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钧福 群众绝非群氓，文革中也一样

tuffy05

群众绝非群氓，文革中也一样


这两天玩手机微信，看到资中筠女士一篇文章《青年涉史不深非常幼稚，竟以为文革是民主》，主要驳斥一些海外华人学者对五四运动“反传统过分”的说法。

资先生的文章我完全同意，而且我认为海外那些人没必要跟他们废话。但是资先生的文章里有一句话我很不同意。那就是“‘文革’本身一头是高度集权，另一头是被剥去理性的群氓。”这后半句话很不妥当。

手机里又看见半佛半仙博客中的一篇文章《关于红八月的记忆1》，里面也有一句相关的话“并非全无理性”。

他说的是文革开始时的江西吉安一中。1966年文革运动伊始，离北京甚远的吉安也不甘落后。在这所中学里，第一张大字报是针对一名高三学生的，称之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因为他在组织一次文艺演出时，担任主角的都是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第二张大字报是党支部组织的，将北大毕业的数学老师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然后群起响应。但是当天晚上又贴出针对党支部书记的大字报，“而且迅速燎原”。相反，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的解放前毕业的校长却很少受到大字报攻击。所以作者说：“这说明，群众运动固然有自发的一面，但并非全无理性。”因为当时“干群矛盾和更深刻的社会矛盾潜藏其中”。

话说回来。矛头针对平时作威作福的党支部书记是理性的，给重用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演出的学生贴的大字报难道是完全非理性吗？那也未必。这些贴大字报的学生，当然是受了当时流行的阶级斗争理论宣传的主导，但是也包含了若干精细的算计。如果把这位文艺骨干、也可能是学习尖子，以及那些参与演出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整了下来，空出来的各类资源，甚至包括毕业后的前途不就是自己的了吗？

下面再说资先生的文章。这文章和海外学者具体争论的焦点是文革里的“批林批孔”运动。因为“批林批孔”运动是批孔的，所以那些海外学者把它和五四运动相比。而资先生比较了两者，说明他们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没法比较。

资先生说得很对，我完全同意。但是将群众描写为“被剥去理性的群氓”我不同意。

原因在于，无论是海外学者或资先生所说的“批林批孔”只是这一运动的一部分，并非全部。

无论是“批林批孔”还是全部文革，都是一座冰山，漂浮在历史的汪洋大海中。海外学者和资先生争论的“批林批孔”仅仅是水面上我们所见的部分。而冰山的大部分隐藏在水面以下，不潜水无法窥其真相。资先生批评“青年涉史不深”。岂止青年！这水相当的深。

我们说说这个“批林批孔”冰山的水下部分吧。

我有一位北大物理系的学长蒋筑英，比我高两级，但比我出息得多。他毕业后一直在中国科学院长春精密光学仪器研究所工作，后来成为著名光学专家、全国劳动模范，被誉为“中国在五六十年代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关于他的光辉事迹，不难从各种书籍或媒体内看到，还拍成电影。但是他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表现则很难找到。要不然怎么说在冰山的水面以下呢？

在文革中的1968年，全国开始了一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是文革这场大浩劫中的浩劫。中国科学院在东北的长春光学机械研究所（简称光机所），以及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简称大化所）里的知识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更遭到了空前的劫难。在蒋筑英所在的光机所中，军管会主任单奎章制造了大批冤案。他说：“光机所是个特务窝子，共有7国特务和4条又粗又黑的特务线！”全所有300多人被诬陷“与特务有牵连”，150多人被隔离审查，5人被送公安机关，13人被逼自杀。由于这些遭难的科学家联系广泛，这些冤案又牵连全国更多的科学界知识分子遭难。

这都是在现在可查的资料中看到的。至于当时的惨状是资料中看不到的。据口头相传，该所当时用于逼供的私刑多达数十种。例如东北冬天室内烧的炉子里面没有炉瓦，炉壁烧得通红，就强迫受审人员靠近炉子烘烤。又把一个土豆煮得烂熟，放在被审查人员赤裸的背上，喊招供不招供，如不招供，一巴掌拍下去，把滚烫土豆拍扁，紧贴在背上。一揭，一层皮烫了下来。这种刑罚还有一个名字，叫“原子弹爆炸”。

1974年我到大连出差，还听说一种“鼻钩”刑罚，是当地一位支左的俱乐部主任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发明用于逼供的。其法是用一个铁钩钩住被审查人员的鼻孔吊起全身。据说这一发明在这场运动中发挥很大效力。

光机所和大化所都是中科院的骨干老所，在学术上和一些关键技术上贡献甚大，如今却变成人间地狱，知情者无不谈之色变。

文革后，罪魁祸首单奎章自然受到惩罚。但是早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他就遭到清算。蒋筑英曾参与批判。

“‘文化大革命’期间，单奎章紧跟‘四人帮’，对广大科技人员进行残酷打击和迫害，制造了很多冤假错案。对此，蒋筑英非常愤恨，同单奎章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有一次，他发现《红旗》杂志有一篇文章可以用来批判单奎章的倒行逆施，他就建议大家学习讨论。批林批孔运动中，蒋筑英第一个在全体职工大会上发言，揭发单奎章的问题。”（佚名《光学专家蒋筑英的生平及事迹》，杭州党史网）

单奎章从此下了台。改革开放后光机所冤案彻底平了反，在纪录片《邓小平》中也提到此案，但是绝口不提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对单奎章的批判。如果蒋筑英以后没有成为著名专家、劳动模范，也没人给他记下这样一笔。

从上面短短的描述中，我们看到蒋筑英在文革中是相当理性，或者说高度理性的。他知道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如何利用《红旗》社论、如何利用“批林批孔”运动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也许有人说，这仅仅是很少数先进人物的个别行为，不能代表广大群众。

我们知道，蒋筑英是先进人物，指他的科学成绩和劳动态度，并非源于他的政治立场。上述短文说他是“第一个”上台批判单奎章的，很可能是一种惯用的修辞。面对单奎章这个混世魔王，只要解除了恐惧感，光机所的群众谁不想将他食肉寝皮呢？这是常识。

所以我们说蒋筑英高度理性，也许有些过分。他当时是否意识到对《红旗》社论是利用倒也未必，很可能是认同。至于光机所这桩冤案，归根结底，是应该由当时主持吉林省的王淮湘负责，还是如上述短文所说应算在“四人帮”的帐上，还是归结到“伟大领袖”那儿，恐怕今天仍有很大争论，蒋筑英一位科学家怎么能认识得很清楚呢？

所以，我们不管蒋筑英对毛的文革理论是否认同，不管他的思想和行动中理性成份占多大比例，对于他在“批林批孔”中的表现只能肯定。所以资先生所说的“全民被迫盲目跟随”并不准确，至少蒋筑英不是这样。

邓小平为此冤案彻底平反是应该被肯定的，蒋筑英在文革中不畏强暴揭发单奎章的罪行也是应该肯定的。如果蒋筑英的批判发言被肯定，对批林批孔运动应作新的评价。

这种基层的“批林批孔”和上层的“批林批孔”有联系又性质完全不同，是淹没在水下的冰山。毛发动的上层“批林批孔”是要将运动从批左扭转成批右，巩固文革成果，也许还要敲打一些周恩来。此外，继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对调之后，毛还想进一步削弱过去几年急速膨胀的军队势力，恢复正常秩序。这最后一点和在光机所批判单奎章有些联系，因为单奎章的直接后台就是吉林省的军队干部王淮湘。所以，可以认为，毛巧妙地利用蒋筑英对付军队干部，也可以认为，蒋筑英巧妙利用毛发动的“批林批孔”主持正义，包括引经据典，将《红旗》社论为我所用。

除去这一点以外，批判单奎章和上层的“批林批孔”毫无关系。这种水面以下部分的“批林批孔”所涉及的地区、人员和事件远较水面以上部分复杂而宏大而至今被隐蔽，在几乎所有文革史中皆忽略不计。

在江西赣州，曾为造反派的青年工人李九莲因“反林彪”遭迫害，在1974年3月贴大字报要求平反，广大群众群起支持。“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声势浩大，令地方当局困惑不解，不敢贸然镇压，使得老百姓钻了一个空子，张贴了大量支持李九莲，批评赣州地区领导的大字报。”（老鬼《李九莲案始末》，《南方周末》2005年11月24日）赣州地委请示省委后，于4月又将其秘密逮捕。当地几千群众集会，并“冲击监狱”，要求释放李九莲。他们还成立了“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坚持7个月，形成空前蓬勃的群众运动，在以后几年演出了轰轰烈烈的一幕。“江西赣州人民在李九莲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勇敢，仗义，坚强足令中国人堪以自豪！”（老鬼，同前）

从1970年起，江苏省用了四年搞清查“五一六”运动，全省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多达26万人，其中被关押批斗的13万多人，死伤6千多人，其中被逼死打死2540人，比反右造成的伤害多20倍，算是典型的文革浩劫了。到了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对调，许世友从南京军区调走，留下的副手吴大胜压不住阵。1974年初开始“批林批孔”运动，3-5月，《新华日报》社的王春南等人连续贴出三评江苏清查运动大方向的大字报，震动了江苏全省，被长期压制的群众情绪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出来。（董国强《王春南先生访谈纪要》，共识网，2014）

为了使我的论点易被接受，在这几个例子中，我拿科学家劳动模范蒋筑英打头阵，继之以被广泛同情的李九莲。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涉及的群众也不像这两个例子那样单纯。在江苏的例子里，正如董国强先生所指出的，当时的情形实际是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群众组织（主要是造反派）三方为争权而进行的博弈。

众所周知，文革中在内蒙形成历史上最大冤案之一，即“内人党”冤案。在这个极其血腥的“挖肃”运动中，在全自治区共挖出“内人党”346200人，刑讯武斗致死16222人，严重伤残87199人。我的一位朋友在文革中毕业分配在内蒙经历了“挖肃”的全过程，曾向我仔细描述了那些令人发指的酷刑，令人不寒而栗。具体内容过于残忍，就不说了。

到了“批林批孔”，形势逆转，自治区党委不得不按照上级指示召开各种批判会，自己却成为矛头所向、千夫所指。于是，“各种社会力量以此为契机，怀抱着各种目的，纷纷成立批林批孔联络站。”（启之《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天行健出版社，2010）在这种混乱情形下，各种原来被压迫的思潮也乘势涌出。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内蒙古大学副校长、著名民族理论家牙含章在内蒙古大学的讲演。他在批判林彪和孔老二的名义下严厉抨击了过去几年践踏民族政策、破坏民族团结的现象并对此作了理论分析。他的讲演切中当时内蒙文革的要害问题，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讲演稿广泛流传、不胫而走，成为动员人民要求落实政策的有力武器。

无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还是在文革的其他阶段，群众都不是群氓。他们在拥护毛泽东的旗帜下，为自己的利益而战，尽管他们自己未必意识到这一点，尽管他们所看到的利益可能是眼前的、短视的，尽管由于缺乏先进思想指导他们的行动仍有很大的盲目性。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他们确实易受欺骗，但不会老受欺骗。到文革后期，这一点更清楚，“批林批孔”就是一例。

转自 作者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7878230102w0oe.html

fuqiangqiang

这种基层的“批林批孔”和上层的“批林批孔”有联系又性质完全不同，是淹没在水下的冰山。毛发动的上层“批林批孔”是要将运动从批左扭转成批右，巩固文革成果，也许还要敲打一些周恩来。此外，继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对调之后，毛还想进一步削弱过去几年急速膨胀的军队势力，恢复正常秩序。这最后一点和在光机所批判单奎章有些联系，因为单奎章的直接后台就是吉林省的军队干部王淮湘。所以，可以认为，毛巧妙地利用蒋筑英对付军队干部，也可以认为，蒋筑英巧妙利用毛发动的“批林批孔”主持正义，包括引经据典，将《红旗》社论为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