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念民、武彩霞: 活在文革“神话”里-凤凰周刊

tuffy05

范念民、武彩霞夫妇，在造反派圈子里颇有些名气，一来是因为他们曾是河南省造反派风云人物，二来是因为他们近20年来，一直在做文革文物的收藏整理和文革口述史，这两项工作让他们结识了许多有名的造反派。
文革期间，他们曾是河南省最大的造反组织“二七公社”成员，范念民还担任河南省革委会常委、河南农学院革委会主任。他们曾风光一时，却最终未能逃脱历史上造反者的共同下场。文革结束后，范念民被隔离审查、判刑入狱十年，武彩霞与子女皆受牵连，一家人成为文革名符其实的受害者。
然而，吊诡的是，十年的牢狱生涯，并没有让他们对文革彻底否定，相反，他们将文革作为毕生最好的经历在怀念与传颂，这种“文革情结”，也成为他们晚年从事文革研究的精神动力。
文革结束数十年后，他们依然活在文革的神话里。他们的人生悲剧固然让人叹惋，但他们对文革的沉醉与迷恋，更让人不可思议。

探访“润之书屋”

范念民、武彩霞夫妇俩都已年近七旬，老范头发已经全白，梳着毛氏大背头，眉宇间透着几分英气，说话时有些腼腆，不时“呵呵”地笑着；老武则显得年轻许多，穿着打扮更为时尚，但头上的青丝亦难掩白发。
他们家在河南荥阳，是一栋两层的小楼房。在两个人的布置下，这里成了一个小型的“文革博物馆”。为了不让空中的灰尘和湿气破坏屋内的文物，房子的正面全用玻璃封闭了起来。一进屋，记者顿生一种强烈的时空错乱感。
屋子的正中间，不是摆着中国传统习惯的祖宗神位，而是悬挂着一幅巨大的毛泽东画像，画像两边的对联写着“彤彤红日民族正气，巍巍青山历史丰碑”。
一侧墙上挂着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另一幅是左派作家魏巍题送的毛泽东诗词，“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另一面墙上则挂着装裱好的书法《毛泽东给江青的信》，以及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纪念文章。
循着狭窄的楼梯上去，到了二楼的厅屋，他们将其命名为“润之书屋”。“书屋”的面积并不大，但看得出布置的精心。屋子正中间摆着一条长桌，上面立着一尊洁白的毛泽东半身塑像，塑像上还系了一条红领巾。楼上楼下，毛像都占据着最中心位置。
屋子的一侧，摆放着上了锁的保险柜和一排长长的玻璃橱窗，里面分门别类地陈列着他们收藏的文革时期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小报，数量多达3000余种，还有各色木刻、剪纸、宣传画、泥塑、照片，以及各种版本的“红宝书”。前两年，他们从中整理出版了一套《文革诗词五百首》。
另一面墙上，则挂满了毛泽东各个时期的画像、像章和毛主席语录。比如，“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命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从这里的布置，不难看出夫妻俩对文革和对毛泽东的热爱，仍然不减当年。

根正苗红的造反派

文革开始时，他们是河南农学院（今河南农业大学）的大三学生，互相并不认识，范念民在农业机械系，武彩霞在土壤化学系，两人都是农民家庭出身。范念民向记者介绍，农学院95%的学生都是工农子弟，只有极少数出身黑五类。
他们有着那代人共同的政治情感，武彩霞说，“我从小学到大学，无时无刻不接受到爱共产党、爱祖国、爱人民、爱领袖、爱集体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国际主义思想的教育。共产党好，毛主席伟大，社会主义优越的信念在我的心中生根发芽、根深蒂固。”
这群根正苗红，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信仰坚定的人，为何会走上造反之路，是文革的一道谜题。范念民告诉记者，自己之所以会造反，是因为看不惯一些同学和老师被整，整人的都是那些跟校领导走得近的学生党员干部，“他们今天出这个同学的专栏，明天出那个人的专栏，被整的学生都灰溜溜的，抬不起头。”
他举例说，有个同学爱看《红楼梦》，就被学生干部批评为，“不学毛主席著作，不学雷锋，走路都想着林黛玉。”文革初期，原党委和工作组的权威尚未丧失，他们主导的文革，仍然沿袭着反右运动的套路。
而一些学生受聂元梓大字报启发，向院系领导与工作组提意见，却被打成“小右派”“小反革命”“小三家村”，遭受围攻、专栏批判、公布档案，学生与工作组的矛盾激发，工作组采取高压手段，又进一步激化了矛盾。
不得不提的是，河南省文革还有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即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河南饿死了上百万人，发生了震动全国的信阳事件，这是当时的省委书记吴芝圃在河南大刮“五风”导致的。所谓“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结果河南地界饿殍连片，民怨沸腾。
文革开始，允许大鸣大放大字报，自然有很多学生对此提出批评，而工作组将其定性为“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反对三面红旗”“攻击社会主义”，这引发很多人的反感和不满。
包括范念民和武彩霞在内的许多学生，见此情形，都认为整学生和一般老师不是文革的斗争方向，于是都写了大字报。当时，河南农学院已经有官办的红卫兵组织“抗大战斗队”，在范、武二人眼里，他们都是“保守派”。于是，范念民也想成立一个造反派，在他的号召下，农机系30多个同学纷纷响应。
后来学校的五大系造反派联合，成立了河南农学院红卫兵总部（简称豫农红总），但范念民由于能力一般，并没有成为领导。作为发起人，他被派往郑州市红卫兵总部，走访了许多工厂、机关和学校，见识了其他单位红卫兵运动的做法，为他未来的造反积累了经验。

“二七公社”风云录

1967年1月，上海掀起夺权风暴过后，全国造反派开始大规模夺权，河南的造反派们也不例外。但是，夺权光靠某一个单位的红卫兵组织，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各单位造反派联合被提上议程。
2月7日，范念民所在的豫农红总与郑大联委、河医东方红、粮院联委、豫农红总、郑大附中红旗、六厂工人赤卫队、郑印八一、新乡八·一八、洛阳八·一六等74个造反组织，联合成立了“河南二七公社”，这个组织后来成为河南省三大造反派之一，而范念民是全程积极参与者。
二七公社成立后，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占领舆论高地，在召开了三次大会后，就把河南日报社给夺了，他们在《河南日报》出了十天报纸后，被河南军区的解放军撵了出来，并被宣布为非法组织。
在此之前，中央发布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要求解放军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支持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二七公社非常希望得到河南省军区的支持，可是，军区不仅不支持，还对他们实行了镇压。
河南省军区支持的是另外两派，即郑州工学院等少数派组织成立的“河南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简称河造总），以及由工人总部、农民总部、机关总部等联合成立的“十大总部”，十大总部被范念民和武彩霞称为“保守派”。
由于对省委与军区领导干部看法上的分歧，三大派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最后闹到了毛泽东、周恩来那里，毛泽东亲自下令，让河南的三派派代表到北京谈判。得此消息，河南军区对二七公社进一步打压，并挑动河造总与二七公社武斗，二七公社成员被动挨打。
为了在谈判中有更多的筹码，得到更多省委领导的支持，范念民率领农学院和郑大附中的学生，开展了抢夺省委副秘书长张耀东和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纪登奎的行动，随后一大批省委干部公开表态支持二七公社，成为三大派中获得河南省领导干部支持最多的派别。
7月5日，周恩来亲自主持三大派的谈判会议，并发出了解决河南问题的《【1967】216号文件》，文件指出河南省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河南省党内走资派是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书记处书记赵文甫，刘建勋是革命领导干部，并回河南筹备河南省革委会。周恩来亲自为河南二七公社平反。
1968年1月27日，河南省革委会成立，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任革委会主任，王新、纪登奎、耿起昌、杨力勇任副主任，范念民作为河南农学院学生领袖，当选为革委会常委。

从知青到县委副书记

1967年与1968年，武彩霞与范念民相继毕业，他们都卷入了知青下乡的大潮，省革委会常委成了一个虚名，只是偶尔去省城参加一下会议。武彩霞被下放到平顶山解放军农场，范念民被下放到许昌叶县农村。
与中学生知青不同的是，大学毕业生参加劳动是有工资的，在部队农场实行严格的“四不准”政策：一不准回家探亲，二不准谈恋爱，三不准结婚，四结了婚的不准过夫妻生活。但在省革委会主任刘建勋的撮合下，他们打破了“四不准”的规矩，不但结了婚，还有了第一个孩子，成为轰动一时的大事儿。
1971年，别的同学都正式分配了工作，范念民由于“五·一六”嫌疑，没有单位敢接收，他就和孩子住在省革委会的招待所里。一个朋友看到，就要他到荥阳县一家生产镂、犁和拖拉机的农具厂工作，他在那里当了两年革委会副主任，而武彩霞被分配到一家化肥厂，两人都还算专业对口。
到了1973年，范念民被提拔为荥阳县革委会副书记。范念民告诉记者，这种提拔是一种平衡的结果，其他学校的造反派头头也都提拔为县委副书记。比如，河南的头号学生造反派党言川任华县副书记，开封师范学院（今河南大学）的陈红兵，任原阳县副书记。
武彩霞在《试析河南省文革的几个特点》一文中写道，“1973年，在各级党组织和政府职能部门的恢复健全中，根据中央‘吐故纳新’‘老中青’三结合的指示，他们又分别被任命为县委副书记兼公社党委书记或其他相应职务。当时，河南省提拔了一大批青年干部，其他各个行业的头头也被提拔到所在的工厂、企业、机关、学校领导班子中，任副书记、副厂长、副主任、副部长、副校长等职。”
范念民在担任荥阳县委副书记的同时，还兼任广武公社的书记，武彩霞任副书记，他们在那里带头学大寨、搞社办企业、兴修水利，还修了全县第一条城乡公路，他们和农民一起干，颇受群众好评。

隔离审查与入狱十年

1977年年底范念民突然被免去职务，以清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两案人员”的名义（又称揭批查运动）接受了两年的隔离审查，每天写交代材料，但由20多人组成的专案组，并没有查出任何问题。
1979年11月25日，范念民被宣布正式逮捕，12月30日，以侵犯公民权利罪判刑十年。从逮捕到判刑，中间不过一个月时间，判刑的主要事实依据，是范念民曾在河南农学院主持召开批判省委书记处书记赵文甫、文敏生等人的大会。
而此次主持河南省揭批查运动的正是赵文甫，他曾是在河南大搞浮夸风的省委书记吴芝圃的高参，所以在文革初期二七公社曾组织过对他的批斗会，那次批斗会被安排在河南农学院举行，原因是该校的会议厅最大，且是当时河南省最早成立革委会的单位，而范念民作为“东道主”主持了这次批斗会。
实际上，被突击判刑的并非范念民一个，而是当时河南省的一次大规模行动。
武彩霞在《试析河南省文革的几个特点》中谈到，“1979年底，河南省委为避免《刑法》《刑事诉讼法》于1980年1月1日生效后，其行动被束缚，就赶在新《刑法》生效前夕，紧急布置各级政法部门对揭批查中关押起来的人，不管有没有罪行，均以清理积案为名突击判刑。突击判刑秘密进行，不准开庭。”
随后的8年半时间，范念民在洛阳一家生产轴承钢球的机械厂劳改，在劳改过程中，他苦读马列全集、学习毛著；而武彩霞独自一人将3个孩子拉扯大，她还发挥专长，获得了省科技成果奖，在1986年还办了一个微量元素肥料厂。
在狱中苦读马列、毛著的范念民，在出狱后，思想观念与社会格格不入，不能适应改革开放带来的沧桑巨变，也不能容忍“一切向钱看”的市场经济，因此长期没有工作，也没有任何生活来源。
1993年，夫妻俩彻底退休，专心搞文革资料收藏整理工作，在他们的影响下，他们的大女儿范春燕，考上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现为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西方左翼运动。
近年，范念民和陈红兵等上千名“两案”人员联合上访，要求河南省政府解决两大问题，一是生活问题，他们许多人在出狱后，长期没有生活来源，要求政府给予补助；二是案件问题，他们认为自己的案件是冤假错案，要求政府平反。
在他们看来，他们因为“响应毛主席号召”而参加革命，为“保卫毛主席”“打倒走资派”而积极造反，他们“无比正确”，却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历史必须为其正名。
武彩霞将她对文革的回忆与思考在香港结集出版，并命名为《不再沉默》，她在书中写道，“文革罪给我造成的心灵上的伤口时时隐隐作痛，使我常常有一吐为快的冲动，十年文革，惊涛骇浪，我付出了青春、热情和真诚。我们这代人不愧为中华民族的脊梁，真想为这代人讴歌一曲。”
一位老友戏称她是“历尽艰辛终不悔，一代忠骨红卫兵”。武彩霞答，“是愚忠吗？我至今还不这样认为。”

http://www.ifengweekly.com/detil.php?id=5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