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近史所研究员马勇谈反思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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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今天该如何反思文革？ 2016年，是“文革”被错误发动50周年，也是结束“文革”40周年。十年浩劫，十年惨痛，虽然早有官方盖棺定论，而文革的影响却穿越了半个世纪，时至今日，舆论场上，仍不时有“怀念”之声。站在今天的历史节点上，我们该如何反思和评价文革？凤凰评论《高见》专访知名近代史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

访谈对象：马勇 知名近代史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刘昱含



马勇 知名近代史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一、缺乏有效制约是文革的起源
凤凰评论《高见》：1967年至今，文革开始已有五十年，结束也有四十年了。在今天看来，十年浩劫在社会各个维度仍很有值得警醒之处。怎么看待当年文革起因？
马勇：社会需要理性思维、多元声音，只存有右派或左派声音都不对。中国当年有文革，就是因为思想太一元化。真正的思想启蒙和解放是不需要听谁讲该如何的，而是让多元声音来自己领悟。多元意味着要容忍异己说话，容忍甚至现在很极端的声音。如果没有多元的声音，反而会让更多人沿着一条道儿去想。如果回头体会文革之所以发生，之所以那样疯狂，主要的是因为不再有异议，不再有不同声音。或不敢，或不能，党内经长时期规训，相信一个领袖，走上了盲从。党外有1950年代“思想改造运动”以来一系列教训，异样思考能力严重退化，原本应该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人也渐渐失去了思想能力。
凤凰评论《高见》：你研究近现代史，与同时期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晚清时期的清廷与建国后文革前的中国其实都具有杨小凯常说的后发国家优势，可以“拿来”，在别人已有成就上直接发展。怎么看待后发优势没被充分利用的原因？
马勇：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充满偶然性，跌宕起伏，最富戏剧性。回望一百多年历史，进步巨大，但是没有一次进步顺利无碍，几乎总是进两步，退一步。但是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大势是：事不过三，几乎所有大事，类似、相似的事情都会发生两次，第一次悲剧，第二次喜剧或闹剧，然后前进一大步。近代中国几乎一直处在这么一个状态。很多研究者比较过十九世纪晚期洋务运动与二十世纪晚期改革开放的得失，也试图从中找到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这两次运动都是被迫的“后发型”现代化，也都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模仿先发的西方工业化、现代化，直接购入或引进别人已有的先进机器和技术，不用从零开始。洋务运动也称中国第一次现代化运动，从1860年-1867年，才仅仅七八年的时间，中国就能够仿制西方战舰、枪炮等等。也是等到1870年之后，中国的傲气出现了，慢慢出现了一个口号叫“中体西用”。我们也必须承认那时的中国有傲气的理由，毕竟“我大清”不改革体制也是可以的，甚至利用国家资本主义，集中资源、市场，发展较同时期的日本还要快些。这是洋务领袖没有在经济增长之后推进体制改革的原因，后来公平去看也有其道理。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
马勇：严复以来的进化论深刻影响了我们的历史思维，以为历史就是一个线性的进步趋势。这个看法在长时段是对的，但放到具体历史语境中可能并不都如此。章太炎当年就分析过这种情形，因此我更趋向于认为历史发展在很多时候就是重复前人的路，犹如宋明学者说的“东海有圣人，西海有圣人，同此心同此理”，今古历史也如此，同此心同此理，并不总是创新。历史发展里其实并不总是创造，并没有什么新东西。清廷里抽出满洲人、贵族、旗人等概念，今天抽掉类似的政治话语、符号，如果仅从社会结构、历史困境、历史主题、历史方向去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历史的相似性多于历史的异质，历史并不总是新的，从大历史的观点看，中国的王朝政治就是兴盛衰亡的“周期律”，进入“历史三峡”之后，就是走向现代，走向世界，走向现代文明。我们不必刻意将四方面军比附为八旗，也不必将八千万党员比附为几百万旗人，但是如果我们分析这两个时间段的社会结构、统治基础、社会基础，也必须承认其相似性、相关性。历史就是这个样子，换了名词，并不一定换了本质。人文历史不可能永远处在创新状态。历史没有什么新常态，只有常态和变态，如果不能适应常态，其实就一直处在变态里。放到大历史视野中一看，洋务运动的历史，改革开放的历史，这个过程太短暂了，走过了才知道后悔。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在惶然之间，我们还是往前走得非常远。中国150多年里走掉了长袍马褂，从原来纯粹的农业文明，到现在有了一个独立的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一百多年来实际上进步非常大。但是如果能好好检讨，其实可以更好。
凤凰评论《高见》：问题出在哪？
马勇：这里面的问题实际上并不是没人看见，但是如果把看到的人的声音都屏蔽掉、压制掉，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解决了提出问题的人，自然就听不到反馈问题的声音了。文革前十七年，出现了那么多的党内纷争——我们过去叫做路线斗争，比较形象地反映了历史真实——这意味着反对毛泽东的思潮、势力一直有，只不过是利用权力打压下来，使这些党内的反对声音被屏蔽，这是非常可惜的，也是许多错误得以发生的根源。造成这种状态，和1949年之前的国际国内环境有关，那时毕竟处在战争年代，参谋人员的建议是必要的，而指挥员的决断显得更重要。那时，中共党内需要毛泽东这样的领袖，敢决策，能决策，善决策，而且事实上，由于中苏关系、美苏关系、共产国际关系都发生变化，使毛泽东在这几年当中在战场上打得很顺，实事求是说，1945年抗战胜利的时候，全世界没有人想到四年后国民党丢掉大陆，毛泽东、共产党得天下。这个历史事实不能不让人信服，所以我们看到在1950年代，至少在1956之前，毛泽东真的像神一样。
凤凰评论《高见》：结果就导致了神圣不可侵犯，哪怕犯了错误。
马勇：对。从后来人的聪明看，毛泽东一人至上，当然不对，而且也不合乎中国传统体制。中国传统体制，在战争非常时期，并且而且经常由最高指挥官一个人决断，成王败寇，在此一举。但到了承平时期，到了王朝的常态时期，历朝历代都不会强调只有一个人说了算，不会听任最高者一人胡来。而且是家天下，最高者乱来所损害的是自身利益，因而历朝历代政治制度，都注意到了最高权力的制衡、约束，比如秦汉的三公九卿制，隋唐的三省六部制，尤其是封驳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皇帝一人任性，最大限度减少了决策失误。文革前的体制，理论上说是集体决策，有中央委员会，有政治局，有人大，有政协，其实这些制度均成为摆设，都没有发挥相应的作用，毛泽东习惯了一人说了算，人们也习惯了他一人说了算。对了，伟大辉煌，错了，要么诿过他人，要么掩饰隐瞒。后来邓小平接受文革的教训，他提出一定要在最高领导层面有约束力量，我们能看他们第二波领导层互相之间的牵制，这点相当重要，是从文革真正吸取到的政治经验。作为执政者怎么消化问题，是取消问题的消化，还是积极地吸收消化，我认为这可能是今天反思文革需要好好讨论的。

二、把文革研究还给历史学者
凤凰评论《高见》：之前曾有声音称“一些超越回忆与纪念的东西试图在舆论场上扩音”，认为在继续总结文革教训时别有用心是不行的，你怎么看？
马勇：我认为这个说法是非常不对的，文革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态历史阶段，我们都有反省的责任，要像历史上任何灾难一样，永远反省，永不过分。何况历史也不是一次结束，你不反省，它就会再出现。我认为这种调子是对民族、国家的不负责任，无论怎样反省，都不该说反省者“别有用心”，错误就是错误，罪恶就是罪恶，反省就是要防止类似事件发生，以别有用心指责反省，仅仅站到了道义上的至高点。我并不怀疑叶剑英讲的两千万人直接受难，两千万人所牵扯的家庭是多大的家庭，实际上整个文革十年当中，受磨难的应该是占人口的一半以上，对这种惨剧不反省肯定是不对的。当然我还赞成另外一个主张，对文革这种重大事件，不仅应该反省，而且应该走向另外一个常态，把它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把历史还给历史学家。历史不应该在政治家手里面去操弄，只有超越意识形态的研究，才能把事情讲清楚，如果一直被绑定在政治话语当中，政治也说不清楚，学术也说不清楚。这是近代以来许多重大事件无法获取共识的一个重要原因，历史只能交给专业研究者去研究去讨论。
凤凰评论《高见》：中国历史学家最有兴趣的就是做当代史，而在很严厉的政治话语环境下做当代史也是最困难的。
马勇：对，从孔子、司马迁开始，直至司马光、梁启超、钱穆，以及当代我们这一代史学工作者，大家最想做的都是褒贬当代史。文革50年过去了，当事人逐步地都离开了，应该可以释放它的研究空间，让历史还给历史学家的时候了。这种研究一定是超越性的，一定不会带有很强烈的意识形态。因为真正的历史研究，不过就是弄清历史事件发生的缘由、过程、后果，至于价值评判，并不是历史学家最乐意的事情。
凤凰评论《高见》：对于那十年，现在的多数人是忘记不得，又记不起来，如何规避过度掩盖的副作用？
马勇：历史越遮蔽，遗留的问题就越大；遮蔽的时间越长，留给后世的困难就越大。文革发生已经五十年了，在刚宣布结束的时候，因为需要凝聚共识向前走，因而中央作了一个宜粗不宜细的历史决议，暂时平息了争论。但是后来这段历史几乎成了禁区，研究不得，说不得。现在年轻一代，已经对这十年不太了解了，比如那些赞美文革的言论，其实就没有弄明白文革是怎么一回事。遮蔽历史，必然会带来历史的困扰。抽象的否定，而没有事实予以佐证，也很难让人信服。历史是具体的，就是一个又一个事件的因果关联，没有事实，不能就事论事，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都没有意义，都是徒添烦恼。今年应该趁着文革开始五十周年、结束四十周年的历史节点，好好释放一下研究空间。一个多元的中国不是可怕的中国，害怕多元的中国才是最可怕的。研究历史，特别是研究真实的历史，如果能亡人国家，灭人社稷，那就不会有革命了。历史就是历史，没有那么大的能耐。但是，不让研究，历史并不会完全消失，不论过了多少年，这些历史事实都会成为历史发展的一个非常敏感的因素。这方面的教训很多。
凤凰评论《高见》：在当下，你觉得为什么会有人对文革怀有浪漫想象？
马勇：今天讲民主，不能走文革，也就是不能走红卫兵那种大民主，这是应建立的共识，民主有边界、有规则，要有节制地推动民主；另一方面也需要和执政党达成共识，我们现在还没有实行真正的民主，但民主仍然是我们的追求，这样才能去检讨。我之所以认为放开研究文革的重要性，就是希望通过研究能够就事论事，从历史事实上分清每一件事的发生、发展、结局，及其相关责任，而不是笼而统之让哪一个人承担抽象的历史责任。文革是整个民族的灾难，值得整个民族集体反省，分清责任只是弄清真相，并不是鼓励报复，记住仇恨，相反，弄清真相，分清责任后，就应该记住教训，全民和解，丢掉历史包袱。历史学的基本准则，从来都是个案处理，多元评价，政治责任归政治责任，犯罪归犯罪，历史局限就是历史局限。应该看到，二十世纪的中国之所以走到文革，之所以给中国历史带来那么多的问题，有其历史必然，是近代以来历史的积累，所以文革不是哪一个人的责任，而是需要整体性的反思，需要个案研究。将文革这样大的事件仅仅算在某一个人身上，某几个人身上，可能都不对，至少不全面。
凤凰评论《高见》：最大的教训是什么？
马勇：我们一直在讲辉煌60年、辉煌70年，从宣传角度固然可以这样讲，但是从历史主义视角似乎就不够，中国要想获得实质性进步，就必须正面自己的历史，面对人民公社、合作化、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这些个案。错误不被正视就会被叠加，这种叠加是很恐怖的。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应该避免那样的结局，应该有办法逐步释放历史的压力。
凤凰评论《高见》：真正该警惕的是什么？
马勇：对于文革，现在当事人相当一部分还在，如果现在放开研究，这些当事人还可以有一个辩驳的机会，让多元声音慢慢把文革真相呈现出来。这个真相只要就事论事，陈述事实，一定不是历史决议里讲的那么简单。如果不做，对体制来讲就是致命伤，必定给未来中国留下一个巨大引子。

三、要警惕“文革后遗症”
凤凰评论《高见》：近年来随着各方信息涌入，再加上对历史全貌缺失整体把控，不少年轻人开始怀念文革，他们认为当年的红卫兵模式是“个体切身进行政治参与、行使民主权利”最有效途径，你怎么看这种倾向？
马勇：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很注意运动工农学生，在文革时期也是如此。可以说这是一种民粹主义路径，是历史的负面。历史学家早已研究过近代以来的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其实背后都有政治家在操控，所谓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说穿了就是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文革也是如此，不论是红卫兵全国大串联，还是天安门广场欢呼，仔细想想，如果没有最高层的同意，就不会有这些运动。所以今天如果有人认为那时的运动是个人自主参加的，是民主的尝试，显然还没有走出历史的迷雾。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可以自认为政治参与，但事实是一种被运动，是工具。
回到主题，首先对中国的民主目标是坚定的不要怀疑，要相信中国共产党人最初的奋斗就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现代的民主宪政国家，后来因为世界格局的变化，因为其他原因，迄今还没有实现，但要坚信中国一定能够走向民主宪政，个人权利一定能得到释放。我对此坚定不移的。
凤凰评论《高见》：经济放缓，反腐到了攻坚阶段，舆论场上左右互博得厉害，越来越多人提出是否到了“第二次文革时”的隐忧，也有人说其实并没有走出过文革，你怎么看？
马勇：“第二次文革”的担忧，也并不是空穴来风，其实如果从意识形态看，我们可能一直走在文革或文革式的道路上，意识形态一直是中国发展的困扰。面对这种情况，需要明晰权力边界。上世纪80年代时，邓小平那一代领导人确实是想结束文革，重走新体制，但是十年改革又引起了执政党恐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但中国所付出的代价，是实际上所有的改革都停滞了，因而从某个角度看，也可以说至今我们都没有走出文革的影响。
凤凰评论《高见》：你有提过现在到了中国社会主义二次探底的时候，在经济增长之后中国怎么建成社会主义其实提出的是更高要求。怎么看现在的时机和发展条件？
马勇：我说过这一代人可能要允许，或者必须接受中国历史二次探底这个事实。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由于我们没有随着经济增长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进行国家再造，我们的第一次现代化运动失败了，后来才有维新变法的尝试。上个世纪最后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其实也是一个经济发展的“单边运动”，经济增长了，但中国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进行国家再造，没有配套的政治变革，因而不明白三十年的经济增长主要凭借“后发优势”，充分模仿西方的工业化、现代化。所以现在是社会主义二次探底，中国在经济增长之后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可能是中国现阶段一个最重要的考量，我觉得可能不行。
这次探底之后，我个人觉得中国应该和世界文明相一致了，而这个一致就是，因为我们尝试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也尝试了富裕不是社会主义。只有人的权利自由发挥，人的自由得到全面保障，民主得到真正实现，权力得到有效约束，这才是社会主义。
凤凰评论《高见》：历史发生之后的回看会让当代人有扼腕的痛定思痛之感，但认为发生过的事情可以更好或更不好，也是因人而异。今天再看文革，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那个时期的中国是“非常态”。
马勇：回看历史确实可以发现还可以走得更好，但是这个东西太难，人生没有涂改液，历史没办法后悔。十年文革，错过了就是错过，我们国家经历了六十年的非常态，经过也就经过了，个人在这种历史境遇中无能为力。中国不进入常态国家状态就要一直受磨难，一方面有巨大的物质文明进步，另一方面是与世界保持巨大差距的折磨。特别是中国经济在三十年急遽增长之后，更需要和世界一致。从大历史观点看，中国应该精心维护二战后建立的世界秩序，拿出大国担当，像当年参与战后安排那样，制定联合国宪章那样，成为世界秩序最重要的守护神，中国一定要和世界一致。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建立自己民族的自信心。
凤凰评论《高见》：成熟的执政者心态应该是平和而自信的，以这种方式重建历史叙事方式是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
马勇：这个心理要重塑，我认为一定要根据历史事实重改我们的近代历史，我们近代历史过去被描述为一个“被侵略、被侮辱”的历史，这有其合理的地方，但并不完全对。从鸦片战争开始，几次战争西方人打的不是中国人民，打的是统治者，是统治者不明世界大势，这在过去的革命史叙事中有很多说明，我们必须弄清楚，在战争当中，人民和西方并不是敌视的。这才符合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观点。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我们应该承认，作为一个国家，实际上1945年中国已经实现了大国复兴，已经从近代以来的沉沦中走出了上升的曲线，成为世界大国了。如果能正视历史，我们的国民在心理上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纠结，心态就会更平和。中国和世界融洽了，就不会总发生这种大的颠覆性的变革。
王蒙《炎黄春秋》头条发文：反思文革责无旁贷！
我相信1966年的中国，文革已经是在劫难逃了。
毛泽东是极富创意的不停顿地进行革命的人。他心比天高，才比天大。他来到地球上就是来干革命的，是造全世界的反的，尤其是要造那些比他与他的国家强大富裕自命优越的大人先生们的反。就像帕瓦罗蒂，他是来给人类唱歌的，不唱了，他也就离去了。
一、毛泽东更有兴趣的，是粪土当今万户侯、万卷书、亿万富翁
毛泽东青年时代的词《沁园春·长沙》有句曰：“粪土当年万户侯”。其实，毛泽东更有兴趣的是粪土当今万户侯、万卷书、亿万富豪。
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有著名指示曰：“要敢于摸老虎屁股”，即要向强大者挑战。1965年，印尼总统苏加诺，退出联合国，首倡在奥林匹克运动以外另搞一个新兴运动会等，乔冠华趁着酒劲为《人民日报》撰写了社论：“苏加诺敢摸老虎屁股”，受到了毛主席的好评。
是的，毛泽东一生，他要摸国民党蒋介石的老虎屁股，他干脆赶走了这位老虎。他百分百地成功了。他要摸美国与联合国的老虎屁股，他也取得了胜利。他要摸苏联这个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头号老虎的屁股，他也基本成功了。他干脆摸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屁股(除了与咱们站在一起的阿尔巴尼亚与对苏闹独立性的罗马尼亚)，他也没有吃亏。他也摸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老虎屁股，痛痛快快地骂了法共与意共。他摸了地主老财的老虎屁股，消灭了这个阶级。他摸了资产阶级的老虎屁股，只动了一个小拇指，为君谈笑定“资”“社”。1957年，他摸了大知识分子与民主人士的老虎屁股，其实，一摸就知道了，不是老虎而是老鼠最多是呱呱叫的青蛙的几乎体量等于零的小屁股。在1958年，他要摸的是整个经济规律与经济体系的老虎屁股，他受挫了，使老人家深感郁闷。而到了1966年，他摸的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的各级组织各级领导各种党阀军阀(他的话)的老虎屁股了，他要粪土这一切现有的自己的体制与权力运转机制了!
20世纪60年代，“三面红旗”的受挫使毛泽东稍做调整，接着不是转弯而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革命”往更加彻底的方向猛推。他老人家益发愤怒与蔑视世界上已有的所有社会体制和他们的代表人物：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苏联式计划经济的、社会民主党与工党式的、宗教原教旨主义的……他都看不上。他认为，这所有的体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压制大多数，保护少数，使不平等变成永远。这一点在文革后期他谈“资产阶级法权”的时候，最为惊人。
这一点他与列宁不同，列宁强调的是无产阶级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
但是请看，天才的，集诗人、哲人、统帅、舵手、领袖气质于一身的毛泽东，他相信自己的史无前例的思想与艺术，相信群众，相信人海战术，却并不那么迷信叠床架屋的组织与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车越坐越好，房越住越宽，脾气越来越大的官员。(以上的说法是毛自己讲的。)他不相信正规的组织原则与组织程序，也不那么相信他的同僚战友。
确实他的思想冲天震地，叫做曲高和寡，与俗鲜谐。有时候他自己也可能解释不清楚他到底要干什么。他要求革命的彻底性，再彻底，再彻底彻底，永不停歇。他领导的时代，最喜欢批判的一个思想观念就是：船到码头，车到站。也就是说，他的革命机体是永无码头的海轮与永不停站的机车和永不落地的飞机。
他决不俯首给任何组织，包括他个人缔造的与领导的组织。他有一个党章中没有规定过的工作方法：动辄搞一个五人小组、七人小组、联络员，尤其是文革中搞一个文革小组，使政治局、书记处靠了边，甚至变成了“革命对象”。
主席整整一辈子，从来都是强调打破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却很少提建造制定什么法制规范。
二、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不似政变，恰似政变
1966年文革中，他的发动红卫兵砸烂党委的各级领导组织体系的做法令人瞠目结舌。他所做的不似政变，恰似政变，至少像是解散内阁、国会与全部地方政府。更加罕见的是以领袖与导师的身份走上长安街头——天安门城楼，一次又一次地检阅快要发狂了的红卫兵小将;这几近于是发动街头斗争。他的反对御用红卫兵的说法令人想起“右派”反党的语言，不免晕倒。他的直接号召群众发动群众的艺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除了军队他要紧紧拉到自己这一边以外，什么级别，什么官位，他都置若罔闻。他可真让人喝彩，让人高呼痛快，让人坚信这样的人物中国几千年才有一个，世界几百年才有一个(林彪语)!
从1949年，他马不停蹄，不断策划，不断发动，不断号召。他左一拳右一脚，左一掌右一推拿：“镇反”、“肃反”、土改、抗美援朝、思想改造、“三反五反”、批判胡适、批判胡风、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批判丁玲、批判赫鲁晓夫、“反右”、反“右倾”机会主义、批彭黄张、批合而一的杨献珍、批时代精神汇合论的周谷城、批文联与所属各协会已经滑到了裴多菲俱乐部的边缘、批周扬并说准备派一个团把周扬轰下去。农村也绝对不是世外桃源：一年一年的整社、农村四清(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后来又发展到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也不知还要清什么)、中国的历朝历代，从没有哪个政权能如此深入村落与农户抓政治运动的。
此外城市三反、批海瑞罢官、批周信芳、批苏联导演丘赫莱依，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据说是在杭州西湖畔，刘庄或者汪庄高级要人宾馆，策划了史无前例，搞得鬼哭狼嚎却又风云激荡的文化大革命。
他总是有一个感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解放起来比设想的要困难得多，知识分子在压迫他们，官员干部在压迫他们，境外的帝修反在压迫他们或诱骗他们……这样下去，早晚新中国会走旧中国的老路。他甚至感觉革了那么大的命，这个社会早晚会变得与旧社会差不多。而苏联的经验警告他，如果革命停滞不前，如果革命不彻底，如果共产党只知着眼于执政做官收税修桥修路发展经济，如果“只管粮棉油，不抓敌我友”，那么他的一大二公的理想只能作罢，中国的前途只能是与苏联一样：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尤其是他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的事业将会完全失败，不但会失败，而且会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抓住他在上述事情上的瑕疵来攻击他，来鞭尸……
与经济建设经济工作上的屡屡受挫成为鲜明对比的是，意识形态上、理论上、文艺上、精神层面上，所有的发动的斗争都是百战百胜。所以这个“大仗”还是命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直到1958年，毛主席其实最重视的是把钢、粮产量搞上去的，但1960年代以后，他似乎听不得“生产力”一词了，一提生产力就要批唯生产力论。
请看，文革前夕，精神生活已经是极其亢奋、极其革命了，但上边还在找问题，还在嫌不够革命化，还在查找裴多菲动向。本来想搞经济上的超英赶美，不顺利，另辟蹊径吧，下一步不搞文革，还能搞什么?难道能放下心来发展生产，娱乐升平，积攒毛主席一向看不起的坛坛罐罐?
真正令人大跌眼镜的是“炮打司令部”，是反对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经过“反右”斗争的惨痛教训，举国上下，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都明白，咱们这里是不兴反对领导的，离开了领导，你活下去都很困难。我在新疆才知道，过去当地平民百姓爱说的是“老天爷在，一切自有道理”，解放后，人们的口头禅变成了，“有组织在，我们怕什么?”
我个人的体会也是，组织的力量大，但要分领域：政治、军事、体育(如团体操与夺金牌)上，组织的力量无与伦比。在经济、文化上，靠组织则并非百发百中。
当文革开始后我知道一些青年学生以党委不够革命不够忠于毛泽东为名(按：此说也相当天真烂漫、幼稚愚蠢、矫情做作，乃至昧了良心)向党委提出挑战的时候，我也以为他们会陷入当年鸣放后被捉住的“右派”的狼狈下场。谁能想得到毛主席亲自出来支持小将，称他们为无产阶级革命派，接受他们的“红卫兵”袖标，而将打压他们的维护组织威力的路线命名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谁又能想到党委的一些领导干部在这种情况下竟那样窝囊、不中用!
至今仍然有一些人，一些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人物，将此事解释为毛泽东是在以他的巨大的个人威望为依靠，在中国认真地搞一次大民主，改变官僚政治的掌控体系，为此不惜直接领导一批“革命小将”与各级党委、与既有的组织结构展开一场大会战。
此说如白日做梦!如果说不依靠党组织而依靠小将有什么民主的意图，这种对小将的放手发动，是在什么政治思想前提下进行的呢?恰恰是现代个人迷信，是领袖对于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是不但万寿无疆，而且要捍卫毛泽东、捍卫“中央文革”、捍卫江青……就是说假定了全国全党已经埋伏了潜伏了无数反对毛泽东的反动分子啦。一面是这样的绝对拥戴，而另一方面是踢开组织闹革命的准无政府主义。这确实是世界政治史、中国政治史的一绝、一险、一个极危险的乱局。
于是各种社会中坚力量中坚人士弯腰低头、戴高帽子游街……接着闹，一面墙上要贴十几张主席“宝像”、抡起皮带抽打、疯疯颠颠打语录战、牛棚林立。抄家随意。闹得人身安全彻底失去保障。个人迷信与无政府主义的暴力结合，使得民主与法制、组织与秩序双双崩溃。
这与推进民主有什么相干?这与青年人中难免的反体制意向有什么相干?这是通过搞乱现有的公共管理秩序来解开幻想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小将们手脚上的桎梏，无法无天地搞一套极端非理性革命秀。

三、“五七”指示，毛泽东提出了他的社会主义模式
1966年5月7日，与文革的开始同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五七指示”：
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
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
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兼学军事、政治、文化……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这个指示宣传得热火朝天，因为这是文革中少有的关于要做什么的正面的“建设性的指示”，加后面提出的“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要斗私批修”，告诉你要做什么。
“五七”指示中，他也提到了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提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的学校的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同时他提出了他的社会主义模式：
(一)军队起着骨干的作用。
(二)不强调社会分工，干脆是抹掉了社会分工这一“老虎屁股”，而强调兼军事、政治、文化，兼做工、农、兵、群众工作和社会主义教育，特别是批判资产阶级。
(三)不再提超英赶美，看不出有追求现代化的意思，这个模式中，生产力、劳动效率、分配，一切与民生有关的话题，与消除贫穷与愚昧的话题，也是世代国人最最关心痛心的话题均未予提到。
(四)学校的头面人物仍然算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周总理等的脱帽加冕仪式无疾而终。
(五)总的调子似乎仍是公社化。公社公社，一大二公，吃饺子都是几千几万人一个味儿，不仅产权属于公共，行业也是公共，容易平均平等。
我的感觉是“五七指示”不无亲切感，调子也不是特别高。它给我感觉到的是自给自足的人群组合。是《诗经》上描写的“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费解一点的是工农兵学商都要批判资产阶级。什么叫资产阶级?指生产关系中掌握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吗?我当时在新疆，新疆的老革命老作家们畅谈着毛主席的理论新意：根据思想状况而不是根据财产状况划阶级。 说法未必准确，实际上自有道理。自1956年公私合营以后，真正的资产阶级没有什么动静了，倒是一些不无棱角的知识分子，被“资产”了个不亦乐乎。
我的体会则是通过批判资产阶级，与不招我们待见的恶体制与旧思想旧观念彻底隔离开来，保持毛泽东的理念的纯洁性。 根据思想状况划阶级成分，这玩意儿太玄乎了，有可能发展到凡得罪了领导的一律算资产阶级的闹剧状态。 毛泽东哲学、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提法是“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他侧重的是破、塞、止，是批判，坏东西批判完了，好东西自然而然就来了。这是他老人家的指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你哪怕把世界上的所有“害人虫”都扫除干净了，粮食不够吃还是不够吃，房子不够住还是闹蜗居。
我还觉得，“五七指示”的内容相当泛漫，说明当时文革到底要干点什么尚未明晰成型，先发动群众至少是小将起来再说。大艺术家多半是随机应变走着瞧，一面涂一面捏一面哼哼一面设计一面修改一面即兴发挥一面突然爆炸。毛泽东搞文革如罗丹之搞雕塑，罗丹的说法是，“怎么样做雕塑呢?把不要的统统凿掉就是了”。毛泽东已经颇有这样的经验，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运动永远有理，让群众闹起来再说。一头是他，是伟大领袖、导师、舵手、统帅。一头是群众是小将、是高呼口号热火朝天、是斗志昂扬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人民，这样的千军万马，怎么干怎么对，怎么干怎么胜利。历史就是这样粗线条地被创造的。谁能画好了平面图、鸟瞰图、透视图、结构图、材料图与制定了各种明细表格再开始施工革命?
无论如何，对于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对于造反派的鼓励，对于各级领导的静坐呀贴大字报呀围堵呀之类的冲击，有令人兴奋的一面。有那么一些只会照本宣科与唯唯诺诺的领导，对于叽叽喳喳的红卫兵小将，硬是一句整话也反应不出来。这些离开了使用——我要说是“借用”或“挪用”党、组织、上级、毛主席的权威一级压一级，什么能耐都没有的平庸之辈，正在前所未有地吃瘪，这有新意，有创意，有看头，有戏。 与此同时，坚决维护既有的秩序、维护领导的权威、注意赢得领导的好感、坚信组织的力量比个别机灵鬼或野心家强大得多、坚信得罪了领导绝对没有好果子吃的常识性即当时认为是保守派的见解也是非常强大的，对被号召的所谓革命造反的阻力绝非一般。
还有就是，造反派那边具有许多弱点，有的出身不好，有的历史纪录不堪信任更不堪重用，有的不过是投机取巧、不靠谱的胡闹，根本上不得台盘。我的印象是各地区各单位的造反派势力仍然落在“保皇派”之后。 保守派同样乏善可陈：力找后台、照抄照转、势利第一、语言无味。 居然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出现这样的两大派“全面内战”，居然在一个强大的政权与国家机器的控制下面，出现这样的悬疑活剧，这不能不令人拍案叫绝。 还有令人叫绝之处在于，政治时事形势诱发出各种各样的人跳出来表演。于是街头巷尾、茶余酒后，到处都有小民震服于毛主席的政治艺术。 文革后期发表了毛主席的语录，他批评一些官员的毛病越来越多，却要“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毛主席经常替弱势群体讲话，替穷人说话。他反复强调，永远站在占群众百分之九十五的大多数人一边，那么，就是说总有少数的，百分之五以下的人精人核，成为批判斗争的对象。 西方发达国家是到处鼓吹民主的，那是一种对于多数的争取，并声言保障少数的应有权利。毛主席也是追求多数的，但不是通过竞选与计票，而是通过领袖、导师直接向群众进行政治动员，通过团结下层、被压迫阶级来取得多数，战胜少数上层人物，战胜乃至消灭剥削阶级。毛泽东的民主是阶级的民主、战斗的民主、人海的民主。

四、毛泽东晚年谈及文革，话带悲情色彩
毛主席也很深沉，他晚年凝重地说，他一辈子做了两件事，一个是打倒蒋介石和国民党，一个是文革。前者争议不大，后者赞成的少，反对的多。他的话带有悲情色彩。做一个毛泽东那样的大人物，太沉重啦。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有人认定文革的实质是杀功臣。这样说的人政治观念基本上停留在西汉时期。有的人解释为女祸，其思想观念更是来自夏桀与商纣时期。有的说就是为了收拾刘少奇与王光美，除了个人的争权夺利，他们能懂什么历史、什么政治、什么社会理念呢?干脆说是为权力斗争，这是西方媒体记者对于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斗争的唯一解读。有的解释为毛要带着青年反体制搞民主，则是改革开放后西风吹来，乃以最新趸入的西方的平面语言与思路南辕北辙地解读毛泽东了。 你可以分析纯属个人的毛泽东的性格特点，你可以分析任何伟人的个人情绪与偶发因素，但文化大革命仍然有其历史的必然、中国的必然，它带来的教训仍然有它的极度深刻性。 例如毛泽东思想与中华文化的关系。不论毛泽东思想哲学上的叛逆姿态有多么高调，我们从他的“一大二公”的提倡上仍然会看到“天下大同”的观念。这样的观念早在《礼记》中就有，可以说斯时已经准备了中国的20世纪的赤化。孙中山的口号之一也是天下为公。连国民党党歌里也唱：“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就是说，民国是最低纲领，大同者是最高理念。

五、总结文革，是中国人的历史与国际责任
谁能解释与进一步从政治上从学理上总结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革?中国人应该干这个活。中国共产党应该干这个活。中国学者应该干这个活。这是中国人的历史与国际责任。中国责无旁贷。正确地毫不含糊地总结文革的方方面面，这也是中国对人类历史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