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月提纲》的若干回忆与史实

tuffy05

关于《二月提纲》的若干回忆与史实
　　
破土综合/来源：《革命造反年代》等


　　
　　【破土编者按】今年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五十周年。文革作为一个影响中国乃至世界发展方向的重大事件，对它的讨论长期以来带着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不同的人从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对它做出了千差万别的解读，但是很多所谓的“解读”都是建构在一种被妖魔化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之上的。1966年2月12日发表的《二月提纲》是文化大革命的先声，围绕着它的争论和斗争直接导致了《五一六通知》的出台。为了厘清《二月提纲》的历史真相，本文节选了一些当事人的回忆与相关的史实材料。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二月提纲》之所以引起毛泽东的震怒，不仅仅是因为它提出不要轻易将学术批判提高到政治高度。彭真在通过《提纲》有意识地保护一些人的同时，也在着手准备批判戚本禹、关锋、郭沫若、范文澜等人，从而“造成一场混战”，这是在主流的党史叙述中看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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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逊：《二月提纲》与上海
　　
　　1966年2月3日，彭真主持召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扩大会议，彭真在会上说，经过调查，吴晗与彭德怀没有关系。会后，根据彭真指示，中宣部两位副部长许立群和姚溱，起草给中央的《汇报提纲》，因为在2月起草，后来被称为《二月提纲》。中心是学术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地以势压人。2月5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和邓小平参加会议，会上讨论通过《二月提纲》，同意在学术讨论的文章中不涉及庐山会议，不提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并且决定，由彭真向毛泽东汇报。2月7日，《汇报提纲》以电报形式，发给正在武汉的毛泽东；2月8日，彭真带领包括康生在内的五人小组全体成员，乘专机到武汉，直接向毛汇报。汇报中，毛泽东两次问《海瑞罢官》同彭德怀翻案是否有联系，彭真再一次为吴晗辩护，说根据调查，没有发现他们有联系。于是，毛泽东说：“我说过吴晗文章的要害是罢官，这是康生向我讲的，是康生的发明权。”在一边的康生听了连忙否定：“不，不是我的发明权，是毛主席的发明权。”毛泽东则再一次重复地肯定：“是你康生的发明权！”甚至还表示，吴晗经过批判后，仍然可以当北京的副市长。
　　
　　许立群平时比较谨慎和敏感，那次汇报谈话后许却显得特别轻松；彭真等更是如释重负，以为几个月的问题都解决了，松了一口气。大家都认为，他们向毛汇报，毛没有反对，就是认可和同意了他们的意见。他们那时还不知道，大凡毛不表示反对，但又不明确赞成，大都其实是不赞成，甚至反对。
　　
　　2月10日，彭真从武汉飞到上海，将《汇报提纲》给陈丕显看，让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负责人看后转交江青。陈丕显与曹荻秋、魏文伯传阅后，当天下午，就转给正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江青，并转告说，彭真打算晚上同她面商。彭真见大家都没意见，便代中共中央拟了个批语，电传北京，经政治局在京常委同意后，于2月12日将《汇报提纲》发往全国。彭真认为毛泽东已经同意了自己的意见。2月12日，他对上海市委说：“‘汇报提纲’是常委讨论过，毛主席同意了的，问题都解决了，也不需要跟你们谈了。”这话实际对着张春桥。彭真说，你们看文件就行了。张春桥后来说，自己当晚马上同时看两个文件：一个是毛泽东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另一个就是彭真的《汇报提纲》。晚上，张春桥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及《人民日报》总编吴冷西同桌吃饭。田家英与彭真看法一致，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了。张春桥则认为问题还没有解决，对提纲中提出的“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等，还需要研究。第二天，彭真让胡绳找张春桥谈话，要胡绳告诉张春桥，不能讲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能联系庐山会议，还特地说明，这是毛泽东的意见。但张春桥说，问题根本没解决：
　　
　　我说主席曾两次问，吴晗是否可说反党反社会主义。《提纲》提到演坏戏的演员不要检讨，是有所指的。因为《文汇报》曾登过谭元寿的文章，批判吴晗说写海瑞不对。这是好事。报上还登过马连良的文章，这是捧吴晗的文章，说吴晗文章有现实意义。我们转载了这些，本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可是《提纲》却不让登他们的文章，如按《提纲》办，还有多少人可以参加战斗？
　　
　　江青也马上觉察出《二月提纲》真实目的。张春桥后来在一次讲话中说，《提纲》“不动声色地束缚了我们的手脚，硬把运动拉向右转，弄得许多文章不能发表。姚文元，关锋写好了的讲要害的文章都压下了。”为缩小影响，张春桥指示，只在小范围传达《二月提纲》；而尚未进入权力核心，不知中央高层纷争的姚文元，甚至已经着手根据《二月提纲》精神，为《文汇报》起草“四个月来运动总结”作结束准备。
　　
　　面对底气十足的彭真，张春桥有点吃不准毛泽东的态度了。为了摸清《二月提纲》底细，3月初，张春桥以上海市委书记处名义，派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去北京了解情况，让杨永直去，是因为杨与许立群延安时期是同事，说得上话。杨永直到北京后，根据张春桥要求，反复询问许立群“学阀”是否有所指。许立群请示彭真后，在杨永直即将返沪的3月11日，打电话对杨说：“学阀没有具体指什么人，是阿Q，谁头上有疤就是谁。”“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哪里去了？”杨永直回上海后，即向陈丕显和张春桥汇报。张春桥问杨永直是否听错了，杨说没有听错。张春桥于是断定：
　　
　　所谓“学阀”恐怕不是指姚文元，也不是指市委，感到这是针对毛主席的，因为他知道主席说过叫批判吴晗。《提纲》草案里没有“武断”二字，正式文件强加上“武断”和“以势压人”。这是指吴晗的政治问题，说主席武断，上海市委以主席之势压人。
　　
　　毛泽东果然对《二月提纲》非常不满。3月28、29、30日连续三天，毛泽东在杭州与江青，康生等谈话，当他们汇报许立群对杨永直的回话后，毛更是大怒，说：
　　
　　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
　　
　　彭真的意思是说姚文元撰文批评北京市长，却不向北京方面打招呼；毛泽东硬将其诠释为“姚文元发文章必须向北京打招呼”。毛泽东还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就要解散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毛泽东又说：“我历来主张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各地造反，向中央进攻”，“中央出修正主义，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我们面临着文化革命，中央机关还有保皇党”，“必须进行这场文化革命，反对修正主义”。毛泽东还点了吴晗，邓拓，廖沫沙的名，这三人都是北京市委的领导，毛泽东说：
　　
　　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前线)也是吴晗，廖沫沙，邓拓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这些讲话，已经不只是针对“罢官要害”，而是针对整个北京市委和整个中央，是随后不久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纲领。毛泽东这三次讲话后，批判升级，从原来针对吴晗，上升到针对北京市委。毛泽东还要彭真向上海市委道歉。彭真只得于3月30日与4月1日，两次打电话给曹荻秋，说：“学阀无所指，打招呼问题是陆定一有意见”。
　　
　　毛泽东离开上海时，让张春桥把对《二月提纲》的意见写出来。张春桥写了。4月4日，他在上海市委书记处会议上，传达毛泽东3月28日至30日的那些讲话，并提出，自己对《二月提纲》的意见已经同康生说过，但应当以市委名义正式提意见。曹荻秋不赞成，说：“要就是口头谈谈，不正式写。”
　　
　　张春桥将这份意见交给毛，毛表示：“很好，需要彻底的攻”。毛还让康生告诉张春桥：不要有无穷的忧虑。张春桥对此一语成谶地说：
　　
　　“我们还有顾虑。主席健在时，主席的战友健在时，还有此情况，将来主席不在，又将如何？”
　　
　　王力回忆《二月提纲》出台前后
　　
　　起草二月提纲以前，彭真在人大会堂开会，研究学术批判情况及存在问题。除五人小组成员外，还吸收一些理论工作者，有王力、胡绳、姚臻、许立群、范若愚、邓 拓，对学术批判提些意见。会上没有什么争论，比较一边倒。那时二月提纲还没出来，会上发言说的也就是二月提纲上的那些话，都说学术批判不要轻易提高到政 治。
　　
　　这里插一段：评海瑞罢官文章一发表，陆定一就有意见。（不是在这个会上讲的。）他说姚文元的文章写得不错，海瑞罢官可以批评，但姚的文章最后一部分不好。没有必要提高到政治，说要害是罢官，并且和庐山会议相联系。这是陆定一的意见。
　　
　　当时会上并不是针对姚文元的一篇文章，是笼统地说真个学术批判不要轻易提高到政治，要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要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不要当学阀，不要武断和以 势压人，要允许改正错误，与人为善，不要和稀泥，不要不准革命等等。二月提纲不过是把会上的意见综合了。有些观点一九**年我和彭真到杭州时我就向毛主席 提过。这次会上“有破有立”的观点是我提的，我说现在说怎么做不对说得多，究竟怎样才对呢？还要下点工夫。包括九评，光是说人家不对，究竟怎样搞社会主 义，我们自己研究也不够。这一点大家同意，写到提纲中去了。另外我提出要组织队伍，通过学术批判，组织马列主义学术批判的队伍。会上彭真正式提出建立学术 批判办公室，过去也提过，这次是要见诸文字，向毛主席汇报。后来严家其的书说康生力排众议，要把海瑞罢官同庐山问题相联系，这不对。当时大家意见一致，没 有争论。康生当时心思也不在这里，他要管国际问题，同苏修斗争，还要编毛选五卷。当时大家也不知道毛主席对北京那么不满。如果会上有人提出毛主席不同意， 彭真也不会那样汇报了。
　　
　　二月四日，姚臻、许立群在钓鱼台整理汇报提纲，这就是所谓二月提纲。整理时康生、吴冷西是没有参加。二月五日开常委会讨论提纲，参加的常委有刘少奇、周恩 来、朱德、邓小平，还有彭真、康生、吴冷西、王力、姚臻。康生参加了，也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大家都说提纲可以。所以不能说二月提纲是背着康生、吴冷西的。 上面说过，事先讨论这问题的时候他们参加了，事后讨论提纲的常委会他们也参加了，只是起草的那一天没有参加起草。常委会上决定谁到武汉去向毛主席汇报，五 人小组五个人都去，包括康生。另外有办公室负责人胡绳、许立群，主要起草人姚臻。我没有去。康生提出加一个田家英。康生说他要谈五卷毛选，田家英是康生编 五卷毛选的助手，毛主席的资料都是他管的，所以康生要他去。（田家英从来没有说过康生的坏话，这时毛主席对田家英已经不怎么好了，康生还是要田家英去。）
　　
　　这时在北京发生一件大事：彭真整了邓拓的材料，还有关锋、戚本禹的材料，送给毛主席，是姚溱、许立群帮他办的，没有找我。吴冷西也知道这件事。我听吴冷西 说了后，很紧张，马上给彭真打电话。我说你要慎重考虑，毛主席说关锋、戚本禹是左派。毛主席刚刚骂了杨尚昆，杨尚昆把左派打成右派，其中就有戚本禹。你可 不能送关锋、戚本禹的材料。彭真一听也慌了，说我赶紧追回来。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文件已经送走了，这果然闯了大祸，后果很严重。这成为毛主席对彭真不满爆 发的重要原因。本来二月提纲毛主席虽然没明确同意发，但还没有下决心整彭真。这件事情在两可的时候加了个砝码。什么事情都有个偶然性。彭真至今还记得这 事，说王力是很慎重的。当时我建议彭真跟关锋、戚本禹缓和关系，他也接受了，请他两人吃了一顿饭。后来戚本禹给彭真写信，说过去对彭真了解不够，这次接触 后改变了印象。他还夸彭真有伟大的政治家的胸怀，等等。后来从彭真家查出这信，江青对戚本禹大为不满。这又成为打倒戚本禹的重要原因。
　　
　　……
　　
　　康生、赵毅敏去杭州，向毛主席汇报，魏文伯参加，江青在座。这次毛主席讲了一大篇， 发了脾气，说你们（常委）同意我不同意。中日公报问题，参加苏共二十三大问题，两个决定毛主席都不同意。然后就大骂二月提纲、骂彭真、骂北京市委、骂吴 晗、骂中宣部，骂他们整左派材料。这对康生来说也是很突然的。据我分析，如果没有因为二月提纲等问题对在京常委的不满，毛主席对中日联合声明和苏共二十三 大问题本来都可以同意的。
　　
　　在这里插一段：毛主席发脾气以前，陈伯达已经知道一点风声。因为他在杭州、在武 汉见过毛主席。那时北京空气已经很紧张，彭真也知道点风声，知道毛主席不满意，但不知道那么严重。陈伯达回来后住在天津，他叫我去天津，谈《红旗》的一篇 文章。红旗杂志主持日常编辑工作的杜进跟我去的。陈伯达透露了毛主席、江青对学术批判和二月提纲的不满。那时候许立群也很紧张，我去天津时，许立群说，现 在看起来很紧张，有什么动态你赶快告诉我。
　　
　　康生从杭州回来后，先是在钓鱼台传达毛主席的意见，还准备在政治局传达。我说这 不好，这么大的问题，又是针对彭真的，现在彭真主持中央工作，你怎么好去传达？我建议他请小平同志回来主持。康生同意，当着我们的面就拿起红色磁石机给小 平同志打电话。刚说了几句，小平同志就说立即回来。因为出了大事了。政治局会议是邓小平同志召集、主持的。康生传达。会议决定马上向全党发个通知，撤销二 月提纲。会上要我起草，我说这个不宜多说，说不清楚。所以我只起草了一句话：以前中央某月某日发的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现在予以撤销。大家同意，报毛主席， 毛主席说，这不行，没说实质性问题。毛主席实际是对常委不满。毛主席要陈伯达起草。陈伯达还是找了我，起草了个稿子。这时陈伯达在14楼，又开了一个会。 参加人有康生、吴冷西、姚臻。这时不叫起草小组。这次起草的稿子就是后来的五一六通知。起草后在北京就修改了好几次，搞了好几个稿子，还是在八号楼开会修 改，彭真也参加。康生在会上说“二月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件。”彭真说：好嘛！要提就提够吧！姚臻很紧张，因为二月提纲是他主要起草的。陈伯达同我 起草的稿子还是只批了二月提纲本身的问题，按照毛主席对二月提纲不满的那些话来批，没有离开学术批判及二月提纲本身。“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是讨论时康生 要加的。
　　
　　龚育之对《二月提纲》的会议
　　
　　一月二十六日许立群给彭真的一封信，汇报春节初二许同张春桥通电话的内容。许向张通报了六报刊座谈中提出的四个问题，张向许说到有些人竭力想把郭沫若、范文澜拉出来;还有人想批评戚本禹，……。
　　
　　一月二十九日，许把林涧青和我找去，说，于光远送来郭沫若的一封信，是郭交给张劲夫的。……
　　
　　许还说，郭老都很紧张了，这件事很重大。估计郭老可 能读到统战部的《零讯》和《光明日报情况简编》，这两个内部材料，都反映了一些人主张批判郭老的《武则天》、《蔡文姬》。听说，郭老还写过两首关于海瑞的 诗。春节前哲学社会科学部负责人向郭老汇报工作时，曾说过历史学方面的学术批判，还要扩大发展下去。……许要我们详细查查《零讯》、《光明日报情况简编》和其他一些内部反映，我们很快摘出了《很多人提出要批判郭沫若、范文澜等同志》这个材料，其中提到一些报刊已收到批评郭沫若的《武则天》等剧本的文章。也找到了那两首诗。
　　
　　许立群还告诉我，毛主席对《汇报提纲》只有两点意见。一个是关于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毛主席说，两个月以后也做不了结论。一个是关于不要批评郭老和范老，毛主席说，他们两个还要在学术界工作，表示一点主动，做一点自我批评好。
　　
　　【龚育之《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载《百年潮》1998年第3期】
　　
　　陈伯达对《二月提纲》的回忆
　　
　　在天津期间，4月初的一天，彭真同志打来电话，要我立即回北京。我正忙着搞工业问题，不想马上回去，就说考虑一下吧。夜里老是睡不着，就给康生打了电话，谈到彭真来电话要我回北京的事。康生说：叫你回北京是中央决定的，要顾全大局，你还是回来吧。第二天我就回北京了。
　　
　　回北京参加了重要召开的会。中央让我帮助起草一个关于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我找了吴冷西和王力，一起边看《二月提纲》，边写批评意见。这个最初的稿子应由我完全负责。这个稿子后来在杭州会议期间大部分被毛主席改写了。
　　
　　4月中旬毛主席在杭州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严厉批评了彭真。会议气氛紧张。彭真打电话给我，想谈一谈。当时我正好不在住处，后来彭真的秘书又来电话约，我觉得此时谈话不方便，让秘书回话：现在开会很忙，还是回北京再谈吧。回北京彭真已没有了自由，就没有谈成。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破土立场，责任编辑：伍豪）
　　
　　原载破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