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夫 读《王大宾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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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派才是文革最大的受害者——读《王大宾回忆录》

东夫


　　我一直认为造反派才是文革的最大受害者。读了香港中国文史出版社２０１５年１０
月出版的《王大宾的回忆录》，更觉得是这么回事了。

　　　　　　　　　　　　　　　　　（一）

　　经过多年的蓄意涂抹歪曲，文革这一页刚刚翻过的历史，已成功搅合成一锅浆糊，连
许多过来人都被忽悠得找不着北，更别说后来人了。所以在谈这个话题前，先要对本文所
说的“造反派”做个定义（百度“造反派”是不成的，不信试试）。概略说吧，文革中所
有群众组织虽然都打着“造反”的旗号，实际上却是水火不容的两拨人。一泼人造的是建
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打击的敌对分之的反，斗争矛头向下；一拨人造的是“党内走资本主
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斗争矛头向上。前者实际上谈不上“造反”，所以被骂成“保皇
派”、“保爹保妈派”、“保守势力”等等；后者才是真正的“犯上作乱”（当然也是只
反贪官不反皇帝），所以自诩“响当当硬邦邦的造反派”。本文所说的造反派属于后者。

　因为犯上作乱，造反派被文革中受到打击的当权者恨之入骨，报复起来比造反派有过之
而无不及。当其作为胜利者重写历史，就把文革的灾难统统朝他们身上堆。于是如今人们
心目中的造反派，就是影视剧里凶神恶煞、无恶不作的歹徒。至于造反派头头，当然是罪
恶累累的大坏蛋了。

　　　　　　　　　　　　　　　　　（二）

　　他们是那样的人吗？经历过文革的人，很少有不知道王大宾这个名字的，他是赫赫有
名的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一，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造反兵团的头头，文革政治舞台叱咤风
云的人物。当年是初中红卫兵的我，只有仰视的份。多年后经朋友彭伟引荐，竟然在他安
身立命都江堰相识：一个高高瘦瘦的老人，黝黑脸上刻满岁月的皱纹，朴实得近乎土气，
完全没有呼风唤雨大人物的气派，更看不出丝毫恶魔的影子。

　　是不是挨了整坐了牢才“改造”成这样的呢？不是。王大宾从来就是一个好人。他本
四川德昌县大山深处贫苦农家子弟，靠助学金一路走进北京的大学。大学里是团干部，中
共预备党员，巴心巴肝爱党爱国爱领袖，一言一行谨遵不渝，标准的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
。历经上天入地的大起大落，受尽不白之冤，坐牢九年出来还是本性难移。公职开除无以
为生，香港的亲戚带电子表给他赚钱，他不愿“投机倒把”，居然偷偷摸摸原价出售。有
人想办法安全送他到香港，他认为属于“偷渡”，说宁可回家乡种地，也不干这种“给千
千万万红卫兵脸上抹黑”的事。他从无到有一手一脚把一个乡镇小厂办到全行业知名，自
己成了行业全国理事，却不拿一分钱奖金。外商给他投资办合资企业，他怕犯“走资本主
义道路的错误”拒不接受，乃至中央机关工作的同学、都江堰市领导多方劝导他才想通…
…。如此等等，傻得可爱。也正是如此，他才被许多不执政治偏见者认可，施以援手，从
一个刑余无业人员，打拼成颇有成就的技术型企业家，挣得衣食无忧的晚年。

　　　　　　　　　　　　　　　　　（三）

　　造反派是群众自发组织，自然鱼龙混杂，浑水摸鱼者有之、胡作非为者之，但主流却
是王大宾这样的人。他们是一大批听领袖和党的话，极富革命激情、社会担当和献身精神
的单纯、幼稚、偏激的时代产儿，尤其当头头的。他们的罪过不是不听党和毛主席的话，
而是太过听信党和毛主席的话，听信到了丧失正常思维能力（用时下的话就是脑残）的地
步。试想一批青少年学生，书读得好好的，求上进还来不及，哪里想到要“造反”。因为
红太阳一挥手，党中央发号召，生怕当不了乖娃娃，就热血沸腾地干起来了。说他们是坏
人，是谁教他们干坏事的？王大宾当年气壮如牛，不就是背后有大公主肖力（李纳）撑着
么。正如当年坚持接收王大宾的灌县（现都江堰市）县委书记徐振汉所说：“他当时是个
学生，一个优秀的学生干部，他当时不听毛主席的话，不听党中央的话，他听谁的话？”

　　话说回来，王大宾们造反，也是被逼出来的。文革初期刘邓用的是文革前整人的老一
套，无中生有无限上纲打“黑帮”，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引蛇出洞抓右派。照这么搞下
去，无非一场规模更大的反右运动，反对工作组的王大宾在劫难逃。结果刘邓也没有料到
这次主席的主意变了，他要运动群众清洗党内异己。于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驾轻就熟的
整人套路就变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列入名单的右派突然就变成了左派。王大宾们
拨云见日一飞冲天，云里雾里进入国家政治舞台的中心，追随大救星的革命斗志可以想见
。不幸的是，这场史无前例的风暴会把船打到什么地方，连伟大舵手都弄不清楚，无法无
天由着性子整烂再说。划船的小子们只有卖力的分，天知道他什么“战略部署”。看到船
要打翻了找平衡，就把划船的抓来治罪，你说冤不冤？达到目的就兔死狗烹，把所有的灾
祸都扣在他们头上，你说惨不惨？

　　　　　　　　　　　　　　　　　（四）

　　文革惨遭文化浩劫，这是谁干的呢？通常说法就是造反派干的。其实不是，至少主要
不是，而是以高干子弟为首的早期红卫兵（以下简称老红卫兵）干的。１９６６年６月，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的
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８月通过的文革《十六条》，进一步提出“破四旧
”。当月老红卫兵发起“砸烂一切四旧”的行动，全国各地竞相效仿，迅速演变成一场毁
坏传统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大扫荡，大量文化古迹惨遭破坏，大量民间文物珍藏毁于一旦
。这一轮浩劫在中央文革提出批评后得到遏制，并随着斗争矛头转向打击“走资派”而不
再大规模发生。也就是说，大规模破坏文物的行为主要发生在文革初期，实施者主要是后
来被称为“保皇派”、“保爹保妈派”的老红卫兵。例如北京市文革中被毁的４９９２处
文物，基本上都是在１９６６年８到９月被毁的。而这时造反派还出于被压制的少数派地
位，根本不成气候，与这一切基本不相干。

　　　　　　　　　　　　　　　　　（五）

　　文革中整死人，是安在造反派头上的最大罪行。实际大谬不然。文革中死于非命者大
多数并非造反派所为，反倒是造反派被整死得最多。

　　文革整死了多少人，至今没有定数，比较靠谱的说法是２００万左右。这些人是如何
死的呢？学界比较认可的海外当代史学家丁抒教授的计算是：

　　一，１９６６年“红色恐怖”时期杀人约１０万；
　　二，文革初期自杀者约２０万；
　　三，武斗死３０到５０万；
　　四，“清队”死５０万以上；
　　五，一打三反、清查５１６致死约５０万；

　　记住，第一类“红色恐怖”时期死亡与造反派无关。“红色恐怖”１９６６年八九月
间老红卫兵制造的暴行，他们在“破四旧”的同时，对所谓“牛鬼蛇神”进行大规模抄家
，残酷打杀，从北京开始，迅速波及全国。北京市被抄家达１１．４万余户，全国抄家上
千万户。伴随抄家的，是拷打杀害以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为主的牛鬼蛇神，
手段之凶残骇人听闻。北京市已公开的数字是打死１７７２人，未公开的统计打死万人以
上。

　　记住，第二类死亡“文革初期自杀”与造反派无关。文革初期自杀潮，也是在上述背
景下发生的。弃世者包括运动初期的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黑五类及其之女、历次政
治运动戴帽者、建国前工商业人士，知识文化精英等。著名者如老舍、邓拓、傅雷夫妇等
，全国皆然。笔者所在的成都四中文革初期也有两位教师自杀，一个卧轨，一个上吊。

　　记住，武斗死的主要是造反派。武斗是造反派与保守派、造反派与造反派之间的残杀
，死者都是文革的牺牲品。武斗是你死我活的战场行为，和杀害手无寸铁和解除武装者性
质不同，后者属于屠杀。而灭绝天良的大屠杀基本是保守派所为，造反派是其中主要屠杀
对象。如１９６７年七八月间的湖南道县大屠杀，七千多人死于非命，就是城里失势退守
农村的保守派与县、区、乡干部联手所为。

　　记住，“清队”整死的主要是造反派。“清队”全称“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是毛泽
东为结束文革乱局发起的政治清洗运动，目标是所谓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阶级敌人，即“
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同时进
行“批判极左思潮”运动，合称“批清”运动。运动由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会）的军队干
部领导，相当于又一次镇反运动，实际上是对造反派的反攻倒算，大批人被整死和镇压。
如四川在“清队”运动中就批斗、关押、判刑十多万人，仅成都市就涉及两万余人。（李
亚丹：《李大章远去的背影》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记住，一打三反、清查５．１６运动整死的主要也是造反派。批清、清查５．１６运
动先后从１９６８年初持续到文革后期，整死百万人以上。如四川清查５．１６运动高潮
的１９７０年前８个月，全省共发生自杀３８８７起，死亡３３３１人。连“当过区供销
社群众组织头头”都成为罪状。（同上注）。

　　总之记住，除了武斗，文革死人基本不能算在造反派头上，反倒是造反派和支持造反
派的人死得最多。

　　　　　　　　　　　　　　　　　（六）

　　那么整死老革命呢？造反派打击对象是当权者，这顶帽子似乎铁打的了。也不对。

　　其一，文革中领导干部几乎人人被批斗，但置干部于死地的，主要不是被造反派批斗
关押，因为那不过是“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许多人是扛得住的。因为是人是鬼，
还得“组织上”说了算。“士可杀不可辱”者固然有之，但更多是被“组织上”扣上反党
黑帮、死不改悔走资派、叛徒特务等罪名而置之死地的。你能说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
许多老革命是造反派整死的吗？其二，十年浩劫中不断有干部被整死，而造反派大规模批
斗干部只有一年多时间，很快就沦为打击对象退出政治舞台，这笔账怎么能都算在他们头
上？其三，造反派打击了一批干部，也保护了一批干部。如王大宾领导的地院造反派，就
让十多个省市的老干部到地质学院避难，因而受到周恩来、李先念表扬和拨款资助。而所
有的派斗武斗，都是围绕保护或打到某个领导干部展开的，为此死于非命的造反派，比被
害死的干部多了不知多少倍。

　　据叶剑英提出的数据，文革中有２５０万干部受到批斗关押，十一万五千五百余人在
关押批斗中死亡。这个数字令人怀疑，因为他同时说文革害死了２０００万人，显然不靠
谱。假定他说的数字是真的，那么干部在死亡总数中只占０．５８％，比干部占人口总数
的比例还低，可见其受害比老百姓小得多。

　　不幸的是，这些历史都被掩盖和篡改了，文艺作品更是竭尽栽赃之能是。例如因改编
电视剧闻名的小说《亮剑》，描写李云龙文革中下令向冲击军队的造反派开枪，被打成镇
压群众运动的侩子手开枪自尽，妻子田雨也割腕自杀，悲壮之极。其实小说中李云龙的原
型王近山，原为北京军区中将副司令员，因爱上小姨妹坚决跟原配离婚，１９６４年被撤
职开除党籍，沦为农场场长。文革中他写信向毛泽东承认错误获开恩，１９７０年复任南
京军区副参谋长，与小说情节风马牛不相及，亏作者编得出来。看来作者心目中大英雄，
文革必然被造反派整个七死八活，就像流行的革命履历，把挨过造反派整，弄得像挨过地
主的皮鞭、鬼子国民党的枪子儿一样，否则就不是一贯正确似的。

　　　　　　　　　　　　　　　　　（七）

　　造反派的确批把许多干部整得惨，但他们被坑得更惨。王大宾奉中央文革之命到成都
抓彭德怀，听彭总几番真情道白，发现完全不是原来听说的那回事，对彭总深感敬佩和同
情，竟然拒绝执行命令。后来把他抓捕关押，头号罪状就是“为彭德怀翻案”。文革后判
他的刑，头号罪状又变成“诬陷迫害无产阶级革命家彭德怀同志”。欲加之罪，有荒诞甚
于此乎？北京钢铁学院２０来个学生的５．１６兵团写大字报反周恩来，生病住院的王大
宾知道后立即给总理和邓颖超写信，表示保卫总理的决心，邓颖超回信称“你所表现的无
产阶级革命感情，真使我们感动”。白纸黑字摆在那里，还是硬给他扣上“搞反革命政变
，反对周总理”的帽子，在暗无天日的私牢里一关就是两年，几乎丧命。颠倒黑白，有甚
于此乎？未婚妻什么事都没干过，仅仅因为是他的未婚妻就成了重点审查对象，也几乎被
整死。株连所及，大山沟里的母亲都不放过，沾亲带故无一幸免，连小学中学的同学、儿
时一起放牛的伙伴都被审查交代“５．１６”问题。

　　王大宾在回忆录中披露，５．１６反周恩来的大字报出来后，北京高校各造反派组织
均立即表态坚决反击，并把５．１６几个头头抓起来扭送公安部。周恩来表示：不能说反
对我就是反革命，下令放人。够大度吧？后来他又说，是不是５．１６参没参加组织不重
要，“罪行就是本质”，“就等于组织关系了”。够厉害吧？事实上绝大多数受害者是被
安上这个罪名后才听说５．１６的，大多数抓５．１６的人也不知道它为何物，不过视为
造反派的代名词罢了。运动中北京高校成千上万师生关押审查，全国上千万人受牵连，３
００万人打成５．１６分子，手段之残忍，时间之漫长，株连面之广，逼死人之多，超过
文革所有运动。

　　造反派本质上是体制外的势力，毛泽东无论有多少疯狂的想法，也不可能摆脱体制而
另铸天下。他知道这个体制下产生的民怨，也深谙“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国民性，他利
用民怨达到个人政治目的，但不可能改变制度本身，因为他是体制的创建者，同时也是体
制的产物，脱离了体制他就什么也不是。用他自己爱说的话就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无论他的目的是否完全达到，他最终必然回到原点。这种局面一旦出现，既得利益受到损
害和威胁的官僚和原强势社会群体构成的保守势力变本加厉的响应是必然的，造反派兔死
狗烹的结局也是必然的。这里没有逻辑，不讲道理，没有法律，不择手段，只有利益。有
的干脆就是赤裸裸的屠杀。有如１９６８年广西对造反派的血腥镇压，以致发生骇人听闻
的吃人肉运动。云南的“滇西挺进纵队”案、内蒙“内人党”案等，也是以造反派为目标
的屠杀冤案。

　　同样是打砸抢整死人，造反派与保守派处理也大不相同。造反派武斗中有“血债”的
一律逮捕法办，打死人的偿命，打伤人的或偿命或坐牢，就算罪有应得吧。那为何“红色
恐怖”中打死人的、杀地富分子及其家属的、杀人吃肉的（广西４．２２事件）没听说偿
命的？武斗是你死我活的战场行为（杀俘不算），有如两军交战，打死人国际公法都是不
定罪的，后者等等则属于屠杀，正当严惩。为什么？因为阶级敌人该杀，犯上作乱的造反
派该杀。

　　　　　　　　　　　　　　　　　（八）

　　造反派不是文革后、而是文革中就落难了。造反派组织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以后在全国
大规模兴起，至１９６８年１０月中央命令取缔，总共风光了两年左右。其间１９６７年
１月颁布的公安六条，就成为各地镇压造反派的口实。紧接着的“二月镇反”造反派遭到
大规模镇压，四川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就有近１０万造反派投进监狱。１９６８年以后，
清队、一打三反、清查５．１６、批无政府主义、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一个运动接一个
运动无休无止的整造反派，无论谁倒台，造反派都跟着遭殃。陈伯达是中央清查５．１６
专案小组组长，倒台后却成了５．１６的“操纵者”；林彪说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５１６
彻底搞出来，一个都不能放过，林彪死了照样整。抓四人帮华国锋主政，又来一个“清查
帮派体系”，把造反派和四人帮绑在一起打成“帮派分子”，从体制内彻底清除。邓小平
主政，又来一个“清查三种人”运动，公开宣布整“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
打砸抢分子。”实际上只清查“造反起家”一种人，把已经整得七死八活，查得底朝天的
造反派头头正式逮捕，重新判刑。保守派派性再严重也不查，刮“红色风暴”的红二代开
始接班。地富反坏右都摘帽了，造反派的帽子越扣越重，形象抹越黑。

　　当年的“走资派”说起文革字字血声声泪，实际上大规模批斗干部只在文革初期一年
多时间，群众组织（包括造反派保守派）转入内斗后，就顾不上他们了。开始整造反派，
大多数当权派的日子就一天天好起来。九大以后干部逐步解放，７０年代陆续恢复了工作
。七十年代末以后，绝大多数干部彻底解放官复原位，罹难者平反昭雪。他们文革中受迫
害的经历，成为革命生涯中的关荣一页。其实他们中许多人文革前历次运动制造的冤案，
并不比造反派少。文革十年，造反派被整了七八年，文革后继续整，永远背着罪恶的十字
架，半个世纪过去了也不给个说法，一想整人就拿出来说事，你说谁付出的代价更大？

　　王大宾文革前是预备党员，根红苗正，品学兼优，还未毕业就当干部使用，如果不是
文革，前程一片光明。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造了两年反，没打过人，没组织参加过武
斗，没有任何可以入罪的行为，结果关押审查坐牢１３年，开除党籍公职，妻离子散，葬
送了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不过，比起那些高呼着“完蛋就完蛋，为毛主席而战”死于非
命的少男少女、在一轮接一轮凶残的报复清算中泯灭的冤魂、一生都被毁掉的千千万万造
反派，王大宾还算幸运的，他毕竟还有个有所作为的后半生和活得有尊严的晚年。

　　　　　　　　　　　　　　　　　（九）

　　其实文革老干部中最为不幸的，是一批被造反派认可者。他们多半是文革前历次运动
、包括文革初期的受害者。他们对整人的当权派耿耿于怀，对历次运动造成的灾难有切身
体验和更深的认识，文革中响应中央号召起来揭发翻案，被造反派视为受走资派迫害的干
部给予认同和保护。西南头号当权派李井泉是四川大饥荒的重要责任人，四川干部对其不
满者和反对者众多，文革中群起揭发批判。当年在北地东方红避难告状的四川干部主要就
是这样的人。如向中央揭露四川饿死人被打成“反党集团”的肖泽宽、李止舟、廖伯康，
一贯反李井泉的邓垦（邓小平弟弟）等。１９６７年５月７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
的决定，称李井泉为“长期以来把四川省当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
的走资派，这批干部被造反派视为好干部，解放较早，有的被“三结合”进革命委员会工
作，从而与失势的当权者形成势不两立。造反派挨整，他们就成了“黑后台”跟着倒霉，
如莫须有的“三老会”冤案，就使一大批支持造反派和造反派认可的干部惨遭劫难。

　　李井泉“文革”后期复出，１９７５年再次当选人大副委员长，与其同时打倒的干部
纷纷复出，支持造反派的干部轮番被清洗。文革后清理“帮派分子”和“三种人”，这批
人基本上被清理出局，有的长期关押审查。如七千人大会写匿名信控告省委推行极左政策
造成的巨大灾难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明朗，文革中任省委宣传部长，“文革”后清理“三
种人”，被打成四川“小四人帮”撤职审查；因揭发万斤田造假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的温江地委副书记曾笳、农工部长申培林，文革在造反派支持下恢复工作，后来长期关押
审查，致死不做结论，郁郁而终。如此等等，全国皆然，居然被历史忽略。

　　文革这本大书还够得读，不是一面之词的“彻底否定”能糊弄过去的。相信读了《王
大宾回忆录》，你会明白更多。

原载《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