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江华 贵阳市的“四清”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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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共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研一处    来源：《贵阳文史》2001年04期


　　贵阳市的四清运动在“左”的路线指导下，将党内不同意见和人民内部矛盾夸大为严重的、尖锐的、复杂的阶级斗争，把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看成是当时贵阳存在的根本问题，从而使阶级斗争扩大化，一大批基层干部遭到沉重的打击，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也受到扼制和伤害，经济建设也再次遭受折腾。

一

　　1962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进程中重要而复杂的一年，这一年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对后来的工作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从年初的“七千人大会”、2月的西楼会议到5月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为恢复国民经济制定了经济调整的具体措施。贵阳市委在中央精神的鼓舞下，从1月到4月，连续召开扩大会议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定，其中包括进一步调整生产关系，减少城镇人口，增加农业生产和日用品生产，为在政治运动中被错误批判和处理的部分干部进行甄别平反，给部分右派分子“摘帽”……。市委决心以经济调整为契机，迅速抚平三年自然灾害留下的创伤，全力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当年的国家计划。

　　9月，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贵阳市委9月13日至巧日召开会议，在十中全会精神指导下，批判“单干风”和“翻案风”，指责“包产到户”和对“三面红旗”提出的不同意见。12月3日，市委根据一些企业实行包产包工的情况，向省委报告《关于部分企业实行“小包干”的情况和纠正意见》，决定立即终止实行“小包干”的做法。

　　市委一方面狠抓阶级斗争，一方面强调经济调整，形成了政治与经济之间的拉锯战。在极左思想的指导下，政治运动成为中心工作，最终使贵阳在“四清”运动中成为全国的典型，成为这段历史的“重灾区”。

二

　　1963年3月1日，中央颁发了《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3月31日，省委发出贯彻实行“指示”的意见，部署全省“五反”工作。4月1日至14日，贵阳市委召开扩大会议，学习中央和省委指示，其间进行了整风。市委书记伍嘉漠代表市委在会上作了检查，市委常委及各部部长分别在会上作自我批评。接着成立了“贵阳市‘五反’领导小组，领导全市各级各部门开展学习和‘洗手洗澡”’。至此，一场声势浩大的“五反”运动在贵阳全面展开，各单位开始清理物资、核查帐目、干部自查自检。随着运动的深人，阶级斗争的弦也越绷越紧。市委主要领导人中一些人面对大规模兴起的群众运动感到有些担忧和顾虑，恐怕运动影响经济调整工作。1963年7月7日的市委扩大会上，伍嘉漠强调，各区、局、厂矿企业要稳定，不要出乱子，要以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为中心，抓好生产，掀起生产高潮。1964年3月22日，中央又下发了<关于继续抓紧进行“五反”运动的指示》，推动着贵阳市“五反”运动不断朝着“左”倾方向继续发展。同年4月，贵阳市已有91.2%的单位、96.9%的职工纷纷卷人运动漩涡，投人“五反”运动。

　　1963年4月，作为运动试点单位的贵阳市公安局结束了学习认识阶段，开始进人清查阶段，自清自查和互相揭发。5月20口，省政法检查组进驻市公安局，改组了局“五反”领导小组。5月30口，省政法检查组向省委报告了市公安局领导班子的所谓“五大问题”，6月30日又向西南局和中央有关部门递呈报告，认为市公安局领导班子是“蜕化变质分子和地富反坏右分子结合起来的反革命集团”，并指责贵阳市委“包庇”市公安局领导，企图赶走省政法检查组。贵阳市的“五反”运动由此开始升温膨胀。

　　在运动的高压下，贵阳市公安局清查出重点对象76人，占总人数的24%，其中处级以上干部18人，占处级以上干部总数的50%。共拟出对公安局领导班子意见2192条，使公安局领导班子在不断地检查中不断地升级，最后得出一个让贵阳人民震惊的结论:贵阳市公安局是一个挥霍浪费、隐蔽坏人、违法乱纪、贪污盗窃的大本营，是资本主义覆辟的典型。全局14个处、队、科室，就有n个领导核心已经烂掉或基本烂掉。

　　1964年3月，中央监委驻西南局监察组派出检查组进驻贵阳市公安局，紧接着，市局所属四个分局也成为运动重点。7月，工作组全面接替了市公安局和各分局的领导权，全局44名领导干部，被处理的38名，占84%。

　　贵阳市党群政法系统的“阶级斗争”盖子被揭开，牵动了工建交、商业贸易、教育文化系统，各单位开始对干部职工进行清理排队，一时间到处风声鹤峡，人人自危、互相猜疑。

　　运动在“左”倾思潮的带动下，反复“补课”、上纲上线、人人过关。有的干部把困难时期在食堂吃了一碗瓜菜代稀饭说成是多吃多占;为同志说了句公正话，也要检查是否把屁股坐到资产阶级那里去了;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志把运动开始时的顾虑情绪说成是看风使舵，有变天思想;一些小偷小摸行为或干过私活、占过小便宜的人深挖思想查阶级根源;企业干部被说成是新“工头”，是变相资本家。更为严重的是有些人经受不住运动的折腾，采取逃跑和自杀的方式来解脱自己。据统计，1964年后8个月，贵阳市非正常死亡人数130人;1965年前8个月，非正常死亡人数185人，比1964年上升42.3%;1965年元月至八月自杀人数7S人，当时被认定“问题严重，畏罪自杀”的19人。

　　在阶级斗争的思想指导下，一些人希望通过深刻检查、无情揭露、深挖问题来说明运动搞得好，成绩大。但问题揭露得越多，情况就越严重、阶级斗争越复杂，又要花更大的力气来搞运动，如此恶性循环越演越烈。运动将贵阳市大跃进以后努力恢复的有利于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有利于活跃城乡商业经济的一系列措施视为资本主义复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思想上、理论上、政策界限上的模糊和混乱。


　　1963年2月11日至2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上着重介绍了湖南开展社教运动和河北地区搞“四清”的经验。会议决定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的同时在农村开展“社教”运动，彻底挖掉修正主义根子。遵照中央指示，贵阳市委布署从1963年夏到1964年秋在农村开展“社教”运动，即“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的“四清”运动。“四清”以花溪区花溪公社为试点，全面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在省委的统一安排下，首先“洗手洗澡”，主动下楼，揭敌情，查上当，矛头对准地富，组织干部、四清工作组和群众对1962年以来的帐目、财物、工分进行全面清理;其次对“四类”分子进行排队，对党团组织和干部队伍进行组织整顿和思想整顿。在7个公社进行试点以后，7月在全市190个公社中分5批迅速掀起声势浩大的“四清”运动。

　　1963年9月，中央根据各地情况制定了《关于农村社教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明确提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大力提倡学习、推广“桃园经验”和天津小站地区“夺权经验”，并组织力量对前期“四清”运动进行补课。1964年7月16日，省委发出《关于农村社教运动分批补课的布置意见》，从此，以清经济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四清”升级为以“进行民主革命补课”的“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四清运动，一场更大规模的政治运动随即开始。

　　1964年11月，中央“四清”工作团1654人进驻贵阳市花溪区，领导“四清”运动。运动涉及区直属70个单位和花溪、中曹、高坡3个公社，历时6个月。工作团一到就宣布:“花溪区机关尖锐的阶级斗争，反映了花溪区民主革命不彻底、镇反不彻底，审干和吸收干部不严格等特点”，宣布各部门的公章一律交工作队，大小领导靠边站。高坡公社“四清”工作队，人村几天就把29名公社干部全部集中起来，不准请假回家，不准讲苗话，不准会见亲友，不准几人交头接耳，不准跨越规定的活动范围。

　　运动中重新审定阶级成份，花溪公社补划和新定地主分子14人、富农分子19人。在解决所有制问题上，集中为“并队和并社”，社队领导班子普遍被调整。

　　1965年1月，中央发出(农村社教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对一些打击面过宽的极“左”做法进行纠正，但同时提出:“运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为运动重点的贵阳，当时推行的是一整套左的做法，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已成为当时运动的重要特点，大批干部遭到无情打击。仅高坡公社就有28名基层干部被立案处理，有10个公社的166名干部被列为四类干部。花溪公社翁岩大队党支部10名党员，8名被开除党籍，一人挂起来(缓登)。有人说:“翁岩大队党支部的10个党员被开除8个半。花溪区委常委和正副区长16人，被撤职的7人，区直各部门及公社的主要负责人63人，留用的仅13人。继花溪试点后，“四清”运动在贵阳市农村铺开，其运动模式是花溪试点的翻板，试点经验波及全市和全省部分农村。为了全面开展以纠正农村单干为中心的面上社教运动，在“四清”工作团的领导下，贵阳市从29个公社2724个生产队中清出农业单干半单干的有855个队，占总数的32.4%。发动群众诉单干之苦，组织力量纠正单干、半单干问题，实质上是将经济调整战略中推行的生产队经营的多种形式变为单一的责任制，又一次伤害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

　　1965年8月7日，贵阳市委作出(关于全市“四清”运动的规划》，拟将全市“四清”分为6批进行，时限延至1967年9月结束。

　　1964年下半年，一个耸人听闻的消息震惊了中央，轰动了全国，那就是:贵阳市出现了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复辟，整个领导核心“烂掉了”、“成为反革命两面政府”、“是小台湾”···……接着，中央指定贵州的“四清”运动由西南局直接指挥，并组织了由西南局常务书记、四川省省长李大章和中纪委书记钱英为团长的中央西南局“四清”工作团，并从中央各部和军队选派100多名师局级干部和西南局各部委及全国18个省市抽调出的2000多名干部，以中央“四清”工作团的名义，进驻贵阳，全面领导“四清”运动。

　　7月，工作团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全盘否定贵州解放以来革命和建设的成绩，作出农村“社教”和城市“五反”分批补课的具体安排。至此，“五反”和“社教”并轨，统称“四清”运动，从政治上清起。市委领导在“三干”会上就贵阳市公安局问题作进一步检查，工作团及省监委转发省委检查组《关于贵阳市“五反”补课中初步揭露的材料》中错误地认定“市委核心基本烂掉”，贵阳“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等等。从此，一场由上而下的层层夺权斗争在贵阳市各单位铺开。

　　最早让人感到心惊肉跳的是公安局的“阶级斗争盖子”被揭开，挖出了一个反革命集团。1964年7月，分管政法工作的常委、副市长柴龙，市委委员、公安局局长孙敦善，副局长樊儒祥、战诚堂、杨维家、田君昌以及部分科室负责人11人被认定为“蜕化变质分子和地富反坏右分子纠合起来的反革命集团”。柴龙、孙敦善因此被撤职关押审查，生产科长田永年被迫自尽。

　　市级机关各部、办、委、局以及各区负责人大多数“靠边站”，或者挨批、挨斗、写检查、受到不公正的处理。公安局、检察院、法院首先被夺权，随后全市58个局级单位有35个被夺了权。紧接着，13位市委常委有n人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其中被定为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的3人，被认为有严重问题受处分或批判的8人。

　　市委第一书记伍嘉漠被定为“长期混在党内并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被开除党籍，判刑5年。一大批于部被打成这样或那样的“分子”，遭到批判、撤职、开除党籍的处理。大多数单位被列为“烂掉和部分烂掉”的单位，全市被处理的干部达3100多人。花溪区直属部、办、委局和公社63名主要负责人中，被撤换处理批判的达50人。工作团仅用两个月时间就夺了市委、市政府直属区、部、办、委、局的领导权，总结了“夺权经验”，上报中央，批转全国。

　　1964年9月，夺权后的贵阳市由成克任市委第一书记。1965年7月，市委领导班子进行部分调整，张一樵任市委第一书记，成克任第二书记。在中央工作团和改组后的省市委领导下，又派出大批“四清”工作队、组深人各单位，开展“补课”和“四清”运动。

　　这场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给贵阳的广大干部群众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四清”运动对贵阳的部署是“一举解决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大任务，毕其功于一役”，全面解决领导权、所有制等重大问题，因此规定工作队员要“高标准、高质量、严要求”，“工作队的干部必须经过县以上党委严格审查和挑选，对抽调来的工作队员要逐个进行复审，凡复查不合格的要进行清退。面对人数多、职级高、权力重、来势猛、决心大的“四清”工作团，贵阳市大有黑云压城之感。

　　“四清”运动是贵阳历史上的一场政治灾难，是文化大革命在贵阳的初步实践。原计划在1967年9月才告结束的“四清”运动因“文化大革命”的兴起而不了了之。可是，“四清”中制造的大批冤假错案在“文革”中又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和利用。在“文革”极左路线影响下，贵阳市被说成是“南下干部叛徒多，西进干部特务多，当地干部土匪多”，使“四清”中受到迫害的干部再一次遭到更加残酷的打击和折磨。而当初参加“四清”工作团来到贵州，肩负着防修反演变的战士，在“文革”中也走过了一长段艰难曲折的路，都共同遭受到左倾路线的迫害。

　　历史前进的步履缓慢而沉重地走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真正开始。在中共中央拨乱反正的方针指引下，贵阳市委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积极慎重地全面复查，使“四清”中遗留下来的一大批冤假错案得以解决。据统计，贵阳市在全面落实干部政策中，复查落实“四清”案件1740余件。1980年2月市委向省委的<关于贵阳市“四清”问题的请示报告》明确指出:“‘四清’运动对当时贵阳的形势估计，运动的指导思想、方针、方法是错误的，所造成的恶果不是‘成绩伟大’，而是根本性的错误，不是局部性质的遗留问题，而是一大冤案”。1984年6月24日，中央在批复省委《关于彻底解决贵州“四清”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指出:“1964年贵州的四清运动是‘左’倾错误指导思想下进行的，对贵阳市已形成‘反革命两面政权’这种估计和分析是错误的，由此造成的冤假错案予以彻底平反是正确的”。

　　贵阳市是最先敲响“四清”战鼓的省会城市，是全国“四清”运动的重灾区之一。三年中所形成的冤假错案仅次于“文革”，超过“反右派”和“反右倾”案件的总和。中央认为，贵阳市建国以来的工作主流是好的，成绩是显著的。贵州省委、贵阳市委和其他开展“四清”运动地方的领导干部是好同志，当时由中央选派到贵州参加“四清”的两千名干部也是好同志。中央希望: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妥善处理好遗留问题。

　　“四清”运动为贵阳的历史留下了一个沉重的课题。我们今天来研究它、总结它，是为了抚平创伤，团结一致，开创未来。


　　(执笔:叶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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