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志新 红学：毛泽东在1954年春夏

tuffy05

红学：毛泽东在1954年春夏

董志新


黄安年的博客/2014年8月26日发布

这里发布原白山出版社总编辑、编审董志新将军的文章《红学：毛泽东在1954年春夏》，原载《曹雪芹研究》2014年第2期第125-138页。感谢董志气新将军惠寄。注释在发表是改为页下注，照片放在第129页。


************************************

提要  毛泽东发起和推动的1954年秋天“批俞评红”大讨论，可谓渊源有自。追寻那场至今聚讼纷纭大讨论的来龙去脉，回顾一下毛泽东1954年春夏关于红学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是十分有益的。1954年春夏两季，毛泽东、胡适、俞平伯、李希凡、蓝翎从各自的起点出发，清晰地划出红学思想前行的轨迹。两种红学观的交锋势所难免。事情就是这样偶然，也是这样必然。红学的历史变更走近临界点！

  关键词 “批俞评红” 毛泽东  1954年春夏  红学思想轨迹

**********************************


毛泽东的红学活动，首推1954年的“批俞评红”。 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写下了一封十分著名又影响深远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从而开始了一场从红学界、文学界扩大到学术界、文化界的大讨论。

这封书信，这场讨论，并非毛泽东一时头脑发热的产物，它的产生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

宋代人苏洵说：“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①他表达了事物的出现皆有前兆、皆有必然性的思想。如果追寻1954年秋天开始的那场至今聚讼纷纭的大讨论的来龙去脉，回顾一下毛泽东1954年春夏关于红学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是十分有益的，有助于知晓事情的原委。

“多少年来，很多人研究它，并没有真懂”

毛泽东是一位文化建设意识很强的政治家和革命家。他写词批评封建时代的秦皇汉武和唐宗宋祖，说他们“略输文釆”“稍逊风骚”②，即疏于文治，也是一个证明。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战火硝烟的远去，政权的逐渐筑固，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全面而深人地进行，毛泽东进一步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包括在学术思想领域领导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

对红学的发展建设，他也贯注了一种始终不竭的热情。

  我们还是先回到1954年的春天。

1953年12月27日至1954年3月14日，毛泽东在浙江杭州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此次外出，随行人员有胡乔木、陈伯达、罗瑞卿、田家英、叶子龙，及摄影师侯波，警卫人员有孙勇、李银桥、李德华、张仙朋、李家骥、赵鹤桐、王振海等，当地浙江省领导人谭启龙等。

毛泽东在杭州，多数时间住在西湖刘庄。起草《宪法》时，工作有张有弛，偶尔也爬爬山，或外出视察，以便调解精力。

据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十二年的专职摄影师侯波回忆：

毛泽东每次爬山，我差不多都跟随着。跟着毛泽东爬山，是我和他在一块时最愉快的时刻。他不喜欢人搀扶，拿着一根竹杆当手杖，说这是他的“第三条腿”。他边走边和我们聊天，了解我们每个人的学习情况、生活情况，提出很多问题让大家回答，给人家讲一些知识性和趣味性的问题，古今中外，天南地北都有，引发大家读书学习的兴趣。他谈笑风生，大伙也无拘无束。这种时候，他是我们慈爱的长辈，是我们敬重的老师。有一次爬五云山，我紧跟在他后面，他就跟我聊起来。

“你最近看什么书?”“看《红楼梦》。”我说。那年正兴“红楼梦热”。好象不知道《红楼梦》就是落后了似的，我以前没看过，就借了一部带在身边看。“看得懂吗?”他接着问。“看故事呗。”“要好好看，看三遍、五遍!”“看三遍?我一遍还没看完呢。”“哎，要仔细看喽！那样的家庭，那些人，你们可没看到过……”

侯波接着回忆：

“他给我讲，《红楼梦》是一部社会政冶小说，读懂它，就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了。”③

据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十三年的卫士张仙朋回忆：  

（1954年）3月10日上午，主席一早起来就招呼我们，说今天要去登北高峰，叫我们把他要看的书和文件都带上。因为主席到杭州后，经常爬山锻炼，而且爱到山顶上去办公和学习。于是我们赶紧做好准备。吃过早饭，我们就出发了。当时，正下着小雨。山高路滑，很不好走，但是主席爬山很有经验，他脚步稳健，节节向高峰攀登。主席一面登山一面和我们说古论今，谈笑风生。他问我们看过《红楼梦》没有?我们回答说看过。主席又问都看了几遍?有的回答看了一遍，有的说看了两遍。主席问站在他身边的一位老大夫看了几遍，老大夫说看了两遍。主席问他看过后有何感想?老大夫想了一下，十分认真地回答说：“我发现贾府的那些人都挺讲卫生的，他们每次饭前都要洗手。”他的话音刚落，主席就大笑起来，我们也都笑了。有的同志开玩笑地说：“老大夫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到处宣传讲卫生。”大家更加笑了。

停了一会，毛泽东对大家说：

“《红楼梦》这部书写得很好，它是讲阶级斗争的，要看五遍才能有发言权。”接着又说：“多少年来，很多人研究它，并没有真懂。”④

听了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评论，随员们当时并不能都理解到位。

张仙朋的感受是：“当时，我们对主席讲《红楼梦》的事并不理解，实际上，主席正在酝酿写一篇重要文章。不久，在这年10月16日，他写出了给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同志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接着发动了一场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伟大斗争。”
据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二十年的卫士、副卫士长、警卫处长孙勇回忆：

1954年3月的一天下午，毛主席在杭州刘庄院内散步。我和李银桥、李德华、张仙朋、李家骥、赵鹤桐、王振海等在场。说话间，毛主席突然问：你们学习得怎么样?在学什么?我同你们说过，要抓紧时间阅读中国四大文学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你们都看了吗?我们回答：都看了。
   毛主席点点头，说：我为什么要你们看这四部书呢?前三部描写的是封建帝王将相争权夺利、相互残杀和欺压人民，反映了封建社会各种矛盾、社会关系、风俗习惯等。我喜欢读《红楼梦》，看了好多遍，越读越想看。为什么?曹雪芹写得好，有血有肉有骨，把人物写活了。我劝你们多读几遍《红楼梦》。我笑着对毛主席说：我已经看了两遍啦。毛主席说：你们不看上五遍就没有发言权!我来考考你们：“瘦死的骆驼也比马大”，孙勇，我问你这是谁说的?我答：这是刘姥姥第一次进大观园对王熙凤说的。下句是：二奶奶，您拔根汗毛也比我们的腰粗哇!毛主席笑着说：你答对啦，还补充了下句。
   毛主席接着问李银桥：“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句话是谁说的?李银桥笑着说：这不是主席你说的吗?毛主席大笑，说：我是借用林黛玉的话讲的。“千里搭席棚没有不散的宴席”，小张，这是谁说的?小张答：是丫环小红讲的。毛主席点了点头，又问：贾府被抄家之后，小红跟谁结婚了?小张思索了一下，摇了摇头，说：不知道。毛主席又问：你们谁知道?小李回答：跟贾芸结婚了。
   毛主席问小李：“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句话是谁说的?小李拍拍脑袋，说：不知道。毛主席又问：你们谁知道?小张答：是王熙凤说的。毛主席又问：小赵，你读了几遍《红楼梦》?书中写了多少人物?小赵答：我看了三遍，书中写的人物太多，我记不清。毛主席又问：你们谁知道?我们都摇头，说：不知道。毛主席笑着告诉我们：共写了三百二十七个人物，性格各异，活灵活现。毛主席接着又问：王振海，你说说刘姥姥是个什么人?她去过几次大观园?小王答：刘姥姥是个农村老太太，她去过三次大观园。
毛主席高兴地说：你们学习得不错，总的讲都回答对了。我为什么要考你们呢?就是让你们认真地下功夫读书，多想多记。《红楼梦》也是写斗争的，有两派：贾母、王夫人、王熙凤、贾政这一派不好，是封建势力的代表；贾宝玉、林黛玉、丫环们是好的，代表进步的一派。你们读了《红楼梦》就知道什么是封建社会。书中写了贪官污吏、皇帝、王爷，写了大小地主和奴隶平民。王夫人害死了金钏、逼死了晴雯；王熙凤活活逼死了尤二姐。谁敢去告状?因为他们是皇亲国戚，你告不倒呀!我说：主席，你的讲解，使我们加深了对《红楼梦》的理解，增长了知识。我们一定按主席的教导，认真读书，多想多记。⑤

这个时段，毛泽东似乎特别喜欢谈《红楼梦》。

3月中旬，他接受浙江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的建议，到浙江绍兴东湖农场视察。同行的有胡乔木、陈伯达、罗瑞卿、谭启龙、田家英、叶子龙及摄影师侯波等人。   

毛泽东的车队直达绍兴东湖农场。视察农场游览东湖之后，一行人便到室内的走廊上小憩。   


毛泽东坐在八仙桌的上方，谭启龙坐在他的右侧。面对东湖胜景，毛泽东与秘书们从科学种田和东湖的景观谈开去，不知不觉又谈起了《红楼梦》，谈起了对《红楼梦》的研究。毛泽东说：

“《红楼梦》不仅是一部文学名著，而且是一部阶级斗争史。里面有六条人命呢!冯渊、贾瑞、鲍二家、尤三姐、司棋、晴雯……都白白地断送了性命。‘旧红学’派、‘新红学’派，他们借研究《红楼梦》推销他们的主观唯心论，毒害着青年人……”
谈着谈着，毛泽东忽然转过头来，问谭启龙：“你看过红楼梦吗？”谭启龙回答：“在战争年代看过。”毛泽东接着问：“看过几遍？”谭启龙回答：“看过一遍。”毛泽东笑着说：“只看过一遍？！看一遍不行，至少看五遍，才有资格参加我们今天的议论。”这说得大家都笑起来。⑥

此时，摄影师侯波抓住时机，为坐在八仙桌旁的毛泽东与谭启龙摄影留念（见图片）。

“非新旧红学考据家所能知”

那么，此时“新红学派”代表作家在做什么呢？
查《胡适红学年谱》，1954年春天，旅居海外的胡适，2月离开纽约，飞抵台岛，出席“国大”二次会议。3月7日，胡适复函程靖宇，告以收到程寄周汝昌著《红楼梦新证》，并认为周著“很好”。并请程再代买三四册，以便分送国内外的“红学”朋友。4月初，胡适又离台去美。此后一个阶段，胡适除了偶尔在给友人的信中一鳞半爪地提到《红楼梦》考证外，并没发表什么专论专著。只是对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赞不绝口，说是“最有成就”，一再函请购买分送友人。⑦

《红楼梦新证》被视为考证派红学的“集大成”之作。历史有许多巧合之处：在1953年版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一书封底勒口上，刊登的恰恰是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内容介绍：

“本书在三十年前，即以《红楼梦辨》一书蜚誉学术界，该书主要是辨伪存真。作者以严谨的治经籍的考证方法和态度，施之于小说。惟当时为材料所限，所得尚少，自发现了脂砚斋评本石头记以来，曹雪芹的创作心理过程，逐渐明确了，而《红楼梦辨》若干大胆的假设，均已得到证明。由于《红楼梦辨》早经绝版，因而作者对该书加以修订增删，校定重编，而成本书。全书共分十六篇。比较《红楼梦辨》浮词减少，內容增多，主旨是把辨伪存真的工作更推进一步。”

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是文怀沙编辑、棠棣出版社出版的，这个《内容介绍》也出自文怀沙的手笔。引人注意的是文怀沙明确地指出了俞平伯（也是整个“新红学派”）的研究方法----“治经籍的考证方法与态度”！

胡适向友人推荐《红楼梦新证》之时，也是毛泽东正在读《红楼梦新证》和俞平伯《红楼梦辨》之时。据为晚年毛泽东管理图书的徐中远回忆，这期间毛泽东读过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和俞平伯早年出版的《红楼梦辨》。《红楼梦新证》中有一段关于《红楼梦》第五十三回和第七十五回提到的胭脂米的考证文字，用很小的六号宋体字排印，但毛泽东都一一作了圈画。毛泽东对1923年上海亚东图书馆版的《红楼梦辨》，在许多章节留下了阅读批划。⑧

1954年春天，当毛泽东在浙江湖光山色间同地方官员、随行人员兴致勃勃大谈《红楼梦》这部书时，“新红学派”的主将俞平伯在北京当年3月号的《新建设》杂志上发表了《<红楼梦>简论》这篇论红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扼要地总结了自己对《红楼梦》研究的心得。俞平伯上世纪二十年代初著有《红楼梦辨》，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齐名。毫无疑问，俞平伯在“红学”研究中做出过贡献。他在《<红楼梦>简论》里，对近年来把《红楼梦》完全看成作者家事的新考证派进行了批评，这些批评带有积极意义。

这个时候，俞平伯正处于红学研究的亢奋期，也是自觉的“反醒期”。

说是“亢奋期”，是因为这一时期他发表红学论文专著比较多。从新中国建立的1949年到1954年，短短几年间，俞平伯在各类报刊上频频发表论文和专著。1952年9月，出版了专著《红楼梦研究》。在《文汇报》、《人民文学》、《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大公报》、《新建设》等知名报刊发表红学文章15篇，其中刊于香港《大公报》和上海《新民报晚刊》的《读红楼梦随笔》则是一组近40篇的红学文章。1953年，他还受邀到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一场名为“红楼梦的现实性”的讲座。后来出版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和《红楼梦八十回校本》等著作也主要完成于这一时期。那些年，红学家为数很少，论红文章也不多。仅就发表研究成果之丰来讲，俞平伯可谓首屈一指。他的红学论著大行其道，《红楼梦研究》出版后，到1953年11月，仅仅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内就重印了6次，总印数高达25000册。这在当时是令人眩目的畅销书的印数。

说是“反醒期”，根据在于俞平伯在这些著述中充分吸收了学界的研究成果，根据个人的心得体会，修正了原先著述中的一些错误。俞平伯有学术立场，但并不固执己见。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出版《红楼梦辨》之后不久，就开始根据新的资料，修正“自传说”等红学观点。《红楼梦研究》一书，是依据新的研究成果对《红楼梦辨》做了大量修改后更名出版的，它的出版标志着俞平伯对“自传说”的修正已经完成，对小说的写实与虚构问题有了较为客观合理的看法。比如他在《红楼梦研究》自序中指出：“《红楼梦》至多，是自传性质的小说，不能把它径作为作者的传记行状看啊。”⑨他在《红楼梦的著作年代》一文中说得更为透彻，更为充分：“把《红楼梦》当作灯虎儿猜，固不对，但把它当作历史看，又何尝对呢。书中云云自不免借个人的经历、实事做根据，非完全架空之谈；不过若用这‘胶刻’的方法来求它，便是另一种的附会，跟索隐派在伯仲之间了。”⑩本着这一原则，俞平伯对早年出版的《红楼梦辨》中将“自传说”讲得肯定明确的部分进行了修改，如原书中有“《红楼梦》是一部自传”、“我们有一个最主要的观念，《红楼梦》是作者底自传”。 ⑾等判断句，都被删去。再比如，在《红楼梦辨》中俞平伯对《红楼梦》的文学价值评价不高，声称“不得入于近代文学之林”。⑿但是在1954年1月1日和3日发表在香港《大公报·新野》副刊、4月25日26日又发表在上海《新民报晚刊》上的《读<红楼梦>随笔·<红楼梦>的传统性》一文，开篇便指出：“《红楼梦》……不失为中国第一流长篇小说。它综合了古典文学，特别是古小说的特长，加上作者独特的才华，创辟的见解，发为沈博绝丽的文章。用口语来写小说到这样高的境界，可以说是空前的。”⒀又说：“《红楼梦》……它的汪洋恣肆的笔墨，奇幻变换的章法，得力于《庄子》很深。”同时，也受到了《水浒》、《西游记》、《左传》、《史记》、《离骚》、《楚辞》的影响。他认为《红楼梦》是“融合众家之长，自成一家之言”。⒁此时，俞平伯的红学观点已经与胡适有了较大的区别。

但是，受各种条件的制约，此时的俞平伯还不可能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红楼梦》。

俞平伯这个时期新发表的著述以《红楼梦研究》和《红楼梦简论》两篇与后来发生的“批俞评红”大讨论关系最大。较之以前发表的红学作品，两文虽然都有明显的进步，却仍然保留了“新红学”的一些痼疾蔽端。以1954年春天发表的《红楼梦简论》为例：在引言中俞平伯从小说的“真事隐去”“假语村言”说起，强调《红楼梦》的难于理解。他说：“了解《红楼梦》、说明《红楼梦》都很不容易，在这儿好象通了，到那边又会碰壁”。⒂这个说法跟《红楼梦研究•自序》里所谓这书是个“梦魇”，“越研究便越觉胡涂”⒃的说法是相通的。这个评论难免“不可知论”之讥。在《红楼梦》的“作意”即作者的创作动机上，俞平伯主张曹雪芹“是为十二钗作本传的”⒄，即闺阁庭帏之传。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削弱了《红楼梦》的反封建社会内容和思想价值。在创作方法上，俞平伯说小说作者“虽褒，他几时当真歌颂；虽贬，他何尝无情暴露”⒅，这等于说曹雪芹和其作品没有真切的歌颂或暴露，这个评论不符合小说的实际，曹雪芹一方面对他笔下有新思想的青年男女进行了热烈的歌颂，另一方面对封建宗法社会许多方面进行了从来未有过的激烈的批判。俞平伯还认为“《红楼》源本《西厢》”，思想内容“实为一脉相连”，他说：“《红楼梦》的主要观念‘色’‘空’(色是色欲之色，非佛家五蕴之色)明从《金瓶梅》来。”⒆说《红楼梦》在艺术传统上对《西厢记》有继承，这话没有错；但说“色”“空”是《红楼梦》的“主要观念”，则未免贬抑了小说的思想光彩。

----这些表明，“新红学”还在自己的泥潭中不能自拔，它还不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实现学术基本理念的更新，而历史已经走到了这一步，“新红学派”应该克服自身的弊端，实现学术上整体的自我超越，而不仅仅是某些学术观点的修正或修补。而毛泽东的红学观却历史地前进了。有资料表明，接下来的1954年夏季，正是毛泽东在热读和评点《红楼梦》的季节。

   原来，1953年底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其副牌“作家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标点整理的《红楼梦》。这个整理本所用的底本是“程乙本”，除了分段、标点之外，还改正了一些错别字，加了简单的注释。该书为繁体竖排版，分精平两装。1953年12月首印90000套，1954年6月第二次印刷5300套。前面提到的1954年春天毛泽东问身边的人“看没看过《红楼梦》”，很可能指的就是这部书。

   以当时全国的人口总量和整体的文化水平来看，在这么短时间内印刷发行143000套《红楼梦》，这个数字是很惊人的。它表明《红楼梦》阅读高峰期的到来，也从一点上表明新中国文化建设提到日程上来了。当然，以毛泽东的文化性格和旨趣，无论是“《红楼》热”，还是文化建设，他都是最活跃的历史因子。

据研究毛泽东的专家陈晋介绍：康生保存过一套毛批的《红楼梦》。1957年夏天，北京图书馆的著名学者、国务院文化部访书专员路工曾从康生那里把这个毛批本借来一阅，发现毛泽东批注的版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6月第二次印刷出版的本子。路工也就在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6月印刷出版的《红楼梦》上按原样抄下毛泽东的批注。⒇

《新民晚报》1994年10月曾发表署名马汉的文章，《羊城晚报》1995年9月5日曾发表署名季学原的文章，两文披露了毛泽东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第二次印刷本的《红楼梦》第一回、第六回、第七回、第十八回、第十九回写下的6段批语，其中如：

   毛泽东在《红楼梦》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写下了他的第一个批语：“此一大段是作者自道其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同回又有一段批语：“‘抢田夺地’‘民不安生’，是造成‘盗贼蜂起’的原因，非‘盗贼’去‘抢田夺地’，程本删此二句似非偶然。”
毛泽东在第六回《贾宝玉初试云雨情，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末批语：“第六回从‘千里之外，芥豆之微，小小一个人家’起，写得很好，其价值，非新旧红学考据家所能知。一边是宁荣府，一边是小小之家。”……（21）
据介绍，在《红楼梦》前八十回，毛译东的批语不下五六千字。可见毛泽东读书之认真，思考之深入。

令人注意的是毛泽东在《红楼梦》第十九回批语后面所署时间是：“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一日    中秋节记。”（22）这告诉我们，至少小说十九回以前的批语，是毛泽东于1954年6月至1954年9月这个期间写下的。

“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作品内容”

1954年春夏，被一种时代思潮所裏挟，两位后来被毛泽东称为“小人物”的李希凡和蓝翎，登上了红学论坛。

李希凡，本名李锡范，当时二十七岁。他是北京通县人，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1953年毕业后，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继续学习。

蓝翎，本名杨建中，当时二十三岁。他是山东单县人，就读于山东大学中文系，跟李希凡是同学。1953年毕业后，到北京师范大学工农速成中学任语文教员。

1954年从春到夏，正当毛泽东、胡适、俞平伯在各自的轨道上发展红学思想的时候，年轻人李希凡、蓝翎在《文史哲》上发表了批驳俞平伯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

不管作者主观上如何认定，客观上这篇文章是青年人向一位久负盛名的学术权威提出的挑战。它提出的问题，不是与“新红学”派具体学术观点的分歧，而是对其学术指导原则、思想基础和研究方式的动摇和更新。

四十年后，李希凡回忆了批驳文章产生和发表的过程：

……当时我们只是两个普通的共青团员。政治上很幼稚，对党内的情况也不了解。至于说到对俞平伯先生以至胡适的红学观点和古典文学见解有不同的看法，在我来说，是从上大学时就开始了。1952年教学改革时，我就写过一张小字报，提出意见，认为我们的文学史讲学中，不少是胡适观点：应当说，我们是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而我自己又早在1947年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我的姐夫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我曾在他家寄居两年，一面帮助他写作，一面在山东大学旁听。青岛解放后，军管会文教部的王哲同志知道我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就主动写信介绍我到华东大学（革命干部学校)去学习，在那里进一步接受了革命教育。1951年华东大学和山东大学合并，我又回青岛在山东大学中文系读书，和蓝翎同学。当时，全国解放不久，党的威信很高，很多老师在政治上虽然倾向进步，拥护共产党，但学术思想上，恐怕是资产阶级的影响比较多，特别是古典文学的教学中，胡适的影响还不小。课程内容，总是讲考证多，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作品内容，引导学生正确理解作品的思想倾向，以及分析作品的艺术成就，比较少。可以说，真正能说出《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伟大成就的，几乎没有。这使我们很不满意。（23）

   一方面是年轻人接触和接受马克思克主义，另一方面是在“古典文学的教学”课堂上，受旧思想影响较深的老师们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作品内容”和“思想倾向”，青年李希凡对这种现状“很不满意”。这就难免发生思想撞击，而新的思想火花恰恰会产生于这种撞击之中。

   果然，这种产生了新思想电光石火的“撞击”很快就不期而遇。

1953年，我们毕业了，我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作研究生，继续学习；蓝翎也分配到北京师大工农速成中学教书。记得是1954年春假中的一天，我和蓝翎在中山公园的报栏里看到了《光明日报》上登的俞平伯先生的一篇文章，联想起前些时看到的俞先生在《新建设》1954年3月号上发表的文章《红楼梦简论》，我们就商量要对他的那些观点写一篇文章进行商榷和批驳，这样，我们就利用春假的时间写出了那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对俞先生《红楼梦》研究主要观点的不同意见，也比较扼要地阐述了我们对《红楼梦》思想艺术成就的评价，由于当时我是《文艺报》的通讯员，就先写了一封信询问一下，大意是说我们写了这篇文章，长了点，有9000多字，不知能不能用。但等了一段时间，《文艺报》没有回音。我就把文章寄给了我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文史哲》杂志执行编辑葛懋春同志，他是一名历史学家。这样，文章就在《文史哲》的1954年第9期上发表了。《文史哲》是建国初期较早创办的社会科学的学术刊物，倡导和创办这个刊物的，是当时我们的老校长、中国著名的现代史学和鲁迅研究专家华岗同志。他主持下的山东大学学术思想很活跃，《文史哲》的办刊宗旨，也是不拘一格，不大讲论资排辈，而且主张不同学术观点可以进行讨论，很有点百家争鸣的味道。我在大学二年级时，就曾有过一篇读书报告被刊用过。写完《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以后，我们觉得话还没有说完。就在1954年的暑假，又写了一篇文章，这就是《评<红楼梦研究>》。《红楼梦研究》是俞先生解放后出版的一本著作。文章写出后，寄给了《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专刊。
我们写的两篇文章，主要是对当时古典文学研究现状不太满意，不同意俞平伯先生关于《红楼梦》评价中的许多看法，试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分析古典文学作品，发表一下不同的意见，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别的想法。（24）

诚如李希凡所说，他们的文章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评论“新红学派”俞平伯等人在《红楼梦》研究中的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观点。

“他们借研究《红楼梦》推销主观唯心论”

唐诗：“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25）1954年的“当春好雨”孕育着1954年秋天的轩然大波。

历史现象往往由各种力的组合扭结而产生。文化现象，红学现象，亦是如此，概莫能外。

1954年春夏两季，毛泽东、胡适、俞平伯、李希凡、蓝翎从各自的圆点出发，清晰地划出红学思想前行的轨迹。红学的能量在积聚，红学的地火在运行，这种能量和地火早晚会爆发喷涌。红学将重新洗牌。

1954年春天，毛泽东在浙江杭州一带，除了草拟《宪法》，无论是爬五云山，还是登北高峰；无论是在刘庄院内散步，还是去绍兴东湖农场视察，他的兴趣和思维似乎没有离开过《红楼梦》这部小说。

1954年春夏，当胡适兴致勃勃购买赠送《红楼梦新证》，俞平伯字斟句酌修改早年《红楼梦辨》中“自传说”观点的时侯，也正是毛泽东批评“非新旧红学考据家所能知”、“‘旧红学’派，‘新红学’派，他们借研究《红楼梦》推销他们的主观唯心论，毒害着青年人”的时候。

1954年“春假”，当李希凡与蓝翎在北京中山公园阅报栏看到俞平伯的评红文章，酝酿写作《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时候，正是毛泽东在浙江杭州山水之间侃侃而谈《红楼梦》的时候；1954年“署假”，当李希凡和蓝翎撰写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文章的时候，也正是毛泽东兴趣盎然读新版《红楼梦》，并兴之所至写下大量批语的时候。

事情就是这样偶然，也是这样必然。红学的历史变更走近临界点！

卫土张仙朋说毛泽东正在“酝酿写一篇重要文章”，准备发动“一场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伟大斗争”，显然是以回忆的心态，从历史事件全过程的结尾来揣测事件的开端。在1954年春夏，毛泽东似乎还没有酝酿发动批判唯心论斗争的计划，他不可能未卜先知。但是，回过头看他这个时期漫谈《红楼梦》，有这样一些观点对后来的事态发展影响深远。

归纳毛泽东在1954年春天的谈“红”，主要有这样一些观点：

一、《红楼梦》这部书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多少年来，很多人研究它，并没有真懂。

二、《红楼梦》是一部文学名著，也是一部社会政治小说，它是讲阶级斗争的，读懂它才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

三、旧红学派、新红学派，他们借研究《红楼梦》推销主观唯心论，毒害青年人。

第一点，可以理解为他对《红楼梦》一书思想深刻性和红学研究艰难性的总体评价；第二点可以理解为毛泽东对《红楼梦》思想倾向和作品主题的看法，并揭示《红楼梦》的认识功能；第三点则是对新旧红学派思想基础和消极作用的批判。

毛泽东与孙勇等卫土谈阅读《红楼梦》涉及的问题更为广泛。这些卫士一是年轻，二是文化程度偏低。毛泽东与他们谈阅读《红楼梦》，显然含有用不同于以往的、新的红学观给予正确引导的意义，也就是不能让新旧红学“毒害”青年。毛泽东让他们记住和理解小说中的名言“瘦死的骆驼也比马大”、“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千里搭席棚没有不散的宴席”、“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其目的在于通过这些含有辩证因素的语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让他们记住和理解刘姥姥进大观园等故事，其意义则是懂封建社会。孙勇详细回忆了毛泽东漫谈《红楼梦》的轶事后，有一条体会是：“毛主席反复劝导我们多读书，……是通过读书努力增加自己的见识，特别是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分辨和判断问题的能力，就是提高辨别是与非、对与错、进步与保守、革命与反动等等能力。毛主席要我们知道《红楼梦》中的贾母、王熙凤等是代表封建势力一派，而贾宝玉、林黛玉等是代表进步的一派，讲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思想，在后来的“批俞论红”中上升为进行“宣传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的教育。

归纳毛泽东在1954年夏天的评“红”，主要有以下观点：

----“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这显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和创作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大学中文系的讲堂里，“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以及“反现实主义”这样的概念和声音，可以说不绝于耳，亦一时文艺之新思潮。

----“‘抢田夺地’‘民不安生’，是造成‘盗贼蜂起’的原因”。这显然是把历史唯物论之重要思想观点引入到古典小说批评中来，从中得出农民起义的经济、政治原因。

----“非新旧红学考据家所能知”。这显然是对旧红学索隐派、新红学考据派持批判态度。虽然仅仅是依据一个很小材料的判断，但它清楚的表明了毛泽东的思想方向和思维轨迹。

毛泽东头脑中形成的新的红学观，且不说与旧红学，就是与以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新红学，其思想理路显然大相径庭，大异其趣。更令人注意的是毛泽东评论《红楼梦》的着眼点。上引毛泽东的读《红》谈话和批语虽然是寥寥数语，但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毛泽东的红学观与“新红学派”的红学观显然是异质的，而且它的批判锋芒已经不可避免地指向了“新红学派”。看来，两种红学观的交锋势所难免，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至于两种红学观的交锋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以什么方式、由谁人来引发？那只是历史偶然性的问题了。


   注释：

① 苏洵：《辩奸论》，《唐宋八大家·苏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7页。

② 《沁园春•雪》，《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8-69页。

③ 候波：《毛泽东身边二三事》，《毛泽东与浙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132页。

④ 张仙朋：《为了人民……》《真实的毛泽东----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41-642页。
⑤孙勇：《在毛主席身边二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80-183页。

⑥ 谭启龙：《回忆毛泽东亲临浙江的几个片断》；中共绍兴市委党史研究室：《毛泽东在绍兴的足迹》，《毛泽东与浙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6、68-69页。

⑦ 宋广波：《胡适红学年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38页；宋广波：《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第340页。

⑧ 徐中远：《毛泽东读评五部古典小说》，华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52-53页。

⑨《俞平伯论红楼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72页。

⑩《俞平伯论红楼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02。

⑾《俞平伯论红楼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87、190页。

⑿《俞平伯论红楼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89页。

⒀《俞平伯论红楼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29页。

⒁ 《俞平伯论红楼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31-632页。

⒂《俞平伯论红楼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843页。

⒃《俞平伯论红楼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72页。

⒄《俞平伯论红楼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84页。

⒅《俞平伯论红楼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853页。

⒆《俞平伯论红楼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846页。

⒇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21-322页。

（21）刘汉民：《毛泽东诗话词话书话集观》，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96-398页；季学原：《毛批<红楼梦>点滴》，《羊城晚报》1995年9月5日。

（22）刘汉民：《毛泽东诗话词话书话集观》，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96-398页；季学原：《毛批<红楼梦>点滴》，《羊城晚报》1995年9月5日。

（23）李希凡：《毛泽东与<红楼梦>》，《说不尽的毛泽东》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2-404页。

（24）李希凡：《毛泽东与<红楼梦>》，《说不尽的毛泽东》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2-404页⒅⒅《俞平伯论红楼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846页。

（25）杜甫：《春夜喜雨》，《唐诗三百首》。


作者通信地址：沈阳市沈河区北二经街27号3-21-2；110014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15-82249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