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陈君：“庐山会议”之详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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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毛的原意是“纠左”，结果却变成“反右”，其真正的根源在于：党内“山头”一旦恶斗起来，毛也没有办法完全控制。

1959年7月至8月的“庐山会议”，毛最初的想法是“纠左”，因为1958年的“大跃进”出了很多问题，各项经济指标订得太高，各地大搞工业 建设的热情还完全没有降下来，连着开了好几次中央会议都不起作用。毛就提议在庐山召开一次省市委书记座谈会，原本只打算开开半个月左右，总结一下去年“大 跃进”的经验，重新统一认识，稍稍降降温，也好把年度指标再降低一些，这样经济困难就可以调整过来了。

但从彭德怀给毛上书以后，形势很快就发生了逆转，从“纠左”变成了“反右”，来了一个180度的彻底反转，最终把彭打成了“高饶反党同盟的漏网之鱼“。以前大家普遍的看法是：因为彭的意见书得到了很多与会者的赞成，这让毛感到了威胁，认为彭是在反对“大跃进”的总路线，挑战自己的权威，这是毛绝对不允许的，所以就下决心打到彭。

但现在网上还有一种更细致的看法：彭给毛上书，本意是反对刘少奇的，因为刘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大跃进”主要是刘的工作失误，所以，刘就绝地反击，想法设法把彭打成了“高饶反党同盟”，因为高就是因反对刘而被打倒的，这样刘在党内的地位就更加巩固了。这种说法，一个有力的证据就是毛的卫士长李银桥的回忆：

“七月底座谈会结束，毛泽东作总结发言。他的总结发言主要还是反‘左”，严厉批评了一些 头脑发热，喜欢放大炮、放卫星的领导。有些批评话讲得相当重…在批过‘左’之后，又批几句所谓右的代表，就是彭德怀同志。我当时的感觉是‘各打50大 板’，‘左右摆平’……回到住处，毛泽东本是吩咐我们收拾东西，准备散会走人。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 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讨论形势变成了讨论彭德怀问题。……我认为，庐山会议清算彭德怀，责任不能全推到毛泽东身上，那份万言书毛泽东本来认为‘也就是个 意见而已’，批评一下就过去了。彭德怀一赌气，引起一些人的公愤，在毛泽东那里讲了一些话，结果事情变大了。”（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

在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这本书里，详细记录了会议经过和重要发言，是难得的史料，李也认为：“会议形势的变化，不在会场上，而在 会外的活动”。（《实录》第55页）毛本来不想把事情搞大，但在“有些领导同志”的强烈要求与“活动”下，这才决定继续召开八中全会，专门批判彭，毛本来 最多也只认为彭只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但随着批判升级，最终把彭打成了“反党”，就让彭彻底失去了翻身机会。这简直就是“高饶事件”的翻版。直到 1966年10月，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还谈起庐山会议的事：“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庐山会议打 到彭的主要推手是刘，并非毛。

这两种说法到底谁更正确呢？毛对彭的态度究竟如何呢？毛彭刘之间又是如何博弈的？下面，我们根据李锐的《实录》和最新版的《毛泽东年谱》，来对照分 析，试图还原庐山会议的历史真相。可惜没有找到刘少奇和周恩来两人的《年谱》，要是多对照这些原始材料来作分析，可能就更有说服力。

在召开庐山会议前，毛其实一直在试图“纠左”，降低经济指标，把经济混乱局面调整过来。1958年2月的郑州会议和11月的武昌会议，1959年3 月的二次郑州会议和4月的上海七中全会，毛讲话的主题都是“降火降温”，有些话还是说得非常严厉的。当时刘在一线负责，他对“大跃进”的推波助澜是负有责 任的，至少当时刘邓两人都没讲过反对“大跃进”的话。周陈两人是因“反冒进”挨了批，失去了经济决策权，也不敢怎么说话，在那种全国狂热的气氛下，也只有毛能说说反对的话了。

“北戴河会议决议是大会通过的，通过之后我看了一下，我也有责任，没有提出意见，我那个时候也在高潮，越多越好。但到武昌，我就改了，我说不行了。”“农 业超过百分之二十是大跃进，超过百分之三十就是特大跃进。现在动不动就搞增长一倍，怎么行呢？”（《年谱》第4卷，第9、69页）尤其是，毛对刘不满，在 七中全会上，就明确提出要把“权力集中在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小平为副帅…我现在要求这个权力，不挂帅不行。”（第11页）这对刘肯定压力不小。毛还送了《明史·海瑞传》给彭看，还要求周也看看，意思就是，党内没人出来“唱反调”也不好。黄克诚也说过，彭上书主要是针对刘的。毛是希望党内有人支持他来“挂帅”，直接管经济。

庐山会议前半个月是“神仙会”，毛本来的想法是，召集省市委书记们集中讨论，统一思想，趁机也好把指标改一改，妥当安排今明两年的工作。毛认为 1958年的“大跃进”只是打了一个败仗，但及时调整过来也就行了，刘也是这种想法。正当会议快要结束，准备写《议定记录》时，彭因会前在湖南亲自调研 过，了解真实情况，认为中央对“大跃进”的严重后果还未引起足够重视，7月14日就给毛写了一封信反映情况。16日，毛就把彭的来信批给会议讨论，这都是 正常的程序。毛同时要求留在北京的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来此参加最后一星期的会议”，（《年谱》第4卷，第104页）并特别要求在大连请病假的林 彪也来庐山。彭、林两人是17日上庐山的。

此时，毛讲话的主题还是“纠左”，看不出要批彭的迹象。“现在有没有右倾机会主义？我说有，我就是，我就是嫌右倾的朋友太少了。…现在事实上就是反冒进， 只是不公开讲，反冒进的司令就是我。”（第105页）“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在我。…有些气就是要泄，浮夸风、瞎指挥、贪多贪大这些气就是 要泄。准备和那些‘左派’，就是那些不愿意承认错误、也不愿意听别人讲他错误的人，那些不愿意认真总结去年经验教训的人谈一谈，让他们多听取各方面的意 见。”（第108页）

但在会议讨论中，彭信获得了很多人的赞成，当然有人就提出了“追究责任”的问题，这就激发了“左派”的反击，尤其是“大跃进”的两 位红人柯庆施、李井泉，就公开表示反对纠“左”，柯当面跟毛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个风，不然队伍就散了。他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 线、对着毛主席的。”（《年谱》第4卷，第104页）据王光美回忆：“少奇同志这一段确实很紧张。毛主席批了彭总的信以后，少奇显得心情沉重，整天关在办公室里不出来，什么娱乐活动也不参加，每天要吃很多安眠药才能入睡。”如果要追究“大跃进”的责任，中央的责任主要是要由刘来负的。

由于会议出现严重分歧，本来主张“纠左”的毛也就陷入两难，至少现在已经没办法如期结束会议了，因为，党的会议最终是要作出一个决议来 的。实际上，彭信此时变成党内斗争的一根导火索了。这完全出乎毛的预料，这就不再是一个修改指标的问题了，而是变成孰是孰非的路线问题了，上纲上线了。

21日张闻天的长篇发言，是毛决定由“纠左”变为“反右”的一个关键。张的发言讲得很尖锐，几乎是对“大跃进”的种种做法做了全面 批评，对“政治挂帅”、“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等敏感问题也是直言不讳。这一下就跟毛的本意相去甚远了。毛是不允许有人公开来反对总路线的，他自己打过一 个比喻，说自己刚上井冈山时就打了败仗，但总不能把上井冈山看成是路线错误吧？毛把“大跃进”也看成是一场打仗，胜败乃兵家之常事，这次打败了，总结经 验，汲取教训，下次就会打胜仗，要是说路线错了，那就等于是说毛的领导错了，这就问题大了。

毛倾向于把“大跃进”看成是执行者工作中的失误，而不是决策者的路线错误。再加上，张在历史上是犯有路线错误的，张站出来反对“大跃进”，其身份也是比较 敏感的。此时，毛再想“纠左”就很难了，如果毛支持彭张的意见，继续“纠左”，那就等于要跟一线工作的整个领导层对峙起来了，这就更不是毛想要的结果了。 此时，彭“要请红军来”、“华北会议上操了我四十天娘”等这样伤感情和犯忌的话也被揭发了出来，把历史旧账也翻出来了，主题变了，形势就更加复杂、混乱 了。

22日，毛召集刘、周、林三人谈话，从下午4点半一直谈到晚上9点半。23日上午8点，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作了长篇讲话，对彭进行了严厉批评。毛这篇讲话，需要仔细分析，包含了两层意思。

首先是“反右”，警告与会者在总路线这个大方向上一定要站稳，“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是会跟我走的”。（《实 录》第63页）“找红军来”这个话是贺龙揭发的，触到了毛的忌讳。但毛并没有将彭“定罪”，只说彭“把自己抛到离右派30公里，接近30公里了…很危 险”。（第64页）

接着，毛也谈到了责任问题，对“大炼钢铁”这个事情，毛自己承担了责任，最开始，是柯庆施跟毛报告，说华东要炼600万吨，毛非常高兴，就找冶金部部长王 鹤寿问，全国能不能炼1070吨，王说能，就布置了，北戴河会议上，毛又问薄一波，薄也说可行，就这样定下来了，“从此闯下大祸，9000万人上阵。始作 俑者是我，应该灭子绝孙。”（第66页）而对人民公社、浮夸风，毛只承认“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第65页）这也是实话，这两件事情基本上是一线 搞起来的，记者采访毛时问：“人民公社好不好？”毛说“好”，结果“人民公社好”就红遍了中国。

但毛也承认，“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应该说我。过去说周恩来、陈云同志，现在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你们看，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的。”（第66页）显然，毛这么说是伤感情的：我唯一的儿子在朝鲜打死了，你彭德怀 还反对我，这就有暗怪彭之意。这应该是有人在背后说了彭“坏话”。毛这篇讲话，是会议转向“反右”的开始。

从23日毛讲话后，到29日决定召开八中全会的这几天，是最关键的时候，根据李银桥的回忆，召开八中全会并非毛的意思，而是“有些领导不干了，提议 解决彭德怀的问题”。这种说法可信吗？根据《年谱》的记载，这段时间，毛找了很多领导谈话，谈得次数最多的是林彪、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四人，应该是讨论 处理彭和开八中全会的事情。

26日，各组传达毛的话：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限，批斗升级。28日，决定继续召开八中全会，毛提议要解决“改指标”和“路线问题”这两件事情，他最 关心的其实还是改指标，“这一次就应这些同志的要求…在八月上旬开中央全会”，“发一个公报。无非是改指标”，“同志们大家都扯了很久了，开一次中央全会 来再扯几天，我看就差不多了。”（《年谱》第4卷，第123页）毛此时仍没有要打倒彭的意思。所以，我认为李银桥的说法应该是可信的。

而导致彭被打倒的根源在于：党内是“山头林立”的，这些“山头”是在战争年代形成的，彼此之间是各不服气、并相互争斗的，存在各种工作 上、思想上、性格上的分歧矛盾，甚至有些还是解不开的恩怨情仇，在战争年代，这些历史积怨是潜藏起来的，而到和平年代，这些分歧和矛盾就会激发出来；各个 “山头”不会反对毛，毛是公认的领袖，没有毛，这些“山头”就会散伙，但毛也控制不了“山头”之间的明争暗斗，他也只能顺势而为，做到大体上的平衡；最关 键的一点就是，如果毛对哪个“山头”不满意或反对的话，其他对立的“山头”就会群起而攻之，非打倒不可，一是历史上的恩怨，二是为了争夺权力。

彭这个人，性格刚烈，脾气暴躁，骂人也从不留情面，军队里很多人都怕他，因此也得罪了很多人，彭自己也承认：“我是高山上倒马桶，臭名远扬。”譬如，彭主 管军队，粟裕是总参谋长，彭任命自己信任的黄克诚为副参谋长，处处跟粟对着干，硬是把粟给挤走了，彭粟两人完全是性格上的不和，工作上有摩擦而已。历史 上，彭批贺龙、刘伯承、粟裕也是非常狠的。打倒彭，主要是军队内的“山头主义”斗争，而非毛的本意。

关键是，毛本人对彭的态度究竟如何呢？毛在发言里说两人的关系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彭桀骜不驯，毛有时拿他也没办法，但毛的内心其实是不想 打倒彭的，至少不是马上就要打倒彭。原因很简单，毛能放心交付军队的元帅，一个是林彪，一个就是彭，但林身体不好，做不了具体工作，那也只有彭了。彭林是 红一方面军的两大主将，这是毛真正的嫡系部队，党内也只有彭林敢当面顶撞毛，这其实也是深受毛信任的表现。

在庐山会议上，批彭最厉害其实是三伙人：一伙是军队系的，以林彪、贺龙、罗瑞卿为代表，这是主力，因为只有打倒彭，他们才有机会掌权；一 伙是地方系的，以柯庆施、李井泉为代表，他们是要维护“大跃进”的政绩；一伙是“投机派”，以康生、陈伯达为代表，这两个人后来看到风向变了，就猛批彭。这三伙人的做法都是可以理解的。批彭最凶险是在8月19日的北京军委扩大会议上，文官们只是落井下石，趁火打劫，武将们则是图穷匕见，杀机四伏。

至于刘少奇和彭，历史上肯定是不对路的，一是1945年的“华北会议”，刘批彭，二是高岗的事情，彭反对刘，三是粟裕 的事情，粟跟刘的关系最好。但要说是刘打倒了彭，这也不符合实际，刘在军队中根基很浅，他没有这个实力打倒彭，他真要表露出来打倒彭，肯定就会引起毛的警 惕，打倒彭主要还是军队中的势力，刘只是顺势推了一把而已，尤其是，最后把彭跟“高饶事件”联系起来，就是刘的精心巧妙造势。庐山会议批彭，罪名很多，但 真正对毛产生影响还是贺龙和刘少奇的说法。

从结果上看，刘贺两人无疑是庐山会议的最大受益者。彭被撤去国防部长的职务，黄克诚被撤去总参谋长的职务，林彪成为国防部长和军委第一副主席，贺龙成为军 委第二副主席，聂荣臻排在第三位（主管国防科技），林常年在大连养病，实际上，就是贺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罗瑞卿担任了总参谋长，他是林推荐的，来平衡贺 的，元帅里面，只有贺跟刘的关系不错，后来罗又跟刘贺两人走得很近，这也是导致文革的一个重要原因。至于刘，最终彭被打成“彭高饶反党同盟”，这在政治上 对刘是非常有利的，其道理就不用多解释了。

按照上述脉络，再来看八中全会的批彭就非常清晰了。

7月31日和8月1日，连着两天都在毛的住处召开常委会，主要是毛谈话，回顾历史上几次路线斗争和军事斗争的情况，跟彭划清界限。

接着是林发言批彭，说彭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显然，林的发言是毛授意的，毛要消除彭在军队中的影响，唯有林才有这个实力，但我认为多少也反映了林内心的想法，一山不容二虎，彭在台上，林就很难上台。

其次，刘的发言也很关键，他话不多，说得也很含蓄，但几次都提到了高岗事件，就是想提醒毛注意到彭高之间的关联性，其他人都没有这样的说法，这就很值得玩味了。

常委会后，批彭升级，“军事俱乐部”、“里通外国”、“斯大林晚年”等问题也陆续被揭发出来了，甚至还有人跟毛写报告要处死彭。“斯大林晚年”这个事情对 毛刺激也很大，动了怒，最后彭就毛被定性为“高岗集团的漏网残余”，“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毛想整下彭也是有的，但并不想把彭整死，还是留有余地 的，但经过这么一闹腾，毛彭两人的关系算是破裂了。

8月16日，八中全会闭幕，毛作了长篇讲话，最后提到了高岗，可谓意味深长。“高岗事件，我有责任，就是时间延误了。我本来想同习仲勋谈。我与他约了，目 的就是跟习讲。因为那时高岗想去陕北，我们想保留他的党籍，还想保留中央委员，让他回延安去工作，本人也愿意。可惜迟了一步，我没有来得及讲。他自杀了， 竟这样结局，我也觉得遗憾。所以这事怪我，这是个很不好的事。”（《实录》第153页）毛讲这个话的意思，就是保彭，只能打倒而不能打死，此事就到此为 止，否则，彭跟高的结局就可能一样。

八中全会最后通过了一个公报和四个决议，其中一个决议就是最关键的《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但奇怪的是，这份决议当时没有发表， 一直到1967年8月16日文革进行一年后才公开发表，在《公报》里，也没有提到彭等人的事情，只是含糊其辞地说了一段：“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在某些干部中 滋长着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他们对于在党的领导下几亿劳动人民轰轰烈烈地进行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污蔑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这是完全错误 的。”（第155页）

这该如何解释呢？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党内某些人通过了这份决议，而毛因为有高的教训，当时就没同意发表这份决议，这就等于把彭在政治上完全打倒了，但毛 还想保彭，不想把彭打死，这也不符合毛的政治平衡术。还有一种解释就是，彭等人只作党内处理，而不对外公开，这也留有了余地。那么，这份决议究竟是如何通 过的呢？为什么通过又不发表呢？这就留下了一个历史悬案。党内有些斗争是表面上能看出来的，但也有些斗争是表面上看不出来的，藏得非常深。

庐山会议由“纠左”转向“反右”，造成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两个灾难性后果。会后，就在全党范围内从上到下开展了 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斗争，到1962年甄别平反时，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党员和干部竟高达三百几十万人，这跟毛在庐山会议上关于“右派是多少？ 有45万”（《实录》第154页）的估计差得太大了。这场“反右倾”让党内斗争扩大化、尖锐化了，因为彭是军队系的“最大山头”，要打倒彭，涉及的干部比 高岗要多得多，毛最多也只能管住上面，下面的事情毛是根本管不过来的。所以，“反右倾”扩大化，这主要是下面的责任。

其次，“反右倾”打断了毛“纠左”的最初想法，1958年“大跃进”的错误不仅没有纠正过来，反而越来越严重了，“共产风”、“大办特办风”又猛刮起来， “进一步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轻工业急剧下降，而遭到最大破坏的是农业。……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年的‘反右倾’后的继续‘跃进’，给 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了严重的灾难。我国人民所经历的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第613页）可以这样说，庐山会议后，“反右倾”就使得党内斗争开始变得逐渐失控了。

开庐山会议，毛的原意是“纠左”，结果却变成“反右”，其真正的根源在于：党内“山头”一旦恶斗起来，毛也没有办法完全控制，他还 不是“神”，也不是“皇帝”，而只是各个“山头”的共主，但他必须也要平衡各个“山头”，才能赢得党内的最大支持。至少在高岗和彭德怀这两件事情上，毛是 被动接受的，这并不是他所希望的格局。

我们要把历史问题彻底讲清楚，这是有好处的，如果现在还要试图掩盖或篡改，那历史问题就会真正变成我们的历史责任。打个比喻来说，父辈犯错并不是我 们的责任，但是，我们要是不承认这个错误，相反，还要掩盖或篡改这个错误，那这就是我们的责任了。关键是，要承认父辈错误，感情上必须过得去，但只要过去 了，就会在道德上获得主动权，否则，后辈们就会永远面临道德上的质疑。而这种道德质疑就会成为政治合法性的最大危险。其实，人民要求的并不是政治家要对历史去承担不属于自己的责任，而是要求他们对历史的正确态度。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要求。


吕陈君，共識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