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亮：韩丁笔下的农村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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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海亮    文章来源：乌有之乡

2006年6月我去香港城市大学参加文革40年的研讨会，该会议同时也是海外韩丁朋友们的一次纪念活动。我听说韩丁多次去过的长治张庄大队的书记也要前来，还特地嘱咐会务人员把他和我安排在同一房间。会上，王金红书记听我说希望知道农村文革的情况，就告诉我，韩丁曾经写过一部小说《深翻》，就反映了长治农村的文革，我欣喜地问他，有韩丁的文稿吗？书已经出版了吗？他回答说已经印出来，邀请我到他家里去看。

王书记的家，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收藏库，他给我展示了他收藏的历史文件、文革传单印刷品、会议证件、农具和模型、自制的工艺品、各种照片，还有韩丁亲自题字的英文版《深翻》，以及翻译初稿的复印件。我第一次看见这部大书，问他已经出版中文了吗？他告知实情，并希望能够出版。尽管我很想通读这书，也不能贸然带走王金红的珍藏。不过，我象发现了重大地下宝藏一样，兴冲冲回到北京。我明白，就在我们许多人辛勤地发掘资料、采访当事人和撰写文革口述历史之前好多年，美国友人韩丁已经在海外出版了这部文学、社会学、历史学的巨著。韩丁的朋友商老师（Msachi Sandrea）那里也有复印的中文初稿，她慷慨地借给我；韩丁的妹妹寒春住在昌平沙河，她家里藏有英文原著，她也借给了我。

我开始读《深翻》、读了王书记主持编印的《中国人民的好朋友——韩丁》画册，我慢慢明白，有一位我们至今尚不认识的，生活到了21世纪的“白求恩同志”，有一位我们至今并不知晓的外籍文革研究家……

今天我们手上的《深翻》，一开始就交代了时间地点背景，是在1971年的山西长治农村的“批陈整风”运动中。说实话，当时参加整党运动的基层干部，并不知道这个运动的最上层是在批判中央第四号领导的陈伯达，当然更不知道后面还会有什么。长治当时的运动，是在批判一些农村基层干部。从第一到第六部分，作者回顾了文革前的历史：合作化、大跃进、反右倾、四清运动，这些回顾与交代是必须的，因为韩丁重返张庄，他要采访和记录他1948年离开后，这个村庄的所有变化，这也是周恩来总理请他回来的初衷；况且，我们清楚：不明白我们的农村和城市的这一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全过程，就不能明白文革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发生文革。到第六部分末尾，韩丁已经把我们带进了长治农村的文革。第七、八、九部分，是“林彪事件”以前的张庄和长治，乃至山西的文革过程。有意思的是，韩丁几乎是用一个小小的基层的典型，用普通农民和基层干部的实际生活、话语、心态，描绘了一幅浩繁、漫长的历史画卷。这几部，我以为是该书最传神的部分，它们牵动和触及了战争、土改到文革的全部历史，浓缩了一个地区和村庄的历史文化积淀，集中地表达了作者对于农村社会主义历史的看法，更集中地记录了一个村庄的文革。如果这本书还出版不了，我想，甚至可以用一个名为“一个外国友人笔下的农村文革”的长篇，来独立地将这后面几部分在网络上公诸国人。

近20多年来，特别近10多年来，海内外已经有了好些文革历史的研究新作，文革研究开始走出ABC文革、概念化文革和简论的初级阶段，出现一些借鉴历史学、社会学的科学方法，对于真实的历史过程、人物、地区、部门、事件做典型分析的成果。而且还有许多民间的未定稿——由于大家共知的原因，许多精彩的研究和个人回忆录书稿，仅能在研究者或某些特定群体中传递。我已经读过的有专门涉及文化领域、政治领域、军队、工厂工人、造反派的作品，但还没有读过讲农民和农村文革的书；《深翻》是我读的第一本一个村庄继续革命历史纪实的巨著。《深翻》中英文的出版，我想韩丁是为我们国史、文革史研究填补了一个重要的空白。

尽管张庄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村庄，但是它坐落在抗战时八路军根据地和日伪势力犬牙交错、解放战争第一仗“上党战役”和土地改革发动的一个关键地区——晋东南长治城郊。它处在中国农业合作化兴起的晋东南地区，张庄农民认真地参加了农村的每一重大的政治运动，几乎中国发生了什么，张庄人就议论过什么！不信，请读读韩丁忠实的记录。除张庄之外，韩丁的《深翻》里还介绍了一系列农业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山西先进典型，我们从张庄，也想到了他们全体。张庄处于城乡接合部，工业化的进程，使张庄的农民优先受到时代的洗礼，长北火车站就在庄外，一系列国营和兵工大厂，也征用了张庄的土地。长治飞机场离这里也不算太远。颇有历史的老校潞城中学，也在张庄。这里还有华北最大的天主教教区，教堂也在村里。由于张庄的区域政治文化渊源和地理区位优势，文革的大潮流必然席卷这个并不偏僻的乡村，工人和学生的文革运动深刻地影响张庄运动。说得更确切些，长治地区两派斗争最激烈的时候，某一大派的武斗总指挥部和基地，就在张庄。后来部队被派过来制止武斗恢复秩序，指挥部也设在张庄。

你要张庄农民不积极参加文革运动，你要王金红书记不热衷收藏文革文物，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政治化和工业化的村庄。

从文革研究的意义上看，它的特殊典型性超过了我现在知道的所有村庄。

文革运动中，我并没有去农村地区串联，后来搞教育革命调查，也只是去到专县以下做“专业和教育”问题的徒步考察与调研，没有涉及过农村文革运动的事情。当年陈永贵向中央建议开展农村运动要保持农村的稳定、保证农业生产，我们读了中央批转的陈信，都很赞成，有的同学进而还提议说，文化革命运动，对于县团级以下的干部应该是正面教育，不要铺得太开。1968年开春后，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组织大学师生和省直干部下乡，帮助大队一一建立春耕临时的领导班子（湖北当时大队一级多处于瘫痪状态）。我才对于当时的农村造反夺权事实和原来基层干部的心态，略有所知。1970年春，我从部队锻炼出来，被分配到河南与安徽交界的沈邱县，和该县的工作队一起进驻全县的整党重点大队，与县、社、队干部一起参加了整整两年的“一打三反” “整建党”和“农业学大寨”“批陈整风”运动。我们工作队的国家干部，多是当时说“站错队”的“保守派”，他们说的和做的可能比年轻的红卫兵还要左倾和幼稚！我和一个生产队长睡在一个大床上，也接触了大量的农村新生积极分子、造反派头头，我白天下地生产，搞土地平整、田间水利配套、种植水稻；晚上开会，批斗农村“走资派”——原来的大队书记，批斗地富分子，学习“九大”党章，发展党团员。除了沈邱没有发生激烈的派性冲突外，韩丁在《深翻》的写的大活动，都有类似之处。读张庄的文革运动记录，使我有特别的亲近感，我清晰地回忆起自己的农村学大寨、整风生活，从新的角度，悟到了好些当年参加文革没有悟到的东西。

我在武汉以大学生身份参加文革，比较熟悉的是大型工业和文化的中心城市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毕业以后到河南生活、工作了24年，才感觉到河南的文革基本上反映的是中国农村的社会和政治文化问题，某种意义上说，河南的造反运动基本上是一次农民造反运动，才开始体验到我们的传统文化和社会底层、共和国历史对于文革的根本影响。对于这些根本的东西，韩丁的描述，以及他文字不算太多的议论，都有极其深刻的表现。可以说，读者会从《深翻》里读出在我们这个悠久农业文化的国度中，文革发生和存在的必然性。

我非常佩服韩丁，他异常了解和理解中国农民，忠实地记录下张庄农民的语言、心态。在文革时期张庄农民妙趣横生的话语里，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上一个时代的文化现象，让文革后的人真正知道那个时代我们的农村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在想什么做什么，尽管如韩丁书里所说，当事人后来谈起文革中的纠纷冲突，也忍不住笑起来，但我希望后人真正弄明白我们这一代，明白为什么那一代崇尚理想主义的青年会如此去追求与奉献。书里通过文革时期的生活、文化，透露了大量农村社会、风情、民俗、传统的信息。可以说是一个村庄的社会历史的百科全书。我不知道中国的学者们会如何看这本书，但我认为中国的文革研究者、社会研究者，可能会在美国人韩丁的这本书前汗颜，我们本来应该像他一样几十年如一日地深入普通民众的生活，深掘具体的文革学与泛义的社会学题材，而不是脱离社会实际去高谈阔论。和鲁德的《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一样，韩丁的书也可以看做“文化革命中的山西农民群众”。

过去一个阶段的文革研究，人们主要的兴趣和对象在于上层的人物和政治斗争。我觉得韩丁的研究与传统的中国史学方法不同的是，他特别关注底层普通人民群众的生活、思想、文化，以及他们在文革中的追索和斗争。这是类似心态史学那样的精神产品。当今存在一个很大的认识误区，以为仅仅是某些领袖人物造就了这个文革运动造就了某种历史的悲剧。其实，文革是一场空前浩大的群众政治运动，如果没有浸浴着特定传统文化的亿万人民群众和干部——包括我们这些都非常积极地参加了文革运动的知识分子的倾情投入，文革也不会成为那样的文革。韩丁在《深翻》里评议了——乃至批评了中央的高层领导的主观设想和客观结果，同时也让我们冷静地看到了我们每个人应当承担的历史责任。

或许我们今后可以越来越多地读到中国人写的基层文革斗争的优秀作品，但我们不会忘记韩丁《深翻》的非凡贡献。

韩丁并不是以一部《深翻》来跻身于文革学界的。众所周知，他1971年来华，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最先去了二七车辆厂和清华大学，考察了那里的文革运动和斗批改活动。他最先写的有关文革的记述，不是1983年出版的《深翻》，而是1972年出版的《Ｈｕｎｄｒｅｄ　Ｄａｙ　Ｗａｒ》，译名为《百日武斗》，副题是“清华大学的文革”，出版方为美国著名的左翼知识分子的《每月评论》。

当然，韩丁也从他的典型研究里，得出对于宏观文革的认识。在书里，他深有感触的是派性和农村宗派纠葛扭曲了继续革命，他看到了军队介入运动的负面问题（而不是简单庸俗地把运动看成是所谓“拥军”和“反军”的矛盾），他更看到了山西、全国的党内斗争。住在张庄大队，他看到了长治，看到了山西，而且想到了全国。他在１９７１年的来访，与周总理和其他高层官员接触，开始有了基本的、客观的印象与认识。１９８０年前后他写作《深翻》，正值中国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党和国家对于文革运动有了新的价值判断，韩丁一方面紧密地与党中央保持认识的一致，一方面也以独立知识分子的思维继续探讨中国革命的历史道路和存在的主要的问题。这些，可以在他在《深翻》之后的论文、专著里看到。

他在《深翻》最后的一个小节“再见吧！张庄”中有这样一些段落概括了１９８０年代初的认识。

韩丁对于运动中的派性破坏了文革初衷非常痛恨，对于一些形式主义的“革命”概念也极为怀疑：

“有一个时期，文化革命似乎是历史的分水岭——一次重大突破，它使人们摆脱了旧中国的上层建筑，摆脱了所有历史遗留下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和文化，并将它们加以改造，使之适应新的社会生产关系，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现时，他好象已被贬为最最离奇古怪的玩弄阴谋，相互撕杀，一场彻头彻尾的、任意胡作非为的、争权夺利的派性斗争；一切都无关紧要，只要能达到战胜对手的目的，无论采取什么手段都是正当的。如果说资本主义在经济上残酷竞争，那么社会主义(如果中国是社会主义的话)就象在政治上相互残酷倾轧。似乎他们最关心的是国家权力。夺权政权和巩固政权不仅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而且是具有最重大意义的唯一活动”。

“在‘无产阶级’中国则不然，权力自然而然地集中在登上领导岗位的那些人手中。他们没有其它夺权场所，没有独立的物质基础，因此也就没有判断谁能够、谁应该掌权的客观标准。文化革命的组织者们五年来一直坚持认为：谁该掌权要看他们执行的是什么政策，根据他们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如果区分两条道路却找不到一个客观标准，‘自留地’就是资本主义吗?‘大队核算’就是社会主义吗?李英奎说程首创是叛徒，他就推动了革命了吗?程首创叫李英奎反动军人，他就是为人民服务了吗?李快腿鼓励搞副业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吗?小申吸收富农儿子秦根寿为新成员，他就是社会主义的叛徒吗”?　

“当我在北京郊区的二七机车车辆厂呆了一个月，然后又在清华大学住了三个星期，我了解到足够的情况，证明中国的派性斗争是无原则的。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都把派性斗争看作是过度的行为”。

“1971年，我觉得毛确实为文革的派性问题而懊悔，并且看出派性是一场灾难。他三番五次采取措施制止派性，但是他的悔恨，显然已不足以制那些激发和激化派性的活动”。

关于文革运动的价值判断过程，韩丁客观地记录了：

“毛还在世时，评论就已开始承认文化革命犯了严重错误，但仍然称是‘为了保卫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绝对必要的运动。’毛逝世和‘四人帮’垮台以后，新闻喉舌开始批评某些过度行为是极左，并把这些归罪於毛的夫人和她的‘上海帮’。1979年10月，叶剑英元帅代表中央，最终谴责整个文化革命为一场不折不扣的‘大浩劫’。评论界则称为‘失去的十年’，这一表达和千百万人民的亲身经历相吻合(尤其是大批知识分子，他们遭受了严重的伤害。他们长期在乡下劳动，甚至被当作政治犯惨遭严刑拷打，并且诛连到亲友，导致亲朋好友的死亡)　。

韩丁提出了否定文革，将导致对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全面反思：

“这次历史的修正，把解放后约1956年作为革命的转折点；前进与后退，正确政策与左倾政策之间的分水岭。在指责毛后来的一切做法时，他的批评者避免以任何具体方式提及毛在那时经常强调的问题——关於发展和巩固中国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问题。既然他们否定了各种关系，把公社、合作社，甚至生产队都看不成熟的东西，那么巩固这些创举的文化革命，自然轻而易举地予以否定了。‘失去的十年’也就无需再解释了”。　

无疑的，正是基于他对中国农村变革历史的研究，韩丁在分析和批评文革的同时，对他诚心拥护的“改革开放”前途存在一些疑虑：

“当毛的超级尝试——文化革命陷入无原则的派性斗争的困境，当毛不得不命令部队去阻止无政府状态和混乱的时候，很清楚，无论从任何意义上说，革命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四人帮’挑战的痛苦和愚蠢，以及华国锋政权真空阶段的不稳定的状态，显示了长期演出的戏剧的凄惨收场。毛伟大战略部署的受害者、斗争对象、旁观者和勉强的合作者，结成反动派联盟执掌大权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了。他们不仅摧毁毛领导下建立的意识形态、文化、制度等上层建筑，而且还摧毁了曾使农民、手工业者和山区工人进行集体生产，商贩进行合作贸易的经济关系。通过重新恢复毛十分激烈谴责过的一切实用主义和利润挂帅的政策，中国新的领导人为那些人力充足、资源丰富的人们，利用新获得的‘自由’发家致富开通了道路”。　

从而，韩丁又回过来维护了毛泽东改革中国社会的意图、初衷，维护了他批评了种种现象的文革，展望着未来的中国：

“毛进行的斗争虽然被赤裸裸的权力斗争扭曲了，但它显然不仅仅是为解决权力斗争问题，而是决定中国的发展方向问题。因此没有人能轻易调和对抗者相互抵触的政策，或是由此而产生的两种显然不同的世界观。　　

毛的创造被击败，能够证明批评者的正确吗?毛的纲领是十足的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式的、极左的唯意志论吗”?　

“尽管毛激起的群众运动远未达到其预定目标，尽管这些运动未能创造出各种新体制，以便培育毛认为至关重要的新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社会主义文化，以及继续发展社会主义，但是把亿万人民推向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促使他们去研究中国文明的方方面面，并使人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韩丁毕竟不是专门从事文革和历史学的研究，写作《深翻》时所依据的资料和资讯也是不完整的，他在本文学作品、其他论著里对中国文革的印象、探讨，并非对张庄或长治——乃至中国文革运动的一种最后结论或者裁判，我们也不苛求与指望任何个人来对这么浩大的、亿万群众参与的历史急忙地做一个“全面的、最后的”“最深刻的”结论。但是，这位白求恩式的国际主义战士，对中国革命的历程和中国的文化，是真心诚意热爱的，他实事求是、客观地记录了他看到听到的文革片段，今天对我们来说都是求之不得的宝贵史料。在唯心史观盛行，一些风头出尽的“学者”可以任意“创造”和曲解历史的今天，“老农夫”的韩丁真诚留下的文字和他与时俱进的认识，都是文革口述历史研究的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