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锡堂毛泽东与张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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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纵览》2012年 第11期和12期


　　张平化，湖南省炎陵县(原称酃县)人，1926年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同年投身北伐。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他返回家乡开展农民运动，并于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酃县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张平化便是从这时起，跟随毛泽东闹革命的。之后，无论是在艰难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在20世纪60年代国民经济异常困难的时期，张平化始终都没有动摇对毛泽东的真挚感情。毛泽东也十分喜欢这位故乡人，并一直与他保持着非同寻常的联系。

　　毛泽东亲自提名，张平化回湘担任省委第一书记

　　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撤销了第一书记职务。由谁来担任此职?毛泽东想到了时任湖北省委第二书记的张平化。当时，张平化作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正参加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会议一结束，张平化接到通知，要他速去电站大坝水库一趟。张平化来到水库，恰逢毛泽东正在游泳。毛泽东一见张平化，便招手叫他下水同游。张平化从小就会游泳，换了衣服，随即游到了毛泽东身边。毛泽东问道：敢不敢到长江游泳?张平化笑着说：“有主席领着，敢。”毛泽东笑了。

　　上岸以后，毛泽东和张平化坐下来休息，毛泽东说：“中央决定，派你去湖南担任第一书记，有什么意见?”张平化想着毛泽东在游泳时的那句话的意思，便当即答应了。

　　其实，这已是毛泽东第二次对张平化委以重任。早在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为了将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当时党中央、毛泽东对大城市，特别是100万人口以上大城市的领导人的配备十分重视。因为大城市的工作相当复杂，领导者必须具备很高的政策水平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既要熟悉城市管理，还要能抵挡住各种糖衣炮弹的攻击。武汉当时是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工业城市，由谁出任这座特大城市的市委书记，意义重大。1947年开始担任哈尔滨市委书记的张平化有着近两年的城市管理经验，因此被毛泽东看中，点名担任武汉市委书记，主政武汉全市工作。

　　在以张平化为首的新市委的领导下，武汉秩序迅速恢复，市民生活稳定，人心安定。1954年5月，在武汉抗洪斗争中，张平化率领全市人民，经历100多个昼夜的奋战，终于战胜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保证了武汉全市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毛泽东亲临武汉视察，甚为赞扬，挥笔题写了“庆贺武汉人民战胜1954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的洪水”的题词。

　　1955年11月，张平化出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二书记。

　　专列上聆听毛泽东评述苏仙岭“三绝碑”古迹

　　1960年 1月下旬，毛泽东南巡。3月9日，毛泽东乘坐的专列从广州驶入湖南，在郴州停靠。当时中共湖南省第二次代表大会正在召开。毛泽东邀请张平化等同志速来郴州座谈。张平化接到电话后，当即带着郴州地委书记陈洪新赶赴郴州。张平化上车后，将陈洪新向毛泽东作了介绍，毛泽东握着陈洪新的手颇有兴趣地问着：郴州有个三绝碑，你去过吗?陈洪新实话实说：“没去过。”离开湖南整整30年的张平化就更不用说了。毛泽东见在座的人都没去过，便兴致勃勃地介绍说：宋朝有个秦观，此人很有才华，但不得志，被流放到郴州，给了个什么小官，他深感朝廷腐败，报国无门，便满怀愁绪地写了一首《踏莎行》。接着，毛泽东朗朗有韵地背诵起来：

　　雾失楼台，

　　月迷津渡，

　　桃源望断无寻处。

　　可堪孤馆闭春寒，

　　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

　　鱼传尺素，

　　砌成此恨无重数。

　　郴江幸自绕郴山，

　　为谁流下潇湘去?

　　毛泽东一字不漏地背完这首词后，又接着说：宋朝诗人苏轼也遭受同种命运，被贬海南，因而情有同感。他欣赏秦观这首词，特别是最后两句，“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3年后，秦观病逝，苏轼闻讯落泪：“少游(秦观字少游)不幸死逆路，哀哉，世岂复有斯人乎?”并将此词抄录在扇子上，痛附一语：“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

　　大书画家米芾闻讯，感慨更多，便将“秦词”、“苏语”书写下来。后人以“淮海(秦观号淮海居士)词，东坡语，元章(米芾字元章)笔”尊奉为“三绝”，南宋咸淳二年，郴州知军邹恭到任后，“首访旧刻，把玩不止”，命工匠模刻于景色与秦词意境相似的苏仙岭山麓石壁上，史称三绝碑。毛泽东说到这里，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我们不能连邹恭都不如啊!”

　　张平化等聆听毛泽东讲历史、谈文化，深为领袖博古通今、熟谙历史文化遗产、关心地方古迹名胜所折服，颇受教益，同时也对领袖提出的批评感到心悦诚服。随后，张平化向毛泽东汇报了湖南工作，并陪同毛泽东到衡阳、株洲、长沙视察。

　　3月27日，中共湖南省第二次代表大会结束，陈洪新根据张平化的指示，迅速返回郴州，传达此事，并带领部分有关单位负责人参观三绝碑，成立文物保管委员会，拟建护碑亭。与此同时，张平化还向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张际春作了汇报。1961年3月，张际春率人专程来到郴州参观三绝碑，并寻访、搜集秦观在郴州的资料。随后不久，国务院3万元专款便拨到了郴州。别看这区区3万元，在50年前国民经济困难时期，这可不是个小数目，是党和国家勒紧腰带挤出来的。真可谓是金钱有数，对历史文化的尊重无价。

　　1963年10月，张平化邀请陶铸前往郴州参观三绝碑，陶铸根据张平化的要求，答应由中南局再拨一点专款，对三绝碑进一步加以修缮保护。

　　如今“三绝碑”已成为湖南一处著名景点，深受中外游客称赞。

　　在讨论“农业六十条”的调查中毛泽东与张平化的一次深谈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召开后，全党遵照毛泽东的指示，迅速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纠正“左”倾错误，调整政策。3月，中共中央再次在广州举行工作会议，讨论和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对纠正社、队规模偏大，公社对下级管得太多太死，民主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不健全等方面的问题，都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并随后开展了讨论“农业六十条”的调查研究工作。 　　3月29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广州，于3月31日在长沙附近停靠。在列车上，张平化将湖南讨论“六十条”草案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他说，在讨论“六十条”中，群众最关心、议论最多的是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还有“三包一奖”问题，群众对奖励粮食很感兴趣。

　　毛泽东说：“粮食是群众生产的，还叫什么奖呢?群众多生产的就可以多归他们，还能拿自己的东西奖自己?可以不叫奖。”

　　毛泽东在听完张平化一段汇报后，又说：“这只是公社、大队这两级干部的反映，也只是初步的，还没有拿到小队，拿到群众中，拿到有经验的农民中宣读。宣读后会有更多的意见。”说到这里，毛泽东还特别嘱咐，这只是一个草案，要让群众提意见，还要修改，还要补充，切记不要当成一种命令去贯彻。随后，毛泽东问：“群众肯说真话吗?他们肯不肯说话?”

　　张平化回答：“群众还是肯讲真话的。”

　　毛泽东说：“‘六十条’也是教育干部的主要教材，这个教材经过群众和干部的讨论，对他们的教育就更深刻。将来在5月会议期间，按各省征求群众的意见把条例草案加以修改，再拿到群众中试行。修改后也还不能作为正式的文件，可以叫做修正草案，再在群众中广泛征求意见。”

　　对于一个中央文件，毛泽东采取如此慎重的态度，如此广泛而深入地征求意见，从“大跃进”以来，实属罕见。

　　毛泽东与张平化的交谈持续到下午4点多。第二天，毛泽东要在武昌会见古巴青年代表团，必须立即赶赴武汉。他对张平化说，他在湖北停几天，接见几个客人就回来，并嘱咐张平化“以下乡为主”。

　　4月8日，毛泽东返回长沙。次日，在专列上再次与张平化谈话。这次张平化从乡下调查回来，带来许多具体生动的第一手材料，谈困难，谈问题，也没有多大顾虑，因此毛泽东听得津津有味。

　　张平化反映，在讨论“六十条”的时候，争论比较多的是3个问题，一个是供给制，一个是食堂，一个是粮食定购问题。关于粮食定购，他说，生产队普遍要求包死，就是把上缴大队的、缴给国家的粮食数都定下来，其余都是生产队的，这样就有了奔头。

　　谈到食堂问题，张平化说：“讲食堂好的，讲得很多；讲食堂坏的，也讲得很多。我听了以后，觉得原来自己对食堂的看法有些片面。”接着，张平化说：“长沙县黄花公社新湘大队有个社员算过账，他说：‘一年为了吃饭，跑了一千里。’一些老太太碰到雨天路滑，走起来很不方便，还有的社员打饭回去，半路上跌了一跤，饭菜就没有了。”

　　毛泽东说：“愿意参加食堂的是少数人。食堂的确存在这几个问题，用工太多，浪费劳力嘛!浪费柴火、破坏森林嘛!还有浪费粮食，再一个就是社员不能养猪。得两头搞，一头搞食堂，一头是家里开伙。”

　　汇报供给制问题时，张平化说：“现在可以初步说，供给部分超过百分之三十，肯定不必要，过去搞那么多是错了。估计百分之十左右基本上就解决问题了。

　　毛泽东说：“如果只包五保户，补助困难户，百分之一、二、三就可以解决问题。百分之三十是多了，这不是真正各尽所能，按劳付酬。基本原则是两条：一个是各尽所能，按劳付酬；一个是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将来所谓公，靠什么呢?靠积累，现在就困难了，现在公社不要搞积累，恐怕两三年之内，新的公社就不要积累。新公社老百姓又怕哩!现在划小，公社多了，它又去搞平调，这个你们要议一下，万万不能再平调，如果认为没有家底又去平调，那可不得了啦!”

　　毛泽东还告诉张平化，湖北在群众中讨论“六十条”的时候，也集中在这4个问题：供给制问题、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体制问题。他说：“供给制，是多劳多得，还是多劳不能多得?平均主义问题嘛!食堂也是个平均主义问题嘛!现在就是要恢复1957年那个时候的评工记分，多劳多得，要恢复那一套。”

　　毛泽东与张平化的这次交谈，虽然对人民公社仍没有否定，但比起公社化运动时坚持“一大二公”的态度已有了很大的改变。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毛泽东纠正错误的决心。

　　5月9日，中央工作会议修订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取消了公共食堂和供给制的决定。6月下旬，湖南省三级干部会议后，全省停办公共食堂，并给社员划了自留地，鼓励发展家庭副业，允许社员在屋前屋后开荒种树，受到广大社员群众的拥护。

　　毛泽东指点湖南工作，为张平化两份调查报告作批示

　　1961年4月1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率中央工作组来湖南蹲点考察。4月11日晚上，刘少奇来到毛泽东的住处——省委蓉园一号楼，向毛泽东汇报了他在湘潭、宁乡、长沙农村了解到的情况，并表示准备再剖析几个典型，以便统一认识。毛泽东很赞成刘少奇的意见，并根据自己在调查中了解的情况，指出湖南农村存在的主要问题，还是对中央1960年11月3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指示信》(即十二条)贯彻不力，“五风”问题还未得到有效的整顿。随后，两位领导人商量决定，派王任重、王延春等湖北省委领导去湖南住上三五天，帮助湖南解决一些问题。

　　当晚，毛泽东给汪东兴写了《关于湖南工作的一封信》：

　　汪东兴同志：

　　请打电话给王任重、王延春二同志，请他们二人，于十四日下午二时到长沙，在这里住三五天，带全部湖北三级会议简报及重要文件来。帮助湖南解决一些问题，主要是走群众路线，及时看出问题，先下手、争取主动权，这样两个问题。湖南在这两个问题上有些同志似乎还不大懂。(一)对十二条政策没有认真坚持去做，有些县的群众没有真正发动，无蓬蓬勃勃之气，有不敢讲话之风；(二)去冬十月至今，整整半年，五风没有普整，相当多的地区政权还没有从敌人手上夺过来。见事迟，抓得慢，以致春耕大忙临近，有许多地区党还没有取得主动权。古人有言：“亡羊补牢，未为晚也；见兔顾犬，未为迟也。”在这次三级会议上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是可以做到的，无所用其忧虑，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此件同时送给湖南省委书记处及少奇和谭震林、胡乔木二同志。

　　毛泽东

　　毛泽东的这封信，对湖南省委震动很大，张平化当即作了传达，表示诚恳接受毛泽东对湖南工作的分析和批评。4月14日，张平化给毛泽东、刘少奇、谭震林、胡乔木写信，检查湖南工作中的“恩赐观点”和主观主义的错误，信中这样写道： 　　主席、少奇、震林、乔木同志：并送任重、延春、东兴同志：

　　主席四月十一日给汪东兴同志的信，已印发省委书记处同志，并在省委常委和地、市委书记的会议上作了传达和讨论。

　　这封信，对于湖南省委，首先对于我是一副对症的良药。见事迟，抓得慢，这是我主要的毛病……其根本原因是没有充分发动群众，贯彻党的政策。

　　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存在着两种错误：第一种是恩赐观点，不少的地方不是真正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由群众当家做主来解决问题，而由少数人站在群众头上“发政施仁”。第二是主观主义：我们有若干政策性的具体措施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例如，过分强调办公共食堂、供给部分过大、征购任务过重等等。

　　所有这些错误，应该由省委，首先应当是由我负主要责任。我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为了吸取同志们更多的批评和帮助，特将主席的指示和我的检讨，同时发给参加我省三级干部会议上的工作队长、县委书记、地委和市委书记，省委以及各部门的领导同志阅读。

　　张平化

　　4月17日，张平化在全省三级干部会议上讲话时，再次检查了工作中的“恩赐观点”和主观主义的错误，要求全省各级干部按照党的八届九中全会的精神，大兴调查研究，下决心纠正“五风”，把全省农业生产抓上去。

　　5月2日，张平化率省委工作组到浏阳县文家市公社大江大队蹲点调查，同时在文家市作恢复手工业合作社和供销社的试点。5月13日，张平化致信毛泽东，就在大江大队调查的情况作了汇报。毛泽东对此信十分重视。5月14日，毛泽东将张平化的信转发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并在回信中写道：“你的这封信可发至湖南各地、市、县、社党委研究，仿照办理。都要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随后，湖南各级领导纷纷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着手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

　　1962年5月，毛泽东再次到湖南开展调查研究，张平化汇报了湖南城乡形势和农村工作。毛泽东指出，各级党委书记要深入基层，解剖麻雀，有针对性、有说服力地弄清楚农村当前问题的症结所在，努力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随后，张平化深入农村就如何抓好生产队的经营管理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在调研中发现汉寿县洲口公社小港大队第十三生产队从巩固集体经济出发，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因活制宜，制定合理的劳动组织和严格的责任制度，有临时包工，有小段包工，有季节包工，有常年包工。有严格的检查验收制度，不但注意工夫数量，而且特别注意工夫质量。9月8日，张平化再次向毛泽东写信，介绍了汉寿县洲口公社小港大队十三生产队的经验。9月25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在信中批示：“印发各同志，请各省、市、区党委同志们注意研究，并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改善生产队的经营管理。”

　　1964年5月，湖南省委作出《关于推广小港十三队经营管理经验的决定》，大力推广汉寿县小港十三队的经营管理经验，为全省农业生产管理工作树立了一面红旗。(题图为1965年张平化陪同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的合影。)

　　陪同毛泽东重上井冈山

　　1965年3月16日，毛泽东乘专列南下到达武汉，住在东湖边上的梅岭一号。

　　4月27日清晨，毛泽东对前来请示工作的汪东兴说：“请平化同志来一趟。”当天上午，张平化接到汪东兴的电话：“主席在东湖，请你马上来一趟。”除此之外，再没多说一句。张平化当即向省委其他同志交代了工作，乘广州到北京的特别快车到了武昌南站，随后乘武汉市委派来的“吉斯110”小车来到梅岭一号。毛泽东一见张平化，便招手要他坐在身边的沙发上，与他漫谈起来。毛泽东问：“湖南农村社教运动怎么样?”

　　张平化简要地作了汇报，特别谈到了醴陵军山公社这个典型，省委在4月30日刚刚发出了号召全省干部学习军山公社自觉革命经验的决定。

　　随后，毛泽东又问了湖南的工业、铁路等方面的情况，最后才把话题转到井冈山。毛泽东说：“我年纪老了，经常梦到井冈山。很想去看一看，你最近能不能抽出时间，带带路?”

　　张平化1959年秋回湖南后，去过两次井冈山，井冈山很多老人都念叨毛主席，很想请主席回井冈山看看。因此一听毛泽东要重上井冈山，他感到十分高兴。当即说：“跟主席上井冈山，我随时有时间，现在交通又方便。”

　　毛泽东含笑说：“那你先回去准备准备。”

　　4月29日，毛泽东离开武汉到达长沙，张平化、王延春、华国锋等人前往大托铺迎接。当晚，毛泽东下榻九所三号楼。由于毛泽东在长沙患重感冒，直到5月21日专列才离开长沙。

　　登上专列后，毛泽东邀请张平化夫妇一起坐进专列会议室车厢休息。列车沿湘赣线向株洲、醴陵方向疾奔。下午2时，专列到达醴陵，毛泽东一行改乘小车前往井冈山。5月22日，毛泽东到达井冈山茨坪，住进了井冈山宾馆。

　　38年过去了，毛泽东对当年井冈山斗争的情景仍记忆犹新。有一次，他对陪同上井冈山的张平化、汪东兴、时任江西省委副书记刘俊秀、副省长王卓超说：当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毛泽东接着说，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井冈山的一些好制度、好作风，摸索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防止修正主义。

　　张平化陪同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正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期，张平化想借此机会了解一下中央和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新的指示和精神。一天，在与毛泽东交谈时，张平化提出，希望在主席方便的时候听我汇报一下湖南的社教运动。毛泽东笑了笑，说：“这个问题不用汇报了，情况我都知道，现在看来，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毛泽东这段话，引起了张平化的深思，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那么搞什么才能解决问题?毛泽东所指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张平化很难理解这段话的深刻含义，心中感到困惑。

　　张平化原计划自始至终陪同毛泽东，但却身不由己。5月25日上午，他必须启程赶回长沙主持一个重要会议，需要提前下山。这一天，毛泽东起得特别早。早餐后，张平化夫妇向毛泽东辞行，毛泽东送他们到大门口。应湖南同志要求，毛泽东和湖南来的同志照了相。上车前，张平化请毛泽东回房休息。毛泽东说：“你们这么多人那么远送我上井冈山，我走几步送送你们，有什么不行?快上车吧。”

　　张平化含着激动的泪花，说了声“请主席保重”，便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了井冈山。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三次发话力保张平化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写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当时，张平化和湖南省委正忙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忙于抓经济工作，很少注意报纸上这类文章，并且对那些长篇大论的笔墨官司也不感兴趣。因此，他没有指示《湖南日报》转载。

　　毛泽东对此很不满意，他责问张平化：“读了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湖南日报》为什么不转载?”

　　张平化老老实实地回答说：“读了，我不太懂明史。中央也没通知。”

　　当时转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是一种政治态度，没有转载这篇文章的北京市被毛泽东批评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彭真也因此被打倒。张平化却并没有受到任何处分，是因为毛泽东认为，张平化绝不是要与自己作对，而是这个老实人认识没有跟上来。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6月，经陶铸建议，毛泽东批准调张平化进京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协助陶铸主持中宣部日常工作。由于江青的干扰，中宣部工作始终无法正常进行。两个月后，张平化借毛泽东叫他座谈如何办好《人民日报》问题时，提出了重返湖南工作的要求，毛泽东当即同意。

　　张平化回到湖南不久，便被冠以“湖南省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为全省“造反派”、“红卫兵”批判斗争的对象。江青原先对湖南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就恼羞成怒，这次借批“走资派”便火上加油。她在接见湖南“造反派”赴京代表团时说：“张平化在东北就大反林副主席，以后又紧跟刘、邓、陶，可谓是死不悔改，根据我的经验，像这样的人，历史上不会没问题。”在林彪、江青的煽动、指使和怂恿下，湖南对张平化的批斗随之升级，残酷的拳打脚踢，使年已花甲的张平化多次晕倒在地，还被“造反派”关进私设的监狱。

　　“反对林副主席”这莫大的罪名从何而来?又是何人所定?张平化开始有些懵头懵脑，经认真回忆后，他才想起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东北一次会议上所发生的事。

　　1945年12月，张平化出任中共西满分局常委、分局民运部长兼西满军区政治部主任。1946年，他根据分局指示，带领一个工作组赴嫩江省纳河县开展土地改革试点，并取得了一些成效。一天，张平化接到西满分局书记李富春从哈尔滨打来的电话，要他立即赶到哈尔滨参加东北局主持召开的一个群众工作会议。张平化来不及做任何准备，就匆匆赶到了哈尔滨。此时，会议已经开了一天，张平化刚刚坐下，便被主持人指定发言，要他汇报西满地区的群众工作情况。张平化对整个西满地区的群众工作缺乏全面了解，加之来时匆忙，没有来得及搜集，只得对在纳河开展土改试点中的群众工作情况谈了一些自己的做法和体会。他在发言的最后说：“经过在纳河的一段工作，我们深刻体会到，只要认真深入下去，做深入、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就会发现他们对日寇、对国民党反动派、汉奸、地主有着满腔的深仇大恨，一旦把他们发动起来，这些农民群众就会坚决勇敢地站起来和敌人进行斗争，就能成为我们工作中一支重要的依靠力量。”

　　张平化的发言刚结束，就被与会的东北局书记林彪叫到一间小房子里进行个别谈话。林彪很不高兴地问：“你对东北农民的估计，是谁的意见。”

　　张平化直言不讳地答道：“这些都是我在纳河搞土改试点工作时的直接体会，不代表任何人的意见。”

　　林彪继而追问：“是不是彭真告诉你的?”

　　听林彪这一问，张平化一时感到莫名其妙，但对待上级，他觉得没有必要去猜测，便很坦诚地回答：“这全是我在试点工作中的切身体会，绝没有领导授意给我，真有不妥之处，领导可以指出，可以批评。”

　　林彪听完，很不高兴地叫张平化走了。

　　散会后，张平化百思不解，便找到了当时驻东北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汇报了林彪找他个别谈话的情况，并问及林彪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彭真解释说：“从东北梅河口会议开始，党内对东北群众工作的看法就有争论。林彪认为，东北的农民和关内的农民不一样，他们受汉奸的影响很深，不能把他们当作依靠的对象。对此，大多数同志有不同意见，与你有同样的看法。你们西满分局的同志没有参加梅河口会议，因此也就不知道林彪对此问题有‘独特’的见解。今天你的发言与他的见解有点背道而驰，他当然不高兴，这也不能怪你了，你也不要有什么思想顾虑。”

　　此后，张平化再没有把这件事记在心里，可这事却在20年后被江青重新翻了出来，并蓄意加以歪曲和扩大，成为张平化的一大罪状。后来，张平化的情况被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张平化我了解，他不会干这种事。”他还在一次接见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人员时说：“张平化要保。”事后，周恩来强令湖南“造反派”停止对张平化的批斗，同时命令湖南省军区迅速将张平化护送到北京。

　　1969年，林彪趁毛泽东不在北京之机，以战备为名，把大批干部赶出北京，被周恩来保护起来的大批干部也被“紧急疏散”，张平化被送到湖北“五三农场”劳动。

　　1971年8月，毛泽东到南方巡视，到达武汉，向湖北省委认真询问张平化的情况，省委领导人作了汇报。毛泽东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前的湖南工作，他对华国锋说：“原湖南省委是好的。”并提名张平化为四届人大代表。9月，经毛泽东再次提名，张平化出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并于1973年8月重返湖南，担任湖南省委第二书记，全面主持湖南工作(当时第一书记华国锋在中央工作)。

　　张平化回湖南不久，江青又借批林批孔，大批湘剧《园丁之歌》，煽动湖南“造返派”再次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湖南省委和张平化，搅乱湖南各项工作。1974年，毛泽东回到湖南长沙，圈定要看影片湘剧《园丁之歌》。影片放映后，毛泽东热情鼓掌。他身后的服务人员说：“主席，这是部受批判的电影。”毛泽东说：“这是个好戏，为什么要批判?”并再次鼓掌。

　　江青知道后，大发雷霆，随后在一次私自召集的十二省、自治区负责人会议上，她指着张平化骂道：“张平化，你为《园丁之歌》翻案啊!”张平化有了来自毛泽东的“尚方宝剑”，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是的，我们认为《园丁之歌》是出好戏，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省委集体讨论，剧本可以继续演，电影片子可以继续放。”江青知道此话出自毛泽东之口，不得不放弃对《园丁之歌》的批判。

　　就这样，毛泽东三次发话，才使张平化在“文化大革命”中逃过一次又一次的劫难。

　　毛泽东晚年回湘久住，张平化精心安排

　　1974年10月13日，毛泽东又一次回到湖南。

　　张平化再次与毛泽东见面，心情十分激动，也感到十分沉重，因为此时的毛泽东，已经令人难以置信的衰老，连走路都显得很困难。

　　毛泽东对前来迎接的张平化等人说：这一次是来休息的，不谈工作。你们搞你们的事去，我不影响你们。

　　张平化深深知道，导致毛泽东身体状况急剧恶化的原因是林彪事件的发生。这次毛泽东回湖南，一定要尽最大努力让他老人家休息好，休养好，尽快恢复健康。因此，他在多方面都作了周密、细致的安排。

　　毛泽东是一个十分念旧的人，只有与熟悉和喜爱的人在一起，心情才会愉快。为此，张平化特意安排曾经为毛泽东服务过的几位服务员再次来接待毛泽东。

　　毛泽东来到住地，一眼就认出了郭国群、曾彩谋两位服务员。他亲切握着她俩的手，笑着说：“小郭、小曾，你们还在这里。”看到毛泽东脸上露出的笑容和愉快的神情，张平化知道自己的心血没有白费。

　　张平化还知道，毛泽东喜爱看家乡的花鼓戏、湘剧等传统戏曲，可当时中国能搬上舞台的只有十几部样板戏和电影，这些毛泽东又不感兴趣，怎么办?张平化绞尽了脑汁，从过去的很多戏中挑选了《刘海砍樵》、《讨学钱》、《苏三起解》等戏曲，组织文艺团体排练，并指示文化系统进行创作、会演，从中挑选优秀节目进行演出。毛泽东看后，果然十分高兴。

　　为了让毛泽东吃好，张平化又安排了曾多次为毛泽东做饭的厨师石荫祥，专给毛泽东做他爱吃的湘菜。

　　由于张平化的细心安排，毛泽东身体状况明显有了好转，张平化也为能使毛泽东恢复健康做点事而感到高兴。11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提出要去湘江游泳。张平化为之一惊，但他知道，要拒绝毛泽东的要求是不可能的，便劝说毛泽东到省体育场的游泳馆去游。

　　毛泽东乘坐红旗牌轿车来到游泳馆，见到在这里等候的张平化，没看到他夫人，便问：“唐慕兰怎么没来呢?”

　　张平化回答说：“我没有告诉她。”

　　毛泽东说：“多年不见老熟人了，让她来嘛!”说罢，便更衣下到了水中。张平化则赶紧派车去接夫人唐慕兰。

　　唐慕兰乘车来到省游泳馆时，毛泽东已在池内游了几个来回。他上岸穿好毛巾浴衣，一边与唐慕兰握手，一边打趣地说：“哦，久违了，慕兰同志，我似乎还是应当叫你‘花木兰’吧?”

　　唐慕兰清楚记得，早在50年代随张平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正逢常香玉主演的豫剧电影艺术片《花木兰》在全国上演，因而毛泽东借谐音字戏谑地称她为“花木兰”。

　　唐慕兰坐在毛泽东身边的藤椅上，看到毛泽东比起“文化大革命”前衰老了很多，联想到近十年的沧桑，不禁百感交集，泪水直流，一时想不起该向毛泽东说些什么，只是喃喃地问毛泽东这些年身体可好。

　　毛泽东有些疲惫，讲话有些吃力，一字一顿地说：“慕兰同志，你是好人，你样子虽然有些变了，但还是花木兰嘛。”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81岁了，服务员明显发现毛泽东在使用瓷餐具、茶具时手发颤，比较吃力，便为他换上其他材料的轻便用具，但毛泽东又不喜欢。

　　这一情况反映到了张平化处，张平化立即与有关部门商议，决定专门研制一套轻便瓷器，要求具有地方特色、时代特色、美观、实用、轻巧。醴陵群力瓷厂接到任务后，成立了攻关组，日夜加班加点，在半个多月时间内，圆满烧出了这批主席用瓷：薄胎碗(内外饰釉下彩花)40件，茶盅40件，盖杯40件。

　　这批双面釉彩高级薄胎瓷器精美绝伦，毛泽东对其特别喜爱，他在长沙过的82岁生日就是用的这套瓷器，后来回北京时全部带走。之后不论走到哪里，都把这套瓷器带着。毛泽东逝世前喝的最后一口汤，吃的最后一口饭也是用的这套瓷器。

　　不知不觉，毛泽东在湖南住了114天。1975年2月3日，毛泽东发现春节快到了，提出要回京，张平化等诚恳挽留。毛泽东说：“客散主人才安，我走了，你们好好过个春节吧，我冬天再回来。”

　　此后，张平化一真苦苦等着毛泽东再回来，因为毛泽东曾对他说过，他要在湖南颐养天年。可谁也没有想到，毛泽东却再也不能回湖南了。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

　　从1927年在家乡酃县跟随毛泽东，至毛泽东最后一次回湖南，张平化跟随毛泽东近半个世纪。他们之间的情谊可以说经历了时代的变迁、风雨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