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毛泽东为何发动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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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和研究中，最重要、最困难的问题莫过于“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对这个问题的任何解答都避免不了不确定性和冒险性，因为这涉及到毛泽东的真实动机，由于毛对此秘而不宣，所有的猜测都缺乏证据，如果想从毛本人和毛派宣传机器的阐述中得出结论，那么一定存在上当受骗的可能性。

我们只能根据一些重要事实、与文革相关的历史、社会条件，以及毛泽东的一贯做法和思路进行分析和推断。

对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这个问题，回答大致有三种。

一种认为文革起源于毛泽东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官僚的路线和政策分歧，毛不能听任修正主义者把中国带向背离革命初衷的资本主义，决心发动文革打倒这些人，拨正革命的航向。与此类似的解释说出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想和继续革命的决心，有人相信“防修反修”的说法，认为因为修正主义的根子在人们心中，因此文革的主要目的是造就一代新人。富勒尔认为文革产生的原因是毛泽东极为敌视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明显的社会分化，毛担心如果听任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差别越来越大，最后党就会失去和群众联系。

第二种则从权利斗争的角度来分析文革的起因。西蒙·勒斯在其《主席的新衣：毛与文化革命》中认为：

“文化大革命”，除了名称，毫无革命可言，除了当初计谋上的借口，毫无文化可言，这是高层一小撮人之间在虚构的群众运动的烟幕之后进行的权力斗争。毛大权旁落，正是为了重新获得权力，他发动了文革。

格尔曼说，毛泽东发现党内从上到下都对他不忠实，因此决定清洗。他还要通过运动来制造一种严峻气氛，使党内决不存在反对派，大家都对他顶礼膜拜，使得即使在他死后，党也要可靠地实施他的革命蓝图。

较多的人持第三种解释，认为意识形态、政策分歧与权力斗争交织在一起。《中国的文革》一书的作者杜特认为，文革中发生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在其他国家也是这样。当国家面临紧迫问题时，领导人之间对于采取什么政策肯定有分歧，而分歧往往发展为尖锐而不可调和，因为这常常和个人尊严与权力密切相关。如果领导人意志坚强、固执己见，或者以自我为中心、疑心、有自大狂，那么上层领导就会分裂。中国人熟知的文革研究者麦克法夸尔的观点也属于这一类，他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详尽分析了自1956年之后，特别是大跃进失败之后中共最高层的政策分歧，说明这种分歧不可避免要导致权力斗争。

我的看法与第三种解释相近。虽然在中共七大之后，毛泽东和刘少奇成了政治上的搭档，刘被确立为毛的助手和接班人，但在刚夺得政权之后两人就发生了分歧，刘要巩固和发展新民主主义，毛则毁弃公开宣布过的政治纲领，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改造。毛对刘非常不满，早早就产生了换马的念头，只不过高岗把毛交付的事情办坏了，刘才继续在位。而刘少奇收拾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留下的烂摊子相当成功，毛感到忧虑和大权旁落，并怀疑刘在他死后(甚至生前)要对他作赫鲁晓夫反斯大林那样的报告，毛发动文革来将刘铲除。

这个观点在赵家梁(高岗的秘书和高岗管教工作组组长)所著《高岗在北京》一书中得到证实，赵说：“早在建国初期，毛泽东与刘少奇关于建国方略的意见分歧日深，因而产生不满，并开始考虑新的助手和接班人。”该书还披露说，毛让高岗亲自去查阅东北的敌伪档案，了解20年代刘少奇被捕后的表现。我们知道，文革中加给刘少奇的罪名是“叛徒、内奸、工贼”，而材料的搜集和准备10多年前已经开始，毛的深谋远虑真是了不得。

毛把刘视为党内高层中睡在自己身旁的赫鲁晓夫式人物，说来话长。

斯大林死后，毛认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头号领袖的交椅该轮到他来坐了。从个人经历、威望，在本国革命中的领导作用等方面看，苏联新领袖赫鲁晓夫不在话下，唯一的问题是比经济实力，中国远不如苏联。于是毛发动了大跃进，表面上是要赶超英国，实际上是要在经济上与苏联并驾齐驱。大跃进以惨败告终，彭德怀提出意见被毛当成是向自己的地位和权威挑战，就像赫鲁晓夫向斯大林的权威挑战一样。1962年中共召开七千人大会，刘少奇的务实路线得到党内多数认可，这时彭德怀写长信请求审查自己的问题，刘少奇说了一些对彭德怀有利的话，毛于是把刘少奇也当成赫鲁晓夫，认定他要为彭德怀翻案。毛发动文革，就是要先发制人，除掉有可能清算自己错误的所谓“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

以上观点，早在1967年由弗朗茨·迈克尔在其研究文革的“权力之争”一文中提出，前《人民日报》副主编，一度深得毛泽东欣赏的王若水在1996年为纪念文革发动30周年而发表的“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中，也作了相同的表述。

以上解释了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的主观动机，但还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毛不采用惯常的党内斗争的方法，宣布刘少奇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或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头子，撤销他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呢?

毛之所以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而不通过惯常的党内斗争方式和组织手段剥夺刘的权力，是因为他在组织上未见得占优势。由于毛发动的大跃进遭到惨败，刘少奇等人的经济调整方针大见成效，刘和他的同僚在党组织中的权力越来越大，毛不能通过诸如政治局会议，中央全会和党代会把刘干掉。这也是自1956年中共八大之后，毛一直推迟不召开九大的原因(按照党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应5年一次)。相反，刘正是利用正常的组织手段和运作程序逐渐侵蚀毛的权力。

仔细分析一下毛、刘之间的交锋，可以发现，毛依仗他在历史上形成的权威，当与刘发生分歧和斗争时，在正式场合下占上风是不难的。但刘也有对应之计，他退避三舍，表面认输，在路线和方针上屈服而尽力维护自己的地位和队伍，然后重振旗鼓、卷土重来。刘可以轻易地、违心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他可以降职，但有东山再起的可能。在中共党内斗争中，什么“甄别”、“纠偏”、“平反”之类的事屡见不鲜，而毛利用组织手段整刘，充其量以撤职了事，他若要将刘“斗倒斗臭”，彻底打倒，使其“永世不得翻身”，只能采取另外的方式。

党内斗争的经验还表明，通过上层斗争，毛只能清洗个别政治对手，而不能刷掉一大批人。当毛发动文革时，他年事已高，他不会有太多的时间清洗刘少奇大大小小的余党，自上而下的夺权对他是太费时间了。正如他在1967年2月3日对阿尔巴尼亚的来访者卡博和巴庐库所说的那样，他以前只是解决个别问题，个别人，这不解决根本问题，文革是他找到的一种新方式，自下而上地进行公开、全面的斗争。也正如伯雷汉所断言的：“毛对于从上而下地对党作清洗的结果不满意，他锻造了新的武器——红卫兵，以进行自下而上的清洗。”

从个人气质和革命斗争经验方面看，毛比刘更喜好和善于利用大规模群众斗争这种形式，他是“个人魅力型”领袖。毛天性讨厌官僚体制，反对秩序，喜欢打破常规的无序状况。他最喜欢用来刻画自己性格的话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善于制造天下大乱，在混乱中驾驭群众，利用局势。毛虽然因退居二线而在组织方面占下风，但由于历史原因，由于自50年代后期起党内越来越厉害的个人崇拜风气和家长制倾向，毛的个人份量是刘远远不及的，他在不能透过党的官僚体制贯彻意志时，可以直接诉诸于群众，利用计谋获得人民的广泛、狂热支持。在群众运动中，他轻松自如、左右逢源，而刘像个力不从心的救火队员，最后引火烧身。在彻底抛弃了党章国法，砸烂各级党组织之后，刘象晾在岸上的鱼，任毛摆布。

刘少奇的最终结局不仅是失去权力、被剥夺了职位，而且是被整死，这才是彻底除掉了毛泽东的心腹大患。常规的党内斗争做不到这一点，只有在混乱的运动状态中才做得到。


（来源:影响力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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