，常委50名（后增加4名）主任副主任15名（其中军人2名，干部5名，群众代表9名），5月31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在成都成立。一九六八年六月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七千万四川人民在前进──热烈欢呼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省革委成立前后，刘结挺、张西挺夫妇利用派性挑动武斗，造成严重恶果。一九六七年七月到一九六九年八月，是四川武斗最严重的时期。武斗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破坏程度之严重，在全国都是罕见的。

四川最早发生大规模武斗是刘、张长期工作过的宜宾地区。一九六七年五月到一九六八年七月，宜宾地区的泸州市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两派群众武斗。据不完全统计，泸州三次武斗，先后有3万多名武斗人员卷入，被非法抓捕、关押、揪斗的群众数以万计，伤残的难以统计，仅致死的群众，经清理核实，即达902人，损失国家财产数千万元。

一九六七年八月到一九六九年八月，江津、中江、涪陵、西昌、云阳、达县等地相继发生大规模武斗。其中，云阳武斗死亡850人，中江、涪陵武斗死亡数百人，达县地区武斗死亡上千人。此外，成、渝两市，南充、内江等地区也长期武斗不止。不少军分区和县武装部的武器陆续被抢，甚至四川某地的战备仓库也被抢，10多辆卡车的弹药被运走。

四川省革委会成立后，窃据省革委领导职务的刘、张，为了达到攫取更大的权力和把全省各地控制在自己手里的目的，把他们没有掌握控制的地区、单位都说成是“复旧”，于是在全省掀起了长达八个多月的“反复旧”运动。

早在发动“反复旧”运动之前，刘、张就利用传达贯彻“三·一五”指示的机会，把一些人反对刘、张的言行说成是刮“右倾翻案风”，在全省掀起过一阵大抓“小爬虫”、“变色龙”的恶浪。


一九六八年十月以后，刘、张借批判所谓的“二月逆流”、批判所谓“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在全省发动了“反复旧”运动。这一运动在一九六九年二月到四月达到高潮。六月，“反复旧”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之后，才逐步收场。这次“反复旧”运动，使四川形势又发生了一次反复。尤其在西昌、达县、江津地区，成昆（北段）、宜珙铁路及公路建设工地，永荣、广旺、芙蓉等煤矿以及电力系统，出现了较严重的反复。四川的工农业生产，再次遭到破坏。成都市也是受破坏较严重的地区之一。一九六九年这个市的工业产值因受“反复旧”运动的影响，第二季度比第一季度下降了11.2%。在“反复旧”期间，四川第一棉纺织印染厂的棉纱日产量由原来的46吨下降到4吨；棉布日产量由21万米下降到8000米。成都无缝钢管厂216毫米轧管工程的建设，原定一九六九年五月一日以前建成投产，由于“反复旧”，工程投产日期推迟了半年多。

在这种情况下，一九六九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决定，再次召开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

会议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五日至十二月二十七日在北京举行，历时五十三天。十二月二十五日产生了《中共中央对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都军区党委〈关于解决四川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的批示》，即“一二·二五”批示。决定增补谢家祥、谢正荣为副主任，关于刘、张的问题，中共中央领导人明确指出，刘结挺、张西挺是个人野心家，要发动群众揭发批判。为进一步解决四川问题，决定由中共中央再为四川举办一期5000人左右的学习班。

中央在北京为四川举办的5000人（后来扩大到6000人）的学习班，从一九七○年二月到九月底，历时近八个月。根据“一二·二五”批示后进一步掌握的材料和刘、张的恶劣表现，一九七○年八月十一日，在成都正式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把刘、张“挂起来、靠边站”的决定；十六日又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将他们送北京学习班学习。一九六九年底，刘、张实际已经下台。一九七一年八月撤销了他们省革委副主任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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