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 云南知青是如何返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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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知青是如何返城的？

－－作者：余杰


对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发生在云南的知青大返城事件，我们可以说出许多的原因。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1978年，云南知青大返城是一次突发的事件。它既有偶发性，又有必然性。因此，从基层的农场、地方政府一直到中央都没有一套完整的应对的措施和办法。只是随着事件的逐步演变，不断地改变原有的政策，从消极地应对到积极引导；从压制、对抗、企图镇压到对话、教育、启发、解决，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取得了各级政府、广大知青、家长以及农场职工等各方都欢迎的最终解决方案，既是知青们不幸之中的大幸，也是中国政治环境出现大转机的一个标志；既有客观方面的各种因素促成问题的解决，也有天时地利人和的种种因素。

40年以来，类似于这样的“不稳定”的突发事件时有发生。这些在某种必然因素支配下出人意料发生的、给社会造成严重危害、损失或影响且需要立即解决的事件，是当今社会发展转型期间的一种特有现象。由此，我们来认真回顾、分析一个有将近5万人参与的突发事件、一个影响和涉及到这5万人家庭以及亲朋好友的事件、一个引起全国知青关注的能够在历时4个月左右的时间得以解决的事件，将会发现有着不少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好好总结、反思。

一、在事件爆发起始阶段，是对抗还是对话？是敢于迎难而上、承担责任，还是回避矛盾、消极抵抗?

1978年10月在云南农场发生了两件引人注目的事情。一是橄榄坝农场的一位女知青因医生的误诊，造成了产后死亡事件，引发了知青的抗议。二是知青丁惠民写信给邓小平，反映上山下乡给知青带来的种种不是。

突发事件之一－－一位女知青因医生的误诊的死亡事件：

如果说，当时知青丁惠民写信是有所准备的，那么女知青的突然死亡完全是一起突发的事件。在云南农场里知青的死亡事件经常发生，为什么这一次会引发这么多的知青抬尸游行呢？这是在上山下乡中知青们积累的种种怨恨，没有一个发泄的突破口。

在这样一个突发事件面前，双方争执的焦点还是围绕着对于死亡女知青的安葬、待遇以及对于肇事者的处理上。基本没有离开这个范围。对于知青们的请求，当时的西双版纳垦区党委对这起事件迅速做出以下决定：

1、医生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要作深刻检查；2、尸体要马上处理；3、对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和聚众闹事的首要分子，要坚决打击，决不手软。①

从这三条的处理意见可以看出这样几个问题：首先是对于事件的处理过于草率，没有看到事件的背后存在的问题是长期累积的因素，只是就事论事提出了三条意见，尤其是对于肇事者的处理过轻不但不能解决矛盾，反而进一步激化了知青的愤怒的情绪。其次是处理问题的指导思想试图用高压手段来迅速平息这场风波，起到激化矛盾的作用，以至于情绪激愤的知识青年不断加入到游行者行列中，队伍如滚雪球般扩大，对死者个人的沉痛哀悼，已经演变为对知识青年集体命运的抗争。

在矛盾僵化、对立严重的情况下，应对方只好将问题上交给上级的云南省委。特别是当时的云南农垦的领导，多年来一直面对知青问题，几乎很少碰到如此规模的知青事件。这样大规模的知青起事也使得他们束手无策。至今，我们没有看到在当时情况下处理问题的有关官员的回忆和记录。由于这三条的处理意见造成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以至于引起了中央的注意，但同时也丧失了突发事件处理的最佳时机。

在对立的双方相持了几天以后，传来了云南省委处理这个问题的决定。即要多做工作，不要激化矛盾，立即采取了三条措施：1、肇事医生严肃处理，追究责任。2、女知青瞿仙林享受因公死亡待遇，同意开追悼会。3、进一步落实知青政策，责成农场尽快改善医疗条件，并统筹解决知青生活中存在的多方面问题。②

省委的三条指示是对农垦领导的三条决定的直接否定。至少部分满足了知青的合理诉求。

“在省委的直接干预下，一场风波暂时平息下来，但是诱发知识青年聚众请愿的病灶没有去除。不久，一场风暴崛然而起。” (详见王增如、李向东《中国1968年上山下乡》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月)

在这个事件的处理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当时的历史痕迹。这就是“文革”期间的习惯性思维方式，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对于知青的痛苦采取冷漠的态度。在打到了“四人帮”以后的两年后，一些干部的思维方式还是停留在“文革”的阴影里。一旦发生突发的事件，首先想到的是抓“坏人”，揪出所谓的“幕后”操纵者，看看是否有“阶级敌人”在幕后操纵。在云南的农场当时还有一条，就是要查查是否有境外的敌人在指挥、操纵？把本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激化，导致事态越演越烈。这样的思维方式昨天存在有着当时的历史原因，那么40年以后的今天，我们依然能够看见将一些人称之为“刁民”、“无理上访者”等等。一遇到群体性的事件，首先是追查所谓的“幕后指挥者”、“鼓动者”。这样的教训能到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突发事件之二－－知青写信给邓小平，反映上山下乡问题：

同样，在知青连续写信给中央领导以后，根据一些记载，我们的各级领导在一开始采用了“躲避”、“逃避”的办法，以致使事态发展越演越烈。

在当事人的回忆中我们看到事发以后，知青找不到州委和农垦分局领导，值班的副职干部都没有。州委的办公大楼里空空荡荡，唯一留守的两名工作人员，也是一问三不知。以至于使上访的知青们只好在政府的办公大楼里从下午等到第二天天亮。第二天依旧如此，没有任何人来接待知青的代表们。知青们“八年来的满腔怨恨一下子涌上心头。我不想挑起任何事端争纷，已经作了最大的克制忍耐，但总不能无休止地等下去，事情总要有个了结。于是，我做出决定：上街游行，敲山震虎。”(丁惠民：《在激流与漩涡中心》)

从到政府所在地反映情况，到无人理睬。结果是知青们走上街头游行，事态越来越不可收拾。知青们采取了罢工来声张自己的诉求。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终于“逼”出了省委的工作组。在丁晓禾编写的《尘劫知青畅想曲》一书里有这样的记载(第347页)

省、州工作组的领导们摆出一副架子与知青代表见面，然后居高临下地说了一番劝导的话，使知青们十分不快。领头的丁惠民看出这些领导人并没有诚心，便突然提出一个让他们为难的问题：

“各位领导，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需要你们回答。你们是不是可以向我们交交底，请问你们的家里都有几个子女在乡下当知青？”

这个问题让领导们目瞪口呆了。确实，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的子女此时还在乡下当知青的。丁惠民看到领导们的脸上有点尴尬了。他们发怒了，对着丁惠民，对着知青谈判代表拍桌大声斥责起来。

于是，知青罢工代表全体退场，表示抗议……。

省委领导气得要命。他转身吩咐秘书，“你去通知版纳州委，让他们查查这些人的阶级出身，都是些什么人的子女，还要查他们的背景。……”

当时，我们的国家百废待兴，在结束十年的动乱以后，各个阶层都在反映自己的诉求，知青同样也不例外。直到今天，知青问题依旧是一些地方政府所需要面对的棘手问题。多年积累的上山下乡问题涉及到利益问题、家庭问题、思想认识问题等等，一般都不具备对抗性质。当时知青提出的诉求就是要回家、要回城。不像今天提出的要求补偿等问题更为复杂。恰当的解决办法是不回避矛盾，而是力求用最佳的办法去化解矛盾，平息事态。采取多对话，而且是平等的对话来进行协调、调解。采用一种阶级斗争的办法，结果是适得其反，事态发展会越演越烈。“查出身、查背景”已经成为个别领导习惯性的思维模式，这是处理突发事件最为可怕的方法。当时，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中央派来的赵凡，从一开始就将云南知青大返城的事件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坚决反对公安插手介入，与知青开展对话，顺应民意，妥善地解决了这场风波。这些经验至今仍然是及其宝贵的。③

由此可见，对立的双方在事态一开始的时候，首先需要的是冷静。作为应对方的执政者需要更大的智慧和耐心来倾听起事方的诉求。不能够以势压人、以权压人，不能够处处以“阶级斗争”的眼光来处处警惕和防范，不能够小题大做、如临大敌一般对待民众，采取“专政”手段去对付起事方。对话、迎难而上、承担责任本来就是应该有的态度。以当年云南知青的事情为例，假如事情一开始就采取理性的手段来处理，不可能造成知青抬尸游行的局面，不会造成5万知青大罢工的局面。消极应对的结果是事态越演越烈。

没有将矛盾处理在萌芽和起始的阶段，事态就会发展到激烈的对抗阶段。所以，当问题和矛盾一开始的时候及时加以正确的处理尤为重要。

二、在事件对抗相持阶段，是墨守陈规还是抓住机遇？是滥用专政工具还是“慎用警力、慎用警械、慎用强制措施”？

任何事件爆发以后，在相持对立的阶段都可能出现一些解决问题的机遇。能不能抓住这样的机遇是考验相持双方的智慧，尤其是处理和解决问题的一方。许多时候由于麻木不仁和官僚主义的作怪，失去了本该可以下台阶的机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对立更加激烈。

在云南知青大返城事件爆发以后，曾经有一个极好解决危机的机会。当时，云南省委派出的一个工作组。工作组的组长是省农垦总局的局长，成员有农垦总局的是三个同志和省知青办的三个同志，一共七个人。当时在云南省知青办工作的上海知青陈洪范。

作为知青，陈洪范了解到丁惠民是景洪农场10分场的小学老师。陈洪范的弟弟原来曾经跟他在一个连队。于是陈洪范就托人给丁惠民带话想见个面。当天晚上丁惠民带了几个人来，悄悄地把陈洪范找出去。当时丁惠民提出一个方案，大家都退一步，我们不上北京去告状，但我们罢工期间的工资要照发。陈洪范把见丁惠民的情况跟局长作了汇报。局长很高兴，立即开会讨论丁惠民方案，试图借此机会来平息知青罢工事件。陈洪范提了个建议：不要讲知青罢工，讲停工，停工期间我们不发工资，但是发生活费，一天大约一块八毛多，这样知青的要求也满足了，罢工的问题也回避了。这个意见在会上通过了，但是向省委汇报以后，省委不同意。知青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他们认为工作组说话不算数，最终发展到北上请愿。

这里，作为知青的陈洪范在其中的斡旋、协调是功不可没的。我们不去评论丁惠民的方案是否在知青当中可行，关键的问题是这样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的否定，在客观上丧失了平息事态的机遇。假设当时能够接受知青提出的这个要求，至少能够起到延缓知青北上请愿的时间，为双方继续坐下来协商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氛围；至少能够起到不激化事态的缓和作用。

在许多的突发事件里，这样的机遇是很少的。处置突发事件必须要做到“可散不可聚、可解不可结、可顺不可激”。抓得住这样可遇不可求的机会，是解决复杂问题的机遇。一旦丧失了将是无可挽回的遗憾。当然，这是我们今天在交了许多“学费”以后的经验总结。我们不能苛求当时的领导们解决问题的历史局限性。在刚刚经历“文革”动乱以后，“心有余悸”的阴影在各级领导们的心里或多或少都是存在的。这也决定了云南省委不可能同意知青以“停工”的名义继续得到生活费(工资)。相争到最后，还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余秋里作出了批示，知青在这个时间内不上班的工资问题得以解决，全部照发。④

在对立相持的时候，要避免任何激化矛盾的做法。特别是执政者手握着各种行政的权利，使用不好只能适得其反，加剧矛盾的激化。

在当时云南知青第一批北上请愿团上京的途中，还发生了一件知青携带的钱款遗失的事情。这几乎是断绝了知青北上的经济来源。这些钱款是几万知青你一元我一毛地捐集起来的。对于当时只有28元一个月的知青来说，为了回家什么都愿意舍去了。钱突然没有了，对于北上请愿的知青简直是晴天霹雳。没有钱怎么去北京?但是以后的一幕更为悲惨，北上请愿的知青恳求铁路方面允许将手表等物品扣押在车站，作为抵押物允许他们上北京的列车。这当然遭到了车站的拒绝，最终造成了知青强行要求北上在昆明卧轨。

对此，多年以后，知青们在回忆这件事情的时候，都把矛头指向了公安。据丁惠民在《在激流与漩涡的中心》一文中介绍：“知青在昆明也向公安部门报了案，据说当时公安部门回答：只要你们不去北京，这笔钱以后一定会找回来还给你们的。我想，所谓公安便衣偷钱的传闻就起源于此吧。”

我们已经无法来证实这件事情的真伪。没有确切的证据，只有当事者的回忆和猜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问题还是出在当时的各级领导站在知青的对立面，千方百计地阻止知青北上。在知青决定北上请愿的时候，动用了军队、民兵在路口进行拦截，动员各级领导进行劝说。总之，只要你们不去北京，什么事情都好商量。但这个时候，在丧失了最佳解决问题的机会以后，知青已经铁了心要赴京请愿了。双方谁也没有退路。丁惠民曾经想暂缓上京，遭到了知青们的激烈反对。结果是第一批知青先于丁惠民带领的第二批请愿团出发。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无论是省委为代表的各级领导层面，还是知青的“领导人”们，谁都无法阻止知青北上的步伐了。对立的双方都把自己逼到了没有退路的地步。因此，关于公安将知青的钱款拿走的传说，在知青队伍里确实有较强的可信度。

假如这件事情确实存在，是很“下三滥”的做法。为什么时至今日大家还是相信这个公安做的案的说法呢？除了一个公信力逐年下降的原因以外，还有大量的事实在进行佐证。例如，对于上访者不惜手段的截访；采用各种非法手段对于所谓的“刁民”关押、殴打等私设刑堂的恶疾；动用防爆警察强行处理民间的突发事件等等。所以，在今天我们提出了处置突发事件“慎用警力、慎用警械、慎用强制措施”以及“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早解决”是很有道理的。

三、在事件处理解决阶段，是勇于担当、敢于负责还是消极懈怠、无所作为？

在当时云南知青大返城事件的相持阶段，起到了关键作用的是赵凡。时任国务院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的赵凡在解决云南知青大返城问题上的历史功绩是每一位云南知青刻骨铭心的。《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专门写一篇《“知青之父”追忆知青大返城始末》，把赵凡称为“知青之父”。

首先，赵凡肩负使命，没有墨守陈规，从实际出发来判定事件的本质。

1978年的年末，西双版纳各个农场已完全陷入瘫痪的状态。生产停止，一些农场领导甚至被知青扣为人质；在几万知青的背后，是他们在全国各地焦急等待的父母和亲人，还有全国上千万知青的关注;对越自卫反击战一触即发……摆在赵凡和调查组面前种种棘手的问题像一团乱麻，但是主线是十分明确的：知青要回城。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赵凡在昆明会议上说：“参加革命半辈子，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考验了我们，也锻炼了我们……知青闹事，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要采取正确办法，是可以解决的。”

将这起事件判定为“人民内部矛盾”，为日后顺利解决问题打开了通道。

在具体处理问题时，当农垦分局的领导报上了自愿参加罢工的64个(知青罢工请愿的领袖和积极分子)名单后，赵凡却旗帜分明的指出：咱们第一批工作组认为这些知青里边闹乱子，要造反，都害怕了，着急了，要公安部门派人来插手。我说能这么考虑吗，这中央没这个精神啊，凡是对这个知青下放说两句话的，就斗人家，就当成人家这个反革命了。农垦方面，公安方面，那都是好同志，好心好意，但是他这个错，判断是错的，……⑤

赵凡的一句“知青闹事，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要采取正确办法，是可以解决的。”挽救了整个局势的进程。怎样来看待这么多的知青一致的行动，是“有少数阶级敌人的挑动”?是“境内外敌人的唆使破坏？”是“知青上了林彪和‘四人帮’当，破坏当前大好的抓纲治国的大好局面”。这些在当时十分盛行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一开始我们的一些领导就把这场风波定性为“敌我矛盾”的范畴。这就可以使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来解决这起事件了。在当时全国出现了一个思想解放、政治昌明、人民实话实说、国家百废俱兴的大好局面。在上山下乡运动历时十年，全国1600万知青，背井离乡，远居天涯。广大老百姓家庭无奈的沉默、无助的相望、天怒人怨的情况下;在对越自卫反击开战在即，需要一个坚强、稳固的后方的关键时刻，假设采取了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来解决这起事件，其后果可能就是“自毁长城”，会激起社会的动荡人民的愤怒，会断送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的大好局面。这是对立的双方都不愿意看见的一个结果。

其次，赵凡面对困境，勇于担当，倾听知青的诉求来做好稳定工作。

当时，云南各个农场的局势很不稳定。一些农场领导被知青扣为人质，东风农场场长王文希的家也被知青冲击了。面对如此险恶的环境，赵凡不听农场和地方当局的一再劝阻，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前往已经发生知青绝食的孟定农场场部。1月10日赵凡与二千余知青见面。在2000多名哭泣的知青面前，赵凡说：“我能体会你们的处境和要求。我将负责任把你们的要求向中央、向国务院来反映。”他劝知青们为了自己的身体停止绝食。随后，他开诚布公地说：“你们这么多人要求返城,这是件大事。我们要向国务院汇报,还要同你们所在的城市商量,你们要给我们一点时间啊！”会见结束时赵凡像父亲疼爱孩子般的表示了对知青们同情：个人基本同意知青们的返城要求，但要求知青们给政府协调的时间。知青们以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向这位老干部致敬。当时在现场的上海知青李根生在回忆当时的情景说：“脸颊还流淌着泪水，早已哭的红肿的双眼，却瞬间变幻成发自心田的笑逐颜开，非亲历者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历史对于错误的纠正常常会以过激的形式表现出来，有时候犹如暴风骤雨一般，好在这一切都已经成了历史。”

由此我们看见了一位敢于负责，勇于负责的领导干部的形象。这与知青在农场十年里所遭受的苦难、看见的一些蛮不讲理的干部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越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越是需要我们党的干部勇于去面对问题、矛盾，敢于讲出个人的真知灼见，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好在云南知青遇上了这样一位好干部、好领导。

第三，赵凡在处理复杂问题上显示出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干部本色：以民为本、实事求是。

对于赵凡来说，一到云南就碰到一个“下马威”：知青们以绝食来表达回城的决心，几百人水米不进静坐三天。一位知青竟割开自己的手腕，喷溅的鲜血震惊全场。赵凡亲眼目睹了知青们艰难的生存现状，当几百名知青跪在他面前放声大哭时，他也流下热泪，并大声说，“孩子们，都起来！你们的情况，我一定如实向中央汇报！你们的苦我都知道，我也是知青的父亲，也有三个孩子正在插队啊！” 可以肯定地说，这是自云南边疆国营农场的知青在开始绝食罢工以来，第一个政府官员为知青们流下的同情的热泪。赵凡亲自率领调查组深入农场，倾听职工特别是知青们的呼声，体察民情，积极开展工作。缓和了当时罢工最为严重的几个农场的局势，及时果断化解了勐定农场千余名知青静坐绝食的行为。其后赵凡召开了各个层次、各种类型的知青、干部的调查会、商讨会，寻求解决知青罢工风潮的途径和办法。从现在陆续披露的材料来看，当时云南农垦部门有些领导念念不忘阶级斗争，认为知青闹事性质严重，属于坏人闹事，背后有黑手，是阶级斗争激烈的反映，主张抓坏头头，严加惩办。赵凡等人只好耐心、细致地给他们做工作，明确指出：“知青闹事不好，但事出有因，绝不是坏人闹事，不能当成闹动乱抓坏头头。如果那样，肯定处理不好，而且添新乱子。我们必须用疏导的办法。”直到今天，我们亲历赵凡召开的各种各样会议和谈话的知青，说起当时的情景无不为赵凡平易近人、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作风所折服。

1978年1月11日，赵凡听取了中央和省、市调查工作组成员的汇报；当晚和12日凌晨和孟定农场干部会谈，于12日返回西双版纳；紧接着就在景洪主持了13日和14日两天的会议。

赵凡说：“这次遇到了请愿，罢工，静坐绝食，包围干部，向工作组下跪等办法。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事情是长期积累下来的。作为调查组，是我参加革命以来，遇到最棘手的问题。抗战时打鬼子就是了，现在软的、硬的都不行。党中央文件，从来都是欢迎的，惟有这一次不行……今天看是有具体问题，知青探亲，困难很多，社会遭遇难应付，又没有钱。他们谈到这些我都流了泪，论年岁，我62了，都哭了。事出有因，今天的事，不是几个坏分子可以煸动起来的。”(见赵凡《忆征程》215页)

赵凡反复做云南、四川、上海等地的领导的工作，希望大家审时度势，为云南知青问题的解决做出了正确的决策。1979年1月21日，云南省委书记安平生向赵凡表示，云南省委同意四川省委提出的方案，他说，“知青愿意留在农场的，欢迎。”“不愿意留的统统走。”赵凡回忆说，我把在云南的这个情况，上海的问题，四川的问题，写了个材料，国务院转发了，“做好工作，合情合理”，做好了准备工作，逐渐地回去。当时在国务院主持工作的李先念极为高兴，立即表扬，并向上海方面作了通报。上海市委顾虑较多，因为这几年他们已先后批准在各地上山下乡的三十万知青返回上海，待批的还有八十万人。大家担心大批知青像潮水一样返城。人口高密度的上海势必更加混乱。但经反复做工作,上海方面最终还是表示顾全大局，同意按中央调查组的意见办理。这不把这个“四不满意”变成“四满意”嘛。

任何突发事件，或者说一些累计已久的民生问题，相持阶段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间段里，不仅需要面对问题的勇气，更需要善于倾听、勇于担当、实事求是、果敢决断的智慧。回顾当年云南知青大返城问题的妥善解决，赵凡所作出起的作用是举足轻重，他所作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上山下乡运动就是从这里开始走向了终点。一场可能危及全国安定的大事件画上了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句号。

四、在最终解决阶段，是墨守陈规还是敢于与时俱进？是实事求是解决好民生问题，还是对民众的诉求冷漠和无动于衷？

当年，以赵凡为首的调查组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国务院知青办的名义于1979年1月18日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识青年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了6条处理意见，其主要精神：把农场办成农工联合企业，适当提高工资，把知青稳定在农场；参照以往办理病退、困退的规定商调办理回城；城镇职工退休后，可以由其在农场当知青的子女回城顶替；从农场参军的知青，退伍后可以回父母所在地安置工作；城市招工时，允许到农场商调本市下乡知青；上海郊区到农场的青年，可以允许回原籍社队。

这些解决问题的办法基本上反映了知青们的诉求。国务院迅即批准了这个《请示报告》。这实际上为农场知青回城开启了方便之门。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下和国务院调查组的帮助下，在上海、四川、北京有关省、市的大力协助下，云南省委迅速草拟出了统筹解决云南农场知青问题的办法－－《关于解决云南国营农场知青问题的意见》。1月25日、27日，云南省委专门召开了两次省委常委会议讨论这个草拟稿。会议在其它方面都很快达成了共识，形成了《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贯彻执行中央(1978)74号文件统筹解决我省国营农场知青及有关问题的通知》。

解决问题的基础是这份《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识青年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这是赵凡和他的同事们经过认真调查、反复研究后形成的，也为后续的一些政策制定打下了基础。

(一)、实事求是，不回避问题：

首先，报告没有回避知青要求大返城的诉求。强调这是一次“有一个酝酿的过程，最早是从西双版纳开始的”的事件。从丁惠民发表了给邓副主席的公开信，到在签名的基础上组织了“北上请愿筹备总组”；从知青发动捐款，准备经费，要求到北京请愿，到开始罢工，并烧掉了生产工具，有70%的知青参加了罢工；从知青从景洪出发，开始北上，到在昆明站无票强行上车。到第二批请愿团绕开昆明，从附近一个小车站上车，12月27日到达北京，并在天安门广场、西单大街贴大字报。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派人接谈，达成了复工后发工资的协议；从王震副总理于1979年1月4日上午接见了知青代表，到丁惠民4日晚在北京发了复工电报等，这些记载都比较客观。

其次，特别指出了国务院调查组下去后，反复宣传党的三中全会公报、中央[1978]74号文件，仍有24000人继续坚持罢工。主要的原因是全国知青会议的两个文件，没有反映和解决云南国营农场知青的问题，对于国营农场的知青不再办理病退、困退，失去回城的希望，知青普遍表示不满。反映了当时在农场的知青纷纷卖掉家具、行李、自行离场，返回城市。在农场的知青大多数也不出工。勐定农场青年给四川、上海市委发出电报，如不答复返城时间，准备再次绝食，后经劝说未再绝食。当调查组到勐腊、勐棒、勐满、勐定、盈江等几个农场时，都发生知青向调查组围攻、跪哭不起、哀求回家的事。这些现状足以使各级领导深刻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

第三、报告再次强调了知青请愿、罢工的唯一要求是返回城市。这个要求普遍、坚决、强烈。在报告里，调查组引用东风农场的知青对调查组的话说：“你们解决我们的问题，一是让我们回去，二是派兵镇压，没有其他办法。”勐棒农场有的知青说：“不回家是死路一条”“宁可杀头，也要回家”。勐满农场二分场八队一知青串连了5、6个人，准备好汽油，声称“五一”节前不解决他们回家的问题，先离婚，然后到上海市最繁华的地方自焚。这些问题在报告里得到反映，已经说明云南知青大返城事态的严重性。

(二)、客观真实，分析原因：

报告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很明确指出：“这次闹事有它的历史原因，云南农场知青问题，积累成山，长久未得到解决。”

1、关于动员知青来云南时采用的欺骗手段，这笔帐算到 “四人帮”头上了。报告还披露了上海曾强制一些知青和郊区人民公社青年农民来边疆。这是极其荒唐的做法。报告承认，“许多人在这一片美好的宣传中，满怀激情来到农场，有的连被褥也没有带。来了一看，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但也回不去。在昆明市也曾以参军的名义，把八百名小学生骗来，当时有的只有十四、五岁。”这些发生在“文革”期间的一幕，将永远记录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2、云南知青大返城的事件起因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农场的生活条件实在太差。报告承认：“农场对职工关心不够，缺菜、少油，住房简陋，日用品很少，文化生活基本没有。现在知青住的房子还有不少是阴暗、潮湿、漏雨的茅草屋。”报告还例举了东风农场一个知青因带草纸、肥皂、榨菜超重，被昆明车站检查人员罚款74元。还有个青年带了20斤食油，因超重，要没收，虽经苦苦哀求，也不行，青年一气将油统统倒掉。知青谈到这些情况，泣不成声，说这些食品都是爸爸妈妈一家人嘴头上省下来的。这些记录是农场当时真实情况的反映。在这样恶劣的条件和环境下，知青们承受着常人难以理解的生活。一旦有一颗火种点燃，势必会形成燎原之势。这也是丁惠民开始给邓小平写信以后，会引发知青的群体声援和支持的原因。

3、云南农场里历年积累的冤案、假案、错案也是引发知青起事的主要原因之一。报告指出，少数基层干部对知青的管理简单、粗暴，个别的还贪污受贿，违法乱纪，打击报复。一些冤案、假案、错案在当时的东风农场就达400多件。报告还揭露了在农场在管理上的离奇规定。例如：有的规定加班劳动迟到一小时记事假一天；到了下班时间，地里活未干完，拒绝继续干的，全天不算出工；政治学习不参加，扣发工资，因病未愈超假的，按事假处理；探亲超假十天的不报销旅费，有的还扣发工资，不予报销探亲期间的医疗费，等等。更为可恨的是有的基层干部勒索知青从家里带来的东西，发“知青财”。在当时的云南农场还有存在少数坏人调戏、奸污女知青的事件。这在云南知青还没有起事之前就已经在全国闻名了。报告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举例说：“不完全统计，仅东风农场从1970年至1974年就有30名基层干部因奸污女知青，情节恶劣，受到刑事处分。遭到他们迫害的女青年达100多人。”

4、知青的社会地位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受到来自社会的歧视使他们对于上山下乡彻底失望。报告承认，“来云南的十万多知青，近年来因病退、困退、升学及走后门，走了两万多人。留下的绝大部分是工人子女和上海郊区大青年农民。”留下的是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的子女。要他们来坚持农场“扎根”，甚至把留在农场的知青认为“是没出息或是犯错误的”，这怎么叫知青能够接受。在风潮开始的时候，这些留场的知青无疑会选择拼一个“鱼死网破”的决心。这样也就能够解释云南知青为什么会如此心齐罢工请愿要求回家了。

还有诸如交通不便，探亲困难等实际问题。在讲述了这么多的问题以后，报告认为：“上述种种，积怨很深。过去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对提意见的动辄打击报复，因此，知青敢怒不敢言。而今发扬民主，允许讲话，按他们的话说，‘蕴藏在心底的火山爆发了’。”

报告的结论是很明确的：“我们深深感到，云南国营农场知青闹事，有其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决不是少数几个人煽动起来的。”是的，云南知青大返城绝不是少数几个人煽动起来的。累积太多了，总要有一个出气口，总要有一个爆发的渠道。到了1978年，无论是天时地利，还是人的因素，都决定了这场大返城的事件是一定会爆发的。当然，这份报告只是仅仅对于云南知青大返城的事件就事论事地分析了原因。作为一份调查报告，它不可能在更深的广度去进行探讨和分析。就此几点也足以说明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也看得出报告的起草者确实是比较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云南知青大返城事件的原因。这份报告也为今天我们研究和分析云南知青大返城事件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历史档案。

(三)、实际出发，提出办法：

怎样来解决云南知青大返城的诉求?当时在这个报告里详细地提出了解决知青问题的意见和办法。

第一，对于坚决不愿意留在农场的，采取办理病退、困退；父母退职、退休，由子女顶替；劳力多余的进行调工；上海郊区农民，回去当社员；参军复员的，回到父母所在地安置；农垦部门在当地办中专和技校招收一部分知青。

第二，对于已婚知青，尽量动员留下，不回城市；各城市的男知青与女知青结婚，应相互照顾，允许到一方城市落户。但应说服少归上海。

第三，知青当中的一些冤案、假案、错案，还没有解决的，要切实解决。有错必纠。

第四，关于清算过去积存下来的经济帐，例如超假的探亲路费和回城看病医药费的报销问题，以及一些不合理的罚款等等，都应实事求是地由农场妥善解决。

第五，对少数有打砸抢行为的人，一般应着重批评教育。但对情节特别严重，并造成恶果的，应当切实查明事实，追究法律责任。

第六对被打的干部，要进行慰问、鼓励和表扬，经济上有损失的，应追究退赔，还有困难的由国家给以补助、救济。

由此开始了云南知青回城的风潮。按照当时这些办法，知青们大都选择了离开农场。采取了办理病退、困退、顶替的办法，纷纷回到了城市。一场历时将近十年之久的上山下乡运动终于走到了尽头。只是一些由于各种原因(如已经与当地的工人结婚的等)没有回城的知青，继续留在农场。至今许多人的境况都很不如人意，生活很艰苦。

云南农场存在的问题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特别是历经了“十年文革”的冲击，农场和整个国家一样，困难重重，问题多多。一下子确实也解决不了多少问题。但是难能可贵的是赵凡和调查组的同志，提出了解决云南农场存在问题的一些办法，尤其考虑到知青大批离开农场以后会产生的问题。

比如，关于职工的工资待遇问题。这里是十类、十一类工资地区，而农工却是拿的六类地区的工资，相差6元。这个问题存在已久，职工反映很强烈，应当从一九七九年一月开始，一律改为拿十类、十一类地区工资；恢复边疆津贴，从1979年1月开始重新实行;尽快解决以工代干问题，从1979年1月开始，按新级别发给工资；

又比如解决农场职工的所谓 “三怕房”(怕风、怕雨、怕火)、“三差饭”(变质霉烂的米面，没有菜，没有油)，要求农场要狠抓一下职工生活。要修建一批职工住房，按照住房造价比昆明高一倍的标准拨给建房经费。农场职工的定量供应商品，应和城镇职工同等对待。国营农场商业点从1979年第一季度开始直接从二级批发站进货，减少中间环节，增加国营农场的货源。农垦部门的医院，所需药品和医疗器械，应设立户头，按人数由二级批发站负责供应。

对于老工人对子女教育问题，随着知青的大批离去，农场师资缺乏，教育质量低的问题就更加突出。报告建议今后师范学校要为国营农场设班培养师资，所需经费由农垦部门拨给。

还有边疆农场工人在内地省市家乡结了婚，配偶落不上户，有的落了户没有粮食吃。报告要求三年后粮食应由农场组织生产自给。包括电影发行公司应把国营农场当作县一级单位，供应拷贝、国营农场应成立工会。国营农场职工的劳保待遇应按国家的有关政策、规定办理等等。这在当时的情况下，调查组已经考虑的比较细致周全了。这些措施对于稳定知青大撤离以后的农场有着积极的意义。为此报告特别指出，“知青走了之后，主要靠提高机械水平，解决农场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能够使用机械作业，例如定植橡胶、种植甘蔗等都要尽快使用机械。还要发挥老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力仍不足时，尽可能补充一部分自愿合格的工人。当前，要有计划地培养割胶工、汽车司机、拖拉机手、机务技术人员等，以解决生产上的紧急需要。对文教、医务财会人员的缺额，亦应立即选拔、培训、补充。”

任何复杂的问题、任何突发的激烈事件，就看你能不能实事求是地去分析、去调查，发现内在的原因，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几十年过去了，今天我们再次谈论上个世纪70年末云南知青大返城的事件，依旧能够看到云南知青大返城的壮举，依旧能够看到结束上山下乡运动的一幕，依旧能够看到一批坚持真理的老干部们的风采。让历史来告诉今天：顺应民意、因势利导、有效应对、力争双赢。

注：

①②刘晓航：《我们要回家》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

③⑤凤凰网：赵凡：在云南知青返城的前夕

④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云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云南大学出版社

⑥《瞭望东方周刊》2009年：《“知青之父”追忆知青大返城始末》


转自《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