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 文革是怎样祸害今日中国知识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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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 | 文革是怎样祸害今日中国知识界的：检验一下刘柠笔下的日本文革反应

来源：乌有之乡


　　【文革号称照妖镜，一照照出无脑症;土洋精英齐努力，誓把无脑传子孙。】
　　文革确实是流毒不浅，只要一涉及到文革话题，各路精英和公知就出现许多种无脑类症状——什么头脑短路症、断路症、宕机症、进水症诸种严重病症，都出来了。
　　在公知网媒“澎湃新闻”专栏中间，近日推送了一篇刘柠说日本知识界对文革反应的文章，只要看一下这一段，就知道文革话题带来的无脑症有多么多么的严重了。
　　促成日本知识界对“文革”看法的根本性转变的契机是郭沫若的表态。1966年4月14日，郭老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做自我批评：“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烧掉。”郭有留日背景，在日本名头甚大，被视为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界、学术界当然的领袖，且彼时位居中科院院长和文联主席等要职，是接见日本文化界访华团的最高领导人。“大儒”郭老竟然重弹“焚书”论，其压力可想而知。对此，最先感知并视为“问题”者，是资深中国问题专家竹内实。他在同年5月22日的《朝日新闻》上发表《郭沫若的自我批评与“文化革命”》一文，表达了深深的不安：“虽然不知道郭氏的真正目的，但巨大的‘文化大革命’浪潮已经表现出对文化人的批判，不知会在何处与传统思想划一条严密的界限，而这种动向将会阻碍创造。”(同上，252页)【见附录二】
　　从这一段文字看，无脑和短路诸症状的严重性是不言而喻的。日本知识界有资格无知，毕竟东洋人与咱们不同文不同种，要了解和把握中国的一些事情，难度不小，也就是说，日本知识界搜集中国事务的信息成本过高，因此，在极度缺乏信息的情况下，所下判断想要吻合实际，难度就比较高了。
　　问题在于：刘柠是一个中国人，很懂得日本人的外语——中文，要搜集文革的信息独立下一个判断，信息成本要低得多。但是，刘柠先生就是酷爱“洋货转内销”而不加任何甄别，面对中国那么多的文革亲历者依然健在的读者市场，这种行为肯定体现的是头脑处于非常状态，是短路症还是断路症，则需要医学专家下结论。
　　对于母语为中文的中国人来说，搜集一点文革的靠谱信息还是比较容易的。文革的第一个中央指导性文件，名字就叫做《五一六通知》，看看，看看，多么省事，文件的名称中间，时间信息就包括在内。毛泽东介入和指导的文化大革命，是从这一个文件开始的。此前的文化和艺术批判运动，是由刘少奇和邓小平支持彭真主持的，换句话说，五一六通知之前的文革，可以称为彭氏文革。刘柠文章中间，所引用的多数东洋人议论，都是针对彭氏文革而发的。
　　厘清了时间分界线，再来对照日本知识界对于文革的判断，就知道这些洋人完全是不靠谱。既不了解具体的决策信息，也不掌握运动展开的真实情况，就已经有了判断和态度，这都是些啥人呢?很明显，是一群无知无识的人。诡异的是，这些无知无识的人所下的判断，还被刘柠先生怀着一种得意洋洋的意气，贩卖到国内来，甚至还发在高大上的公知网媒澎湃新闻的专栏上，堂而皇之地推送。说点不恭敬的话，刘柠先生是把东洋人1967年的无脑症产品，贩卖到新世纪的网媒平台上来，这种贩卖和推送行为，都应该算是无脑症的经典表现。
　　实际上，想要验证一下彭氏文革的真实过程以及具体的信息，难度根本就不大。老田没有啥子水平，也没有体制内的信息资源共享渠道，仅仅依靠网络，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内，就对东洋人1967年那份无脑产品，完成了一次质量不低的质量检验，迅速就发现：这是标准的假劣产品。
　　最后，惊讶地发现，真实的彭氏文革过程是这样子的：彭真为了死保吴晗，派遣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同志，于1966年1月17日召开北京三报三刊座谈会，在会上传达彭真同志的意见：说要“有领导地造成‘一场混战’”(这就是所谓的“放”“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等词汇所包装的真实策略：混战;彭真等人起草的《二月提纲》除了要搞有组织混战之外，还要对左派进行整风)。于是乎，就有下面官场的积极分子献计献策，共同智慧的主要内容是：把郭沫若和范文澜拉出来陪斗，同时还要对左派进行整风，这实际上就是后来起草的《二月提纲》的两大主题。彭氏文革的执行力度还是很强地，不到两周时间，上海的张春桥就已经听到风声说有人要竭力地把郭沫若、范文澜拉出来，也还有人要批戚本禹。这个事情对于郭沫若来说，完全是无妄之灾，巨大压力之下，先给张劲夫写了封辞职信，然后至少两次表示要把自己的书都烧掉。
　　据另外一位亲历者龚育之回忆，2月8日彭真拿着《二月提纲》去武汉东湖向毛主席汇报，结果两大主题思想都被驳回了，一是毛教员不同意批判郭沫若和范文澜(实在不行就让这两人做点自我批评，否定了混战策略)，二是不同意对左派进行整风(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彭真后来说毛主席同意了他的意见，回来之后就下发《二月提纲》开始执行，结果引发毛教员的极度反感，专门组织一个班子专门重新起草文件批判《二月提纲》，这个新的批判文件就是著名的《五一六通知》。
　　看看，多么奇特，毛教员完全不同意彭氏文革的搞法，可想而知，他是要另搞一个的。彭氏文革假如也算文化大革命的话，从时间先后顺序上看，这是文革一;毛教员不同意文革一，起草了《五一六通知》之后，刘邓领着各省市委书记搞了一段刘邓记文革，结果被毛教员定性为“白色恐怖五十天”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文革二;批完刘邓记文革之后，毛周又领着中央文革小组支持造反派，另外搞了一个文革，这显然是文革三;到了1967年军队支左之后成立革委会，这个时期的文革也完全不同于从前，这是文革四。事后来说，文革先后不同的时间段中间，每个阶段的文革对象、依靠力量和批判内容，都完全不同，至少产生过四个不同的文革，但是，三十年来中国的知识精英，硬是把这些都算作是一个文化大革命来加以彻底否定，这不是无脑症是什么?
　　刘柠文章中间，提到1966年9月评论家大宅壮一带队来华的考察团，这些人在大街上能够看到的应该是刘邓记文革(文革二)的滔天巨浪，刘柠文章提到的老舍事件发生于八月底，也是刘邓记文革的内容。因为此时毛氏文革(文革三)的代表性群体——造反派尚未完成内部组织和整合过程，来不及上大街去表现自己。北京大学生造反派群体建立的“首都三司”于9月6日才成立，主体力量(地院东方红)此时还在地质部门口静坐，蒯大富此时在清华还是受压制的少数，10月6日首都三司才首次在街头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武汉的大学生造反组织——后来称为“钢二司”的，迟至10月26日才召开成立大会。
　　做完了这次无脑产品的质量检验工作之后，忽然产生了感慨，文化大革命在中国进行了广泛的政治动员，参与者的数量之多，世所罕见。今天，在相当数量的亲历者都还在世的情况下，中国本土竟然成了土洋精英贩卖各种事关文革的无脑产品的最大市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一下子没有想通，留待以后再想。
　　因为有这么点感慨，所以就产生出一首歪诗，记录一下自己的心情。诗曰：
　　文革号称照妖镜，一照照出无脑症;土洋精英齐努力，誓把无脑传子孙。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附录一：相关历史文献摘录


1、《五一六通知》附件的彭真决策过程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七日，许立群同志召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 《前线》、《新建设》六个编辑部的同志开会。他在会上说，根据彭真同志的指示，要把三报三刊的学术批判管起来，稿件和版面要审查，《红旗》先不要搞。他强调要“放”，把“放”同讲要害问题对立起来，不同意先集中搞《海瑞罢官》问题，要同时讨论历史人物评价，历史剧，道德继承等问题，说要“有领导地造成‘一场混战’”。
　　(二月八日彭真向毛泽东汇报时)当彭真同志说到，要用“整风”的方法整左派的时候，毛主席立刻反驳，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当许立群同志攻击关锋同志的杂文时、毛主席明确地顶了回去，说:“写点杂文有什么关系、”“何明(即关锋)的文章我早就看过，还不错。”
　　【《五一六通知》〔原件附件〕《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辑《“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1988年，P7、9】

2、龚育之回忆文章的相关情况
　　一月二十六日许立群给彭真的一封信，汇报春节初二许同张春桥通电话的内容。许向张通报了六报刊座谈中提出的四个问题，张向许说到有些人竭力想把郭沫若、范文澜拉出来;还有人想批评戚本禹，……。
　　一月二十九日，许把林涧青和我找去，说，于光远送来郭沫若的一封信，是郭交给张劲夫的。……
　　许还说，郭老都很紧张了，这件事很重大。估计郭老可能读到统战部的《零讯》和《光明日报情况简编》，这两个内部材料，都反映了一些人主张批判郭老的《武则天》、《蔡文姬》。听说，郭老还写过两首关于海瑞的诗。春节前哲学社会科学部负责人向郭老汇报工作时，曾说过历史学方面的学术批判，还要扩大发展下去。……许要我们详细查查《零讯》、《光明日报情况简编》和其他一些内部反映，我们很快摘出了《很多人提出要批判郭沫若、范文澜等同志》这个材料，其中提到一些报刊已收到批评郭沫若的《武则天》等剧本的文章。也找到了那两首诗。
　　许立群还告诉我，毛主席对《汇报提纲》只有两点意见。一个是关于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毛主席说，两个月以后也做不了结论。一个是关于不要批评郭老和范老，毛主席说，他们两个还要在学术界工作，表示一点主动，做一点自我批评好。
　　【龚育之《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载《百年潮》1998年第3期】

3、《郭沫若年谱》中间的相关记载(龚继民 方仁念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七日，写信致中国科学院党委负责人张劲夫，陈述“很久以来的一个私愿”:“我耳聋，近来视力也很衰退，于科学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尽职。我自己的心里是很难过的。怀渐抱愧，每每坐立不安。因此，我早就有意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等)，务请加以考虑，并转呈领导上批准。”见陈明远《追念郭老师》一文所引，载一九八二年《新文学史料》四期。P1323
　　一九六六年春，叶以群携陈明远来访，谈到《新潮》等几部书稿的处理问题。即痛苦地说:“关于我的那些东西，最好都烧掉!”“烧个精光大吉。”当陈明远表示不理解时，便告诉他:“你应当知道，现在不少人造我的谣。我也会受批判的。”面对年青人的“纯真和朴实”，不禁喟叹道:“我一生最厌恶最憎恨的就是虚伪造作。不过，我们自己有时也不幸沾染了这种恶习。‘出污泥而不染’只是形容罢了，象我们这样从污泥中钻出来的人，谁都难免沾染上污泥的。应当不断冲刷掉身上的肮脏。当然，也不要倾盆大雨似地猛冲下来，冲得个落花流水、叶败枝残。……如果大家都回复纯真的童心，那多好啊!不要有这么多的假面具，这么多装腔作势的表演。大家都恢复赤子之心吧!纯真、朴实，那是诗歌的最美境界，也是人生的最佳境界，让我们永远去追求它吧!”当陈明远告辞时，还一再提醒他“要小心”，善于“保护自己”。(陈明远《迫念郭老师》)P1326-1327
　　四月十四日在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上发言，谈听了石西民在这次会议上所作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报告之后，检讨“没有把毛主席思想学好，没有把自己改造好”;认为拿今天的标准来讲，自己“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表示“现在应该向工农兵好好地学习，假使有可能的话，再好好地为工农兵服务”。P1328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五日上午，接见日本自由民主党顾问松村谦三和他的随行人员。来宾中有人问起四月十四日在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上发言的事，即回答道:“我烧书是否定我自己，是凤凰涅桨的意思。”(16日《人民日报》;王廷芳《周总理和郭老的友谊》)P1330-1331


　　附录二：公知网媒《澎湃新闻》所发的专栏文章


刘柠专栏：日本知识界对“文革”的反应


2016-01-17 18:52
　　1967年2月28日，由三岛由纪夫牵头，川端康成、石川淳、安部公房四位作家联名发表了一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声明》：
　　去岁中国之“文化大革命”，其本质实为政治革命。自百家争鸣的时代迄今以来之变迁……作为邻国之侍弄文笔者，吾等实不忍坐视。
　　对这种政治革命的现象，吾等断不至如某些艺术家那样，持故意保留的态度。吾等当超越左右任何一种思想立场……而对中国的学问艺术为恢复其本来之自律性所做的一切努力，表示支持。
　　吾等将学术艺术的原理，看做是与任何形态、任何类型的政治权力不同范畴的事物，于此再次明确：一切“文学报国”的思想，及与此同质而异形的所谓“政治与文学”理论——亦即最终把学问艺术作为政治权力的道具，凡此种种，吾等一致反对之。
　　声明的文本由三岛由纪夫起草，一发表便掀起了轩然大波，激起了“革新派”阵营极大的反弹。艺术批评家针生一郎第一时间在报纸撰文回击：第一，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问题并不在艺术对权力的维度上;第二，四位作家如果认为中国缺乏艺术的自由，而日本有的话，这种“傲娇”也未免过甚;第三，发表《忧国》、《英灵之声》等作品、日益滑向本雅明所定义的“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政治耽美主义的三岛，借政治奢谈“艺术的自由”，是“滑天下之大稽”。针生断言，该声明无疑是三岛的“反革命策划”。果然，“随着三岛和川端的政治耽美主义的进一步暴露，二人相继自杀”(针生一郎：《文化大革命の方へ》，昭和四十八年12月15日第一版，朝日新闻社，78页)。
　　不惜以政敌的肉体消灭来证明自己政治观点的正确，彰显了时代的张力。彼时，拥护“文革”绝对是一种政治正确。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日本也正处于“政治与文化革命”的“叛乱季节”，空气中充满了“革命”的味道，连高中生都坐不住了：越战的刺激与“考试地狱”的受害者意识联动，生发了对邻国“文化大革命”的共鸣。1966年9月6日的《朝日新闻》刊登了一封十六岁高中生的读者来信。信中写道：
　　与我们同世代的中国年轻人，甚至连中学生都在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而竭尽努力，指出他们的社会中的不公正，并痛加批判。这与净是些完全不关心政治，只热衷于跳猴子舞(Monkey Dance，1965年流行于日本，舞姿粗俗狂野——笔者注)和成天被考试逼得在功课之外，全无从容可言者的我国相比，年轻人的差距简直是太大了。虽说红卫兵的行动，也不无可疑之处，但在关心政治这一点上，我们理应多多向他们学习。
　　当时二十八岁的社会学者田见宗介，曾采访过不同类型的高中生，了解他们对“文革”和红卫兵的看法(后写成论文《日本高中生如何看待红卫兵》，发表于《中央公论》杂志1966年11月号上)。除了那些进入考学塾一门心思准备应考的学生，多数高中生认为：“更需要红卫兵的是日本”，“至少我所没有的，日本高中生所没有的东西他们有”;“我觉得他们很棒，但也令人感到恐惧”。这些学生对事态的发展大多抱有一种共鸣：中国的青年人正试图改造一个被大人们弄脏、变得腐朽了的社会。而正是这些调查对象——“文革”初期的高中生，1968年至1969年进入大学，成为“全共斗”运动的主体。东大赤门前大规模抗议活动中的最刺目的风景，莫过于与毛泽东的大幅照片一起被高高举起的“造反有理”标语。这个中国“文革”中的经典口号，在一片“斗争”、“决起”、“粉碎”的标语海洋中，竟全无违和感。他们深信，正在邻国土地上延烧的“文化大革命”，是“世界同时革命的一环”。
　　当然，这些高中生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了解“文革”的实态，是一个问题。事实上，“文革”的动静虽大，但日本方面捕捉的有效信息着实有限。当时，绝大多数海外媒体被大陆“清场”，而《朝日新闻》则是奉特许留在中国境内的极少数“亲中派”媒体之一。朝日深谙这一点，也试图把自身的存在感打到满格：“文革”初期，广冈知男社长挂帅，亲访北京。回国后，发表了题为《访问中国之后》(原题为《中国訪問を終えて》，《朝日新闻》1970年4月22日号)的长篇署名文章，并作者的头像刊登在报纸的头版(分六次连载)。可这篇弥足珍贵的现场报道不仅未能赢得读者的认可，反而“差评”如潮——它没能如实传达“文革”的惨状，充其量是一篇“廉价的礼赞”。
　　但在“一边倒”的赞美声中，也不是没有清醒者。1966年9月，由评论家大宅壮一带队，七位当红的作家、评论家、新闻记者组成的考察组自掏腰包，赴大陆考察。历时十七天，“走访了广州、上海、无锡、南京、天津、北京、武汉等地，与广州大学、清华大学的学子们交谈，还访问工厂，与工人们交流，采访解放军，详细记录了红卫兵运动情况”([日]马场公彦著，苑崇利、胡亮、杨清淞译：《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从日本战败到中日复交》(上册)，社科文献出版社，2015年1月第一版，261页)。在回国后发表的《大宅考察组的中共报告》中，大宅壮一——这位出了名的“毒舌”评论家看破了红卫兵被利用的幕后，称红卫兵运动为“幼齿革命”，暗喻帘子背后操作提线的“大人”。小说家司马辽太郎起初是“文革”的肯定派，但访问大陆时，看到红卫兵砸孔子像，深感忧虑，遂转身成“文革”否定派。
　　促成日本知识界对“文革”看法的根本性转变的契机是郭沫若的表态。1966年4月14日，郭老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做自我批评：“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烧掉。”郭有留日背景，在日本名头甚大，被目为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界、学术界当然的领袖，且彼时位居中科院院长和文联主席等要职，是接见日本文化界访华团的最高领导人。“大儒”郭老竟然重弹“焚书”论，其压力可想而知。对此，最先感知并视为“问题”者，是资深中国问题专家竹内实。他在同年5月22日的《朝日新闻》上发表《郭沫若的自我批评与“文化革命”》一文，表达了深深的不安：“虽然不知道郭氏的真正目的，但巨大的‘文化大革命’浪潮已经表现出对文化人的批判，不知会在何处与传统思想划一条严密的界限，而这种动向将会阻碍创造。”(同上，252页)
　　紧接着，传来了老舍自沉太平湖的消息。而就在半年前，老舍还曾接受NHK的采访，对日本读者谈老北京文化和中共建政前后北京市民生活的变迁。日人到底还是爱文化，特别是对老北京，内心始终抱有敬畏感。西画家梅原龙三郎的著名油画《北京秋天》，经过吉川幸次郎、仓石武四郎和奥野信太郎等汉学家的“增幅”，已然定格在东瀛文化人的心中。而老舍，则是老北京如假包换的名片。老舍的“自戕”，令一些持文化保守立场的日本文人产生某种幻灭感。幻灭之余，出离愤怒，于是便有了翌年三岛由纪夫等四作家的反“文革”声明。
　　对此，以针生一郎为代表的来自“知识左翼”的阴谋论批判，应放在日本六七十年代“保(守)革(新)”对立的意识形态斗争的框架中来评价。否则，三岛和恩师川端的自杀，就真成“罪有应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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