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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海外毛泽东研究的历史分期与主要观点
作者：管向前
来源：党史研究院，耿化敏主编，《青年党史学者论坛》第3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10月版
海外研究中国共产党肯定绕不开毛泽东，这是选择毛泽东的原因之一，另外北外有一个项目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动态数据库建设。我一直在做这个项目。这个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一个特别重大的项目，项目里面要建几个数据库见数据库的时候，我们收集了一些资料，包括我们刚才讲到的政治、经济、文化，有一部分是关于海外中国共产党的。从这里面我大致检索了一下“毛泽东”，有464部著作“毛主义”“毛主席”作为检索词，有675部。我从这里面找了一些资料，结合学界的研究，在他们的研究基础之上，做一下海外毛泽东研究的一个简单的梳理和总结。抛砖引玉，求教于各位老师和同学。
毛泽东研究是世界范围内的重要课题，受到众多海外研究者的重视。仅笔者所知，几十年来，海外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已形成美国、英国、日本、俄罗斯等多个中心，先后出版专著上千种，各种论文不计其数。由于海外学者在研究中常常采用一些我们不熟悉的研究方法和观察角度，常能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也不乏客观的论述，有些学者对一些课题的研究已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力度，甚至在一些方面超过了国内的研究水平，对我们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有一批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对海外毛泽东研究的进展十分关注，并取得了重要成果。[1]本文在参考国内外大量研究文献的基础上，试对海外毛泽东研究的历史分期和主要观点做一个初步梳理总结，以纪念毛泽东这位旷世伟人。
一、海外毛泽东研究的历史分期
海外对毛泽东的研究由来已久，最早始于20世纪20年代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及其文章的译介，30年代美国著名记者斯诺所著《红星照耀中国》引发了美国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极大兴趣，而后研究扩展到日本、加拿大和西欧，80年代后扩展至澳大利亚。大半个世纪以来，根据研究的深度、规模和重点，笔者认为大体可分为五个阶段，即理论准备阶段、起步发展阶段、掀起高潮阶段、反思重估阶段和深入发展阶段，分别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成果。
（一）理论准备阶段（20年代到40年代末）
这一阶段主要是对毛泽东的革命活动和著作进行宣传介绍。出于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总部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最早向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和全世界介绍了毛泽东及其思想。1927年3月毛泽东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长沙《战士》周报第35、36期合刊上发表，两个月后就被《共产国际》杂志俄文版刊登；次年6月又发行了英文版，该版短评认为它是“在迄今为止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出版物中，这篇报告是最为清晰的”。[2]这是第一篇被介绍到海外的毛泽东文章。此外，1934-1939年间《共产国际》还刊登过毛泽东的《我们的经济政策》、《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论新阶段》等著作的重要内容。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和毛泽东著作的关注和宣传客观上造成了毛泽东思想在世界传播的条件。[3]
在西方，以埃德加·斯诺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为代表的美国进步记者和作家，在20世纪20、30年代先后来到中国，向世界报道中国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和业绩，开创了西方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先河。1929年史沫特莱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身份来到中国，在江西苏区初创时期，她冲破了国民党对新闻的封锁，撰写了《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书，这是西方记者向世界介绍井冈山时期红军战斗情况最早的作品。[4]
1936年斯诺来到陕甘宁边区并生活三个多月，他把在根据地的所见所闻所记写成通讯、报道等，刊发在当时美国纽约的《美亚》、美国人在上海创办的《密勒氏评论报》等杂志上，在西方引起轰动。1937年10月斯诺将他在陕北的访问记等汇编成《红星照耀中国》出版，之后被译成20余种文字。斯诺用真实可靠的材料打破了国民党的十年封锁，生动地刻画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群像，第一个向全世界全面公正的报道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毛泽东的个人生平及思想。时至今日，《红星照耀中国》仍是国外毛泽东研究的经典参考书之一。
《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不仅使毛泽东在1937年成了举世皆知的人物，它还吸引了西方许多新闻记者前来中国采访报道，写下了《续西行漫记》（尼姆·韦尔斯）、《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爱波斯坦）、《红色中国的挑战》（根瑟·斯坦因）、《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福尔曼）、《早晨的洪流》（韩素音）等著作。
1944年6月中外记者参观团到陕甘宁边区参观访问，毛泽东同他们进行了会谈。随后，美国记者爱波斯坦写成《这就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发表在1945年9月2日的《纽约下午报》，时值毛泽东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此文在西方引起很大影响；另外根瑟·斯坦因写成《毛泽东会见记》两篇、斯特朗写成《毛泽东访问记》，三人的文章都编入《毛泽东印象记》在西方发表，扩大了毛泽东在美国和世界的影响。[5]1946年8月，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通过斯特朗的报道，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很快传到西方。
总之，从20年代到40年代，毛泽东思想在海外的介绍和传播，主要得益于共产国际的支持和一批西方进步记者的宣传报道。这些成果主要出自新闻记者之手，严格地说属于宣传和介绍性质，还不是学术研究性著作。但是，它们扩大了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在国统区以至海外的影响，同时为海外50年代后逐渐兴起的毛泽东研究提供了许多真实可信的原始资料，作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二）起步发展阶段（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
海外系统的毛泽东研究实际上始于40年代末。因为这个时候，一方面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彻底打败了国民党，并于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苏关系进入蜜月期，前苏联方面对毛泽东著作表示了肯定和赞扬。另一方面，美国与苏联处于冷战状态，而社会主义中国采取“一边倒”政策，美国当政者认为对它是“一大威胁”，美国要调整其对华政策，就需要全面研究毛泽东的战略与策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海外毛泽东研究开始全面发展起来。
早在1948年，前苏联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把东北解放区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译成俄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高度赞扬中国革命的胜利并充分肯定毛泽东思想的国际作用。20世纪50年代初苏共就开始翻译出版《毛泽东选集》，介绍和宣传毛泽东思想。1950年12月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先于中国的《人民日报》译载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并于12月18日在《真理报》上发表了编辑部文章《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对《实践论》进行全面介绍和评价。毛泽东的《矛盾论》在国内公开发表后，得到苏联理论界普遍的肯定性评论。l957年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后，当时的苏联学者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欧美一些原来研究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学者开始研究毛泽东及其战略思想。1948年，美国中国学家费正清出版《美国与中国》[6]一书，用一定篇幅论述了“毛泽东的兴起”，他注意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似乎是很特殊的”，初步涉及了毛泽东思想研究。此时期欧美毛泽东研究较有影响的著作主要有：弗罗芒坦于1949年出版的《毛泽东：红色的龙》,罗伯特·佩恩1950年出版的《毛泽东：红色中国的统治者》,史华慈195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费正清、布兰特、史华慈195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1921-1951）》,斯坦纳1952年出版的《毛主义：原始资料》,赞特1952年出版的《毛泽东著＜新民主主义论＞的社会含意》,恰森1953年出版的《毛泽东的步步高升（1921-1945）》,奇尔1953年出版的《从孔子到毛泽东的中国思想》,欣顿1956年出版的《共产党中国的领导人物》，等等。其中，史华慈的《中国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费正清、布兰特、史华慈三人合编的《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1921-1951）》，被公认为西方开始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标志性著作。
《中国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7]论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和中共历届领导人推行的路线，并专列一章分析了毛泽东的战略。作者认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反映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种独特的倾向”，与马克思主义不一致，并提出“毛主义”（Maoism）这样一个专有名词，用来表明毛泽东战略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1921-1951）》收录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正式文件和党的领导人的文章，试图用历史文献来论证“毛主义”的形成过程及其独创性。它提供的文献资料，为西方学者开展中共党史和毛泽东研究创造了条件。
但是，此一时期欧美学者对毛泽东的研究受到很大局限。一是美国在1950-1954年间掀起反共逆流，推行麦卡锡主义，一些对中国新政权抱有好感的学者、原外交官和记者受到责难，如拉铁摩尔、费正清、戴维斯、谢伟思、斯诺、史沫特莱等人因同情中国共产党或客观评价中国问题而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及毛泽东研究一度陷入低迷状态。二是新中国成立以前，美国几乎没有搜集有关中共的情报。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朝鲜战争爆发，中美两国成为直接交战的“敌对国家”，更没有直接的资料交换关系。由于可供利用的史料奇缺，研究者往往限于按照西方思维方式分析和研究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新民主主义论》等少数几部著作，不能对历史事件作出客观阐述，也不可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为了推进毛泽东研究，费正清从1954年开始把研究和教育结合起来，培养从事东亚地区研究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形成了研究梯队。如史华兹、布兰特、施拉姆等研究毛泽东的专家都是费正清的学生。1958年以后，美国官方逐渐转为鼓励开展海外问题研究，并且为研究机构提供专项基金，美国的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才出现了迅速发展的势头。
此外，在日本毛泽东思想和著作受到推崇，日本学者松村一人对《实践论》和《矛盾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并称“两论”对日本战后中兴起了启蒙作用，指出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是毛泽东思想的特征。在亚非拉各国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也开始增大，正如美国学者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中指出的，“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期间，在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毛成为反殖民主义的主要象征”。[8]
与此同时，中国出版和学习《毛泽东选集》的热潮影响了欧美国家，毛泽东的著作开始在海外传播。1949年10月法国的彼埃·西盖尔出版公司出版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法译本。1950年美英差不多同时出版了《讲话》英译本。1951年12月，美国的鲍德·考普顿编译了《毛的中国：1942年至1944年整风文件汇编》，收入毛泽东著作6篇，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1954年英国翻译出版英文版《毛泽东选集》第1卷，1959年冰岛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1卷。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出版了两种英文版本的《毛泽东选集》。
（三）掀起高潮阶段（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
此前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引起了海外学者对毛泽东思想的极大关注，同时中苏论战以及“文革”的突然爆发则进一步刺激了海外学者对中国现状和毛泽东思想的广泛研究。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毛泽东热席卷世界。
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对毛泽东的研究深受中苏两国、两党关系影响。由于当年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逐步尖锐，中苏关系破裂，前苏联东欧学者迎合政治需要，由20世纪50年代肯定和颂扬毛泽东转为批判“毛主义”。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及其著作主要有：1968年V.G.格尔布拉斯的《毛的假社会主义》、1970年康斯坦丁诺夫和斯拉德科夫斯基等人编写的《对毛泽东思想理论的批判》、1971年科尔巴什写的《毛泽东主义的经济理论》、1972年鲁缅采夫写的《毛泽东思想的起源和发展》、1974年苏联、保、匈、波、东德、蒙古等国学者合写的《毛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政治上的敌人》、1975年G.吉尔金诺夫的《毛主义的思想体系和政策》、1977年斯拉德科夫斯基等人的论文集《毛主义思想政治本质》以及1979年由苏联、东欧和古巴等共同参与出版的论文集《没有毛的毛主义》，等等。其基调是称毛泽东思想为“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方法论是“实用主义”。这显然不是历史的实事求是的正确态度，反映了中苏关系恶化背景下的非正常研究状态。
攻击和丑化毛泽东的传记性著作有：1962年匈牙利的乔治·帕洛克兹·哈尔瓦思写的《毛泽东：蓝蚁国王》、1971年匈牙利的乔治·厄本的《毛主席的奇迹》、1976年弗拉基米洛夫的《毛泽东的政治传记》等。这些著作全面歪曲和攻击毛泽东思想，内容充斥着强烈的政治偏见和反华宣传，由于缺乏客观性而没有多少学术价值。
与此情形不同的是，到50年代末，美国学术界要求冷静地研究中国的呼声日益高涨，特别是中苏分歧公开化后，毛泽东及其思想更引起了西方学者的研究兴趣。1958年，美国国会通过《国防教育法》，鼓励开展海外问题研究，给当代中国研究（其中包括毛泽东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契机。美国政府为各研究机构提供专项基金，卡内基、洛克菲勒、福特等基金会也拨款资助“中国学”研究。仅1958年至1970年间，美国政府为当代中国研究提供的资金就达1504万美元，各大基金会拨款约2382万美元。[9]由于出现了新的形势，又有充裕的资金，欧美的当代中国研究出现了迅速发展的势头，各大学纷纷成立东亚研究中心和中国研究中心，积极开展专题研究和着手培养新生研究力量。美国的哈佛、哥伦比亚、耶鲁、加利福尼亚、密执安、斯坦福、匹茨堡、普林斯顿、印第安纳、亚利桑那等大学，均设有中国问题研究机构，英国的伦敦大学、牛津大学、利兹大学和德国的图宾根大学、慕尼黑大学也有一些较知名的研究者。
到60年代末，欧美有关的研究机构已增加到50多所，从事当代中国研究的学者队伍迅速扩大，研究毛泽东的学者也随之增多，涌现出S·施拉姆、A·科恩、魏斐德、R·特里尔、M·奥克森伯格、R·所罗门、R·斯卡拉皮诺、陈志让等一大批学者。这个阶段发表的主要研究成果有：R·佩恩的《革命家毛泽东的画像》（1961）,S·施拉姆的《毛泽东的政治思想》（1963）和《毛泽东》（1966）,G·萨默斯的《中国共产主义：毛主义的神话》（1963）,J·鲁的《毛泽东思想中的反斯大林主义倾向：毛主义的起源研究》（1963）,H·坎布勒的《从马克思到毛泽东：马克思列宁主义系统概念》（1963）,A·科恩的《毛泽东的共产主义》（1964），陈志让的《毛与中国革命》（1965）等。其中施拉姆的《毛泽东》[10]和陈志让的《毛与中国革命》影响较大。《毛泽东》是一本政治传记，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比较系统地叙述了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直至“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生涯和思想发展，对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和实践活动作了比较客观的分析和评价。《毛与中国革命》也是一本传记性著作，对毛泽东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作了有根有据的考察，力图把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同毛泽东的个人经历、20-30年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的革命战争联系起来，从思想理论同客观实际的结合上勾画出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轨迹。。
60年代后半期，有两大事件对西方的当代中国研究及毛泽东研究发生了很大影响：一是美国介入越南战争，一是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1965年2月，美国开始轰炸北越，越南战火扩大、升级，引发了美国国内以各大学为中心的反战运动。1968年，美国各大学的年轻学者成立了美国“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他们指责以前美国的亚洲研究是政府的御用学术，对美国介入越南战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认为研究亚洲的学者不应站在美国的立场上，而应站到亚洲方面看问题。这时中国已经发生并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的许多年轻“左派”学者对美国社会现实不满，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产生了共鸣。他们认为，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不仅体现了毛泽东所设计的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内容，而且同样的或类似的方针政策也适用于西方社会。他们改变了以往美国的中国学界对新中国的敌视态度和对毛泽东的批判态度，开始称赞毛泽东的理论和政策构想，撰写了大量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著作。由于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其著述带有明显的极左色彩。
1972年，中美发表上海联合公报，给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及毛泽东研究注入了新的动力。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于1973年专门召开会议，决定把资金优先放在发展中国学研究上，提出把中国学研究作为全国性的事业。因此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得到很大加强，毛泽东思想研究也获得很大发展，表现为研究队伍得到充实，研究范围扩大，研究成果激增，出现了空前的研究热潮。
这个阶段的研究成果很多，比较有影响的是陈志让的《毛泽东》（1969）,G·汤姆森的《从马克思到毛泽东：革命辩证法研究》（1971）,R·埃蒂安布尔的《我的毛主义四十年（1934-1974）》（1976）, 魏斐德的《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1976）,D·威尔逊编的《毛泽东的历史地位》（1977）,I·舍费尔的《毛泽东思想导论》（1978）,J·斯塔尔的《继续革命：毛的政治思想》（1979），金思恺的《毛泽东思想：形式和内容））（1979）。此外，弗朗西斯·苏的《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1981）,M·迈斯纳的《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和乌托邦主义》（1982）,B·沃马克的《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1982）等虽在80年代初出版，但成稿是在70年代，也属这个阶段的研究成果。
这些著作涉及面广泛，包括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文化思想等。其中，受到西方学术界好评的是沃马克的《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斯塔尔的《继续革命：毛的政治思想》和金思恺的《毛泽东思想：形式和内容》。沃马克的《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叙述和分析了毛泽东1935年以前的政治思想与实践活动，认为推动毛泽东政治思想发展的力量来自斗争和经验，而不是抽象的计划，因此研究毛泽东思想理论，“必须注意其实践性以及它借以产生的政治环境”。[11]这种研究思路受到西方许多学者的称赞。斯塔尔的《继续革命：毛的政治思想》是1976年之后西方惟一一部以整本书的篇幅来研究整个毛泽东思想的专著。[12]它从政治、哲学等方面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系统的论述，并将毛泽东思想同西方研究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学者的理论作了有趣的对比。这本书是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写成的，受到了当时“左”倾思想的影响，对“文化大革命”持肯定态度。金思恺的《毛泽东思想：形式和内容》，论述了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认为毛泽东对理论与实践之间关系的认识，牢固地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但与马克思本人的文献相比前进了一大步。[13]
在欧美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学者主要分为三个学派，以魏特夫为代表的“右派”，以费正清、施华慈、施拉姆为代表的“自由派”和以佩弗·沃尔德为代表的“新左派”。在20世纪60-70年代，他们借助于《中国季刊》（Ｔhe China Quarterly）和《近代中国》（Modern China）杂志为阵地，围绕毛泽东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行激烈辩论，先后展开了两次大论争：一是右派和自由派围绕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否具有独创性的问题进行论争；一是自由派和新左派围绕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之间的关系展开论争。两次论争虽然存在很多局限，但形成了可喜的理论成果，大大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研究。
在60-70年代，日本加大了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力度，以青年新左派运动中“3M”主义为基础，几乎所有的大学都设有“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小组”。[14]日本学者研究的倾向性强，有的学者批评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有的学者坚持这种理论，褒扬“文化大革命”。尽管如此，日本学界的毛泽东研究仍呈现了纵深发展的势头，主要表现为，为了理解和评价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人们大大拓宽了自己的理论视野，既有对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的分析，又有对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及相互关系的揭示，力图从总体上把握毛泽东思想。主要著作有：今堀诚二的《毛泽东研究序论》、西河毅的《毛泽东评传》、中西功的《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高桥亨的《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背景》、福本和夫的《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三浦勉的《毛泽东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历史探讨》、宇野重昭的《毛泽东：人和思想》、加地伸行的《中国人的逻辑学──从诸子百家到毛泽东》、松村一人的《毛泽东思想及其哲学意义》、河池重藏的《毛泽东和现代中国》、德田教之的《毛泽东主义的政治力学》、上妻隆荣的《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和管理革命》、冈本隆三的《游击战：毛泽东的战略震撼世界》、鸟村桥的《毛泽东和他的军队》、竹内实的《毛泽东：诗与人生》、贝冢茂树的《孙文与毛泽东》、东京大学近代中国史研究会的资料集《毛泽东思想万岁》、高桥勇治主编的论文集《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等。
在中苏论战和“文革”期间，海外更多的人钦佩毛泽东的独立精神，特别是在亚、非、拉各国，毛泽东成为反殖民主义的主要象征。这一时期，毛泽东文献在海外大量出版，主要有：1970-1972年日本学者竹内实主编的10卷本《毛泽东集》[15]；1973年施拉姆编译的《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书中收入了毛泽东在1956年到1971年的谈话与书信；1974年施拉姆编纂的《未发表的毛泽东讲话》由美国企鹅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美国布朗大学翻译了一套英文毛泽东著作的多卷本。1979年3月在德国出版了毛泽东著作的七卷本，其中第1卷包括1949-1955年间的文章，第2卷包括1956-1957年间的文章，第3-6卷是1958-1976年间的文章，第7卷是评论文章汇编。
（四）反思重估阶段（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的功过事非作出了客观评价。受这个决议的影响，海外学者开始反思过去研究的表面性和片面性。[16]此后，《毛泽东著作选读》、《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等相继面世，国内出版了大量档案材料，再加上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取得初步成效，中外学术交流日益增加，海外学者不断修改和补充自己过去的研究，使这个阶段的毛泽东研究逐渐走向正常化轨道，研究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前苏联、东欧学者的攻击性论著骤减，第三世界的“毛泽东热”明显减退。西方成立了以毛泽东研究为主要内容的学术研究机构，并召开与之相关的学术研讨会，如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欧美的一些城市纷纷设立毛泽东研究中心，培养了一批这方面研究的年轻学者。英国的《中国季刊》和其它一些中国学刊物大量刊发了重新研究毛泽东的文章，并形成了对毛泽东研究的“重新评价”之争。与此同时，他们还把毛泽东思想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拓宽了毛泽东研究的视野。
20世纪80年代中苏关系改善后，苏东的毛泽东研究愈来愈尊重事实，客观公正，对毛泽东及其哲学思想给予了中肯的评价。前苏联的米哈尔·格鲁贝1981年出版的《毛泽东的遗产》、原南斯拉夫的M.彼得洛维奇1982年撰写的《从马克思到毛泽东》比较详细地分析了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思想，肯定了它们对于中国革命进程的重要意义和价值。P.西米奇1986年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则比较系统地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含义。1992年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1、2、3期合刊上刊登了科瓦廖夫所写《斯大林同毛泽东的对话》，1993年《新时代》杂志发表瓦西里·西季赫梅诺夫的《毛泽东同斯大林、赫鲁晓夫的关系》等。
西方学者的研究更加客观深入。与前一阶段相比，西方毛泽东研究的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随着毛泽东的去世，毛泽东时代结束，西方学者对毛泽东的研究兴趣有所下降，毛泽东研究成为少数学者从事的一般性学术研究。二是从研究内容上看，又回到对毛泽东的整体研究上，掀起了不大不小的毛泽东遗产研究热和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的评价热。也有学者开始对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进行比较研究。三是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政府对当代中国研究的资助明显减少，毛泽东研究的规模也大大缩小。四是在欧美国家的毛泽东研究明显降温的情况下，澳大利亚出现了毛泽东思想研究热，悉尼、格里菲斯等地成立了现代中国或亚洲研究中心，涌现出一批年轻的研究者，西方的毛泽东研究中心渐渐由欧美转移到澳洲。
这一时期的主要理论成果有特里尔的《毛泽东传》（1980年）、弗朗西斯·苏的《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1981年）、沃马克的《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年》（1982年）、施拉姆的《毛泽东：一个初步的再评价》（1984年）及《毛泽东的思想》（1989年）、迈斯纳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1986年）、麦克法夸尔与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5-1965》（1987）、《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1991）[17]等，澳大利亚的格雷姆·扬和尼克·奈特的《毛泽东的〈矛盾论〉——对解放前的版本的注释》（1981年）和《毛泽东论辩证唯物主义》（1990年）、雷蒙德·F.怀利所著《毛主义的出现：毛泽东、陈伯达及其对中国理论的探求（1935-1945）》（1980年）、S.利斯所著《毛主席的新衣：毛和文化大革命》（1981年）、施拉姆所著《毛泽东研究：回顾和展望》（1984年）、泰维斯所著《中国的领袖、合法性与冲突：从超凡魅力的毛泽东到继承政治》（1984年），施拉姆所著《毛泽东的思想》（1989年）、K.盖公尔所著《毛主义的形成》（1990年）、H.齐克所著《毛主义的兴与衰》（1990年），麦克法夸尔所著《中国政治：毛泽东与邓小平时代》（1997年）、《中国后毛泽东时代改革的悖论》（1999年）。另外，麦氏所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书，是海外研究中国“文革”发生原因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广泛的专著，全书共分三卷，约1700页，100多万字，其中第一卷、第二卷分别于1979年和1983年由牛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并于1988至1990年间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第三卷已于1997年出版，至2012年香港出现中文译本。
1984年，施拉姆在《中国季刊》发表《毛泽东研究：回顾与展望》[18]一文，对1976年以来的毛泽东研究进行了全面总结，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和方法问题。在1986年毛泽东逝世十周年之际，世界各地举办了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发表了“纪念毛泽东”专辑，对毛泽东逝世后十年来的研究做了全面的总结与反思。其中包括斯塔尔的《“正确”和“错误”：毛研究以及毛的政治思想的再评价》，奈特的《毛泽东思想研究领域中的经验主义和论述方法》，格雷姆•扬的《毛泽东和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沃马克的《毛在何处误入歧途：毛泽东“左”倾政治中的认识论与意识形态》，迪特默的《毛泽东之后的十年》等文章。斯塔尔和奈特指出了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主要问题：“令人遗憾的是，在十来年的认识中，‘正确’的毛和‘错误’的毛都同样被当成了稻草人。”[19] “毛泽东研究领域中的种种争论是相互对立的推理间的争论，其中大部分未加阐明的理论设定相互之间是不相符的；因为在各个推理之外并没有普遍的、中立的领域可以作为评判的标准。”[20]这说明，国外学者在经历了十年的磨练之后，不仅对毛泽东本身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而且已经意识到自身研究的不足，正力图走出原有的思维框架，依据新的研究资料，对毛泽东及其思想做一个更为客观的揭示和展现。
1989年，伴随国内掀起的“毛泽东热”，国外毛泽东研究再度升温。施拉姆发表了他的名著《毛泽东的思想》。在结束语中，施拉姆指出：“即使到今天，对毛泽东这个人，对他的思想，要作最后定论，还应该进行进一步的探讨。”[21]麦克法夸尔等人主编出版了《毛主席的秘密讲话：从“百花运动”到“大跃进”》（哈佛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一书，[22]该书由史华慈首先对史料的背景、真伪和价值进行了细致的勘定，然后再从文献的脉络中梳理出毛泽东晚年思想中体现出来的“整体救赎”(Total Redemption)与“全面挫折” (Utter Frustration)之间的复杂关系。[23]这些研究说明，国外学者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研究的复杂性，他们的研究开始走向成熟。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走向新的高度。1993年在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国外举办了一些关于毛泽东的学术研讨会。1994年《中国季刊》春季号推出了“毛泽东百年”专栏，发表了施拉姆的《毛泽东百年：一个统治者的遗产》[24]和何迪的《最受尊敬的敌人：毛泽东视野中的美国》等两篇长文。1997年由美国杜克大学德里克(Arif Dirlik)以及保罗•哈里(Paul Healy)、尼克•奈特(Nick Knight)主编的《毛泽东思想的批评性透视》[25]一书，是20世纪90年代西方“新左派”毛泽东思想研究者的标志性学术专著。该书第一部分是“导论：毛泽东思想与核心学术成就”；第二部分是“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三部分是“全球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毛泽东思想”。从该书收入的论文内容看，涉及全球化、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新政治经济学、阿尔都塞的文化遗产、政治运动与社会变迁、斯大林主义影响、毛主义的东方话语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毛主义版本分析等一系列前沿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西方毛泽东研究在主题、框架和论域的新方向，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26]
（五）深入发展阶段（21世纪以来）
进入21世纪以来，海外对毛泽东生平及其思想的研究向更深层次发展。研究范围扩大，研究领域细化，研究深度逐步加深，研究方法日趋多样，出现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对毛泽东的研究作出了新的贡献，对深化国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具有积极借鉴意义。
2003年12月，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召开了题为“毛泽东再认识”的国际学术研究会。来自美国、英国、法国、中国、加拿大、瑞典、澳大利亚的毛泽东及中国问题研究资深专家、哈佛大学师生、国内部分学者约300余人出席了会议。大会主席台中央摆放着1992年以来已陆续出版的、施拉姆教授花费多年心血主持的、由许多西方学者精心编辑和翻译的杰作——毛泽东文集《通向权力之路》1—5卷和即将出版的6、7两卷的样稿。全书一共10卷，最后3卷也已翻译完毕、等待出版。[27]大会主要围绕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特征，毛泽东早期的政治理论与实践、毛泽东关于中国农民的思想及其由来，延安整风、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与评价，以及毛泽东的个性及其历史和现实影响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2006年，在毛泽东逝世30周年之际，澳大利亚《中国研究》（2006年春季号）杂志开辟专栏，围绕由张戎和乔•哈利戴编写的盛行于英国、澳大利亚、北美等地的毛泽东传记——《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28]展开评论，发表了乔治•本顿和斯迪温•唐等人的四篇文章，把毛泽东的一生分为 1940年以前、1940—1949、1949—1965、1966—1976四个阶段，分别加以考察，批驳了该书一些不切实际的说法。2008年11月由英国威尔士卡迪夫大学历史系教授班国瑞（Gregor Benton）[29]和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比较政治学高级讲师林春共同主编的《传记还是杜撰？海外学者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由香港大风出版社出版，对《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提出异议，进行辩论。[30]
这一时期，关于海外毛泽东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主要有，石仲泉、萧延中2006年主编的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翻译出版了8部插图本的国外学者的著作：本杰明•史华慈的《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崛起》、斯图尔特•R．施拉姆的《毛泽东的思想》、魏斐德的《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莫里斯•迈斯纳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约翰•布莱恩•斯塔尔的《毛泽东的政治哲学》、布兰特利•沃马克的《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杨炳章《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至2013年，该译丛又新增加２本：竹内实的《毛泽东的诗词、人生和思想》、雷蒙德•F.怀利的《毛主义的崛起：毛泽东、陈伯达及其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这套书中大部分是这次重新翻译出版的全译本，力求更全面更准确地反映作者的观点；有的是五十年前出版的，但因视角独特，虽经历几十年的岁月，仍有较高学术价值和影响。[31]此外，韩国李中著、崔文哲译《追寻毛泽东的革命轨迹——一个韩国人眼中的毛泽东》（2006年人民出版社），英国学者肖特的《毛泽东传》的中译本[32]；俄罗斯学者费德林的《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交往录》中译本[33]也为毛泽东研究提供了的不同视角。
前苏联（俄罗斯）长期以来对毛泽东的著述评价多是从政治宣传出发，并不完全符合史实，缺乏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而亚历山大•潘佐夫[34]出版的《毛泽东》一书则利用新公开的联共（布）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档案，特别是苏共中央档案馆（现称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未曾公开使用的有关毛泽东的大量档案资料，以及中国公开的中国共产党档案资料，对毛泽东的一生进行了比较客观的评述，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毛泽东。尽管由于立场不同，书中的一些观点与中国学者的观点有异，但仍不失为俄罗斯（包括前苏联）历史上第一本较为客观地研究毛泽东的传记著作。[35]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不断从新的视角研究毛泽东。在他所著《毛泽东：政治家与知识分子的肖像》[36]一书中，作者把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作为审视毛泽东非凡政治生涯的关键。书的第一部分着力描写毛泽东1949年前的领导生涯，尤其是五四时期自由主义思想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对他的影响，他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以及他对农民拥有革命潜能的信念。第二部分分析了毛泽东作为早期国家统一者和现代化的领导者所取得的胜利及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失误，试图剖析毛泽东行为背后的思想根源。作者的学术追求精神可嘉。
澳大利亚学者尼克•奈特研究毛泽东思想已达40多年。他的《关于毛的再思考：毛泽东思想探微》[37]一书利用最新发现的毛泽东所写的文稿，将毛泽东作为一个社会主义领袖和马克思主义者进行分析，考察了毛泽东对于农民和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作用的认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认识及其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解等问题，并就解释毛泽东思想时的理论难点加以探讨。与西方一些把毛妖魔化和加以嘲笑的所谓研究不同，作者的研究态度是严肃和认真的。
英国学者班国瑞（Gregor Benton）编写的关于毛泽东的研究资料集《毛泽东与中国革命》[38]一书，主要内容包括西方学者关于毛泽东的生平和著作的学术研究、心理研究；毛泽东在农村革命斗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50年代、“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中国作用的研究；毛泽东论哲学、文学、经济学以及苏联等方面的研究；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阐释的研究等等。这本论文集有助于国内研究者更好地了解西方学者对毛泽东生平及其思想的研究现状和研究水平，可进一步拓展国内毛泽东研究的视野。
除综合性的著作外，还有一些对毛泽东的专题研究。如关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思想的研究。日本庆应大学山口信治的文章《论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思想的战略转变》，考察了以毛泽东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即放弃新民主主义构想、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原因及经过。作者认为，放弃新民主主义思想与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工业化战略的转变有着密切关系，放弃新民主主义思想的过程就是工业化战略转变的过程。而且，这种战略转变反映了当时中国对美国封锁具体化的应对。一直以来，在日本学者研究中国政治的过程中，对外关系与国内政策的关系研究相对薄弱，作者试图在这方面有所突破，通过对两者关系的分析加深对中国政治的理解。[39]
关于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研究。麦克法夸尔和沈迈克[40]合著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41]（Mao's Last Revolution）以近800页的篇幅，再度深入探讨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问题及其详细过程。该书被称为“西方学术界迄今为止，有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的一部通史”。[42]另外，针对近年来一些出版物对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中国极端消极的评价，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副教授高默波在《为中国的过去而争论：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一书中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大多数中国人包括农村贫穷者和城市工人阶级，实际上受惠于毛泽东的政策。
关于毛泽东战争思想的研究。美国学者安德鲁•宾汉姆•肯尼迪《弱能胜强？延安时期毛泽东不对称战争思想的发展》[43]一文，专门考察了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军事斗争中不畏强敌、以弱胜强的不对称战争思想的起源与发展。作者以此试图说明毛泽东在延安早期著作中虽然已有以弱胜强的不对称战争的提法，但这种思想最终是在其政治和军事斗争的实践中形成的，不是完全取决于他的意志信念。
这一阶段，海外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从形式上看已经降温，但从实质上看，应该说正在深化，研究更加切合实际。
二、海外毛泽东研究的主要观点
自20世纪30年代至今，毛泽东一直是海外学者关注的重要对象，并成为“现代中国研究”（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领域中的显学。海外毛泽东研究的主要观点有：
（一）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来源
这是海外学者研究的中心课题，贯穿各个发展阶段。实际上它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即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和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
美国学者对这个课题探讨得比较深入，争论也比较激烈，到60年代渐渐形成了三个观点迥异的学派：一是以美国首都和西海岸学者组成的保守派（亦称右派、反共学派），代表人物是魏特夫（又译威特福格尔）；一是以哈佛学派为代表的自由派，代表人物是费正清和史华慈；一是后来从自由派中分化出来的“新左派”，代表人物是佩弗和沃尔德。在英国等西欧国家中，虽然也有少量的“左派”著述，但主要是自由派的论著，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现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施拉姆是其代表。
自60年代初以来，各学派之间曾经就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来源和基本属性问题展开过四次规模较大的争论，有的著作称为四次“大论战”：
第一次争论发生在60年代初，其余波持续到70年代初，论战的焦点是“毛主义”是否存在，即是否承认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独创性的贡献。论战的发起者是保守派代表人物魏特夫，他在新创刊的《中国季刊》上撰文，认为费正清、史华慈所说的“毛主义”是不存在的，毛泽东思想并不存在什么独创性的贡献，《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新民主主义论》只不过是列宁主义思想、斯大林立场、第三国际立场的复制品和“阴谋”。针对这种观点，史华慈在反驳中指出，“毛主义”的新理论是在中国革命中，“为应付现成教条所无法提供的环境所作的努力中形成的”，在1933年至1934年的策略已经是一种“异端行动”了，不能否认“毛主义”的独创性贡献。[44]
这场争论发展到后来，就更加集中到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关系上来，到70年代末又发生了第二次大争论。1976年10月至1977年10月，美国《近代中国》杂志组织了一次题为《马克思与毛泽东》的专题讨论，旨在排除“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的阴谋论和僵硬的反共产主义的障碍”，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毛的思想及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论战的双方是“左派”和自由派，发起者是“左派”的佩弗和沃尔德[45]。他们分别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中的毛与马克思——对“中国研究领域”的批判及对这个问题的初步重新评价》[46]和《马克思主义、毛主义与社会变化：重新研究毛的战略及思想中的“唯意志论”》[47]两篇文章中，不同意“毛主义异端论”，强调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一致性，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但他们不少人受到中国“左”倾观点的影响，竭力用马克思主义解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所以后来处于尴尬的境地。[48]自由派的史华慈[49]、施拉姆[50]、迈斯纳[51]等，则起而与之争论，在坚持他们观点的同时吸收了许多新的成果。此外，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中国政治学教授E·弗里德曼、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历史学教授魏斐德和政治社会学助理教授J·斯塔尔也撰文表示赞同这三人的观点；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J·格利则采取了对双方各有褒贬的态度。这次争论规模较大，有11名学者参加，发表文章14篇。“左派”学者强调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致性。而自由派学者则否认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系。这次争论虽然最后未取得一致意见，但加深了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有力地推动了西方学者对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第三次争论发生在80年代初，是苏联学者耶基莫娃、弗拉第米诺夫等单方面同欧美学者的观点进行的，涉及的范围比较小，参加的人数也比较少。原因是从70代表末到80年代初，心理历史研究方法在欧美一部分学者中盛行起来，他们试图用现代西方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从对毛泽东早年精神生活所形成的心理、性格特征的分析中，挖掘出毛泽东革命生涯的潜意识根源，试图以此加深对毛泽东的理解。其代表作有所罗门的《毛的革命和中国政治文化》、派伊的《中国政治精神：政治发展危机的心理研究》、《毛泽东：领袖人物》等。苏联的耶基莫娃等人不同意这种分析方法，撰写《美国汉学界中毛主义的社会心理学概念》等文章，进行批驳。
第四次争论发生在80年代中期，主要是围绕对毛泽东的评价展开的，参加的主要有斯塔尔、奈特、格雷姆.扬、迪特默、沃马克、泰维斯等人，文章主要发表在《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52]上。讨论的主题是毛泽东“正确”与“错误”的分析问题，即如何区分和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问题。他们都不主张机械地区分毛的“正确”与“错误”，认为其错误是由复杂因素造成的，但在分析中过于强调毛晚年错误同其过去正确思想之间的连续性，有失偏颇。
从这几次论战期间和其后发表的大量著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海外学者在毛泽东思想来源的问题上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是“异端”论，认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有许多独特的创造，毛泽东思想主要来源于中国文化遗产和列宁主义，同时又偏离或超越了列宁主义，与正统马克思主义不一致，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代表人物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史华慈、英国伦敦大学的施拉姆、美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魏斐德、斯塔尔等。史华慈等人提出的“异端”论，并不是贬低或否定毛泽东思想，而是肯定它的独创性。但他们不认为这种独创性是根据中国的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而是马克思主义“瓦解”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
第二种是“发展论”，认为毛泽东思想不仅来源于马克思主义，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代表人物是“左派”学者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佩弗、密执安大学的沃尔德和华盛顿大学的塞尔登。这些“左派”学者对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作了充分的肯定，他们提出的“发展”论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他们之中有些人受到我国“文化大革命”中“左”倾错误观点的影响，没有把毛泽东晚年所犯的“左”倾错误同毛泽东的科学思想体系区分开来，有时甚至把毛泽东的“左”倾错误也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第三种是“两源”论，又称“有缝隙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毛泽东思想既根源于马克思主义，又同18、19世纪的西方思想及中国文化遗产有关，代表人物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格利、德国慕尼黑大学的奥匹茨、日本学者松村一人、香港大学的金思恺等。这也是70年代以来海外多数学者取得的共识。现在海外学者都不否认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影响，都倾向于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二者的结合来认识，应该说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但是在对这两种因素的影响程度孰轻孰重的认识上，意见却不一致。一种意见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大，一种意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还是居主导地位，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两种影响不分轻重主次。在这三种意见中，应该说第二种意见更符合实际，因为毛泽东思想不是游离于马克思主义之外的独立思想体系，而是根据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继承和发展。
第四种是“列宁主义”论，认为毛泽东的早期思想含有某种“天然的列宁主义”，即非常接近列宁主义的思想倾向，而后继承和发展了列宁主义。这是施拉姆在60年代提出的观点，史华慈、窦宗仪等也有类似看法。施拉姆的这种观点，强调毛泽东思想与列宁主义的继承发展关系，否定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有很大的片面性，因而受到西方一些学者的批评。后来他在1977年的一篇文章中承认，他以前“过份地强调了毛和马克思之间的鸿沟”，而实际上“毛泽东思想在许多方面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53]
第五种是“乌托邦主义”论，认为毛泽东的社会目标是马克思主义的，但达到这一目标的方式既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列宁主义的，而是乌托邦主义，代表人物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迈斯纳。迈斯纳在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一书中，运用比较研究法着重探讨了毛泽东晚年的失误同他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空想观念的关系。他认为，毛泽东提出的社会目标是“马克思主义唤起的”，但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却与马克思、列宁可能想到的手段不同。在迈斯纳看来，这些不同反映了毛的乌托邦思想，而这种思想的“中心内容当然是一个得自于马克思主义的关于未来共产主义乌托邦的观念”。他认为，毛泽东思想“继承了并在某些方面改造了马克思主义对未来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积极幻想，同时又带有马克思和恩格斯轻蔑地称之为‘乌托邦’的许多特征”。[54]迈斯纳的观点明显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他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来阐明自己的观点，但他对“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却采取了完全肯定的态度。
以上是海外学者不同时期就毛泽东思想的来源问题提出的不同观点。除以上所述外，有的学者还从心理分析角度、自然科学成就对毛泽东思想的影响角度，探讨了毛泽东思想的来源问题。
（二）关于毛泽东的历史评价
海外学者多方面、多角度地分析了毛泽东的历史贡献。他们认为，毛泽东的历史功绩，首先在于他把一个四分五裂的中国统一起来，变成一个让世界尊敬的国家；其次，他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实际，在理论上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所有这些都为中国的现代化打下了物质的和精神的坚实基础。
第一、毛泽东是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历史人物。海外多数学者认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不仅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而且对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也有着积极的意义。施拉姆指出，在20世纪有影响的人物中很少有人能超过毛泽东，“毛泽东是一位世界性的人物。在我们这个世纪里，毛泽东已经比任何人更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多数。毛是我们时代的巨人。”[55]特里尔认为：“对于20世纪中叶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毛的主要成绩在于统一了中国”，“毛统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统一的时代之一”，“共产党的组织网络使中国29个省的相互依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56]派伊指出：“从任何标准看，毛泽东都属于本世纪少数几个最伟大的政治家的行列。对他的直接评价的一个尺度是，毛泽东不仅对于他的同胞，而且对于世界上的其他人来说，都已成为其他国家的象征。”[57]毛泽东逝世后，美国《新闻周刊》发表文章指出：“可以这么说，他的一生使他的国家和整个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评价对他比对当前任何其他世界领袖更符合事实。毛是本世纪的巨人之一，是一位非凡的人物，他完全支配着大约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九亿中国人的思想和行动，连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也敬畏他。”[58]应该说，这些海外学者的评价很有见地，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第二、毛泽东思想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海外多数学者认为，毛泽东在中国的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指出了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施拉姆认为：“不管怎样，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最普遍的，或许也是最持久的贡献就是毛泽东的思想。”[59]尽管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但“毛泽东仍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晚年的问题并不是他放弃了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他的指导原则，而是他的体系化思想逐渐被他的激情和冲动所代替，并以后者作为行动和决策的基础。”[60]德里克认为：“在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所包含的所有革新中，没有什么比他所讲的‘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或更确切地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为根本，更为意义深远了。在把民族目标和社会主义目标结合起来这一点上，毛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集中体现，它既是中国的又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做法不仅对中国革命而且对全球范围的马克思主义都是意义极为深远的。”[61]特里尔在《毛泽东》一书中概括地指出：“50多年前，毛泽东是中国的马克思，因为他分析了被外国列强瓜分了的封建中国的诸种弊端。他成为中国的列宁，是因为他领导造反者从农村包围城市夺取了政权。1949年后，他又戴上了中国的斯大林这第三顶帽子，因为他要用泥刀和砖头来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62]海外学者的这些论述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第三，毛泽东在多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创造性的丰富和发展。西方多数学者承认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如施拉姆认为，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作出了三个方面的重大贡献：(1)社会主义革命和产业革命并不一样，它也包括改造人本身；(2)虽然有觉悟的和具有广阔历史眼光的领导人是必不可少的，但如果他们不愿倾听下面的呼声，这种领导人就会死气沉沉和腐化；(3)农民和工人一样值得倾听他们的呼声，而且农民有能力参加创新社会。特里尔更明确指出：毛泽东“第一次把农民置于马克思主义革命计划的中心；他把帝国主义当作他所处时代的世界政治的观念，甚至超过了列宁……他极端恼恨僵化，他用自己欣赏的观点取代了欧洲马克思主义确定了的规律，这就是：一切皆流，永远如此。”[63]应该说，海外学者的这些观点颇有深度，对我们颇有参考作用。
（三）关于毛泽东晚年失误的探讨
毛泽东晚年为什么要发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它们给中国带来了怎样的社会后果，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否意味着否定毛泽东思想？海外学者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得出了各种不同的结论。[64]
第一、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麦克法夸尔认为，“文化大革命”起源于中国领导集团内部的分裂和权力之争，正是刘少奇和毛泽东之间治国方略的不同造成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希望‘继续革命’，刘少奇的首要目的则是希望在经历了‘大跃进’造成的灾难之后，恢复农村和城市的社会安定，复兴经济。这时的毛泽东，很为不能制止他所谓的刘少奇的右倾趋势感到烦恼”。费正清认为，文化大革命并不具有历史必然性，“这是一种偶然做出的安排，而不是有控制的规划。”施拉姆也认为，“大跃进”是“在共产主义的历史上，毛和他的同志们最放任自己的唯意志论思想的时期”。文化大革命并不是毛泽东的革命道路必然和难免的终极，而是他一生可能的而且完全合乎逻辑的结局。史华慈持同样的观点：“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文化大革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预料到文化大革命的结果或者创造条件导致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结果，也不意味着他预见到文化大革命的结果。简言之，这意味着他的行为和思维方式对整个事件来说是不可避免的。”沃马克、中西功等人认为，“文化大革命”起源于晚年毛泽东思想的僵化。1949年以后，毛泽东思想中的现实主义成分逐渐被一种教条主义的观念所取代。面对新的现实，毛泽东企图套用过去在延安窑洞里搞民族民主革命的方式，因此中国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基础、中国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毛泽东考虑问题的旧思路之间产生了很大的矛盾。迈斯纳则认为，“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反映了毛泽东潜意识中的唯意志主义和民粹主义。与所谓的更主张“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相比，毛是一个‘唯意志论者’”。
第二、“文化大革命”是否有正面效应？迈斯纳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为邓小平的改革从反面提供了理论的和实践的基础。堀悦夫认为，“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贫穷，使中国领导人把发展经济放在了第一位。他说：“‘文化大革命’给人们带来的只有贫穷，老百姓厌烦了‘左’的思想，中国人民迫切希望得到物质上的富裕，关于这点中共中央委员会是十分清楚的。所以中共中央必然首先把管理目标制定在追求物质富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而其结果就是制定了‘50年后一定要达到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的目标。”派伊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综合效应为一种新的政治制度找到了一个公式，而这种新的政治制度同毛泽东所要建立的政治制度是相对立的。迪克•威尔逊认为，毛泽东的失败，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社会生活有了自己的特点。他说：毛泽东“总是走极端——企求百花齐放运动中彻底的言论自由，大跌进运动中个人的集体主义精神，文化大革命中领导与被领导的完全平等。每一种尝试都失败了，因为没有党的支持。然而，每一种实验后，总有些沉淀积存下来，它们使中国的共产主义，使中国的国家生活具有了自己的特点。”
第三、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否意味着否定毛泽东思想？ 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历史性决定。那么，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否意味着否定毛泽东思想呢？海外学者就此曾作过激烈辩论：一类观点认为，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否定毛泽东思想。如小林弘二指出：作为邓小平180度大转变的背景，实质是“意识形态的毁灭”问题。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恰似同毛泽东时代的目标截然相反。另一类观点则认为，邓小平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正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季塔连柯指出，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这“两种构想都考虑到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和历史必然性，认为这种社会可以使中国摆脱落后和贫穷的桎苦，建立现代的繁荣昌盛的国家。在这方面，毛和邓都是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形态不断进行历史性更替，最终社会主义要取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出发的。”戴维•W．张指出：“从根本上看，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主义者与邓小平主义者之间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并没有多大差别。”赫尔穆特•施密特指出：“毫无疑问，按照邓的意志，中国将来也仍然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
（四）关于毛泽东的哲学和政治思想
海外学者对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文化教育思想、建党思想和农民问题的研究也抱有较浓厚的兴趣，使得研究从多角度展开。其中尤以哲学和政治思想方面的论著最多，下面对其主要观点进行简要介绍。
关于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海外学者比较推崇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尤其是他的辩证法理论，赞誉他是“辩证法大师”。他们认为，毛泽东对哲学辩证法作出了两点有目共睹的贡献，即：“毛泽东对矛盾本质的研究，也是对唯物辩证法的新贡献；而他关于矛盾的差别性和矛盾内部处于不平衡、不势均力敌状态的独特见解，对恩格斯以后的辩证法和中国的辩证法来说，都是特别新颖、别具一格的”；“毛泽东解答了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弥补了恩格斯和列宁理论中的某些不足”。[65]在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中，主要探讨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来源。在这个问题上，主要有四种观点：（l）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主要来源于中国文化传统，而不是马列主义。施拉姆持这种观点。（2）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来源于马列主义，是马列主义的思想内容和特殊的民族形式相结合的产物。这是美国学者金思恺的观点。（3）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儒学的同等影响。窦宗仪持这种观点。（4）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来源于中国传统思想，纯属中国的产物，不属于马列主义思想体系。如J·格雷认为，毛的哲学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和发展。这四种有代表性的观点，都有一定的片面性，没有全面准确地反映出毛泽东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渊源关系，但其论述对我们还是有启发的。
二是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点。海外学者通过与马列主义哲学的比较，认为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有两个特点。（l）它强调的是实践而不是物质。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实用主义或经验主义。如美国夏威夷大学的詹姆士·王写道：“如果有人将毛的论实践的论文同美国实用主义者约翰·杜威和威尔姆·詹姆斯的著作进行对照，就会发现许多有趣的共同点。”[66]（2）它强调人的因素，人的作用。对于这一点，海外学者有两种看法：其一认为，毛强调人的作用，强调人的思想意识能对创造和变革物质世界产生重大影响，这样他就同正统马克思主义决裂了，或者严重偏离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犯了唯意志论、唯心主义、乌托邦之类的错误。史华慈、施拉姆、迈斯纳、魏斐德等就持这种看法。这是海外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中的主导观点。其二认为，毛强调人的作用是对唯物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并未偏离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这是沃尔德、尼克.奈特等人的看法。应该说，他们的看法不无道理，特别是尼克·奈特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解是很深刻的，他的分析是有说服力的。
关于毛泽东的政治思想。这是海外学者自60年代以来比较感兴趣的研究课题，涉及这个课题的著述很多，如施拉姆的《毛泽东的政治思想》（1963）、所罗门的《毛的革命与中国的政治文化》（1971）、魏斐德的《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1973）、斯塔尔的《继续革命：毛的政治思想》（1979）、沃马克的《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1982）等。其中沃马克的专著在西方学术界享有很高声誉，受到推崇。这里主要介绍一下沃马克的观点。一是关于毛泽东政治理论的来源。沃马克认为，毛泽东的政治理论是他的实践活动的直接产物，他在理论上的发展，从来就不是简单地对其以前观点的延伸，而是发展着的经验和变化着的政治环境使他不断地重新提出他的思想。因此，研究毛泽东的理论著作，必须注意其实践性以及它借以产生的政治环境。二是关于毛泽东政治思想的特点。沃马克认为，以实现有效的革命行动为目标的理论和实践相互之间的作用，是毛泽东本人的发展模式的基本特征，也是他的政治思想的主要特点。注意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本原则，这在中国的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传统中，都是一个重大的创造。三是关于毛泽东早年思想和晚年思想之间的关系问题。沃马克认为，1935年以前，毛是一个现实的革命实践者，1957年以后，他是一个鲁莽的和完全不切实际的空想家，因此不存在连续性。[67]对沃马克的上述观点，施拉姆、怀利等人并不完全认同，分别作了批评性评论。
三、简要结论
以上简略归纳梳理了海外学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得比较深入的几个方面。除这些方面之外，他们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经济思想、建党学说、统一战线理论等也有一定的研究，这里不再赘述。从总体上说，海外学者与国内学者在毛泽东研究的立场、观点方面差异很大，海外学者的整体研究水平还不如国内。但他们从不同的视角进行毛泽东研究，治学方法和研究思路具有明显不同于国内的特点，对我们有较大启发和借鉴价值，应当引起重视。
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海外学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1）海外研究毛泽东的学者大多来源于中国史研究者，或作为中国史研究者接受学术训练。他们特别重视历史背景研究，但往往忽视客观现实对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影响。（2）海外研究毛泽东的学者大多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缺乏深入理解，把它看作是一种封闭、固定的理论模式。有些学者在探讨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时，因为认识上的局限性，往往看不到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系。（3）一些海外学者在认识论上存在着重视史实考证而忽视理论研究的经验主义倾向。在他们看来，只要埋头考察史实，就可以对毛泽东及其思想作出客观的论述。他们不注意研究和掌握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理论前提和方法论，因而常常抱着经验主义态度，作出武断的结论。
[1] 重视海外毛泽东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学界的一个共识。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上海社会科学院等单位最先组织开展了海外毛泽东研究的译介工作，李君如、石仲泉、许全兴、萧延中、侯且岸、叶卫平、毕剑横、陈葆华等一批学者较早关注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在成果方面，除了各家刊物零星发表的译文与概况介绍外，中央文献出版社内部发行了十辑国外毛泽东研究丛书，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萧延中在1997年主编了四卷本的《外国学者评毛泽东》，将这一时期已有的译作以及部分国外最新文献结集出版，为深化国内对西方毛泽东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文献来源。
[2] 陈葆华：《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评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第15页。
[3] 陈葆华：《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评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第16页。
[4] 贾金玲：《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历史进程及主要理论成果概述》，《国外理论动态》2011第四期。
[5] 贾金玲：《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历史进程及主要理论成果概述》，《国外理论动态》2011第四期。
[6] [美]费正清著，张理京译：《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
[7] [美]史华慈著，陈玮译：《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中国人民出版社，2006年。
[8] [美]罗斯.特里尔著，胡为雄、郑玉臣译：《毛泽东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499页。
[9]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编：《美国中国学手册(增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第2页。
[10] 施拉姆的《毛泽东》在出版后10年间曾再版8次。中文本见：[美]斯图尔特·施拉姆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编译：《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95年。
[11] [美]布兰特利·沃马克（Brantly Womack）著，霍伟岸、刘晨译：《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12] [美]约翰·布莱恩·斯塔尔(John Bryan Starr)：《继续革命：毛的政治思想》，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1979年。
[13] [港]金思恺（Steve Chin）：《毛泽东思想：内容与形式》，香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出版社，1976年。
[14] 尚庆飞：《文献学视域中的毛泽东研究—从日本版<毛泽东集>的编辑原则谈起》，《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15] 1983年修订再版，并于1983年12月26日到1986年3月26日，在竹内实的主持领导下，又出齐了《毛泽东集·补卷》（共10卷）。
[16] 当时，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海外部分左翼学者对中国粉碎“四人帮”，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工作重心转移，实行改革开放的路线表现出极大不理解，认为中国在搞所谓“非毛化运动”，修正主义正在复辟。合众国际社高级编辑史密斯发表的文章，法中友好协会主席夏尔•贝特兰在国际上颇有影响的《辞职书》，美国革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阿瓦基安在其著作中的论述，都持这种观点。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海外学者特别是西方那些“左派”学者受到很大震动。因为他们过去一直赞扬“文化大革命”，崇尚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现在中国改变了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对毛泽东思想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他们感到很尴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观点。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和对中国自1979年以来发表的以前未曾公开的毛泽东著作及其他有关文件的研究，他们渐渐摆脱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幻觉，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开始重新评价毛泽东思想，写出一些更有深度和力度的学术著作。表面上看，这个阶段海外的毛泽东研究热大大降温，著述剧减，而实质上对毛泽东的研究更趋于深入。
[17] Roderick MacFarquhar,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5: The People's Republic, Part 2: Revolutions with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66-198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irst Edition (November 29, 1991)
[18] Stuart R. Schram，“Mao Studies: retrospect and prospect”，No.97（1984）, The China Quarterly.
[19] John Bryan Starr，“`Good Mao', `Bad Mao': Mao Studies and the Re-Evaluation of Mao's Political Thought”.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16 (Jul., 1986), pp. 1-6.
[20] Nick Knight，“The Marxism of Mao Zedong: Empiricism and Discourse in the Field of Mao Studies”.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16 (Jul., 1986), pp. 7-22.
[21] Stuart R. Schram, The Thought of Mao Zedo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206.
[22] 该书由麦克法考尔(Roderick MacFarquhar)、齐慕实(Timothy Cheek)和吴文津(Eugene Wu)主编，谷梅(Merle Goldman)和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等资深学者参加，1989年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为“导论”和“文献”两个部分，前一部分由麦克法考尔、史华慈、谷梅、吴文津、齐慕实五位学者分别撰写的导读性论文组成；后一部分由毛泽东1957年到1958年间的19篇讲话组成，其中“百花运动”时期的讲话14篇，“大跃进”时期的讲话5篇。
[23] Benjamin I. Schwartz, “Thought on the Late Mao——Between Total Redemption and Utter Frustration”, in The Secret Speeches of Chairman Mao.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1989, pp19-38.
[24] Stuart R. Schram, “Mao Zedong a Hundred Years on the Legacy of a Ruler”,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37. March, 1994. pp. 125-143.
[25] Arif Dirlik,Paul Healy and Nick Knight ed.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Mao Zedong' Thought.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1997.
[26] 参见萧延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趋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27] Stuart Schram, ed., Mao's Road to Power: Revolutionary Writings 1912-1949, 10 Volumes Armonk: M. E. Sharpe, 1992-2004.
[28] 2005年，英国乔纳森•凯普出版社推出了张戎和乔•哈利戴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英文版）一书，一时间引起“巨大轰动”，随后台湾出版了繁体中文版，同时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海外发行铺天盖地。《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虽然禁止在中国大陆出版，但网上亦出现PDF版本和各种评价信息。由于该书在史实和观点上存在过于明显的常识错误和情绪偏见，中国大陆的专业研究者一般感觉“意思不大”，不愿直接对其进行学术评价。但在西方学界，专家学者相继发表评论，对该书的写作方法和结论感到震惊，展开了辩论。
[29] 班国瑞（Gregor Benton），1944年出生于英国，1968年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获文学士学位；1970年获硕士学位，主修现代中国史；1979年获英国里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The origins and early growth of the New Fourth Army, 1934-1941”。1978--1989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人类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担任副教授。1989--1999年担任里兹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1999年起担任威尔斯卡迪夫大学历史与考古学系教授。精通英文、中文、荷兰文和威尔斯文，也通晓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曾以多种语文撰写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论文刊登于西方学术期刊及书章中。他对中国共产党史、中国革命史、红军史、中国托洛斯基派人物如陈独秀、郑超麟和王西凡等人有深入研究。主要的英文著作有《新四军》（New Fourth Army），《遍山战火》（Mountain fires），《野百合，燎原火》（Wild lily, prairie fire）等，其中《野百合，燎原火》曾获1992年度最佳“中国历史书籍”奖。
[30] 《传记还是杜撰》一书由1篇序言、1篇后记和14篇评价论文组成，均出自从事中国政治研究的国际知名专家之手。虽然各篇评论角度不同，但都是在长期积累、严谨细致的史料鉴别基础之上所提出的严肃论说。作者包括英国威尔士卡迪夫大学历史系教授班国瑞（Gregor Benton），英国利兹大学从事中国社会研究的荣誉退休教授迪莉娅·达文（Delia Davin），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教授齐慕实（Timothy Cheek），英国牛津大学政治学系和亚洲研究中心教授曾锐生（Steven Tsang），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系教授罗德明（Lowell Dittmer），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白杰明（Geremie R. Barmé），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历史所研究员兼所长陈永发（Chen Yung-fa），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仲礼（Alfred Chan），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托马斯·波恩斯坦（Thomas P. Bernstein），澳大利亚悉尼理工学院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戴维·古德曼（David Goodman），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孔子学院教授高默波，美国加州大学圣女克鲁兹分校教授罗伯特·韦尔（Robert Weil）。
[31] 如本杰明•史华慈的《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崛起》初版于1952年，因其开创性地提出了“毛主义”（Maoism）的概念，不仅使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独创性”凸现出来，而且成为西方毛泽东研究的一个重要范式，产生了极大影响。详见Benjamin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 the Rise of Mao.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32] [英]菲利浦•肖特（PHILIP SHORT）著，仝小秋、杨小榄、张爱茹译：《毛泽东传》，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
[33] [俄]尼·特·费德林、伊·弗·科瓦廖夫等著，彭卓吾译：《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交往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
[34] 亚历山大·潘佐夫（ALEXANDER VADIMOVICH PANTSOV）， 1955年生于前苏联莫斯科。1978年在莫斯科国家大学亚非学院获学士学位；1983年在前苏联社会科学院世界劳工运动研究所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94年于同一研究所获历史学与比较政治学博士学位。1989 ~1993年任俄国莫斯科对外关系研究所教授， 1994~1998年任美国扬斯顿州立大学（Youngstown State University）和迪保罗大学（DePaul University）访问教授，现任美国俄亥俄州首府大学（Capital University）教授。
[35] 潘佐夫教授的俄文著作《毛泽东》长达867页，曾获俄罗斯2007年度竞争桂冠最佳图书奖。该书是数十年来俄国毛泽东研究的重要成果，不仅在俄国国内影响巨大，而且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毛泽东》全书共分9章，分别是：一、“东方恩人”；二、怎么办？三、民族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四、武装与暴力；五、领袖的诞生；六、“形式与结果”；七、中国的斯大林主义；八、从斯大林化到毛泽东化；九、晚年岁月。
此书是一部全面反应毛泽东生平的传记性著作，由于作者本人的俄国文化血统、西方教育背景和中国研究经历，使其能自如地在各种文化脉络中寻找会合点，从而以独特的方式透视毛泽东。特别是在中俄关系的背景下，展现毛泽东与斯大林以及赫鲁晓夫之间的微妙关系，进而深入地体味中国和前苏联这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之间的关系，是一般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所难以相比的。
[36] Maurice Meisner, Mao Zedong : A Political and Intellectual Portrai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7.
[37] Nick Knight, Rethinking Mao: Explorations in Mao Zedong's Thought,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7.
[38] Gregor Benton, ed., Mao Zedo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 Routledge, 2007
[39] 转引自：唐正芒、崔秀凯：《新世纪以来国内外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述评》，《毛泽东思想研究》2011第3期。
[40] 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是欧洲著名的中国史学家，瑞典隆得大学（Lund University）中文系教授，专攻中国文革史研究。他1972年开始学中文，操纯正“京腔”，被誉为“语言天才”，曾多次到中国各大学访问、交流，致力于收集一手历史材料。1988年加入哈佛大学博士后项目，1992年开始同麦克法夸尔合作撰写文革通史。
[41] MacFarquhar，Roderick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42] [美]麦克法夸尔、[瑞典]沈迈克著，关心译，唐少杰校：《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中文简体版）》，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9，前言第18页。
[43] Andrew Bingham Kennedy,“Can the Weak Defeat the Strong? Mao's Evolving Approach to Asymmetric Warfare in Yan'an”, The China Quarterly, Vol.196. December, 2008.
[44] 关于“毛主义”原创性的论争是在《中国季刊》展开的，共有4篇文章，分别是魏特夫的《“毛主义”的传说》（第一、第二部分，1960），史华慈的《“‘毛主义’传说”的传说》（1960），魏特夫与史华慈的答复《“毛主义”－“传说”还是“传说的‘传说’”》（1960），以及夏德马的《“毛主义”的本质》（1960）。详见：WITTFOGEL, KARL A.，“The Legend of ‘Maoism’”，Parts 1 & 2, Nos. 1 & 2（1960）；SCHWARTZ, BENJAMIN, “The Legend of the" Legend of ' Maoism '”, No.2（1960）；WITTFOGEL, KARL A. and SCHWARTZ, BENJAMIN, “‘Maoism’-‘ Legend’or ‘Legend of a Legend ’”? ，No.4（1960）；SJAARDEMA, HENRYK, “The Essence of‘Maoism’”， No.4（1960）, The China Quarterly.
[45] 这次争论是以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副教授R·佩弗和密执安大学社会学系的A·沃尔德为首的“左派”同以哈佛大学历史与政治学教授史华慈、威斯康星大学历史学教授M·迈斯纳和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政治学教授S·施拉姆为首的自由派之间进行的。
[46] 佩弗在《近代中国》1976年第4期上发表《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中的毛与马克思——对“中国研究领域”的批判及对这个问题的初步重新评价》一文，针对史华慈、施拉姆等人割裂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的联系的观点，提出毛泽东思想是从丰富而又灵活的马列主义传统演变而来，是一种以在中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为目标的革命发展战略。
[47] 沃尔德在《近代中国》1977年第1、2期上发表《马克思主义、毛主义与社会变化：重新研究毛的战略及思想中的“唯意志论”》一文，反对施拉姆、迈斯纳等人把毛泽东思想与“唯意志论”联系起来，指出马克思和毛泽东都认为生产关系深刻地影响着人的活动，而毛泽东又认为人类意识最终变化之前必须改革生产关系，因此他远远不是一个“唯意志论者”。
[48] 佩弗和沃尔德的观点得到了华盛顿大学国际发展计划第二主任M·塞尔登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兼巴德尔学院政府学副教授S·安多斯的支持
[49] 史华慈在《再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答复》一文中争辩说：“列宁主义出现前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五四期间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国情是没有直接的关联与吸引力的，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才把马克思主义与普遍的‘亚细亚愤怒’联系起来的”；而且以后中国共产主义沿着毛主义路线发展，已经“不能简单地在马列主义狭窄的结构中来加以解释了”。史华慈还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是一个通过时间和空间而“瓦解”和“解体”的过程。“中国保存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标签，但内容没有了。”
[50] 施拉姆在其《对佩弗一沃尔德在中国研究中的“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中，仍然认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真正根源是列宁主义，但他在答复佩弗的批评时承认：他早期著作中“过分强调了毛与马克思之间的鸿沟”，而“整个地观察毛的思想”，他发现“毛一生最后25年的思想，在许多方面更大得多地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51] 迈斯纳在《学术传统中的毛与马克思》一文中则坚持认为，毛泽东思想与民粹主义有某些相似之处，而与列宁主义有某些不同之处，是一种“日益增长的乌托邦主义”。
[52]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Contemporary China Centr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主办，1979年创刊。1979至1995年期间，刊名为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封面名为《澳中》。1995年后更名为The China Journal，封面名为《中国研究》。主要研究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当代事务，包括中国共产党史研究。每年出两期，栏目包括论文、书评（较多）。
[5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室编译处：《西方学者论毛泽东思想》，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第403页。
[54] [美]莫里斯.迈斯纳著，张宁、陈铭康等译：《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第45页。
[55] 萧延中主编：《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一卷·序言）》，中国工人出版社，1998，第2页。
[56] [美]特里尔：《毛泽东传》，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9，第462页。
[57] [美]派伊：《文化大革命的再评价》，《中国季刊》1986(冬季号) ，第269页。
[58] 新华通讯社编译：《举世悼念毛泽东主席》，人民出版社，1978，第432页。
[59] [英]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第1页。
[60] [英]施拉姆：《毛泽东百年：一位统治者的遗产》，《中国季刊》1994 (春季号) ，第131页。
[61] [美]德里克著，邓正来译：《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第11期。
[62] [美]特里尔著，胡为雄、郑玉臣译：《毛泽东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第496页。
[63] [美]特里尔著，刘路新等译：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第526页。
[64] 本部分内容参见：成龙《国外毛泽东历史遗产30年研究述要》，《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年第2期。
[65] [美]怀利：《毛主义的出现:毛泽东、陈伯达及其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载萧延中主编《传说的传说》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第608页。
[66] 转引自赵勇、李睿青：《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历史进程及特点》，《上海党史与党建》2001年第12期。
[67] [美]布兰特利.沃马克著，霍伟岸、刘晨译：《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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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2-31 11:54: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