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骥：我所知道的文革造反派

tuffy05

　　笔者按：我于二十九日发表了《告诉你文革造反派的真相》，引起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大家普遍认为这篇文章实事求是，具有历史文献价值，但也认为有很多文革发生的事情没有反映出来，不够全面。许多网友为此建议，让我再认真回忆增添内容，于是，我尽自己所知，对文章进行加工，增添了四至八部分，现重新发表，以飨读者。


我所知道的文革造反派
  
老骥


　　在电视剧、电影和文学作品中，文革造反派的形象都是身穿绿军装，头上歪戴帽，胳膊套着红卫兵袖标，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手中掂着皮鞭或棍棒，耀武扬威、凶神恶煞、声嘶力竭、横冲直闯，给人们的感觉他们简直比蒋匪帮还要坏，比日本鬼子还要凶。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其实不是，那只不过是几十年来掌握了话语权的一方，对被剥夺了话语权一方的妖魔化而已。那么，真实的造反派究竟是个啥样呢?作为文革的亲历者和造反派的一员，我可以负责任的和大伙聊一聊，目的只有四个字，实事求是。


一、文革初期没有造反派

　　文革初期的几个月并没有造反派，造反派是在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之后才陆续产生的。在此之前只有“红卫兵”这个组织，红卫兵组织都是由各单位党委成立的，所以后来叫它官办红卫兵，官办红卫兵除了五类分子外人人都可以参加，没有派性，大家都听从党委的指挥。当时我在一家地区中医院当学员，文革开始后的头几个月里，我们单位的斗争大方向，并不是批判院领导执行的资产阶级的卫生路线，而是批斗“牛鬼蛇神”，即反动学术权威、右派分子和原国民党军医。其中我对两个人记忆深刻，一个是姓阎的老中医、右派分子、副院长，另一个是姓杜的原国民党少校军医，阎副院长主要是和姓郭的院长不和，而杜老中医是新近被一名女患者投诉调戏了她。
　　不过斗争的火药味并不太浓，因为掌握实权的郭院长转移斗争大方向，将斗争的矛头引向别人，从而保全了自己，达到目的之后也不愿把事态扩大。单位的红卫兵一般都没有参与破四旧，破四旧都是学校学生们的事，所以搞文艺宣传就成了我们运动的主要任务。我们单位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参与其中，学拉二胡，后来就在市直卫生系统巡回演出。到了十一月份，学员班被批准外出串联，并上北京接受毛主席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检阅。


二、造反派是被逼出来的

　　随着运动的深入，斗争逐渐激烈起来，我们单位领导之间原本潜在的矛盾被公开化和激化。党委书记姓刘是个老红军，曾给毛主席和刘少奇当过警卫员，十四级干部，他来中医院时间不长，为人性格比较随和，班子之间没有什么矛盾，职工也没有多大意见。主要是院长和两位副院长之间的矛盾，运动一开始，郭院长首先将阎副院长打倒，接着又把矛头对准陈副院长，但陈副院长是三八式老革命，十七级干部，岂能任由郭院长摆布。于是医院围绕着二人的较量划分成两派。郭院长师专毕业，是个知识分子，在医院经营多年，和医院的知识分子医务人员关系比较融洽。陈副院长文化程度较低是个工农干部，军人作风，不善于和知识分子打交道。所以，医院百分之八十的人支持郭院长，只有不到百分之二十的人支持陈副院长，不过在陈副院长担任校长的中医学校的学生们几乎都站在了他的一边，但学生们的支持仅仅算个外援而已。
　　中医院支持陈副院长的人，基本上都是平时被医院边缘化的人，其中有些人受到过郭院长的打击，没有运动的时候他们只能忍受，到了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自然而然地站在了与郭院长对立的陈副院长一边。也有坚持做人原则惹祸上身的，如院团委书记和副书记，他们曾是地区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团委书记还被誉为卫生系统的活雷锋。他们看不惯郭院长的霸道作风，替陈副院长鸣不平，结果被郭院长打成“新右派”进行批斗，他们忍无可忍起来造反。
　　我和团委书记关系较近，因为在学员班入团人中没有我，原因是科室领导认为我骄傲，暂不同意我入团，团委书记多次来做我的思想工作，叫我别灰心要继续努力，让我很受感动，对他受到的打击深感同情。团委书记造反后来找我，请我支持他，我觉得不能推辞，于是我就加入了造反的行列，时间是1966年的12月中旬。所以我的造反动机很简单，就是抱打不平，是年十七岁，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
　　其实，在文革的大背景下，每个造反派都有不同的个人原因，但这些原因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造反往往是被逼无奈的选择。


三、究竟是谁打砸抢

　　造反派最大的罪名是文革中搞打砸抢，什么是打砸抢?打就是打人，砸就是砸文物，抢就是抢枪——不是抢东西。
　　先说打人。打人主要发生在文革初期 ，比较严重的当属学校和农村，机关和工厂少见，学校被打的是部分校领导和老师，农村被打的大都是五类分子。
　　再说砸文物。砸文物也是文革初期破四旧中发生的事，一些地方的地面文物因此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但是，打人和砸文物都与造反派无关，因为，这个时候还没有造反派，只有官办红卫兵，所以都是官办红卫兵们所为。全国的大案要案则是高干子女当头头的官办红卫兵制造的，也只有他们才有这个胆量。如北京的红卫兵组织“联动”、“西纠”，这两个组织的头头就是开国元帅陈毅的儿子陈小鲁、调查部部长孔原的儿子孔丹、开国上将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的女儿邓蓉。这些高干子弟提出一个反动的血统论口号：“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们成立红卫兵的目的，并不是要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而是要保卫自己的老子和老娘，他们制造一系列惊天大案的目的，就是要破坏文化大革命，如有参与者指证是宋彬彬、邓蓉亲手打死了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校长卞仲耘。因此，“联动”、“西纠”被党中央定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然而文革被否定后，又被党中央平反。
　　前年，陈小鲁、宋彬彬为代表的官二代搞起了文革道歉的闹剧，目的是继续妖魔化文革，结果碰了一鼻子灰。2014年1月12日，宋彬彬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公开表示，对在文革中受伤害的老师和同学道歉。然而九十三岁的王晶垚发表声明，指摘宋彬彬等人掩饰当年恶行，强调在妻子卞仲耘死亡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他决不接受师大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
　　最后说抢枪。全国抢枪大致发生在1967年五月至1968年7月，是中央公开表态支持各省市自治区造反派组织之后开始的，有些保皇派恼羞成怒，对造反派发动了武装进攻，而造反派也被迫进行武装自卫，双方进行武斗的家伙就是枪，而枪则是抢来的，这就是抢枪。于是一些地方一时间文革就从文斗变成了武斗，开始了毛主席说的“全面内战”，这也是他总结的文革所犯的一大错误。
　　我认为这里面需要澄清两个问题：
　　一是抢枪是保皇派和造反派的共同行为。后来把抢枪说成是造反派独自为之，成了造反派的一大罪状，而对保皇派抢枪绝口不提，这是不对的，是有意歪曲事实，假如真是这样，怎么可能有武斗和内战呢?
　　二是抢枪问题不简单，很复杂。严格说抢枪的定性是不准确的，其中有的是发枪，有的是借枪，有的是里应外合，真正硬抢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有也是极个别现象。
　　我可以负责人的说，本人在文革中从来没有动过别人一指头，没有砸过东西，没有抢过枪(甚至十年没有说过一句脏话)。我的“三没有”是经过了“三种人”组织审查结论的，不是自吹的。


四、造反派与五类分子

　　按照理论，造反派是革命派，五类分子是反革命派，双方应该是冰炭不同炉、水火不相容。然而在文革的实践中却不完全是这样，有时，他们之间的关系相当微妙。文革开始后双方面临相同的处境就是都受压，相同的的处境让五类分子对造反派产生了同病相怜的感觉，也让造反派对受压者有了切身体会，内心深处对五类分子产生了不可名状的同情心。
　　如，中医院的阎副院长是右派分子，杜老中医是历史反革命，被郭院长当做牛鬼蛇神批斗。造反派起来造郭院长的反，他们由衷的高兴，虽然不敢公开地表示出来，但从他们的眼神中可以明显的看出来，并且他们的子女都无一例外地参加了各自单位的造反派组织，这也是为什么造反派队伍中五类分子子女比较多的原因。当造反派翻身掌权之后，就把斗争的矛头对准走资派，开始还让五类分子陪斗，后来不让了，陪斗换成了“小扒虫”——保皇派的“坏头头”。
　　正是由于这个经历，让我在以后的工作中始终对党的五类分子及其子女政策执行的很认真，反对极左的做法，对五类分子本人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对他们的子女重在表现。我在人民公社挂职锻炼兼任党委常委和革委副主任，1976年的青黄不接，有一天一位妇女突然跪在我面前，哭着求我救救她全家，我忙问怎么回事，原来他家是断粮户，可是大队、生产队因为她丈夫曾是国民党县伪警察局长属于历史反革命，她本人也曾刑事犯罪蹲过监狱，所以不分配她家救济粮。我感到问题严重，这不要饿死人吗?立即将大队支部书记叫过来，让他纠正错误的作法，支书担心上级追究阶级立场问题，我说，你理解错了，历史反革命也是人也要吃饭，对他们应该实行革命人道主义，如果为此被追究责任，我愿负责。于是生产队将救济粮发给了她家，避免了不良事态的发生。
　　这个伪警察有文化也很有才，所以在我指挥他大队修水库时专门要他，帮我绘图纸监督施工质量，不让他干没有技术的活。八十年代，他当上了县政协常委，背着我竟然向政协主席推荐我，政协主席很高兴以为发现了埋没的人才，谁知到组织部一问，原来是个造反派，后来他告诉我这件事，让我哑然失笑。


五、造反派与军管会

　　军管是文革三支两军的任务之一，军管会先后两次进驻中医院。
　　第一次是1967年的10月到年底，来了两个军代表都是军医，任务是帮助中医院成立革命委员会。他们是支持造反派的，院革委会被地委批下来后他们就走了。
　　第二次是1968年夏，来了3个军代表，他们执行的是河南省军区司令员王新的路线，支持保皇派，把革委会架空由他们取而代之。地直机关工委军管会举办学习班，将地直各单位革委会中所有的造反派成员都送进学习班搞思想整顿、克服派性。我院的军代表负责人是个年轻的军官，能言善辩，口若悬河，在学习班上天天找我谈话，我们经常发生激烈的辩论，他指责我顽固不化。


六、造反派与保皇派

　　1968年底，大中专生毕业分配，中央的精神是面向农村面向基层，地区卫生局将我分配到县里。临走前，院党委刘书记请我吃了一顿便饭，就我两人，喝的是汾酒，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喝酒，可能喝多了点，有种飘飘欲仙的感觉，但自此以后喝酒再也找不到这种美好的感觉了。第二天凌晨我到汽车站乘车，忽然发现一二十人在车前站着，原来，他们都是来给我送行的，这出乎我的意料，更让我意外的是来给我送行的不仅有造反派还有保皇派，保皇派的几个头头都来了。车开动的时候，我流泪了。
　　我在中医院造反派队伍中，虽然不到20岁年龄最小，但大家一致公认我少年老成，脑子活，会说写，有魄力，运动中逐渐成为领袖，担任了一号服务员。在我的努力下，地区中医院没有打人，没有发生武斗，没有停工停产，成立革委会时，我又主动让位，拒绝副主任的提名只当委员，获到了医院两派的敬佩。当社会上发生武斗，院保皇派头头们听信谣言，拍挨打便跑到外边躲避。可是正在这时一批学员到了转正的时候，他们差不多都是保皇派，其中还有两个是头头，需要回来及时办理手续。他们派人找到我，试探口风，我对来人讲，文革是暂时的，转正则是一辈子的大事，赶紧回来吧，不要听信谣言，保证没有人打他们，结果他们回来后都平安无事。转正时，我们没有刁难他们，除了一个表现反动的学员暂缓一年转正外，其余的全部按时转正，这出乎他们的预料，也让他们十分感动。
　　后来我在县里工作，几次回到地区中医院看看，每次原两派都盛情款待。有一次我的老师做东邀请原保皇派几个头头作陪，我们都喝得酩酊大醉，我夜宿老师家，老师亲自煎药为我解酒。我负责办县赤脚医生学习班，遇到地区中医院有下乡巡回医疗的任务，我便邀请他们派出医生来担任老师，而原保皇派头头也来了。学习班设在公社卫生院，条件比较差，住室里还有跳蚤，他们也不计较。
　　我不知道我的这段经历是不是比较特殊、没有普遍性，但我认为只要出于公心，不夹杂私利，做到这点不是多困难的事情。我相信这不是一个孤例，我相信两派的领袖都有这样的胸襟，因为毛主席说过，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只是走资派翻案否定文革之后，在他们的挑唆下，两派又重新燃起了仇恨的火焰，一直到今天也无法完全熄灭。


七、造反派与革委会

　　革委会的组成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大联合，第二个阶段是三结合，大联合、三结合都是毛主席的号召。
　　大联合是1967至1969年，是要两派群众组织联合起来一致对付走资派。从这个理念出发革委会当然需要两派群众代表参加，但实际上有的地方和单位执行的并不好。如我们中医院就是一个，革委会成员除了领导干部外没有保皇派代表，本来是留有一个保皇派指标的，结果在要不要以及要谁参加的问题上争论不休，这个指标被空起来了，本来革委会是七名成员却只上报六名。因此革委会明显不具有代表性，保皇派群众自然不服，虽然在大形势的压力下他们敢怒不敢言，但不配合、软对抗、消极怠工时有发生。
　　第二次军管会进驻中医院后执行王新路线，利用两派的矛盾和保皇派的大力支持，将院革委会架空。我毕业被分配到县，一名副主任被下放到公社卫生院，一名委员被撤职，支持造反派的主任(陈副院长)被调到地区卫校任副校长。院革委会重新改组，保皇派充实进来，革委会被保皇派完全控制，只有一名造反派代表象征性的留任。
　　三结合形成于七十年代之后，是领导班子的老中青三结合。比起大联合，三结合在革委会的组成上更加成熟，老年人富有经验，中年人持重稳妥，青年人积极进取，这种结合是政治上的“优选法”。三结合本身就是培养青年革命接班人的最好机制，而造反派是青年接班人的培养对象之一。
　　县里的政权机构主要是县委、县革委、人武部和人民公社党委、革委、武装部;业务领导机构主要是县直各局委党总支和局长。老中青三结合在这些机构里均有反映，总的呈三三制局面，一般老干部任一把掌握实权，说是老干部，也就四五十岁。两级领导班子，造反派占比很少，而造反派掌权的记得只有在两个公社任书记，其余的也不是保皇派掌权，应该说是“循吏”执政吧，所以都以工作为主，派性斗争平时不明显，只在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才表现出来。


八、造反派与“双突”

　　到了县里换了新的环境，我没有再参加当地的派性活动，主要的精力用在工作上，没有了激烈紧张的政治斗争生活，心情放松，身体很快长高长胖，身高由168公分长到172公分，体重由不到100斤增加到120多斤。
　　1971年发生了让全国人民目瞪口呆的林彪叛逃事件，当时我已经意识到，这预示着文革失败，此后毛泽东的种种努力，不过是听天命、尽人事而已。邓小平对此心有余悸的说到，如果林彪不死，我们将永无出头之日。所以我怎么都不明白，为何会发生这样颠覆性的事情。于是我打算离开政治，专攻业务。
　　1973年7月机会来了，文革第一次恢复高考，我报名参加了。张铁生这一年也参加了，但他选择交了“白卷”。我的语文、数学、外语考了239分平均79分，当时，河南医学院和郑州大学两校的招生老师都找到我，让我报他们学校并要走了我的自传。当我翘首以盼的时候，招生老师对我说，录不成你了，你们县里对你另有安排。我一头雾水，赶紧找到招生办的主任，他是个造反派干部出身的县委副书记，他明确的告诉我县里要培养我，我执意要求上学并和他吵了起来。他则批评我道：“怎么?害怕了吗?小资产阶级的脆弱性。”结果吵也没有用，还是走不成，看来人的命运往往很难由自己把握的，事已至此只好听天由命了。
　　“双突”就是突击入党、突击提拔。之前历届党章都没有涉及到这个问题，究竟什么是双突、可不可以双突、什么时候可以什么时候不可以?一概没有规定。所以，话语权就掌握在制造“双突”名词人的手中了。
　　1973年10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1月担任卫生局计生办副主任，1974年1月担任卫生局党总支委员、副局长，1975年3月我主动要求下放公社挂职锻炼，任党委常委、革委副主任。文革后党组织就把我按双突干部来处理。表面上看像是双突，但实际上完全属于正常发展。在县委发现我之前，我已经是单位党员培养对象，另一个培养对象不是造反派也和我一起入党。作为一般干部我也早已被单位重用，当过两届县赤脚医生培训班的负责人，连续三年担任县防治甲状腺肿工作指挥和海带注射液学术报告撰稿人。防治效果受到陈锡联任组长的国务院北方病领导小组的通报表扬，并得到省防疫站14万元的专款，盖起来县防疫站大楼。后来的全国食盐加典就可能是受我们的典防治甲状腺肿的启发。难道这样的政绩还不配入党和提拔吗?何况我先在地区中医院就是革委会委员，相当于副科级，我当县卫生局副局长还是副科级，提拔什么啦。
　　我们县造反派被提上去的有两名县委常委，一名县委委员，公社常委和局委副局长以上的有十多人，这些人中有工人、农民、干部、教师、医生，还有零时工。我们县提拔造反派的力度可能算是大的，因为县委第一书记是个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他还是地委副书记。尽管如此，造反派占全县各级领导干部的人数也少的可怜，绝大部分单位班子里没有造反派。
　　这些人都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因为他们是从群众中脱颖而出，为群众所公认，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有些事迹至今还为当地群众津津乐道。文革失败后，这些人都受到了惩罚，有的被判刑，有的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我算处理最轻的，因为他们实在找不到我有什么实质性的错误，只好将我免职、党员不予登记了事。
　　既然说不应该搞双突，那自己也不要搞才对，但他们说一套做一套，把造反派统统清除出党、清除出领导班子之后，就开始大规模地对保皇派搞双突，后来又对原五类分子子女搞双突，接下来便是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把整个中国官场搞得乌烟瘴气、腐败不堪。
　　实际上所谓双突不过是走资派给造反派罗织的罪名，在中共历史上，双突比比皆是，不然的话20多岁就不可能当上团长、师长、军长，也不可能当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省委书记，博古当总书记也不过20多岁，而罗织罪名的邓小平、胡耀邦20多岁当那么大的官，不突能行吗?典型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往事如烟，令人感叹，不过我相信历史是人民写的。它既不是胜利者的功德碑，也不是失败者的罪行榜，更不是任人玩捏的橡皮泥。秦始皇胜利了，但抹不去孟姜女哭长城的千古骂声，楚霸王失败了，但留下了英雄美人惺惺相惜的凄美故事，何况隔代修史，当事人的任何编造与篡改不过是枉费心机而已，唯有实事求是才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才配得上后人的评说。而这一点，在三十年后的今天已经初露端倪，对此我抱有信心。


　　2016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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