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焕仁 我为什么要整理出版《红卫兵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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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000年的《文学自由谈》第4期，曾经发过一篇文章《难以如愿的忏悔》，说明自己很想对文革忏悔，当时却难以如愿忏悔。事隔5年之后，我在这里欣喜地告诉朋友们，我现在终于如愿忏悔了。
这是期待多年的一桩心愿，过去不能如愿忏悔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充当主流领导文化大革命和积极参与运动整过人的人，特别是跟我一样当过红卫兵小将的整整一代青年人，由于文化大革命本身是错误的，人们大都把积极参与文化大革命当作“极不光采的历史”， 挨过整的人越是对那段历史大加讨伐，这些人越是对那段历史诲莫如深，或者不堪回首，或者再也没有当年亮私不怕丑的勇气，不能大胆地站出来，对当年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作一交代。这实际上成了如日本某些人不愿意正视侵略历史一样，给我们民族在历史观上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隐患。
巴金生前一再主张建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馆。季羡林在他的《牛棚杂忆》自序中急切地谈到，他一直有“一个十分不切实际的期待”。他一直期待着“折磨人甚至把人折磨至死的当时的‘造反派’实际上是打砸抢分子的人，为什么不能够把自己折磨人的心理状态和折磨过程也站出来表露一下写成一篇文章或一本书，拿来与被折磨和被迫害者写的东西对照读，对我们人民的教育意义，特别是对我们后世子孙的教育意义，会是极大的。我并不要求他们检讨和忏悔。这些都不是本质的东西，我只期待他们秉笔直书。这样做，他们可以说是为民族立了大功，只会得到褒扬，不会受到谴责的，这一点我是敢肯定的。”刘心武在《文学自由谈》上发表的文章《难以忏悔》中说：“应该站出来忏悔的，是在‘浩劫’中参与了‘劫’的那些人。”刘心武希望“真正处于主潮中的‘红卫兵’，如实地写出当时怎么‘破四旧’毁坏文物、怎么抄别人的家、怎么抡铜扣的皮带打人至残至死、怎么在大字报上以语言暴力伤害人的心灵、怎么反人道反人情的？”刘心武还说：“我们期待着。这不是追究责任。这是一种神圣的期待。”



我以一种对民族对后代负责任的勇气，上个世纪末就开始将自己文化大革命所记日记整理，准备以《红卫兵日记》之书名予以出版，将我30年前所经历的发生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真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30年后的今天，当年沉浸在文化大革命狂热中的红卫兵，那些参与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可以从中看到自己的身影和获得沉重的深沉的反思。让没有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通过这部日记，能身临其境地了解到，30年前席卷中国大地令世界震惊的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样突然在中国爆发的，为什么上至伟大领袖毛主席下到普通工农兵百姓都完全彻底地卷了进去？在那些疯狂的岁月中都发生了哪些大小荒唐事件，这些大小事件中的各色人物都有哪些不同的遭际和嘴脸？文化大革命给国人和整个民族留下了什么样的思考？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看待当年发生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怎样去建设一个人格得到尊重、人权得到保障、社会文明、经济发展、稳定祥和的和谐社会？为了正确总结文化大革命提供原始史料，为了实现众多有识之士的愿望，满足巴金、季羡林和刘心武等人的期待，也为了对我们那一代人为什么参与文化大革命有个交代，同时也为了对我们当年参与文化大革命表示忏悔，更为了以我们的切身体会警示后代，应该珍惜今天得来不易改革开放的难得局面，绝对不能让文化大革命那类的事在中国重演，
我在《红卫兵日记》中记录了从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全国第一张大字报点燃文化大革命烈火，到1970年3月17日我从北京大学毕业，这长达三年多的时间里，发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以及北京大学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大小事件、日常生活与所见所闻。包括我从怀柔县农村参加四清工作队返回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随同新北大红卫兵小分队南下四川、重庆、湖北、江西，浙江“革命串联”煽风点火，在北京参加“长征大学”从长沙、韶山、井冈山步行串联到瑞金、南昌，多次到人民公社、工厂劳动参加那里的文化大革命，两次回家乡大巴山亲见的农村“没有文化的革命”，参与北大及北京“天”“地”两派的派性斗争直至参与两派大规模武斗，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中南海警卫部队8341部队占领北大和在北大进行的“斗、批、改运动”，战备疏散房山县芦子水大队和新华印刷厂进行“教育革命”，以至毕业分配到四川康藏高原前夕校内的激烈斗争。这些记录包括：聂元梓等人的全国第一张大字报是怎样出笼的，毛泽东怎样下令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围绕派不派工作组中央内部的分岐和斗争，中央文革怎样亲临北大鼓动赶走“刘邓（张承先）工作组”，刘、邓、陶是如何一步步地被揪出来的，所谓的“二月逆流”是怎么回事，武汉的“7、20事件”，“王、关、戚”和“杨、余、傅”事件，以及北大和全国文化大革命的自始至终。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学校、工厂、农村、部队和社会上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体验到的中国亿万群众卷入那场运动的原因，所见到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形形色色人物及各种心态，知识分子、各级干部、广大工农兵、包括红卫兵以至整个国家和民族，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的不同磨难、创伤和共同的悲惨命运。我在《红卫兵日记》中，不仅写了自己当年作为红卫兵的所思所想所为，而且实录了众多的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中，包括初期狂热地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起来造反，中期在长期的派性斗争和两派武斗中产生的怀疑和苦脑，后期接受工人和解放军再教育尝到“革自己的命”的滋味。更重要的是，我在日记中实录了文化大革命中的领导干部、工农商学兵等社会各界的行为和特殊的心态。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文化大革命的红旗——毛主席多次接见的北京“五大造反派领袖”聂元梓为首的“新北大公社”的红卫兵，不仅作为“革命小将”参加了北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还与众多的“天兵天将”南下串联，煸风点火，扛着红旗背着背包步行串联，参加了学校两派冤冤不解的派仗。在两派大规模武斗中，披戴盔甲上过“前线”。毛主席支持的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占领北大，我又“斗私批修”接受工人和解放军的再教育。林彪发布战备动员令，我又背着背包战备疏散到北京远郊区的深山，进行改天换地拦沟造地“教育革命”，最后毕业分配到了康藏高原接受“再教育”改造。
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也出了不少写文化大革命的作品。这些写文化大革命的作品，大都是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折磨和打击的人所为。他们作品可以说是字字血，声声泪，反映了他们个人、家庭及社会的大不幸。但是，由于他们文化大革命中的处境和遭遇有所不同，有的作品不免存在太注重个人恩怨和当事人的责任的某些片面性。我们这些文化大革命中的“主力”“先锋”和“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红卫兵小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革命造反派”，有责任有义务从自己的角度，从自己的经历和思想，对文化大革命来一个“秉笔直书”，从另一个角度和方面，说说当时被折磨和被批斗的人不可能知道和想象不到的情况。中国所有的政治运动，没有一个运动可以与文化大革命媲美。那是一个多么复杂多变的运动，它牵涉的面多宽，触及了多少领域，它的复杂性完全“史无前例”和“空前绝后”！
我的这部《红卫兵日记》最先交给大陆的出版机构，看过书稿的专家认为：“如果这部日记不是写北京的，它就没有典型意义；如果这部日记不是写大学的，也失去了典型意义；如果这部日记不是写北京大学的，也不会有如此强烈的典型性。因为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毛泽东语）就发生在北京大学，就是这张大字报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北京大学的文化大革命几乎就是全国文化大革命的浓缩。中央文革把北京大学当作指导运动的试验田。北京大学的地位决定了这部日记具有强烈的典型性。”专家们认为，这部日记除了它有典型性之外，还具有珍贵的史料性和很强的可读性。书稿选题在大陆报批的同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对书稿颇有兴趣，他们出聘请的国外研究文革的专家、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魏昂德（ANDREW WALDER）等评审认为，在已经出版的无论中文还是英文的有关文革的书藉中，是这类书稿的第一本，这本书稿不是对文革简单的颂扬或批判，它真实的记录了文革的全过程，书稿有很强的可读性，既可以为文革研究者提供素材，也会引起希望了解文革的普罗大众广泛的阅读兴趣。这部日记于今年11月在香港以繁体字出版，12月3日将在香港尖沙嘴商务印书馆首发。我完全相信，日记不久将以简体字版在大陆出版。

从历史、人文、社会和民族性等更为广泛更为深刻的角度对中国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思，我认为，只有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这种安定团结的局面下才能冷静和实事求是地进行。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冷静和实事求是的认真的深层次的反思，这应该是中华民族的共同任务。眼见着文化大革命渐渐地离我们远去，眼见着决定和主导文化大革命的人不是作古就是垂垂老矣，眼见着参与文化大革命的主潮人物现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主流，眼见着文化大革命中受折磨和遭迫害的人一个个地离开这个世界，而上一个百年刚刚同我们告别，在我们跨入新的世纪和新的千年的时候，中华民族有义务对自己历史上曾经发生的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平心静气的总结，就如下问题对世人和子孙后代有个交代：在上一个百年的六七十年代，在中华大地上，为什么突然发生如此重大的劫难？它为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思考？它是否暴露出了我们民族的某些劣根性？对我们认识当前的改革和今后的社会发展会有什么借鉴？等等，等等。
按照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我虽然够不上季羡林先生和刘心武先生期待的那类“造反派”的“标准”，但完全算得上处于文化大革命主流的“革命造反派”一类。对于自己和众多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不光彩的表现，三四十年后丝毫没有“日本鬼子似的不愿检讨和忏悔”。正因为我是从文化大革命主流核心营垒中之人，当时就实录了参与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如今又欣喜地看到文化大革命之后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面对今天来之不易的社会安定、人民生活提高、经济快速发展的大好局面，他更感到决不能让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在中国的重演，因而勇敢地站了出来，将自己当年当红卫兵时记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日记，原汁原味地进行了整理，作为文化大革命病毒的免疫疫苗，奉献给我们中华民族，让那些有权决定人民、民族和别人命运的人，让文化大革命中整过人和挨过整的人，都从中得到启示和教益，让中华民族更加珍惜改革开放带来的今天这个难得的安定和发展局面，团结一致齐心建设一个幸福美满和谐的新世界。
如果我们站在世纪之交的山口，回目中华民族上个世纪的心路历程，我们就会发现，刚刚过去的那个世纪，中华民族经历了多少苦难？造成这些苦难的原因，固然有外族入侵，但更多的是中华民族的内乱，民族内乱积弱积贫，往往又引来外族入侵被动挨打。我们这个民族确有不少值得总结和反思的地方！单就我们共产党内一次又一次的党内路线斗争，那内容就够丰富的了。在当年中央苏区，只要怀疑谁是AB团，拉到山上枪毙就是了。延安整风运动中“搬石头”，说谁是奸细和阶级敌人，就立刻将谁关起来当成“石头”。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哪怕是对中共的基层领导人有意见，就会视为反党，就会被打成右派分子，年纪轻轻就送到乡下劳改，全国打了几十万右派。五九年反右倾机会主义，彭德怀不过给中央主席写了一封信，说了许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真话，结果连同赞成他的观点的人，一道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全国城乡四清运动，是非功过历史自会评论。我认为，中国之所以会有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决不是仅仅因为毛泽东一个人的头脑发昏，它不过是中国长期封建专制和历次政治运动左的那一套发展的必然。文化大革命集历次政治运动“左”之大成，是“极左”病毒的集中发作，给中华民族留下了一部非常宝贵的反面教材。如果我们民族的封建专制没有数千年，如果我们是一个具有民主传统的民族，如果我们的民族是一个不惧怕强权尊重真理的民族，是一个不讳疾忌医注重反思和真正懂得前车之鉴的民族，是一个为了真理和人的尊严敢于牺牲生命的民族，我们也许可以避免许多许多的内乱，避免外族的不少入侵，我们的民族肯定会比现在更加发达、繁荣和富强。


（此文原载香港《明报》2006年1月3日星期二世纪版 文中照片系香港树仁学院宋昭勋博士拍摄的该书首发式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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