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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跳梁小丑到文革叛徒——对鲁礼安的迟到的答复
贺光宇
由于我过去从未到过“海纳百川”，所以一直没有看见鲁礼安的此文《一桩历史公案的真相 ――致海友，兼答某些“匿名者”》，直到今天，偶然地进入《加中人文社区》，才在二年后的今天看到鲁礼安的此文。鲁礼安的此文中说：
“网名hgy的“匿名者”则大骂我是“跳梁小丑”，“文革叛徒”。说我以一本文革回忆录为武器，投入了反共、反文革、反毛泽东思想的极右行列。可接着又以至今没有见到回忆录原文为遗憾。既然没有读过我的回忆录，仅仅耳闻到片言只句，怎么就能断言我是“文革叛徒”、反共、反文革、反毛泽东思想呢？真是莫名其妙！“跳梁小丑”？这不是当年的“新华工报”和“新湖大报”谩骂我的话吗，怎么四十年后又被你这位自称“老战友”的捡起来了呢？我几十年前与你究竟有过什么过节，你要如此恶毒地侮辱我。我不得不查查你的底细了。"
"按照你不厌其烦的的自我吹嘘，真应了“言多必失”那句老话，我终于透过蛛丝马迹，将你这位“匿名者”破译成功：hgy亦即He guang yu,你不就是华工无线电系65级的学生、原红反团的成员贺光宇么？。你文革中与我素无往来，与“北斗星学会”和《扬评》毫无关系，怎么瞎说自己参加过“学会”的筹备，甚至当过《扬评》早期的主编。你如果早几十年这样胡吹乱侃，是要以“北决扬”骨干的罪名，和我与冯天艾一样坐牢的。当然你后来还是坐牢了，但那纯属你个人的原因。劳改十年后释放出来，为什么竟冒充当年的《扬评》主编，以一付所谓“知情人”的面目，对我这个同样饱尝过铁窗之苦的同届校友匿起名来破口大骂呢？”
对于鲁礼安的这篇文章，比如我为什要说他是是“跳梁小丑”，“文革叛徒”，和他又有什么关系等。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论文革叛徒鲁礼安和反动文人余杰及其它——复“海纳百川”的跟帖漫骂者》中已间接有了答复。有意思的是，我并没看到他的文章，可文章标题的格式却是如此地巧合，内容也包含了对他此文的答复。也许还真是和他有缘吧？不过正如我曾经写到的：“至于我本人见过鲁，但已无多大印象，鲁对我可能完全没印象，根本谈不上什么“个人恩怨”。”尽管他出走未归，也许已经不在人世了吧？但凭着这几十年的“缘份”，还不得不回复一下，否则，以后地下相见时，他还要说我匿名而不理他呢！特别是为了当年被他毒害的许多幼稚的中学生（如今都已步入老年，可流毒仍存）和当今被他所蒙蔽的许多善良的人们，更是不能不复。
首先关于网名hgy是“匿名者”一事，有必要说一下，我的网名是“hgy818”,在网上完全可以搜索到hgy818的真名是叫贺光宇。由于当时在华岳发表此文时，原来注册的“hgy818”却不知为什么登陆不了，所以就只有另外重新注册为“hgy”了。而鲁礼安不是“破译成功：hgy亦即He guang yu,吗？”请问有用自己的名字的拼音的第一个字母来有意匿名的吗？鲁礼安这样说不知是无知呢，还是要有意抬高自己破译“匿名者”的水平呢？
既然鲁礼安已经“高水平地”“破译”出我这个“匿名者”的真名是叫贺光宇，也查出我是无线电系红反团的。那么他只要到华工官方去查问，或问一下我在华工无线电系的老同学就应该可以正确地查出我的资料了。但很令人奇怪的是余下的资料却就是牛头不对马嘴了：我是63 级而不是65级的学生，虽然在70年也被打成是“北、决、杨”的“骨干”，办过学习班，76年后又因“四人帮”办过学习班，但并无劳改之事。其实，当年抓“北、决、杨”只是走资派镇压造反派的一个借口，尽管当年在学习班中抓出了几十万“北、决、杨”；尽管他们当时称鲁礼安只是“先锋”，朱洪霞才是“前台总指挥”，聂年生是“后台总指挥”，可是坐牢的只是鲁礼安那几个“先锋”，而“前台总指挥”和“后台总指挥”在此后不久却都又平反了，这说明了抓鲁礼安是有可抓的证据的，而办其他人的学习班，只是为了把造反派压下去而已。
在这里，鲁礼安为什么会在我的资料上出现那么大的错误，而不是一般偶然的误差呢？（请注意，我是教物理的，这里的错误和误差可是有本质上的不同的，在物理中，误差是难以避免而可以忽略的，错误则是不可原谅的呀！）我想这只有二种可能：第一种就是鲁礼安明知我的情况却故意歪曲。那据我分析，首先就是鲁自己是65 届的，是文革前的最后一届大学生，比起63 届可就矮了二届呀！如果说这种改动仅仅只是一点面子的话，那说我“后来还是坐牢了，但那纯属你个人的原因。”并说什么是‘劳改十年后释放出来”的则是无中生有的污蔑和对个人的人身攻击了。他说我“后来还是坐牢了”无非说明我不是因“北、决、杨”而坐牢，而那含糊的“纯属你个人的原因”则更是给人以一种不是政治原因，而似乎是一种不可告人的犯罪行为所致了！如果这样，我想这并不显示鲁的水平之高，而只能是说明鲁的人格之低了！至于另一种可能就是鲁礼安并没认真去查问我的事，而只是随便地编造一些谎言，那就更说明鲁的人格之低下了！以谎言掩盖事实，用谣言进行污蔑，这就是鲁礼安的所谓“笔杆子”的真实水平了吧！
接着我再来说明我为什么称文革中的鲁礼安是“跳梁小丑”？应该说，我这儿所说的与“当年的“新华工报”和“新湖大报”谩骂他的话”“跳梁小丑”是完全不同的。我这是用无产阶级的观点，反回去看鲁当时的行为，而后者则是当时钢新之间的派性斗争语言而已。
在1967年，“7.20”事件前，鲁礼安和他的敢死队在为工总翻案上是做过大量的工作的，其功劳是不可抹杀的。但在“7.20”事件后的鲁礼安用“跳梁小丑”来称呼应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我认为，在文革当时，所谓“跳梁”应就是指以小资产阶级狂热下的某些极“左”的行动，由于这些行动的可笑性，搞这些行动的人就像是马戏团中的小丑了，故称为“跳梁小丑”也。应该说，当时，新华工他们说鲁礼安反毛主席，这在主观上是不成立的。当时的鲁礼安应说是毛主席的信徒，甚至还是最狂热的信徒。他的“北、决、杨”就完全是仿青年毛泽东的所作作为：他的《北斗星学会》是仿《新民学会》；他的《杨子江评论》是仿《湘江评论》；他的《浠水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仿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在毛主席著作上批字，也是仿毛主席在马列书本上批字。他的这一切无非是想做马、恩、列、斯、毛后的第六人“鲁克思”（他当年的文革中的崇拜者对他的称谓）而已。但是他的所做所为却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去套用毛主席当时在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做法，正是违反了毛主席当时的战略步署，因而从此形式上来看就只能说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也应是可笑的，是自不量力的。
正如毛主席当时所说的，“中国历次革命及我亲身经历的革命，真正有希望的人，是能够想问题而不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闹的人，一定要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革命学生应该联合起来，打倒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毛主席在这里所指的正是鲁礼安这样的“想出风头的人”、“大吵大闹的人”。而此后，毛主席在1967年9月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更是语重心长地说：“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对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同他们讲道理。”
综上所述观文革右史上，在“北、决、杨”的三个过程中，我们和他们经历了二次合而又分，一次是他们想合而未成。
鲁礼安成立《北斗星学会》是第一次合而又分的结果。至于我“参加过“学会”的筹备，我在我的文章《述评鲁礼安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中的聂年生和红反团》中已有说明。这里再复述一遍，我“参加过“学会”的筹备”说的是：
”大约是1967年的10月底，我和聂年生、赵延昌、程林等人去省委11号楼（当时我们红反团的住地），与鲁礼安。冯天艾等人一起开会，商量怎样执行毛主席“复课闹革命”的指示。后来在学习班中，硬说这就是“北斗星学会”的筹备会。但从鲁礼安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到，他们实际上另有一个筹备会。在这次会上，双方一致认为毛主席“复课闹革命”意味着文化大革命要结束了。但是，面对这种形势，作为毛主席的红卫兵应该怎样去紧跟随毛主席的战略步署，就有了根本的分岐。聂年生等红反团的成员（除程林外）都认为，紧跟随毛主席的战略步署就是要回到学校和其他学生一起参加复课闹革命。而鲁礼安等则认为，作为造反派中的先进份子，当前的任务应是总结文化大革命，发展毛泽东思想，而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就必须成立一个像毛主席当年闹革命时所成立的《新民学会》那样的马列主义学习组织。而复课闹革命只是一般学生的任务。正因为道不同而不相谋，二方之间由于根本的分岐而分道扬镖了。此会后，聂年生和我们则是完全退出了省委11号楼，回到华工各自的班级，参加复课闹革命。而鲁礼安等人（包括红反团的程林、骆益鸣等）则继续走他们的路，另外筹备成立了“北斗星学会”。”
而在办学习班时，他们却硬说我们在会上分工为一明一暗，明的是“北斗星学会”，而红反团的人则是搞暗的叫“马列主义小组”。会后，红反团与会的成员曾一起拍照留念，上面题字为“无限风光在险峰”。我的此照片在办学习班时被搜去作为是所谓“马列主义小组”的骨干成员的照片。对此，鲁礼安不会没有记忆吧？难道说“参加过“学会”的筹备”也是什么光荣而值得吹牛的事吗？老实说，我提到此事并不是想争什么“北斗星学会”的光荣，恰恰是想说明我们与鲁礼安即使在当时也是道不同而不与相谋也。
为什么开始也想合呢？自然是有相同的地方，这就是因为面临着“复课闹革命”，作为新华工内的二个钢派思想的组织，将要回到华工，面对绝大多数不同观点的反对面，如能有一定的联合是有必要的。但为什么却又合而不拢呢？这主要就是二者的情况和地位各不相同所致。红反团成员是华工最老的造反派，是从白色恐怖中冲杀出来的。而能首先杀出来的自然都是家庭出身较好的，且在原来班级中不论是文革前还是文革中都具有较高的威信。而鲁礼安的敢死队呢，则是鲁礼安被红司新华工开除后，重新招兵买马拼起来的。此时造反已成时髦，尚游离在新华工红司等造反派之外的学生，多是出身有问题或是刚从原保守派中分裂出来的。用鲁礼安的话就是：“他们中一些人的父母就是院里的“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而“我的招兵买马是不问出身和成分的”，按“如此“英雄不问来路”的“招降纳叛”几日之后，便拉起了一支三十多人的队伍”，他大多“是一些十六七岁、十八九岁的初中生和高中生，其中多为教授和讲师的子女”。虽然回校后，都将面对另一派的多数群众，但红反团的头头聂年生是红司司令部的第一副司令，赵延昌、柳书论等都是司令部常委，其他成员回班后都可凭以往的威信而赢得一定的地位。像我这样的无名之辈回班后也被推为班文革领导小组的组长。后来在解放原党委书记朱九思之争中，我还是支持解放的“281联络站”的主要负责人。当然，幕后的指挥者实际上是聂年生和赵延昌了。而敢死队成员在回到原来的班上面临的将是被岐视和被压抑。对于即将成立的新华工革委会，聂年生和我们红反团的态度是要在回校后争取群众，力争在革委会中去获得主要的领导地位。而鲁礼安和敢死队则因为在革委会中是不可能有他们的地位的，因而他们则认为“进入官场的人，管他司令也好，佛爷也好，在历史的长河中，终于混不了多久，大浪淘沙，决少不了他一份。”。而他们自认为是“真正有希望的人是那些善于思考问题的人。”他们的任务是“为未来的斗争准备弹药和武器”。这也就是合而不拢的真正的原因吧！
在“决派”时期，他们和我们的关系是他们想合而不成，后来也许是看不中了吧！1967年底，新华工革委会成立了。聂年生和郭保安之争成就张立国当上了革委会主任。聂年生和我们都认为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已是接近尾声了。张立国和郭保安都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机会主义分子，但也已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了。而革委会是文化革命中的新生事物，是不可动摇的，剩下的只可能是怎样去改善它，使之更为完善。而暂时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要总结文化革命中的经历，给后人留下一段真实的历史。于是聂年生召集了赵延昌、柳书论、吴国芳和我一起住到了西七舍，准备写一本以新华工文化革命为背景的反张立国和郭保安的书，取名为《赫鲁晓夫是怎样上台的？》。后来在学习班中，此书被走资派称为是反对“林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北、决、杨”的反革命纲领。而事实上，当时与“决派”的唯一的联系就是决派中的第三号人物原来也是红反团成员的程琳当时也住在西七舍，他也曾参与我们写书的一些讨论。同时，他也经常带来“决派”的一些消息。当然，他经常做聂年生的工作，希望聂年生能支特决派，甚至一起去活动。但聂年生却始终认为，文革正走向结尾，“决派”的所谓“农村文化革命的高潮”是不可能出现的。而“决派”的所作所为只是中学生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而已。而程琳（也应是代表了鲁礼安的意思吧）则在私下和我们说：“聂年生已是意志消沉，丧失斗志了。”后来也就再不来找“麻烦”了。
说到《扬评》，则是他们和我们之间的第二次合而又分，至于我原所说的初期的说法不对，应是第八期吧！不过《扬评》的第一至七期并没有给人以什么印象，有印象的应是从第八期开始的！《扬评》第八期出版前，我与冯天艾商量之事，也不是我胡吹，冯天艾尚在，他应有所记忆吧！《扬评》第八期用的是“决战决胜战斗队”主编，而不是用此前的“决派”主编，也不是用以后的“杨子江评论编辑部”主编。这是为什么呢？这实际上就是冯天艾当时和聂年生及我们一起商量好的名称。当时商量的是把原红反团和敢死队的人联合起来，组成“决战决胜战斗队”，一起出一份报纸反对新华工的郭派。并确定由我和冯天艾主编，尽管此时的鲁礼安应已是惊弓之鸟了，但冯天艾的所作所为不会不和他说吧！而他又是为什么要否认呢？只能说明他是想避开他们和我们之间的分岐，否认他们当年把矛头指向周总理一事罢了。因为当时，当我和冯天艾商量时，他却拿出了一份已排好版的报纸的清样。这就是《扬评》第八期，上面有鲁礼安的文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尽管当时我向冯天艾说明了我们不同意此文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的做法，我也和聂年生说了，他也说不同意。但冯天艾可能还是想把红反团的人拉了和他们一起，所以仍以“决战决胜战斗队”主编出版了第八期《扬评》。直至后来我们另编了一份《新华工（聂派）报》后，他们的报纸才改成了“杨子江评论编辑部”主编。在这里我也绝不是想去沾什么主编的光，只是为了说明红反团与敢死队之间的最后分道扬镳，各不相干罢了。
应该说这第二次之合，是有着共同之点的，这就是共同具有的小资产阶级的派性。因为当时全国造反派内部都产生了纷争，在武汉这种纷争就是“钢”“新”之争。鲁礼安的敢死队和聂年生的红反团被统称为新华工中的“钢派”，在反对新华工的机会主义这一点认识上是一致的，所以就有了想合的想法。但是最终还是没有合起来，其根本原因应是在对革委会的看法上。鲁礼安等人认为革委会是临时机构，而他们决派的任务就是要彻底推翻“革委会”，而我们则认为革委会是新生事物，只能完善，不能拆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我们是新华工中的一派，与郭派的斗争只是为了澄清是非。而对于校外的钢新之争，我们一直认为有分岐，但不是敌对的，应以团结为主。具体表现在对黄石造反派内部二派之争的看法上。正是鲁礼安在黄石支一派打一派，挑起了二派的武斗，而鲁正是在由于新华工呆不下去而准备去投靠黄石的钢派时被铁山的新派所抓。而当时的走资派则依此放风说“黄石发生了反革命暴乱”以污蔑造反派。而聂年生和我们则是组织了“新华工51人赴黄石调查团”，到黄石进行了为期一个星期的调查。我们摸清了有关情况后，分别对二派做工作，化解了他们的矛盾，用调查得来的事实在新华工（聂派）报上发文章驳斥了走资历派的污蔑。而另外的最重要的分岐还在于：我们所反对的机会主义仅限于造反派内部，而他们则认为存在一个自上而下的机会主义司令部，进而把矛头指向了周总理。也就是他们所指的所谓“考茨基派”。
在这里要说明的是，《从“极左”到极右的文革叛徒----鲁礼安》一文是我刚退休开始上网看到余杰为鲁礼安的回忆录所写的序言时而写的。当时我确实是大吃一惊。老实说，在文革中，虽然某些人总是把鲁礼安和聂年生联在一起，合称为是新华工中的“钢派”，但聂年生和我们对他一直是有一些看法的，不过也还是把他当为造反派中的一员的。可是没想到，鲁礼安坐了11年牢之后却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卑鄙无耻的人！气愤之余，马上就写下了这么一篇文章。
至于我为什要说他是文革叛徒，在上面提到的文章《论文革叛徒鲁礼安和反动文人余杰及其它——复“海纳百川”的跟帖漫骂者》中已说了，实际上说鲁礼安是文革叛徒不是我所断言的，是反动文人余杰以二主子的身份给鲁礼安做的结论，虽然他的书中并没明确的说出，但确是以对待叛徒的样子在对着鲁礼安说话。现摘录如下：
“反动文人余杰首先把鲁礼安给捧起来，认定他是文革的英雄。他说“作为武汉华中工学院的一名不到二十岁的青年学生，鲁礼安参加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组织“北斗星学会”、起草“决派宣言”、编辑《扬子江评论》，一跃成为武汉地区红卫兵中最有影响力的 “笔杆子”。”“他成为若干轰动一时的大字报的作者，并组织了走在革命前列的“敢死队”。”而接着反动文人余杰以一个二主子的身份把鲁礼安的回忆录定为了文革叛徒的自首书，他是这样论述的：他说在鲁礼安的回忆录中他发现了一个“迥然不同“红卫兵”。这个红卫兵就是鲁礼安”，他指出了鲁的叛徒的阶级基础就是“父亲是旧政权的海关职员，母亲是教会学校毕业的基督徒和医生，叔叔是反右中惨死于集中营的青年知识分子，出身这样的家庭，在“阳光灿烂” 的新中国，鲁礼安并不能享受到多少阳光。在文革前夕，他成为官僚们侮辱和打击的对象”。由此基础决定了鲁礼安参加文革的目的就是借“文革的发生成为他改变自身屈辱身份和实现其单纯的革命理想的契机。”实际上就是想投机革命而已。所以很快地““毛泽东的文革”与“鲁礼安的文革”渐渐产生了裂隙”。于是了背叛自己参加的文革，他要“反抗建国以来日益僵化的官僚制度，甚至从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中找出“重建党、重建国家、重建军队”的理论支撑。”“鲁礼安就已经对中共的专制制度产生了怀疑。”“由此他发现毛泽东跟历史上那些最残暴最独裁的统治者没有什么区别”。作为文革的叛徒，“他坦诚地承认自己也是罪人，在风头浪尖上激流勇退之后，他开始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了反思。” 他说：“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是鲁礼安的这部厚厚的回忆录的主题所在。按上述某人的逻辑，余杰在这里是先认定鲁礼安是文革的英雄，然后忏悔了，承认自己有罪了，还要控诉文革。这不是叛徒又是什么呢？所以认定鲁礼安是文革叛徒的首先就是余杰了。我也是先看到余杰的序言，从他的文章中感到鲁礼安已是文革的叛徒，然后才看到他本人的书的。”
所以我当时虽然没看到他的书，但从余杰的序言中不得不同意余杰的论断，鲁礼安就是文革的叛徒。
至于说鲁礼安“投入了反共、反文革、反毛泽东思想的极右行列”。首先是只要看为其作序言的余杰是何许人也，就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上面我提到的文章《论文革叛徒鲁礼安和反动文人余杰及其它——复“海纳百川”的跟帖漫骂者》中已说了“余杰是反动文人”，具体论述如下：
“2006年5月初，中国异见知识分子余杰、王怡和维权律师李柏光三人，曾以中国家庭教会成员的名义在白宫的总统私人客厅与布什会谈。布什称余杰等人与达赖喇嘛为“勇敢的人”，并表示非常愿意倾听他们的声音。达赖喇嘛是反共反人民的叛国卖国贼这应是不争的事实，被美国主子布什并列一起的余杰又能是什么人呢？对此，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说：“（布什）不顾我们内部的交涉和坚决反对，会见实际上是政治异见人士的所谓的基督教徒家庭教会代表余杰等人。”叶小文还炮轰美国利用文化霸权，“打着所谓民主、自由、人权、法制、廉政的旗号，排斥一些国家文化、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加紧对一些国家进行的文化渗透，侵蚀别国的文化根基。叶小文说，中国要改变被动的局面，破解“媒体煽动—民众激动—政治人物施压”这一中国面对的“连环套”，需要提出实实在在的实例向美国民众展示中国宗教的真实状况。
另有反共人士评论说：“布什接见余杰，是一个重大的事件，这标志着美国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开始采取最高级的进攻手段——意识形态控制，这就意味着执政党继续采取守势，静观其变的策略快要站不住脚了。余杰们不是一般的右派，他们要做的事情不仅仅是政治层面上的，而是文明层次上的。他们要通过在中国发展基督教家庭教会，占据目前处于混乱和真空状态的意识形态领域。一旦这个目标达成，即在中国广大中下层民众当中建立基督教宗教信仰，则执政党存在的根基将彻底崩溃。到那个时候，无论执政党采取什么手段和措施，其存在的合法性都将被根本否定。这虽然是一个慢功，但却是根本性的措施。这也不仅是政治的竞争，还是文明的冲突。对美国来说，这是彻底解决中国问题的终极手段。”这段话说明了余杰是其美国主子布什用以向中国意识形态控制进攻的急先锋，“是政治层面上”和“文明层次上的”“不是一般的右派”。这样的人不是反动文人又是什么呢？
余杰对其主子布什也是极尽吹捧之能，他在他所写的文章《“布什主义”改变美国与世界》中吹捧“美国保守主义势力的崛起和“布什主义”的高调登场，为自由世界树立起了一面迎风招展的旗帜。“布什主义”不仅正在改变美国，也正在改变世界。“布什主义”不仅将美国的武力用于保卫国家，还运用于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自由。“
一位网友是这样评价余杰的：“我觉得余杰挺可怜的，堂堂一个北大硕士，著名作家学者，在北京找不到工作，有北大人卖肉有北大人卖糖葫芦，余杰没什么技术，只有卖文为生，由于他的反动本质，没有一家出版机构敢发表他的作品。做父母的养这样一个儿子，能不寒心么？”鲁礼安曾对批评余杰为他写的序言的老田说“因为你的批评文章，就使得余杰的序言被出版社拒绝”。我也不知这是真是假，但也说明一点，连出版社都拒绝余杰的序言，确是太反动了一点吧？这样的人不是反动文人，难道说是革命文人吗？余杰积极为鲁礼安作序，而鲁礼安对于余杰的序言被出版社拒绝是极为心痛，这不正说明鲁礼安和余杰是一丘之貉吗？”
其实，上述的言论还说明了余杰并不单纯是一个为鲁礼安回忆录作序的反动文人，正如一个网友所指出的“骂得不狠”“说“反动文人”客气了”。余杰应该是一个反共、反文革、反毛泽东的极右份子。我们只要从余杰的序言中看看他的借题发挥的就可以清楚了。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解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是这样描述的：“今天的中国虽然在经济上有所发展，但在政治伦理上依然处于“暴力治国”和“谎言治国”的野蛮状态。从毛泽东时代的反右运动、大跃进的饥荒以及文革惨剧，直到邓小平时代的天安门屠杀，以及江泽民时代延续至今的对法轮功的迫害，统统都是不可言说的“禁区”；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语文、历史、政治等科目的教科书，全都充斥着黑白颠倒的谎言——一百步笑五十步，如何可能？一个没有历史感和尊严感的民族，如何能够获得其他民族的尊重？”在他的眼中，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就是“处于“暴力治国”和“谎言治国”的野蛮状态”。伟大的中华民族成了“没有历史感和尊严感的民族”，而教科书中的“反右运动、大跃进的饥荒以及文革”“全都充斥着黑白颠倒的谎言”。余杰在这里不是反共、反华又是什么呢？
对于文革，他认为是使知识分子“失去尊严”，使“自由受到最惨痛的践踏的历史”。他认为文革就是一场“血雨腥风”“戕害了多少无辜的生命”。为此，他不惜编造出“武汉武斗趋近“局部战争”的状况，数十万学生、工人和市民的伤亡”的谎言。
同时他借用高文谦的说法，说什么“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革，在其乌托邦狂想和所谓阶级斗争扩大化指导思想的背后，还隐藏着个人一己之私欲。毛发动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但他拒不认错，先是在庐山会议上整倒彭德怀，后来又担心刘少奇秋后算帐，害怕自己死后落得像斯大林一样被人鞭尸的下场，于是先发制人发动文革，不惜把整个国家拖入十年之久的浩劫之中。”在这里，他继续咒骂文革，同时也把矛头指向了发动文革的毛主席，加入了“非毛”的反动行列。
同时他也借用鲁礼安的回忆录，污蔑在文革中“人们如同皮影戏中的人物，为仇恨、恐惧、野心、嫉妒、虚荣和热情等情绪驱使着肆无忌惮地作恶，而伟大领袖如同在幕后操纵的导演，他并不在乎演员的生死。”
他甚至于还把希特勒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相比，胡说什么“我的想法可以用一个我永远不能企及的例子来说明，那是托马斯•曼的文章‘阿道夫•希特勒——我们的兄弟’。。。正如作为德国人的托马斯•曼所说的“阿道夫•希特勒——我们的兄弟”和作为波兰人的米奇尼克所说的“雅鲁泽尔斯基——我们的兄弟”一样，作为中国人，我们也必须承认这样一个同样难堪的现实“毛泽东——我们的兄弟”。这种说法并不是为毛泽东脱罪，而是说“我们并没有外在于毛泽东”——我们是控诉者，我们也应当是忏悔者。”
够了！上述的言论就足以说明余杰是在借鲁礼安的回忆录进行反共、反文革、反毛泽东。可正是这样的一个人却热心地为鲁礼安的回忆录作序并“对鲁礼安的这部“一个人的文革史”（方方语）也表示深深的敬意。”这难道不足以证明鲁礼安是“以一本文革回忆录为武器，投入了反共、反文革、反毛泽东思想的极右行列”吗？
从文革中的跳梁小丑，蜕变为文革叛徒，这就是鲁礼安几十年来所走过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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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2-26 00:3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