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振荣：“文化大革命”一词析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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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振荣
  
    （1）“文化大革命”一词是怎样产生的？

       最新资料显示，“文化大革命”最初的提法是“文化革命”，它的“发明人”不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毛泽东，而是至今很少有人知晓其姓名的姚溱，它第一次被使用时，冠在“五人小组”的前面。对于此，《陈伯达传》一书的作者叶永烈是这样叙述的：1966年“2月8日，彭真等去武汉向毛主席汇报之后，于2月12日把《2月提纲》印发全党。印发时，觉得‘五人小组’一词不明确，姚溱（中宣部副部长）临时加上‘文化革命’四字，变成‘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在此之前，这个小组一直称‘五人小组’。”这是目前为止对“文化革命”在最早出现的论证，值得注意的是，此书出版后，对于上述问题没有人提出过异议，这样，我就有理由认定“文化革命”一词产生于1966年2月12日，它的发明人是姚溱。

     对于上述资料做进一步的分析，我有理由认为姚溱“发明”“文化革命”时不是搜索枯肠，费尽心思的，而是不经意的、随意的、甚至可以说是灵机一动的，书中所说的“临时加上”的话是可信的。但就是这个词，到今天为止还是被人们广泛用来描述1966年之后的3年或10年时间内我们中国社会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虽然其中许多事件性质不同，相互冲突，且又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在“文化大革命”一词的叙述中又好象是统一的一件事情。于是，近58年以来中国社会最富有戏剧性、最难理解、但其影响又最深远、最深刻的运动和事件就一直处在中国人有价值的认识之外了。
   
    “文化革命”多出一个“大”字，由四个字变成五个字的情况出现在1966年5月16日著名的中共中央的《5•16通知》中：“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和各人民团体党组、党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的，是违反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的。这个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同志在1965年9月至10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

    值得说明的是，在上述《通知》中，“文化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是通用的，譬如《通知》中的另外一处说：“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高潮。”这里又少了一个“大”字，可见，即使在被公认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份正式的中央文件中，“文化革命”的概念也是含糊的，不严格的，从这样的事情中，我们如果去理解“66”运动（我把1966年5月29日-1969年4月1日的运动叫“政治大解放运动”，为简单起见，也叫“66运动”）中，中国共产党队伍和共产党阵营其所以在混乱中迅速地崩溃，与共产党人们对将要发生的运动的性质的定义与理解在一开始就非常混乱的事情有关。正因为存在着这样的源头上的混乱，中国共产党组织（解放军师以下组织除外）在“一夜之间”迅速崩溃的事情才不意外。
   
    我们已经知道，在《5•16通知》中，四个字的“文化革命”和五个字的“文化大革命”是通用的，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随着运动参与的人越来越多和参与方式的特别，前者就被后者彻底取代了。因此，我们在研究它时，就不得不注意这其间所发生的微细变化，并且要努力抓住变化着的事物的最关键的部分。
   
    （2）“文化大革命”一词的最初涵义：
   
    上面我们已经知道，“文化革命”这个词是一个不经意的“发明”，但是这个发明一经被采用，却能够很快地流行却不是没有原因的。粗看起来，“文化”一词和“革命”配搭其所以成功，是有着它的道理的。1963年底，在中国城乡地区广泛开始的起先叫“四清”后来又叫“社会主义教育”的政治运动于1966年时，并没有在“文化教育界”展开，因此在1966年的2月，由“五人小组”设计的运动其实就是“文化教育界”的政治运动，因此，彭真在《2月提纲》中提出了“学术争论和学术批判问题”是自然而然的；但是，到《5•16通知》产生时，已经被称为“文化革命”的运动就不再是一个“学术”或“文化”的问题，而为定义为严肃的“政治”运动。《通知》中所说的“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的话已经说出了运动的“政治”性质。
   
    即便如此，在《通知》中，这个设计中的“政治”运动其所以叫“文化革命”，原因又在于它是“文化”这个特殊领域内的运动，《通知》明确指出：“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可见，文中所说的“五界”显然不包括已经进行了和正在进行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中国广大城乡地区，与此一致的是，《通知》中没有提到工人、农民、市民这些文化大革命中的基本群众，也没有涉及到解放军部队中的师以上的机关的“文化革命”。可见，这一场政治运动是专门为“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设计的，所以“文化革命”的提法就好象非常准确，一直到运动的发展在已经远远地超出“文化”的范围时，它都没有发生变化。
   
    此处，必须要做一个小结：从《5•16通知》出笼的那一天起，设计中的政治运动是“政治”的，而非“文化”的，其所以叫“文化革命”的原因仅在于它本身是“文化界”的运动，但是我们对于《通知》如果有着一个更仔细的研究的话，那么它好象它又为“文化界”的运动在可能的时间内越出“文化界”而埋下了伏笔：无论如何《通知》总是发出了：“全党要放手发动广大的工农兵群众”的“号召”。
   
    （3）骤变：由“文化界”的运动转变为“学生运动”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5•16通知》设计的“文化革命”是一场学生运动，按照《通知》的部署，运动在“教育界”展开时，它主要是针对学校教师和在学校工作的员工们的，但是，在仅仅10多天的时间内，当一部分在校学生开始积极参与运动时，便出现了任何人也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它很快地就变成了学生运动。因此在6-8月这三个月中，各地的中、小学校中的“文化革命”运动虽然是按照城乡“四清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模式有条不紊地进行，但在大学，特别是在首都北京的某些大学，学生中间出现了一种自发性的反对本校共产党党委的倾向，在首都的中学生中间又出现了自治的红卫兵组织，于是，运动便出现了历次共产党政治运动所根本没有发生过的现象，而这样的现象的发生，是《5•16通知》的设计者们所根本没有预料到的；我的看法是，连毛泽东本人在内，也是没有预料到的。
   
    在1966年，“新生事物”一词非常时兴，大学生炮打“校党委”的行为和中学生的自治组织都被看成是“新生事物”，都受到了主流舆论的支持。今天我们研究它，不管怎样说，得承认上述两件事情是“17年”（1949-1966年）以来的中国共产党社会从来就没有发生过的（1956年的鸣放运动，虽然也出现了大学生们反对党支部的事情，但程度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提意见”，和1966年“造反”式的“炮打”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此，它是不是“革命”的，我们暂且放在一边，它是“新”的，却一点都不含糊，正因为如此，“新事物”发展前途是什么？有可能导致什么样的政治后果？任何人也都没有看出来，就连现在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的毛泽东对它未来会闹出什么样子，也是心中无数的。我所掌握的一份资料披露，在1966年10月下旬毛对文化大革的现状说了“连我自己也没有料想到”的话，《毛泽东之路》一书的作者写到：毛泽东在1966年10月24日的一次谈话中说：“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运动，一个大串联，谁也没有想到，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弄得各省呜呼哀哉！”第二天，即25日，毛又说：“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们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
   
    议论至此，我必须做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对于被认为是“亲自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本人来说，他自己承认文化大革命中的最主要事件是他自己“没有料想到”的，就凭这一点，我们对运动“发动”的真实情形就有必要做深入细致的研究，这样的做的结果如果有可能推翻“毛泽东发动说”的话，那么，1966年政治运动的最宝贵的“一盆金”，就有可能被我们“淘”了。也就是说被全世界的许多人都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毛泽东发动说”原来是一个被人故意编撰的神话，目的在于要掩盖1966年政治运动是当时的大、中学生们努力争取来的这一事实真相。也就是说，1966年政治运动的“冠名权”或者“专利权”是名不见经传的首都中学生、大学生！

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产生于1966年5月29日，“第一张”影响了全国的大字报于1966年5月25日在北京大学张贴。到今天为止，某些官方学者的研究者曾经披露，“第一张”大字报与“康生的阴谋”有关（事实究竟怎样，有待于有关档案的彻底解秘），但是所有的研究都没有说到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与毛泽东或左毛派人物有任何的瓜葛。因此如果说我们要为现代中国人民的民主运动寻找源头的话，那么，就可以寻找到1966年5月29日这一天。
   
    在政治宣传上，我们可以把“毛的发动说”认为是一个政治骗局而大加挞伐，但站在学术研究的立场上，我们却应该看到在这一说中，事实上也包含着一些与“发动意义”类似的有关重要信息，那就是毛泽东个人当时的确是全力以赴的、坚决的、毫不动摇的、甚至可以说是力徘众议的“支持”这种“新生事物”，其程度已经达到了这样地步，即运动若少了毛的“支持”，就会中途夭折，或者完全失败。也就是说，1966年的政治运动因为有毛的“支持”，它才在共产党社会中破天荒地赢得了合法性，而这种合法恰恰是那一场民主的政治运动所必须赢得的先决条件。事实上，它在没有得到毛的公开“支持”的时候，共产党社会是不承认上述“新生事物”是“革命”的，按照共产党过去的一贯的判断，那是典型的“反党、反革命、反社会主义”（“三反”）行为，毛的“支持”使局面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议论至此，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结论：当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已经变成学生运动的时候，它完全失去了《5•16通知》中的“文化”意义，已经是一场百分之百的“政治”运动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在分析这一场政治运动时，是要首先分析它的性质。我其所以把发生于1966年的这个一场运动定义为“政治大解放运动”，原因仅仅在于1966年的中国人民行为的本意是追求政治上的“解放”，如果说与“解放”一词对应的是“压迫”的话，那么，“17年”共产党“压迫”中国人民的事实，就被“17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统治”这样的不精确的毛泽东式话语给叙述着……。对比地看，在1966年之前，毛泽东式的话语是欺骗人民的，那么在1966年这一套话语却“暴露”了人民遭受“压迫”的真实处境。无论怎样说，在毛泽东1966年的个人意识中，已经多少地触及到“解放”的问题，《16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简称）中，“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话在《16条》发表后，一直被当作“毛主席语录”使用就很能够说明问题。
   
    论述至此，我们便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在三个不同时间中分别被不同的三种人定义着：最初在被共产党定义时，它是一场“整人”的运动，因此共产党的各级领导人把它当成“四清”、“社教”运动来搞就很自然，人们一提起它就想起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人人过关”，“洗手洗澡”的情形；其次，它被毛泽东重新定义后，变成了“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运动；最后这样的毛泽东定义在被参与运动的人们广泛接受时，又面临着参与者自己的定义。 因此，按照同一个文化大革命的三种定义，我们可以区分出三个不同性质的运动：共产党运动、毛泽东运动和人民运动。
   
    值得强调的是，毛在“支持”“新生事物”时，实际上是以“个人”身份行事的，只不过是他“盗用”了“中共中央”的名义而已，所以当此种行为发生时，他事实上已经同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生了冲突；冲突中，毛的确是犯了“不民主的错误”，把他“个人”的意志强加给党中央，而且谁反对他，就等于反对党中央，他就打倒谁（“文革”中的“毛主席-党中央”就是这样的变成了“连体”词），但被毛“支持”的“新生事物”却是共产党建政以来中国社会上最民主的事物，这就构成了一种矛盾，它为人们研究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情况设置了巨大的障碍；在这些障碍面前，别说没有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就是参加了文化大革命的人在不认真地进行自我反省和自我探索时，也会止步不前。在毛的“支持”中，再一次被定义了的文化大革命，不是停留在原来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革命”或“文化或思想战线上的革命”了，而是被描述成为一场政治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因此“打烂”现有的国家机器、党的机构，号召造反的人民“夺权”，就使文化大革命具有传统革命的“外观”，但是，所有研究它的人为什么就不问一问：如此规模巨大的政治革命运动要反对的对象到底是谁呢？
   
    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著名的口号就是“革命的人们要牢牢掌握运动的大方向”，因此，由“方向”追问文化大革命的“对象”是认识文化大革命的一条捷径，可惜到今天为止这一条捷径其所以没有走通的最主要原因恰恰在于当时的毛泽东本人就批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这一张“外衣”，人们的目光一旦落在它上面，他们就无法迈进一步了：哪里有党的主席号召群众反对党的事情呢？因此也就没有理会下述外国学者所说的话：“毛泽东（或毛主义集团）与中国共产党的对立，是文化大革命最引人注目的方面之一”（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史华慈）。同样的意思，《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一书说：“然而，文化大革命的独特之处在于，这样的一场政治危机是由这个政权的领导人有意引起的。对中国共产党的纯洁性提出疑问的是毛本人，动员社会力量从下到上搞垮他建立起来的政府是毛本人，为造反提供政治理论的还是毛本人。这位曾经进行过反对旧中国政权的革命的人物，如今却寻求发动一场革命来反对他自己创立起来的新的政治体制。”
   
    （4）同一个“文化大革命”运动在5-8月份的分岔：
   
    《5•16通知》中设计的“文化革命”虽然已经上到了“革命”的高度上，但是，它毕竟还是一种“文化”的运动，是城乡“四清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文化界”的开展，现在人们所说的吴晗、邓拓、季羡林、言惠珠、新凤霞、夏衍等等“文化”人受到了批判和伤害，甚至有的人自杀身亡都是指这个时候的运动情况而言的，其实呢？在短短的这个三个月的时间中，文化界所发生的事件，就是按照1963年以来中国广大城乡地区政治运动的一贯模式的开展，不同的是，当被迫害的人都是些社会名流时，人们才感觉到伤害的严重。其实，就伤害的程度而言，它远远低于城乡“四清运动”和“社教运动”对普通城乡人（特别是农村干部）的伤害。遗憾的是，一直到今天为止，这种共产党传统运动对人的迫害被许多人误为是“66”运动的迫害，谁让后者也叫“文化大革命”呢？
   
    在上面的议论中，我其所以把“教育界”的情况同《通知》中提到的“五界”中单列开来，是有原因的，如果说上述“四界”的文化大革命是完全按照以往政治运动的模式进行的，没有发生哪怕一点点意外，那么，当同样的运动在“教育界”开展时，传统的模式、传统的方式和传统的手段等等都受到了在校学生们的抵制，在许多学生们的下意识中，他们认为这一场运动不应该象“四清”那样的是一种普普通通的政治运动，而应该发展成为一场名副其实的“革命”。这样就产生了运动偏离以往轨道的可能，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大革命”这个词才被学生们赋予了新的意义！如果在那时，中国社会上根本就没有过这样的“革命”，那么，学生们丰富的想象力就为“新的革命”创造了巨大的空间。
   
    “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的组织”——这是1966年中国社会的一种流行语言，而在这个一年，“革命组织”被寻找到了，那就是被现在的许多人叫“乌合之众”的红卫兵组织。意义恰恰就发生在这里：当自治的红卫兵组织以“无产阶级革命组织”的名义和面貌出现时就已经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被排挤出局了，它们不再是“革命”的组织了——这样的一个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的现象，人们竟然视而不见，岂不令人痛心。
   
    在这里，我自己对1966年中国政治大事变研究的结论是：由共产党工作组所领导和控制的文化大革命是害人的运动，而由红卫兵造反派这类自治组织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中国人的政治解放运动。在1966年，从“17年”的共产党专政下“解放”人民的这种事实，被一个毛泽东的“反对17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给表述了一下，这就搅乱了许多人的头脑，使他们在观察“史无前例”的中国伟大运动时，好象眼睛里长出了白内障。

民主运动第一等重要的因素就是组织问题，而在1966年的中国政治大事变中，人民自组织竟然象“雨后春笋”那样的生长起来——是一种典型的民主现象，一个在“17年”的历史中，有关人的自由、民主的“正面教育”之“空白”，就被在人的政治解放的过程中如泉水一样喷涌而出的自由与民主给“填补”了，几乎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没有“中央”的自治组织之中，都享有造反的权利，写大字报的权利，至于说游行的自由，集会的自由，结社的自由已经达到了泛滥的程度，谁不在运动张扬自己的观点？谁没有派性？谁不为捍卫自己的观点而战斗？……，中国民主化运动的这“第一桶金”就这样在1966年被“创造”起来了，可是时至今日，那些想使中国民主化、自由化的人中又有多少人想要去“淘”它呢？
   
    （5）《16条》中的“文化大革命”：
   
    上面的议论无非是要说明1966年8月8日（《16条》被通过的那一天）前，在校学生们通过积极的政治参与使设计中的“文化界”运动变成为学生们自己的运动了，于是就出现了一种非设计的学生运动；对于它，中共中央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就是我关心的问题，抓住这一点，我就有理由认为，8月8日之后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不是共产党“发动”的，而是共产党“承认”的；别小看“承认”这一行为，它使非法的人民运动合法化，从而为更多的人进入运动做了一种大规模的社会动员，而没有这种合法的“动员”，“66”运动绝对不会具有那么大的规模，也不会发展到那样的深度，以至于人们叫它“7亿人的运动”一点都不过分。
   
    《16条》一开始就肯定了出现于学生运动中的“革命”是正确的，并且依据此而重新定义了文化大革命：“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种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在这个新一轮的定义中，文化大革命变成了一个“全党”、“全国”和“全军”（师以下单位除外）的运动，不光是这样，它还明确地批评了按照常规办事的那种方式，提倡“打破常规”，使政治运动运动升级为“革命”。对于在《5•16通知》之后为什么还要进行这一场革命，《16条》倒是做了这样的说明：“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这就是说，《16条》承认“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革命的青少年”这些“勇敢的闯将”“闯”出来的。
   
    我虽然和大家一样地认为，《16条》的发表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完全“崭新的阶段”，可是我同许多人的看法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我否认它是“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王牌文件”，也就是说，我根本就不承认文化大革命是受《16条》指导的；相反我个人在对运动的多年研究中发现，《16条》在刚一发表时就被“革命的人民”“抛”在了一边。

证据一，《16条》中明确规定：“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是以“民主选举方式”所产生的“文化大革命委员会”、“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以及“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筹备小组”，但是，在类组织刚刚“产生”后不久，都被造反的自治给“打倒”了，在运动的实际进程中，这类组织事实上是先于共产党组织而垮台的，因此可以这样说，在8月8日之后的时间里，除“中共中央文革小组”这一个组织存在之外，其它的全都“呜呼哀哉”，无一幸免

证据二，《十六条》讲；“干部大致可分以下四种：
    　　（一）好的。
    　　（二）比较好的。
    　　（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但是，在实际运动中，中层和基层的干部几乎是百分之百地被当成“坏人”受到了冲击，可以说从下到上的共产党组织被“连窝端”了！

但是，我的上述的看法并不排除我的另一种判断：《16条》虽然不是“指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王牌文件”，但是对于广大革命的学生和人民群众来说，它却是一个“王牌”的“护身符”和一个“王牌”的“通行证”，每一个要“革命”的普通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在它的文字中寻找到有利于保护自己的话语，并且把这些话语当成了按照自己的偏好在文化大革命中任意行为的“通行证”，这种对于中共中央文件的“断章取义”方式当时是一种普遍现象，用那时的话讲，是“革命的需要”。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中国共产党一贯垄断着的政治话语权一下子就转移到人民群众手中了！运动前，共产党人用来压迫人民的话语在运动中现在变成了人民让共产党人就范的话语——谁说这不是一种“革命”性质的变化呢？变化中，一贯革命的共产党人（特别是当权派）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变成了“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走资派”了！也正是这样，“7亿人民”才在“17年”中第一次地真正享受和行使了对政府造反的合法权利，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革命”就“显现”在这个时刻。就此去分析，陈泱潮先生用自己的话，把它定义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序幕”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正因为人民群众在“一夜之间”有了合法造反的权利，所以他们就在这个时期中不知不觉地脱离了传统的暴力革命（中国共产党是以暴力革命取得大陆政权的）的束缚，可惜的是，在运动过去了40年之后，我们中间的某些人在一提起“非暴力”民主运动时却想起了“甘地主义”而无视我们中国人民的“66”经验。在2005年写作的《民运中的毛泽东问题》一文中，我已经指出：在1966年，我们中国人民在没有“消音”（就是说在“暴力革命”的声音没有消除）的情况下，实验了一场以由传统的暴力革命到现代的民主运动的重要而伟大转变；这一转变在历史的长镜头中，可以看成是今天中国民主运动的伟大契机。
   
    如果我们分析问题很仔细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在《16条》公开发表之后（它是一份共产党的文件，但是发表时却打破了以往文件的层层下发模式，用中央广播电台——公共媒体——的方式一下子传播给全世界），这就已经向世界表明：文化大革命运动不在是共产党“经验”中的事物了，它变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甚至包括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根本就没有接触过的“新生事物”，对于它，连毛泽东也不熟悉啊！因此，我就有理解认为：1966年的毛泽东虽然被称之为运动的“伟大舵手”，但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这一等事情上，他和我们当年那些红卫兵们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难怪我们在政治上感觉到离他那么近？现在终于明白了，他的政治水平并没有超出我们多远，只是在权力上大于我们而已。
   
    还必须指出：《16条》虽然不是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但是，它给文化大革命赋予了一个新的意义：“推翻一个政权”却是非常重要之点！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问题，如果说文化大革命中被“推翻”了的“阶级”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那么它是传统意义上的“统治阶级”却是确定无疑的。因此，“解放”之意义就产生于“统治阶级”被人民“推翻”的这个过程中。可见《16条》发表后，所产生的政治影响是在共产党之外的，也是通过了《16条》的中共8届11中全会的与会者所很难预料到的。关于这一点，《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一书的作者们是这样说的：“部分原因是因为文化大革命运动被引导向了必然要离开8届11中全会最初设计的轨道，主要承担这场运动的主体不在是党委领导下的文化大革命委员会，而是那些把运动作为否定党的权威、权力和责任的红卫兵组织”。这就是说《16条》以共产党人“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的语言把中国共产党对政治运动的一贯的“领导权”、“独断权”拱手地让给了“人民群众”（这有一个“民主”的意义可以追究之）！
   
    （6）“文化大革命”一词的“文化”涵义：
   
    一场政治运动冠以“文化大革命”的名称，其所以在很长的时间内没有遭到人们的广泛怀疑和批评，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这个政治运动外面象洋葱一样地被一层又一层的“文化”之“皮”包裹着，因此，对它的研究应该是层层剥皮。
   
    首先，我们在时间上把中国共产党在1956年就已经完成了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看成是“经济”的运动，把1963开始的城乡“四清”运动看成是“政治”运动，那么它的发展的新层面就必然会落在“文化”方面，而《2月提纲》和《5•16通知》也都是为了解决“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问题而设计的，就在《16条》中，它也没有脱离“文化界”的问题：“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可以这样认为，如果共产党内高层都认为“共产党革命”需要“继续深入发展”的话，那么，在党内就不可能站出有力量可以反对它的人。依旧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逻辑”，无产阶级若不能够在“文化”战线取得胜利，彻底战胜资产阶级，那么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同当时苏联的革命一样地半途而废。
   
    其次，在上一节的议论我们已经知道在学校（“教育界”）所发生的运动产生出了和“学术界、新闻界、艺术界、出版界”不同的运动现象，而这个一现象在而后的时间中波及到全社会时，“文化”这个词就应该有它的特殊意义。就运动的源头来讲，它不是农民起义式的，也不是传统的工人罢工，亦不是市民的维护权利运动，而是在学校这样的一个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学生运动，因此对它冠以“文化”一词好象也不太离谱。无论怎样说，“17年的中国共产党学校教育制度”造就了“66”造反的红卫兵一代人，那是绝对没有错误的事实。如果对于这样的事情做一个认真的解读，那么我认为所能够得出的结论一定是：中国共产党制度的悲剧性就在于它培养出来的一代人恰恰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功地“打烂”了它的人。
   
    最后，如果可以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大革命”思想寻找一个历史的线索的话，那么从20世纪20年代中叶便慢慢地退出城市的中国共产党人于30年代几乎全部都生活在中国最偏僻、最不发达的农村地区的历史已经决定了它在“文化”上的落后，因此，党在后来的时间中，“弥补”“文化缺陷”的下意识或潜意识的确是存在的，于是，“文化大革命”的思路才在无先例可寻找的情况下给“瞎摸”出来了。但是它不是后来的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而是毛泽东的“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所以当中共中央有295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定成“反革命分子”（占8届委员会的65%），而基层的共产党领导人在几乎是100%地被“打成”了“文化大革命的落水狗”时，共产党的“革命”就走到了“尽头”。这样，在中国就发生了由“革命的前毛泽东时代”到“不革命的后毛泽东时代”的转变，可是，对于这样的转变，我们中国人民在没有理出自己的头绪的时候就不可能把那个分界线所分离出来的自己的历史给独立开来，于是，“66”运动的核心价值，也就是今天民主的核心价值——人民在自治组织内享有对当权派造反的政治权利就被淹没了。
   
    （7）“文化大革命”一词被人自由理解的后果：
   
    在本文的开头，我已经指出“文化革命”一词出于姚溱一个随意发明，后被中共中央又没有多少变动的加以采用，因此它是在没有经过任何人精心推敲的情况下给流行起来了，于是这个不严格的概念什么东西都可以包括就很自然。在《16条》发表之后，“文化大革命”被定义成为一个“群众运动”时，对它的理解的自由的空间无疑被大大地拓宽了，于是，它变成一个可以满足当时中国人的各种要求的新词汇了。
   
    “俏皮捣蛋”的学生们可以把对老师发泄不满的行为说成为是“文化大革命”（这一点，流行的影视作品已经表现得够多了），工厂工人可以把对管理人员的不满，农民可以把对生产队的不满都说成是“文化大革命”，这种现在看起来完全属于“负面”的东西，却关联着共产党社会权威系统崩溃的问题，因此，民主运动所需要的批评和批判的风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形成了滥觞。对于没有亲身经历过那个运动的人来说，这种政治上的“天翻地覆”式的变化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从理论要说清楚的确是困难的，但是对于经历了那个运动的任何一个普通人来说，这一切的发生好象是“本当如此”的，在这里如果不是民主、自由之水乃是出自于人性深处的东西的话，人在“一夜之间”变得面目全非的事情是根本无法解释的。
   
    别人的情况姑且不论，就说我自己的情况吧。在文化大革命前，我对于我们学校的党支部、团总支，甚至我们班的团支部（我本身又是其中的委员之一）所有用“组织”名义说出的话，都是百依百顺的，不敢说一句反对的话，可是呢？在当上了红卫兵后，我竟然同“战友们”闯入了中共兴平县委大院，指名道性地要和兴平县委副书记——张世龙“辩论”“兴平县的文化大革命应该怎样开展的问题”！诸位，就是在今天，我也得承认我当时的知识、思想和政治觉悟绝对比不上张世龙，我不过是刚刚读完了初中的学生，连高中都没有来得及上，对于“兴平县的文化大革命”究竟能够说出多少道道行行呢？因此就“事实”而言，这一场辩论如果是真正的，或认真的，那么我肯定是“输方”，而不会是“赢家”，但是民主的意义在这里并不要借助这种“事实”的“子宫”才可以产出来，它有着自己的生产的意义，那就是说，“在兴平县文化大革命应该怎样开展的问题上”应该有我——一个普通的兴平县中学生的意见和主张，而我的“意见和主张”应当在价值上与在兴平县当权的张世龙的主张平等。因此“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情上出示我个人的意见和主张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于是，人的价值问题就排挤了人在意见发表时的地位差别和意见本身之优劣而上升到“头等地位”，民主的意义就出现在这里！也就是说，我用说出我自己的“心里话”的方式为兴平县的文化大革命“投”了一张真正属于我自己的“票”！
   
    何况在当时，我虽然自己说不出什么是“正确的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但是，我却可以说出什么是“不正确的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在“辩论”中，我说“张世龙的做法压制了”“兴平县我们这些革命的青少年们的积极性”，想把“兴平县的文化大革命引导到偏离《16条》所规定的大方向：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是事实，不仅这样，在“辩论”中我还对他提出了“包办运动”的指控，说他违反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各级领导“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的规定。如果说这样的指控好象与事实多少有一些出入的话，那么我锋机一转，指责张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怕’字当头，墨守旧的章法，不愿意打破常规，不求进取。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他感到突然，以致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却是“有根有据”（以上引自《16条》）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有当权派的人物们都处于高度的精神紧张状态，都非常害怕“火烧”到自己的身上啊，就连做梦都在害怕（这也是一种制约，现在没有这种“制约”这些家伙们是肆无忌惮、无法无天的胡作非为）！相比之下，我们那一批还没有走上社会、涉世很浅的年轻学生们却和他们的态度相反，我们对文化大革命表现得相当积极（这种积极不是装蒜可以装出来的），我们从“内心深处”认为这个正在进行着的文化大革命可以接纳自己的喜怒哀乐，最终它会变成为我们自己的一个运动！事后的分析认为，这一场运动到1966年8月后事实上变成了我们的运动。究其原因，我们的参与和争取行为是最重要的。于是，民主第一等重要的意义：即民主存在于公民的不懈努力和不断追求之中——就被我们实践了！
   
    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于后，正确地说，我们的经验和教训是：在民主自由的问题上你不要等待（等时间成熟、等理论上弄清楚、等有了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准备），任何等待都会贻误战机；你也不要靠别人，任何人都靠不，靠你自己和你自己的组织（哪怕它小得只有三个人）；你也不要“怕字当头”，心有疑虑，要“敢字当头”，什么都不怕，“即使天塌下来也不怕”，这样你才能够在民主和自由的阵地上高高地竖立起你自己的旗帜，当然，在这样作的时候，你也不要排除和最高当权派人物合作的可能性，只要他们在那个时间上“发扬民主”，和他们“结盟”就是智慧之举。
   
    （8）结论：
   
    上一个世纪90年代，在中国翻译出版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一书的作者们指出：“到目前为止，文化大革命一直被作为一个简单的标签用来描述从1966年开始的这一时期，但还是没有对它本身的含义做进一步的探讨”。今天我们已经送走了文化大革命40周年的纪念日，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有了一定的进步，但情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质的改变，刘国凯先生的“人民文革论”虽然已经开始有人注意和研究了，但整体上的“文革”研究的水平还没有重大的突破，许多人还只是满足于把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好”颠覆成为“文化大革命坏”的这一简单事实，而没有深入到文化大革命事件内部去发现它所隐藏的“惊人”的深远意义和复杂而又深刻的历史意义，于是，中国民主的“第一桶金”，在中国民主运动最需要的时间里还沉的地下。因此，在写作这一篇文章时，我有这样的一种估计，即1966年中国人民“政治解放”的伟大实践在同目前中国民主运动的内在需求协调起来时，中国民主运动的伟大曙光就会再一次地出现在东方！
   
    2007-2-4于韩国首尔市 2008-9-4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