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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安林:湖南四清运动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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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1 07:13:4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湖南的四清运动是全国开展得最早并在运动中表现最积极的一个省份,从1961年10月开始,到1966年8月结束,历时5年。认真研究四清运动,尤其认真回顾和反思湖南省的四清运动,以史为鉴,总结经验教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启迪。

  一、四清运动的酝酿准备阶段(1961年10月至1963年5月)

  经历大跃进运动和反右倾运动的风风雨雨而进入60年代以后,在中共湖南省委的指导思想上存在着两种发展趋势:一种是以发展经济坚持生产为中心的正确思想的发展趋势,一种是反右倾运动留下来的后遗症,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思想的发展趋势。正是由于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发展趋势使湖南省委在实际工作中处于一种矛盾的状况:一方面,面对大跃进运动的失败,国民经济遇到的严重困难,大量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的严酷现实,省委认真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从1961年开始进行了长达5年的国民经济调整。为了尽快恢复发展遭受破坏的生产力,省委在全省农村普遍推广包产、包工、包成本和超产奖励的“三包一奖”责任制,在浏阳等地还实行了包产到户的产量责任制,粮食产量明显提高,农民生活显著改善,国民经济的调整卓有成效。另一方面省委又担心,这样发展下去会削弱破坏集体经济,导致分田单干,挖社会主义的墙脚,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倾向,是阶级斗争的具体反映和表现,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坚决制止。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湖南省委决定率先在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1年10月4日至21日,中共湖南省委召开了扩大会议,提出要在城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1月3日,省委正式发出《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几点指示》,指出:“在纠正‘五风’以后,农村和城市又出现了一股逆流。这股逆流在农村主要表现为:一部分富裕中农和一部分思想落后的农民闹分田单干;有些农民把农副产品拿到初级市场高价出售,不卖给国家,却要求国家按牌价供应工业品;少数地方社会秩序不好,发生了新五股黑风,即:单干风、投机风、偷盗风、赌博风、迷信风。在城市主要表现为:社会上的投机奸商和我们内部的蜕化变质分子勾结起来,盗窃、套购国家财产,进行投机倒把,攫取暴利。在农村和城市都发生了少数干部和职工受资产阶级思想腐蚀,要求自动退职、退厂或退社。这些问题如不迅速加以解决,将不利于争取整个国民经济的继续好转,不利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①《指示》还提出了开展运动的方法和步骤,阐明了运动中应掌握的政策。

  诚然,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是正确的,但由于湖南省委对形势的估计是不恰当的,因而对运动在指导思想上就不可避免会发生偏差。比如:包产到户本来是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正在努力探索的一种发展集体经济的路子,也是深受农民群众欢迎的一种生产责任制,但却被认为是分田单干,是挖社会主义的墙脚。又比如:农民为改善生活从事一些副业生产和商业活动,却被认为是不务正业和投机倒把,并列为五股“黑风”之一加以打击。因此,湖南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一开始就带有“左”的色彩。

  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分三步进行:一是自上而下召开干部会,传达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和省党代会决议,向广大社员群众宣传贯彻其内容;二是抓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先内部矛盾后外部矛盾,斗争的主要锋芒对准敌人的破坏活动和社会上的“黑风”;三是通过制订生产规划和改善经营管理,向干部群众进行总路线的教育,更加广泛地调动干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运动的重点是对全省120多万生产队长以上的基层干部分期分批进行以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为中心内容的培训。与此同时还分三个层次,开展三个“五好”运动:一是五好支部运动。五好支部的条件是:领导集体经济好,执行党的政策好,管理教育党员好,坚持集体领导好,政治思想工作好。二是五好生产队运动。五好生产队的条件是:巩固集体发展生产好,执行政策完成任务好,勤俭办队经济管理好,合理分配安排生活好,民主管理干部团结好。三是五好社员运动。五好社员的条件是:坚持集体、完成任务、执行政策、民主办社、团结互助。三个“五好”运动是一个以社会主义教育为中心内容的自我教育运动,其目的是用社会主义思想占领农村思想阵地,大大缩小资本主义思想的市场。

  在城市开展以增产节约和“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湖南省委认为:“牛鬼蛇神”不仅在农村中大量存在,而且在城市工交、财贸、文教、卫生、体育等单位也大量存在,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在城市进行“一次大规模地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精神,决定在全省城市党政机关和企业单位中分期分批开展以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省委成立了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领导小组。省工交、财贸、文教、卫生、体育战线和各市、地、县也相应建立了办公室。省委制订了《关于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中若干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草案》),运动中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若干指示和文件,结合湖南情况就铺张浪费、走“后门”、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闹单干、剥削行为、政治衰退、腐败堕落、违法乱纪、分散主义、官僚主义等等11个方面的具体问题,提出了原则性的处理意见。这场运动的开展,对于解决干部思想作风和工商企业在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有一定的作用。

  在文教系统开展以“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为中心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湖南省委认为:文教部门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资产阶级思想在这个领域里有很大的市场,这里从来都是敌我双方争夺的焦点,阶级斗争在这个领域里往往表现得极为激烈和突出,而且这个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大量地突出地反映为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当前又主要表现为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的斗争。因此,文教系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以“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为中心内容,深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时省委强调,运动要采取正面教育、自我教育和“和风细雨”的方法进行。

  在党内开展重点是突出阶级、阶级斗争教育和反修防修教育的理论学习运动。湖南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开展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教育的指示精神,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用一年的时间结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整顿干部队伍开展一次大规模的阶级、阶级斗争教育和反修防修教育理论学习运动,着重在党内开展“怎样做一个好党员”的教育。省委第一、二书记亲自下基层讲党课。全省地、市、县委正副书记中,有近一半的人亲自上了党课。各地共挑选配备党课教员4万多名,参加轮训培训的党员200多万人次,占全省党员总数的90%以上。

  在上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践的基础上,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写了几份对全国产生重要影响的《报告》。

  1962年10月2日,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写了《关于怎样纠正“单干风”的报告》。《报告》指出:“全省初步统计,目前已有25200多个生产队已经分田单干,占全省生产队总数的5.5%。有的实行了分田到户,有的实行了‘井田制’,有的实行了包产到户。在这些生产队里,虽然主要生产资料一般还是集体所有,但是,生产是以户为单位进行的,负担是以户为单位摊派的,生产队没有统一的生产计划,没有统一的劳动调配,没有统一的收入分配”。“目前还有一部分生产队正在酝酿分田单干”。《报告》分析说:“闹单干的,有地、富分子,有富裕中农,也有贫农。在我们党内和干部队伍中也有一少部分人主张分户单干,宣扬单干的好处”。“产生‘单干风’的原因,尽管是多方面的,但是从根本性质上看,‘单干风’与反对‘单干风’是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产生单干风的根本原因是地、富、反、坏分子捣乱,一部分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作怪,利用了少数贫农、下中农对集体经济的暂时的动摇,利用了我们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煽动起来的,这是问题的本质”。《报告》进一步指出:“这些分户单干的生产队,无论减产或增产,都开始发生了卖田土、卖家具、雇工、放高利贷等两极分化的现象。党的组织涣散,社会主义正气下降,资本主义邪气上升,政治上、思想上发生了严重的混乱”。《报告》提出:“拟在今冬明春结合生产普遍地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各地、县、区、公社都要认真办好一批生产队,插红旗、树标兵,作为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鲜明旗帜”。“向广大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用回忆对比的方法,使广大农民懂得:只有依靠农业的集体化,才能在国家的帮助下,逐步实现农业的机械化。这是广大农民共同富裕的唯一的道路。分户单干,必然产生两极分化,除了少数的‘幸运儿’以外,绝大多数农民是不能摆脱贫困的”②。

  湖南省委《关于怎样纠正“单干风”的报告》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认为很好,立即批转全国各地,导致各地正在发展的深受广大农民欢迎的各种各样的生产责任制受到错误的批判,被迫取消。

  1963年2月8日,湖南省委又向中南局、中共中央写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报告》对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看得过于严重,认为:“当前阶级斗争是激烈的,不论农村或城镇,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是嚣张的。一股反社会主义的‘黑风’刮得很大”,“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企图复辟,牛鬼蛇神纷纷出现”,从各方面威胁着集体经济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也是严重的,一部分党员和干部,已经变质或者正在演变”,“修正主义在党员、干部中特别是知识分子中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有些干部包括有些领导干部,已经完全蜕化为资产阶级分子,个别的基层单位已经烂掉”。《报告》强调指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狠抓阶级斗争,“立竿见影,气象一新”,“‘牛鬼蛇神’很快就销声匿迹,反攻倒算的地主富农被迫把土地交回来,搞械斗的交出武器,赌博的交出赌具,投机倒把的洗手不干,有些偷窃的也主动退赃。更显著的是,单干的也不单干了,凡是运动开展得好的地方,大部分重新组织起来了”③。

  湖南省委《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所反映的内容十分吻合当时毛泽东的思想,因此被立即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批转全国。在北京召开的二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专门介绍了湖南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河北省保定地区“四清”(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工作的经验。毛泽东赞扬说:“湖南报告很好”,要会议的参加者认真研究,并强调说:我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一种可能,一种不可能,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就可以挖掉修正主义根子。他以此为依据提出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著名论断,督促全国各地都要注意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④。

  4月16日和22日,湖南省委向中南局、中共中央又写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第二次报告》和《关于树立贫农优势和建立贫农、下中农代表小组问题的报告》。《报告》总结了全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认为“在进一步组织生产高潮中,在修订规划和改进经营管理的工作上,仍然突出地暴露了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当然也还有两种思想斗争的问题”。指出在一部分干部和农民中存在的“吃饭靠集体,用钱靠自己”的发展家庭副业的观点和做法是“资本主义倾向”,是农村两条道路斗争在经营方针上的表现。强调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发展,从阶级教育阶段转向抓生产经营管理阶段,各地在制定生产规划和改进经营管理上,必须突出地抓总路线挂帅,清除“资本主义自由化的倾向”,刹住各种各样的“黑风”⑤。《报告》介绍推荐了零陵地区依靠贫农、下中农,普遍建立贫农、下中农代表小组,从各方面树立贫下中农优势,狠抓阶级斗争的典型经验⑥。

  这两份《报告》同样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和赏识,5月8日以中共中央名义批转全国各地。在这一时期,因为中共中央对四清运动没有形成统一的指导性文件,湖南省委也没有统一的规划和部署,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的,并且是运用正面教育、自我教育的方法,对干部群众进行阶级、阶级斗争教育。因此,各地区运动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而且均还处于探索阶段。

  二、四清运动的试点阶段(1963年5月至1964年8月)

  1963年5月2日至1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会议期间,毛泽东高度评价了湖南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向会议推荐了湖南省委写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第二次报告》、《关于树立贫农优势和建立贫农、下中农代表小组问题的报告》和宁乡县花明楼公社党委写的《花明楼公社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文件。其中《花明楼公社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外省的三个经验报告合为“四个好的文件”,被毛泽东称之是“各省、地、县、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光辉榜样”。这次会议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20日,中共中央将它作为指导四清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予以公布,并将湖南省委的上述三个报告和2月8日写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一道,作为四清运动的典型经验列入《前十条》的20个附件,向全国推荐介绍,并指出:“这些材料极为重要,写得很好,本决定基本上是根据这些材料作出来的,没有这些材料不可能做出这样一个有系统的决定”⑦。这说明《前十条》吸取了湖南省委的几个报告中的许多材料和观点,成为中共中央制定指导四清运动的纲领性文件的依据之一。

  5月22日至6月5日,中共湖南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学习讨论《前十条》。会议对全省的阶级斗争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并决定按照《前十条》,部署开展四清运动,先进行试点,然后由点到面分期分批开展,在具体做法上改变了前一段省里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由各级党委统一领导运动的办法,改为上级党委派出工作队领导运动。会议制定了《搞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标准》六条和《广大面上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宣传要点》十二条。会后,由省委书记带队,全省共组织工作队员2.7万人,分三批在191个公社,2899个大队(占全省总数的5.7%)进行试点,省、地、县委主要负责人大多参加了试点工作,为全省大规模开展四清运动作准备⑧。

  湖南省四清运动的试点工作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扎根串连,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和教育干部洗手洗澡,开展四清运动。

  扎正根子是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的基础,各地选择根子的条件是1)出身贫苦,历史清楚;(2)立场坚定,分清敌我;(3)劳动积极,拥护集体;(4)敢说直话,办事公道。在树立贫下中农阶级优势的基础上,团结中农。团结中农的关键是树立贫下中农的优势,对待中农要分析其不同的政治动向,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教育批评,提高觉悟,达到团结的目的。

  教育干部洗手洗澡,开展四清运动。在试点中揭露出干部队伍里存在的问题是普遍而严重的。据统计,表现好又没有什么问题的占22.5%,有一般错误的占61.2%,有严重问题的占11.3%。经济上存在的问题具体表现为四多占,即:多占粮食,多占现金,多占工分,多占公共财产。而经济上四多占,就会发展到政治上敌我不分,组织上稀里糊涂。有的干部在政治上打击贫农,经济上剥削贫农,有严重问题的干部甚至包庇坏人,勾结坏人做坏事。

  在运动中,湖南省委自始至终贯彻“两手抓”,“三结合”。“两手抓”是:一手抓教育干部,一手抓发动群众。“三结合”是:发动干部自觉交待自己的问题;发动群众彻底揭发干部存在的问题;工作队组织专门查帐与调查相结合。为了团结绝大多数基层干部,各地试点都根据“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合情合理,群众路线,群众满意,干部过得去”的精神,处理好干部的经济退赔。

  第二阶段:清理阶级,深挖敌人,开展对敌斗争。

  敌人的各种破坏活动,通过广大干部群众揭露,根据破坏的大小,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斗争,大破坏大斗争,小破坏小斗争,谁破坏斗争谁,斗准斗狠斗透。所谓大斗就是对那些解放前罪大恶极的当权派,现在又有严重破坏活动的分子,由大队或几个生产队联合起来进行斗争。所谓小斗,就是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二、三十人对敌人进行批斗。据10个公社统计,共斗争四类分子533人,占总数的30.5%,一个大队斗3个。根据试点摸底,被斗的四类分子有90%被斗垮。

  清理阶级,是清理土改的阶级成分,不是重划阶级成分。通过清理阶级,阶级成分混乱的情况得到了解决。据7个公社统计,查阶级的结果,贫农占总户数的68.3%,下中农占11.4%,上中农占8.9%,富农占3.9%,地主占1.4%,其他成分占6.1%,清出和补划出漏网地主11户,漏网富农17户,占总户数3%。经过斗争,随后进行评审,对一贯坚持反动立场,有严重犯罪行为的地主、富农分子依法管理,监督劳动。

  在这一阶段,夸大了敌人破坏活动的严重性,混淆了两类性质的矛盾,把搞生产责任制,搞家庭副业,做生意,有生活作风问题的也作为敌人破坏活动的具体表现,扩大了打击面,导致自杀的四类分子30人,富裕中农14人,自杀未遂的四类分子25人,严重伤害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第三阶段,规划集体生产,解决公私关系,改进经营管理。

  这一阶段运动的重点是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工作队组织干部和群众原原本本地学习宣传《六十条》,一手抓教育干部,一手抓发动群众,对照《六十条》依靠贫下中农揭开田土山水四不清的盖子,揭开盖子后,进而查危害,找根源,分析提高,是谁带头把集体的田土山水分了?是什么思想作怪?到底依靠集体还是依靠私人?集体搞不好的原因在哪里?照目前搞法是什么结果?今后怎么办?通过讨论,算细帐,翻老底,提高干部群众的觉悟,号召干部、党员、贫下中农带头,公物归队,田土山水归队。

  为了把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引导到巩固与发展集体经济上去,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在试点中工作队采取揭盖子、通思想、谈措施、定指标的办法,普遍发动群众算四笔帐:人口增加帐,生产分配和贡献帐,资源潜力帐,劳动帐。盖子一揭,帐一算,思想通了,群众自己提措施,自己定指标,讨论制定集体生产规划,充分发挥其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运动结束时,组织工作队、社队干部、群众三结合的检查组,进行检查验收,发现问题,随时补课,验收合格后,工作队才撤离。

  1963年7月1日至6日,湖南省委在韶山召开工作会议,着重研究广大基层面上的四清运动。会议肯定了湘潭地区的经验,要求“四清”工作点面配合进行,面上主要是开展粮、钱、物、工的“四清”和田、土、山、水的“四清”。会议强调:当前全省的工作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教育为动力,开展四清运动,“必须是有利于发展生产不得妨碍生产”,各级党组织应把搞好农业生产作为检查四清运动的主要标准⑨。7月29日至8月2日,湖南省委在南岳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总结前一段的经验,部署工作。会议再一次强调运动必须“以生产为中心,以社会主义教育为动力”,批评了一些地区只抓运动不管生产和光抓生产不搞运动的做法。会议认为,运动试点所取得的主要经验是以抓好生产入手,组织“三个斗争高潮”,即:一是通过“四清”,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把修正主义的根子挖掉;二是通过查敌情,重新武装干部群众,把地富反坏的反动气焰打掉;三是通过清理田土山水,重新划定界限,以利于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会议着重指出,在运动中,要发挥干部的自觉性,在组织上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并推广湘乡县在运动中总结出来的“三自经验”:一是干部自己丧失立场,自己去端正;二是自己脱离群众,自己去争取;三是自己经济不清,自己清。在组织处理上,不能一发现问题就想斗争,想开除。这次运动,一律不追不逼,不搞停职反省,不搞斗争,不搞集训,不开除,不逮捕,党籍问题也不要忙于处理,留待整党时再说。在对敌斗争中,凡是专案,交公安政法机关专门去办,一般的破坏活动就让群众自己处理10。湖南省委的这一次会议,要求运动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发挥干部的自觉性,这对于减少“左”的错误带来的危害,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963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和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从此,整个四清运动在“双十条”的指导下进行。《后十条》在政策上强调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严格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在当时起了有益的作用。12月22日至29日,湖南省委举行常委扩大会议,学习中共中央“双十条”,检查布置全省四清运动。会议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问题”,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经济上打好社会主义基础,必须按照中共中央的两个‘十条’,由点到面、分期分批地展开系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1。湖南省农村在1964年春耕前,采取各种形式由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群众大规模地宣讲学习中共中央“双十条”。全省一共有200多万基层干部和大约2000万社员参加了学习。湖南省委大力推广宁乡县在运动中总结出来的“评功摆好”的经验,要求各地在运动中“全面认识干部,不但对干部的过失要发动他们自觉地揭发和改正,而且干部的成绩进步和经验,也要充分地摆,认真地总结”。并强调对于农村基层干部应当首先肯定绝大多数是好的,是能够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是积极想把工作做好的,至于有错误和缺点的干部也可以启发他们主动地揭发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改善干群关系。指出“搞社教不是依靠工作队为主,而是以支部为主”,“农村党支部是好的,大搞评功摆好,更有利于促进干部自觉革命”,“就能好中求快,就能做到高高兴兴地搞运动和干劲冲天地搞生产”12。

  中共中央发出《后十条》后,湖南省委总结推广“评功摆好”的经验,对于纠正四清运动中一些“左”的做法,调动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产生了好的影响。

  1964年1月11日湖南省委印发《湖南省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委员会组织章程试行草案》,决定在省、县、公社、生产大队建立贫下中农委员会,生产队建立贫下中农小组,协助和监督公社、大队、生产队管理委员会的工作。并规定此草案,在系统地开展四清运动试点的地区中试行13。3月5日至15日,全省首届贫农、下中农代表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强调,党在农村要长期依靠贫农、下中农的阶级优势,号召贫农、下中农在四清运动中起带头作用。会议决定成立省贫农、下中农协会筹委会,省委第一、二书记任正副主任14。4月25日至5月3日,湖南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研究四清运动。会议要求按照坚决依靠贫下中农的原则,建立起坚强的工作队以保证运动“高质量”地进行。会议决定吸收5000名大学生和高中毕业生参加运动。会后,省、地、市、县各级党委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采取学文件,忆苦诉苦,“三查三摆”,即:查立场、思想、作风,摆成绩、进步、经验等办法,对全省四清运动工作进行了一次整训。参加整训的工作队员近万人,为全面铺开的四清运动做好组织准备。

  8月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来湖南。在湘期间,他多次就四清运动发表讲话,批评湖南省委“团结95%以上的干部是团结95%以上的群众基础”这一提法,并批评四清运动试点工作中的“和平四清”和“和平五反”,强调城乡基层目前“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前一段运动“依靠基层组织,依靠基层干部的提法已不妥当”,批评了“评功摆好”。他提出:党在农村应该是“依靠贫下中农”,要求各级干部下到最基层“蹲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革命四清”,切实解决经济、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四不清”。他还推广介绍王光美的“桃园经验”15。这对湖南的四清运动向“左”的方向进一步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根据刘少奇来湘指示精神,省委召开工作会议专门讨论四清运动。会议过分严重地估计了阶级斗争形势,对干部队伍作了不切实际的评价,认为“在当前国内外严重的阶级斗争中,确实有些单位已经演变为地主、资产阶级所统治的独立王国,有些人已经演变成为地主、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这种严重情况,农村有,城市也有,经济部门有,党政机关也有,基层单位有,领导机关也有,基层干部中有,高级干部中也有”。8月25日,省委发出《关于结合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新登记党员的通知》,决定各级城乡党组织要结合正在进行的四清运动,对所有党员的社会成份、政治历史、阶级立场、思想作风逐个地进行全面审查,并普遍地进行一次鉴定。在进行系统整顿教育提高的基础上,对党员进行认真的登记和处理16。

  湖南四清运动的试点工作,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总的来说,是在“左”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虽然也有一些具体的正确经验的总结,对于减少“左”的错误造成的后果具有一定积极的作用,但整个运动的趋势是朝着越来越“左”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到了试点的后期就更为明显了。

  三、四清运动的全面铺开阶段(1964年9月至1966年8月)

  从1964年9月上旬开始,湖南省委在经过一年零三个月的试点工作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决定在全省农村全面系统地铺开四清运动。第一期首先在302个公社,4097个大队,4万多个生产队及所在地区的工交、财贸、卫生、文教等基层单位进行,为此派出了工作队员8.6万余名,加上中央机关、中南局和省直机关干部4500余人,全省共组织了9万多名工作队员,其中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337人,深入农村,按照试点时模式分三个阶段开展运动17。

  与此同时,9月中旬,湖南省委又决定从一些市县抽调集中工作队员7000多名,在湘潭市开展城市系统的四清运动试点工作。城市的四清运动试点基本上沿用农村四清运动的方式方法进行,分为四清和建设两大阶段。

  四清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措施是:

  第一、发动群众,组织队伍。四清运动工作队一入厂,就与工人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以发动群众为主,采取两手抓的办法,一手抓宣传政策,了解情况,进行个别发动;另一手抓教育干部,启发干部自觉革命。在初步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召开职工大会,作开展运动的动员报告,根据“双十条”精神联系实际,大讲阶级和阶级斗争,说明这次四清运动的伟大意义,然后组织群众学习“双十条”,开展大鸣大放,贴大字报,揭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盖子。

  第二、掀起干部洗手洗澡高潮,在解决问题的基础上实现干部大多数的团结。在发动群众,揭露矛盾,初步组织起阶级队伍的基础上,召开革命工人代表大会和干部会。领导带头,洗手洗澡,掀起干部洗手洗澡高潮。通过干部洗手洗澡,在解决问题的基础上,团结干部大多数,逐步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

  第三、清经济,开展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的斗争。开展对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的斗争,是整个运动中很重要的一段。首先是采取发动群众,政策攻心,查证材料三管齐下的办法,充分发动群众,特别是发动落后层、知情人,以及“两反”对象的家属,造成大军压境的革命形势。在此基础上,灵活运用党的斗争策略,发挥党的政策威力,实行政策攻心,适时地选择几个问题多、交待好、退赔好的典型,以及个别错误性质严重、抗拒交代的坏典型开大会,讲政策,大张旗鼓地进行处理,号召有问题的人主动坦白交待,开展群众性的政治攻势,“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掀起坦白揭发问题的高潮。

  第四、清政治,挖敌人,开展对敌斗争。清政治、挖敌人,是四清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前一段发动群众,揭露矛盾,开展内查外调的基础上,大搞群众运动。首先由工作队主要领导人作报告,讲清目的意义,交待政策,发动群众深入揭发问题,号召有问题的人主动交待,争取从宽处理,大讲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给有问题的人指明出路,掀起坦白揭发问题的高潮。建设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措施是:

  第一、企业管理革命。企业管理革命是四清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只有认真抓好企业管理革命,才能使运动真正落实在生产上。企业管理革命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揭发和批判企业经营管理上的资本主义倾向,建立一套合乎党的总路线精神和具体情况的管理制度,紧缩机构,精简职工,实现减人增产。在作法上,首先,放手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揭企业经营管理上两条道路斗争的盖子;其次,精简机构,改革体制,从实际出发,推广“集中到厂部,服务到班组”的先进管理经验;又次,突出政治,建立健全制度,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职工头脑,认真组织职工学习毛泽东著作,并且经常化、制度化;再次,定员定岗位,精简职工,通过发动群众,集中揭浪费劳动力的盖子,统一思想,然后采取“三结合”的方法,自下而上,进行定员定岗位,精简职工。

  第二、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是贯穿运动整个过程的重要任务,在运动的各个阶段都要注意这方面的工作。在建设阶段必须集中地抓一段时间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巩固运动成果,把运动真正落实到加强党的建设,巩固社会主义阵地,促进生产高潮上来。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鼓足干劲,搞好生产,主要抓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做好党、团员和干部的鉴定,重新登记党员。

  二是做好组织选举。采取群众、上级党委和工作队“三结合”的方法,共同提出候选人名单,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实行投票选举。

  三是做好组织处理工作。在进行组织处理过程中,坚持群众路线,相信和依靠群众,把党的政策交给群众,务必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性质准确,结论恰当。

  四是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实行群众监督干部。

  五是进一步建立和健全正常的政治工作秩序,健全干部参加劳动制度。

  六是群众性的总结运动。发动群众,以谈成绩、谈收获、谈体会入手,总结经验教训,掀起生产建设的新高潮。

  四清运动全面铺开一个月后,为了总结经验,指导运动的深入发展,10月11日至17日,湖南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省、地委负责人下乡蹲点,搞四清运动的情况报告。会议认为,经过运动的初步接触,已经表明,“当前农村阶级斗争是十分严重,十分尖锐的”。就目前已掌握的材料看,“一干二净的党员和干部是少数的,犯有各种错误,甚至严重错误的党员和干部是大量的,蜕化变质的和混进来的敌人占统治地位的单位,可能超过三分之一”。会议指出干部队伍中的“右倾”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据此,省委检讨了前一段运动试点中依靠基层组织,从评功摆好入手的做法,强调运动是抓两手,即:一手抓深入发动群众,另一手抓整党。会议决定应按照开展“四清”,对敌斗争,组织建设三个阶段进行,“在敌人当权的地方,首先要整恶霸,要夺印”。目前,还应在县以上干部和四清运动工作队中开展一场反“右倾”斗争,并逐步将这场斗争深入到区社一级干部中18。会议制订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干部管理教育意见(草案)》和《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发展生产力的若干要求(草稿)》。这一次会议,省委改变了运动中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规定,强调必须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首先解决干部中突出存在的问题。11月1日湖南省委写了一份《湖南省人委、省贫协筹委会关于在三种地区一切权力归贫协的通知(草案)》请示中央。《通知》认为,在四清运动中,已发现“有的地方基层干部躺倒不干以抵制运动;有的地方领导权被蜕化变质分子所掌握;一些地方领导权被地富反坏分子或新资产阶级分子所篡夺”。因此,决定这三类“问题严重”地区的政治、武装、经济、文化教育的领导权,要“统统拿到贫协组织手里,一直到选举出新的领导核心,移交权力时为止。”1912日中央批示同意,并转发全国各地参照办理。由此,许多地区的运动进入开展“夺印”,也就是夺权的阶段。这是“左”的错误进一步升级的重要步骤。

  11月30日至12月4日,湖南省委召开二届八次(扩大)全会,重点讨论四清运动。会上,省委第一书记报告他在湘潭县良湖大队蹲点,指导开展运动3个月的情况。他指出这个大队“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尖锐的,两级分化是严重的。在集体经济内部,普遍存在着剥削和反剥削的斗争”。

  他认定干部队伍中“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超过三分之一”,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左,不是过份的问题”20。基于省委主要负责人的这一认识,省委决定按照“高标准,严要求”,重新调整四清运动的部署,原定半年完成的第一批运动地区,延长到一年。并为四清运动工作队制定了“以毛泽东思想挂帅,坚持四个第一、三八作风”的队风标准。按照省委部署,1964年底,随着四清运动的深入发展,工作队集中起来,搞“人海战术”,进行“大兵团作战”,9万多名工作队员集中到4000个大队,又从中抽调3.2万人集中到640个大队,使这些大队工作队员由20多人增加到50多人,有的生产队还成立了小工作组,对被定为“三类社队”的实行包办一切,大搞神秘主义,残酷斗争。湖南的四清运动全面铺开以后,“左”的错误思想急剧发展,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更为严重,武断地认为三分之一以上的基层政权领导权被敌人篡夺,因此,把夺权斗争作为运动的重要内容,不适当地进行清理阶级成份,有些地方还重新划分了阶级,运动完全撇开基层党组织,工作方法上搞神秘主义和人海战术,造成对基层干部打击过宽过重的严重后果。

  1964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主持讨论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1965年1月18日至28日,湖南省委举行二届九次全会(扩大),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学习《二十三条》。全会认为,过去估计基层领导权“三分之一以上不在我们手中的观点是错误的”,“对于大多数干部的团结工作做得不够,该早解放的没有及早解放”。在总结检查前一段运动的基础上,全会决定纠正一些“左”的做法。会后,从省委到基层,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形式,大张旗鼓地向干部群众宣讲《二十三条》,提倡在干部中采取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自觉革命的方法,整顿作风,改善干部和群众的关系,要求干部在四清运动中树立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自己的信念。省委在后来的实际工作中部分地纠正了前一段运动中对基层干部打击过宽过重的“左”的偏差,改变了由工作队包办一切,大搞神秘主义,残酷斗争等错误做法。

  这对于减少“左”的错误造成的损失,重新调动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稳定农村形势,促进生产建设和基层工作的开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21。但是《二十三条》提出:四清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他们有的是在幕前,有的是在幕后;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要追查“走资派”的“后台”,因此,在更“左”的观点指导下,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了各级领导干部,这就使湖南的四清运动继续沿着“左”的轨道向前发展,并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奠定了基础,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1965年7月,湖南第一批进行四清运动的地区和单位基本结束,总计308万余人参加了运动。在运动中受到各种党纪政纪处分的干部,占生产队以上干部总数的1.91%,受处分的党员,在农村占党员总数的5.88%,在城市占党员总数的1.8%。从8月开始,第二批农村四清运动和第一批城市四清运动相继铺开。农村第二批开展四清运动的新铺开的有27个县,加上原已开展尚未结束的10个县,共有1017个公社,1.44万个大队,14万个生产队,有1000多万人参加了运动。投入农村四清运动的工作队队员一共有12万人,其中中央和省直单位组织了8700人参加。

  同时,城市的第一批四清运动,主要在株洲、衡阳、郴州三个城市的2294个企业单位中进行。随着运动的开展,省委反复强调要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其他革命分子,团结中农,团结95%以上的群众和干部。同时,继续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开展第二批农村四清运动期间,湖南省委于1966年1月3日至7日,在长沙召开了湖南省第二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4000多人出席。大会指出:“阶级斗争,是农村中一切工作的纲,是三项伟大革命的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矛盾,是农村中的主要矛盾”。会上批评了“阶级斗争靠贫下中农,生产斗争就要靠中农”的观点,强调在农村中要树立贫下中农的优势。大会选举和成立了以省委第一书记为主席的省贫下中农协会22。在第二批农村四清运动进行的后期,湖南省委在已于1964年4月提出从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整顿教师队伍,将“地、富、反、坏分子”和“右派分子”等从教师队伍中清理出去的基础上,又对教师队伍的清理对象提出了30个字(即地富反坏右,党团警宪特,军师团营连、专县科乡保,僧道巫尼会,资代小牙娼),打击面不断扩大,有的县被清理回家的教师达千人以上,这显然是搞唯成份论。把有这样或那样历史问题的人,错误地清理出教师队伍,伤害了许多中小学教师,给全省教育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

  在运动中,受处分的区、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一共5951人,占已开展运动地区四级干部总数的1.6%,其中区干部占区干部总数的10.1%,公社干部占公社干部总数的12%,大队生产队干部占这两级干部总数的1.3%。区、社国家干部开除公职的209人,撤职的82人。运动中,处分党员64157人,其中清理出党的占6.8%,开除党籍的2.8%,不登记的3%,劝退的1%,留党察看的占1.8%,撤职的0.4%。非正常死亡1082人,其中企事业单位87人,干部58人,公社书记以上的干部22人,脱产干部82人,不脱产干部317人,群众304人,五类分子212人。

  湖南的四清运动进行到1966年8月,由于“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四清运动工作队被迫从运动的单位和地区撤出,使运动完全停了下来。至此,全省农村进行过系统四清运动的有1299个公社,18000个大队,18万个生产队。城市四清运动在湘潭市进行过试点以后,分别在株洲市、衡阳市和郴州市等进行的第一批四清运动也全部结束。

  四、基本评价

  湖南的四清运动是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在许多方面造成了恶劣影响,而且带来的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

  (一)中共湖南省委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为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的发展和中共中央制定开展四清运动文件提供了实际依据。

  湖南省委在四清运动中,一条重要的教训就是依然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作为当时的主要矛盾,过分夸大了敌情,不切实际地认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已经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实际上是把大量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内的各种社会矛盾,具体问题,上升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看成是阶级斗争,甚至把一些本来是正确的意见也当成错误的倾向大加批判,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例如:把支持实行生产责任制,发展社员家庭副业等等,说成是支持和发展资本主义;把批评党在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说成是反对党的领导;把认为所有制变动得过快过急的意见,说成是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广大基层干部在工作作风和经营管理上的某些问题,被视为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湖南率先在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省委积极地主动地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运动的情况,特别是阶级斗争的严重情况。这些材料和报告,引起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极大关注和重视,并且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从而也就为毛泽东有关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为中共中央制定开展四清运动的文件提供了实际依据。然而这些材料和报告严重失实,把大量属于人民内部的是非问题,甚至一些正确或基本正确的意见和要求,也视为阶级斗争的表现必然影响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认识和决策的正确性,推动促进了“左”倾错误思想的发展。

  (二)中共湖南省委在四清运动中“左”倾思想的发展和错误的做法,打击伤害了大批基层干部和党员,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创造了条件。

  湖南的四清运动,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还在运动处于酝酿准备阶段时省委就认为“地主富农在经济上上升了,政治上也吃香了”,干部中的一些人已经蜕化变质,有些单位已经演变为地主、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这显然是十分错误的。中国共产党的一项根本原则和基本工作方法,就是坚持群众路线,相信和依靠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但是,四清运动一开始,由于把干部作风和经营管理中的问题看作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因而对党的干部队伍的状况作出了错误的估计,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广大的基层干部。诚然,当时一些干部的作风问题的确相当突出,在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也很多,采取积极而坚决的措施加以解决也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对于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各种矛盾,运用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的办法去解决,显然其效果是不可能好的,而且派出的工作队完全撇开党的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在群众中搞扎根串连,访贫问苦,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对基层干部查祖孙三代,大搞神秘主义,洗手洗澡,人人过关,运用大字报大揭阶级斗争的盖子等等。采取这些做法和方式,只能使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遭到破坏,正确的主张和意见被压抑,并为“左”的错误理论提供实际依据。采取这些做法和方式,只能加剧人民内部矛盾,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破坏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影响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不能达到教育人,帮助人,提高思想觉悟的目的。甚至有的地方在斗争中大搞逼供信,导致大批基层干部党员受到错误处理,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据不完全统计,四清运动中被开除公职的基层干部和教师将近2万人,严重伤害了大批基层党员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随着“左”的错误思想和做法愈演愈烈,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了各级领导干部,一些地方开展夺权斗争,踢开党委闹革命,这实际上已经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预演,为其爆发创造了条件。这也是一条极其深刻的教训。

  虽然湖南的四清运动在一定范围内纠正了基层干部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多吃多占、瞎指挥等问题,加强了干部队伍的作风建设,省委还提出“以生产为中心”,强调四清运动要围绕生产,落脚到生产,要把生产的好坏作为衡量运动好坏的重要标志,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凡是经过四清运动的地方,不论是农村或城市工矿企业,对长期存在的帐目不清、财物不清、管理混乱、浪费严重等问题,进行了清理,建立健全了一些规章制度,对于堵塞漏洞,开源节流,巩固集体经济,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湖南四清运动作为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的产物,造成的恶果是十分严重的,失远远大于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湖南省委拨乱反正,全面落实了党的政策,把四清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反右倾运动、“文化大革命”作为平反冤假错案的4个重点,至1981年为四清运动中被开除公职的19300多人,落实党的政策,平反纠正了16400人,占总数的85%。因此,彻底否定湖南的四清运动,这是历史的必然结论。

  注释:

  ①中共湖南省委文件:《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几点指示》,湘发(61)521号。

  ②中共中央文件:《中央批转湖南省委关于怎样纠正“单干风”的报告》,中发(62)559号。

  ③中共湖南省委文件:《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湘发(63)041号。

  ④《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526~527页。

  ⑤中共湖南省委文件:《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第二次报告》,湘发(63)140号。

  ⑥中共湖南省委文件:《关于树立贫农优势和建立贫农,下中农代表小组问题的报告》,湘发(63)152号。

  ⑦⑧⑨10 11 15 19 21 22《中共湖南党史大事年表》,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123~124、125、125、126、128、133~134、137、139、145~146页。

  12中共湖南省委文件:《省委批转省委宁乡工作队关于如何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势如破竹等问题的报告》,湘发(64)052号。

  13中共湖南省委文件:《关于印发“湖南省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委员会组织章程试行草案”的通知》,湘发(64)015号。

  14中共湖南省委文件:《关于召开全省贫下中农代表会议的报告》,湘发(64)088号。

  16中共湖南省委文件:《关于结合城乡社教运动重新登记党员的通知》,湘发(64)240号。

  17中共湖南省委文件:《关于整训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的报告》,湘发(64)200号。

  18中共湖南省委文件:《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纪要——关于系统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若干问题》,湘发(64)267号。

  20中共湖南省委文件:《良湖大队社教运动的三个月》,湘发(64)308号。


  (党史研究与教学 2004年第3期 (总第178期)《湖南四清运动述评》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四清运动研究》的阶段性科研成果,作者是该课题的参加者并是撰写湖南省有关内容的负责人。本文作者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党史部 长沙 41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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