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 “文革”期间关于上山下乡“最高指示”的前后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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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发表了一段“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里传达了这个指示。全国城乡按照那时的“惯例”，立即进行了大游行，庆祝“最新最高指示”的发表。
　　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以大字标题刊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报道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传达了这个指示。
　　“文革”期间长达十年之久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
　　从“文革”开始以后全国学校停课，红卫兵运动的兴起，三届学生的积压以及动荡不定的局势，让他最终做出了这个决定。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前后有一个演变的过程，以后产生的一系列问题直到延续到他生命的终结。

　　一、从“热烈支持”到“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
　　1、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
　　知青的前身是红卫兵。但不是所有的知青都是红卫兵。
　　不管是当过红卫兵的还是与这个组织没有丝毫关系的同年龄的学生，在“文革”期间最终结局是被放逐到广阔天地去接受“再教育”。
　　“文革”开始以后，毛泽东对于学生们积极参与这场运动给予了很大的支持、鼓励、纵容。
　　1966年“5·16”通知以后，“文革”开始了。清华附中的干部子女便以“红卫兵”的称谓登上政治舞台。
　　红卫兵，红色的卫兵，保卫伟大的领袖，痛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江青把这些出自于红卫兵之手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二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两篇文章送到了毛泽东手中。(后来又写了《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些杀气腾腾的文字令人毛骨悚然。
　　“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
　　“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
　　“我们就是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爆破筒、手榴弹一起投过去，来一场大博斗、大厮杀。”
　　8月1日，兴奋之余的毛泽东告诉这些红卫兵：“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毛泽东赞扬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768页)
　　毛泽东8次在国家的首都接见一群被煽动起来的青年学生，并且对前来献红卫兵袖章的女学生说：“要武嘛!”。因为这位女学生的名字里是两个“彬彬”。文质彬彬不行，要武嘛!
　　“从8月18日到11月下旬(注：1966年)，毛泽东共计8次接见来自各地的红卫兵，人数达1100万。至此，‘大串联’遍及全国城乡，红卫兵运动达到高潮，这是造成社会动乱的一个严重步骤。”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772页)
　　以扫“四旧”为名，一场波及全国的毁坏文物、焚烧书籍、揪斗教师的种种劣行是红卫兵干的。
　　以“炮打司令部”为名，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居委干部，戴上了高帽，坐起了“喷气式”，无休止的批斗，无休止的挨骂挨打，演绎了文明史上最为黑暗的一幕。
　　这些二十世纪的“农民起义式”的红卫兵们，开始了疯狂的“夺权”。都想分的一杯羹，获得一个意想不到的官衔。于是，继续开战。以校园为战场，以课堂为堡垒。理由呢?要武嘛!老人家说的。
　　2、现在看来很不理想
　　红卫兵在1966年后半年到1967年的上半年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是风云一时的。
　　从支持、纵容到厌倦、讨嫌，在“文革”高潮期间已经在毛泽东的一些讲话中流露出来。
　　1967年5月16日，毛泽东在会见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时讲：“乱得很，红卫兵到处闹。”“不是我创造的，是群众创造的。大字报，红卫兵，都是他们创造的。炮轰这个，炮轰那个，打倒这个，打倒那个。”“你不借红卫兵的力量，什么法子也没有，一万年也不行。”(《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486页)
　　在当时及其混乱的情况下，毛泽东依旧对于红卫兵抱有一丝希望，给予一定的认可。他认为这种乱是付出的代价，以后不难收拾。
　　同时毛泽东也流露出一丝担心。同年五月的时候他在会见外国军事代表团的时候讲了这样一番话：
　　“本来在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在着重大联合的问题，但未得奏效。后来发现各个阶级、各个政治势力还在顽强地表现自己。”
　　“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靠时代的主人——广大的工农兵作主人去完成。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发、察觉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
　　《毛泽东传1949——1976(下)》的作者们在讲到这里的时候指出——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说到的两个‘本来’：一个是‘本来在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在着重大联合的问题’;”一个‘是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包括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红卫兵。——引者注)培养一些接班人’结果，事情的发展都不是如他本来所想象的那样，使他深感失望。”
　　很失望。
　　问题是怎样来解决这些年青人，毛泽东还没有想好。也许那时他根本没有想好，因为那时他主攻的方向应该是打倒刘少奇。此时全国的学校里积累起三届学生，还在积极参加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丝毫没有感受到伟大领袖正在转变了对于他们的看法。
　　3、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那时，从延安到北京一直在毛泽东身边的“理论家”陈伯达，以他身居在领袖身边多年的经验和察言观色，向红卫兵们发出了警告：小心啰，车子要拐弯了!
　　怎样转弯?凭借着能够打下中国天下的经验，解决这些年青人对于毛泽东绝对是小菜一碟。
　　1968年7月27日，一个炎热的夏天，毛泽东把工宣队派进了清华大学。
　　他们无法理解这是毛泽东决定结束红卫兵历史使命的致命一击。蒯大富们继续开战，当场打死了5人，打伤731人。
　　蒯大富们还在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期盼着毛泽东念他们打到刘少奇有功的份上，继续给予“热烈的支持”。
　　晚了。毛泽东以一只小小的芒果彻底打垮了红卫兵们的梦想。
　　就这样一直芒果，在这个历史的转弯时刻，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用。
　　7月28日凌晨，毛泽东生气了。
　　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他和林彪以及中央文革这班人紧急召见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
　　毛泽东警告说：“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谁如果再破坏交通、放火、杀人、打解放军，不听劝告，谁就是土匪、国民党，就消灭”。
　　毛泽东在与红卫兵五大领袖的谈话最后说：“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
　　割袍断义、反目成仇。红卫兵走向了彻底崩溃。
　　毛泽东的决心已定，剩下的就是如何处置这些已经没有任何作用，反而是一个巨大负担的人群。
　　8月8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吴德谈高等学校问题时终于公开宣布抛弃红卫兵：“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能闹一闹。”“所谓‘五大领袖’，群众不信任他，工人、农民、士兵不信任他，学生不信任他，本派的大部分不信任他，只有几百人勉强控制，怎么行呢?学生为人民没作什么好事，怎么能取得群众信任呀?要二十年、三十年做了一点好事，才能取得群众信任。”
　　至此，毛泽东已经完全失去了对于红卫兵的信任(兴趣)。
　　4、叫他们统统毕业，下去同工农兵去混
　　8月25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了《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
　　8月26日，姚文元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
　　从革命的动力到革命的对象——工人阶级“再教育”的对象，时间很短。从1966年6月到1968年8月，两年的时间。足够了，因为红卫兵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
　　剩下的事情就是如何处置这些已经留在学校里不读书的三届毕业生。
　　剩下的就是怎样找到一个时髦的、具有浓重革命色彩的口号，激发起红卫兵们的热情，继续让这些学生们心甘情愿地跟着领袖去实现“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目标。
　　领袖早已胸有成竹了，红卫兵们还在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的歌儿。
　　1966年8月 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标志着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丧失。
　　1968 年10月13日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宣告刘少奇政治生命的死刑。全会批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作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就是在这样一个会议上，毛泽东对于下一步的运动如何搞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在讲到学生问题的时候，他说：“大学两年不办。叫他们统统毕业，下去同工农兵去混……”
　　在制造了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后，毛泽东决意解决跟随他打到刘少奇的红卫兵们。
　　“大学两年不办。叫他们统统毕业，下去同工农兵去混……”
　　仅仅四个月以后，就见分晓了。

　　二、从“普遍问题”到“很有必要”
　　“文革”爆发以后，积压在学校里的众多学生一直是毛泽东心中的一个纠结。问题不断提出，也不断在“最高指示”的指示下得以短暂解决。
　　1、毕业生分配问题是个普遍问题
　　从1966年5月16日以后，中国大地上开展了文化大革命，两年后混乱的局面依旧如此。在没有战争状态的情况下，中国的学校罕见地停课两年了，尤其是已经停课的学校在这个期间学生没有毕业，新的学生又进不了学校，积压的学生已经成为各级领导们的一块心病。
　　1968年3月19日黑龙江省革委会递交了一份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报告。
　　报告总结了从一九六七年九月开始进行的一九六六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经验，主要是：一、在分配方向上坚决贯彻面向农村、面向工厂、面向基层的原则，把重点放在县以下的农村。二、组织各院校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提高觉悟，准备到党最需要的地方去。三、将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方针、政策、调配计划、个人志愿以及调配名单等，如实交给毕业生，听取意见。四、建立并充分发挥“三结合”的毕业生分配小组的作用。
　　毛泽东是在当年3月30日阅读了这封报告。毛泽东批示：“总理、伯达同志：我看这个文件好，可否转发各地参考，请酌定。因毕业生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且有大量中、小学。”
　　四月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了这个报告。
　　毛泽东承认这些问题的客观存在，但是如何解决他没有直接说。只是请执行者们按照黑龙江提出的“四个面向”去解决积压在学校的学生。
　　2、大学还是要办的
　　各级学校的混乱状态还在持续，连大学还要不要办都成了问题。
　　1968年7月20日陈伯达、姚文元报送了一份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毛泽东很快做出了批示：“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第二天毛泽东对调查报告和编者按作个别文字修改，批示：“照发。”《人民日报》7月22日发表这篇调查报告的编者按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七月十二日谈话中关于“大学还是要办的”一段话。
　　这就是以后被称为“7·21”的指示。
　　对于基本处于瘫痪状态的学校来讲，眼下最为关键的是如何解决这些积压的学生，怎么办?至于如何办大学，似乎没有引起当时中学生们的关注。
　　这个指示以后的8月，毛泽东狠批了红卫兵的“五大领袖”。既标志着红卫兵历史使命的终结，也意味着解决这些红卫兵(学生)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到了1968年底的时候是一个怎样的状态呢?
　　“所谓‘老三届’，是后来人们对于1966、1967、1968年三届初、高中毕业生的简称。按照过去惯例，对应届毕业生要及时组织升学或分配工作。但是，由于开展‘文化大革命’，学校既未招收新生，也未组织毕业生升学、就业，而是一直留在学校停课闹革命。‘老三届’学生，大体有1100万人左右，其中家居城镇的初、高中毕业生约400万人。‘文革’形势的发展，尚留在小学急待升入中学的69、70两届学生的压力，已不允许他们继续留在学校。国家必须就他们的出路问题尽快作出抉择。”(《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81页)
　　出路在哪里?
　　3、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这也许就是毛泽东给予几千万中学生们的一条“出路”。
　　不需要什么程序，不需要什么人大、政协以及国务院的讨论决策(那时基本都瘫痪了)，一个人，一句话，就决定整整一代人的命运。
　　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显示：到1970年5月，全国共有500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个数字比“文革”前5年下乡青年的总和还多3倍。
　　2011年7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公布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中明确记载，在“文革”十年中全国共有1600万知青上山下乡!
　　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强调“再教育”的“必要”。但是“再教育”包含了什么呢?是知识技能方面还是思想政治方面?以当时中国农民的现状所能给与的都很有限。除了教简单粗苯的农业劳动技能，还能教的就是“忆苦思甜”了。这是一篇空洞无物的文章，怎样写谁也不知道。毛泽东其实是很清楚的，从1968年年底一直到他生命的终结，知青上山下乡这个问题其实一直在困扰着他。

　　三、从“容当统筹解决”到“似宜专题研究”
　　1、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四年以后，福建的一位普普通通的教师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斗胆向伟大领袖告了“御状”，这位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小学的教师以自己的儿子为例，把上山下乡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一一罗列，恳请领袖给予解决。
　　是不是一种巧合，李庆霖的信是1972年12月20日写的，正好是伟大领袖著名的“12•21”指示(仅差一天)4周年。
　　乡村教师在惶惶不可终日中等到第二年的4月(他得知毛泽东批复已经是5月了)
　　复信是这样写的：
　　“李庆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
　　1973.4.25日”
　　这封信是怎样到毛泽东的手里姑且不管，他抓住了一个机遇，用复信给一位普通教师的信来表明他对知青上山下乡问题再认识。
　　我们无法知道毛泽东在那时对大批知青上山下乡以后真实情况是否了解。在这封短短几句话的信里，已经没有1968年12月21日时的“气势”。这里看不到什么“大有作为”，没有了“接班人”一说，连自己提出的“再教育”理论都不见了。
　　剩下的只是一个吃饭问题了——“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国内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此刻，我们仿佛看到晚年毛泽东的无可奈何和无奈尴尬!
　　但是，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就像对于整个运动一样，毛泽东是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反对。在他的眼里，这场运动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而已。
　　执行者与被执行者都懂得，只能苦苦地“坚持”着。
　　其实，知青的上山下乡从一开始就问题成堆了!在这样的浩劫中怎么可能不出问题呢?后来有了“国家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知青不满意”之说!
　　2、下次应多来些。
　　这或许是一种姿态。
　　1975年10月2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12名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知青代表在10月20日写的《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封信》。在信里他们表示要牢固树立铁心务农的思想，立志做新农民等等。
　　这封信发表的前一天，邓小平批示：“建议全文或摘要在报纸上发表，以鼓励下乡知识青年。”
　　毛泽东也于同日批示：“应发表。可惜来的人太少，下次应多来一些。”
　　3、知青问题，似宜专题研究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记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人民出版社·107页)：“1966年至1979年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达1600多万人。”(107页)
　　1976年是毛泽东生命倒计时的一年。
　　春节，毛泽东孤苦伶仃的一个人在庞大的书房里。没有亲人，没有喜庆!一个能够改变中国的老人孤独无助地望着窗外。
　　1976年2月，他在一份反映知青问题的报告上批示：
　　“知识青年问题，似宜专题研究。先做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以解决。”
　　什么时候开会，他没说。
　　解决什么?他没有说。
　　怎样解决?他也没有说。
　　原来这些事情都由周恩来处理，现在呢?他交给了华国锋。
　　今后怎么办?在血雨腥风中交班，他更加无法去预见这样的未来。
　　至少，他已经感觉到知青问题的严峻性。否则他是不会就一个专门的问题做出这样的指示的。
　　那时，摆在他的面前问题实在是太多了：
　　总管家周恩来的离去，他原来把希望寄托在被他从江西流放地召回来的邓小平身上。可是这位新任命的管家始终在“文革”的评定问题上与自己较劲。从第二次出山以后，他就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整顿”，其锋芒直指“文革”。这是他绝对不能够允许的。再次把邓小平打下去以后，全国的工厂又会告急、火车又会停开、轮船又会抛锚、田野又会荒芜……还有知青问题。
　　4、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那时，他已经有了某种自省和忧虑——
　　他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了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的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情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在这种矛盾困惑中，带着深深的遗憾，毛泽东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毛泽东绝对没有预见到，就在他去世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中国的历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四个人的被捕意味着毛泽东苦心经营的“文化大革命”终结了。有一点被他预计到了：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十年的积怨累计起来爆发出一股强大的力量，就像这年秋天秋风一般，扫荡了堆积起来的“文革”泡沫。
　　毛泽东更没有想到，就像他生前所钦定的许多事情一样，转眼间都被改变了。包括他极力倡导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些他生前信任的战友们力图在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上继续推行上山下乡，但是很快就化为了一场空想。1978年秋天开始，从遥远的云南边疆涌起的一股浪潮将这场上山下乡运动彻底改变了，终结了!
　　改变，在一瞬间之间完成!“大厦”在一夜间倾覆!
　　历史就是这样，转换之间就像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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