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华回忆录：我经历的武汉7.20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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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我经历的武汉7.20事件


一、是非功过任评说

　　1967年7月20日，武汉军区独立师和群众组织“百万雄师”的一些人武力绑架、殴打、批斗中央代表王力、直接威胁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安全，同时在武汉全市围攻、抓捕造反派和无辜群众，制造白色恐怖，史称武汉7.20事件。
　　1967年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表了《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将7.20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称“7.20事件”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叛逆行为”。
　　1978年7月26日，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为“七.二0事件”平反、昭雪。11月28日，中共中央批复湖北省委、省革委、武汉军区报告，为“7.20事件”平反。该报告称：“7.20事件完全是林彪、‘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达到其破坏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亲手策划挑起的一个重大事件”。
　　关于“武汉7.20事件”的记述和评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多个不同的版本。其中有陈再道将军的回忆文章;权延赤的《微行——杨成武在1967》、《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纪希晨老先生的大作;当事人王力本人的《文革记事》以及叶永烈的有关文章。这些记述都是“文革”被全面否定后出版的，是“胜利者”或为“胜利者”的记述。作为亲历“7.20事件”的人，我手头保存了一本《江城风暴》，也是关于“7.20事件”的记述与评论的文章，是67年8月，也就是事发不到一个月造反派写的。该书分八个部分。写这本书的人虽然由于条件限制，他们还不能把握事件的全局(如作者还不知道事件发生时毛主席就在武汉，而且就在事件发生的中心——东湖宾馆)，但对事件的记述我认为基本上是客观真实的。
　　在诸多已发表的关于“7.20事件”的记述和评论文章中，我认为戴维堤所著《文革时武汉“7.20”事件始末》和徐海亮《武汉7.20事件及其在文革中的地位》两篇文章记述的事实是比较客观可信的，相关评论也是较公正的。
　　我认为“记述人”虽有权评论任何事件，但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即使是作为“胜利者”，也绝不应凭道听途说，指鹿为马，任意抹杀历史事实，拿历史事实开玩笑。历史是不能任意被嘲弄的，凡嘲弄历史的人最终都将被人民所唾弃。
　　武汉“7.20事件”到底是旧体制的反文革势力以暴力的形式对党中央毛主席发动的反革命暴乱，还是所谓“完全是林彪、‘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达到其破坏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亲手策划挑起的一个重大事件”?对于曾亲历这段历史事件的我们来说是非常清楚的。
　　在已发表的关于“7.20事件”的文章中，多数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上，记述了1967年7月20日前后几天武汉所发生的武汉部队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围攻、批斗中央代表的情况，并以此发表对“7.20”事件的评论。因此，即使一些较客观评价“7.20事件”的人也难免有失偏颇。如他们也认为“7.20事件”是以“百万雄师”为首的保守派和以“工人总部”为首的造反派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武斗”，认为事件之所以发生，与当时作为中央代表的王力将中央的“四项指示”提前通知造反派有直接关系。而这些显然与历史的真实不符。
　　“七.二0事件”的发生有其明确、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根源。人们只要对“7.20事件”的酝酿、发生、发展、暴发的全过程作全面的了解和分析，就不难理解：即使没有王力与造反派见面，甚至中央代表团中没有王力，事件也必然会发生，只是发生的时间、形式可能有所不同罢了。至于对“7.20事件”性质的结论我想也只有对事件的全过程(从武汉部队支左开始)进行全面、客观的了解和分析后才能得出。

二、武汉部队支左与“工人总部”被解散

　　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中说：“最近，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那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决定中还说;“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并重申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防空洞的指示。”
　　1月25日，《解放军报》就部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发表社论，重申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听毛主席的话，满腔热忱地，毫不合糊地全心全意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斗争。
　　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柱石和基本保证。毛主席之所以断然发动文化大革命，向强大的官僚体制发动最猛烈的进攻，一是凭借自己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二就是凭借亲手缔造和指挥的人民军队。
　　中央《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下达后，武汉部队于2月1日成立了“支左指挥部”，并把原属湖北省军区管辖的独立师独立师(8201部队)调拨到武汉军区作为支左的部队。
　　人民解放军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目中是伟大的，光荣的，是“最可爱的人”。因此，当造反派听到毛主席要解放军支持造反派的消息后，无不欣喜若狂，兴奋无比。我们“新华工”当晚就组织同学游行到军区，欢呼中央这一指示的发布，最热烈地欢迎人民解放军支左。
　　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事实确实如此。以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为首的武汉军区实际上早就已经介入了湖北省、武汉市的文化大革命，他们对武汉的文化大革命早就有了自己的立场和思路，并有了一套完整的计划和方案。
　　“支左指挥部”成立半个月后的2月18日，军区即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严正声明》(也称“2.18声明，见附录二)”，对湖北、武汉的文化大革命公开表明了支持“新派”反对“钢派”的立场。该声明说《长江日报》二月八日发表的《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即武汉“钢派”的“2.8声明”)“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是与《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所指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的大方向背道而驰的”，“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精心策划的，是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的”。
　　当时我们“新派”正在和“钢派”就“2.8声明”进行大辩论，武汉部队《2.18严正声明》的发表使我们“新派”大受鼓舞，因此热烈欢迎解放军的声明。为了表达我们对军队的支持和感谢，20日下午，我代表红司(新华工)带文艺宣传队《轻骑兵》到独立师作了慰问演出。
　　与“新派”相反，“钢派”对武汉部队2月18日的《严正声明》却极为恼怒。他们中的一些人围着解放军辩论，一些人在武汉部队的《严正声明》上打叉或泼墨汁以泄心中的愤怒。19日，他们还多次冲击军区要求和部队进行辩论。
　　《2.18声明》发表以后，军区紧接着对军内的造反派进行了严厉的整肃。2月21日，武汉军区发布《公告》，对军事院校的革命造反派进行了警告，接着宣布了高级步校《红旗》、《红色造反团》、l51部队(炮校)、 空字006部队(雷校)造反派组织“红总”等为反动组织，强令其组织解散，并抓走这些组织的负责人和骨干。
　　2月21日深夜，武汉部队支左办公室通知《长江日报》编辑部，要求《长江日报》必须在2月24日以前作出检查。否则，将对报社实行军事接管。
　　“钢派”在武汉军区强大的政治威慑下，内部很快发生了急骤震荡。22日，“钢派”中以朱洪霞为首的工人总部全体负责人到武汉军区请罪。接着，《长江日报》“毛主席路线战斗兵团”和“工人总部”各分部负责人也纷纷去军区请罪。在以后的几天中，工人总部请罪的队伍连绵不断。“二司”、“九一三”等“钢派”组织也纷纷表态承认“2.8声明”的错误，承认打“托派”是错误的。
　　3月1日中午，武汉部队对武汉市电信局及二、五、六、九等几个分局实行军事接管，逮捕了工人总部电信分部四人，拘留十二人，强迫登记一百多人。
　　同一天，“钢二司”战士分赴红楼和红旗大楼造反，要抓二司的修字号头头。不少院校的钢二司战士也纷纷来到红旗大楼作动员工作，劝说他们的战友内部起义，并且向大楼指挥部的负责人施加压力，使得部分二司战士对自己过去坚持的观点发生了动摇。
　　3月2日，红旗大楼内部发生了内讧，有人提出请解放军来红旗大楼，这个意见得到多数人的支持。《长江日报》在内外夹击下被迫停刊。
　　3月3日，钢派撤出红旗大楼。
　　3月17日凌晨，大逮捕开始了。荷枪实弹的军警把“工人总部”9个勤务员及各分部的负责人共485名头头全部抓了起来。
　　3月21日，武汉部队发布《通告》，通告说：“武汉地区工人总部成立以来，在少数反革命分子操纵下，与湖北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互相勾结，干尽了坏事。……，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若干规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特宣布从即日起，‘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一律解散。”
　　武汉部队在《公告》下发的同时，还下发了《告人民群众书》、《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中反革命分子的(十大)罪行》两个文件。
　　从《公告》引用的毛主席语录和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基层组织看，武汉部队实际上已把工人总部打成了“反革命组织”。
　　接着，武汉部队开始在武汉市进行大逮捕。从十七日起到月底，据不完全统计，工人总部约有三千多名战斗队员被逮捕或拘留。
　　在此期间，全省各地成千上万的“钢派”头头和群众被打成“反革命”而遭逮捕。专县中的黄冈县就解散了28个群众组织，黄石市有30个组织被打成反革命组织或被强迫宣布解散，天门县拥有70余万人的造反组织被打成反革命组织遭解散，一共逮捕1300多名。
　　3月29日，由武汉军区编辑印制的《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中反革命分子的滔天罪行图》在武汉市广为张贴。
　　武汉军区从67年2月1日成立“支左指挥部”到3月30日，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将“钢派”主力之一的“钢工总”给摧垮了。“钢派”的另两支主力“钢九.一三”和“钢二司”的头头虽没有被抓，但他们都被迫不断的“请罪”和检查，其组织指挥系统已基本瘫痪，内部已是人心涣散，相互猜忌，人人自危，基本上失去了战斗力。

三、由信任到怀疑

　　对武汉部队发表《2.18严正声明》严厉批判“钢派”的《2.8声明》，我们是支持、拥护的，认为部队是在支持真正的左派。对军区接下来的对“钢派”头头采取的打压措施我们也能理解，甚至感到高兴。认为这是他们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由于派性使然，当时我们对“钢派”的一些头头确实很反感。认为他们在批判“资反路线”时搞“唯我独左”，不准曾参加过保守组织的群众起来革命，甚至无理打压参加过保守派的干部、群众。在“一月风暴”的“夺权”过程中，他们搞“唯我独尊”，认为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夺权。当“新派”不买他们的账，组织夺权时，竟然把斗争矛头直指“新派”，在“2.8声明”中公开点名指责“工造总司”，骂我们“新派”是“托派”。
　　当时军区是支持我们“新派”的。支左指挥部负责人一再申明：“过去和将来我们都支持和依靠你们”。事实上，当时支左指挥部很多事都会找“新派”的头头商量、通气，包括军区发表“3.21通告”取缔“工人总部”这样重大的事。
　　我们“新派”和军区支左的矛盾是从67年3月底4月初开始的。直接的原因是他们在打压“钢派”的同时公开支持已垮台的保守组织“大专院校红卫兵”(即原省委组织操纵的各大专院校红卫兵师)。
　　早在2月23日，独立师政治部就发出了一个内部掌握使用的文件——《怎样识别左派》，这个文件以党、团员多少、是否拥护武汉部队的“2.18严正声明”作为划分左派、右派的标准。按这个标准，不仅“工总”是右派、“九.一三”、“二司”等“香花派”也在右派组织之列，而“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中学红卫兵”则成了“革命的群众组织”。
　　在如何对待“大专院校红卫兵”的问题上，支左指挥部和我们的意见原来是一致的，这可以从3月8日上午军区支左办负责人信部长、张政委在和“新派”主要负责人座谈时的讲话中可以看出来。那天，张政委对“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的问题发表了正式讲话(五条)，明确提出允许“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的同学们起来革命，“但这个组织不宜再恢复，因为恢复不利于当前的大联合”。在这次座谈会上，支左指挥部信部长也明确要求：“要对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作思想工作，把受蒙蔽的群众团结过来，分期分批地把他们接受过来。要和他们说明，如果闹下去对他们是没有好处的。”
　　3月9日，我们红司司令部召开会议，会议传达了军区张政委和信部长的讲话精神。我们一致认为张政委和信部长的讲话是代表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是符合武汉目前实际的，我们应该坚决支持和执行。
　　为了进一步搞好我院的大联合，为成立我院的院革委会作准备，会议决定立即开展军政训练和司令部的整风，并就整风的相关问题统一了认识。
　　3月10日下午，我们“红司”召开了全面整风的誓师大会。当时我认为开展这次整风是非常必要的。认为它将对我院的文化大革命产生深远的积极作用，是关系到红司向何方的关键。
　　但实际上，“红司”的这次整风却由于军区关于“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问题态度的变化而不了了之。
　　原来3月8日张政委讲的那“五条”在向军区钟汉华政委和孔庆德副司令员汇报时被否定了。军区支左指挥部在3月11日下午召集我们“红司”的郭保安、聂年生去开会，明确宣布撤销8日所作的“五条”， 军区决定支持“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并恢复其基层组织。
　　同一天，武汉军区发表了一个《声明》。声明说：“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是两头好，中间有错误(“两头”即文革初“扫四旧”斗黑帮和近期的批“2.8声明”、支持武汉部队的《2.18严正声明》，“中间”指支持省委“工作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此，支持其恢复基层组织。
　　对武汉军区支持“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支持恢复其基层组织的决定我们是坚决反对的。因为我们认为“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和“中学红卫兵”是原省委一手炮制的保守组织，是资反路线的产物，也是旧体制的既得利益群体和社会基础。承认“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和“中学红卫兵”就是对革命造反派的否定，因而也就是直接否定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革”与“保”决不仅仅是群众之间的意见、观点分歧的问题，正如67年元旦社论中所指出的：“一个要保，一个要革，这就是阶级斗争的实质。”事实上，刘邓路线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斗争是通过保守派和造反派的斗争来体现的。我们现在的大联合指的是革命派的大联合，而决不是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大联合。
　　毛主席在谈到人民解放军支左时说：“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很显然，毛主席这里说的“革命派”就是造反派，造反派就是左派。
　　联系到军区支左以来过分打压“钢派”的做法，我们认为军区在支左问题上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那个年代，方向、路线错误是最大的错误，是决对不能含糊的。就这样，我们对军区的态度从支持、信任变成了怀疑、和抵制。
　　3月15日、16日，为了说服我们支持军区的决定，支左指挥部负责人来我院与我们“红司”负责人“交换意见”。在说到“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和“中学红卫兵”的问题时，信部长说：“大专院校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认为是两头好，中间错。在运动初期，他们生气勃勃，在横扫“四旧”、大立“四新”中立下了很大的功勋，后来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犯了错误，这个错误是因为受蒙蔽导致的。”张政委在座谈会上也发了言(详见注4-3-18-3-2)，他在重申支持和信任我们的同时希望我们从策略上考虑问题，支持军区关于“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的决定。
　　3月18日前后，陈再道司令员在接见二司负责人杨道远时也强调在当前大联合的情况下要支持“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起来革命。(注：4-18-3-3)
　　关于应该如何对待“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的问题，我们曾和军区支左指挥部进行了多次沟通。但双方各自都坚持自己的立场，始终没有达成共识。
　　在支左指挥部来我院召开座谈会时，我们曾就当时的大联合和“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的问题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各组织全部都打散回班，再以班为单位从下至上实现系、院的大联合。二是各组织自己整风、军训。我们认为如果实行第一方案，既可以实现中央要求的大联合，也可以在无形中解决好“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的问题。但支左办未予采纳。
　　客观地说，军区支左指挥部中具体和我们联系的人是很诚恳和友好的，他们也确实是希望要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他们说我们在团结大多数，特别是团结参加过“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的同学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是实事求是的。但当时我们觉得他们的动机虽然不错，但他们的思路和立场有问题，也脱离了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他们始终认为如何对待“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恢复基层组织的问题是方式、方法问题，是策略问题。而我们却认为这是方向、路线问题。我们认为让“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恢复其基层组织不但不利于“大联合”，而且会影响甚至破坏革命的大联合。
　　事实上，在军区表态支持“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恢复其基层组织前，武汉各大专院校已基本上实现了大联合(我院早在1月23日就完成了大联合)，都在为成立“三结合”的革委会做准备。而军区表态支持“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恢复基层组织后，大联合的局面立即就发生了逆转，一些大专院校的“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立即组织、串联了起来，不但恢复了组织，打出了旗号，而且开始与造反派分庭对抗，搅乱了大联合的局面。如3月16日下午，二司整风办公室在湖大礼堂召开开门整风大会时，“武测三司”和“一月风暴”就在当天晚上砸了二司司令部，将二司司令部洗劫一空，并扬言要把二司司令部赶出武测去。
　　事实很明显，如果军区支持“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恢复其基层组织，文化大革命势必又会回到66年8、9月份那种“革、保”大战的局面中去。
　　为了了解我院参加过“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的同学的真实思想状况，我在武汉军区表态支持“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恢复基层组织后，曾代表红司(新华工)司令部分别在我院电机系和机二系主持召开了原“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负责人及骨干分子座谈会。
　　两个系的座谈会分别在西一楼和东一楼大教室内举行。这两个系原“大专院校红卫兵”的主要负责人几乎全部都参加了。我先说了召开这次座谈会的目的是想了解大家对当前形势的想法，希望大家积极帮助红司整风，尽快实现我院的大联合，尽快成立院革委会。
　　会议是在非常融洽的气氛中进行的。自始至终我没有感觉到与会者有什么压力，更没有发现有什么对立情绪，会议发言也很踊跃。
　　自从我去“汉口分台”后，很少和院内的一般同学接触，甚至和自己班上的同学也很少联系。因此，对同学们的情况，特别是对曾经参加过“大专院校红卫兵”的同学的思想状况很不了解，总觉得我们新华工已是“铁板一块”了，都是造反派了。没想到事实上并非这样。还是有部分同学思想上受到了压抑，他们的积极性还没有发挥出来。
　　这两次座谈会上同学们的发言(注4-18-3-4)确实给了我很大的震动，我在3月7日的日记中写下了如下文字：
　　会后感言：参加了两次座谈会，听了原来曾参加保守组织的同学的发言，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们“红司”也存在团结群众，特别是团结曾经反对过自己，压制过自己的那些人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如不能很好的解决，就像代表们在发言中说到的“就是夺了权也巩固不了”。我们必须明确：谁反对团结“老保”，谁就是真正的“老保”。这就是我最大的感言。
　　在3月8日的日记中我又写到：
　　近两天，原大专院校红卫兵(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在武汉一些地方又把旗号打出来了，这是人们不能忽视的问题。
　　保字号的红卫兵为什么现在又把旗号打出来呢?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武汉军区的支持，这是主要的也是直接的原因;
　　2、由于我们造反派在组织路线方面执行了形左实右的路线。忘记了毛主席关于要团结大多数的教导，不但没有主动地去团结曾经受蒙蔽的群众，把他们吸收到自己的组织中来，反而对这部分人进行排斥，使这部分人对造反派产生反感，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现在要恢复“大专院校红卫兵”是被我们逼出来的。
　　如何对待曾受过蒙蔽、表现为保守的同学的问题是目前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对待“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呢?
　　我认为，就我院来说，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地吸收他们加入到我们“红司”来。据调查，目前我院还有近2000人没有参加任何群众组织，其中起码有近1500人早已转变了观点，转向了我们。如果我们全部吸收这1500人，再团结剩余的那五、六百人，尽量争取他们的合作，这样“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 的问题也就彻底解决了。退一步说，即使这几百人继续和我们作对，也无关紧要了。
　　我总觉得如何对待“老保”的问题是我们目前的关键问题。谁歧视老“保”谁就是真正的老“保”。谁如果要继续压制老“保”，他就要犯错误，就会把老“保”越压越大。我们现在对犯过错误的同志愈是宽容，我们将愈是主动。
　　当时我们虽然对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产生了怀疑，但出于对解放军的尊重，我们还是处处维护解放军的威信，尽量避免和支左部队产生公开的争论。
　　3月15日上午，我主持召开了红司广播宣传工作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我主要谈了如何看待军区支持“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恢复其基层组织的问题。我详细介绍了我3月5日和7日主持召开电机系和机二系的两个座谈会的情况，并谈了我的一些看法和感想。要求必须按毛主席关于“只有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精神去做好宣传工作。在这个会议上我提出了“现在谁反对团结‘老保’谁就是最大的‘老保’!”的看法。
　　在谈到当时宣传工作中要注意的问题时，我特别强调：因很多问题现在还不明朗，我们必须冷静观察分析后才能作出明确的判断。因此，我们现在应集中心思搞内部整风，不要受外部干扰，不要上当。具体要求：
　　1、把目前关于“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的争论引导到司令部的整风上来，也就是批判司令部在组织路线上的左的关门主义，真正做到毛主席要求我们的团结95%以上的干部、群众;
　　2、要充分相信解放军。在宣传工作中不要和驻院搞军训的解放军发生争论，有看法可以保留，特别是不要在广播中争论。
　　3、要明确红司目前最大的危险是和解放军发生冲突，千万不要授人以柄，给人以可乘之机。
　　4、稿件中不要引用《湖北日报》和武汉军区《2.18严正声明》中的一些话，不要点群众组织的名。不要提“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只提“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社会上的牛鬼蛇神”。
　　在谈到宣传内容和具体组稿问题时我说了我的意见：
　　1、组织团结工作的正面稿件，如“我们是如何对待曾受蒙蔽的群众的?”、“我们是如何对待犯过错误的革命干部的?”
　　2、组织一批典型的曾受蒙蔽的群众、干部的稿件，如：“我的思想和观点的转变过程”、“我是怎样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曾犯过错误的干部和群众的大字报我们可以在广播台播放，也可以播放一些典型的反对我们的稿件，让群众自己去判断是与非。
　　3、为加强和解放军的友好关系，我们要组织一些我们拥军的稿件，如“解放军是如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等;
　　4、组织有关大联合经验的稿件，如“我们班是怎样实现联合的?”、“我们是怎样和井冈山等革命组织搞好大联合的?”
　　5、组织炮轰司令部的稿件，特别是红司在组织路线和干部路线中存在的问题。
　　6、大力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红旗》杂志社论精神，要即时收集同学们的反应并写成稿件宣传。
　　尽管当时司令部要求尽量避免和解放军发生公开的意见冲突，但3月16日下午解放军支左人员在体育馆召开的大型座谈会的发言却使矛盾公开化了。
　　支左指挥部来我院组织召开大型群众座谈会，本来是想借此直接向群众宣传军区关于对待“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工人总部”及“二司”的立场、态度，希望能得到“新华工”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但效果却恰好相反。他们不但没有说服我院的干部、群众，反而激起了“新华工”人的公开反对。一些同学说：“现在我院到底是军区领导还是司令部领导?要是军区领导，我们干脆就什么也不要管了，一切都交给他们，随他们怎么搞，看他们怎么领导。”而另一些同学则说：“我们干的时候“老保”们睡大觉，他们现在成了左派，我现在也要睡觉了，以后我再出来当左派。…….
　　就在第二天，我院贴出了一张署名《批判者》的大字报，题目是：《自己解放自己》，全文如下：
自己解放自己
　　谁是三岁的小孩尚需保姆?谁是八十岁的老头还需要柱拐仗?我们是顶天立地的革命者，年青力壮正当年!我们一不需要保姆，二不需要柱拐仗。我们要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有毛泽东思想引路，有党的阳光哺育，我们还需要什么?需要锻炼。毛主席给了每个革命者锻炼的机会，选择的权力，这个权力是任何人剥夺不了的。
　　毛主席给了我们驰骋天南地北的权利，世界革命的舞台正等待毛泽东时代的青年大显身手，一切妖魔鬼怪正等着我们去扫除，一个欣欣向荣的新世界必将在我们这一代诞生。这一切需要什么?一句话，需要我们的勇气。
　　红卫兵战士们，一切要革命的同志们，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国际歌说得何其好啊，“全靠我们自己”!我们要革命，我们要打掉一切束缚我们的枷锁。我们需要的是充满火药味的敢想、敢说、敢干 、敢革命。敢造反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我们决不要鹦鹉学舌，人云亦云，亦步亦趋的卑贱性格，我们不需要仰仗别人的鼻息，我们不需要后退，我们坚决反对后退。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在山呼海啸，风起云涌的火热时代，我们要像雄鹰展翅拍击长空，像海燕冲击海洋。
　　批判者
　　3月23日是我们“新华工革命造反广播台”成立五周月的日子。司令部原打算开一个大型的纪念会。后来考虑到支左指挥部的意见(他们明确表示不同意搞集会和大小辩论会)及当前正在搞大联合，纪念会就取消了。但到了晚上八点，我院西边的电机系和动力系的一些人却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自发地组织起来游行了。开始只有几十个人，但很快就有不少人加入到了游行的队伍中来，人愈来愈多，当游行队伍到达出版科附近时，队伍迅速扩大到三千多人。
　　导致这次游行的直接原因是头天武汉水院的一张大字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一个叫邓子政的“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写出一张大字报，说“现在刘少奇也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这张大字报一贴出，立即引起了武汉各大专院校的强烈反应，这一天大多数学校都举行了大游行，以抗议保守派的反扑。而这次游行的真正原因则是对武汉军区“支左”工作的强烈不满。
　　武汉军区关于解散工人总部及其基层组织的“3.21通告”发布以后，同学们对武汉军区打压造反派、支持保守组织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尽管当时的“红司”司令部力求平息同学们的不满情绪，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无济于事。

四、反击复辟逆流，为“工人总部”翻案

　　对于军区的“2.18严正声明”，“新派”是拥护并积极支持的。但随着军区对 “钢派” 打压的逐步升级，特别是武汉军区的“3.21公告”把“工总”打成反革命组织加以取缔后，“新派”对军区支左的看法开始动摇了。虽然“钢派”从开始夺权以来和我们产生了很多矛盾，以至到“2.8声明”时翻了脸。但“钢派”必竟是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和我们一起冲杀出来的造反派组织，“钢”、“新”之间虽然有矛盾甚至有斗争，但总还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是兄弟，“再怎么吵我们还是一家人”。我们开始支持和拥护军区的“2.18声明”，在很大程度上是认为教训一下“钢派”组织中那些“头脑极度发热”的头头们是应该的。我们批判“2.8声明”决不会有要将“钢派”打倒的想法。
　　军区“支左”一方面打压“钢派”，另一方面却极力扶持和支持保守派，这不是明显地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吗?在一些单位，保守派不但在军区的支持下死灰复燃，而且文革前的“原班人马”又重新掌权并打压造反派，这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复辟吗?因此，我们对军区的“支左”彻底失望了。
　　3月24日，司令部按原计划召开全体会议。当天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解放干部问题。“三结合小组”在会上首先介绍了我院干部的基本情况，并提出了他们认为可以马上解放进入“三结合领导班子”的名单。经过充分讨论和辩论，一致认为以下干部可以作为第一批进入“三接合”的领导班子：
　　熊小村(院党委副书记)、章光昭(人事处副处长)、孙宝酷、(总务处副处长)、诸玉林(院长办公室主任)、周书珍(宣传部副部长)、刘多兴(院党委委员)、何均华(院党委候补委员)、朱慧南(教务处处长)、黄天柱(院党委委员)、葛成秀(四系总支书记)、车红勋(总支书记)、王嘉林(总支书记)、许仁万(教师科)、张昌书(机二系)、王立清(二系)、曾德光、张太行、张世林(学生科)、辛忠贵(总务科副科长、老红军)。
　　在这次会议上，郭保安提出我们要隐住两个阵脚，一是学生，二是教师和干部。他认为目前同学们的情绪可能失控，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在会议快结束时，他传达了在我院搞军训的张政委昨天向司令部提出的几点意见：
　　1、现外面有人在南一楼贴解放军的大字报;
　　2、在军训中有人无组织纪律，想走就走，连个招呼也不打;
　　3、讨论不发言;
　　4、红司是革命组织，要支持军训;
　　5、应该相信解放军，解放军有一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经验。
　　对解放军的上述意见，大家已是心照不宣，因此，未予讨论。
　　3月25日，我们继续开会。这天会议的议题是：根据当前形势，特别是针对同学们对武汉军区支左的强烈不满情绪，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讨论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关于大联合的问题;二是如何看待解放军的“支左”问题。
　　关于大联合问题，大家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我们不能同意军区要我们和“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搞联合的要求。认为大联合应该是革命派的大联合，坚决反对搞调和、折中，搞大杂烩。
　　关于对解放军支左的态度问题，部分人的意见是按《红旗》杂志第五期社论的精神办事，在任何情况下不要和解放军对抗，要大力造绝对相信解放军的舆论，对下面同学对解放军支左的看法可向上面反应。但多数人认为武汉军区从支左以来扶植保守派，打压造反派是“二月逆流”在武汉的反应。主张对军内反文革的走资派的复辟逆流进行坚决反击。
　　会议开了整整一天，辩论非常激烈。最后达成以下共识：
　　1、武汉军区从“支左”以来扶植保守派，打压造反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2、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全面向党内走资派夺权的关键时刻，“二月逆流”的流毒及“带枪的刘邓路线”是当前最大的危险;
　　3、重新杀向社会搞搞调查和发动群众，宣传反复辟逆流，号召工人起来革命，调查各工矿企业资本主义复辟的情况，调查工人总部的问题，坚决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4、考虑到必须维护解放军的崇高威信，在具体做法上不点陈再道、钟汉华等军队领导人的名，宣传中暂不提“支左”是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问题，但我们要用行动支持“工人总部”和“二司”，支持他们顶住打压，尽快振作精神，坚决起来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我们当时得出以上结论的根据是什么呢?这里我想有必要先说说我们当时的信息来源。
　　1967年元月，“新华工”造反派实现了大联合，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司令部”。在司令部下设立了一个“动态组”(即情报组)，由原聂年生的“红反团”的负责人之一赵延昌任动态组组长。后来随着武汉形势的恶化，又决定扩大动态组，在动态组下设四个办公室：“一办”负责全国情报;“二办”负责武汉情报;“三办”负责军队情报;“四办”为综合办公室，负责综合前面三个办公室的情报呈报司令部参考。在“7.20事件”发生前，动态组还设立了“无线电广播台”， 一是监听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之间的无线电联系，二是准备在我院危急时刻用无线电广播对外联系。当时我们司令部的成员每人都有一个信箱(信封)，每隔几天就会收到动态组收集整理的湖北武汉及全国各地的信息资料。
　　当时对我们作出上述决定(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起决定作用的有以下几方面的资料：
　　一：关于以谭震林为首的军队元老大闹怀仁堂的资料。这份资料给我们传达的信息是反文革的势力仍十分强大，老帅和副总理中多数人对文革不理解，并持反对意见，是目前运动的主要阻力。
　　二：蒯大富在清华井冈山内部整风时关于《迎接第八个回合人类历史的大决战》的讲话。这个讲话的第二部分谈文化大革命与走资派的八个回合的斗争，其中第八个回合也就是当前正在进行的斗争是决战阶段，也是关系到人类命运的大决战。“讲话”说毛主席认为，二、三月是决战阶段，但胜负未定，我们有信心一定能取得胜利。
　　蒯大富在讲到第八回合时说，“我们当心有50%的人是否能坚定。目前有人放出一股风，说国际、国内形势紧张，中央要收了，这是一个阴谋”。
　　蒯大富在这篇讲话中说到了对运动发展的几种估计，即：
　　1、笔杆子取胜;
　　2、枪杆子取胜;
　　3、敌人可能用枪杆子暴动;
　　4、国内外敌人一起来,天灾人祸一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紧跟毛主席重上井冈山。
　　这份资料给我们传达的信息是：当前文革的形势仍然十分严重，胜负还未定。弄得不好已经取得的成果将会付诸东流，革命者将跟毛主席“重上井冈山”。
　　三、王任重三月二日给陈再道、韩东山、姜一写的一封信及相继写出的三份“检查交待”材料(第一份：《对湖北省委的基本估计》，第二份：《我的历史》，第三份：《十七年来我在湖北省工作的情况》。由军区组建的“湖北省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曾将这三份材料作为绝密文件发给了官方人士)。王任重在信中向陈再道等提出要迅速地把省一级、市一级、地县一级的临时“三结合”的权力机构建立起来，并建议具体由钟汉华出面挂帅，吸收原省委和军区的一些领导参加。军区由陈再道、韩东山考虑，省委、省人委建议由姜一、杨锐、韩宁夫、王海山、张旺午、阎钧、张起、陈扶生、邓群、饶兴礼参加，群众组织由孔庆德、张竞决定。他还希望派出大批政治工作人员深入到若干大单位(武钢、重型、锅炉厂、肉联、一纱、国棉、武大、水院、华工、华师等)去进行政治工作，把群众争取过来，使他们拥护武汉军区的《严正声明》和《公告》，推动各个组织开门整风，有些革命组织的领导人员，凡坚持错误的，由群众自己撤换重选，这样才能比较快地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
　　这份资料给我们传达的信息是：军区虽然表面上还在组织批王任重，但实际上军区领导仍然在听从王的指挥，并按王的指示开展工作。最典型的例子是：军区按王任重的意见撇开原造反派组织成立的各级“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而成立由军区直接控制的省、市、区各级“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这些“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实际上就是军政府，它代行原各级政府除“公、检、法”外的所有职能。省市“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的成员基本上都是王任重信中指定的那些人。而这些人在指定下一级“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的成员时，很自然地也不会用造反派，而是指定那些文革前各部门、各单位的原负责人了。这就造成了很多单位文革前的“原班人马”上台的局面，使这些单位和部门“全面复辟”了。
　　  四、关于武汉市一些单位保守派实现反夺权，原走资派重新上台，造反派再度受压的资料。这方面的资料是大量的。而且具体到某厂、某单位。这方面的资料给我们传达的信息是：武汉市除“新派”掌权的单位以外，基本上都“复辟”了。
　　我们当时都是一些血气方刚的热血青年，都是百分之百的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支持者和拥护者，是愿意“跟毛主席重上井冈山”的革命斗士。因此，尽管我们明知道前面的道路布满荆棘，却仍义无反顾，一往无前。
　　就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决定于3月27日召开纪念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发表40周年、《中国各阶级的分析》发表41周年庆祝大会，会后进行大游行，向社会公开我们坚决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态度。
　　“红司”司令部25日的会议后来被武汉军区看成是红司“左”和“右”的分水岭。他们认为3月25日以前红司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是左派的革命组织，而3月25日以后就是右派组织了。用“7.20事件”的主要参与者、独立师政委蔡炳臣在7月16日的一次师党委会上的话来说就是：“新华工3.26提出杀向社会，矛头指向军队，冲军事机关，搞打砸抢抓抄，翻案风四起，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还说：“新华工现在实权掌握在政治教研室，重大问题都是由政治教研室决定的。该教研室四十七人，其中地、富及有问题的二十人。”蔡说的当然不是事实，事实上，这次会议提出的“杀向社会”主要是去工厂搞调查研究，核实一些单位“复辟”的情况(原领导班子上台后造反派受压)，决没有将矛头指向军区的意思。我们更没有搞什么“打砸抡”。说新华工实际上是政治教研室掌握实权也毫无根据。
　　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得知我们将举行庆祝大会并游行的消息后大为脑火，他们明确表示不同意我们开庆祝大会和游行。为了阻止我们走出学校，他们特地于27日早上七点在我院发表了广播讲话，给我们规定了五条。其中一条是：不准到市里去游行。我们认为支左办的规定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所以，我们还是照原计划召开了庆祝大会并进行了大游行。
　　大会在我院露天电影场举行。参加这次大会的有我院革命师生和教职员工约7000人。会后，数千人到武测、湖大、湖医、武大、水院等院校进行串联游行。游行队伍高呼;“一切权力归农会”，“痞子要掌权”，把乌拉稀(按;即华工“乌兰牧骑”，“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中的最顽固派”)入另册，“打倒刘邓陶王”，“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向二司战友学习”，“向二司的革命战友致敬”等口号。
　　武汉军区对我院27日的集会和游行十分不满，但还是希望我们放弃“反复辟”的立场而支持他们对“工人总部”和“二司”的打压。
　　3月28日，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亲自在军区组织我们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及三司的负责人开“座谈会”，在会上陈司令员说：“工人总部号称四十万，被反革命分子掌握了，解散工人总部对你们就是很大的支持。”“工人总部九个头头，七个是政治严重不纯分子，干了许多坏事，破坏了文化大革命。”“二司成员绝大部分是好的，但他们做了许多坏事。工人总部干了的他们干了，工人总部没有干的他们也干了。他们已经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利用了。他们现在的总部在实现了按部门、按单位、按系统大联合以后，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你们(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的组织就那么好?人人都是左派?”
　　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在会上也发了言，他说：“二.八声明的出笼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结一些坏人搞的鬼，是反对革命派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方针的。对二.八声明还没有批判透，你们(新华工、新湖大、三司)一定要高举批判“2.8声明”的大旗。”
　　因为当时我们对军区的“支左”已基本上失去了信任，因此，这次座谈会没有取得任何积极的效果。双方都还是各行其是，谁也没有说服谁，矛盾反而升级了。
　　军区继续执行他们的“既定方针”：扶植保守派，打压造反派。就在他们和“新派”负责人“座谈”的这一天，他们支持早已垮台的“红武兵”重新组织了起来。“红武兵”是以“公、检、法”机关干警和市、区五级武装部干部为骨干的群众组织，是后来“百万雄师”武斗的中坚力量。这一天，武汉军区向武汉市一中等中学派出了工作组，试图压制中学造反派起来反击资产阶级复辟逆流。也就是这一天，武汉军区军事接管了“公、检、法”，为对造反派的进一步打压作好了准备。
　　3月29日，武汉军区公布了所谓《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中反革命分子的滔天罪行》图片集。此图集后来被证明纯属“莫须有”。
　　这天上午，我在院广播台主持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广播台全体工作人员及“井冈山”、“中南海”、“一月革命”、“红司”各大队、兵团负责宣传工作的同志。
　　会议议题：广播台如何配合学校及武汉形势的发展变化?应该做些什么?怎么做?如何落实?
　　会上我谈了我对目前武汉形势的看法，我认为目前资本主义复辟在全国具有普遍性。
　　在谈到大联合问题时我强调了我院的特点，认为我院“红司”已经是一个大联合的革命组织，我院造反派占压倒优势，且内部比较团结。“红司”已实现了夺权。现只要按《中共中央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中的第六条即：“大专院校必须由革命学生、革命教职员工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临时权力机构，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行使本校的权力。已经由革命左派学生组织掌握领导权的，应着手吸收革命教职员工和革命领导干部参加。在条件成熟时，按《十六条》的要求实行全面选举制，正式建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组织形式，作为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正式权力机构。”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将那些优秀的革命干部和教师结合到我们的领导班子中来。
　　在谈到目前宣传中的注意事项时，我着重强调了要正确处理和解放军的关系，正确对待“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认为我们现在要把混入军内的反文革的走资派和解放军区别开来，任何时候我们都要相信人民解放军，我们反对武汉的谭氏人物不能认为我们是反对解放军。因此，我们在宣传上一定要体现我们是充分相信解放军的。为了加强这方面的宣传工作，我要求各系各大队指定专人报道有关军训问题。
　　3月30日，《人民日报》登载了山东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效禹同志《放手发动群众，粉碎反革命复辟阴谋》的文章。文章明确指出当时出现了一股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
　　这天，三新(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的负责人在新湖大开会，就当前武汉的形势进行了磋商和协调，一致认为武汉的资本主义复辟的表现比之王效禹同志所列举的山东的现象有过之而无不及。经讨论，一致作出了以下决定：
　　1、坚决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并把它作为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
　　2、为公开我们反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决心，5日“新派”举行全市大游行，8日在武测召开批判刘、邓、陶的誓师大会;
　　3、组织群众作社会调查。既要调查资本主义复辟的情况，也要调查“工人总部”和“二司”领导层成分的情况，特别要核实武汉军区公布的所谓《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中反革命分子的滔天罪行》图片集的真伪;
　　4、关于“二司”，为了有利于目前的斗争(不让军区找借口)，同时也为了进一步了解“二司”头头们对“2.8声明”问题的认识，决定在没有看到他们的公开的文字检讨前，暂不和他们以组织的名义一起搞活动。
　　4月2日—7日我们红司召开了首届红卫兵代表大会。
　　这次红代会的召开可以说在我院以至在武汉市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会议统一了思想，明确了下一步我们工作的重点，即批判武汉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的错误路线，坚决为“工总”翻案。
　　在司令部和红代会的联席会议上还作出了下列决定：
　　1、为了统一指挥，红代会不设常设机构，休会期间由司令部代行红代会职责。
　　2、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万一现在的主要负责干部出现不测时，要有人接班。
　　3、成立一个精悍的战斗队，主要任务是作社会调查。人员由各大队推荐报联络部，强调所有联络站都归联络部领导。不准组织“还乡团”，到外面去要由联络部派。
　　4、对武汉的“谭氏人物”暂不点名，相关材料暂不发出，到时再向有关部门递交材料。
　　5、设立向外广播站，开辟新闻专栏，并装一辆宣传车。
　　4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及《批语》(五条)：
　　第一、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为反革命组织。宣布一个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必须经过中央批准。
　　第二、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区提意见，或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有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许多外地学生几次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击军事机关一事却看得严重了。
　　第三、一个群众组织的个别负责人，证据确凿是反革命分子，或者是犯罪分子，应依法处理。但是，要同这个组织的广大群众区分开来。在取缔证据确凿的反动组织时，也要把为首的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同一般被蒙蔽的群众严格区分开来。不准对群众组织乱加取缔，更不得采取解放初期对待反动党团组织采取登记骨干分子的办法。
　　第四、对于犯了一些错误，甚至严重错误的革命群众组织或革命群众，应采用整风的方法，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解决问题，不应该也不允许要群众上街、挂牌子、贴大标语、开大会请罪。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革命无罪”，“言者无罪”，大民主无罪。强调群众请罪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严禁假借“镇反”名义，镇压革命群众。
　　第五、坚决地正确地支持各左派革命组织。在左派组织之间，不能片面支持一方，打击另一方。
　　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特别是其《批语》似乎就是直接针对武汉军区3.21《通告》而写的，大大地鼓舞了武汉造反派的士气，从而也就拉开了武汉地区全面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帷幕。
　　当天，我们“三新”(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东方红)和三司等就在新湖大举行了庆祝“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十周月大会，大会收到了聂元梓发来的祝贺电，会后举行了游行。
　　武汉“二司”整风办公室当天也在武昌体育场召开了三万余人参加的大会，会后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当天，我给院广播台写了一首《准备战斗》的诗，全文如下：
准 备 战 斗
　　——致革命造反派战友
　　是雄鹰，快展翅长空，
　　是海燕，快飞向海洋。
　　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了，
　　一场严峻的考验就要开始了。
　　阴沟里刮出了一股妖风，
　　江城已听不到造反的歌声，
　　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推波助澜，
　　文化大革命正处在紧要关头!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誓言：
　　我们的天职就是捍卫毛泽东思想，
　　生为毛泽东思想而奋斗，
　　死为毛泽东思想而献身，
　　艰难险阻何所惧，
　　万水千山只等闲。
　　解放全人类，
　　永远忠于党。
　　亲爱的战友们，
　　此时此刻，
　　你有何感想?
　　你有何打算?
　　是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还是放任资本主义复辟?
　　是前进还是后退?
　　是奋发还是消极?
　　是做奴隶还是要做主人?
　　事实是如此严峻，
　　历史是如此无情，
　　在此关键的时刻，
　　你千万不要迟疑!
　　亲爱的战友们，
　　请戴上你那金光闪耀的主席像章，
　　庄严地戴上那象征无畏的红卫兵袖章，
　　赶快振作起来，
　　战斗起来!
　　是雄鹰，快展翅长空，
　　是海燕，快飞向海洋，
　　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了，
　　一场严峻的考验就要开始了。
　　四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 社论开宗明义指出：“如果否定革命小将, 便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打击革命小将, 便是打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 抓住革命小将的某些缺点、错误不放, 攻其一点, 不及其余, 全盘否定革命小将的大方向, 甚至操纵已垮台的保守组织进行翻案活动, 把一些革命小将重新打成‘反革命’。他们这样做, 就是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就是否定前阶段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对于这股逆流, 我们必须坚决回击, 彻底粉碎!”
　　中央4月1日下发的《批语》(五条)和2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并没有引起武汉军区的重视，他们既没有根据中央精神纠正《武汉军区3.21通告》取缔“工人总部”的错误，也没有按4.2社论的精神结束对“二司”的打压，而是继续公开支持保守派，从而导致了造反派对武汉军区支左更大的不满甚至愤怒。
　　4月2日，“红司”司令部再次开会分析当前形势。先听《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录音，接着就是接合武汉情况分析当前的形势。
　　多数人认为目前的形势比去年八、九月份还严重。那时是省委领导，群众还敢贴大字报，没人敢报复。而现在是武汉军区领导，实际上是实行全面军管，是军政府，群众敢怒不敢言，莫说贴大字报了。军管以来，除“工人总部”被取缔外，一些单位的造反派组织如第二机床厂的“8.17”、“红工总部革命造反敢死队”等都被勒令解散， 13个群众组织被查抄。“二司”虽未被明令取缔，但他们的压力很大，也是岌岌可危。与此同时，在军区的支持下，保守势力空前活跃，原“工总”掌权的单位基本上实现了复辟，原领导班子重新掌了权，而《湖北日报》则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
　　针对当前形势，我们应怎么办?会上一些同学认为现在司令部已落后于群众，甚至是在拖群众的后腿。他们说现在我院及各大专院校，还有一些工厂的群众都自发地起来反击资本主义复辟了，“3.23”、“3.27”的大游行就充分说明了群众已经走在了我们的前面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现在是英雄们正牵着我们司令部走。
　　4月3日，我们“三新”(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东方红)、“三司”的负责人和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的负责人在新湖大25号楼开会，协调有关4月4日共同召开批判刘、邓大会，并举行全市大游行的问题。
　　会议开始进行得还顺利，很快就通过了“大会议程”、“开幕词”及分工：军区负责用车将“三新”接到虹山宾馆会场，“新华工”负责大会广播器材及音响效果，“新湖大”负责守大门，维持次序。
　　但接下来在讨论主席团成员、参加大会的组织、大会口号等问题时我们和军区却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在大会主席团成员问题上，军区不同意“二司”进入主席团，而我们则认为“二司”是武汉主要的造反派组织之一，必须有代表进入主席团;在参加大会的组织问题上，我们同意让“二司”参加这次大会而不同意“中学红卫兵”和“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以组织的名义参加大会。认为“二司”广大战士与“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及其变种不同，“二司”是小将犯了错误的造反派，而“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是刘邓路线的产物。因此，“二司”广大战士可以进场，而且应戴着袖章打着各总部的大旗进场，而“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则不能带着袖章进场。而军区则认为“中学红卫兵”和“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应与“二司”享受同等待遇，要给进场都给进场，要不准进场都不给进场。信部长说：“二司”的矛盾正在转化，“二司”的问题还没有定案。他们的错误与“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不同，二司的错误更大。如让“二司”参加，那就必须也让“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师)”和“中学红卫兵”参加会议;在大会口号问题上，军区不同意喊“打倒反攻倒算的急先锋谭震林!”而我们则认为武汉存在谭氏人物，大会应该喊这个口号。
　　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是中途进入会场的。他一进会场就大发雷霆。他说：“为什么要‘二司’参加?为什么不让“中学红卫兵”参加?喊口号就是要按中央文革的规定办。你们“新华工”、“新湖大”为什么要把解放军撵出来?”他接着说：“把中学十二、三岁的孩子当成‘保守派’，他们保省委哪一小撮?他们现在保了谁?现在人家矛头是指向谁?现在人家的大方向对不对?就是应该让‘中学红卫兵’参加大会嘛，为什么要把多少万战士撇朝一边?”
　　当我们要对韩的讲话提出反驳时，信部长说：“二司现还疯狂得很，他们和走资派一起搞反革命复辟。为什么‘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就不能参加?让参加了就是合稀泥?都是左派，青一色还有什么左派不左派?‘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是不是保守组织还需讨论。你有什么理由不承认?武测‘一月风暴’这样的组织就是只允许自己革命，不允许别人革命。”
　　在这天的讨论中，我们和“三司”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会议一直开到晚11点半，最后达成以下协议：
　　1、解放军将大力支持这次大会，准备派海、陆、空三军一万人武装参加;
　　2、会上少发言，联合发言后接着就进行大游行;
　　3、大会将在上午12点开始进场，游行由吴世安司令员亲自指挥;
　　4、打倒刘、邓是一件大事，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能破坏会场;
　　5、打倒谭震林的口号在大会上不喊，由军区支左同志在大会上说明情况。游行时喊不喊由各组织自行决定;
　　6、“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中学红卫兵”不打旗号、不戴袖章可以进场，否则不准进场，“二司”不以司令部的名义参加，可打各总部的旗帜进场;
　　7、“二司”代表不参加大会主席团，联合发言以大会主席团的名义讲。
　　4月4日，我们到达会场时已是12点了，都还没有吃饭，在解放军入场前大家都没有进场。会议在1点40分开始。当进行到大会主席发言时，“中学红卫兵”突然冲入会场，其中一些人还冲上了主席台。我们“新华工”要求表态，“三司”负责人吴琼却抡过话筒拍桌子大骂，会场一时显得十分混乱。
　　正在争吵时解放军代表上了主席台，要求非主席团的人下去。
　　在“中学红卫兵”要进场时，新湖大负责维护次序的人不让他们进，还抡了三面“中学红卫兵”的旗子。后解放军来了，他们就手挽手把“中学红卫兵”压到一边，当他们又抡下一面旗子时，出来了三个解放军，把他们抡的一面旗子拿回去还给了“中学红卫兵”，后来又来了几个解放军，其中一个当官的大声说：“红卫兵(中学红卫兵)你们进去”，“红卫兵你们进去”。这时“中学红卫兵”大量进入。解放军还把“新湖大”的人带走了几个。在外面还有一万多人没有进来的情况下，“新湖大”宣布退出会场。后来空军支左的来了四辆宣传车，叫的口号是含沙射影地支持“中学红卫兵”，“中学红卫兵”热烈鼓掌欢迎解放军。
　　接着，“新华工”、“新华农”、“红工”等也陆续退出了会场。
　　我们退出会场后，会议还是在“三司”和军区的主持下继续进行，但会场显得更乱。为了维持次序，只好改由解放军负责守门，只准出不准进。在“红八月”的旗子下吴琼作了挑畔性的发言，说什么“为了维护解放军的声誉，会议不要给坏人破坏了”。接着有三个“三司”的代表发了言，空司的一个部长也发了言，但没有什么具体内容。待宣读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以后，会议就结束了。会后举行了游行。不过，参会队伍是分别游行的，即解放军、“三司”、“中学红卫兵”各游各的，以致不欢而散。
　　我们退出武昌体育场会场后就到湖大重新举行了集会，会后我们照例进行了游行。游行队伍长达几公里，其规模是文革以来少有的。
　　这次大会提出了两个口号：“揪出武汉的谭震林!”、“还我《湖北日报》!”
　　当天晚上，司令部就白天大会和向中央汇报情况的问题进行讨论。会上，张立国认为今天的会是军区给破坏的。说他们违背了三日双方会议达成的协议，故意放打着“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中学红卫兵”旗号的人进场。说昨天下午军区就通知了各校“中学红卫兵”参加会议，当“中学红卫兵”打着旗号要冲进会场时不但没有劝阻，而且故意大量放入“中学红卫兵”。当会场出现混乱时，陈司令员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而强行继续开会。
　　在讨论向中央汇报情况的问题时，郭保安说：刚才来了几个首都“红代会”派来的同学，他们是来调查武汉军区支左情况的。他们要求我们把材料都交给他们。最近，《解放军报》的记者经常来我们司令部找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也来了，《人民日报》社的记者明天也要来。我们是否要发动大家都来收集有关资料?
　　会议还就今后我们是将工作的重点放到社会上还是放在学校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大家认为重点还是放在校内的斗批改，可以组织“小分队”搞社会调查，但不要影响工厂白天的抓革命促生产。
　　会上一些人提出在市内还要设几个联络站，有人提出要恢复“汉口分台”，如不能实现，就搞几张宣传车。因意见不统一，会上没有作出决定。
　　4月6日晚11点，张立国在司令部传达了上午军区召集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负责人开座谈会的情况：
　　信部长在今天的座谈会上说：“我们介入文化大革命的时间不长，对文化大革命还不够理解，今天请你们来，就是请你们提意见。”
　　湖大红八月代表：支左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不是支左，而是支保。
　　红司聂年生：支左在“2.18严正声明”前后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后来军区来了一个1800的转变，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
　　红司张立国：支左犯了方向性错误。是支左人员对文革不理解呢?还是军区领导故意的?军区现在执行了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了一大片，保护了“一小撮”。
　　座谈会上我们提出了以下几点要求：
　　1、军区立刻正视自己的严重错误;
　　2、收回对大专院校红卫兵的“三点意见”，取缔保皇组织;
　　3、给我们的调查提供条件;
　　4、对空军支左在外面放的毒，军区要表个态。
　　信部长讲了八个问题，我们不满意。我们问军区，武汉有没有资产阶级复辟逆流，信部长回答的很含糊。信部长说：
　　1、军区支左基本上是贯彻了中央指示的，支左是有成绩的;
　　2、“工人总部”、“二司”的处理是征求过你们的意见的;
　　3、由于军区的任务重，经验不足，工作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是难免的。我们知错就改了。批判“2.8声明”的问题，我们认为批的还不够，还没有揪出幕后指挥者，还没有提到纲上来。有人认为批判“2.8”声明是阴谋，这个问题你们要考虑;
　　4、关于对“工人总部”的处理，我们是比较慎重的;
　　5、对于“二司”的问题，你们说“二司”是犯了错误的革命组织，你们要求改组“二司”司令部，我们同意了，现“二司”在整风，我们觉得他们整的还不深刻;
　　6、关于“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的问题：我们从来就认为他们是犯了方向错误的。但我们欢迎他们起来革命。我们之间分歧的由来在于是否允许他们基层组织恢复。关于“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的问题，我们还要和大家商量一下。你们要求取缔“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我们正在和中央挂电话，究竟要团结谁，谁要瓦解，对此，你们是否要区分一下;
　　7、关于抓革命捉生产：工农业要按两个10条办事(工业10条、农业10条)，周总理说了学生不要到工厂设立联络站，毛主席也肯定了不搞大串联;
　　8、在会上我可能讲错话，公开检查不好，讲清楚就行了。我这个人不会和稀泥，我是坚决站在造反派这一边的。到你们学校去也可以，但不要搞文字性的东西。我们对你们是看主流，希望你们也看我们的主流。你们现提出要揪武汉的谭震林，这不大好，要严防被阶级敌人的利用。
　　孔副司令在座谈会上也讲了话。他主要谈了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他讲话的最后说：军区有命令，撤消王任重武汉军区政委的一切职务。他还说：我们允许你们犯错误，你们也应该允许我们犯错误。
　　信部长的讲话态度是诚恳的，语气是平等缓和的。因此，大家在听传达时对军区支左办并无不满情绪。对于信部长说的第二、五条我当时还蒙在鼓里，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并不知道军区在“工总”、“二司”问题上曾和“新派”的主要头头通过气。
　　四月六日，中央军委发布经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中央军委命令》(见附录4)，再次强调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同时强调“要防止赵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原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对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武装镇压)或思想很右的人来主持支左工作”。“对业已违反了上述诸条做法的，都要立即改正，积极进行善后处理。今后，坚决按以上各条办事”。
　　在中央军委十条命令下达后，武汉军区在“支左”工作方面我们没有看到有任何表示，唯一的动作是于10日不加任何说明，突然撤走了驻院搞军训的解放军。
　　4月8日，我们司令部开会决定炮轰孔庆德，批判空军支左所犯方向路线错误。
　　为什么要批孔庆德呢?因为孔庆德是军区支左指挥部主任，军区支左犯了方向错误，他是主要责任人。在这次会上主要列举了他以下问题：
　　1、《湖北日报》的“3.4社论”是针对当时造反派重新受压的情况写的，我们认为它和“2.8声明”的性质是不同的。但孔庆德对“3.4社论”却恨得要命。他说“3.4社论”比“2.8声明”更坏。并扬言“如果不好好检查就要抓人。”
　　2、在对待“二司”问题上，我们认为“二司”是“有错误的造反派组织”，而孔庆德却认为：“工人总部做了的，二司都做了，工人总部没有做的二司也做了。”意思是“二司”比“工总”更坏，更应该将“二司”取缔，并一棍子打死。
　　3、韩东山在黄石群众大会上大放獗辞时(注4-18-4-1)，孔庆德就在旁边，他放任韩东山胡说，不予制止，说明他对造反派的立场、态度和韩是一样的。
　　当时全院都充满着反逆流的火药味。为了了解曾是保守派、至今也没有参加造反派的一些党员的思想情况，4月10日，我主持召开了电机系党员干部座谈会。
　　会上，大家通过文革来的实践和观察分析，结合自己的感受谈了对目前武汉反复辟逆流的看法。一致认为当前反复辟是正确的，必要的。有的人甚至觉得“要是不把这一股逆流打下去，文化大革命前段所取得的成绩就全部被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也就进行不下去了” (注3-18-4-2电机系党员干部发言摘录)。
　　从发言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我院原“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最近成立的“春蕾”是得到支左指挥部负责人支持和怂恿的。没有“支左”的支持也就没有“春蕾”的出现。
　　就在这一天，《解放军报》发表了《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的社论，社论指出：“当前，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正勾结牛鬼蛇神，网罗社会渣滓，拚命转移斗争大方向，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疯狂的阶级报复，正掀起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妄图破坏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血肉关系。他们还抓住革命小将的某些缺点，企图一棍子打死，并竭力扶植已经垮台了的保守组织，压制革命派等”。社论号召“解放军在任何时侯，在任何情况下，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为左派撑腰。”
　　上午，许多单位的革命造反派举行了游行，热烈欢呼《解放军报》“4.10社论”的发表。
　　4月11日，我院“9.15大队”的15名战士组成了一个“我们要见孔庆德战斗队”，并到洪山宾馆要求见孔庆德。我得知情况后于当晚11点半左右乘宣传车也来到了洪山宾馆，这时已有几千人云集洪山宾馆，大家强烈要求孔庆德出来回答问题。
　　凌晨1点40分，孔庆德出来了，他回答了有关问题。但其态度显然是不诚恳的，多数同学不满意，甚至感到非常气愤。
　　同学们要求就在洪山宾馆前召开炮轰大会，但没有开成。原因是我们事前没有准备，现场次序很乱。我们根本没有办法使现场安静下来，大家七嘴八舌地提建议，但每提出一个方案，都会有人出来反对，根本无法统一意见。后来王富山表了一个态：不同意开炮轰会，我也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开炮轰会是不合适的。当时很多人骂我们右倾，弄得不欢而散。
　　12日凌晨一点左右，武汉部队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从北京打来电话，主要内容是：
　　1、“中学红卫兵”是保守组织，要瓦解，不能重新组织;
　　2、《湖北日报》问题：可以由“新华工”派两人、“新湖大”派一人、“三司”派一人“二司”派一人组成一个监督小组监督《湖北日报》的工作，同时，《湖北日报》可以在报上发表造反派的文章，树立造反派的政治威信;
　　3、承认军区前段时间在支左中存在缺点，同学们可以提意见;
　　4、陈再道要孔庆德立刻出来接见革命造反派。
　　对于陈司令的电话内容我们将信将疑，还没有等我们仔细分析判断，形势又发生了变化。
　　4月12日，因“新一中”向市“抓办”提出的四点要求遭到非难和拒绝，一百九十多名“新一中革司”的造反派决定从晚上九点起绝食，表示不达目的，绝不收兵。
　　4月13日，“新华工”、“新湖大”等组织的代表在湖大开会，决定由“新华工”、“新湖大”等组织派代表到军区去，要求军区解决问题，如军区到当晚12点仍拒绝，则在全市进行大游行。要求各造反组织在单位作好行动准备。
　　这天，“二司”和其他造反派组织上万人也于当天下午、晚上前往洪山宾馆支援“新一中”的行动。晚上，清华井岗山还打来了声援电。
　　14日，“首都红代会”、“清华井岗山”、“北航红旗”、“地院东方红”、“科技大东方红”、“农机东方红”、“北林东方红”、“上海炮司”，“哈军工红色造反团”、“西军电临委”等赴汉代表团发表《关于强烈要求释放朱洪霞、胡厚明等同志的联合声明》。
　　4月15日凌晨二、三点钟，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孔庆德去“新一中”(革司)绝食现场，代表军区党委答应了“新一中”的四点要求，但当天下午他又否认了四点协议。
　　这一天，“工人总部联络站”宣告成立，并发表了《严正声明》。声明指出：当前武汉地区出现了一股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必须坚决回击，彻底粉碎。《声明》要求必须立即释放无辜被捕的人并彻底平反。呼吁广大战斗队员积极行动起来，组织起来，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
　　这一天，我院的“敢死队”冲进了红旗大楼，并决定第二天在这里召开“纪念封闭《湖北日报》五周月大会”。“新湖大”、“新一中”(革司)及其他中学的“二司”战士也回到了红旗大楼。
　　4月16日，“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东方红”、“二司”、“三司革命造反派”、“工造总司”、“红工”等革命造反派组织在红旗大楼前召开封闭《湖北日报》五周月纪念大会。
　　当晚10点半，驻京联络站的田勇给院广播台打来电话，内容如下：
　　1、我们红司有关武汉市的情况汇报已通过蒯大富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转给了中央文革。中央文革正在密切注视武汉局势。
　　2、据北京军事院校造反团称，他们已接管了全军文革接待站，我们在北京的同学正准备找陈再道辩论。
　　3、不要搞绝食斗争。
　　4、不要把矛头对准解放军，不要开大会轰，不要对孔庆德开斗争会。对我们的绝食斗争，中央并未表态说错了。要把矛头对上，要搞出高质量的材料。
　　5、中央文革已讲了武汉军区支左错了，江青可能最近要负责中南地区的运动(不要外传)。
　　6、昨天关锋、王力接见了北京军事院校造反团，说到了关于解放军支左的相关问题，说主要是有错误，要注意策略。戚本禹“4.14”讲话的内容已由同学带回，可在全市传达。
　　7、清华“井冈山”、“新北大”、“新人大”、地院“东方红”对我们是支持的。
　　4月18日上午，“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总联络站”及“北航红旗”赴汉调查组的代表发表了《关于工人总部十大罪状的调查报告》，该报告否定了所谓“工人总部的十大罪状”，肯定了“工人总部”绝不是反革命组织，朱洪霞不是反革命而是革命闯将。
　　19日上午，“武汉三司”近万人脱离“三司”起来造反。他们在武大召开“三司革联”成立大会。“三新”、“二司”等造反派组织派代表出席了这个成立大会，并表示坚决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
　　这一天，原副省长孟夫唐给武汉军区陈再道、钟汉华并军区党委写了一封信，指出军区对形势的认识是错误的，在支左工作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上有严重错误，并提出了改进工作的三点建议，公开站在了造反派一边。在此前后，刘真、张华、任爱生等也公开指出武汉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表示坚决站在“二司”、“三新”一边。
　　4月19日，我们“红司”司令部和各大队主要负责人继续开会分析当前形势和我们的应对措施。会议一致认为当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批刘、揪武汉的谭震林。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司令部作出了如下决定：
　　1、为加强司令部的统一领导，对司令部的机构作一定的调整：成立勤务组(常委会)、政治部(毛著学习及大批判)、动态组、宣传组、外交组、保卫组、后勤组、秘书组、办公室等九个部门。
　　人员分工：
　　勤务组(常委)：聂年生、郭保安、张立国、王富山(另再抽一人上来);委员：张汉卿、刘玉明、尹国祥、刘玉满、许玉贤、赵延昌(再由办公室和外交组各抽一人)
　　政治部：张汉卿(负责人)、刘师明、刘勇、左玉明(女)
　　动态组：赵延昌(负责人)、王九生、赵德镇、柳书伦
　　宣传部：刘玉明(负责人)、张建华、江重初、胡家丰、叶仲翘联络部：朱海滨、郭保民、张敏
　　保卫组：刘玉满、秦永发、陈西安
　　组织部：尹国祥、刘衍清
　　后勤部：许玉贤、张太行、刘多星、庞福生
　　秘书组：邓家琪、吴家培
　　办公室：杨盛国、黄信本、郭汉成
　　教改、干部组：朱慧楠、庞福生
　　2、加强社会调查，以武汉市为主，适当派人到专区、县去(不要搞还乡团，人一定要由司令部派。)
　　3、收集军区的材料(领导人的出生及在军内压制造反派的情况)
　　4、我院成立革委会的时机基本成熟，院内的斗、批、改要抓紧进行。
　　4月19日，钟汉华政委从北京打电话给武汉军区，其主要内容如下：
　　1.解散工总，我们请示了中央，但在中央未批准下来时我们就办了，我们要作检讨。
　　2.我们可能多抓了些人。
　　3、我们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我们的错误是暂时的。
　　4、“三司”是左派组织，对解放军的态度没有错，大方向没有错，要给“三司”谈一谈，叫他们积极准备斗争王任重。
　　5、派到工厂、学校的干部抽回来学习并进行整训。
　　6、要抓紧对刘、邓的批判，开大会，作大报告，可以到街上写大标语，但不能乱写等。
　　从四月初《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发布到四月下旬，造反派与武汉军区的矛盾逐步升级，造反派对武汉军区由怀疑到直接对抗。而军区则无视经毛主席签发的《军委十条命令》继续打压“钢派”，拒不改正《武汉军区3.21通告》的错误，拒不释放被抓的造反派负责人，而且从原来支持“新派”到连“新派”也一起打压。学生造反派因得到中央的支持和鼓励，纷纷重新“杀向社会”，“杀向工厂”。在工厂、机关再次建立了联络站。中山大道上的民众乐园等处都有革命造反派进驻，并建立了广播站。群众绝大部分站到了革命造反派一边，中山大道很快成为革命造反派的“解放之路”。武汉的反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进入高潮。
　　当时还出现了一个新的组织“钢八司”，以坚持八小时工作制而得名，其主要成员是工人战斗队。其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坚决有效保护革命小将”，特别是保护杀向社会的革命小将(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支左”)。他们的活动时间是晚上7点到l2点。
　　4月20日下午，我们正在开会，我们驻汉阳联络站的一个同学突然闯了进来，他向大家汇报了有关汉阳轧钢厂的调查情况：
　　汉阳轧钢厂有职工1460人，造反派(“工总”)掌权。负责人夏邦银，中共党员，劳动模范。“3.20公告”前该厂“抓革命捉生产”的各项工作都比较正常。3月27日，夏邦银被军管后的汉阳公安分局逮捕。现全厂有1100个群众要求释放夏邦银，其中绝大多数中层干部也都要求释放夏。
　　经研究，我们认为在汉阳轧钢厂发生的事件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决定将其作为反击资本主义复辟、为“工总”翻案的突破口。
　　4月22日，我们驻汉阳的联络站派出代表到汉阳公安局去要求释放夏邦银，指出公安分局逮捕夏邦银违反了中央4月1日下发的关于安徽问题的《批语》(五条)和中央军委的十条命令，对其进行逮捕是非法的。但对我们的要求汉阳公安局不予理会。并以他们是专政机关为由，要我们不要干涉。在无奈的情况下，“三新”、“二司”200多人决定开展静坐斗争。
　　第二天上午，一个从“汉阳事件”现场回来的同学向司令部详细地汇报了当天事件的经过：
　　昨天下午，我们汉阳联络站派了八个代表去公安局，公安局的人开始不出来，我们就用两个低音喇叭在公安局外向群众宣传，说明我们为什么要求释放夏邦银同志。很快，周围就聚集了不少群众，并表示支持我们的行动。汉阳的保守派组织在得知我们在公安局静坐的消息后，也派了一些人赶过来和我们辩论。此时，公安局出来了几个人，他们煽动说我们是来为“工总”翻案来了。于是，我们就和他们辩论了起来。他们的论点是“我们是专政机关，你们不得干涉。”我们的理由是：只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我们就有权干涉。这时，我们受到保守派们的围攻，谈判根本不可能进行。就在我们向群众宣传的时候，独立师调来了l4辆宣传车向静坐现场的同学们进行“宣传”，他们宣读《武汉军区3.21通告》，宣传说陈再道、钟汉华、孔庆德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等。他们故意对我们的宣传进行干扰，我们的两个低音喇叭在军区35个高音喇叭的压制下简直就像没有了声音一样。
　　开始时我们并没有发现公安局内有警戒线，可后来我们发现了。有一个解放军把其他人叫开，要我们进去，我们就进去了。当我们发现警戒线以后立即止了步。这时一些人大喊大叫：“你们过去呀，你们过去呀”，试图诱使我们冲“警戒线”。
　　公安局的大喇叭不停地大叫，我们多次要求他们停止大叫，但他们不理，还是不停地叫，这使群众十分气愤，人群开始骚乱起来。我们“红司”有三个人被挤到警戒线内，结果被警察抓了进去。23日凌晨一点左右，物质学校的一个同学从水管爬到放喇叭的平台上，把喇叭拆了。结果被两个公安人员抓住从窗口丢进了屋子。
　　在这种情况下，同学们再也无法忍耐下去，于是就不管什么警戒线不警戒线而往里冲。公安局的铁门立即被关了起来。此时我们外面的人往外拉，关在里面的人往外推，一推一拉，门很快就被拉开了，我们的两个人首先冲了进去。此时公安局出来了很多人，他们拼命地关大门，后来门终于关起来了，我们的这两个同学也就被他们扣留了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辆满载解放军战士的卡车径直朝我们冲了过来，我们的宣传车看到势头不对，立即指挥我们的同学就地坐下来。看到同学们都坐下了，军车才不得不踩刹车停了下来。过了几分钟，这辆军车才后退走了。
　　我们通过宣传车通知公安局要求举行谈判，可在参加人数上争执了很长的时间，他们只准我们派10个人进去，我们同意了，但后来还是没有谈成。因为双方都不让步。过了一阵，又有几个解放军来了，代表们这才开始谈判。
　　在当时的情况下，谈判自然没有什么结果。不管我们怎么说，公安局就是不同意释放夏邦银，大家只好继续进行“静坐”以示抗议。
　　这次静坐长达20多天。直到5月14日，汉阳“公捡法军管小组”才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释放拘留了两个月的工总汉轧分部负责人夏邦银。
　　夏出来后，“新华工”、“二司”等群众组织多次召开会议，请夏邦银作报告，以事实揭露资本主义复辟的事实。
　　在此前后，公安当局还悄悄地释放了其他一些“工人总部”及其分部的负责人，如胡崇元、李洪荣、祝孝先等。
　　当时人们之所以将4月22日发生在汉阳公安局的冲突称之为“汉阳事件”，是因为它标志着以我们“新华工”为首的武汉造反派已将夏邦银问题作为突破口，拉开了我们从行动上实实在在为“工人总部”平反的序幕，而不仅仅是口头上说说而已了。
　　4月23日，“工人总部联络站”、“九.一三战斗兵团”在新华路体育场主持召开了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工造总司”、“二司”、“南下赴汉调查组”等组织派代表出席了这个大会。代表们的发言一致认为“工人总部”是革命造反派组织，要坚决彻底为“工人总部”翻案。
　　面对造反派日益高涨的反逆流斗争，武汉军区采取了反制措施。
　　4月24日，武汉部队第一次公开在武汉三镇贴出了大标语，内容为“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武汉部队支左大方向完全正确”等。同时指示派往各厂的军代表召开保守派骨干紧急会议，要求全部赶走在工厂办联络站的学生。就在当天晚上，到处出现了赶“新华工”、“二司”学生和砸学生联络站的现象。
　　为了应对急骤变化的形势，我们司令部即时召开了碰头会。赵延昌首先谈了他对当前形势的分析。认为目前武汉军区正集中火力对付我们“新华工”。现社会上所有的谣言几乎都是针对我们新华工的。现不管是“二司”做的、“新湖大”做的，不管是谁做的，他们都骂是我们“新华工”做的。赵延昌认为目前是军区暗中支持和操纵保守派与我们“新华工”对抗。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就以下问题统一了认识：
　　1、加强统一战线，除我们“新派”外要充分发挥“钢派”的积极作用，特别是“二司”的作用。要力求避免我们“新华工”孤军作战的局面。
　　2、对于“汉阳事件”，我们的方针是只能进，不能退。我们现在的对策是大造舆论，在现场召开控诉会并设立接待站。相关大字报、大标语上街，给汉阳公安分局施压。
　　3、对其它造反组织，特别是要对“二司”施加压力，要求他们积极行动起来予以配合。
　　晚七点，《轻骑兵》从水利电力学院打来电话，说他们到水院时受到水院广大“二司”战友的热烈欢迎，到处都贴满了“和新华工战友战斗在一起、团结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的大幅标语，要我尽快赶到水院，并代表“红司”司令部发言。
　　我随即乘车赶往水院。我到达后，晚会很快就开始了。在水院“二司”负责人作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辞后，我代表“新华工”作了答谢词，希望“钢”、“新”团结起来争取反逆流的胜利。
　　我的发言受到水院造反派同学的热烈欢迎，掌声经久不息。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是武汉“二司”的牵头院校，“二司”的主要头头都是该校学生。《轻骑兵》这次在水院的慰问演出获得圆满成功。
　　4月25日，武汉部队出动两万多人在新华路体育场集会，会后在武汉三镇举行了游程达四十里的武装游行。“红武兵”、“红城公社”、“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武汉中学红卫兵”、“三司”等在各主要街道和路口夹道欢迎。解放军见了他们则高喊：“向革命左派学习”，“向革命小将学习”，有的“中学红卫兵”还上了解放军游行的汽车，在汽车上炫耀。一些造反派冲上去要把“中学红卫兵”从车上拉下来，结果与解放军发生了冲突(后来这被人说成是殴打解放军，冲游行队伍)。
　　军区要求湖北广播电台报导当天解放军游行的消息，由于造反派的坚决抵制，未成。
　　这天，造反派写出了“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抢，决不容许枪指挥党”，“4.25游行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绝不容许向中央施加压力”等大标语。
　　武汉军区在这个时候召开如此空前规模的大会和游行，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除向造反派示威，给保守派鼓劲外，最主要的是向中央施压。因为当时中央己决定五月解决武汉问题，此前，武汉军区和武汉各造反派组织都已派人去了北京汇报情况。
　　4月25日这天我主持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院广播台和两个文艺宣传队(《轻骑兵》和《红艺兵》)的全体人员和各系兵团文艺宣传队的负责人。会上我传达了红司24日的会议精神。我特别强调了我们当前宣传工作的重点是宣传造反派的大联合。我们一定要把己被军区打压下去的“工总”和“二司”的广大战士动员起来，共同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改变目前我们几乎孤军作战的局面。在这次会议上我还对即将到来的“五.一”、“五.四”的广播和文艺节目的组织作了具体布置和安排。
　　这里提到的《红艺兵》是武汉文艺学校的同学，他们加入了我们“红司”，并在我们宣传部领导之下进行演出活动。我曾多次去文艺学校和他们讨论节目创作和编排问题。
　　“红艺兵”是一批生气勃勃且有艺术天赋的年青人。《红艺兵》当时有13名女队员，她们分别是：赵小曼、周菊芳、许珞华、胡红琳、刘淑萍、陈小蓓、叶 劲、汪明全、沈 红、孙凌云、程惠文、杨先学、王德箴。男队员14人，他们是：李局雄、黄 战、彭德祥、钱 劲、刘宗清、赵伟明、何 帆、陈士铨、余启文、王汉文、李武功、胡发云、贺学农、王育旺。
　　4月26日， 数万名“二司”的同学在武昌体育场举行热烈庆祝“二司”司令部成立半周年大会。武汉各造反派组织和外地来汉造反派代表出席了会议，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由会场出发，浩浩荡荡跨过长江大桥，首次去到保守派相对集中的汉阳。游行队伍高唱;“下定决心，为工总翻案，工总起来，武老谭完蛋”的战歌。高呼“坚决、彻底为工人总部翻案”，“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等口号。
　　到4月底，在学生造反派全力反击资本主义复辟的影响下，省、市党政机关、各大专院校的革命干部也纷纷加入到学生造反派的队伍中来了。4月27日，省委革命造反派干部在红山礼堂召开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大会。
　　为适应反逆流形势的要求和加强造反派间的团结和友谊，经市红代会的协调，武汉学生造反派组织决定成立一个由市红代会领导的文艺宣传队。
　　4月28日，我作为红司(新华工)的代表参加了武汉造反派联合宣传队的筹备会议。会议在湖北大学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二司”、“武大三司革联”等院校的代表。各单位的代表在会上都发了言，表示坚决支持成立武汉造反派联合文艺宣传队。经讨论，对以下几个问题达成了一致：
　　一、造反派联合宣传队的宗旨：加强武汉造反派的友谊和团结，促进造反派间的大联合，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二、宣传队的驻地设在湖大，广播器材、道具由“新湖大”、“新华工”和“二司”解决。
　　三、宣传队的人数暂定26-30人。
　　四、宣传队的队名为《星火燎原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联合宣传队》。
　　五、几个原则：
　　1、宣传队必须突出毛泽东思想，政治标准第一。
　　2、节目反映观点时，必须通过五个组织的讨论，如有不同观点冲突时，要求大同，存小异，有重大分歧时应放弃该节目。
　　3、节目创作好后要交队主要负责人审查，有问题交勤务组讨论，大问题可交各总部讨论。
　　4、宣传队必须参加运动，要求它既是宣传队，又是战斗队。
　　5、宣传队要成为团结的模范，如有破坏团结的现象发生，相关人员必须承当组织责任。
　　会后，我为这个宣传队写了“成立宣言”。5月4日，由“三新”、“二司”、“三司革联”等组成的《星火燎原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联合宣传队》在湖北戏校排练场(湖北剧场)召开了正式的成立大会。
　　《星火燎原宣传队》成立后在各大专院校和工厂演出，对造反派的联合及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在“反复辟”的声浪中，“工人总部”的一些基层组织又纷纷打出了旗号，加入到了“反复辟”的洪流中来。4月28日，“工人总部电信分部” 在市电信大楼上重新打出了“工人战斗队”的大旗。
　　与此同时，武汉军区也正着手“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在武汉市大专院校群众组织中，他们由支持、依靠“三新”改为支持、依靠“三司”。而在城郊，军区则试图利用农民来钳制市区工人、学生造反派。
　　4月29日，在汉桥区武装部的直接指挥下，江堤、红光、永丰等四个公社约六千名不明真相的农民进城参加游行，他们首先冲击了在汉阳公安分局前静坐的革命造反派，接着又去汉口民众乐园一带挑起武斗，打伤过路群众多人。
　　从此，揭开了武汉市武斗的序幕。此后大大小小的武斗事件几乎一天也没停止过。
　　4月30日上午，张立国主持召开“红司”司令部及各大队主要负责人会议。赵延昌首先介绍了这几天在武测、湖大、四中、电池厂、硚口棉织厂和二十六中发生武斗的情况。
　　张立国说：汉阳这几天内估计要发生大规模的武斗，昨天有一万多农民在汉阳游行，这是一个不祥的信号。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会议就“5.1”大游行的相关事宜作了安排。
　　5月1日，“三新”、“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九.一三”、“工造总司”、“钢二司”、“三司革联”等共十六个造反派组织数十万人冒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全市性大游行。
　　进入五月以后，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武汉造反派已不大不理会武汉军区的权威了，因而和武汉军区的矛盾也就进一步加深和扩展。
　　这时原省委的一些领导干部也纷纷加入到了造反派的行列中来。其中如任爱生、张华、刘真等早在一个月前就公开表明了观点，认为武汉部队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执行了带枪的刘、邓路线，提出要为工总翻案。
　　5月2日，“红司”司令部召开全体成员会议，传达“北京来电”：
　　1、陈再道正在武汉召开党委会，准备和我们辩论。
　　2、“三司”组成了一个35人的控诉团到北京，要控诉“新华工”、并状告“新湖大”，结果是他们一下车就被北京矿院的造反派赶回来了。
　　3、4月29日，毛主席给谢富治有一个指示，意思就是要支持革命造反派。
　　4、根据内部调查，陈的问题严重。可以提“打倒陈再道”。
　　5、谭震林昨天出来了，谭的问题是很严重的。但根据主席“一看二帮”的方针及谭的一贯表现(只在反逆流中犯有错误)，结合当前的国际形势让他出来一下。
　　对上述“北京来电”我们进行了分析讨论。多数人认为对第四条我们还是要慎重，现在还不宜提这一口号。
　　当时我们心中始终有一个“结”难以解开。这就是既要根据毛主席的要求要相信解放军、依靠解放军、维护解放军的威信，又要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打倒一个解放军的司令员陈再道，这本身就是一个大矛盾。因此，虽然我们“红司”也早有人喊“打倒陈再道”了，但作为司令部的口号提出来，大家始终觉得不合适。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还讨论了有关“三司”的问题。一致认为“三司”和我们的矛盾性质正在发生变化，他们现公开站在“武老谭”一边和我们“三新”、“二司”作对。
　　当时街上的大标语是“二司”和“三司”对着干。“二司”骂“三司”是“康老三”(康有为，改良派)，而“三司”则骂“二司”是“袁老二”(袁者，袁世凯)。
　　5月3日，《湖北日报》社内部的造反派“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总部”再次夺回了《湖北日报》的权。但联印厂印刷大权仍为军区《湖北日报》“一线指挥部”所控制，因此，《湖北日报》只能拿到我们新华工出版科印刷厂排版和印刷。因设备和纸张等原因，印量不多，基本上只能供张贴和散发使用。
　　5月4日，一万多不明真像的农民进城上街游行，向革命造反派示威。
　　5月5日下午，学生造反派各组织的头头们在湖大开会，讨论大联合的问题。与会者要求联合的愿望都比较迫切，于是决定成立“武汉地区大中学校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
　　5月7日，市武装部组织一批农民来到我们学校。他们本来是来寻衅闹事的，但我们深知其中厉害，于是便热情地接待了这些农民。对那些带头寻衅的少数人，我们尽量克制，并耐心周到地接待。农民们看到我们新华工秩序井然，和平安然，完全不是他们来以前头头们说的那样。因此，大多数人都高高兴兴地自动撤离了我们学校，那些原准备来闹事的剌头们看到这种情况也识趣地走了。
　　这一天，孟夫唐写出了《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对待武汉地区工人运动》的大字报，同时还写了一封给伯达并转中央文革小组的信，向中央文革汇报武汉地区存在的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问题。
　　5月8日这天我看到了《北航红旗动态》中关于全国形势的分析文章。文章认为全国总的形势是好的。有几个省实现了大联合和三结合夺权，且夺权后政权是巩固的。但也有一些夺了权的地方出现了反复，局部地区出现了问题。文章认为已夺权的地方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夺权后政权巩固，局势稳定，保守组织几乎全部瓦解，生产恢复了正常，目前正在开展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这类地方包括北京、上海、太原、贵州、青岛等。
　　第二类是夺权后有一些反复和波动，个别地区还有问题，如济南、山西、黑龙江等。
　　在全国某些地方出现了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大约是从二月份开始的，把造反派全部整垮。其中有四川、青海、内蒙、河南、新疆、武汉、安徽、南昌、福州等。
　　这次反复的特点是：1、走资派支持操纵保守派翻案;2、残酷打击站出来的支持造反派的革命干部;3、某些军区执行了带枪的刘邓路线，他们借“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残酷打击造反派，大量捕人，制造白色恐怖。
　　《中央十条》发表后有下列造反组织得以恢复：四川成都“川大8.18”、“工人革命造反团”;河南新乡“8.18”、开封“8.24”、洛阳“8.26”、“郑大革联”、“郑州二.七公社”、乌鲁木齐“红二司”、内蒙呼和浩特“三司”、青海西宁“8.18”、安徽合肥“8.27”、蚌埠“铁红总”、湖北武汉“二司”、河北保定“红二司”、“保定公社”、广州中山大学“8.31红旗”、辽宁“辽大8.31”等。
　　对照湖北武汉的情况，我认为武汉属于第二种情况。
　　5月9日，“武汉地区大中学校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责负人与哈军工“红色造反团”、“清华井岗山”、“西军电”等召开了联席会议，讨论了为“工总”翻案的问题，决定由武汉革命造反派和南下同学共同组成工人总部联合调查团，对“工人总部”的问题进行全面的调查。
　　5月10日凌晨二时，“省柴”、“武柴”、“新华印刷厂”的数百名“红武兵”，分乘七辆大卡车冲入我们新华工驻邮电器材厂联络站，进行打、砸、抢，多人受伤。
　　也就在这一天，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分局出动上百人前往新公安学校支持保守派，并假借贴大字报，送声援书为名，蓄意复盖“新公校”革命造反派刚贴出的大字报，因而发生了严重武斗。“红司”战士23人受伤，其中四人受重伤。为抗议武汉军区支持下的这一严重事件，“新公校”发起了一场当时轰动全市甚至全国的“新公校绝食斗争”。
　　这天下午，“工人总部联络站”在新华路体育场主持召开了“工人总部”成立半周年庆祝大会。“工人总部”、“九.一三”、“工造总司”、“钢二司”、“三新”、“三司革联”、“中学红联”等三百多个单位六万余人共同庆祝“工总”成立半周年。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5月11日，“钢二司”司令部公布了“武邮总部”关于电信局的调查报告：《武汉的谭氏人物在把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打成反革命的丑剧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上午，“武汉地区大中学校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在武昌体育场、中山公园前隆重集会，声援成都革命造反派。外地赴汉革命造反派也参加了会议，数万人沉痛哀悼蓉城5.6事件死难的群众。在武昌体育场的这次会上，“联合指挥部”的张维荣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十项决定。
　　会后，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募捐声援四川革命造反派组织，并组织赴川慰问团到成都等地支持、慰问川大“八、二六”等革命造反派。
　　5月13日凌晨一点，中原印刷厂的保守组织纠集厂外的“红武兵”，“中学红卫兵”近千余人冲入该厂，打伤造反派工人及“红司”战士20余名，毁坏印刷机两台，毁坏《新华工》战报三万份，生产被迫停顿。
　　“钢二司”水院、武测、华师、湖医等部分战士杀回井岗山大楼，建立了“井岗山大楼事件平反联络站”，并发表了第一号《通告》。指出：井岗山大楼没有什么反革命勾当，指挥部的头头绝大部分是革命闯将，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又指出武汉军区《三.九布告》是一株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是继“2.l8声明”以后，资本主义复辟的又一宣言书，所谓《井岗山大楼展览》完全是武汉谭氏人物一手炮制的黑货。
　　“新公校5.10事件”发生后，该校“红司”战士联合了本校革命造反派组织及“二司”、“新华工”、外地赴汉革命造反派代表多次去军区支左办公室、市公安局军管小组交涉，都没得到任何园满答复，数十名新公校战士被迫于下午六时三十分首批宣布绝食。“5.10火线指挥部”向市公安局军管会提出七点要求，表示不达目的，绝不收兵。
　　5月15日，“钢二司”司令部发出《为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翻案紧急动员令》，指出工人总部是坚定的革命造反派组织，为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广大战斗队员是革命闯将。为工人总部翻案关系到如何对待几个月来武汉地区工人运动的问题。关系到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问题，关系到能否击退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的问题。
　　这天，汉桥区委中的旧体制人物向全市发出“呼吁书”，造谣说“新华工”、“钢二司”的学生打了贫下中农，为挑动农民进城围攻造反派学生作舆论准备。这天上午，汉桥区江堤、红光、井岗山、南泥湾等九个公社和四新农场一万多不明真相的农民在武装部中某些人的带领下，扛着锄头、扁担等到汉阳、汉口游行，高呼“不准为工总翻案”，“坚决拥护武汉部队三.二一通告”，“支持红卫兵的一切革命行动”，甚至喊出了“打倒大学生”，“打倒新华工”，“打倒工总，镇压反革命”等乱七八糟的口号。
　　这一天，市“抓办”第一线副总指挥薛朴若辞去副总指挥的职务，公开表明态度站在“三新”等革命造反派一边。
　　王力、戚本禹在京接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王力、戚本禹带上了工人战斗队的袖章。
　　晚上七时，夏邦银在汉阳公安分局作报告，听众近十万人。
　　5月16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重播了《五.一六通知》，号召向混进党、政、军和各文化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总清算。
　　为响应中央关于拥军的号召，这天由我们宣传部的叶仲翘带队给军区送大字报。叶还代表司令部写了一封给军区党委的信，在指出军区在支左问题上存在的问题的同时，也充分肯定了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的成绩。
　　这封信在我院内部引起了强烈反应。一些群众到司令部来造反，并贴了大字报。他们认为这封信对军区支左的评价太高了，实际上否认了“揪谭”。
　　对这封信我在宣传部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这封信存在两个问题，但大方向应该肯定。
　　问题：1、这封信没有通过司令部集体讨论就发出去了，这不符合组织原则。2、给军区支左定的调子不合适，高了。高了之所以是问题，因为一旦这封信被军区利用来对付其它造反派组织，那将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以二司为首的钢派将借此攻击我们投机，甚至说些更难听的，我们新华工在造反派内部的威信将受到严重损害。
　　我当时为什么说必须肯定这封信的大方向是对的呢?因为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是文化大革命能得以进行的根本保证。军区不能乱是毛主席的既定方针，也是我们的共识。基于此，我们充分肯定军区在“三支、两军”中的成绩，即使过分一点也是应该的。
　　事实上，广大的解放军指战员，特别是在一线进行“三支两军”的指战员，他们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也是支持和同情造反派的。如在“如何对待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的问题上，支左指挥部张政委3月8日的讲话(五条)就几乎完全和我们的意见一致。在接下来的几次支左指挥部的同志和我们的座谈中，我们都可以感觉到他们的态度是诚恳的，对造反派是支持的。由此可以看出，在一线支左的广大指战员从思想到感情都是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应该说，“支左”中出现的问题(支持保守派，打压造反派)，错不在一线支左的广大解放军指战员，而在以陈再道司令员为首的少数军区上层领导人。如果当时陈再道等支持支左指挥部正确的“五条”，也许武汉文革的历史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基于这一认识，我对叶仲翘给军区的信的大方向持肯定的态度。事实上，我在如何拥军和反陈(再道)的问题上当时是有所考虑的。在5月15 日的日记中我就写下了如下文字：
　　5月15日 天气：晴
　　当前的斗争已进入了夺权阶段，各种政治势力集团都在尽其所能地争夺或巩固自己的每一个阵地。因此，目前的斗争就显得更加尖锐、更加复杂。
　　近来都在传说中央首长要接见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的消息。我认为，根据武汉的现状，中央对武汉的表态肯定不会引起武汉形势的根本变化。中央对军区的表态，肯定和陈再道他们对军区的表态的调子差不多。有些同志以为中央一接见，“武老谭”就会被揪出来，形势就会迅速变好，这种想法是幼稚的，不切实际的。
　　当前我们不但要敢于斗争，而且要善于斗争，要讲究斗争策略。如果用去年和省、市委的斗争方法来和“武汉谭”式人物斗，那肯定是不行了，因为形势变了、对象变了。
　　当天晚上，红司传达了昨天下午中央文革小组王力、戚本禹在北京政协礼堂接见武汉造反派代表的有关消息。戚本禹讲了三条，即：
　　1、湖北来的人立即回去;
　　2、军区支工、支农是有成绩的，但也有错误，主要是在支左问题上，但他们正在改正;
　　3、坚决执行中央军委关于安徽的“五条指示”，凡是被错误打成反革命组织的要平反，被错误逮捕的群众要释放。
　　戚本禹的讲话精神不幸被我言中。事实上，如果陈再道司令员不采取极端行动，中央也不会怎么样他，因为军队终究是毛主席赖以依靠的力量。从这一认识出发，我认为在对军区的问题上，我们应慎之又慎。
　　整个5月份上半月武汉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虽有一些激烈的摩擦，但总的形势是相对平静和稳定的。军区和造反派都没有采取大的行动，都在准备材料等待中央解决武汉问题。
　　当时总的形势对造反派是有利的。因为群众再一次被发动起来了，“工人总部”大多数分部都先后重新“竖旗”开始了活动，并积极投入到反逆流中来，社会上从一般群众到省、市机关干部，甚至一些领导干部也都行动了起来，纷纷表态站在造反派一边，社会舆论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
　　此时，武汉军政府则显得有些被动和孤立。但当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军区是决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表面上的沉默可能正意味着对造反派更大的迫害。
　　就在人们正兴奋、急切地等待中央解决武汉问题，准备迎接胜利到来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一场空前的灾难却悄悄地一步一步地降临了。


五、准军事组织武汉“百万雄师”

　　当“新湖大”、“新华工”不顾支左指挥部的劝告，愤然退出4月4日“武汉军民批判刘、邓大会”时，信部长曾对陈再道司令员说了这样一句话：“看来我们是要重新组织阶级队伍了”。在当日晚我们司令部的会议上虽然有人提到了信部长的这句话，但当时并未引起大家的重视，未对这句话的背景和含意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讨论，更没有考虑相应的对策。事实上，我们当时可能想到的是：军区如果要“重新组织阶级队伍”，无非是进一步扶持“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原省委组织的大专院校红卫兵)或“职工联合会”，对此我们根本用不着当心。因为“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已在批资反路线时彻底被瓦解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包括其中的骨干分子都已加入到了本校造反派组织，军区要把“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重新组织起来和造反派抗衡简直是不可能的。就我院来说，军区虽然在二月底三月初就表态支持“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恢复基层组织，并派人直接到我院召开原“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骨干分子“座谈会”，但收效甚微。我院当时虽然有人成立了如“春雷”之类的组织，但响应者寥寥，根本形成不了什么气候。至于“职工联合会”那就更不用说了，因为职工联合会不但在社会上名声狼藉，而且在造反派面前也是不堪一击的。
　　67年5月16日，“红武兵”(即“红色武装基干民兵”，其成员都为复原退伍军人)改组并很快更名为“百万雄师联络总站”。 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通过武力首先占领了汉阳，继而又攻占了汉口并直逼武昌，除我们“新华工”等少数造反派的“解放区根据地”外，几乎整个武汉三镇都被“百万雄师”占领了。
　　直到这时，我们才真正认识到军区“重新组织”的阶级队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队伍，但此时对我们来说已为时晚矣。
　　原来，就在“新湖大军民联合批刘邓大会”后的一天，军区派人找到了武汉机械局原武装部副部长俞文斌，要他组织一只队伍与造反派抗衡。开始俞并未答应，但经不起军区的劝说和利诱，最终还是答应了。四十年后俞对记者是这样说的：“武汉军区、省军区、市人武部的人拿了些文件给我，要我组织‘红武兵’，也就是你们造反派说的‘黑乌龟’。他们就这样逼我走上了这条路”。“军区派了两个便衣跟随我，名为帮助我协助我，实为逼我走上前台”。“当时‘百万雄师’得到了武汉市人武部的大力支持。市人武部政委巴方庭对我是积极支持的。我看老红军、老干部都支持我的工作，我就答应当‘红武兵’的一把手了”。“造反派当时主要攻击我们‘红武兵’，他们称我们是‘黑乌龟’。我们不怕，我们手上有武器。任何组织想搞垮‘红武兵’是不可能的。”(见《武汉“七.二零”事件四十周年—“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
　　此后，俞成了陈再道司令员的座上客，支左部队独立师更是对俞礼遇有加，俞每到独立师用餐，全体正在吃饭的官兵都会立即站起来向他鼓掌、致意。
　　“百万雄师联络总站”(通常称“百万雄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
　　“百万雄师”是一个由武汉军区直接组织指挥的准军事组织，是一个典型的保守组织。
　　“百万雄师”下设政参部、作战部、后勤部等几个部。而作战部是其中最大的一个部，十三名常委中，“作战部”就占了三个。“百万雄师联络总站”的一号“勤务员”是俞文斌，政委由武汉市原市长刘惠隆、辛甫担任。其下属各区分站政委则由各区区委书记担任，分站站长由各级武装部长担任，总站高参是原中共武汉市委组织部长辛甫和市工交政治部副主任林立。
　　军区除专门指派两名军人“贴身警卫”并协助俞文斌工作外，还指定了“联络员”负责“百万雄师”与市人武部、省军区、武汉军区的联系。俞文斌说：这两个人“一是联络，将我们的情况上传下达，我们组织与市人武部、省军区、武汉军区联系都是通过他们两人。二是对我进行重点保卫。他们不穿军装，穿便衣，与我同吃同住，24小时形影不离”。(见《武汉“七二零”事件四十周年—“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
　　为了提高“百万雄师”的战斗力，独立师各团还派专人指导各基层组织的训练。此外，“百万雄师”还以办“毛主席著作学习班”的名义抽调“百万雄师”各分站的骨干分子集中在江汉公园、二.七区委、中山公园、汉阳铁中、汽运四站、汽运六站等地进行军事训练。
　　在后勤保障及物质供应方面，军区指示市一商局、二商业局大力支持。用俞的话来说就是：“要什么给什么，大量供应。吃的、喝的、穿的、戴的，我们一要，送都送不赢。当时的武器除武装部保管的枪械外还有大量的长矛、匕首，极个别的人还有日本人的马刀。”
　　人们从上面的事实不难看出，“百万雄师”完全是一个由军区组织、指挥的准军事组织。同时也是军区的一个傀儡组织，用“百万雄师”原武汉公安头头汪仕奇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是皮影戏中的玩偶，后面有人提线指挥，当然要按照他们的指示办”。
　　“百万雄师”这个组织的成员非常复杂。几乎包括了社会各个阶层，各种行业。既包括“工、农、兵、学、商”，也包括社会上的三教九流。就成员数量来说，城市居民和郊区农民占多数。“百万雄师”成立时是由“红武兵”、“中学红卫兵”、“大专院校红卫兵”、“红城公社”(城市居民委员会和郊区农村的组织)、 “造反大军”、“贫下中农”以及“硬骨头战士”等近50个组织联合组成的。因“红武兵”组织的成员是复原转业军人，基干民兵，有较好的军事素质，而且手中有枪，战斗力最强，所以“百万雄师”以“红武兵”为核心，一把手也是由“红武兵”的一号头头余文斌担任。
　　“百万雄师”的组织十分严密。其勤务组成员从不在公开场合露面，我们当时都不知道“百万雄师”的头头到底是些什么人。直到“7.20事件”暴发后，人们才从揭发材料中逐渐知道了百万雄师的一点内幕。“百万雄师”这个名号是“7.20”事件暴发时才广为人知的，此前人们只知道有“红武兵”而不知道什么“百万雄师”。
　　“百万雄师”是文革中最典型的保守组织。他们认为毛主席的文革路线是错误的，刘、邓路线才是正确的。认为造反派跟着毛主席造反是错误的，而他们反对造反派才是正确的。因为他们是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保上级党委也就是保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保本单位、本系统的党委，保省、市委，保军区，保一切旧的体制。说它是保守派，他们当时虽不承认，但现在他们自己也不否认，而且常以此为荣。文革结束四十年后，“百万雄师”的头头章迪杰先生面对记者也坦率地说：“文化大革命是揪斗党内走资派，而我们这一派的绝大多数是党团员、劳动模范、工农积极分子。老干部是培养我们劳模、党团员的人，我们怎么会去反对他们呢?”
　　“百万雄师”成立时约27万人。由于“百万雄师”是军区组织并公开支持的，凭着解放军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威望，原“职工联合会”的群众都纷纷加入。“工人总部”被取缔后，原本不坚定造反的及一大批“随大流”的工总战斗队员也加入到了“百万雄师”的队伍中来。另外，经“百万雄师”的成功策反，“工造总司”第六号头头胡重远带了几万不明就里的“工造总司”队员，集体参加了“百万雄师联络站”。还有就是军政府通过农村的各级党委、各级武装部动员农民加入“百万雄师”。这样“百万雄师”在短短的两个月内就迅速膨胀，到“7.20”最鼎盛时据说已发展到了约120万人。
　　“百万雄师”从不搞什么“大鸣大放大字报”。人们除只见过“百万雄师”的大标语外，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它曾发表过任何批判文章，就连文革中通常成立一个组织时都会发一个公告、宣言什么的也没有。他们根本不理会文革《十六条》“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规定，而是一味地搞武斗。
　　“百万雄师”最大的特点就是“行动、行动再行动”，口号是：“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
　　就在造反派们正热衷于“反逆流”、揪“武老谭”、 搞批判、搞游行、搞静坐、搞绝食，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于中央的表态时，“百万雄师”已开始对造反派进行扫荡了。
　　5月17日凌晨，汉阳“红武兵”对在汉阳静坐的学生进行殴打，造成流血事件，数十人受伤。
　　也就在这一天，以拥护《5.16通知》为名，汉桥区委书记王××，付书记兼区长曾××亲自挂帅，组织了六千多名农民上街游行，高呼“打倒工总，镇压反革命”，“打倒三新，二司”等口号。
　　5月21日，武汉部队发表了一个《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几个问题的看法》，这显然是一个不祥的信号。
　　5月23日，“百万雄师”汉阳分站三百余人手执木棒无理冲进三中，殴打“红岩”造反派，造成数十人受伤。
　　5月24日中午，“红武兵”、“红星军”及红光公社的农民砸了“新华工”驻汉阳广播站，六次冲击区委大楼，砸了“5.17事件火线指挥部”，受伤者近百人，同时还有江堤公社1000多名农民在公社党委书记的带领下，由派出所所长亲自指挥包围了三中，20多名学生被打成重伤。
　　5月25日，“百万雄师”砸了井岗山大楼“平反联络站”的广播台。
　　5月26日军区出动150多人武装包围“新湖大”，堵死前、后、侧门，声称要抓张华。
　　5月27日凌晨两点，铁中、十八中、十三中等“中学红卫兵”三、四十人手执匕首、木捧、铁棍、钢鞭等凶器，在20中附近撕毁大字报、大标语，并企图抢走20中“革司”和“二司”在井岗山路口的广播器材。他们大打出手，致使20中“钢二司”的张昌森头部重伤死亡。
　　5月30日晚，“新武汉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派联合宣传队星火燎原”前往武汉邮电器材厂演出时，几千名“红武兵”突然包围了武邮，并大打出手。宣传队员和“新华工”、“新湖大”、军事院校等参加晚会的人和驻该厂联络站的三十几人受伤，其中十人受重伤，二人休克。
　　还是这天晚上，“武东战斗队”召开树旗大会，“红武兵”无理破坏会场，“工总”、“二司”、“新华工”22人受伤住院，其中重伤16人。还是这天晚上，“红武兵”冲进“长办”，打伤“二司”，“新华工”、“长办联司”的学生和职工多人。
　　6月4日，武汉军区发布《武汉部队公告》。《公告》以检查为幌子，大摆成绩，说：“对二.八声明进行批判，我们积极给予支持并发表二.一八《严正声明》是必要的、正确的”，“解散工总及其下属的某些组织是正确的”，“工人总部不能恢复”，“对工人总部中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采取专政措施，是必要的”，“各级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做了许多工作，成绩是很大的”等等。《公告》还说：“孟夫唐之流把自己打扮成‘革命的领导干部’，赤膊上阵，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煽阴风，点鬼火，拼命夸大，离间革命群众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关系”。
　　显然，这个《公告》是在为“百万雄师”围剿造反派作舆论准备。
　　“六四公告”出笼当日，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在独立师作战室召集“百万雄师”头头开会，牛怀龙公开表态称：“我是坚决支持你们的!”
　　这天下午三点，近千名头戴安全帽，手持木棒等凶器的“百万雄师”突然包围市委大楼，发生严重武斗，“新华工”、“钢二司”十多名战士遭到毒打，各造反派驻市委联络站的材料被烧毁，驻市委大楼的革命造反派被赶走，许多革命群众被绑架。此后，市委大楼被“百万雄师”独霸，成为进攻造反派的重要据点和武斗指挥所。
　　6月5日凌晨两点半，国棉二厂“抓办”头头带领数百名“百万雄师”队员砸了该厂“工人战斗队”、“2.13”、“红卫军”、“红体兵”、“红纺革司”等十多个造反派组织的办公室。
　　这天，武汉“公捡法”等专政机关的保守派分乘七十多辆卡车在武汉三镇游行，高呼“坚决拥护武汉军区‘六.四公告’”，“解散工总，镇压反革命”，“不许工总死灰复燃”等口号。
　　晚上六点半左右，武汉二、三砖瓦厂的“百万雄师”及红卫村中学红卫兵五百人左右在厂长王××率领下借游行为名，闯进建财学校，冲击“钢二司”、“红八月反逆流联络站”所在大楼，造反派二十一人受伤。
　　6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通令》。《通令》说：除国家专政机关奉命依法执行必要的逮捕拘留任务外，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抓人，都不准私设公堂和变相地私设公堂;严禁武斗，严禁行凶打人，严禁在本单位和到外单位打群架，严禁抢劫个人所有的财物，除国家专政机关奉命依法执行任务外，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对任何团体和个人进行搜查和抄家。《通令》指示各地卫戍部队和驻军负责保证《通令》的执行，对于肇事者和背后挑动者，对于打死和打伤人的凶手，卫戍部队和当地驻军，有权逮捕和拘留。
　　就在这一天汉阳发生了大血案。血案发生前，独立师派出宣传车宣读他们的《六.四公告》，说：“要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对付流氓、阿飞”，为“百万雄师”撑腰打气。
　　中午，大量“红武兵”截断了通往钟家村的交通要道，数百名头戴安全帽，手执木棒、铁棍等凶器的“百万雄师”包围了“二司”和“新华工”等造反派组织在汉阳区委的中心联络站，并相继攻占了汉阳区委大楼和汉阳百货大楼。
　　就在武汉军区发布“6.4公告”后，6月7日，军区和“百万雄师”共同制定了对付造反派的所谓“先弱后强，先汉阳，后汉口，最后占领武昌的战略”及“一个个拔除‘据点’的作战计划”。按照这个计划，他们将在六月底前“解决武汉的造反派问题”。
　　6月8日上午9时左右，“百万雄师”组织红城公社三百多人借口要在区委开会为名，要“新华工”、“新华农”联络站搬家。不一会，武昌曙光派出所来了十几个人进入武昌区委，控制了各大门，不到十分钟，武昌造船厂一车头戴安全帽，手执木棒等凶器的“百万雄师”迅速赶到，关上大门，卡死楼口，把在区委设联络站的二十几名学生困在二楼进行殴打，几乎全部受伤，其中重伤五人，休克一人，五人被绑架，下落不明。
　　这天在民众乐园、人民四路，人民三路、人民一路、大兴路一带均发生严重武斗。武斗发生时，独立师的宣传车还叫嚷“打倒牛鬼蛇神”。公检法中的一些人还买了大量的水果、面包等用汽车送给“百万雄师”以表慰问。
　　也在这天上午12时，独立师一姓张的排长带领十几名战士往“八.一七”司令部楼上冲，同时调动武船一千多名“百万雄师”围攻大楼。打伤三十多人，重伤十几人，四人被逼跳楼，十四人遭到无理非法绑架，其中有学生四名。闻讯前往了解情况的“新湖大”临委会成员柴玉本也被绑架。
　　中午，数千名“红武兵”、“中学红卫兵”手执木棒、武装带、钢鞭游行。队伍接近新湖大校门口时，肆意挑起武斗，用石头向校园内乱砸，还劫走湖大高音喇叭。此时“新湖大”两百多名下乡支援夏收的同学分乘五辆卡车返校正好与这些人遭遇，“中学红卫兵”将他们的车拦住并团团围住，用木棒、武装带、弹簧钢鞭进行毒打。这次事件中，120多人受轻伤， 50多人受重伤，3人休克，还有人遭到绑架，不知下落，在场的一般群众也有人遭到毒打。
　　这天下午，“红武兵”在江汉路食品厂附近向在汽车上的“9.13”战士和群众扔石块、砖头，挑起严重武斗，街道被阻塞，直打至深夜。有人被打死，伤者不计其数，江汉路到处是斑斑血迹和砖头瓦块，不少民房和商店遭破坏。
　　6月9日，经过头一天的血洗之后，武汉上空笼罩着空前的白色恐怖气氛。商店关门闭户，没人敢带袖章、证件，街道上大字报大标语寥寥无几，造反派的喇叭也不响了。就在这一天，“百万雄师”为了扫清攻占民众乐园的障碍，拔除与育红中学(“百万雄师”据点)隔街相望的居仁门中学这个眼中钉，于早上六点二十分左右调集三、四千名“百万雄师”层层包围了居仁门中学，他们用砖头、石块、棍捧无情地毒打学生，把学生逼上二楼、三楼、四楼，并断了粮、水、电。在这次事件中，三十多人受伤，十人受重伤(其中四个人是跳楼受伤)，一些无辜的群众也有不少被打得头破血流。
　　6月11日，武汉军区党委决定将“百万雄师”的领导权从市人武部手中接过来(此前“百万雄师”是军区支持，市人武部具体指挥)。
　　6月12日凌晨三点多钟，“百万雄师”两百多人冲进桥口文化园。抡砸了我院在该处设立的“新华工广播站”，绑架了该站全部战士(十五名)。
　　这天下午，数千名“百万雄师”包围并冲进桥口汽车配件厂，杨正超(八级工、工人工程师)等六人当场被打死，其余大部分都受了伤。
　　6月14日晚十一点左右，“百万雄师”强行占领了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大楼，并抓走广播战士革命造反总部负责人刘××，湖北、武汉人民广播电台不得不从15日起宣布停播地方新闻节目。
　　6月15日，武汉部队为了应付中央的《六六通令》发出了《关于立即制止武斗的紧急呼吁》(六条)，因“百万雄师”心知肚明，故《紧急呼吁》发出后，武斗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更见加剧。
　　当天晚上，“百万雄师”七百人左右趁人民文化园造反派没有准备之时，攻占了中山大道人民文化园附近的制高点一一水塔。
　　晚上十点半到十六日凌晨，在江汉路循礼门发生了又一起流血事件。四十多辆满载“百万雄师”的卡车(无车号)从市委等地开往井岗山大楼方向。他们一路喊着“打倒工总，镇压反革命”等口号。到达循礼门后分兵两路，包抄街上群众。此时正好一辆未发任何信号的火车驶入站台，切断了群众退路，“百万雄师”一通冲杀后造成十人被打死，伤者不计其数。
　　6月17日，“百万雄师”为强占造反派在汉口的最大据点“民众乐园”，调集了江汉，桥口，一冶，长航，肉联等几十个大小单位共三千余武装人员，试图抢占汉口清芬路口的“江汉区财贸大楼”作为攻占民众乐园的桥头堡。他们强行占领了财贸大楼，逼近中南旅社，直接威胁着人民文化园、南洋大楼等造反派控制的驻点的安全。造反派“敢死队”二、三十人冒死抗暴，遭到“百万雄师”的包围。“九.一三”的三十八名“敢死队”员分乘三辆卡车准备冲入救援，但第一辆车出发后，后面的两辆车却被独立师的解放军拦下。乘第一辆车的敢死队员成了孤军深入，一暴徒用斧头砍倒了司机，车上除个别人虎口余生外，全部被梭标等挑死。事件发生时，成千上万愤怒的市民涌向人民文化园，“百万雄师”则用消防水枪驱赶。
　　惨剧一直持续到18日上午9时才结束。在整个事件中，56人被打死(其中学生12人，小孩3人，成年人41人)，打伤、踏伤者几百人。还有不少人被“百万雄师”蒙着眼睛绑架到江汉区委等地，并对他们痛下毒手。“百万雄师”还在汉水桥、长江大桥沿线实行戒严，非法盘查过往行人，并且抓走不少无辜群众。
　　在这次进攻人民文化园时，“百万雄师”还采用了“六六粉”、硫酸、硝酸和汽油弹!那些被硫酸、硝酸烧伤的伤员真是惨不忍睹，这是冷兵器时代难以想像的“化学武器”的杀伤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百万雄师”进攻人民文化园的整个过程中，武汉三镇的各重要通道上都有所谓“制止武斗”的解放军战士。
　　这天下午，我们司令部召开了全体委员会议，讨论目前的形势及相关问题。
　　这次会议决定：为了在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时争取主动，同时避开“百万雄师”的势头，暂缓“揪谭”。外面公开的联络站撤回学校搞院内斗、批、改，尽快建立院革委会。
　　6月18日下午六时左右，驻红旗大楼的造反派学生被迫撤出，下午，“新湖大”被迫撤离。
　　这天上午，武汉各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召开会议，决定回击。
　　6月21日，我们司令部再次召开会议，讨论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对策。在当天的日记中我写下了如下文字：
　　这几天我们红司内部就“打”和“撤”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一方主张打，把《百万雄师》的嚣张气焰打下去，在时机有利的时候主动撤回和谈判。他们认为：“武老谭”挑起武斗的目的是在中央解决武汉问题前用武力把革命造反派打垮。如果我们现在撤回来，武汉将会出现全面资本主义复辟。我院是湖北、武汉革命造反派的一面旗帜，我们一撤，旗帜不在了，“百万雄师”势必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再说，我们有地方撤(撤回学校)，可那些造反派工人撤到那里去?另一方则主张应避开目前“百万雄师”正盛的锋芒而撤离。双方意见分歧很大，而且主张撤的一方人数要多一些。
　　6月23日早上7时许，三十余卡车“百万雄师”出动包围了铁道部第四设计院内一百多名造反派，把他们逼上四楼及平顶，下午五时，又增派二十四车人增援攻打第四设计院，六点左右大楼落入“百万雄师”之手，造反派全部被绑架。
　　6月24日上午十时，“百万雄师”政参部主任和作战部长等七人的小吉普在去铁道部第四设汁院现场督战的路上被“钢二司”新水运学生发现，并被扣押带回了水运(分部)。“百万雄师”先后数次发出通牒要“新水运”下午三点半前释放，“新水运”未予理采。于是一场攻打“新水运”的法西斯暴行就此开始了。武汉公安出动轮船封锁了江面。深夜，“百万雄师”包围了水运八号楼上的学生和工人，他们先是用推土机把墙推倒，随后用火攻，并趁势占领一楼，把一楼里的东西扔出来围在四周浇上汽油放火烧楼，“百万雄师”逼着水院造反派举手投降，当场杀死一名工人，杀伤多人，其余楼内的人全部被“百万雄师”绑架。
　　“百万雄师”攻占了水院后立即从武昌“回师”对友益街十六号的“工造总司”发起了进攻，制造了武汉有名的“6.24血案”。
　　攻打工造总司是军区和“百万雄师”共同组织和计划好的。就在“六.二四”血案发生前几天，独立师独立师以检查消防为名，曾派两名军人来“工造总司”司令部大楼侦察“工造”内部的设防情况，并绘制了详尽的作战地图。但“工造总司”的负责人对此却毫无警惕，还热情接待来人，任其“参观”、“检查”。
　　为攻打“工造总司”，部队和“百万雄师”做了充分的准备。除事先对“工造总司”大楼的结构和设防情况进行了详尽的侦查外，还调集了7800余名武斗人员、汽车500多辆、消防车7辆，另还安排了3000多名机动人员作为备用。为防止造反派救援，在离“工造总司”大楼200米范围内的道口，全部用装有铁板、砖头的大卡车横停封锁，将四周交通全部隔断。他们共设了三道防线，各工厂派出医务室人员组成急救站，从市急救站调救护车两辆以救护受伤人员。
　　进攻开始前，部队指挥员在武汉市三十中向待命进攻的“百万雄师”作了讲解和部署，攻打的每一步骤和细节都讲得很详细具体，要求一切都按正规作战程序和要求进行。
　　24日凌晨三点左右，两万多头戴钢盔，手持铁矛、钢叉的“百万雄师”的战斗人员封锁了各主要交通要道，包围了“工造总司”大楼，占领了周围的房顶，并用高压水枪向大楼喷射，之后又用火攻，大楼里两百多名造反者及“新华工”、“钢二司”战士陷入了火海之中，不少人被烧得遍体鳞伤。在造反派失去战斗力的情况下，他们用云梯攻占大楼。冲进大楼的“百万雄师”对驻守大楼的造反派实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不少战士倒在了血泊中(“百万雄师”头头章迪杰40年后面对记者说：“我第二天去看过现场，楼上气窗旁的平台上有将近一尺厚的碧血，后来我才理解什么叫“碧血丹心”)。大楼内活着的红色造反者和“新华工”、“钢二司”学生全部被“百万雄师”绑架。在这次大血案中，死28人，近百人受重伤。经过血洗的“工造”大楼完全成了一片废墟，楼内的东西被烧焦，地下成了一片血海。
　　6月25日下午5点左右，驻守中山大道民众乐园、工艺美术大楼、中南旅社、武昌险峰大楼等“红色根据地”的造反派工人、学生被迫撤离。
　　6月26日上午，“长办联司”被迫撤离。至此，武汉地区仅仅剩下“新华工”等一两块红色“根据地”了，而且军区和“百万雄师”对我们“新华工”的军事包围已经形成。
　　6月26日上午十一点多，中央文革办事处、军委文革办公室向武汉军区发出电话指示，指示说;“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极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该按中央6.6通令处理。不久以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宋京汇报。”
　　中央指示下达后，武汉支左指挥部不得不给“百万雄师”写了一封信，指出“百万雄师”一些人连续对几个工厂、院校进行围攻是严重违反中央六.六《通令》的，并向“百万雄师”提出立即撤出据点，收缴凶器，解散集中人员，释放所抓的人，交出杀人凶手等五项要求。“百万雄师”对中央指示也不得不表态说坚决执行电话指示，接受批评，从27日起撤走“自卫”人员。
　　中央“六.二六电话指示”虽然给了军区和“百万雄师”以严重警告，但他们并没有打算执行。就在中央“6.26电话”之后的当天，“百万雄师”还绑架了“长办联司”300多人，翌日，又绑架了武钢“9.13”数百人。
　　军区和“百万雄师”对中央“6.26电话”是非常抵触的。这从27日汉阳“公检法联合指挥部”给毛主席和林彪写的一封信中就可以看出来。信中说：“6.26一纸电文给百万人民泼了一瓢冷水，大长了资产阶级威风，大灭了无产阶级志气”，说“中央文革办事组对武汉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了解很不全面”，“6.26来电是支持了一方，打击压制了另一方，把被反革命操纵的组织—工人总部和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二司的罪名强加在百万雄师革命群众头上”，说来电“起了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作用”，“给革命群众迎头一棒，压制革命群众的积极性”。公开表示对中央文革办事组的来电信不过，并要求重新调查，重新作决定等等。
　　6月28日，武汉部队迫于中央的压力发出了一个《通告》，提出凡集结人员在外单位安设的据点，必须立即撤出(并建议撤除广播站)，集结人员立即返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搞好本单位斗批改，不得私自制造凶器，巳制造的必须收缴、销毁等七点要求。
　　六.二八《通告》实际上对“百万雄师”毫无约束力。就在当天晚上，武昌各级“百万雄师”的头头二、三百人在汽运召开秘密会议，研究形势。会上“百万雄师”负责人要求大家“坚持到底，不要解甲归田，半路散伙”。
　　六月三十日上午，数千名头戴安全帽手执凶器的“百万雄师”在中山大道排开阵势，围攻工艺美术大楼、人民文化园等(造反派才进驻不到一天)长达四小时之久。
　　也在当天上午，“百万雄师”派出二、三十辆卡车和八辆武船红船工(百万雄师)改装的“装甲车”围攻新湖大，后用装甲车撞倒新湖大围墙，“百万雄师”冲进校园，当场杀死三人，杀伤数十人，不少人被绑架。围攻持续了五小时，直到8199部队赶来制止，“百万雄师”才撤离了新湖大。

六、文攻武卫

　　6月5日晚，我们红司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动态组负责人赵延昌通报了近半月来“百万雄师”在武汉围剿造反派的情况及下一步可能的发展趋势。郭保安作了激昂的发言，表示要坚决进行自卫，并作了具体布置。与会者对“百万雄师”的暴行义愤填膺，一致表示：在“红武兵”的暴行成了合法化、凶手也受保护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坚决实行自卫，以革命的暴力来对付反革命的暴力。“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今后若有人敢打我们“新华工”，我们的回答是：打!
　　6月7日凌晨4点30分，我院举行了第一次自卫演习。
　　我们宣誓：文攻武卫，保卫毛主席
　　广播台集合号一响，不到一刻钟，在东三楼就集结了四五千人，个个手拿木棒，群情激昂，每个人都作好
　　了打的准备。
　　当天学校内一片准备战斗的气氛。有的同学爬上梧桐树锯树枝作自卫棒，有的同学在锯钢筋，有的在做弹弓，有的在往楼上搬运石头，操场上不时可以看到三五成群的同学在比划着。
　　武汉各造反派组织也纷纷组织起来准备进行武装自卫。
　　6月10日，“9.13战斗兵团”向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发出“最后通牒”，强烈要求支左指挥部“老老实实、不折不扣地立即执行六.六《通令》”，解除“百万雄师”的武装，“否则我们将武装自卫和反击”。当天，“9.13战斗兵团”举行了抗暴自卫誓师大会，发出了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保卫革命小将的生命安全，“9.13”不惜付出最大的牺牲的誓言。
　　6月11日，《湖北日报》发表《坚决打退反革命武斗黑风》的社论，揭露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指使并操纵保守组织、网罗社会渣滓，企图镇压革命造反派，搞反革命暴乱的阴谋。同时指出：“那些死心踏地与人民为敌的人，坏事做得越多，罪恶越陷越深。欠债是要还的，深重的罪恶决不能用‘受蒙蔽’三个字一笔勾消。如果死不回头，就必将变成人民的敌人，那是死路一条。”
　　当天，武汉重型机床厂的千余名造反派工人举行了武装自卫游行(所谓“武装游行”当时就是手持木棍，头戴腾条帽游行)。
　　6月12日，“百万雄师”武装进攻武汉汽车配件厂(位于汉口宗关的武汉汽车配件厂)后，“三钢”(“钢工总”、“钢二司”、“钢9.13”的简称)、三新(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的简称)成立了抗暴联合指挥部，提出了“文攻武守”的口号。
　　当天上午，武锅一千多造反派也举行了“武装自卫”游行。
　　当晚，关山地区的革命造反派工人、农民、学生在关山口召开万人武装自卫誓师大会。“市革命干部造反联络站”(六月九日成立)负责人薛朴若在会上发言支持这个会议的召开，并表示要与造反派一道彻底粉碎反革命武斗黑风。会后举行了武装游行。
　　6月18日，“二司”司令部政宣部发出《紧急动员令》，号召“二司”战士紧急行动起来，坚决粉碎反革命暴乱的阴谋。
　　这天上午九时，武钢“九.一三”、“新一冶”、“武钢一冶总部”、“工总青山分部”等七个组织向支左指挥部和陈再道发出呼吁，要求立即停止屠杀，否则青山地区革命造反派将采取火速行动，不惜一切牺牲，突破重重封锁，杀过大江，全力抢救革命战友。
　　当天，“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发表《关于武汉目前局势的几点声明》，指出当前出现的打、砸、抢、绑架、暗杀及武斗是反革命暴乱，是成都(五.六)事件在武汉重演，“工人总部”广大战斗队员将用革命的两手坚决打击“武老谭”反革命的两手，迅速组织起来，杀回工厂去，就地闹革命。坚决支持“9.13”、“工造总司”、“钢二司”、“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硬革联”、“红卫兵革联”等组织的革命行动，誓作他们的坚强后盾和亲密战友，坚决支持“大专院校革干联”的一切革命行动。
　　中午12时，“武重战斗兵团”、“9.16兵团”等十多个造反派组织向厂“支左”的解放军代表发出紧急照会，呼吁执行《六.六通令》，立即制止武斗，解散“百万雄师”武斗集团，勒令参加武斗人员立即回厂等，如若对一再照会、呼吁置如罔闻，武重四千多名造反派工人将武装自卫，杀向社会，展开全面反击。
　　当天，“洪山无产阶级革命派联防指挥部”所属“新武重革联”、“武锅联司”、红司(新华工)、“新湖大”、“钢二司”司令部等六十五个单位发表七点《严正声明》，指出：“武老谭当前所制造的大血案，完全是一种阶级报复，是反革命暴乱”，强烈呼吁武汉部队支左指挥部立即制止武斗，解除“百万雄师”的武装，严惩杀人凶手及幕后指挥。号召造反派实行“文攻武守”，在实行积极防御，狠狠打击一切来犯者的同时，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
　　“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向全国发出《武汉告急》书。
　　钢二司所属在武昌的各总部一万余人，上午在红武测大操场举行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誓师大会。
　　6月28日，“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发出《通告》，检讨了五月以来总指挥部右倾、逃跑的错误，表示总指挥部将立即回到“新湖大”办公。
　　早在4月底就传说中央将于五月解决武汉问题，造反派都把希望寄托于中央。因此，虽然各造反派组织在六月中、下旬都相继提出了要“文攻武守”的口号，但真正付诸行动的却不多，多数只停留在口头上。如发生“6.17血案”时，“新一冶”的造反派一车人竟然是用赤手空拳去对全副武装的“百万雄师”。又如“百万雄师”6月24日发起对“工造”司令部所在大楼进攻时，“工造”竟然没有设防，毫无武装准备。而“工总”虽然发表了强硬的声明，表示要“文攻武守”，但实际上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正由于多数造反派组织只是将“文攻武守”停留在口头上，所以从六月中旬至“7.20”事件发生时，由军区独立师独立师直接指挥的“百万雄师”对造反派的围剿真可谓是“所向披靡”，“势如破竹”。由汉阳到汉口，再到武昌，造反派的宣传“驻点”一个个被拔掉，联络站一个接一个被捣毁，就连造反派实力较雄厚的“新一冶”、“长办联司”等也不得不先后一个个撤离，以至“无家可归”。
　　现在多数有关“武汉7.20事件”的记述、评论文章中都说“7.20事件”是“以百万雄师为首的保守派和以“工人总部”为首的造反派之间的武斗事件”。这显然不是历史事实。第一，当时只存在“百万雄师”对造反派的镇压和扫荡，根本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双方的武斗。如果造反派当时真正认识到要以武力解决问题，要和“百万雄师”拼武斗，在用“冷兵器”的情况下，即使“百万雄师”有军区的支持，即使造反派中没有“工人总部”的参加，造反派也绝不会如此被动挨打的。因为造反派中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像“工造”、“9.13”、“新一冶”等造反派组织以及在武汉占绝对优势的大、中学校的学生造反派组织的实力绝不亚于“百万雄师”，甚至还远超过“百万雄师”(“百万雄师”的主力是“红武兵”，但人数有限)。第二，作为“百万雄师”的另一方也不是“工总”而是以“新派”为主的造反派。造反派中首当其冲的是“工造”、“新一冶”和我们“新华工”，其次才是钢派的“9.13”。因为此时“工总”尚属非法，“工人总部”实际上只是一个空壳，它的全部负责人都还在监狱中，绝大多数基层组织已经被解散或瘫痪，只有个别基层单位尚在活动，对“百万雄师”不构成任何威胁。
　　真正在行动上落实“文攻武守”口号的也许只有我们新华工、新一冶等少数几家。
　　从六月初我们提出要“文攻武守”以后，我们就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除组织准备外(我们红司成立了专门自卫机构，成员包括动态组负责人和以原“红反团”成员为主的“敢死队”)，我们在武器装备、通讯联络、情报收集等诸方面也作了相应准备。为了防止“百万雄师”对我院的进攻，我们试制了土“手榴弹”、炸药、无线遥控地雷(在6月27日的试制过程中，我院还有两人在配制炸药时不幸伤亡，他们是：附属工厂的黄其万师傅，208班的皮向东同学)、用卡车改装了一部“装甲车”，并在我院周边作好了充分的防御布署(在我院的各条道路上均安放了无线遥控的地雷，在东西二个操场安放了地雷引爆的氧气瓶，全部地雷都由南一楼进行无线遥控。如果“百万雄师”攻打华工，他们一进入我院周边就将遭遇地雷的杀伤)。为了解决通讯方面的问题，我们架设了电台。电台一方面用于监听军区和“百万雄师”的通讯联络及他们发起进攻的相关情报，另一方面，在危急时刻可以用于向中央和外界求援并通过广播疏散我院人员。
　　面对军区和“百万雄师”的威胁，当时我院展现了空前的团结。当时我院除我们红司(新华工)外，还有其它几个小群众组织及一批没有参加任何组织的师生员工(约两千人)，此时他们全都团结在“红司(新华工)”的周围，积极地投入到了“文攻武卫”的准备中，对外一律都是“新华工”，那时的新华工真可谓是同仇敌忾，万众一心。
　　唯因如此，促使了独立师独立师的牛怀龙师长和蔡炳臣政委及“百万雄师”高层人物作出了向新华工大开杀戒的决心，而我们“新华工”则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七、悲喜交加“7.15”

　　1967年7月15日对华中工学院来说绝对是一个悲喜交加的日子。
　　这一天整个白天，我院上下都笼罩在无比悲痛之中。因为这天我院有9位师生惨遭“百万雄师”的残忍杀害，上百人受伤。
　　这一天晚也是全院师生员工感到非常惊喜和宽慰的一个晚上。因为就在这天晚十一点，中央派来解决武汉问题的代表谢富治副总理和王力突然来到了我们学校，并在电影场公开对我院全体师生员工进行了慰问。人们转悲为喜，认为中央终于要解决武汉问题了，“武老谭”、“百万雄师”要完蛋了，我们要胜利了。
　　7月15日这天，“百万雄师”几百人组织横渡长江。“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则组织了几万人的大游行，强烈抗议“百万雄师”关押一冶革代会负责人徐飚等七人的行为。
　　我院3000名师生员工冒着武汉七月的酷热参加了这次徒步大游行。根据游行指挥部的决定，我院为整个游行队伍殿后。
　　我院的游行队伍于上午九时从学校出发，步行经红旗大道(今珞喻路)过长江大桥、汉水桥、中山大道、解放大道、从武胜路返回。
　　造反派的游行受到了武汉市民的广泛支持，特别是汉口的市民看到造反派的队伍又回到了汉口，都表示最热烈的欢迎。他们为游行队伍送茶、送水、送冰棒、送水果，一些市民甚至热泪盈眶地跟随游行队伍高呼“解散百匪，镇压反革命”的口号。
　　当我们的游行队伍经过武圣路电车公司时已是下午四点多了，师生们从上午七点吃过早点到这时已过了九个多钟头，此时真可谓是“人困马乏”，疲惫不堪了。
　　可就在这时，电车公司大楼上“百万雄师”却突然向游行队伍发起了攻击。他们从大楼上用砖石雨点般地向游行队伍掷来，因骤不及防，当即就有几名同学被击中受伤，游行队伍被迫靠街边走。后来一些同学不信邪，毅然决定不顾砖头瓦片的袭击从大街中间通过。“闪电兵”起初慑于我们“新华工”的气势，一时竟停止了扔砖石。但几分钟后，“闪电兵”就又向游行队伍扔掷起砖石来，并冲出了大门。他们以我们游行队伍中有“黑工总头头”为由，大打出手。我们负责保卫工作的“武卫队”立即赶过来展开自卫还击，很快将其压回了电车公司大楼内，游行队伍继续通过。
　　就在我们的游行队伍刚通过一半时，“百万雄师”从就近的几个据点调来了全副武装的四、五百人向我们的队伍扑来，而电车公司内的“百万雄师”也趁机手持大刀、长矛冲了出来。我们的“武卫队”立即给予了回击。但终因事发突然，缺乏思想准备，加之没有实战训练和寡不敌众，队伍很快被冲散。在混战中，李长亮、黄以礼、杜向东、王兴汉、张兴荣、朱纯钢等六位师生先后惨死在血泊中。
　　在极度危急的时刻，我们“新华工自卫队”向“百万雄师”扔了三颗自制的“手榴弹”，但似乎并未造成杀伤(我想应该有人伤亡，但一直没有看到“百万雄师”有关报告)。其中一颗还不知什么原因未能炸响，成了后来“百万雄师”说我们挑起武斗的证据。
　　与此同时，“百万雄师”又从居仁门、市委大楼、中山大道方向调来了几百个武装人员，他们迅速地切断了汉水桥、红旗大道、新华路口等的交通要道，并开始对我们手无寸铁的“新华工”师生进行围攻。
　　当时观看游行的群众人山人海，一些同学趁机混迹于群众中或就近在居民家躲藏了起来。杀红了眼的“百万雄师”见人就一通乱打乱杀，并对附近居民挨家挨户进行搜查，把搜查出来的“新华工”师生全部用汽车拉走。
　　据参加了这次游行的同学回校后对我说，当时就和电影中日本鬼子进村时的情景一模一样。
　　有人初步估计，当天有上百群众和我院师生被打伤、剌伤，上百人被带到了“百万雄师”的据点关押。
　　我们班的同学也参加了这次游行。贺××同学(女)这天头部受了伤，是同学们拚死把她背回学校的。
　　她是在队伍被冲散后躲在一条沟内被“百万雄师”用长矛挑伤的，至今还留有疤痕。
　　我们年级二班的曹××(女)也在这一天受了伤。她是被木棒打昏后被一位老奶奶救回了家。因当时各路口都被“百万雄师”封锁了，不可能送医院救治，老奶奶一家只好在对其伤口进行了简单消毒、包扎后让其在自家疗伤。当7月25日她回到学校时，同学们都大感意外。因为几天不见她回校，同学们都以为她被“百万雄师”杀害了，学校还为她开了“追悼会”呢。
　　“百万雄师”在武胜路对我院师生的围攻和抓捕一直持续了三个多小时，直到“工造总司”的“铁军”闻讯后赶来支援，我院参加游行的大部分师生才得以安全返回学校。
　　为了防止“百万雄师”趁势对我院发动袭击，当晚司令部作出决定：加强院内外的巡逻并启用枪支，如“百万雄师”敢于发起对我们学校的进攻，我们将开枪还击。
　　当时我们的枪支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我院武装部保管和使用的枪支，另一个是我院“特种仓库”原守卫连留下的部分枪支。枪支不多，但足可装备一个排。
　　根据司令部的指示，当晚“武卫队”除在院内外及周边进行武装巡逻外，还在鲁家巷设下了埋伏。
　　可就是因这个埋伏而闯了祸。由于当时没有必要的通讯联络手段，更由于设伏的人复仇心切，神经绷得太紧，过度紧张，以至把前来支援我院的武钢中学生的汽车当成了“百万雄师”来进攻，并开枪射击。导致了当场二人死亡，多人负伤的难以言状的悲哀。
　　就我所知，这是我院文革中开的第一枪。然而这愤怒的一枪，复仇的一枪却没有射向仇人，而是射向了前来支援自己的战友。
　　当晚十一点左右，我们自制的“装甲车”也开出了校门。但刚一出校门，迎面就碰上了闻讯赶来“新华工”进行慰问的中央代表谢富治和王力乘坐的挂军用牌照的小汽车。
　　双方停车后，谢副总理和王力都下了车并里外查看了我们的“装甲车”，当时他们什么都没有说，但看得出来，他们的表情凝重。
　　当“装甲车”上的“武卫队”人员得知是中央代表特意前来慰问时，立即跑步到东三楼向司令部报告。可这时司令部的几个主要负责人都不在。于是，他们打电话到院广播台找到我。当我听说中央代表来我院慰问的消息时自然十分兴奋。但主要负责人都不在，怎么办呢?转念一想，既然是来慰问新华工师生的，何不让中央代表在电影场直接面向全院师生员工进行慰问呢?于是，我立即叫广播台工作人员打开广播，通知全院师生员工到电影场接受中央代表的慰问，并决定由自已主持这次非同寻常的慰问大会。
　　我院电影场是一个能容纳万人的露天电影场。它像一个打开的贝壳，两侧都设有阶梯式水泥长凳，中轴线上有一块三百平米左右的水泥筑成的台子，台子中央立有两根钢柱。平时放电影时，在两钢柱上挂上银幕，两边看台上都可以看到清晰的电影画面。学校要召开全院大会时，中间的平台就成了主席台。文革时我院的大型辩论会和报告会都是在此召开。
　　当我陪同谢富治、王力来到电影场时，电影场一万多个座位已是空无一席。来参加大会的除我院师生员工外，还有近千名被“百万雄师”赶出来后在我院栖身的造反派。当人们看到谢副总理和王力步入主席台时，全体人员都站了起来，他们满含热泪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我们想念毛主席”的口号。
　　谢副总理和王力先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简短讲话。
　　谢副总理说：“我代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周总理、陈伯达等中央首长向新华工全体师生、向到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武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问好，并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接着他说：毛主席、党中央非常关心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武汉问题将很快得到解决。最后他向我们提出了两点要求：1、要用文斗，不要武斗，要在制止武斗方面做出贡献;2、坐下来学习毛主席关于文化革命的一系列指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自我批评。
　　王力接着讲了话。他说他相信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解放军能解决好武汉的问题。他要求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抓住主要矛盾，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凡是骂人的口号都不要喊。希望各派尽快达成协议，立即停止武斗。要求武汉军区必须保证《六.六通令》的执行，群众组织的武器一定要交出来，所有的武斗工事都必须立即拆除，所有武斗据点都要解散，一定要保证“四大”的正常进行。
　　我代表全院师生员工感谢中央首长对我们“新华工”的关心和慰问，表示我们新华工坚决执行毛主席“要用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
　　谢副总理和王力讲话后，直接从电影场乘车离开我院返回东湖宾馆中央代表团住地。
　　中央代表来院慰问给了我院师生极大的支持和鼓舞。长期压抑、愤懑的心理终于得到了一时的缓解。人们都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认为武汉问题终于要解决了，胜利的曙光已经在我们的面前展现了。
　　然而，当我院三名师生被“百万雄师”残忍地活埋的消息传来时，人们的神经却再次绷了起来，而且绷得更紧了。一种难以言表的愤怒、压抑、紧张、甚至恐怖的情绪很快蔓延开来，并笼罩了整个校园。
　　7月18日，某部雷达兵在他们驻地附近的农田里发现有三人被活埋，估计死者是我院的学生，于是就通知我院派人去确认。据去参加认领的人之一的我系的一个同学告诉我说：“当我们赶到时，发现在一片新挖过的菜地上露出三个脑袋，面目全非，惨不忍睹。因三个死者的舌头都伸出好长，是被活埋的确定无疑。当我们从农民那里借来工具将三位的遗体挖出来时，我们从其中的一位身上找到了一枚‘华中工学院’的校徽，从而证实了死者确实是我院的。在检查他们的遗体时，发现三人都是伤痕累累，其中后来被确认为我院基础课部体育老师的遗体上竟有被长矛剌出的二十多处伤口。我们请附近农民给遗体作了清理，并买来白布覆盖后立即搬上车向回赶。当我们的车快到学校附近的鲁家巷时停了下来，并通知了郭保安。当郭保安一行人来到鲁家巷听了我们的报告并看了遗体后，无不愤恨难已，伤心流泪。
　　如何处置遗体?经在场人的讨论，一致认为：如拉回学校让师生们看到遗体的惨状，其后果将是难以预料的。它会像一座复仇的火山，随时都可能暴发。再则，当时气温很高，遗体已开始腐烂，必须尽快处理。于是，郭司令决定遗体不拉回学校，第二天直接从鲁家巷送火葬场火化。”
　　为了贯彻谢副总理和王力同志15日晚反复强调的“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指示精神，我们红司司令部没有对三名师生被活埋的事作任何宣扬。以至《新华工报》在院革委会成立时所发长篇通讯《新华工在前进》中也没有提到这三名遇难者的名字。
　　“7.15事件”给红司(新华工)的记忆是惨痛的。以致事件发生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曾亲历了这一事件的人一谈及此事时也无不扼腕唏嘘。
　　现网上一些武汉文革回忆文章中一些人认为“7.15”只不过是一次偶发事件，是因为造反派喊口号激怒了“百万雄师”而导致的武斗。当年“百万雄师”的主要负责人俞文斌、章迪杰2007年3月在和记者的谈话中也说：“ 7月15日我们‘百万雄师’组织横渡长江，造反派组织全市游行。造反派故意在电车公司门口挑衅，喊‘解散百匪，镇压反革命’的口号。电车公司本身就是据点，集结了一些人在那里，以20多岁的青年人为主，有‘霸王鞭’、‘铁臂摇’等组织，有几个青年被激怒了，于是打了起来，所以‘7.15’没有预谋，是突发事件。”
　　7月15日“百万雄师”对我们新华工游行队伍的冲杀，显然是独立师和“百万雄师”中的某些人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余、章所说“7.15事件”他们“没有预谋，是突发事件”显然另有隐情。
　　一、我在前面曾说到我院为应对突发事件而设立了监听电台。就在我们的游行队伍出发后，守候在南一楼五楼监听电台旁的有关人员就立即行动了起来，他们很快调好了独立师和“百万雄师”通讯的频率，并密切关注着他们的联络信号。开始没有什么异常，但当我们的游行队伍返回快到武胜路时，监听电台里突然传出了独立师给“百万雄师”的指示：“新华工游行队伍很快就要到达武胜路，各单位做好战斗准备，迅速向武胜路口集中。”当我们的游行队伍到达武胜路时，独立师立即向“百万雄师”发出了具体的命令：“×××厂向××路口集中”、 “×××厂向××路口集中”…。不一会又发出了“新华工游行队伍已接近武圣路口，各单位做好战斗准备!…”。命令声和接受命令的回答声在监听电台中此起彼伏。
　　当时，在电台旁的同学们都知道我院师生已陷入了重围，真是“心急如焚”，但他们此时却什么也做不了，完全无能为力。既不能将情报即时报告给司令部的头头，要他们采取相应的措施，也不能和其他造反派取得联系以得到支援。因为头头们全部都在汉口游行队伍的行列中。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取得联系。监听人员此时唯一能做的就只能是尽力做好录音工作，以便事后向中央如实反映情况。
　　“7.20”后，当时的录音带已上交给中央，相信总有一天此录音会公之于众，使真相大白于天下。
　　二、如果事实真像余、章所说是因为“造反派故意在电车公司门口挑衅，喊‘解散百匪，镇压反革命’”激怒了“几个年轻人”才导致了对我们新华工游行队伍的冲杀，那为什么口号喊得更尖锐、更刺激的走在前面的那么多游行队伍通过时这“几个人”没有被激怒，却偏偏是我们殿后的新华工喊了几句却激怒了这几个人呢?
　　三、那天，我们新华工为了展示我们“文攻武卫”的决心，参加游行的三千名师生中有近千人是头戴柳条帽(也有一些是铝盔)，手持木棒的“武装人员”，他们个个斗志昂扬，其势可想而知，这岂是“百万雄师”“几个年轻人”敢到游行队伍抓人并大打出手的?
　　四、我院师生与电车公司“闪电兵”、“霸王鞭”发生冲突后不到二十分钟，“百万雄师”分散在不同地区，不同武装据点的近千名全副武装的武斗人员就赶到了汉胜路并封锁了附近的各个路口，如果没有周密的计划和强有力的统一指挥是完全不可能的。
　　认真分析“7.15”事件的整个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从肇事者对时间、时机、地点、目标的选择及善后处理都是按军事作战的思路和方法进行的，是经过严密思考和计划的。
　　在时间上，他们选择在我院师生已步行近三十公里，九个多小时未进食，已疲惫不堪的时候;
　　在时机上，他们选择了大部分游行队伍已过了汉水桥，只剩下我们殿后的新华工还未过的时候;
　　在地点上，他们选择了在武胜路。因为这里既有“百万雄师”现成的武斗据点，又紧挨汉水桥，而汉水桥是游行队伍从汉口解放大道返回武昌的必经之路。他们知道，只要封锁了汉水桥，我们新华工的游行队伍就完全孤立无援了;
　　在寻衅滋事的借口方面，他们也是经过认真研究后选择的。当时“工总”还是“反革命组织”，因此，他们就以在我们的游行队伍中有“黑工总”的坏头头为借口对我们的游行队伍进行冲击。
　　从以上事实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7.15事件”是独立师和“百万雄师”作战部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绝不是什么“偶发事件”。余文斌、章迪杰说该事件是偶发事件，只能说明他们对这一事件的发生过程及其后果并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
　　事实上，“百万雄师”自成立以来就一直是军区的一个傀儡。特别是6月11日武汉军区接过了“百万雄师”的指挥权以后，“百万雄师”所有大的行动，都是由独立师直接指挥的。在2007年7月6日和29日武汉两派主要负责人(造反派和保守派“百万雄师”)的“历史性的会见”中，俞文斌回忆说：“‘7.20事件’前攻打造反派据点，‘百万雄师联络总站’勤务组没有开过一次会议研究此事。”也就是说，攻打造反派这些行动都是独立师某些人策划的，不仅“百万雄师”勤务组的其他人不知道，就是“百万雄师”的一号头头余文斌也完全被蒙在鼓里，以致于一无所知。
　　众所周知，“6.24”攻打“工造”是“百万雄师”文革中制造的震惊武汉三镇的三大惨案之一，是独立师和“百万雄师”进行了缜密的侦查并制定了严密的作战计划后实施的。但当记者问到“6.24打了水运后为什么还要攻打工造?”时，俞文斌、章迪杰的回答是：“当时我们并没有攻打‘工造总司’的计划。我当时不理解为什么要去打‘工造总司’。 6.24打水运，是作战部安排的。为什么6.24同时又打了‘工造总司’、汉轧(汉阳轧钢厂)等三处地方，我不理解。我对‘工造’的印象不是蛮坏”。这里顺便要提一下的是：“百万雄师”的主要头头对我们“新华工”是比较尊重的，他们认为我们“新华工”注重政策，水平高，“不会乱来”。正由于他们对我们“新华工”有这种信任，在中央对“7.20事件”公开表态后，他们在考虑向哪逃亡时首先考虑的是“去新华工”。由此也可以看出，如果不是独立师的某些人刻意要对我们“新华工”开刀，“百万雄师”的负责人是不可能作出向我们发起攻击的决定的。也就是说，如果不是独立师政委蔡炳臣等人的组织指挥，“7.15事件”根本就不可能发生。

八、白色恐怖的“7.20”

　　67年7月上旬，毛主席、周总理在北京确定了解决湖北武汉问题的方针和政策，决定派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组成解决武汉问题的中央代表团并亲赴武汉坐镇指挥。
　　7月14日下午，谢富治、王力、余立金飞赴武汉，周总理则随后到达。晚九时，毛泽东主席的专列秘密到达武汉，代总长杨成武、中办主任汪东兴和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陪同毛泽东同时到达。
　　毛主席确定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是首先解决部队的问题。
　　根据毛主席确定的方针，从7月15日开始到18日，周总理、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人参加了武汉军区召开的多个会议，听取了军区负责人和各支左部队负责人的汇报。
　　18日下午，总理在武汉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总结讲话。主要内容是：
　　第一、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支左工件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尤其错误的是解散“工人总部”。出图片，是严重打击，压制了群众，要彻底平反，要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头头。因主要责任在陈再道、钟汉华同志，因此中央建议陈再道和钟汉华进行自我批评。
　　第二、肯定“工人总部”，“二司”、“九.一三”、“三新”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是左派，大联合应以他们为核心。
　　第三、凡是群众组织都不能取缔、强行解散，就是保守组织也不能解散，要教育争取。
　　第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工总”起来后可能进行报复，要做好说服教育工作，这个工作中央帮助来做。
　　第五、“三司”是倾向保守派一边的群众组织。
　　第六、军区要作农民的工作，不要进城来参加武斗。
　　第七、军区党委除要承担责任外，还要作部队教育工作，教育下属单位支持造反派。长期的影响，不作这个工作是不行的。
　　第八、所有群众组织要进行整风，好好学习，改变对解放军的看法。
　　总理最后强调：他的意见是代表中央和毛主席的，要求对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军区的错误改了就好了。
　　会议结束前，总理宣布了一条纪律，当天会议的内容，暂时保密，不要向下传达，不要上大字报，先向部队广大干部战士做好政治思想工作。
　　为了减少“百万雄师”和造反派之间的对立情绪，给解决武汉问题创造良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在军区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期间，中央代表团不失时机地做两派群众组织的工作。
　　谢富治、王力继15日来我们“新华工”后，于17日凌晨零时30分接见了“百万雄师”部份负责人，要求“百万雄师”停止武斗，不要搞煽动武斗的宣传，所有武器、凶器上交，拆除工事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不准挑动农民进城，不准动用生产工具、动用汽车，不准拦车。要求“百万雄师”好好学习，要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怎么一回事，要知道应该反对谁、斗争谁，打倒谁，要知道毛主席为什么要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接见了“百万雄师”负责人后，谢副总理、王力、余立金同志又来到武汉测绘学院“钢二司”司令部，与“钢工总”的沈复礼、“9.13”的陈滌、“钢二司”的方保林、“三司革联”的许谦等进行了座谈。谢副总理要求：1.立即停止武斗，制造谈判气氛，为解决武汉问题创造条件。2、坐下来学习，学习中央文件和社论，特别是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王力同志也讲了话。他强调说：武汉问题最终还是要靠军区和革命群众组织来共同解决。因此，要求造反派拥护军区，拥护陈司令员，不要随意提口号(打倒陈再道的口号)，要做团结的模范。他说主席有个最新指示，对于保守的群众组织，甚至是反动组织，也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在这次谈话中，谢副总理还要求造反派坚决按主席教导，团结大多数。并告诫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他举例说：去年八月，毛主席给清华附中写了一封信，高度地评价他们，热情地支持他们，赞扬他们，他们是一批老红卫兵。但后来因这些红卫兵骂人家黑七类、狗崽子，只准自己革命，不准别人革命，结果他们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7月17日，根据凌晨谢副总理的指示，为了保证“四大”的正常进行，促使武汉问题的解决，我们“新华工”及“三司革联”、“钢工总”、“钢9.13”、“钢二司”都发表了有关立即制止武斗的严正声明，表示坚决执行毛主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和中央《六.六通令》的指示，并决定在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期间不搞大型集会。同时呼吁受蒙蔽参加保守组织的革命同志立即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强烈要求武汉军区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担负起维护和巩固无产阶级革命秩序和保卫国家财产，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神圣职责。
　　7月19日凌晨零点多到三点过，谢副总理、王力、余立金等同志在红水院接见了“三钢”，“三司革联”、武字202部队“星火燎原”等革命造反派数千人，并发表了与在我们“新华工”时的类似讲话。
　　谢副总理和王力的讲话大大地鼓舞了武汉地区的革命造反派。当天，“三钢”、“三司革联”和军事院校的造反派都纷纷上街宣传中央代表的“7.19讲话”。
　　就在造反派欢欣鼓舞准备迎接胜利的时候，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以蔡炳巨政委为首的独立师却要铤而走险了。
　　就在18日周总理总结讲话的当晚，独立师蔡炳臣政委违背周恩来关于“不要向下传达”的指示，将周总理的总结发言传达给了师团级干部，次日又传到排级干部和战士，并将派往各处的军代表调回营地听传达，要求这些军代表马上回去组织群众传达。在传达中蔡炳臣和部队部分领导故意挑动战士和群众的对立情绪。
　　19日深夜，独立师作战部长召集会议，组织成立了独立师和“百万雄师”联合的“专揪王力指挥部”。就是这个“指挥部”，组织、发动和指挥了震惊中外的“武汉7.20事件”。
　　与此同时，独立师的军人和“百万雄师”几百人冲进军区大院，要求陈再道和钟汉华不要作检查，并要求陈、钟出来“解释”他们提出来的问题。
　　紧接着，武汉三镇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谣言、大字报和标语，如：“王力背着中央散布了处理武汉问题的四条意见，把‘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王力的老婆是新华工的副教授，所以新华工的消息那么灵通，他儿子是二司的头头，所以王力说二司好”;“王力是国民党员，是从公安厅查到的，还来不及向中央报告”;“王力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所主持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之一，是反革命纲领‘二月汇报提纲的起草人，是推行苏修教育路线的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以前是刘少奇重用的红人，是孟夫唐(按：已退休的湖北省副省长)的学生，是王任重的好朋友……他混入中央文革后，摇身一变以极左的面貌出现。他在哪儿插手，哪儿就出现武斗”等。
　　20日凌晨5点10分，数十辆满载独立师荷枪实弹的军人的军车和40多辆满载拿着枪支、长矛、大刀的“百万雄师”的武装人员的车辆从前、后门冲进谢富治、王力下榻的东湖宾馆百花二号，要求王力出来“回答问题”。
　　面对来势凶猛的独立师战士和“百万雄师”的群众，谢富治开始要求他们派代表进去谈，后又打电话要正在东湖宾馆的陈再道来百花二号解决问题。陈来到后他表示无能为力(陈还被独立师军人和“百万雄师”的人误认为是王力而挨了一拳)。
　　在一片混乱中，王力被独立师战士和“百万雄师”拖上了车。
　　王力和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张根成被独立师的军人和“百万雄师”带到了军区大院4号楼。并在军区大院公开批斗、殴打王力，逼他对武汉形势和“百万雄师”性质重新表态。
　　10点后，独立师战士和“百万雄师”开始武装示威游行。部队出动了各种车辆几百部，其中消防车27辆，空军军车15辆，其中打着独立师、8216部队旗帜的车83辆。“百万雄师”出动了200多辆汽车和用载重卡车改装的装甲车十多辆，人数数万人。
　　游行队伍中，解放军战士全副武装，“百万雄师”的人则带着藤帽，手执木棒钢钎。他们高喊着“踏平工总，为民除害”“打倒谢富治、绞死王力”之类的口号
　　车至湖北大学前，一位独立师军官对空连开数枪，“百万雄师”呐喊着冲进学校，毒打群众，当即打死一人，重伤三人。
　　在这天的游行中，“百万雄师”还顺势砸了“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驻省委联络站”，绑架了九人，打伤了多人。
　　当天，独立师大量印发了《特急呼吁》。《特急呼吁》说：“‘百万雄师’是真正的不折不扣的、浩浩荡荡的、硬梆梆的、响当当的革命左派组织，他们最听毛主席的话，紧紧掌握了斗争的大方向，把斗争的锋芒始终对准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旗帜鲜明，是执行和捍卫党中央指示的模范，是‘抓革命，促生产’、‘拥军爱民’的模范，是制止武斗和打击牛鬼蛇神的英雄”。《呼吁》还说：“独立师坚决支持百万雄师的一切革命行动，誓作其坚强后盾，最坚决地和‘百万雄师’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谁敢妄动‘百万雄师’的一权毫毛，我们将毫不留情杀他个片甲不留”。并再次重申：“黑工总是个地地道道的被反革命分子操纵的组织，我们坚决踏平工总，为民除害，‘三新’、‘二司’的大方向错了，完完全全错了”。
　　“百万雄师”联络站汉阳分站为呼应独立师的《特急呼吁》，也于当天发表了《特急声明》，说《特急呼吁》“是一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勇敢捍卫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庄严誓词，是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宣言，是响应‘拥军爱民’号召的模范行为”。“百万雄师”有的分站也发表了类似的《严正声明)，说《特急呼吁》“不畏权威，不畏强暴”，有“造反精神”，“谁要敢动独立师一根毫毛，杀得他有来无回”。
　　7月20日这一天，武汉全部工厂都被迫停产，交通中断，街道堵塞，整个武汉三镇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这一天所发生的绑架、殴打、凌辱中央代表，并直接威胁中国最高统帅毛泽东的安全的事件史称“武汉7.20事件”。
　　我当天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7.20 天气：晴
　　暴乱和恐怖的一天
　　今天在武汉发生了空前的骚乱和恐怖事件。
　　前天上午，周总理、谢富治副总理、王力同志、于立金同志在军区召集了师以上干部会议。会上，周总理对武汉问题作了表态(说了六点)。当天晚上十点左右，独立师开始骚乱起来，几百名解放军战士在没有军纪约束的情况下大喊大叫起来，高呼“打倒谢富治、绞死王力”、“王力不能代表中央文革”、“百万雄师是真正的革命左派”等口号。
　　从昨天10点到今天下午五点，几百辆卡车满载着《百万雄师》和解放军战士在大街上示威，一些解放军战士打着《百万雄师》的大旗，佩带着《百万雄师》的袖章，大叫着“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的口号。每辆卡车上都架着机枪，有些战士还把枪交给《百万雄师》的人，有些解放军战士竟然拿着《百万雄师》的长矛，他们衣服敞开着，军帽斜戴着，有人说他们和“土匪”一个样。
　　街上一片白色恐怖。
　　《百万雄师》的车又过来了，一辆、两辆…三十辆、四十辆…
　　独立师的车过来了，战士们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车以波浪式方式前进，两边的群众为了躲避而纷纷奔跑躲闪。
　　《百万雄师》的车又过来了，喏，一百辆，两百辆，四百辆，…
　　消防车来了，像一群怪兽，刺耳的警报声使恐怖的气氛更加强烈。
　　大街上的大标语都是《百万雄师》的，什么“打倒谢富治、绞死王力”、“独立师是支左的模范”等。
　　独立师的“特急呼吁”出来了，遍街都是。
　　人们都在议论着：“独立师今天终于撕下了支左的面纱，公然亮相支保了，他们原来不敢喊的口号今天终于喊出来了”，有人惊奇地问：“解放军为什么也会打人了?”，有人则愤懑地说：“陈再道真的该打倒!”
　　街上传说很多。说水院(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疏散了，武大(武汉大学)疏散了。说什么“江青、陈伯达来汉了，要接见《百万雄师》”，“周总理来汉了，王力已被开除出中央文革小组”…
　　呀，开枪了，一枪、两枪，一共开了九枪。一个军人毫不隐讳地掏出手枪，在光天化日下，啪、啪、啪又连开了几枪。……
　　今天是反革命暴乱的一天，白色恐怖的一天。
　　7月21日，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继续出动近千辆卡车、消防车、装甲车进行全副武装游行。游行中他们包围“新湖大”、数次冲进“新湖大”校园，并强行抓走了“新湖大”临委会成员张维荣、谢邦柱、彭勋及各兵团主要负责人20余人，抓走“红八月”群众和教工家属、革命群众208人。大字报被撕毁，民兵训练的枪枝弹药被抢走，人事档案材料遭到破坏，宿舍里的东西被洗劫一空。水院、湖艺、武医、新一中、二中、三十四中、韶山中学、汉剧院等也遭到同样的命运。红旗中学则被百万雄师放火烧成废墟。
　　晚上，武锅“百万雄师3.18”和独立师等数百名人冲进武汉军区第三招待所，围攻、殴打、绑架《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记者，将材料抢劫一空。
　　7月22日，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的疯狂行动仍在继续。和昨天一样，街上一片恐怖气氛。
　　恐怖游行的车辆猛增至1500辆左右，除郊区的农民外，来自黄石市的五万多农民也参加了游行。
　　这天，“百万雄师”在“新一冶业大”、工人新村等大肆逮捕，钢“9.13”和“新一冶”成员，两百多人被抓走，“三十三街坊”的负责人全部被抓。之后又包围了新一冶一中，二十一中等也受到冲击。
　　从上午九点开始，满载“百万雄师”武斗人员的车辆一批接一批地向我院方向开来，并在校大门对面的关山“百万雄师”据点集中。
　　下午四点，“红司”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综合组介绍了当时形势，认为《百万雄师》已实现了对我院的包围，很可能在当晚发起像昨天攻击“新湖大”一样的事情。于是，司令部当即决定在校师生员工全部撤离学校，并就撤离方向、地点及相关事宜进行了具体讨论和布置。
　　晚八点，撤离开始了。同学们按大队(系、部)为单位向学校背后的俞家山进行撤离。
　　同学们在撤离中虽有些紧张甚至慌乱，但总的情况尚好，撤离进行的比较顺利。可教师和员工们的撤离就显得麻烦了，一些老教授、老工人说什么也不愿走，而小孩则吓得直哭，乱跑乱叫。
　　此时，“百万雄师”不断从关山据点向我院南一楼、南三舍、南一舍射击，一阵阵划破夜空的凄厉枪声更增添了撤离现场的惊慌、恐怖的气氛。武卫队的同学们费了好大的劲，一户一户地动员，做工作，直到晚九点左右员工及家属才由武卫队护送到达预定的地点。
　　我没有在撤离的队伍中，我决定留下来和坚守岗位的院广播台的同学们在一起。
　　我当时真是思绪万千。全院师生员工上万人为避“百万雄师”的刀枪而撤离这样的事，发生在社会主义中国的今天真是不可思议，但事实就是这样。
　　全市造反派就剩下新华工了，而新华工现在也在撤离。
　　晚十点，7252部队的三个解放军战士来到广播台。他们先巡视了一下广播台内部和周边的情况，然后劝我回东三楼司令部。
　　我开始没有同意。认为广播台关系重大，我应该留在这里。见我不走，一个穿四个口袋的解放军对我说：“你就放心走吧，我们会保证广播台的安全和正常运行的。你去司令部这便于我们的安全保卫工作，而且不会影响你和广播台的联系，你随时都可以通过电话了解广播台的情况和发布指示。”听解放军如此说，广播台的值班同学也劝我去司令部。于是，两个解放军留在广播台，一个送我去了东三楼。
　　同学们和员工、家属们在俞家山上度过了难熬的一夜。好些人手脚都被荆棘划伤，四系还有一位翁姓同学被蛇咬了。
　　所幸，当夜“百万雄师”并没有对“新华工”发起进攻，真是虚惊了一场。
　　人们都纷纷猜测：“是不是综合组的情报有误?”，“是不是‘百万雄师’在和我们打精神战?”我也在问自己：为什么解放军昨晚会来广播台要我回司令部?为什么他们会肯定地说广播台不会有事?
　　后来我们才知道：周总理根据武汉事态可能的发展趋势，已于21日调兵遣将，命令25军3个步兵师从九江、开封向武汉运动，15军空降部队已占领孝感机场，运动到了黄陂。东海舰队三艘炮舰从长江口启程开赴汉口。为了应对独立师和“百万雄师”某些人可能采取更加疯狂的行动——对造反派实行大屠杀的阴谋，周总理一回到东湖宾馆就立即召集了武汉军区、空军和8199部队的负责人开会，决定马上派空军进驻武汉各高校和武钢，保护红卫兵小将和革命造反派。
　　正是由于总理派了空军即时到了我们学校，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当晚才没有发起对我们学校的进攻，我们全院的师生员工才得以平安返回学校。也正由于周总理预先有了安排和布置，蔡炳巨和牛怀龙领导的独立师才不敢铤而走险。
　　7月23日凌晨，武汉军区收到中央电报，令主要负责人陈再道、钟汉华进京“开会”。早上，野战部队奉命进驻了武测、华工、武大、水院、华农等院校，原独立师军事管制的单位进行了换防。武汉的恐怖气氛有了缓解。
　　早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谢富治、王力等已于22日返京的消息，《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登载了谢富治、王力光荣返京的消息和中央首长与群众到机场欢迎的照片。
　　下午，武汉空军和军区支左指挥部约见我们红司(新华工)负责人，向我们通报了武汉形势，当晚司令部召开全体成员会议进行了传达。下面是我当时记录的会议要点：
　　会议由张立国主持。
　　张立国：现在请下午参加军区通报会的同学汇报一下会议精神。
　　王富山：
　　今天我们去了空军司令部和8199部队，觉得人民解放军是完全可以信任的。这次保卫中央代表(谢富治、王力)主要是空军和8199部队。总理来了武汉，对稳定武汉局势作了重要安排和指示。
　　原武汉军区党委基本上烂掉了。现军区工作由孔庆德和叶明主持，军区司令部已搬到8199部队办公。军区支左指挥部的信部长、王参谋长现坚决支持革命左派，感情完全变过来了。
　　8199部队在关键时刻坚决地站了出来。这次王力被绑架后就是由8199部队的张昭剑政委和谢参谋长等人救出来的。
　　19日晚，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的一些人冲入军区，对军区的人进行逐个搜查，王力同志从头到脚被打伤，衣服全部被撕烂了。独立师的人用枪口对准王力同志时张政委站出来大声说：“王力是中央派来的人，你们要开枪就向我开枪!”。后来，8199部队把王力同志转移了(此时军区还不知道)。在《百万雄师》包围8199部队前一分钟，张政委、谢参谋从军区后门把王力护送了出去。后他们到了小洪山，在荆棘中度过了一夜。张政委、谢参谋还有一个警卫员全身都被荆棘划破了。直到21日下午才把王力同志护送到某机场和谢副总理会合。
　　张政委为了救出王力同志，和身边的战士做了几天几夜的工作，尤其是对七连。我们到了他们那里去看他时，他(张政委)连讲话都讲不出来了，嗓子全哑了。
　　现军委已有布署，长江、大别山等军事要道都被封锁了，独立师跑不了了。
　　信部长要我们马上作群众的工作，要宣传群众，争取群众，要作农村工作，把周围的农民工作搞好，把回去的同学叫回来，要正确对待解放军，即使对独立师，也要把他们的头头和战士分开来。
　　张政委说：今后的斗争还是很艰巨的，武汉的天现在还不能说已是毛主席的天，因为现陆军基本上还在他们那边。
　　空司对今后形势提出了几点看法：
　　第一种可能：他们死拼一把，来一个大屠杀;
　　第二种可能：现在他们小干一把后撤到农村去建立据点，如在东西湖。他们在那里既有群众基础，也有物质基础;
　　第三种可能：缴械投降。军区内他们已被缴械。
　　张立国：
　　一、独立师明天有一个干部来，但来不来得了还不一定。根据上海来电，看来中央文革有了统一的布署，现上海的大街小巷都贴满了“打倒反革命分子陈再道”的大标语;
　　二、上海革委会的第四号头头在谈到经验教训时，其中谈到了两点，即(1)人民的枪杆子必须掌握在人民手中;(2)对保守组织的顽固分子要采取坚决的行动，因为这些人在对党内一小撮的问题上是保守的，但在武斗杀人方面他们不是保守的，武汉这次事件发生在刘少奇抛出“请罪书”后，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三、现在人民武装部的问题比较严重;
　　四、青山武钢来了一批工人，说五号炉本该昨天出炉了，但就在此时《百万雄师》来抓人，导致五号炉冻结了。工人晚上在树林里睡觉，几个人在警戒，白天啃几个硬馒头。
　　赵文城：
　　1、8199部队他们的意见是当前尽量避免冲突;
　　2、王力同志从小洪山到大洪山时，硬是爬去的。在此过程中，他们曾几次想冲出去，但都没有成功。在此同时，谢参谋回到军区，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用枪逼着谢参谋，要他交出人来。谢参谋派了两辆小轿车故意在军区附近转了两圈后，告诉“百万雄师”说王力已经走了，现在哪里不知道;
　　3、孔庆德、叶明、王步清参谋长、信部长四人现是军区临时党委成员。
　　张立国：
　　军区已下了通知打倒三反分子陈再道，并已在连以上干部中作了传达。
　　听了传达后我们都很振奋。认为武汉的大局已定，陈再道保不住了，独立师和“百万雄师”气数完了，我们胜利了。
　　7月24日，8199部队救出了“新湖大”临委会负责人张维荣、谢邦柱、彭勋等同志，并由谢参谋长等人亲自护送到了我们“新华工”。曾经磨难的战友重聚在一起，真是感慨万端。
　　7月25日，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军民欢迎中央代表团归来”的大会。
　　7月26日，经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批准，武汉军区发表一个公告，《公告》指出：“7.20期间发生的围攻、殴打、绑架谢副总理、王力、张根成同志、《红旗》杂志编辑、《解放军报》记者以及围攻“新湖大”、“9.13”等革命造反派的事件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为，是一场严重的政治事件。这次事件是在部队内和“百万雄师”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进行的，王任重和陈再道是事件的罪魁祸首。军区领导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表示要坚决与陈再道划清界限，把他打倒。对所犯的错误将迅速做出公开检讨，并坚决彻底改正;立即为“工总”平反，并向被拘押的革命闯将朱洪霞等革命造反派同志承认错误，为他们恢复名誉，坚决支持‘工总’的革命行动，积极帮助恢复发展和壮大队伍;坚决支持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三司革联、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等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坚决同他们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
　　这一天中央召开扩大会议，批斗了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独立师师长)、蔡炳臣(独立师政委)、巴方庭(市人武部长)。
　　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表《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信中写道：“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竟然采用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这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成的严重政治事件。……”
　　至此，“武汉7.20事件”以武汉军区党委被改组、独立师被整编、8201番号被取消、“工人总部”重新恢复、“百万雄师”被瓦解而结束。
　　九、为“7.20事件”平反不得人心
　　斗转星移，世事沧桑。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武汉7.20事件”的当事者大都进入古稀之年，一些人已相继离开了人世。
　　因为1978年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为“7.20事件”平了反，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一些昧了良心的文人和主流媒体一边倒，将“7.20事件”归罪于林彪、“四人帮”，将肇事者捧为英雄，真实的历史完全被淹没了。
　　所幸，近些年来由于互联网络的迅速发展，大量的历史事实被披露了出来，从而引发了人们对“武汉7.20事件”的大讨论，这无疑对恢复真实的历史并从中汲取有益的教训是非常有益的。
　　2007年7月6日和29日，“文革”中武汉“七二○”事件中的造反派和保守派组织的负责人40年后终于走到了一起。当年的保守派“百万雄师”、“武汉公检法”的几位代表人物，与“三钢”“三新”等造反派组织的几位幸存领袖们，两度聚会恳谈。这些当年曾以命相搏的性情中人，今天几乎都被挤到了社会的边缘，他们在一起共话人间沧桑，共同总结教训。正像鲁迅先生说的“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今天要去争论或评判四十多年前的是与非，看来是很难的，似乎也完全没有必要了。但如果人们要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给振兴中华民族以正能量，恢复、正视真实的历史，特别是像“7.20事件”这样具有重要影响的事件的真实是应该的，也是完全必要的。
　　梳理一下我前面的记述，我认为可以认定或澄清以下真实的历史事实：
　　1、以陈再道、钟汉华为首的原武汉军区主要领导人在奉命支左时思想是不通的。当时他们的思维还停留在文革前甚至停留在“反右”时的模式。他们对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根本不理解，不知道文化大革命要支持谁、反对谁。他们出于自身的立场和“朴素的阶级感情”，对勇于批评领导的“造反派”非常反感，而对维护“领导权威”的保守派却钟爱有加。因此，他们从介于“支左”开始就一直是支持保守派打压造反派的。典型事例是：“支左”工作一开始，他们就极力扶持保守组织“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当事实证明“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不可能“扶上墙”后、就直接组织成立并操纵“百万雄师”和造反派对抗。为了打压造反派，“支左指挥部”成立仅一周后就发表了《武汉部队严正声明》，接着又发表了“3.21通告”，解散了有二十几万产业工人参加的“工人总部”，全省范围内的“钢派”统统被打压。当“新派”认为军区支持保守派打压造反派犯了方向错误并进行抵制时，他们则将矛头集中打击“新派”，并于6月11日将“百万雄师”的领导权从市人武部手中接过来，直接组织指挥了武汉最大的三次武斗(即“6.17”、“6.24”和“7.15”流血事件)，试图对造反派进行全面武装镇压。最能反映军区领导人的思想感情和立场的经典语录，是武汉军区原副司令员、支左指挥部副指挥长韩东山在黄石八万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什么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你造反，造个×子，造到老子头上来了!……”。
　　正是由于他们的这种立场、思想状况和情绪，加之当时他们是“军政府”大权独揽，所以“7.20事件”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
　　2、1967年7月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政策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制定，并由毛主席直接坐镇武汉指挥，周总理具体执行的，与林彪、“四人帮”毫无关系，将“7.20事件”归罪于林彪、“四人帮”是瞒天过海，未免太霸道了。
　　所谓“王力的‘四点指示’触发了‘7.20事件’”的说法毫无事实根据。王力压根儿就没有向造反派说过什么“四点指示”，他在我们“新华工”没有说，在“钢二司”和其它场合也没有说过。相反，王力在我们新华工和在“钢二司”的讲话都是要造反派制止武斗，强调要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团结大多数。对此，我院当时在场的万名师生员工都可作证，凡参加了谢富治和王力接见的造反派也都可以作证。
　　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四点指示”是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代表中央和毛主席在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讲的(其实周总理不只是讲了四条，只是独立师对这四条最不满而已)，而最先将这四条公布于众的恰恰是独立师政委蔡炳臣。
　　事实说明：所谓“王力的四点指示触发了7.20事件”的说法只是陈再道、蔡炳臣拥兵逼宫的幌子。事实上，即使没有王力参加中央代表团，他们也会造出一个李力、张力来，“7.20事件”照样也会发生。
　　3、所谓“7.20事件是以‘百万雄师’为首的保守派与以‘工人总部’为首的造反派之间的大规模武斗事件”的说法同样是毫无事实根据的。在整个“7.20事件”过程中，只存在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的武装游行和对造反派的镇压，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双方的武斗”。事实上，“工人总部”的头头直到7月19日才被释放出来，可以说在整个文革中，“工人总部”和“百万雄师”之间从未发生过大规模的武斗，被称为“武汉最大的三次武斗”中均没有“工人总部”参加。
　　4、从“武汉7.20事件”的全过程：独立师和“百万雄师”成立“揪王力联合指挥部”—— 提出揪王力的行动口号——冲击军区和东湖宾馆——绑架、批斗、殴打王力——武装游行和封锁水、陆、空交通——搜捕造反派、攻占“新湖大”并武装包围“新华工”，我们可以看出：“武汉7.20事件”是在陈再道的支持下由蔡炳臣等人精心策划和实施的。大量事实证明，他们是以“清君侧”为借口，拥兵“逼宫”，目的是迫使毛主席改变对解决武汉问题的决策和部署。他们的行为，用后来一些文人津津乐道的话来说就是造了毛主席的反。
　　5、为“7.20事件”平反，实际上就是要否定毛主席对解决武汉问题的决策，就是要否定周总理对“7.20事件”的处理措施和部署。
　　毛主席、周总理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是首先解决军队问题。中央当时虽然认为陈再道的错误是严重的，但还是决定做他的工作，还是要保他，希望他改正错误。这是毛主席和周总理从大局出发，从稳定部队、稳定社会，尽快结束文革的重大决策，这无疑是正确的。当事变发生后，周总理采取断然措施，调兵遣将，严密布局，特别是指定军区临时党委成员，调空军进驻大专院校和武钢等单位，避免了一场即将发生的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的武斗集团对造反派的大屠杀。历史证明这是非常英明的，其功德无量。
　　76年调湖北省任省委书记的陈丕显一上任就迫不及待地要为“7.20事件”平反。他罔顾历史事实，硬说“‘七二O事件’并不是什么反革命事件，而是林彪、‘四人帮’为反党乱军、篡党夺权而制造的一起大冤案，应予彻底平反”，还说“凡因‘七二O’事件强加给军内外广大干部、群众的诬蔑不实之词，应全部推翻;对因‘7.20’事件造成的冤案、假案、错案，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平反昭雪”(见陈丕显《回忆为武汉“七.二0”事件平反的经过》)。人们不仅要问：
　　毛主席在关于解放军支左问题的指示中说：“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而以陈再道为首的武汉军区从“支左”一开始就支持保守派打压造反派是对的吗?
　　陈再道司令员等将有二十几万人的“工人总部”打成反革命组织，并抓捕、迫害上万造反派大小头头，在中央发布“六六通令”以后仍拒不为“工人总部”平反，还继续扣押造反派负责人是对的吗?
　　陈再道司令员等为保自己而组织成立“百万雄师”，并通过操纵、指挥“百万雄师”的武斗组织对造反派进行疯狂的武装镇压甚至活埋无辜群众，造成成千上万的群众无家可归，以至像我们“新华工”这样的高等学府为避杀戮而上万人连夜撤离的现象也是正常的吗?
　　“7.20”期间，独立师进行疯狂的武装游行示威并封锁水陆交通，迫使正在武汉处理问题的毛主席不得不改变多年来不坐飞机的习惯而乘飞机离开武汉去上海，迫使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不得不靠伪装才能离开武汉乘飞机去北京的事也是正确的吗?中外历史上有哪一个帝王、哪一届政府能容忍扣押中央代表(钦差大臣)、“拥兵逼宫”的将领?又有哪一个历史学家会将其捧为英雄呢?
　　文革中，作为广大人民群众，都是响应党的号召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运动的。不管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他们都是出于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动机。即使他们有错也是无辜的，是可以原谅的。因此，为“百万雄师”广大群众，包括为“百万雄师”的主要负责人平反，为文革中所有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平反是理所当然的。但为“7.20”事件军内主要责任者平反是逆天理的，是不得人心的。


　　注：
　　3-18-3-1：3月8日上午军区支左办信部长、张政委在和“新派”七个组织(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政法尖兵等)的代表座谈时曾发表了如下讲话：
　　张政委：今天请你们七个单位的代表来座谈如何对待大专院校红卫兵的问题。我们将向钟政委、孔(庆德)司令汇报这次的座谈情况。
　　对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到底应怎么看?我们认为：
　　1、文化大革命现已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走资派夺权的阶段。坚决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贯彻革命派大联合的方针是当前的大方向。争取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出发点。
　　2、“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经过两条路线的斗争，随着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和刘、邓路线的破产，这个组织的总部已经解体，其基层组织也很少活动了。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的错误，其责任应该由湖北省委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负责，广大的群众是受蒙蔽的，不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因此应当欢迎他们起来闹革命。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参加了其它造反派组织。没有参加其它组织的，应该欢迎他们站出来革命，让他们跟上当前的’大方向起来闹革命。对他们不要歧视，不要强迫他们写检查。如果他们自觉表态划清界线，承认错误，应当表示欢迎。不要搞人人过关。至于各单位的头头，如果觉悟了，也应该欢迎，对极个别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那当然是另一回事了。可以让他们检查，但必须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达到既要解决思想问题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
　　3、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个组织不宜再恢复，因为恢复不利于当前的大联合。下一步各院校要开始整风，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组织要按班、系进行整顿，在这个基础上实行大联合。仿效北京红代会的经验，搞至下而上的联合，不要成立新的组织，这点应该强调，更不能成立什么总部。
　　4、对于大专院校红卫兵和中等学校中学红卫兵的看法应有所区别，它是两回事，不是一回事。中等学校红卫兵应当贯彻中央“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精神，通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5、由于我们过去了解情况不多，对“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中学红卫兵”没有加以区别，划分不清，我们接待组的答复没有划分清楚，因此今天宣布那个答复无效，予以撤销。
　　注3-18-3-2：支左指挥部的张政委在军区和我们司令部成员进行了座谈，他作了如下发言：
　　昨天我们一起开了座谈会，今天再交换一下意见。
　　第一，军区对你们红司(新华工)是信任的，对你们前一段时间的大方向是肯定的，是真心希望你们搞好的。希望你们把大联合搞起来。钟政委给我们讲了，要在你们学校搞个样板，军区派几个同志帮助你们，我们现在就是照这个意思办的。有些同志对军区关于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的看法的改变，当心对红司不利。引用接待员的话说：“新华工是什么组织还没有肯定”，事实不是这样的。到底如何处理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的问题?要讲策略。军区对你们是肯定的，过去依靠你们，现在和将来也都要关心你们，依靠你们。我们来不是和你们作对的，不是来想搞垮你们的。有的同志当心出现反复，我不希望反复，也不会出现反复。希望你们正确对待“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唯恐你们犯错误，唯恐你们偏离大方向。你们要当好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不要忘记毛主席的教导，要使自己的思想不断革命化，始终要把握大方向，不能把支流当主流。也不能满足于过去自己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就不再前进了。大联合的阻力来自“私”字，不是来自“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昨天的座谈会是否都能适合新华工?我还没有调查，因为时间太短了。
　　第二点，有的同志问过去“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的性质如何，如果肯定了他们，他们不是保字号，那不就否定了我们吗?问题不能这样提，也不能这样看。有的同志欢迎他们起来革命，但不欢迎他们成立组织。他们一成立，就认为是老保死灰复燃，借尸还魂。我们不能这样提，让他们成立，再看一段时间嘛，看他们到底是左?还是中或右。要善于团结过去犯过错误并被实践证明了的人，他们也是受害者，他们也是受迫害嘛。他们也有错误的提法，他们有情绪，这种对立不能单怪他们，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他们当时犯错误，自己也要负责。他们有的出于对主席的热爱，犯了错误，运动到了今天，只要他们愿意也来革命，起来造反，我们还是要欢迎他们。
　　他们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犯了错误。但你们采取了关门主义也不对嘛。他们说“我们要加入红司，写了申请，但一个多月过去了也没有被批准，真是比入党还难。第一步是刻钢板，贴大字报，再考验一段时期，先参加外围组织，再后才能当上红卫兵”。他们要起来，你们可以批评帮助嘛!他们起来能否定你们的大方向吗?否定不了的，你们要宽宏大量嘛!
　　对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你们要主动，要放手大胆。有意见还可以提，摆事实，讲道理嘛。我现在不赞成搞大辩论，也不赞成搞小辩论。你们上面搞小辩论，下面就必然会搞大辩论嘛，这不符合目前的大方向。
　　第三点，关于“2.8声明”的批判问题。
　　“2.8声明”思潮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个“私”字。只许自己革命，不许别人革命，排斥别人。实际上自己也不革命，把矛盾扩大化，搞分裂，背离了大方向。我们要肃清其流毒。这对我们正确对待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有帮助，当然，两者不能等同。希望你们能整风，把整风搞好。你们可能还有不同的看法，但不管怎样，考虑问题不要背离大方向，要不断加强革命化。根据去年《红旗》杂志十四期社论的精神，对于“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和“中学红卫兵”，大家可以去研究、讨论。他们现在在揭发、批判省市委时是积极的，在批判“2.8声明”时，他们也是积极的。对这个组织，在大联合的时候我们应如何对待他们呢?我们说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不是老保，不是保守派的组织，军区认为‘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是革命组织。”
　　上午就讲这些，很可能有不对的地方。
　　空军张副参谋长在这个座谈会上也发了言。他说：当前对大专院校红卫兵的看法，我们主要是从策略上和方法上来考虑问题，认为这有利于大联合。昨天的座谈会谈到的一些具体问题可能有错误，我们不要纠缠在这些具体问题上，这些不能代表军区。
　　军区宣传部李副部长也讲了两条。他说：我们主要是来听取你们的意见的。和你们接触了两次，对你们的印象很好。当前主要是要坚决贯彻主席的“三.七指示”(对天津延安中学的批示)。现在在对大专院校红卫兵这个问题上，已对军训和整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们应该抓主要工作，抓大方向，就是要高举联合的大旗。至于对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的看法不统一，我们应该统一在武汉部队的看法上(第一、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的成员大部分是好的，他们的出身、表现也比较好;第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要革命的。他们犯过错误，但要具体的分析，很多同志是受蒙蔽的，他们现在起来革命，我们应满腔热情地欢迎他们;第三、我们要高举联合的大旗，团结大多数，帮助他们起来革命。)至于对他们的评价，我们认为“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是“中间坏，两头好”。我们不要纠缠在这个上面，我们的一切出发点都要有利于大联合。当前武汉的形势发展很快，湖大、武大，他们的组织都已经打散了，你们新华工也应作出成绩来，应继续努力，希望你们做好犯过错误的干部群众的工作。
　　注：3-18-3-3
　　3月18日陈再道司令员在接见二司负责人杨道远时说：“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对大专院校红卫兵的看法首先要从阶级观点来分析，他们大部分出身贫下中农，大部分是党、团员。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也做了一些成绩。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他们也做有成绩，比如他们批判刘、邓、王，他们也开过一些会。不过，有些会他们没有开成，因为他们一开会就有人去撒传单等。他们的错误肯定是严重的，他们包庇工作组，包庇省委。他们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面是犯了极大的错误的。但他们是受刘邓路线的影响，是受湖北省委的蒙蔽。他们对党是有感情的。(有同学插话：“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是由省委泡制的”)正由于这样，我们不让他们成立总部了，只允许他们的基层活动。他们有保守的错误，犯过路线错误，但不一定要加上一个保皇的帽子。现在大部分人是认识到了自己以前犯了方向的错误，他们现在一说要起来，有的人都在流眼泪了。当然，也有少数人现在仍认为他们过去的大方向是对的。
　　“保守派”这个名字要好好研究一下，他们是保了，犯了这方面的错误，但不一定给他们戴上这个帽子。你们也犯了错误嘛，比如你们有风头主义，不一定要给你们加一个什么‘风头’组织嘛，现在我们要注意联合，他们现在灰溜溜的，如果再压一下，那就不得了了。现在要是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的话，那不更好吗。”
　　注：3-18-3-4-2电机系学生干部会议纪要
　　时间：1967年3月5日
　　地点：电机工程系(西一楼一楼)
　　议题：思想交流，给红司(新华工)司令部提意见
　　具体内容(发言摘要)：
　　詹承清(四年级同学)：我觉得红司能召集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学来开会是很好的，但我认为不是时候，应放到你们整风后期来搞。
　　你们红司的负责人首先应该检查一下自己方面的错误，触及一下自己的灵魂。我觉得从运动开始以来，红司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像王任重这样的人，没有造反派是斗不成的。现既然是整风，我就来提点意见：
　　1、我认为红司司令部和一般战士中也存在“2.8声明”和“3.4社论”反映的错误思潮，司令部对二司有保的现象，深怕二司垮了。
　　2、司令部有的负责人对过去曾犯过错误的同学的态度不好。比如，有一次买纪念章，剩下不多时，郭保安叫红司的战士回去，叫“老保”的留下。在纪念章不多的情况下要红司的人回去，将纪念章留给我们，这本来是发扬风格，但他这个“老保”的称呼使我们感觉受到了羞辱。
　　3、红司下面的战士有时几个人走在一起，经常议论“老保”的问题。他们没有看到大多数原来保守的人早就转变过来了，但他们还是“老保、老保”的。我们有时本来有话要讲，但不敢讲了，怕别人说“保皇派翻天”。这些人开口就是“老保”，闭口还是“老保”，真使人受不了。
　　4、红司在对待其它组织如共产主义红卫兵、院工人捍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态度上也有问题，总觉得别人是半路出家，不支持，甚至不承认别人。
　　5、在对待干部方面，现绝大部分学生干部都已靠边站了，前一段时间，经常给别人下通令，要他们写检查，这显然不利于团结大多数。
　　6、前段时间，司令部采取关门主义，不相信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自己解放了自己，还不准他们自己成立组织。
　　7、红司的整风要明确目的和指导思想。整风不要把“老保”的意见看成是“老保翻天”，现在下面压力很大，说的人不觉得，听的人却受不了。你说他“老保”，他就感到压力，结果是压而不服。
　　8、现在有人要成立大专院校红卫兵联络站，这是不好的。就是成立了，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王立超(五年级同学)：
　　我们在前一段时间确实犯了一些错误。我们元月份才回来，成立了一个红军红卫兵，造了反，回到了班上。回到班上后，我们中的大部分至今还不是红司的战士，把我们关在了红司的外面。后来红司把我们组织成“抓革命、促生产”的队，这当然很好，但郭保安给我们说了一通“保”不“保”的，说什么老保、小保的，把我们的热情给打下去了。原来我们是热情参加的，回来后就不想参加了。上面搞什么都是“保保们去，保保们去”，上头都是这样，下面也就变了。
　　我和其它班的造反派还说得来，就是和班上的谈不拢，他们说话时总是“摇头摆尾”的。
　　过去参加保守组织的人的积极性一直没有调动起来，我们想和班上的造反派一起干，可他们不同意。正由于这样，我们昨天到了军区支左办公室去，支左办公室的要我们组织起来，说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事都可以干，说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在运动初期是有成绩的，后来犯了错误。从支左办公室回来后，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小组，叫《换新天》。
　　前段时间我们下厂，有人把我们当工具用。白天上班，下了班以后就是抄大字报，我们根本就没有起什么作用。
　　林进忠(四年级同学)：我们犯了错误，我们愿意改正。我们从外面回来时，“勒令”、“通令”还是比较多的。我们想找造反派的人谈一下，但他们不理我们。我们班的造反派的骄傲情绪是很大的，比如“二.一八声明”发表以后，二司的同学被压得哭，但他们却说;“我在丛中笑”。
　　整风的门应该开得大一些。革命的整不垮，不革命的整垮活该。我们应该看主流，过去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不相信群众，这是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垮台的主要原因。班上有些人找我们谈，我们也找他们谈，但有些人却说和我们谈的人是和稀泥。我们有一个人找班上造反派的同学谈，希望一起成立一个战斗队，可造反派的同学却说：“你们可以自己成立自己的组织嘛，我们不见得对，你们也不见得错，东边还有‘鸟兰牧骑’嘛。”让人听了很不舒服。
　　组织起来不行，参加班上的战斗队又不答应，那我们成了世外人士了?
　　红司战士应该站在犯过错误的人的处境上想一想，不要把他们排斥在外。原来勒令我们写检查，可写了以后又退还给我们了。同志们整风，不要忘记了我们这批群众，我们以前掉了队，现在不能再掉队了。
　　袁伯仁(五年级同学)：我们由于长期受到奴隶主义的教育，当时自己宁愿犯政治错误也不犯组织错误。因此，文革初我们犯了错误。我认为我们过去是受了蒙蔽，当我们一旦觉醒过来，应该就是一股很大的力量。在我院，像我这样的人可能还有两千多人。
　　中央军委委托武汉军区去调查“联合会”的情况，调查的结果是联合会95%以上是贫下中农和老工人。武汉部队支左办公室的人说，要是“联合会”的基本群众不动员过来，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无法保持下去。我们大部分是贫下中农出生的党团员，我们应该以阶级分析法来争取大家，我们希望电机大队这个队伍立刻行动起来团结这批人。
　　现红司和三司在我们班可能还要经过一场论战，还有分裂的可能。我们对红司也应该进行阶级分析。
　　龙国斌(226班，我同班同学)：运动开展以来，我经历了奴隶主义、改良主义、逃跑主义到今天的觉醒干革命。我们系还有200多人是靠边站的。红司和其它组织都应该争取他们。我原来争取参加军训，可八班却透露说“凡是党员都不能参加军训”(注：三月初，武汉军区支左办派解放军在我院搞军训，四月上旬撤出。)。
　　你们过去有成绩，这是被肯定了的。但不要骄傲，要是骄傲了，势必和我们一样犯错误。有成绩只能说明过去，而不能说明现在。
　　肖海棠(225班同学)：我第二次参加长征实际上是逃跑。当时我觉得运动有点形左实右，要是我忍不住性子，就又要闲下来了。
　　电机系的座谈会后，我又于3月7日召开了机二系(前卫大队)的座谈会。以下是机二系座谈会中保守派同学代表(当时忘了记他们的姓名)的发言记录：
　　525班同学：我从改变观点以来一直是很爱护红司的，希望它能少犯些错误。红司是杀出来的，从去年12月后就基本上取得了胜利。但胜利以后没有注意，有些骄傲。比如：中央台广播了华中工学院的消息，有人就写出大字报自我欣赏。只善于冲杀的话是不够的。冲杀是必要的，但要是不根据新形势的环境，不改变战术也是不行的。
　　过去两派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两种思想的斗争。局势的变化，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应归功于毛泽东思想，不能把保守派的同学当俘虏来看待。对于过去两派的斗争不应把罪名加在群众头上。
　　造反派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就应该考虑团结95%以上的群众了。“大专院校红卫兵”现在又出来了，原因是前一段时间对他们压得太狠了，他们也有自尊心呀。
　　我原是大专院校红卫兵，现退出来了，但没有一个组织也不行啊，年青人都要革命嘛，红司在这方面要注意。对原来的“大专院校红卫兵”，他们要重新组织起来我认为是可以的，但组织起来后如果对造反派抱敌对情绪，那到头来还是要失败的。
　　我们的造反派现在要是不站得高些、看得远些的话今后还是会失败的。
　　关于《乌兰牧骑》的问题，过去他们的路线是反动的，但他们的头头还是可以争取过来的，他们中的两个头头都是我们班的，我对他们是有所了解的。在做保守派的工作时，我们不要要求他们承认他们的组织是什么性质的组织就行了，我们要把他们的心争取过来才是重要的。
　　523班同学：
　　我觉得你们应该开门彻底地整风。新华工在湖北武汉影响很大，很多人都在关注着新华工，红司整风可以开门到市里去。
　　新华工在批判“2.8声明”时是很得力的，但在批判中是否能触及自己的灵魂呢?
　　现在红司的主要问题是对待群众的问题。在我们学校，凡是带“长”字号的人，现都是靠边站的，这就把干部和群众对立起来了，这是不利于联合夺权的。我建议红司应该对干部有所了解，鼓励他们干革命，对干部要一分为二，我们不但要看他们的过去，而且要看他们的现在。在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大联合、大夺权的关键时刻，干部不出来干革命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我们现有一、两千人没有参加组织，长此下去是不行的。
　　我现在也参加了“大专院校红卫兵”，为什么要参加呢?就是为了更好地干革命。现在好像我们一讲话就是“老保翻天”，要是这样的话，就是夺了权也巩固不了的。
　　为什么干部问题要提出来呢?因为我们要防止阶级异己分子夺了我们的权，对各级领导要严格审查。
　　3-18-4-1电机系党员干部座谈会发言摘录
　　刘献君(文革后曾出任华工党委书记)：在文化大革命的前期，我基本上是站在刘邓路线上的，犯了严重的错误。我认为目前武汉地区存在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支左中“一小撮”混蛋无情地打击革命造反派。最近我到工厂去了一趟，发现厂里七、八百个工人战斗队员靠边站了。我要进去时，开始还不准进。
　　要是不把这一股逆流打下去，文化大革命前段所取得的成绩就全部被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也就进行不下去了。
　　关于“春雷”，我认为参加“春雷”的人是被武汉军区内一小撮人利用了，我建议凡参加了“春雷”的人立即退出“春雷”加入造反派组织。
　　我是受“修养”毒害很深，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很大的人，现我们更应站在造反派一边，彻底闹革命。
　　你没有受到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专政，你就不知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性及残酷性。在前一段时期我们犯了错误，但我们只要丢掉这些错误就能得到很多有益的东西。我可以说是挽救了我，主席挽救了我，革命造反派挽救了我，否则我一定会成为修正主义的苗子。
　　王立清(原系总支干部)：今天借这个机会亮一下相，这个相很丑，但也要亮。我在前段时间犯了严重的错误，我应该向同志们检讨。我在电机系七个多月，同志们受我的影响是很大的。我要向造反派学习，造反派敢想、敢干，用生命和鲜血来保卫毛主席，这一点我们是很难做到的。
　　有些事你不参加就不知道，比如抡黑材料的问题，你有黑材料，叫你交出来你不交，那当然就要抡嘛。
　　由于你没有参加群众运动，你对群众运动中的一些问题就不可能理解。我过去受“修养”的毒害很深，每次运动开始时都要学习“修养”，过组织生活时，甚至下乡时也要带去推荐给群众去学习。
　　正由于受“修养”的影响很深，奴隶主义思想就非常严重。刚来学校时还敢提意见，但后来就再也不敢了。
　　我们应该绝对相信解放军。但根据目前的情况，不得不使我产生怀疑。如他们的几个“不准”，不准上街，不准游行等，把群众都束缚起来了。昨天支左解放军的报告是背着红司讲的，他的讲话和去年张体学讲的一样。他们当面说你好，说依靠你，背后却搞你的鬼。
　　从好多事情看，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勾结起来了。这次“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起来时，我又犯了奴隶主义，当时解放军支持他们嘛。
　　从当前的形势看，武汉的形势是大好的，但有一股从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
　　我开始对“东风战斗兵团”(红司电机系兵团)不理解，只看到他们的缺点，看不到他们的优点，没有看到路线，只看到了某个人。
　　我们有一次去贴传单，提着浆糊桶，有人看到后说“这是劳改犯”，回来后我们就进行了讨论，觉得说的人是开玩笑。我们过去只知道指手划脚叫人家干，思想上没有改造过来。
　　陈国贤：我犯过错误，至今和造反派也有隔阂，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对于“春蕾”，我认为“春蕾”是适应了军内一小撮的需要。
　　陈维桢：过去奴隶主义很重，对造反派起来造反很不理解。目前解放军支左中有没有一小撮呢?我看有。
　　王远璋：有些人认为解放军支持我，我就是对的，他们没有看到军队里也有阶级斗争。我曾参加过“春蕾”的几次活动，当时主要是对红司的整风不满意，认为整风只整头头不行。
　　对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问题，原认为指的是“二.八声明”，对照王效禹和林杰同志的文章才知道不是这样。
　　4-18-4：67年3月26日，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在黄石八万人的群众大会上发言经典语录： “什么‘革命无辜，造反有理’，到处乱搞乱喊，搞得乱七八糟。” “你造反，造个×子，造到老子头上来了!”“你们革命?革个×子的命，老子革命几十年还要老子坐喷气式飞机，还给老子戴高唱子……，我×他娘，这次抓人用绳子捆，用枪押着走。”“叫你搞文斗，你要搞打砸抢，我×他娘，连土匪都不如，不是反革命是什么?”“冲军区的来多少抓多少，来一个抓一个，来十个抓十个，军里装不下，抓不急了，就用机枪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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