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恒、陈雁慈溪红卫兵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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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溪红卫兵运动

http://www.cixi.gov.cn 2010年12月31日

　　中共慈溪市委党史研究室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标志着全国“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支持全国青年学生组织成立红卫兵，充当“文化大革命”冲锋陷阵的急先锋。1966年8月至11月，毛泽东先后8次在北京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1300万师生和红卫兵。从这以后，在毛泽东的支持和鼓励下，由中学生组合而成的团体“红卫兵”组织，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起来，并演变成为一场极具破坏性且带有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色彩的红卫兵运动。1966年8月，全国各地各中学效仿清华大学附中的做法，纷纷建立红卫兵组织，学习并宣传《五一六通知》；到全国各地进行大串连；开展破“四旧”活动；批斗所谓的“牛鬼蛇神”和“走资派”；参与两大派组织的派性斗争等。不久，红卫兵成为“文革”初期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直至1967年8月，毛泽东号召“就地闹革命”，全国大串联活动才基本结束。具有“造反”意义的红卫兵组织，在中国大地上横空出世又突兀结束,前后两年半时间。红卫兵运动点燃了“文革”之火，对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造成全国动乱的重要因素。

　　一

　　  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中几名学生秘密成立“红卫兵”组织，表示他们是“毛主席的红色卫兵”，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在其影响下，北京市各个学校的学生组织纷纷统一名称为“红卫兵”，没有成立组织的学校也迅速建立了“红卫兵”组织。红卫兵运动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由北京发展到全国城乡，由中学发展到大学和部分机关、企业。慈溪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周行中学红卫兵组织，于1966年8月25日在周行中学成立。随后，慈溪全县21所中小学等陆续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参加红卫兵人数越来越多，至9月4日，全县红卫兵人数达1000多人。刚开始时，红卫兵组织的成员主要由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的子女即所谓的“红五类”子女组成，活动范围仅限于校园以内，组织名目虽然繁多，参加的人数不少，但各自为战，并未出现重大分歧，主要是在各自学校贴大字报，批判学校领导和老师执行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红卫兵运动兴起后的重大行动是破“四旧”。在林彪、江青一伙的煽动下，红卫兵们怀着捍卫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狂热情绪，以大破“旧思想、旧文化、旧习俗、旧习惯”（简称“四旧”）为名，冲向文化教育机关、党政机关，冲向社会，对他们认定的所谓“封资修”的事物进行大破坏。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最早提出了破“四旧”立“四新”口号，并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所肯定。8月18日，林彪在大会上再一次为“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作了煽动性号召。从8月20日起，首都红卫兵走上街头，开始了破“四旧”的行动，一股毁灭历史文化遗产的狂涛席卷全中国。此后，中共浙江省委对浙江的局势越来越失去控制，其斗争矛盾很快就指向全省市级党政领导机关，各级党委已经从运动初期的组织领导者变成斗争的对象。慈溪县城各校的红卫兵立即效仿首都和杭州，涌向街头，冲向文化教育界、党政机关，杀向社会、走向农村，先是在街头张贴标语、发传单、发通令、发倡议书等，继之大改商店、街道、工厂、学校、公社名称，很多店铺和街道的名称被改为“东风”、“反修”、“红卫”等“政治意义”较强的名字，有些学生还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向东”、“红卫”等。再之则砸招牌、路标，对他们认定的“封、资、修”事物实行砸烂。一部分红卫兵还采取了不少过激行为，抄所谓“牛鬼蛇神”家里的“四旧”，图书、古玩、字画等都在查抄之列，连存折、黄金首饰等个人财物也被洗劫。学校图书馆内的藏书、个人家庭藏书均进行了扫荡、焚毁。古迹、寺庙也纷纷遭到破坏，大批古迹和文物遭到毁灭性破坏，许多藏于民间的玉器、瓷器、铜器以及古代建筑、名胜古迹等被彻底砸烂，慈溪越剧团的所有戏装和道具在人民大会堂前门广场上被毁之一炬。至于教育、文化单位，烧毁图书，更是不计其数。同时开始出现抄家现象，一些被认为有问题或“出身不好”的人，包括原起义人员、工商业者、爱国民主人士等都在红卫兵抄家之列。至10月3日，全县被游街的1200人，被批斗的789人，被抄家的8758户。慈溪县许多干部、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遭到批斗、体罚和人格侮辱。这场破“四旧”搞乱了学生的思想，破坏了中华民族的许多历史文化遗迹，给国家和社会及一些个人身心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二

　　  伴随着红卫兵运动兴起的，是全国大串连。北京等地的红卫兵在浙江设立了不少的联络站（组），传授他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经验”，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全国各地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于是，各地赴京的师生逐渐增多。8月18日起，毛泽东以连续8次接见来京的红卫兵这一特殊方式表示对红卫兵包括来京串连活动的支持。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出了《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规定由国家提供交通费和生活补助费。《通知》下发后，浙江各大、中学校的师生迅速卷入了有组织的、风靡全国的“革命大串联”行动。继而，慈溪县委发出通知，规定从9月下旬开始，组织全县各中学认真挑选首批进京革命师生代表，经过集中教育和严密的组织审查工作，最后选定495名师生代表全县工农兵去北京参加毛泽东国庆检阅。为此还成立革命师生接待站、红色宣传站等专门机构，负责安排县内学生和教职工代表去京事宜。全县各部门纷纷以各种形式热烈欢送师生代表进京：县级机关和浒山镇干部群众，为了欢送革命师生，起早摸黑搭彩门，挂横幅，写标语，县农机修造厂还专门使用自造拖拉机进行宣传，县广播站特地举办欢送革命师生晚会，浒山中学师生在教室和休息室贴上《毛主席语录》等。

　　  1966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表扬了大连海运学院15名革命小将徒步赴京革命串连，并发表了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此后，慈溪县浒山、周行、泗门等中学的革命学生和文革组织要求以长征精神为榜样，外出远征。在慈溪领导“四清”运动的省委社教二分团对革命师生的大串联，表示积极支持，主动进行安排，于10月25日召开中学联络员和文革主任会议，商量安排各中学远征事宜。10月26日，浒山中学11位学生组成第一批红色长征队赴北京串联，打响了“长征第一炮”。不到一个星期，全县各中学共组织131个远征队，计1660人，涌向全国各地，其中去上海624人，去杭州613人，去南京130人，去四明山94人，去宁波57人，去湖南韶山毛主席故乡51人，去井冈山42人，去北京35人，去延安和合肥各7人。有的还在北京、上海、杭州、宁波等地设立联络站，其任务参与揪斗当地党政领导人外，并向各地传播“中央文革”的所谓部署、江青等人的讲话和批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信息等。不少学生趁乘车、食宿免费之便，或自由组合、或单独行动外出串联，有的串遍大半个中国。也有不少学生组织步行串连队伍，去各地参观学习。慈溪有大批红卫兵去了外地，同时也有部分外地红卫兵到慈溪进行串连。1967年1月13日，上海国防体育战斗队和部分大专院校学生来慈溪，成立了大专院校驻慈联络站，联合慈溪本地造反组织，大搞批判大会，为慈溪县开展“文化大革命”煽风点火。1月22日，大专院校驻慈联络站、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下称“总司”）、红色革命造反总部（下称“红总”）等组织联合召开所谓的万人“批判县委和二分团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提出打倒原社教二分团团长王荫森、揪出黄建英。下午，会议因“红总”和“总司”的观点发生分歧而中止。23日，两派发生冲突，一学生被批斗，此事即被“总司”等造反派组织称之为群众斗学生的“1·23”事件。

　　  革命大串联虽是免费的，但外出串联的红卫兵需要从地方财政借贷人民币和粮票等，而且北京的接待费、食宿费等使国家花掉了数以亿计的金钱。大串联不仅给国家和地方经济带来沉重负担，而且造成交通拥堵，铁路运输不堪重负。随着大串连中交通、食宿等问题的日趋严重和大串连政治使命的完成，中共中央开始采取措施逐步停止大串连活动。1966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暂缓外出串连的紧急通知》；11月16日、12月1日又连续发出通知：暂停来京和到各地串连。但大串连风直到1967年4月以后才基本结束。

　　  1967年年初，外出串连的学生、教师陆续回到当地学校“闹革命”，各种各样的“战斗队”把精力转向本地、本单位的“斗批改”。慈溪去北京的红卫兵代表亲眼目睹了北京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带回了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等传单，在全县范围内传播了戴高帽、挂黑牌、罚跪、喷气式按头皮等乱揪斗方式批斗所谓“走资派”和“牛鬼蛇神”的情况，慈溪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红卫兵“斗批改”最初的活动是从批判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学校领导人开始的。红卫兵们对学校的领导和老师施以批斗、抄家、戴高帽游行、关“牛棚”等等，学校领导靠边站，老师不敢上讲台，家庭父兄或亲属有历史问题以及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学生人心惶惶。红卫兵们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号召下，思想上“怀疑一切”、“否定一切”，行动上随意揪斗所谓“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当时，教育界、文艺界几乎所有的领导干部都被当作“牛鬼蛇神”、“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到批斗和抄家；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干部、教师、劳动模范被当作“保皇派”、“牛鬼蛇神”来批斗。据省委社教二分团办公室的《学校文化革命情况》记载，在全县39个公社小学中，政治上有严重问题的教师113人，占教师总人数的17%，在批斗中被批斗的对象不是被批斗，就是去参加劳动改造，天天写“交代”，日日要“请罪”，通常还要头戴高帽子，挂牌子，或搞罚跪、游街示众等残酷斗争。红卫兵又借查“黑材料”为名，冲击学校的档案室。浒山中学红卫兵组织，不顾群众的劝阻和反对，用石头、砖块砸烂校档案室，将部分学生档案抢走，并歪曲宣传档案内容，加剧学生和领导、学生干部之间的对立，致使一部分学生干部遭到毒打。遭批斗的干部，一般都要实行群众专政，集中住“牛棚”，监督劳动，停发工资，只发少许生活费。红卫兵“斗批改”运动对被批斗的对象打击十分严重，对其精神和形象产生极大的伤害。

　　三

　　  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广泛深入，省、市红卫兵组织中间也由于认识和行动的严重分歧而不断发生分化与改组，分裂成所谓“革”与“保”两大派组织。全省大、中学校红卫兵出现两派组织严重对立，使学校山头林立，壁垒森严，甚至打出各种旗号进行剧烈的派性斗争，形势一片混乱。在此影响下，慈溪全县红卫兵组织也迅速分化，分别支持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总司”）和红色革命造反总部（简称“红总”）等组织，以表示“革命”与“保皇”的区别。由于县人武部的支持，部分红卫兵组织支持并参加慈溪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简称“无联总”）。后来县人武部改变立场支持县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简称“县联总”），反对总司，慈溪红卫兵组织内部产生分歧，分成两派，分别支持和参加县联总和四大总指挥部（简称“四总指”），并将矛头转向县委书记黄建英。因对待黄建英的态度不同，红卫兵组织发生分裂。凡“打黄”（即把黄建英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打倒夺权）的自封为“革命闯将”、“造反派”，并且相互封官加爵。凡“保黄”（即认为黄建英虽有错误，但不应该打倒）的则被诬陷为“保守派”、“保皇狗”，此派被受到打击，责令其无休止的检讨“路线斗争觉悟不高”等。两派红卫兵组织对此展开过各种形式的辩论和激烈的派性斗争，并产生过严重的武斗事件。为加强对红卫兵组织的管理，1967年2月，全县红卫兵代表大会召开，制定《慈溪县红卫兵章程》（试行草案）。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1969年4月8日，慈溪县革委会发出《关于毕业生和社会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通知》，全县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至此，慈溪红卫兵运动热火逐渐消退。

　　  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各种过激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践踏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引起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不满和不同程度的抵制。虽然绝大多数红卫兵是出于对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信赖，怀着保卫党中央、保卫社会主义的革命热情来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但年轻的他们盲目性很大，在运动中，表现为盲动和狂热。虽然后来经过自己的实践，其中一部分人开始认识到任意反对和冲击党政机关是错误的，从积极参加到消极观望，进而采取抵制、反对态度，并因此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但也有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派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成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工具。红卫兵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的兴起又加剧了“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性，给党、国家和人民，也给那一代青年人本身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和惨痛的教训。

　　（陈小恒 陈雁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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