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明 周汝昌和王佩璋--1954年“红学”风波中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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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对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现在早已彻底平反了。当时的知识分子还未经历过这样的风波，这成为了他们非常独特的一段人生经历。本书详细地梳理了当年的材料，使我们看到了许多富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各种不安的心态，这也有助于总结我们所曾走过的曲折的道路。

    一次奇特的座谈会

    1954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当时被称为“两个小人物”的李希凡、蓝翎合写的第三篇文章；同一天，在中国作家协会也召开了批评俞平伯的会议。但这次会议并没有出现一边倒的现象。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主持会议的郑振铎一开始就“扩大”了批判范围，他说：“几年来我们的思想改造是不彻底的，因此经常出毛病。”他使用“我们”，而不说“俞平伯”，并一再强调“彻底的批判自己”，然后才说批判“人家的过去工作”。继郑振铎之后，首先发言的是俞平伯自己，接着是他的助手王佩璋。之后，批判俞平伯的戏才算正式开场。其中吴恩裕的发言虽然表面上是在批判胡适、俞平伯，但主旨却是在替自己的考证作辩解。其余的十四个人，又大致可分成以下几类：一、既高度赞扬、肯定“两个小人物”的文章，又对俞平伯、胡适进行批判或批评的人有：钟敬文、王昆仑、黄药眠、何其芳、周扬；二、不提“两个小人物”，只批判或批评胡适、俞平伯的人有：舒芜、聂绀弩、老舍；三、既肯定、批评俞平伯，也批评、肯定“两个小人物”的有：吴组缃、启功；四、虽然批评俞平伯，但却明显是在替俞平伯说好话的有：杨晦、浦江清；五、只把目前学术界的弊端批评一通的有：冯至；六、不批评俞平伯，反而批评“两个小人物”的有：范宁。


    第一、二类发言，虽然也是在“批”，但与后来的批判文章相比，明显缺乏火药味。比如老舍、王昆仑的发言，用词很柔和。钟敬文和聂绀弩的发言，重点是在批判胡适。另外四类是很奇特的，如第三类的吴组缃，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他认为：“俞先生在《红楼梦研究》序文中说，《红楼梦》是中国文坛上一个‘梦魇’，愈研究愈糊涂。我觉得这话说的很有意思。”“俞先生的研究总是着眼于极琐屑的问题，总是从‘笔法’，‘章法’，‘穿插’，‘伏脉’等去看，从一句诗一句话的暗示去猜”。“由于孤立地，琐屑地看问题，使他愈钻愈迷惑……这样，俞先生自己昏头昏脑，也把读者们弄得昏头昏脑”。接着他对俞平伯又作了肯定：“但俞先生的研究态度也有一些好处。他不大固执己见，肯接受不同的意见。”吴组缃对李希凡、蓝翎的《评红楼梦研究》也提出了不同意见：“说俞先生的研究是自然主义观点，这我看不出来。”“说贾府败落原因的那一段和注释，我也不很同意……对曹雪芹的文艺观也未免评价过高”。

    与吴组缃相比，启功的发言重在自我批评，说自己的工作“比起考证来更下一层”。杨晦与浦江清的发言，虽然也在批评俞平伯，但替他开脱的意思却非常明显。杨晦说：“在解放初，俞先生对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曾经自认是二元论者。他说：‘他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不搞假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既显示了俞平伯倔强耿直的一面，也说出了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心里话。杨晦还提出了一个令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感到困惑的问题：“对文学研究是从考据、资料来着手呢？还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方法来着手呢？到现在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还认为“李、蓝二同志的文章也许不是很成熟的”。另一个替俞平伯说话的浦江清认为，俞平伯对《红楼梦》有几十年研究，从他那里我们还是可以学习一些东西，应该尊重他的劳动。对于李希凡、蓝翎的文章，浦江清也提出了不同意见。

    在这次会议上，冯至的发言最值得关注。他既没有批评俞平伯，也没有评价李希凡、蓝翎的文章，更没有谈马列主义及对唯心论的批判那一套，而是对当时古典文学研究的现状，从几个方面进行了“批评”：“第一、很多文章是公式化的，以为把下边这套公式在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上一套，便可以解决问题：（1）作者生平；（2）作品内容；（3）作品的人民性（从书中找出一两段描写人民的，便算是人民性）；（4）现实主义精神（有时把描写逼真就认为是现实主义精神）；（5）结论。如果作品中有什么落后思想，不加分析，只说是‘受时代的限制’。把这样一套公式到处去套，是不解决问题的。”冯至的批评，切中了当时古典文学研究界的要害，可惜这种现象后来不仅没有得到纠正，反而愈演愈烈。也许是为了应景，直到最后，冯至才说了一句：“近来读李希凡、蓝翎批判俞平伯先生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文章，这是给古典文学研究者敲起了一声警钟。”仍然没有褒贬，看来他对李、蓝的文章是持保留态度的。

    周汝昌惹火烧身

    周汝昌先后毕业于燕京大学外语系及中文系研究院，胡适《红楼梦考证》等系列文章及俞平伯《红楼梦辨》的出版，对周汝昌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1953年9月他的《红楼梦新证》由棠棣出版社出版，从而奠定了他在现代红学史上的地位。

    1954年秋，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烈焰烧到了俞平伯身上。当时年仅34岁的周汝昌刚从外地调到北京，他也撰写了批判胡适、俞平伯的文章。10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我对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观点的看法》，文章甫一开篇，他便拉出鲁迅来做自己的“挡箭牌”。他在《红楼梦新证》中既力主“曹雪芹家事说”，又认为《红楼梦》与清代政治有关，现在他强调这些观点来自鲁迅。恰恰是这些自我开脱的话，招致了更为强烈的批判。

    首先对周汝昌的文章作出反应的，是俞平伯的老朋友魏建功。1954年11月26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他的《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论观点的意义》，在批判胡适和俞平伯后，有意地点出“在他们影响之下又产生了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新证》简直是烦琐考据变本加厉的典型，也就是这种思想方法毒害最可怕的标证！”俞平伯的另一好友宋云彬也在这年11月30日的《解放日报》发表了《展开思想斗争提倡老实作风》一文，对准俞平伯批判一番后，重点批判起周汝昌来。《人民文学》1954年12月号刊登的胡念贻的《评近年来关于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又对俞平伯、周汝昌、吴恩裕三人在“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进行了全面批判。胡念贻说：“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所表现出来的，仍然是十足的胡适的实验主义思想。”他们的文章都点到了周汝昌以鲁迅挡箭的“透顶的不老实的态度”，宋云彬还借此委婉地替俞平伯打起抱不平来：“如果俞平伯也是这样，他拒绝人家的批评，说：‘请你们看看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罢，他也认为《红楼梦》是写实，是作者的自叙呢。鲁迅还引用了我的话……’那么我们难道就偃旗息鼓，承认我们的批评倒是错了吗？”

    惶恐中的周汝昌住进了医院。在这紧要关头，“两个小人物”“奉命”充当起周汝昌的保护神来。蓝翎后来曾谈及此事：“周汝昌因病住进了医院，大概日子不怎么好过。邓拓找我们说，要写一篇文章，既严肃批评他的错误观点，也体现出热情帮助和保护的态度。我们按照这个精神，写了《评〈红楼梦新证〉》。周汝昌看到后，大出意料之外，来信表示感激得流泪云云。”李希凡、蓝翎的一句“《新证》是不同于后二者的”，将周汝昌从“胡适派”的阵营中解救了出来。李希凡还奉命去医院看望他。所谓“上边的意思”，恐怕还是来自毛泽东。

    周汝昌迫于外界及心理压力撰文批胡适，这也引起了时在大洋彼岸的胡适的关注，他读了周汝昌的文章后，反而向他人推荐起《红楼梦新证》来，称其为一部“很值得看的书”。他说：“周汝昌是我‘红学’方面的一个最后起、最有成就的徒弟。”“汝昌的书，有许多可批评的地方，但他的功力真可佩服。”还说：“其实我的朋友们骂我，我从不介意。”

    王佩璋的人生悲歌

    王佩璋是俞平伯的助手。许多人并不知道，正是她的一篇文章，激发了李希凡、蓝翎向俞平伯挑战的豪情，从而引发了那场举国震惊的批判运动。王佩璋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至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协助俞平伯从事《红楼梦》的研究工作。俞平伯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红楼梦》与中国古典诗词，王佩璋恰恰在这两个方面都很有造诣。1953年年底，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由汪静之整理的新版《红楼梦》，这是建国后的第一个排印本。当时正协助俞平伯整理《红楼梦》八十回本的王佩璋，从中发现了许多问题，不久她便写成了《新版〈红楼梦〉校评》一文，认为《新版红楼梦》“首先是关于本书的作者曹雪芹的生卒年与他的旗籍都有错误”，接着指出，“‘新本’虽然自称是根据‘程乙本’，但实际上却是1927年‘亚东图书馆发行的‘亚东本’。与原来真正的‘程乙本’出入很大。”

    王佩璋将此文投寄《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编辑部。《文学遗产》采取了谨慎的处理方式，他们给作家出版社写了一封信，并将王佩璋的文章一并寄去，让他们核实。作家出版社收到转来的文章后，重新审查《红楼梦》新版本，证明王佩璋的批评是合于事实的。王佩璋的文章与作家出版社的信于1954年3月15日在《光明日报》发表后，引起了李希凡与蓝翎的注意，从而激发了他们对《红楼梦》的浓厚兴趣及向名人挑战的愿望。批判运动开始后，在10月24日中国作协召开的座谈会上，继俞平伯之后发言的就是王佩璋，她实事求是地说明自己到底“代俞先生写了哪些文章”。但在会后第十天，王佩璋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我代俞平伯先生写了哪几篇文章》一文，语气已与会上的发言大不相同，从“由我个人负责”变成了明辨是非的批判者，甚至提出了要说明“事实真相”。

    是什么原因导致王佩璋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北京日报》1954年10月5日编印的《北大教授对红楼梦问题的反应》中，有这样一段话：“俞平伯教授……说，王佩璋批评我的文章，说是我叫她写的。她写的文章，还不是乔木叫她写的。”形势逆转，王佩璋很快成了批判大军中的重要成员。1954年11月28日，王佩璋又在《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谈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研究〉工作中的错误态度》，对俞平伯进行了再批判。在人们眼里，王佩璋成了苦大仇深的“被剥削者”。然而，从“反右”直至“文革”，遭到万炮齐轰的俞平伯躲过了一场又一场运动；而曾一度成为“新生力量”的王佩璋，却是一路坎坷一路悲歌。1958年，在“大跃进”浪潮中，王佩璋下放到北京某国棉厂劳动锻炼，年底传来消息，说她往机器里放铁砂，破坏“革命生产”，单位小范围内对她进行了批判。大约在1960年初，王佩璋被开除公职。爱惜人才的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负责人何其芳推荐王佩璋到中华书局去当编辑，但王佩璋不愿意去。“文革”中，王佩璋成了“革命对象”，不久便自杀，离开了人间。   


    摘自《红学：1954》孙玉明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11月版35.00元

　　《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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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佩璋在“1954”
——王佩璋红学成就述评（之四）

内容提要：1954年是王佩璋从事红学研究的第二年，也是她执笔与发表红学文章数量最多的一年，其中包括对其师俞平伯红学观点的不同看法与批评。文章简要回顾王佩璋当年的学术研究与运动表现，以更客观、全面地了解建国初期那一段特殊的红学史及王佩璋的个人红学生涯。
关键词：1954年；红学运动；王佩璋；俞平伯

引子

　　1954年发生的“《红楼梦》大讨论”[①]运动至今已逾一个甲子。六十多年来，评价、论述这场特殊运动的文章不可胜数，所论对象无外乎一位伟人、两名学者、两个（或三个）“小人物”[②]和一大批方方面面的文人。而对这场运动中的另一位当事者——被批判对象俞平伯先生的助手王佩璋女士，却鲜有人论及。直至运动发生半个世纪后，在孙玉明先生2003年出版的《红学：1954》一书中，才有了对这一当事人的专题论述。
　　《红学：1954》在最后一小节“王佩璋的人生悲歌”中开篇便说：“1954年秋，《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的大幕甫一拉开，一位年轻的女性便出现在历史的大舞台上，从而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正是她的一篇文章，激发了李希凡、蓝翎向俞平伯挑战的豪情，从而引发了那场举国震惊的批判运动。”[③]虽然此后在其他文章中不乏有人引用此说法，但这个重要的情节目前仍未得到确认。本文即从王佩璋的这一篇文章谈起。


版本校勘见功底

　　1954年王佩璋署名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新版〈红楼梦〉校评》[④]是篇专业的红学版本校勘论文，为质疑国家正规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原著而撰。尽管李、蓝二人的回忆文章对何时、何地萌发写批判俞平伯文章的说法不同[⑤]，但二人公开发表与出版的文著中均未提到过此文，也从未提到过王佩璋。故此，王佩璋这篇文章与激起“两个小人物”向权威学者挑战并无必然的关系，而是从女性研红的角度开《红楼梦》版本校勘研究的先河。
　　王文写于1954年年初，作家出版社新版的《红楼梦》刚刚出版之后；同时俞平伯针对新版《红楼梦》写了《曹雪芹的卒年》[⑥]一文，指出卒年表述的问题。俞、王两文同于1954年2月投稿于《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但3月1日出版的“文学遗产”创刊号并未发表王文，而是直接寄给了出版社，3月15日才与出版社的信同时发表于“文学遗产”第2期。王文以确凿、详实的版本校勘例子，指出作家出版社的新版《红楼梦》所依据的底本并非真正的程乙本，而是1927年亚东图书馆发行的亚东本。1953年秋走出大学校门的王佩璋，1954年年初即写出专业的红学版本校勘论文，是有其特殊背景与条件的。其一，当时王无疑得到了俞平伯的支持与指导，是配合其师针对新版《红楼梦》的错误而作；其二，王在文学研究所协助俞平伯校注红学史上首部脂本汇校本《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先后共整理出一百多万字的校勘资料，具有扎实的专业校勘功底，故首次发表版本文章即崭露头角。
　　王文指出，新版《红楼梦》与程乙原本不同之处有624处，其中与亚东本相同的有437处，还有187处系编者自改；标点不妥有91处，其中受亚东本连累的有79处；另有新本自称已改正而未改的错字等有20多处。从中可以看出，王佩璋是通读了作家版、程乙本、亚东本三个版本的120回《红楼梦》的。新版《红楼梦》正式出版是1953年12月，王文写成应在此后不到两个月。笔者曾于2012年发表的有关王佩璋的文章中说，俞、王批评新版《红楼梦》，可以说是校注首部脂本汇校本的副产品，现在看来此话不太确切。三个本子中仅程乙本被列为汇校本的参考校本之末，“只于必要时偶一引用而已”[⑦]，亚东本则不在参考校本之内。王文的写作必须通读三个本子，没有相当的校勘基础与专业能力是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的。
　　《新版红楼梦校评》的校勘方法属于多本比对校勘，且不说600多处的版本异文，仅标点不妥就发现近百处，而标点句读也是王在脂本汇校本工作中练就的基本功[⑧]。所指版本异文的例子已为后来的版本研究者多次引用；而从标点的异同来校勘版本的研究，至今还未见深入展开。王文发表后，作家出版社在1954年6月一版二印的《红楼梦》中，对王文指出的问题大部分已改正；关于曹雪芹的卒年则改为“壬午”、“癸未”两说并举。
　　王佩璋在短暂的红学生涯中共执笔、发表十几篇红学文章，其中有4篇为专业的版本校勘、考证论文。较重要的还有两篇：一篇是《<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问题》[⑨]，从程甲、程乙两个刻本的比对校勘入手，提出了对后40回作者的个人观点，文中版本校勘的具体例子至今仍被海内外学者频繁引用。另一篇是《红楼梦甲辰本琐谈》[⑩]，为红学史上首篇研究甲辰本的专题论文。（对此笔者将另文专述）


但开风气不为先

　　王佩璋正式参与运动是1954年10月24日在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的“红楼梦研究座谈会”上。俞平伯首先发言陈述《红楼梦简论》写作、发表的过程，在解释为什么《红楼梦简论》比之前发表的《红楼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有所倒退时，俞披露了王佩璋代写文章之事：“就把这建设性的意见交给我的助理王佩璋同志，请她代写。”随后王发言，说明了自己代其师写了哪几篇文章，其中提到《红楼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一文的删改过程。
　　1953年年底至1954年年初王佩璋执笔所写的评介《红楼梦》的文章，当时有4篇以其师俞平伯的名字公开发表。计有《红楼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东北文学》1954年2月号）、《红楼梦简说》（1953年12月19日《大公报》）、《我们怎样读红楼梦》（1954年1月25日《文汇报》）、《红楼梦评介》（《人民中国》1954年第十期）。这些文章，不仅在建国初期对《红楼梦》的评介、宣传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是在“两个小人物”打响“可贵的第一枪”之前，已将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初步运用到了红学研究中，特别是王佩璋“作在最先”的、“最长”的《红楼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一文。文中说，“进步的思想，真实的暴露，都必须借高度的艺术形式才能表现出来。《红楼梦》二百年来之所以能够享有如此盛名，这与它的高度的现实主义的成就是分不开的”、“在阶级社会中，人总是作为阶级的附属物而存在的，他的思想意识就不可避免的要打上阶级的烙印。这种情形曹雪芹也不能例外”。该文还引用了高尔基在《俄国文学史》序中的话：“一个具有丰富经验的作家，总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丰饶的经验要求着一些广大的，有组织的思想；而这些思想是与集团和阶级底狭隘的目的敌对着的。因此，在每个俄国作家里面，你可以发见一些存留在他的倾向底界限之外，而且和他的倾向矛盾着的过剩的事实，多余的思想。甚至在西欧作家，如狄更斯，巴尔扎克，左拉里面，你也可以发见这些矛盾。”
　　《红楼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一文的结尾为：“最后，为了给《红楼梦》一个更简括、更正确的估价，我们来看恩格斯给明娜·考茨基的信中的话吧——‘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如果他能忠实地描写现实的关系，打破对于这些关系的性质的传统的幻想，粉碎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引起对于现存秩序的永久性的怀疑；那么，纵然作者没有提供任何明确的解决，甚至没有明显地站在哪一边，这部小说也是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的。’这原则应用于《红楼梦》，也是很恰当的。”这段话无一例外地出现在王执笔的其他3篇文章中，而此时李、蓝二人还未萌发批评俞平伯的念头。从红学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可以说王佩璋在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学观研究红学开了当时的风气之先。
　　将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运用到红学研究，无疑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与思路，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互作用的、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方法与理论是否确实适用于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目前学界仍在深入探讨中。王佩璋当时能较早地在红学研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因她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与李、蓝同样接受了系统的马列主义教育；同时她代其师执笔的文章参考了当时主管文化宣传的领导、文艺理论家[11]的指导意见。正是因为俞平伯一时难以将这些指导意见化为自己的思想与文章，才授意助手代为执笔；而王佩璋当时受命执笔，则是她正常的工作任务之一。

学术与批判的纠结


　　董志新在《红学：毛泽东在1954年春夏》一文结尾时总结：“看来，两种红学观的交锋势所难免，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至于两种红学观的交锋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以什么方式，由谁人来引发，那是历史偶然性的问题了。”[12]如果说当初“两个小人物”无意中“偶然”引发了一场政治介入学术的、波及全国的运动，那么王佩璋便必然要被卷入这场运动中。处于运动漩涡的中心，王佩璋必须要对她的老师——被批判对象俞平伯的问题明确表态，由此也必然要影响到她本人的红学研究，并在之后间接影响了她个人的命运。因此谈及1954年的“红学运动”，就不能不提到王佩璋当年的学术表现、运动表现，及直接或间接造成的后果，以更客观、更全面地认识与理解这场运动，了解王佩璋的个人红学生涯。
　　王佩璋根据座谈会的发言写出了《我代俞平伯先生写了哪几篇文章》一文，发表在11月3日的《人民日报》。应该说，王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与十天后正式发表的文章是有所不同的。简短的发言主要是说明问题，可以说是文章的提纲；而长达5000多字的文章则是对发言中师徒二人学术观点异同的展开与详述。
　　《我代俞平伯先生写了哪几篇文章》一文，在说明了其代写的文章后便直奔主题：“这几篇文章，尤其是《红楼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一文的观点显然与俞先生其它的文章是不同的，这里就着重地说明这一长文写作与改动的情形。”通过“俞先生自己写的”、“我原稿上有，经俞先生删去了的”、“俞先生自己增改的”几个方面，王佩璋总结出“在俞先生身上，还有着封建阶级的思想残余，所以对于封建的地主阶级还不能完全划清界限，对他们不愿给以应给的憎恨，对于他们残酷剥削的本质不愿加以分析和暴露”，及“对《红楼梦》后四十回估价的不足，这种错误的看法也是贯串在整个《红楼梦研究》中的”。同时王提出了“脂批不可尽信”“后四十回的绝大部分都不是高鹗续的，而是程伟先买来的别人的续作”，及《红楼梦》的主题为暴露封建社会的腐朽和剥削、压迫人民的罪恶，而宝黛爱情悲剧则是典型的例子等个人观点。虽然这篇文章“揭露”执笔代写的篇幅不足十分之一，其他均谈学术观点，但发表后却成了投向其师的一枚“炮弹”，而王则成了“被剥削者”。
　　1954年11月后，运动逐渐达到高潮。作为被批判对象俞平伯的助手，11月28日，王在《光明日报》发表了《谈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研究’工作中的错误态度》一文。文章从《红楼梦研究》一书中的五个方面认真分析了师徒二人在学术观点方面的不同，明确提出了书中的错误研究方法与结论，更全面表达了个人的红学观点。作为协助俞平伯研究红学的助手，王佩璋对《红楼梦研究》一书相当谙熟，论述中条分缕析，批评确切到位。王这篇批评文章既不同于之前李、蓝二人的《评<红楼梦研究>》，亦不同于之后铺天盖地的“红外批红”之类文章，而是一篇切中时弊的红学观点辨析之文。《红学：1954》认为：“王佩璋的批判文章，较之当时那些用词尖刻无限上纲甚至极尽诋毁谩骂之能事的文章，不仅具有浓厚的学术气息，而且语气也相对缓和。她与俞平伯之间的分歧，主要还是在学术观点方面。若剔除那些装点门面的‘批判性’言辞，仍不失其学术价值。”[13]在当时波涛汹涌的批判浪潮中，这篇详述学术观点的批评文章并未像上一篇揭发执笔代写之文一样引起注意，很快就被接踵而来的批胡适、批《文艺报》、反胡风集团等历史运动所淹没。

余言

　　1954年是俞、王师徒二人的红学研究初见成效、渐入佳境的一年。自元月一日起，俞平伯在香港《大公报》连载38篇《读<红楼梦>随笔》系列长文，历时将近4个月；后又连载于上海《新民报晚刊》。这是俞自《红楼梦辨》（1952年修订增补为《红楼梦研究》）后第二次集中发表的、系统阐述个人红学新观点的系列文章。当年12月，俞平伯历时年余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14]一书正式出版。之前他还受邀举办了《红楼梦的现实性》等讲座。在孙玉蓉编纂的《俞平伯年谱》[15]中，1954年共占了18页，其中86个条目有75个与《红楼梦》或批判《红楼梦》有关。故而有学者称建国后至1954年为俞平伯红学研究的“第二个黄金时期”“运动的直接后果就是其学术研究黄金时期的过早结束”[16]。这一年是王佩璋从事红学研究的第二年，也是她执笔与发表红学文章数量最多的一年，文章先后被《人民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人民中国》等国家级报刊采用。运动后她代其师写的文章也得以署上自己的名字公开发表[17]。师徒二人合作的主要红学成果——首部脂本汇校本《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其主体部分也于当年基本完成。
　　待这场“起于青萍之末”的“王者之风”平息后，俞、王二人被迫终止了红学史上传为美谈的“封建师徒关系”。俞平伯暂时离开红学而转向古典诗词研究，同时文学研究所给他另配了政治性强的新助手。王佩璋则开始独立进行《红楼梦》学术研究。
　　客观地说，作为新中国女性研红第一人，王佩璋在1954年及之前的红学研究，主要是配合其师而完成的工作任务；虽然自己与老师的红学观点有所不同，但还并未形成完整独立的学术体系。尽管如此，王在运动中并未像某些批判者一样，为了表白自己而脱离红学研究盲目上纲上线，其批判文章均以具体的学术观点辨析为主体，文中展现了她对《红楼梦》的独立思考与个人研究结果，以及对这场突如其来的运动的思想与学术反思。运动后的王佩璋，在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重大波折、思想上的强烈震撼、学术上的“强化训练”后，对政治、社会、人际关系，特别是对红学研究，有了新的更深刻的思考；在短时间内提高了个人的思维与研究能力。1956年在学术界“罕有的春天”里，王佩璋认真梳理、表达了个人的红学观点，此后发表了数篇有分量、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在当代红学史上留下了闪光的一瞬。

2014年10月25日初稿
2014年11月26日改定
2015年3月18日再改
2015年5月21日三改

注释：
[①]本文对1954年发生的红学运动暂称为“《红楼梦》大讨论”。主要参考郭沫若《三点建议》、茅盾《良好的开端》（各见《红楼梦问题讨论集》第一集，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第1、16页）、王佩璋《我代俞平伯先生写了哪几篇文章》（见1954年11月3日《人民日报》）等若干运动初期的文章。
[②]白盾：《红楼争鸣二百年》，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3页，“‘三小人物’相继发难”一节：“在两个知名的‘小人物’之前，已有一个不知名的‘小人物’白盾……”
[③]孙玉明：《红学：195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318页。
[④]王佩璋：《新版〈红楼梦〉校评》，《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954年第2期。
[⑤]李希凡：《红楼梦艺术世界》，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380、387页；蓝翎：《龙卷风》，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29页。
[⑥]俞平伯：《曹雪芹的卒年》，《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954年第1期。
[⑦]曹雪芹著、俞平伯校订、王惜时（王佩璋）参校：《红楼梦八十回校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1页俞平伯撰“序言”。
[⑧]曹雪芹著、俞平伯校订、王惜时（王佩璋）参校：《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序言”第28页：“王惜时同志又帮我校定句读。”
[⑨]王佩璋：《<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问题》，《光明日报》1957年2月3日。
[⑩]王佩璋：《红楼梦甲辰本琐谈》，《文学研究集刊》1957年第五册，第 244-257页。
[11]王佩璋：《在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十月二十四日召开的红楼梦研究座谈会上的发言》，见华东作家协会资料室1954年编《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一），第200页：“《人民中国》要俞先生写一篇关于《红楼梦》的文章，俞先生很久才写成《<红楼梦>简论》，寄给胡乔木同志看了，提了许多意见，把文章退还给俞先生，要他重写。俞先生就叫我代作一篇。”
[12]董志新：《红学：毛泽东在1954年春夏》，《曹雪芹研究》2014年第2期，第138页。
[13]孙玉明：《红学：1954》，第318页。
[14]俞平伯辑：《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12月初版；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新版；中华书局1960年2月修订再版，1966年新版；香港太平书局1975年一版一印、1979年一版二印。
[15]孙玉蓉编纂：《俞平伯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3-290页。
[16]苗怀明：《青史凭谁定是非——从学术史角度对1954年批判俞平伯运动的重新考察》，《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1期，第207、221页。
[17]如《红楼梦简说》在1954年11月号《中国妇女》署名“王佩璋”发表，而1953年12月19日在《大公报》发表时署名为“俞平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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