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中担任省区“一把手”的信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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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1966年5月，历时10年之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序幕。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下，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踢开党委闹革命”，“破四旧、立四新”、“砸烂公检法”，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时全国一片混乱。1967年1月6日，上海“造反派”组织夺取了上海市党政大权。随后，全国各地掀起了“夺权”之风，造成各级党政机构瘫痪半瘫痪。在“全面夺权”的基础上，为了搞好“抓革命、促生产”，各地陆续建立了由军队干部、地方干部、人民群众“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取代“文革”前的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实行“一元化”领导。各地革委会的“一把手”大都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同年3月19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从1967年至1972年的6年间，人民解放军先后派出280多万名指战员执行“三支两军”任务。正是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一些信阳籍将军被推上了政治前台。当时，除港、澳、台外，中国大陆共有29个省、市、自治区（那时海南岛、重庆还没建立省、市）。据不完全统计，在“文革”中，先后担任省、市（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党政一把手）的信阳人有8位，这在全国也是不多见的，对于稳定当时的政治局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下面，让我们重温那段历史，简要介绍一下他们的概况。
       许世友（1905—1985），新县田铺乡人，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于1968年3月至1973年12月，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在他任期内，南京长江大桥建成。南京长江大桥是双线、双层的铁路、公路两用桥，铁路桥长6700多米，长度为武汉长江大桥的4倍；公路桥长4500多米。大桥建成后，当时就以“最长的公路、铁路两用桥”而载入了吉尼斯世界记录。
       李德生（1916—2011），新县陈店乡人，1955年被授予少将（1988年晋升为上将）。时任军长的李德生，于1968年4月至1974年12月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在任期内，通过做思想政治工作，采取“一手硬、一手软”的办法，有效制止了淮南、芜湖等地的大规模武斗，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充分肯定和赞扬。处理芜湖问题的经验，由于毛主席的推荐，1968年8月4日以中共中央文件转发全国。
       尤太忠（1918—1998），光山县砖桥乡人，1955年被授予少将（1988年晋升为上将）。时任军长的尤太忠，于1971年5月至1978年10月，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区革委会主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当时，前苏联在中俄边界陈兵百万，双方对峙严重，战争一触即发。身兼党、政、军要职的尤太忠，面对复杂多变的形势日夜操劳，准确把握、机智灵活、巧妙应对，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曾绍山（1914—1995），商城县（现属金寨县）人，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时任沈阳军区政委的曾绍山，于1971年1月至1978年9月，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一 书记、省革委会主任，为辽宁的发展作了很大贡献。
       腾海清（1909—1997），商城县（今属金寨县）人，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时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腾海清，于1967年11月至1971年5月任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党委书记）、兼任内蒙古军区代司令员，为内蒙古发展做了很多工作。
       黎原（1917—2008），原名关俊彦，息县关店乡人，黄埔军校第十一期毕业，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时任军长的黎原，于1968年4月至1970年5月任湖南省革委会主任、省革委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党委书记），为湖南发展做了很大贡献。
       张体学（1915—1973），新县八里畈乡人，长期战斗在鄂豫皖苏区。建国后，一直在湖北省担任领导工作，“文革”前夕和初期，曾任湖北省委代第一书记、省长、省军区政委、武汉军区政委、省革委副主任等职。张体学对家乡十分关怀、支持，我曾听说有这么几件事：一是他曾向中央、国务院要求把新县划归湖北省，以便加快发展，后因河南省委主要领导人刘建勋坚决不同意而只好作罢。二是他让湖北省出技术、资金、物资，为新县修建了著名的香山水库。三是他多方支持家乡建设，比如新县是我市在上世纪70年代初就最早实现村、乡通电的。另外，1945年11月，由于叛徒告密，他的夫人林少南（此时已怀孕8个月），和其母亲被国民党抓住投入监狱，孩子在监狱出生后就叫“牢生”至今。后来，经过王震和党组织的积极营救，她们三人才出狱。林少南建国后曾任湖北省人大副主任、省政协副主席，张牢生后来任湖北省民政厅长，她们母子也和张体学一样，对新县建设十分关注支持，令家乡人民念念不忘。
       程世清（1918—2008），新县陈店乡人，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时任军政委的程世清，于1968年1月至1972年4月，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因林彪事件的牵连，于1982年3月退出现役，按地师级干部待遇休养。
       程世清11岁就参加红军独立团当传令兵，他聪明好学，口才极佳，文艺细胞丰富，很快就学会了吹拉弹唱。他在“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曾发表过《在林彪副主席家作客》一文，表明了他与林之间非同寻常的关系。这里，着重介绍一下1971年8月毛泽东主席到南昌的情况。
       1971年8月30日，毛泽东南巡从长沙到达南昌，住“八二八”招待所。毛泽东这次南巡，意在为最终解决庐山会议问题（实质是林彪问题），继续做各地党政军主要负责人的思想教育工作。当时毛泽东把南昌作为这次巡视途中的一个节点，召许世友（南京）、韩先楚（福州）赶到南昌，对许、韩、程一起进行谈话教育。
       当天（8月30日）在火车上，毛泽东就找程世清等人谈了话。会谈直指庐山会议问题，点名批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暗示根子在林彪。毛主席并以党内历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引导与会人员，进一步提高认识，讲清各自的问题，跟林彪划清界限。在与程世清谈话时，毛泽东问他：“去年的庐山会议，吴法宪向华东空军系统的王维国、陈励耘、韦祖珍这几个人打了招呼，有没有你程世清呀？”
       程世清赶忙对毛主席说：“我有错误，吴法宪对我有影响。主要的错误是我的思想没有改造好。”毛泽东并未继续深问，接着就把话头转到其他人身上去了。
       毛泽东的谈话极大地触动了程世清，当晚他彻夜难眠，联系种种情况，反复思考，决心讲清自己的问题，并冒出了“林彪可能要逃跑”的想法。他决定向毛主席报告。
       9月2日，程世清即到毛泽东处，向毛泽东做了报告，最后推测说林彪可能要逃跑，可能从北戴河坐水陆两用坦克往南朝鲜跑，也可能坐飞机往香港跑。程世清讲完后。毛泽东说：“程世清呀，你说的这些只能跟周总理讲，其他任何人都不能讲。”
       听了程世清的汇报后，引起了主席的高度警觉。9月3日吃过中饭，大家刚躺下午睡，突然传来命令，主席现在就要走，立刻启动警卫和护路等工作。不一会儿，毛泽东在汪东兴和程世清的陪同下，从一号楼的内室来到门厅，招招手，登车而去。于是，毛主席打破惯例，出其不意，提前于9月12日傍晚回到北京中南海。林彪、叶群闻讯后，当晚十一点多乘坐“三叉戟”专机，慌忙从山海关机场登机外逃。9月13日凌晨三时左右，在蒙古共和国温都尔汗机毁人亡，林彪、叶群、林立果等9人全部被烧成焦团……过去，毛泽东的南巡行止，都是有规律的，保障工作依预案进行。自从在南昌听了程世清的汇报后，毛主席机智灵活，打破常规，从容应对，及早赶回北京，为及时果断解决林彪问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1971年“9.13林彪事件”之后，程世清被隔离审查，后又被关押于北京秦城监狱三年多。在坐牢期间，他以圆珠笔芯裹着胶布，创作了一部3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柴山保故事》，反映他少年参加红军在家乡闹革命的往事。程世清晚年潜心学画，喜以白布代纸。将军豪饮，酒量了得。60岁时一日一斤、70岁时一日半斤，80岁时一日仍三、四两。他喜饮烈酒，逢饮必微醺，然则从未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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