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振荣：关于“3年文革”和“10年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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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振荣

    （1）

    刘国凯在1996年，即文革30周年时就已经提出了“3年文革”的论点，据他自己讲，“星转斗移，文革40周年又在即了……3年文革的分期我基本予以保持。”（《论人民文革》）我支持他的“3年文革”的论点，认为他对文革所作的分期很有价值，是研究“文革”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情；如果没有这样的分期，认为“人民文革”同毛泽东的文革一样，也搞了“10年”，那么“人民文革”也就不复存在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重温一下“历史必须是研究的一部分”的话就感觉到很有意思。

    “10年文革”的提法是拥护“文革”的华国锋最早提出来的，如果我们是善于分问的人，别的不说，仅仅就这一提法来看，它已经包含了在毛泽东死后共产党内当权派人物在如何地继承毛的“遗产”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无奈和无能，于此相应的是，反对“文革”的邓小平在接过了这个提法后就可以很顺利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不是吗？一个运动若是搞了“10年”也还是没有结束的话，那么这个运动有什么值得维护的价值呢？在这里，如果要把邓小平为代表的这些在“文革”中“靠边站”了的人所受到的“经济和政治”“损失”加在一块，并且要故意地以此引起人民对政治运动的厌倦，那么“10年”这个时间就非常地可取了。由此，我们发现在前毛泽东时代，中国专制主义者“政治”上的全部花招都已经耍尽了的话，在后毛泽东时代，他们所能够使用的方式就只有“经济”的这一套了。因此我认为所有拥护或接受“10年文革”提法的人都是众口一词的政治运动的反对者，而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如果作一个很粗的分类的话，就会发现一些是糊涂人，另外的一些是过去政治运动中的受害者，而剩下的那种一部分少数人则是政治上别有用心的人。

    （2）

    “10年文革”这样的提法如果有一个意义可以追究的话，那么我发现在“10年”时间中，文化大革命不是一个完整设计中的运动——这一点就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也就是说，不论是共产党或者毛泽东，不论是红卫兵或者造反派都没有一个设计“10年文革”的故意，但是我这话的意思却有着这样的一种补充性的成分在内，就是说“文革”从一开始就在时间里表现为对事先设计的否定、破坏或者搁置。谁都知道第一个直接设计文化大革命的人是彭真，他领导的“文化大革命5人小组”设计出了著名的《2月提纲》，但是仅仅过了3个月，到了5月中旬，这个设计好了的《提纲》就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纲领性文件”而被彻底地否定了，在这一否定中，组长彭真也变成了正在进行着的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高级牺牲品”，于是就在否定“2月提纲”的基础上《5•16通知》又重新设计了一次。

但是朋友们，你如果研究这个到今天为止被许多认为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的《5•16通知》，就会发现它虽然没有被同年8月8日通过的《16条》（即《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否定，但是从1966年5月16日至1966年8月8日的“文化大革命”被毛泽东的大字报认为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却是一桩谁用不着置疑的事实，根据上述事实，如果你又认为8月8日之后的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毛泽东井井有序的设计阶段，那么你又错了，8月8日之后的文化大革命事实上在全国范围内已经进入了人民政治大解放的阶段了，因此这个阶段上发生的事件，连毛泽东也是没有在事前想到的，就这一年的10月24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一个红卫兵运动，一个大串联，谁也没有想到，连我也没有想到，就弄得各省乌乎哀哉”（见《毛泽东之路》）。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没有想到”的事情，不止是是红卫兵和大串联，还有最能够体现文化大革命性质的——派性，也就是说，毛“没有想到”8月8日之后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已经转化为一个“全面”派性的运动，以至于到后来被毛说成是“全面内战”。可见，最能够区分“文革”和共产党一贯政治运动的红卫兵、大串联和派性这三者都不是毛设计的，非但不是毛设计的，而且在此三者产生之前，毛是“没有想到”的。就研究这一点，所有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出于毛泽东精心设计的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

说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没有做任何设计，不是我的观点，我倒是承认《16条》——这个到今天为止被想到人认为是“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王牌文件”的东西是毛精心设计的，可是我进一步的研究认为，《16条》中明文规定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是”“各地按照民主方式选举”出来的“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文化大革命委员会”和“文化大革命代表大会”在《16条》出笼的那一刻就夭折了，大凡是亲身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会知道，恰恰是以上的东西在还处于“筹备阶段时”就被人民政治大解放运动中的造反派给彻底“砸烂”了。

    以上的观点不过是要说明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虽然也有着一个设计，但是设计中的文化大革命不断地被发展着的形势所连续突破的事实，就使文化大革命运行在设计之外，所以从彭真到毛泽东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的设计者，那么又何谈文化大革命要搞几年的事情呢？因此人们认为毛泽东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设计者的看法原本就不真实，于此相应的是，所有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人把它当成一个真实的事件去研究，那就没有办法避免错误的了。现在，许多人口口声声地说要“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他们已经陷入了“10文革”这样的在我看来是洞若观火的错误中而不自觉的事情不也是证明了他们是“错误”中的人吗？以错纠错，这就是他们的方式和方法。

    （3）

    “3年文革”的观点虽然是刘国凯先生提出来的，但是，在此以前，毛泽东的确说过“文革”要“搞3年”的话。1976年8月16日，毛泽东在与阿尔巴尼亚专家谈话时说：“我们这次运动（即文化大革命）打算要倒3年，第1年发动，第2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3年扫尾”。1968年10月，在中共8届12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说到了“3年”的话；“现在不是都讲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吗？究竟什么叫到底啊？我们估计大概要3年，到明年夏季就差不多了。”事实是没有到毛所说的“明年夏季”，而是在“春季”即1969年4月1日的中共9大会议上，林彪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做了“我国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政治报告”，如果说这个报告已经宣布了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的话，那么它却为“文化大革命在我国的最后是胜利”留下了一个到毛泽东死都没有割断的尾巴，以至于华国锋不得不在1977年8月的中共11大会议上狠心地割了它（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

    因此只要是研究“文革”而不是对“文革”采取道听途说的人都会承认“文革”只有“3年”，在“3年文革”的这一点上毛泽东、刘国凯、李学勤、陈佩华等人的观点都是差不多的，作为一个政治的运动，文化大革命的确是搞了“3年”，就是我个人也是“3年论者”。我们如果认为文化大革命的这“3年”是一个反对共产党的运动，在这“3年”时间中，除了解放军中师以下机关的共产党组织没有受到冲击而“完整”存在外，全国所有的共产党组织连同共产党当权派都被人民打倒了，那么在这“3年”中因为压迫人的机构的崩溃和压迫人的人的倒台，人获得了解放，而解放人的事情体现在人具有了合法的自由结社权、自由发表言论以及自由的在政治上表现自己的权利，那么一个人民解放运动的真相就“浮”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水面”。

当解放了的人，在要收集解放意义的时候，于1969年4月1日召开的中共9大就意味着共产党的“复辟”（邓小平的“复辟”在此之后），从此之后，“3年文革”的解放意义就开始大面积的流失了，所以说“3年文革”失败也罢，结束也罢，它对所有以极大热忱推动了运动的人来说都有一个不甘心的意义，那么他们在无意识间开辟了同毛泽东作战的无形的“第二战场”就使毛已经宣布“结束”了的文化大革命，不得不继续地要“开展”下去，这就是“3年文革”到“10年文革”的一个转捩点。

    如果用毛的理论去解释文化大革命，那么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防修反修”的运动，它的目的是提高“亿万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增强他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性”，那么到了1969年4月以后，“亿万人民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真正的收获却是每一个人都被“资产阶级派性”这一条“大毒蛇”“缠住了身子”（上海《文汇报》社论中的话），于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不就变成了一个笑柄的了吗？因此如果我们假设毛是这“3年文革”的“设计师”，那么他的“设计”是失败的就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对事实的不服就必然逻辑地导致毛做出“文化大革命要搞多次”的结论，也正是有着这样的一个毛泽东的“结论”，所以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在“3年”的时间内完成了。后来毛泽东把自己同林彪之间的“斗争”又看成是“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和继续”，华国锋把自己同“四人帮”的“斗争”又说成是“文化大革命取得的又一伟大成果”就造成了“文革”没有结束的现象了；如果说这个现象是共产党的上层路线斗争罩在人民政治大解放运动上面的一种假象的话，那么认为1966年的“人民文革”研究的最基本任务是去除“假象”以恢复它的本来面目。一句话，“10年文革”是一个共产党的话题，这样的话题实际上是要把“66”运动的人民话语权夺了过去，并把它由“解放的话语”转化为共产党的反对人民运动的“社会大动乱话语”——这就是我所论证的问题之要害；就这个要害处着眼，朋友们，你如果真心的反对共产党专政的话，那么你就应该对1966年“7亿人民”举起“革命铁拳”“砸烂”了共产党专政的伟大运动投一赞成票。

    关于上述一点，陈佩华在《毛主席的孩子们》一书中说得很明白：“文革不仅仅是上层的权力之争，而是社会上下层间的剧烈冲突，事实上它自己持续了3年，即1966年至1969年群众对当权者公开反叛，而不是大陆官方故意延长的10年。1966年至1967年，为当权者反扑群众的历史，他们故意延长文革历史的时间，目的是淡化群众和社会对他们的愤怒反抗和羞辱，因此将它归罪于‘四人帮’搞了10年的鬼把戏。”因此，看不到这一点，我们民运人士在搞中国民主运动时，如果还是把自己的思想和精神陷在共产党的那一套中，怎么能够做得了中国民主运动这样伟大的事业呢？那些认为自己最反对共产党的人，在“10年文革”的问题同共产党唱一个调子，一个鼻孔出气都不感觉到可悲吗？

    （4）

    在1985年写作的《66运动论说》的书稿里，我把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成立的时间：1966年5月29日作为刘国凯所说的“人民文革”的开始的日子，把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9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日子作为它的结束时间，这样，它一共存在了2年零11个月，同“3年”的时间非常接近。因此，我认为在研究“人民文革”的时候紧紧地把握住“3年”时间就有可能建立对“人民运动”认识的牢固的基础，若不是这样的话，认为“人民文革”也搞了“10年”，那不是上了中国共产党的圈套吗？

    同1989年5月的政治运动的遭遇不一样，“66”运动不是当权派镇压下去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它是在毛的精心策划下被迫走上了自我消解的道路的，因此把这样的一种情况提了出来，就不只是具有理论上的意义，而是在更大的范围内关系着中国人民对民主运动和民主的认识问题。因此，对于吃中国政治这碗饭的中国民运人士来讲，如果也弄不清楚它的话，就谈不上是中国政治上的佼佼者了。今天的民主运动其所以在共产党这么腐败、这么堕落的情况下还是发动不起，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许多中国人对于民主的运动作了一个“动乱”的理解，而在我们这个被人叫作“读图的时代”，民主运动的图像和动乱的图像是不好区分的，所以当民主运动的发动必然要象“66”运动那样地意味着“全民”参与的话，13亿人运动的图像就同1966年的7亿人运动图像区别不大的了（参阅拙作《论读图时代的民主错觉》），所以当“66”运动被看成“10年动乱”时，那么中国是不是要在21世纪又来一次“10年动乱”——问题就只能是这样的被提出来。

    “10文革”这样的意思如果用图解的方式表示出来，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内容谁能够说清楚呢？与这样的事情有关的是在批判“10年文革”方面也没有出现哪怕一个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和学者，而所有在这一方面出了风头的人无不是一些二流、三流的文学、艺术家或影视作品的作者，当然，我不否认在这之中也的确站立着中国社会的一流人物，如去年才过世的活了100多岁的文学家巴金，一流的学者季羡林，一流的“体制内异议人士”李锐等，但是孰我直言，这些人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解都没有表现出来可以和他们的名声与知识（一流）相符的水平，也就说他们对于“文革”的理解甚至同这个运动中走了过来的普通人的水平高不了多少，所以他们写作的批判“文革”的书其所以有读者，完全是因为他们以前的名声起了作用的缘故，特别是在反对“四人帮”的问题上他们表现的水平完全是前毛泽东时代的“贫下中农”式的，不信，你挑出来一本，我们读一读？因此，这些在理论说完全有研究能力的人对待“文革”——这个20世纪“史无前例”的民主运动——的时候，就失去了研究能力发挥和运用的必要条件，因为他们作为“文革”的受害者只要站在了前毛泽东时代的“贫下中农老大爷诉苦”的立场就已经足够了，何用智慧在这里逞能？可不是吗？牛棚就是他们的“旧社会”，诉“住牛棚”之苦的行为使他们变成了后毛泽东时代的“贫下中农”了，于是知识的精华的部分就被他们自己的最粗糙的行为给抵消了。如果我的话没有说错的话，那么别的不说，以上人等所发表的有关“文革”的议论，谁个不是以“10年文革”立论的呢？仅仅就这一点而言，他们也不过是围绕邓小平痰盂飞的几只文化“苍蝇”。

    在文化大革命这么如此重要的事件上，所有在中国已经公开出来说话（没有公开的除外）的人，都只能是站在了邓小平之后的共产党政治“决议”的那水平线上，与这个水平线稍有差池的，都可能被封杀。我不说别人，在近31年的时间中，我写作的10几专门论述“文革”的书稿至今尘封，其他人的就可以想象的了。我的看法是“文革”在没有被研究的情况下，说“10年文革”有人信，但是它若是被研究的话，那么鬼才会信“10年文革”的话！事实是，1966年中国人民用政治造反的方式掀起了一场民主的运动，同时也创造了一套民主的话语权，但是问题是我们中国人民和中国民运人士没有抓住这个运动，也没有能够充分地发挥这一套民主的话语权，所以当人民捎有行为的时候，共产党就叫嚷，“你们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来一个第二次的‘文革’”就是他们的险恶用心。

    刘国凯的文章对于以上问题说得非常清楚：“文化大革命结束20年后，中国发生了89民主运动。当学生们的游行队伍发出怒吼，抗议‘4•26社论’，继而要求惩办贪官污吏时，共产党的高官们声色俱历地呵斥道：‘你们又想搞文革那一套吗？’学生们听了，十分惶恐，忙不迭地说：‘不，不，我们不是搞文革那一套。’”（《论人民文革》）好了，我们通过这样的事情若还能够寻找出经验与教训的话，我看情况就会有改变的，如果说那一代大学生们不是在官方进行的“彻底否定10年文革”的教育中长大的，那么他们也许会说：“‘文革’怎么啦，人民反对自己不喜欢的当权派的行为难道不是人类历史上天经地义的事情吗？”

    （5）

    上面，我说到了毛是最早说到“3年文革”的人，其所以他在后来的时间里放弃了这个话，而给“文革”续上了一个没完没了的尾巴，有一个重要的原因：1971年9月13日发生了林彪叛毛事件。如果说在此之前，林彪就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之一而被社会接受的话，那么“9•13事件”的发生就改变了人们对“文革”的看法，如果逻辑的力量在这里不是失败了的话，那么它告诉人们的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彻底”的失败了。因此为了维护文化大革命“没有失败”而照样“胜利”这一个局面，毛对“文革”的思考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上，毛的思考倒是无意间涉及到了民主的最敏感的部分，于是，毛的一个无价值的行为（即人们所说的阴谋诡计）却触及到了中国社会最大价值之边缘。毛对“文革”中的林彪这一派人的看法形成了一个“集团”的概念，而这个“集团”在毛的理论的后来的发展中形成了“党内资产阶级”的论断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如果说共产党党内已经因利益的关系而形成了一个新阶级的话，那么文化大革命显然是打倒了其中的一部分，而这个阶级中的另外的更大部分的人的存在就构成了毛的“最终判断”：“走资派还在走，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党内”，“文化大革命没有结束，还要来第二次，第三次”。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理解毛的这个“最终判断”的，我认为它是对的，是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实际的，也符合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的实际的，因此，在某种彻底上可以说它是一个擦了民主之边的价值判断。

    如果说在毛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中去寻找前后的联系的话，那么毛在1966年主张把官方性质的共产党运动（“2月提纲”和“5•16通知”）转变成为“中国人民群众的一场无产阶级革命的运动”，原因是他意识到了共产党社会的“阴暗面”需要来一次人民革命式的大揭发，也只有这样共产党才有可能把自己在“民主革命时代”许诺给人民的东西还给人民，但是现实情况是：共产党压迫人民，不是共产党内的“一小撮人”压迫人民，而是共产党的整体，这个整体有一个类似的“资产阶级黑司令部”组织这种压迫，因此，到毛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写作的时候（1966年8月5日）中国社会已经不是“无产阶级”的天下，而是“资产阶级白色恐怖”笼罩下的“资产阶级专政”——这就是毛泽东揭露的事实；仅就“事实”着眼，毛泽东承认1949-1966年的共产党体制“压迫”人民，就研究具有了民主的意义，如果说这个意义对于共产党体制意味着“破坏”，那么在毛死后，共产党清除了它，就非常自然。

    1989年5月，当1966年7-8月间的那种形势连一分也没有走样地可能要在中国重演时，请问：你到底是拥护谁？邓小平——这个文化大革命中的“落水狗”在“4•26社论”中认为“89”运动是文化大革命式的“动乱”；搞民主的学生认为这是爱国民主的运动，你呢？

对比的看，毛泽东在23年前就已经判断学生运动是“革命”的，他反对采取任何形式和手段镇压学生运动，就不是我们应当反对的。在1966年8月5日，他说：“在前是晚清政府，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据说，他冲着刘少奇讽刺地说：“你在北京专政吗？专得好。”以后“凡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的毛泽东语录就变成了“66”运动解放的号角。因此在1966年，民主这自由这两样东西同毛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就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了。说到这里，如果我们对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不结束的思想有一个积极的分析，就会发现他认为在我们中国和当时的共产党世界，如果不进行这样类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话，那么共产党就必然要变质、人民必然要造反——这显然是一个积极的价值。无论我们怎么说，毛已经“拉”出了中国共产党社会持续危机的这一条线索，只是我们没有注意到它而已。

    问题就在于，当我们人民的政治发展在40年前还不能够“超越”毛泽东的时候，我们害怕毛的这种价值，因为他可以用张扬价值的方式来压迫我们，但是，当在这40年的时间中，我们人民的政治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时，毛的价值就显得渺小了，这样我们把它组织到比它大得多的我们的人民价值系统的时候，集腋成裘的话就可以帮助我们在价值上的自立了。本文也不过是说，我们通过“3年文革”整理了人民运动的价值，然后在“10年文革”这样的一个旨在欺骗人的东西又看出了共产党社会那种持续的危机，我们不就是变成最后地可以抓住民主的人了吗？

    2006-1-12 _2008-9-1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