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评鲁礼安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中的聂年生和红反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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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 文革研究网


述评鲁礼安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中的聂年生和红反团

鲁礼安以一本回忆录《仰天长啸》获得了反动文人余杰的尝识，而在海内外留下了“文革叛徒”的恶名。然而在此书中却也写出了某些历史的真实，可供人们研究。此文仅对其中关于聂年生和红反团的描述作一评述如下：

一、聂年生是华工老造反派之首

文化革命中首先是造工作组的反。对此，鲁礼安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的：
“我们学校也开始有人在秘密串联准备抱起团来造工作组的反。为首者姓聂，叫聂年生，是无线电系四年级的学生，出身铁路工人。此人黑瘦而善辩，人称“聂牛皮”。“聂牛皮”自称小学不曾入队、中学不曾入团、大学也不想入党，乃非队非团非党人士。这种大言不惭的“三非分子”自然是性好捣乱，工作组进校后跑不脱是挨整的货。而“压迫愈深、反抗愈烈”，聂便成了造工作组反的“闯将”。而聂等的消息也真是灵通，不知从哪里打听到向学校派工作组的事主席并不知道，是中央几个领导人趁主席南巡之际背着主席搞的，还说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在北京大学的辩论会上是站在反对工作组的学生一边的，说得有鼻子有眼的让你不晓得是信还是不信好。”
在这里，他首先肯定了聂年生是华工早期造反派之首。至于“聂牛皮”的称谓也确有其事，聂年生是说过：“我小学没有入队，中学没有入团，大学也没有入党”可后面还有一句，就是：“可是我比那些党团员强多了！”称其为“聂牛皮”的人也就是根据这句话来的。但聂年生却认为：只要是实是求是就不是吹牛。他当时就是这样来反驳那些人的：你们说我吹牛，那你就从党团员中，举几个例来看有没有比我强的呀。而在文革当时，确实谁也不敢说他的水平就比聂年生高！然而聂年生并不是“性好捣乱”，工作组进校后也没挨整过。如果把他和鲁礼安相比，那就是：聂年生正是毛主席所表扬的那种革命小将。在文革前他就不满意那一套修正主义的教学方式，有着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而鲁礼安正是修正主义的苗子。同是运动员，鲁礼安是很高兴地进入了被称为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文体大队，对于文体大队，他在回忆录中，有着这样的描述：“西二舍是男生宿舍，又称文体大楼，集中居住着全院的文体精英。无论是唱的舞的弹的吹的还是跑的跳的投的踢的，全是能为学院争名次夺锦标的人才。特别是我去的田径队，在每年省里举办的大学生运动会上都是所向披靡，几乎在所有的田径项目上都是保持压倒的优势，甚至令比赛中不计名次的省体院队也不得不望其项背。院里有一个说法，文体大队是院党委书记朱九思头上的一顶王冠，而田径队则是这顶王冠上的一颗最耀眼的宝石。” 对于他在文体大队的经历更是写得津津有味。而聂年生呢？他的体育水平并不低于鲁礼安，可他就是不愿去进那修正主义的文体大队。在文革中，因红反团与敢死队同被人称为新华工中的“钢”派，故有人把聂年生和鲁礼安二人相提并论。对此，聂年生就说过：我和他不一样，他是“短跑运动员”，可我是“长跑”运动员。当然这儿的“长跑”和“短跑”并不是指运动场上，而是指政治上的长短。后来的事实就说明了聂年生的这句断言。鲁礼安在1968年春就因干扰毛主席的战略步署被捕而终止其政治生命，而等到到18年后重出江湖时，则以出卖灵魂而成为文革叛徒，虽得以闻名天下，但最终只会是遗臭万年！近闻鲁礼安因精神恍忽而离家出走不知所终已有4个多月，大约应是良心有所发现，而皇皇不可终日所至吧！而聂年生却能紧跟毛主席的战略步署，中途虽因受鲁礼安等的“北决杨”的牵连而办学习班，但在武汉是第一个平反，且平反后为工总和二司头头的平反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直到后来的揪“三种人”时，他是造反派头头中唯一未被捕而判刑的一个。如果不是癌症夺去了他的生命，他一定会在当前的斗争中，继续高举革命的造反大旗，与走资派去进行英勇的斗争。至于1970-1973年的学习班，据说就是“北决杨”中某些人（包括原红反团中后成为“北决杨”中骨干分子的某人）的交待，使聂年生成了北决杨的“总后台”，加上走资派对造反派的疯狂报复，利用这些交待，大整聂年生和红反团。本人也因此而被办了近一年的学习班。
如果回到当时的历史，当时的鲁礼安对聂应是崇拜得五体投体的。而在回忆录中改用这样的称呼，只能说明他已是站在走资派的立场，以“文革叛徒”的名义来说话了。

二、聂年生具有强烈的革命造反精神

对于聂年生的革命造反精神，鲁礼安在他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论述：
“我们学校的文革筹委会在露天电影场召开全院大会欢送工作组离校，原院学生会主席黄某是筹委会主任在台上代表全体师生致欢送辞。他在高度评价了工作组自进校以来在领导全校文化大革命运动方面的“积极作用”后，用一种哭兮兮的腔调唱道，敬爱的工作组的同志们啊，我们是多么想挽留住你们，不让你们走呀，然而你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还是要走了，我们也实在留不住你们，那你们就走吧、走吧、无论你们走到哪里，我们的心永远是连在一起的……黄同学说到此处，已是泣不成声。然而台下已经骚动起来，只见聂年生率领了一支队伍突然冲上主席台抢过黄手上的话筒大声宣布刚才黄的讲话不能代表我们广大革命学生。聂并且转过身对坐在台上惊惶失措的工作组长王跃说，莫看你今天溜走了，我们会有办法叫你有一天回来作检讨的。聂手下的人则一齐跺着脚大叫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保工作组的一派人这时也冲上台来扑向聂抢话筒，两支人马短兵相接，扭作一团，会场顿时大乱。王跃组长趁乱带着工作组的一干人马狼狈撤出，全没了半点昔日的威风。”
以上的描述应该说还是比较客观的，保守派的惺惺作态、聂年生的敢闯精神和工作组的狼狈状态都作茧自缚了生动的描述。只是他没有写出当天聂年生写的那张大字报。正是那一天，在铺天盖地的欢送工作组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中，聂年生写出了一张既简单而又最有战斗力的大字报：“王跃同志：您走了不要紧，我一定要想办法使您回来再做检讨！”正是这张大字报一鸣惊人，使聂年生一举成了华工造反派的领头人。
在鲁礼安的回忆录中，还有另外一段关于聂年生和红反团的描述，这就是：
“红卫兵的各种组织在校园内已是林林总总如雨后春笋，许多战斗队都举起了造反的旗子在大闹天宫，其中以聂年生为首的一支“红色造反团”左突右闯，闹得最凶。他们抢占了校广播台，揪斗了原工作组组长王耀，还包围省委大楼要将省委主要领导揪到华工批判。他们与中南海红卫兵、教务处八一战斗队这样的保守派组织的斗争也愈来愈激烈。尽管我极想加入他们的行列，可是为了避免对方在队伍的阶级成份问题上抓辫子、做文章，又有哪个组织敢接纳我个“汪伪国民党的狗崽子”呢？ 我只能象头受伤的野兽，躲到林丛里， 自已来舔净流血的伤口，而对于校园内如火如荼的两派斗争感觉上渐渐有点麻木，只是仍不甘心就这样消沉。”
鲁礼安在这儿所描述的确实都是聂年生和他所率领的造反派红卫兵的英勇的造反事迹，但却不是红反团的。因此时红反团还未成立，此时的聂年生所率领的应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总部驻省委战斗兵团”。在这里，鲁礼安也给了自己一个很恰当不过的比喻，这就是他“象头受伤的野兽，躲到林丛里”。实际上是在窥测着投机的方向，以图混入革命阵营，投机革命。

三、聂年生很讲究斗争的策略

鲁礼安记述了华工造反派对张体学的一次批判会：
“在学校的造反派红卫兵主持的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上，我见到了久违的张体学省长。他很服贴的低垂着头，脖子上挂着一块很大的牌子，可怜兮兮的接受红卫兵的批斗。红色造反团的头头聂年生已经是新华工红色造反司令部的副司令，他负责将张体学妥善的押进会场，在批斗之后又很小心的将张转移出学校。他命令他的部下保护好这位被说成是“黑帮头子”的代理省委第一书记使他免受皮肉之苦，据说他因此举而与这位省里的大人物建立了很默契的私人友谊，而在以后自己落难时从重掌大权的张那里很得到一些帮助。”
鲁礼安在这里污蔑聂年生批张体学而又保张体学是别有用心。但他的描述却让我们看到了聂年生是既敢于斗争而又善于斗争：他既不畏权威敢于批斗代理第一书记兼省长的张体学，而同时考虑到当时的环境和学生的激昂情绪，确保在批斗时，不出现武斗和变相的武斗，“命令他的部下保护好”张体学，“使他免受皮肉之苦”，这在当时应是难能可贵的。按鲁礼安言下之意，似乎不保护张体学，使之受到皮肉之苦，才是“革命”行动了！对于张体学，聂年生在了解了他的历史和文革前的表现后，根据毛主席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提出了张体学虽然在文革前是走资派，在文革中又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他的本质是好的，是可以改悔的，应把他与刘、邓等人加以区别对待。而聂在毕业之后，更是应张体学之请，留在湖北，协助解放了一大批张体学手下的比较好的干部，结合到省市革委会当中。这是聂年生正确地执行毛主席干部政策、讲究斗争策略的具体表现。至于鲁礼安在他的回忆录中自我吹嘘，说什么“当有人问我对华工和省内及中央的解放干部的问题的看法时，我直截了当地表示说，“华工的朱九思、省里的张体学、中央的邓小平，这三个人都是应当解放出来重新启用的”。因为在我看来这几个人虽然都执行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甚至戴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帽子，但都是正正派派能干实事不搞阴谋诡计不搞腐化的人物。尤其是不搞腐化这一点，我认为对于身居高位的领导干部非常难得。”要注意，鲁的这话绝不可能是当时的原话，而只是充当了文革叛徒后向新主子示忠的一种表态。鲁在文革中是否说过朱九思和张体学的好话，我不清楚。他的内心中是否认为邓小平“是应当解放出来重新启用”我自然也不会清楚，但在当时他绝对不会也不敢公开去说邓小平的好话。邓小平是中央文件点名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他自己也承认的，并表示永不翻案。在当时，即使是保守派的“三字兵”，当时也是对他大喊“打倒”的。像鲁礼安这种自称已是“大名鼎鼎”的造反派头头，他可能去说也确实说过“要发展毛泽东思想”、“炮打考茨基式人物周恩来”等“敢于造反”的惊人之语，但是绝对不可能去说如此大逆不道的话。如他真敢如此说的话，敢死队的人早就耻于与他一起，那他造反派的假面具就会不揭自破了。

四、聂年生紧跟毛主席的战略步署

老实说，在文革初期的聂年生对鲁礼安是不肖为伍的。聂年生虽然不岐视出身不好的人，但在文革初期，为了不让对方保守派在出身上面做文章，而红反团又强调精干，一般不发展团员，像鲁礼安这样出身的自然是不可能加入的。另外红反团尚有一条规定，就是凡参加串联长征的人一律除名，所以鲁礼安即使参加了红反团，也会因串联而除名。但是，在“7.20”前后，由于鲁礼安坚持“彻底为工总翻案”的观点，与红反团的人观点一致，有别于当时红司新华工的一些人，所以，在社会上都把鲁礼安的敢死队和聂年生的红反团一起称之为新华工的“钢”派。加上红反团中的程林、骆益鸣及附中的王永红等人从中牵线，二者之间有了较多的来往。但在来往之中，聂年生对于鲁礼安所搞的“北决杨”等极“左”的一套不予认同，而最终分道扬镖。当然也有红反团的个别人和他们在一起，有的人如程林、骆益鸣还参加了“北决杨”，而程林则成了其中的第三号人物。鲁礼安在回忆录中，对此予以极力回避，但却故意写上一些似是而非的文字，让人认为二者是一起的。对此必须予以揭穿。现摘录如下：
“聂年生的“红反团”有位叫程林的同学，是无线电系的，和我时有来往，他得知我的想法后力劝我要慎重，他说这篇材料是毛主席亲自批发全国参照执行的，岂能反对。我说毛主席批示也只是说“此件似可转发全国、参照执行”，并未对“材料”作正式的肯定。程说主席批示的是“此件拟可转发全国、参照执行”，我说不对，我看得清清楚楚是“似可”而非“拟可”，何况也没有“拟可”这样的说法。程林仍坚持“拟可”，于是找来原件查对，果然是“似可”而非“拟 可”。”
“针对“曾刘”的讲话以及社会上的种种流言我倒觉得有必要澄清一些事实的真相，遂与程林等人商量是不是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以正视听。程林等均赞成，便借用湖北大学内的一间阶梯式大教室开“记者招待会”。是日不出所料整个教室都被闻讯而来的“记者”们挤了个迫迫满满。所谓“记者”也无非是各个大中学校的对“学会”感兴趣的学生而已，所提问题虽五花八门但也都在我们预料之中，所以我幽其一默称下面递上来的提问条子尚未发现有超水平的问题。下面大哗，且有人吹口哨起哄。我忙解释说所谓没有发现超水平的问题并非说各位没有水平，而是说大家提出的问题尚未超出我们准备的范围。这样一解释才总算让“记者”们安静下来。我和程林等人就将学会发起之初衷、所奉之宗旨以及学会成员情况向大家一一作了介绍。程林颇激动的站起来说我们北斗星学会不过几个学生而已，鲁礼安、冯天艾，都是响当当的老红卫兵，硬梆梆的老造反派，行得正，站得稳，不怕那些流言蜚语。我们学会中没有什么“老右派分子”，也没有什么人叫梅白，梅白是谁呀？请认识的人给我们介绍一下。下面一片笑声。”
“我后来对程林提到王仁舟的“理论”时，程也不屑地说王仁舟的观点纯粹是谬论。阶级的进步与否主要是看它是否与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联结，王仁舟连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都没有还奢谈什么“理论”？程林的话自然是不错”
在这三段话中，他写出了他和程林之间的亲密关系，从文字中所述，程林甚至不亚于第二号人物冯天艾了，可是他却还是要加上一个“聂年生的“红反团”有位叫程林的同学”。其实，此时红反团已经解散，程林只是以个人的名义参加“北决杨”而已。与聂年生及红反团没有丝毫关系。他这样写的目的，无非是想使人去认为聂年生和红反团与“北决杨”是一起的，但事实上，又是怎么样呢？
大约是1967年的10月底，我和聂年生、赵延昌、程林等人去省委11号楼（当时我们红反团的住地），与鲁礼安。冯天艾等人一起开会，商量怎样执行毛主席“复课闹革命”的指示。后来在学习班中，硬说这就是“北斗星学会”的筹备会。但从鲁礼安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到，他们实际上另有一个筹备会。在这次会上，双方一致认为毛主席“复课闹革命”意味着文化大革命要结束了。但是，面对这种形势，作为毛主席的红卫兵应该怎样去紧跟随毛主席的战略步署，就有了根本的分岐。聂年生等红反团的成员（除程林外）都认为，紧跟随毛主席的战略步署就是要回到学校和其他学生一起参加复课。而鲁礼安等则认为，作为造反派中的先进份子，当前的任务应是总结文化大革命，发展毛泽东思想，而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就必须成立一个像毛主席当年闹革命时所成立的《新民学会》那样的马列主义学习组织。而复课闹革命只是一般学生的任务。正因为道不同而不相谋，二方之间由于根本的分岐而分道扬镖了。此会后，聂年生和我们则是完全退出了省委11号楼，回到华工各自的班级，参加复课闹革命。而鲁礼安等人（所括红反团的程林、骆益鸣等）则继续走他们的路，另外筹备成立了“北斗星学会”。
1967年年底，聂年生和我们认为为了记念这次即将结束的文化大革命，准备写一本小册《赫鲁晓夫是怎样上台的？》，以总结华工文化大革命。于是由聂召集了赵延昌、柳书论、吴国芳和我住到华工西七舍，一起进行编写。这本书原意是针对华工的张立国和郭保安的，但后来却被人诬蔑为是反对林彪的。在编书期间，程林经常来到西七舍，也许是奉鲁礼安之命来对聂年生做说客的吧！他每次来都和我们谈及鲁礼安的有关情况。由此，我们得知了：鲁礼安又搞了一个“决派”（全称是“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他和以农民为主的“巴河一司”搞在一起，和他一起的还有不少中学生。他当时还断言农民运动的新高潮即将到来，并预言1968年的元旦社论将提出在农村掀起一次文化革命高潮。他还经常带来鲁礼安的一些有关“决派”的材料，以期得到聂年生的支持。但聂年生不但不支持他，反而劝说他不要和鲁礼安搞到一起。并指出鲁礼安的所做所为是违反毛主席战略步署的，是极“左”的行为。
在1968年5月，著名的《五•一六通知》发表一周年之前夕，冯天艾找到聂年生，表示想一起出版一份报纸。聂年生叫我和他一起去商量一下怎样办？而却冯却马上拿来出了一份报纸的样稿。报纸的名称是《扬子江评论》，落款是“新华工决战决胜战斗队”。我粗看了一下，其中的一篇文章是鲁礼安写的，题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派》。文章中的矛头明显是指向周总理的。我当即表示反对，并向聂年生说明了此情况。聂年生表示不能同意。于是我们另外独立办了一份我们自己的报纸——《新华工（聂派报）》。和鲁礼安的“北决杨”进行了彻底的决裂。
以上才是鲁礼安“北决杨”和聂年生之间的真实的关系。鲁礼安不仅回避了这些分岐，给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甚至还大肆宣扬红反团的人是如何去救他。下面是他的描述：
“再说我一路狂奔逃到附中之后，原敢死队和红反团的一拨人闻讯而来与我一道商量对策，正在这时我父母亲也由冯天艾陪着找到附中来了。”
“附中的学生们与我们商议了一下，认为张立国既然决定向我下手，华工已不是久留之地，于是决定由原红反团的几名“武林高手”将我护送出华工。王永红等共五人每人插一柄短枪拥着我匆匆上路。将近学院大门时似被设在图书馆大楼上的岗哨觉察，遂听见哨位上鸣枪示警，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我们加快步伐一路小跑闯出校门直扑路边的15路公汽车站。正好一辆空车进站，王永宏等立马把住两个车门，将我推上车后将下面候车的人一律拒之门外。“保镖”们手中的短枪把乘客全给镇住了谁敢造次，王便令司机开车直奔武昌中华门。整个护送行动干净利落，王永宏们手持短枪立于后厢，随时准备向追兵开火的英姿，我多年之后在一些国外的惊险动作片如《野鹅敢死队》中才得以重见。”
上面所说的经过也许是真的，但原红反团并没有什么“武林高手”，且根本就没有武装，只有一伙华工附中的学生组成一个“红色暴动营”，自称是属红反团领导。王永红是华工附中的学生，应是红反团的人，但其他的人则只应该是附中“红色暴动营”的。且他们的行动与聂年生是无关的。因为此前，黄石市占优势的“钢派”在鲁礼安的挑拨之下，向新派发起进攻，被走资派污为“反革命暴乱”。鲁礼安正是在逃离武汉企图投靠黄石“钢派”时经铁山被抓。而聂年生和我们则在此后组成51人赴黄石调查团，调解了二派纠纷，并在《新华工（聂派）》报上发表了由我汇总的赴黄石调查报告，并由我写了一篇社论《黄石市根本没有发生反革命暴乱》。文章矛头针对走资派的污蔑，但也暗含对鲁礼安的批判。聂年生和我们与鲁礼安因办报的事已是彻底决裂并因黄石二派之事势如水火。而王永红等人并未参加此次活动，也不知聂年生等和鲁礼安关系的破裂，有此行动也不为怪。
以上仅就鲁礼安的《仰天长啸》中涉及聂年生和红反团的内容进行评述。至于此书作为鲁礼安文革叛徒的反革命自首书，尚有待于广大革命派作进一步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