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汝信 1966年中央军委《紧急指示》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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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６年中央军委《紧急指示》的由来

余汝信


　　◇　刘志坚、王年一、范硕、王力说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５日，经毛泽东批准、以中共中央名义批转下发的中央军委、解放
军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简称《紧急指示》），是
“文革”中的一份重要文件。《紧急指示》原意仅针对军队院校，“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
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中央的批示却大大
扩展了其适用范围：“中央认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同
样应当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原原本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

　　客观地说，《紧急指示》存在两重性。正如“文革”史专家王年一所言：“《紧急指
示》是适应‘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要求而产生的。它有正确的方面，为运动初
期被冤屈地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的人平反，
这是正确的；但是总的说来，它有着十分严重的错误。它实际上规定了更大范围内的‘踢
开党委闹革命’，这是它的要害。”

　　至于《紧急指示》的由来，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一书中称：“１９６６年１０
月１日在天安门城楼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红色造反纵队’的一个
负责人，向毛泽东、林彪反映说：军队院校镇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
框，限制太多。林彪下令要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立即发一个紧急指示，让军队院校的‘文化
大革命’完全按地方的搞法搞。”

　　１９６６年间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在
其《动乱之初的经历和遭遇》一文中，有着与王年一几乎完全相同的说法：“１９６６年
１０月１日，在天安门城楼上，二医大‘红纵’一派的头头向毛主席和林彪反映说：军队
院校镇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框，对群众限制太多。林彪就下令要全
军文革立即发一个紧急指示，让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一样搞法。”

　　刘志坚是《紧急指示》起草人之一。从表面上看，《紧急指示》由来公开披露的时间
，王年一早于刘志坚，但只是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中曾明言依据“刘志坚的回忆”
。笔者推断，“刘志坚的回忆”即《动乱之初的经历和遭遇》，应早有一内部流传的版本
，王年一依据的，也应是这一内部版本。

　　１９９５年３月出版的《叶剑英传》（由范硕任组长的《叶剑英传》编写组著），在
刘志坚、王年一的说法前面加了一句话，变成“他们经过精心策划，１０月１日在天安门
城楼上，由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红色造反纵队’的一个头头向毛泽东、林彪告状，说
军队镇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框，限制太多等。林彪下令要全军文化
革命小组立即发一个紧急指示，让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的做法搞”。

　　以后，范硕在私人著述《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中，将上述这段话修改为：“这一
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江青的喽罗们唆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红色造
反纵队’的一个头头，向毛泽东、林彪告状……林彪看毛泽东没有反对表示，就说军队这
样搞不行，要采取措施。回来以后，第二天下午，对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作了‘指示
’，让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的搞法搞。”

　　所谓第二军医大学“红纵”“一派的头头”或“一个负责人”或“一个头头”，姓甚
名谁？刘志坚、王年一和范硕均未作交代。

　　王力在回忆录中则直接点名道：“在天安门城楼上，有人向毛主席、林彪反映情况。
据我了解，反映情况的是陶斯亮，她是陶铸的女儿，第二军医大学的学生。”

　　◇　陶斯亮否认与其有关

　　２０１５年春节后，笔者有机会两度见到陶斯亮。就笔者关心的有关她向毛泽东、林
彪告状的传闻，陶斯亮爽快地作了回应。她所回忆的事情经过，与坊间说法相距甚远。

　　陶斯亮说：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３日晚，我们二医大五名女生，在哈军工“红色造反团
”赴沪串联的学员鼓动下，离沪乘火车赴京。１０月１日，我在天安门城楼上碰见李讷，
李讷热情地叫我一起去见主席——她的父亲。她把我带进了城楼上一间颇大的休息室，只
见主席一个人在里头抽烟。〔据陶斯亮《我和聂力、李讷、林豆豆》一文：陶斯亮见到毛
，“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站在那儿讷讷地说：‘毛伯伯，您还认识我么？’毛泽东微笑着
，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亮亮么，陶铸（他将铸念成巨）的女儿。’”〕我父亲（陶铸
）进来一会儿又出去了，他对主席说：“亮亮是逃跑出来的。”主席问我怎么一回事，我
慌乱地、前言不搭后语地将学校不让我们串联、我们“冲破阻力”到北京的事说了一遍。
主席听了说：“李讷，你就没有亮亮的造反精神。”主席好似并不特别关注我的告状（我
的表达也是混乱的）。他谈笑风生，还拿我的名字开玩笑说：“陶斯亮，陶元亮（陶渊明
字元亮），你就是如此这般的陶渊明。”

　　陶斯亮说：偌大的休息室里，只有主席、李讷和我三个人。林彪自始至终不在场。说
我向毛泽东、林彪反映军队院校镇压群众，有什么人能证明？我一个军校小学员（陶斯亮
时为第二军医大学军医系应届毕业生），敢当着林彪的面向主席控诉军队镇压学生吗？借
我个豹子胆也不敢啊！

　　陶斯亮又说：与主席谈话，本来是一个机缘巧合的事儿。有人说什么“他们经过精心
策划”，又说成是“江青喽罗们唆使”，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针对坊间有邱会作得
知“陶斯亮等几个人”向毛泽东告状而“请人帮忙凑过去听”这一奇谈怪论，陶斯亮重申
：那天见主席时，除李讷外，仅有我一人在场。凡进过天安门城楼休息室的人都明白，在
那种封闭的环境之下，想搞什么偷听，没门。

　　陶斯亮最后说：见过主席，我并没有到处宣扬，连同学们我也没有对他们说。那么，
所谓“告状”消息，是怎么第二天就传到林彪那儿的，刘志坚又是从哪儿得知的，我确实
一头雾水，无从考究。

　　◇　汪志杰的说明

　　带着未解的疑团，笔者请教了当年第二军医大学“红纵”核心——勤务站的成员汪志
杰。汪志杰诉说了他所了解的一些情况（当然，汪所说的仅代表了他本人及“红纵”一派
的观点）：

　　第二军医大学学员“逃兵”问题

　　“１９６６年８月底，二医大学员中的少数派（可以说是‘红纵’的前身）部分骨干
成员在海医系操场碰头，讨论了学校的‘文革’形势。参加者有军医系及海医系多个年级
的代表，包括我和×××在内，十人左右。大家对于运动以来学校党委的许多做法表示了
强烈的不满，特别是‘八一八’之后学校领导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做法更令我们十分气愤和
担忧。当时我们只是觉得问题的症结在学校党委，必须尽早向上级汇报，由总后党委来解
决和纠正学校领导的问题，否则学校的文化革命有可能夭折和流产。”

　　“×××自告奋勇去北京，８月２９日就带了两位同学启程。×××走后的第二天，
整个学校就沸腾了，一批又一批的大字报指名道姓地将×××三人称为‘逃兵’，声言要
抓‘逃兵’。大字报几乎完全变成了对少数派的围剿，不同观点群众之间的对立情绪开始
显现并愈加明显。”

　　“×××等走后，上述骨干曾数次碰头，就学校运动的形势交换了看法，认为目前学
校运动的形势已经变得更加糟糕。由于×××走后我们无法与她取得联系，觉得必须设法
把她离开学校后发生的这些情况带去北京。时间到了９月中旬，我们觉得不能再等了，要
尽早去北京，而且去的人要多一点儿，才能形成声势。于是，我和军医六二级一名学员、
军医六一级的五名女学员和海医六二级的五名男学员同时离开学校，于９月１５日到达北
京。第二天一早，学校就掀起了第二波抓‘逃兵’的热潮。”其实，总参、总政于９月１
２日已发文同意军队院校学员有组织地分批到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二医大校方
有没有及时传达贯彻总参、总政的通知精神，我们未得到详细资料。到了９月下旬，二医
大学员的大部队已有组织地抵达北京。

　　“红纵”成立时间

　　“１０月５日《紧急指示》公布当晚，在北京后勤学院（二医大学员在京住地）召开
了各年级相同观点骨干会议。到会人员有十余人。对于军委《紧急指示》，大家感到非常
激动和兴奋。对于《紧急指示》中央决定军队院校文化革命与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
六条的规定办理，表示完全赞同，决定也成立一个群众组织。由于此前从未想过军校也能
成立群众组织，所以对于组织名称一时拿不定主意。到会人员比较了当时地方各高校群众
组织的名称后认为：我们这个组织的名称，与他们应该有所不同，不要简单地照搬别人什
么‘造反队’‘造反团’之类。经过反复讨论，决定为我们这个组织取名为‘第二军医大
学红色造反纵队’。”换言之，１０月１日，“红纵”并未成立，所谓当日“红纵”“一
个负责人”或“一派头头”或“一个头头”向毛泽东、林彪告状的说法，都是不准确的。

　　陶斯亮在“红纵”的地位和作用

　　“陶斯亮确实担任过‘红纵’勤务站勤务员，时间从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５日《紧急指
示》公布、‘红纵’成立之日起，至１９６７年１月４日她父亲被打倒时止，满打满算正
好三个月。陶斯亮在‘红纵’勤务站里属‘温和派’，从不张扬，从不盛气凌人，没有什
么过火的地方。我至今难以理解，当年陶斯亮怎么会参加‘红纵’？１９６６年‘红纵’
在北京批斗邱会作时她在上海，１９６７年‘红纵’二上北京批邱，并组织三座门静坐时
她已退出‘红纵’。”

　　“‘文革’期间和‘文革’结束后，陶斯亮从未告诉过我，我也从未听说过她上天安
门当面向毛和林反映二医大的事。”

　　◇　反映者另有其人

　　其实，在“文革”期间和“文革”结束后都有材料表明，向林彪反映军队院校“镇压
群众”、促使林彪下决心并经毛泽东同意发布《紧急指示》的，并非陶斯亮而另有其人。

　　林办秘书张云生回忆称：“此时，又有上海二医大‘红纵’的一个红卫兵代表，拿着
‘血衣’，来见林彪、叶群，要求给予支持。林彪脑子一热，又要采取行动了。１９６６
年的国庆节一过，林彪告诉赵根生，立即把全军文革的负责人找来。他指着二医大送来的
血衣对大家说：‘如果我们不支持学生造反，就要犯大错误。’接着他指示，要对军队院
校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一律实行平反，要销毁一切有关他们的‘黑材料’，要允许他
们搞‘四大’，要支持他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准许他们去全国各地‘大串联
’。林彪指令全军文革据此拟一份军委命令，准备以布告形式张贴出去。”

　　王力也说：“还有一姓屠的，也是高干子女，她到林彪家里反映军事院校镇压群众。
因此林彪决定要发一个紧急指示，说军事院校要按地方的搞法。这个文件是林彪听取了情
况反映后口授的。”

　　张云生、王力所指，其实都是×××。但两人所说均不甚准确（王力甚至连姓名都搞
错了）。比较接近事实的说法，来自当年“红纵”自己办的报纸《红色造反报》。该报１
９６７年２月４日出版的第六期第一版的一篇报道《叶群同志会见“红纵”等革命造反派
代表》称：“［本报北京二十五日讯］昨天深夜至今日凌晨，叶群同志（全军文革小组成
员、林副主席办公室主任）受林副主席和陈伯达同志的委托，带着林副主席和陈伯达同志
对我们的亲切关怀和亲笔信件，来到我校‘红色造反纵队’勤务站，会见了我‘红纵’代
表和总后机关，四、七医大，兽医大，后勤学院的革命造反派的代表，听取了我们的汇报
，并作了重要指示……代表们汇报由邱会作一手策划的镇压革命学员的‘九二七’事件时
，叶群同志告诉代表们，《紧急指示》与此有关。有件衣服（指×××受围攻时被撕坏的
衣服）撕掉了扣子，还有一封血书。林豆豆拿着衣服给他爸爸看，几位副主席都在场，我
在旁边看着哭了。林副主席看了很生气，由他建议起草了《紧急指示》。”

　　上述材料表明，《紧急指示》的确与陶斯亮无关，而与×××有些瓜葛。笔者认为，
更重要的是，无论×××抑或是其他什么人的反映，在《紧急指示》形成的过程中，不过
是一剂催化剂而已。正如王年一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修订过的《大动乱的年代》一书中所
加的一个注释所言：“林彪下令，不是因为‘红纵’一人（学生）反映了什么，而是因为
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有此需要，一学生的反映不过适逢其会而已。在《紧急指示》定
稿的当天，中央就加以批转，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中共中央当日就转发了《紧急指
示》，充分说明了毛泽东对这个文件的重视。”


原载《党史博览》２０１５年第１２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