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利兵《阅档读史：北方农村的集体化时代》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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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利兵《阅档读史：北方农村的集体化时代》出版座谈会录音整理稿

作者：常利兵整理 文章来源：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中心常利兵惠  更新时间：2011年12月03日

《阅档读史：北方农村的集体化时代》，行龙、马维强、常利兵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38.00元


2010年10月，北大出版社举办《阅档读史：北方农村的集体化时代》出版座谈会，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作了录音整理，全文如下：

李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史研究所研究员）：

　　看了书之后，感觉是，几年前去中心，就有一个愿望，搜集资料，怎么用好，当时提出怎么管好、用好，是面对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农村什么纸质都有，借出去，复印几次，可能就把档案毁了，或者经常翻阅，恐怕也不行。所以当时提议，想办法电子化，非常急迫的事情。需要很大的一笔投入，也不容易。

　　但是看到书之后，他们已经走出了第一步，采取这种方式，把辛苦劳动的成果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展示出来，确实是“阅档读史”，这四个字非常准确反映了这本书中的内容。

　　我们知道，山大社会史研究中心，一直以来，是由行龙教授带领，采取自下而上，田野与文献相结合，这种研究方式，从事社会史研究。就是以民间档案、农村档案搜集为基础，等于是这两种工作相结合，支撑了他们的业绩。

　　这些年来，应当说他们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很有影响的成果，在社会史学界是独树一帜的，至少是一个基地之一。

　　我感觉，这本书由两个感触：第一个是，这个书非常巧妙的，把非常典型的存档，结合其他文献，把它们串起来，非常生动全面地展示了一个由中共领导的一个集体化过程，就像行龙教授说的那样，从根据地的互助组开始，一直到人民公社，80年代的解体，方方面面都涵盖了。

　　第二个特点，它有工具书的作用。通过看书中的档案资料，有的提要性的，有点是录入，这些选取的档案都是典型的，类似的会很多，这样的话，我们如果想了解某一事件，某一段的历史的话，都可以到山大社会史研究中心去看，会有很大的收获，对于初学者，对搞社会史专业不久的学者来说，会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再一个，这本新书体现了田野调查与文献结合的特色，特别是体现到自下而上的这一研究观念。我感觉，我们平时看到的党史、国史研究，更多的都是自上而下的阐述方式，会议，文件，大事件，结合一些人物，我们很少去考察民间基层的情况，政策的落实情况，以及下面与上面的互动情况，我想这本书起到的一个作用，揭示了一个社会史应该有的研究方法，改变了我们过去史学阐释的范式，这一点对我们感触很深，而且这一书也不是完完全全的自下而上，而是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在一起，也提供了一些文献文件，每一段都有很好的提要，概括这一段历史过程，用词很准确。

　　这一工作开展的第一步，很好，看了这一本书，搞社会史，国史专业的，都会很向往山大社会史中心，去看这一批研究资料。希望看到今后能有更多的成果问世，多多合作，从这一点看到当代社会史逐步迈出扎实的一步。

　　最后，有一点感觉不解渴的地方，作为社会史，好像涉及民众生计的资料少了一点，如果在今后能更多披露这些方面的资料，可能会更满足研究的需要。

朱汉国（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感触有两个方面：书名，题目起的很好，强调档案资料的重要，这几年来山大社会史中心做的很多工作，对社会史研究很重要。资料的搜集和整理，非常好的工作，这是搜集资料的一个成果。
　　第二个，如何来研究社会史。怎么做的，这本书对如何研究社会史，一个启示，就是从自己做起，让人家领会什么是社会史。社会史研究不可能全面地去反映社会，这本书给人的感觉是，知道如何去做社会史研究，尽管它展示的不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史，但是它能让读者知道如何去做社会史研究。

　　不足的地方是，书中反映的不全面，反映的是一部分资料，当然这可能是山大社会史中心收藏的大量资料中的很小的一部分。书名中，如果改为“阅档悟史”的话，可能会更吸引人些，就是要通过阅读档案资料，每一个人都会去感悟历史，认识历史，尽管每个人的认识不一样的，但是都会根据这些档案资料去想象那一段历史。

　　最后，我相信山大社会史中心在行龙教授的带领下，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夏明方（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了“新史学”的文章，引发了中国史学上一场革命。在新史学中，梁启超说的几句话，“四弊”，把这几句话套在山大的工作上，实际上是基本秉承了新史学的革命精神。梁启超的新史学革命精神，一般理解是，史观上的变化，史学观念的巨大变革，这才是新史学。实际上，梁启超所谓的史学革命，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史观的革命，另一个是史料的革命，而我们往往忽略了这一点，忽略了史料在新史学上所起的作用。根据他们的理解，史料革命，一个就是疑古，来重新对中国历史上的文献进行解读，把一些经典变成的历史资料，或者对以往的资料进行批判性的质疑，获得对史料的一种新的解释。这是疑古，故纸堆里找的。还有一种，对地底下的资料进行挖掘，就是考古，在地底下寻找资料，通过考古资料，以实物来印证纸张上的资料，两者相得益彰。实际上，还有一个方面，民国以后，做社会调查，到民间去，除了所谓的经济学、社会学等外，还有就是去发现历史文献资料，比如现在的华南学派，历史人类学研究，都可以在民国找到影子，还有北大民国时期的歌谣搜集研究，就是一种对资料的搜集。这样的话，史料革命，在我看来，有三个渠道，疑古、考古，到民间去搜集，或者可以说，查资料，地底下挖资料，还有一个通过质疑来寻找新的资料。这样的一种史料革命，反过来，才会使得我们史观上的革命，或者历史撰述方面的革命，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那么，上面这样一些个东西，到了我们所谓的集体化时代，这个时期的历史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能更多的强调上层的历史，革命的历史，阶级斗争方面的历史。那么，看了这本书以后，我发现，新史学在史料革命方面的东西，在“被教条化了”的这样一个革命史研究里面，或者革命实践的过程里面，它也有了。比如书中四清方面，搞的“四史”，有家史，村史，社史，厂史，里面有大量调查，都是以往的，如阶级成分、阶级分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梁启超倡导的，被后来的人所实践的，在被教条化了的革命史中也有，只是受意识形态的束缚，它把新史学，本来是充满活力的东西，走向了另外的反面了。

　　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方面有了很大的突破，社会史，历史人类学，各式各样的新的历史出现，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才使得以往的新史学再一次获得了解放。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对民间资料的搜集和挖掘，既是对梁启超新史学精神的一个继承，也是对过往历史的一个突破。所以，不完全是山大，整个史学界都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有的是以个人之力，有的以课题形式，有的是借助机构个力量，而行龙教授他们做的很有特色。如进村找庙，搜集到了很多碑刻资料，但是更多的资料都是他们自己所用，没向史学界公布，只是供他们自己所用，没让大家都加入到研究的过程中来，所以资料搜集过程也有一个资料共享的问题。这也是他们不同的一个方面。

　　而行教授的这本书，实际上展示的是一个资料共享的做法。现在的问题是，今后我们如何共同的来利用这批资料。这样一个时代，在我看来，是人类历史上，世界历史上，一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就是集体化，它曾经非常成功，后来也遭受了很大的挫折和失败，再到后来它也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型，那么，对这样的一个历史事件，对它进行系统的深入的讨论的话，那么，对于我们重新理解它，这一段历史，有的叫它革命史，国史，都会有好处的。那么，这个从哪里开始呢，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缺，不缺史观，有的搞唯物史观，还有其他史观，都不缺。我们缺的可能更多的，尤其是对当代史而言，更多的真正是从基层挖掘资料。可以说，我们现在也在面临一个史料革命的问题，就是如何面对十分丰富的史料，如何搜集好，管理好，进行电子化的处理。

金以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社会史研究过于碎片化。这本书谈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北方农村的集体化时代，这真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一个大的问题，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变化中，到底一个基层社会是怎么变的。以前，更多地关注的是政治上的宏大叙事，而我个人做政治史，往往喜欢这种宏大，但对社会史，碎片化的社会史 ，读了，不解渴，没有给我更好的深入的体会。而这本书呢，谈社会史，从最基层角度谈，完全是基层档案文献来谈，而且是我们长期熟视无睹的档案文献来谈，这些档案文献，大家可能都看过，甚至还有很多亲历者，它怎么来呈现四十年来一个农业社会怎么逐步在转型中的过程，这个非常有意思，可以弥补我们政治史研究中的缺陷。现在做社会文化史，政治史边缘化了，尤其在西方社会。这样作的一种社会史，对政治史研究很好的补充。 高层的政治权力，希望达到的理想，无论是共产党、国民党也好，在基层社会实践中怎样表达的。它的利弊得失，看了这本书，应该有很深的感受。读完之后，仍然有不解渴的地方，如前述各位老师所言，档案呈现的还不够。

　　这本书，史学工作者，读起来有趣，一般读者，喜欢读。对于史学工作者，这些以目录或者封面呈现的档案文献不解渴。这些档案，能不能压成盘，附在书中，呈现给读者。毕竟历史研究者，需要的是资料集。研究过程中，作当代史，涉及隐私问题。具体研究实践中，解决隐私问题。完全的、全部的数字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怎么把这些资料提供给学界，让大家共同使用。档案史料记载的内容，在北方社会集体化道路中如何运作的。不仅对一般读者有帮助，对史学工作者深入研究者，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仲伟民（清华大学学报编辑）：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本书。感谢行龙教授，大公无私的精神，很少有人还未作研究，就将所掌握的资料公布出来，供学界使用。根据行龙教授前言所叙，本书似乎为档案汇编，从封面“著”可见一斑。但此书似乎不完全为档案，亦不完全是专著。著者似乎想把原始材料充分吸收之后，提供研究者带有研究性质的资料。这个想法很好。将来可以这样做，中心搜集材料很多，可以进行分类。如研究集体化时代，山西农民生活水平，这方面材料很多。哪个村、镇档案资料比较多，集中归于一块，这就是研究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民生活水平最好的资料。真正档案分批分类的整理出来，可能会很难。

　　建议：档案呈现在这个地方，研究归研究，档案归档案。前言部分，有些简单。本书中“大锅饭”材料，归纳，更多沿用了教科书说法。这段时间回过头来看，很多值得商榷、批判和反思的东西。本书中，前言话中，比如“大炼钢铁”，等等。

兰林友（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田野调查，民族学去口头访谈，社会史寻找档案资料。看完书，时间和事件为交点，把这些琐碎、枯燥材料，串联成一本书，需要很大的耐力，很强的精力来作这个事情。可学的东西很多，像贺萧《危险的愉悦》感觉，让底层人怎么说话。从这些图、材料看曾经我们的祖先、父母辈曾经有这样一段历史。有些知识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某些人有就行了，这本书多多少少有这样效果。技术性方面，还有可以继续做得工作，图有些小了，不必要全部附图。有点为证明而证明，来源注明一下，点点之间有些比较。第二个，文本设计，借鉴人类学，诸如《陈村》的故事，它主要是根据逃亡人的口述，这些口述史料与《阅档读史》档案结合起来书写。借人类学文本，加导论，中间叙述性的史料，最后加结论。更多体现“阅档读史”的味道，而不是“存档留史”的味道。

李文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主要谈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大问题，一个小问题。大的方面，就是社会史；社会史的研究和发展，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历史学最重要的表现。社会史的发展，不仅仅拓宽了研究领域，反映了很多更深的问题。比如大的学术环境变化，历史学某种观念上的变化，有这个根据，社会史非常快发展，取得很好的成绩。但是，我自己感觉，在社会史发展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与此书有关，此书避免了我提到的三个问题。

　　社会史研究中值得注意的问题：表面化、碎片化、生活化。表面化，社会史研究脱离大的历史环境，脱离经济、政治，就社会现象谈社会现象，大大影响了社会史研究的深度。过去我们的一个老前辈何兹全先生说过：“我赞成研究社会史，很热，很好。但我认为有个注意的地方，完全脱离了政治，这不可能，不可以的。”任何社会现象脱离了大的环境，都是说不清楚的，也是不可能说清楚的。

　　碎片化，缺乏宏观的思考，历史碎片化了。缺乏宏观的历史思考，所以很多问题说不清楚。

　　生活化，社会史简单理解为社会生活史，仅仅关注衣食住行、烧香拜佛，这些类的东西。好像更大的题材不是社会史关注的问题。

　　我觉得这些问题，是社会史研究进一步发展繁荣，需要值得注意的问题。为什么说这一段呢，与这本书有关系。这本书很大程度克服了，或者说注意到避免前述三个缺点。

　　这本书是很特别的书，“非驴非马”，说资料书，不是资料书，不承担向大家提供史料任务。尽管书名是阅档读史，但不公布历史档案。从编的本身而言，不承担这个任务。按资料书要求，读起来不解渴。其次，它也不是通史性的学术著作，并不写北方农村集体化历史，很多应该说得没有说，并没有提供历史描述；不能责备它，它不是写一部历史的，从哪个方面来说不满足。但是，我觉得这也正是这本书的特色，很赞赏。历史学著作中，很少有这样的书，可能很难进行归类。它不是系统资料书，不是完整的学术性历史著作，而是一种典型解剖、点线结合，引导大家入门的这么一本著作。举出典型例子，了解这些东西，研究它。正因为“非驴非马”，我比较赞赏，因为很多创新就是从“非驴非马”开始的。当然，将来另外要编辑新的集体化资料，系统地编辑，那是另外一回事。另外一部历史著作，另外去写。说实话，拿到这本书，还没看到的时候，心里打鼓，心里忐忑，不知道这本书怎么写。这段历史，特别关于集体化历史，现实生活中，对那段历史有争议。在国史研究中，对集体化的历史，可以说，否定的、批评的，写的一团漆黑、一无是处的观点很多很多。几乎每个问题，彻底否定的非常多。

　　所以担心，写这么个敏感的问题，怎么写。看完之后，在当前社会风气、学术环境，能够用这样态度、平和心态、这样的学风来写，非常难得。它是一部严肃认真，实事求是，非常有学术价值的著作。
　　如果说这部书有什么优点，我认为它主要有三个优点，真实可信、生动具体、客观公正。我记得北宋历史学家吴缜说，一部好的历史研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事实、褒贬、文采”。事实,就是有怎样的事实，写怎样的一本书；褒贬，因事实而寓惩劝、褒贬公平；还需要文采。事实准确，褒贬公平，还需要文采，生动具体。按照古人标准，写一部非常好的历史书，需要重要的三个要素。

　　本人没有研究，但是有感性认知。几乎书中几个重大事件，我自己都在农村经历过。1950-1952年，江苏参加土改；1957-1958年，下放锻炼 丰台；1963-1964年，四清，山西五台县；1976-1977年，门头沟，农业学大寨。

　　回头说，我再说这本书，第一个是真实可信。书名阅档读史，所有材料，都是中心搜集的农村基层档案。 既有地方政府的决定、公告、通知、命令、通令、调查报告，工作总结等；又有相关单位的生产计划、会议记录、工作方案、帐簿、簿册等等；个人的日记、笔记、卡片、心得、体会等等。这些个东西都是非常真实的；它的认识可能有片面，但是它的片面也是真实的片面。加上当时报刊资料，构成资料显著特点，真正原汁原味，第一手的，原生态的资料，没有经过加工的，这样的资料非常好。它非常直接、准确地反映了历史的本来面目，真实面目。

　　第二个优点：生动具体。以往研究这段历史，主要根据中央决策，党和政府的决策活动和举措，分析重大历史事件的是非得失。研究党的文件，政府有关规定，看对错。问题是，中央的决定、方针、政策在基层到底怎么贯彻的，对普通老百姓生活发生怎样的影响。人们直接感受到的变化是哪些东西。

　　中央的政策，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没有后面这一块的清晰，研究不深入。因为中央的决定、文件和现实生活之间很大距离，或者具体化、或者走过头了。研究历史最大问题，就是简单相信文书，以为文书所说的是真实。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研究清朝的历史、民国时期的历史，经常有这个毛病。清政府上谕，以为上谕真实的。其实上谕说的多的，问题没有解决。上谕不仅打折扣，而且永远没有解决的问题。从下面研究历史，这就把历史具体化，极大丰富了历史，充实了历史。中央政策执行，在基层贯彻，对老百姓影响，老百姓根据政策组织生活的。这些才是最根本的最本质的。通过这些具体内容的了解，回头观察、检验、判断中央政策到底怎样，这是最生动的历史实际。这本书重要的特点是眼光向下，关注普通老百姓的生产生活、生产实际，观念变化、心理状态，抓住生动具体的环节。

　　第三有点，总体来说是 客观公正。做到这点，很不容易。这段历史是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影响的重灾区。举一段话来说明这个问题，金冲及先生的一段话：

　　“令人担忧的是，现在有一些书刊，似乎只津津乐道这段历史（头三十年），中消极方面，仿佛这些年，一片黑暗。当年举国上下热气腾腾地建设新社会、新国家，那些激动人心的往事，却抱着奇怪的冷漠态度，认为那都是老一套，不值得一说。有些人甚至把一些道听途说，以致任意编造的故事，当作信史，加以渲染。他们企图留给人们这样的印象，中国共产党在这段时期内，所作的无非是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整了一批人又整一批人，别的没做什么好事。 这种误导，积以时日，可能造成的恶果，从苏联东欧巨变的历史悲剧中，已可以看到不少惊心动魄的事例”。

　　我举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阅档读史》书中讲到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关于这一时期，尤其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口死亡数字的问题。有一本书，书名叫做《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灾荒纪实》：

　　“我参照中外多方面的资料，确认自1958年至1962年期间，中国饿死了3600万人，因饥饿使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是4000万人。饿死的人数加上因饥饿而少出生的人数，总共为7600万人。饿死3600万人的概念，这一数字相当于1945年8月9日，投向长崎原子弹杀伤人数的450倍。这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灾荒都望尘莫及的数字。”

　　为了说明作者自己的说法，还引李文海《中国近代灾荒史系年》认为，1928-1930年，大灾荒死600万。可见，共产党统治下1958-1962，大灾荒死亡3600人，因灾死亡最多的一次。

　　同样的事实，不同人作不同分析。

　　李敖先生说，“有些人攻击大跃进和文革，死了多少人，其实这种谣言，任何人用脑袋想想，就会不攻自破的。譬如，海外说大跃进饿死3000万人，要知道当时中国人口只有6亿，如果饿死3600万人，平均20个人饿死一个，几乎家家有亲戚在大跃进中饿死。如此大量的死亡数字，必引起社会震动。大家回头看看，每100家中有多少家死人。就会知道此种说法何等荒谬。”

　　对重大历史事件，既不有意丑化，一概否定，也不回避错误，回避问题。

　　比如镇压反革命，首先介绍背景，离开这个背景，事实不清晰。如果不讲镇反的必要性，无法理解这个历史。总路线，有很多批评。为什么出现过急，当时急于改变现状。另外一个出发点，建国以来，老百姓生活中的巨大变化，做成功了很多事情，胜利冲昏了头脑，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

　　集体化，大的方面，比较客观。有一段比较讲的比较透“上工一条龙，工作大呼隆”。总的来说，该书避免了一团漆黑，一概否定。直观感受，还是比较客观的。

　　当然，不是一概没有改进的地方。结构上  土改地位应该提升。土改解决了封建生产关系，农民如何生产问题。如果不采取集体化，会产生两极分化，这极大破坏了生产力。       土改是集体化的前提。土改不应该放在互助组下面，增加分量，单独列出来。

田居俭（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史研究所研究员）：

　　读完书，很高兴。别人出书，我很高兴。自己出书，自己高兴。这部书，使我看到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希望和未来。社会史研究角度，探索北方农村集体化时代，作长时段研究，这种探索很可贵。社会史怎么研究，向那个方向发展，给出比较带有启发性的答案。

　　心系社会史，25年前，如何推进学科的研究，纷纷议论这个问题。我作编辑工作，接触很多研究者，在交流过程中，逐渐形成一个共识，改变史学研究三足鼎立，即政治、经济、文化，要复兴社会史研究。在1986年，《历史研究》和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出版社三家，开历史研究讨论会。《历史研究》，一组文章，选发三篇论文。以《历史研究》评论员的身份，写了一个短评，提出“把历史内容还给历史。”这是借用恩格斯的口号，就是想把社会史研究推动起来。

　　社会史研究，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论文、专著不断繁荣。社会史研究，如何把社会史研究，延伸到当代史研究中来。15年前，《中国社会通史》成书，我在《光明日报》，写书评的时候，提出社会史研究应该下延至共和国时代。

　　《历史研究》50年纪念时，第二次呼吁开展当代社会史研究。今天，看到当代社会史研究的成果，特别高兴。25年，心系社会史研究，特别是当代社会史研究。

　　看到同行们，有前进，有开拓，有发展，在当代社会史研究中做出贡献。尽管该书，目前看来，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可以有更大的拓展空间，研究余地。有这样一本书，总比没有强，属于开创性的。今后，当代社会史研究，尽管不能全按行龙教授的一个方法去搞，但起码启发了我们要另辟蹊径，扩大当代社会史研究。

　　最初，从不完善的、笨拙的开始。研究，有这样那样不足，好的开头，有继续和更好的未来。高兴就在此处，社会史研究兴旺发达，后继有人，路子会越走越宽。

　　回顾历史，为了开辟未来。希望当代社会史研究方面，取得更好的成绩，更新的成绩，不仅社会史研究，由社会史研究推动当代史研究，由当代史研究，推动中国史研究。因为历史是连续性的，当代史作为通史断代延续下来。不管从哪个方面，作为中国通史的断代史，作为独立的社会形态，社会史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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