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习广 大跃进"始作俑者”心理动机探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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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始作俑者”心理动机探秘
作者：余习广

   源起于1957年底的那场大跃进，给亿万中国人带来了一场无情的大灾难！

   毛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施以”机关枪、迫击炮及其他“的火力攻击时，曾经怒发戟指地说过：”"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其无后乎？“

   祸起于莫斯科会议后毛泽东“超英赶美”压苏联、与赫鲁晓夫争霸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地位的“雄心壮志”，和由此而来抢先于苏联，“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梦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把中国社会拖进了灾难深重的苦海。

   1958年1月11日，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大批周恩来的“反冒进”时，他气势摄人地借题发挥了一通：“陈铭枢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古董。’张奚若批评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 毛泽东一股作气应承下来，并以此洋洋自得地大谈起他心中的宏图伟略：大跃进！

  大跃进是毛泽东狂热冲动的产物，是一场因“伟大领袖”个人好恶和性格而造成的民族大灾难！

   1957年11月的莫斯科之行，无疑是毛泽东心理冲动的巨大刺激：自建国以来“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在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粗鲁莽撞的机遇下，迅速膨胀为“超英赶美”压苏联，争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地位，“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极度狂燥焦虑状态！

   南宁会议，体现了他不顾一切向前冲的决心；北戴河会议，正式吹响了人民公社化和“全民大炼钢铁”的进军号。什么大不列颠、美利坚，统统不在话下！“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三年建成共产主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了毛泽东心中最富特色的口号。毛泽东的激情好象一把火，燃烧着整个神洲。中国大陆陷入一场全民狂热的激情冲动之中！

   以历史的眼光，平心静气而论，就毛泽东的心理特质，遇上鲁莽而又叛逆，大刀阔斧而又敢作敢为的赫鲁晓夫，真是他命中注定的不幸！引发起毛泽东晚年心理上纠缠不息又挥之不去两大梦魇的，就是这个苏联人！

   晚年毛泽东心理障碍重重，寻根刨底，基本都能溯源于赫鲁晓夫行为所造成两大刺激：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全面破产，否定斯大林而引发的接班人危机。

   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发表揭发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巨大的社会震荡，波兰波兹南事件，匈牙利布达佩斯“暴乱”，愤怒的群众捣毁了斯大林铜像……

   毛泽东说：“一九五六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对于斯大林神像的坍塌，毛泽东也是有些私心窃喜，这是中国人伸张民族情怀的大好机遇。他说：“孙悟空甩掉了头上的金箍咒！”他在党内发起了一场关于斯大林对中共所犯错误的清算。

   毛泽东不喜欢也看不起赫鲁晓夫这位鲁莽、冲动、夸夸其谈且狂妄自大的苏联领袖，他不能容忍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身后的批判，和由此将在中国引发的危机。他说：“个人崇拜还是要搞一点的。六亿多人口的中国，不搞一点个人崇拜，那还得了！”

   1957年11月的莫斯科之行，无疑是毛泽东心理冲动的巨大刺激：自建国以来“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在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粗鲁莽撞的机遇下，迅速膨胀为“超英赶美”压苏联，争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地位，“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极度狂燥焦虑状态！

   在大唱“苏联为首”高调的同时，毛泽东以斯大林问题、国际共运中各国党的关系、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核时代是和平过渡还是战争、社会主义建设要赶超资本主义等一系列问题上，向赫鲁晓夫的国际共运领袖地位，发起全面挑战。

   但他心中有数，关键的问题还是经济实力。

   11月7日，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大会上，赫鲁晓夫激情洋溢地宣布，要通过和平竞赛，苏联在十五年内要赶上并超过美国。苏共领导人确定，从1959年内算起，在十二年内达到共产主义。

   争强好胜、不甘人后的毛泽东闻风而动，11月18日，在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更是慷慨激昂地向世人宣布：“中国人是很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

   1958年8月风起云涌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将中国大陆引向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潮。毛泽东豪情勃发，激情似火，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超英赶美”、争雄苏联，那是为了他争强好胜的性情，为了他领袖群伦的欲望，更是为了他从青年时代痴迷的“新村”主义演绎而来的那个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梦想！

   “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共产主义天堂！”人民公社的社会模式被创造出来后，毛泽东自认为是找到了他心中的“共产主义天堂”。人民公社被称之为“共产主义的新曙光”，“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结构”。

   在两千多年历史的小农经济和皇权专制的中国，人民公社大有市场。

   人民公社的“原教旨”指导思想是“一大二公穷过渡”，组织原则即军事共产主义，社会结构为共产、共食、共居的新村乌托邦。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并建立起公共食堂、托儿所、幸福院、缝纫厂，实行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公社所有，建立起军事化共产主义体制。

   这种军事化的国家农奴制，使得几千年来小农经济的农民，成为国家农奴，并成为其最大限度榨取农产品的源泉，成为各级干部大搞“大兵团作战”，“争上游”、“夺红旗”、大跃进的工具，“五风”如洪水猛兽横扫中国大陆。所谓“五风”，即“共产风”、“瞎指挥风”、“浮夸风”、“高征购风”及“强迫命令风”下的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和生活特殊化。

   这一切使得中国大陆的广大农民彻底失去了生产积极性。加上时值秋收季节，又大搞“钢铁元帅升帐”，“九千万人大炼钢铁”，致使收割时节严重缺乏劳动力，各地普遍出现“谷撒地，禾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的情景。

   到1958年底，丰年不丰收的各人民公社，就普遍陷入严重的饥荒。而1959年的春荒，更是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席卷整个中国大陆。据中共中央有关材料表明，至1959年4月底，全国因饥饿而发生浮肿、干瘦、胃肠道、妇女绝经、小儿严重营养不良、疳积、紫绀等严重病情，将近四千万人次，河南、山东、河北、安徽、湖北、四川、广西、广东等15个省普遍发生饿死人的情况。

   无情的现实，迫使毛泽东逐渐清醒起来。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1958年11月开始的9个月纠左工作，使得大跃进以来的社会危机得到一定程度的好转。

   1959年8月，庐山风云，为民请命的彭德怀，在万言书中一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诘难，激起毛泽东歇斯底里的勃然大怒，一场“反右倾”、“更大跃进”势不可挡。从此，中国社会彻底改变了因面对困境而实施半年之久的调整方向，并由此陷入了长达三年之久而造成5500万人死难于斯的大饥荒和大灾难！

  “反右倾”运动，在“打倒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同时，党内370余万敢于讲真话的正直之士被打成“右倾反党”分子，这还不包括在9月“鸣放”运动中远远大于此数的被动员起来“鸣放”而治罪的广大社员群众！

   但是，毛泽东决不甘心承认失败，更不愿意为他所造成的失败承担责任。

   当大饥荒来临之后，河南省最早向中央报告饿死人的原因时提出，“连续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因吃了不卫生的食物和不注意卫生，造成一些地方发生了死人情况”，毛泽东将此批转全国后，于是心领神会而又急于推卸责任的各省省委正好以此为由，在上报材料时纷纷效尤，以此为死人的缘由。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全国各省、地、县纷纷成立“防病治病领导小组”。

   尽管赫鲁晓夫鉴于中国发生的严重灾难，主动提出希望中国暂缓还债的建议。面对惨败而恼羞成怒的毛泽东，记恨于赫鲁晓夫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批评，不顾于大饥荒和大量死人的严峻现实，意气用事，硬是为了“争一口气”，还清外债。

   为此，强夺饥民口中食，以高额征购任务，加重了那场灾荒的程度。毛泽东又一手挑起了中苏大论战，造成中苏交恶。“苏联修正主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成为“伟大领袖”用民族矛盾掩盖国内危机、转移民众视线的有效口实。

   于是，“三年自然灾害”、“苏联逼债”成为推卸1960～1962年大饥荒责任的理由，成为向全国人民推诿造成苦日子原因的最好解释！

   与此同时，各级干部中迷途知返者为解民于水火倒悬，开始推行的“责任田”，与农民死里求生自发的“承包制”和“单干风”相呼应。随着中央一线领导人对于“好大喜功”、“头脑发热”、“专权独断”的“伟大领袖”的“英明领导”失去信心，“阳奉阴违”，甚至“公然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路线”，实行起明智的政策调整。随着救民于水火倒悬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政策出台，中国大陆，终于逐渐走出困境，国计民生渐次有了起色，人民群众、尤其是亿万农民才有了填饱肚子的粮食。

   然而，他人的成就必然会凸现其既往的错误，必须将以刘、邓为首的中央一线领导人置于万众唾弃的绝地！

   为此，“伟大领袖”刻意进一步煽动起民众新的危机感，刘、邓为首的中央一线领导人，渐次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联系挂钩在一起。

   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大批“黑暗风”、“翻案风”、“单干风”，危言耸听地对深入人心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大举发难。他说，包产40%到户，单干、集体两个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单干。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一边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了。他批评邓子恢等人支持“包产到户”，是代表富裕中农利益要求单干，甚至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还愤愤不平地说，“赫鲁晓夫也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场”！

   历来习惯于受人愚弄和臣服于强权而刚吃饱肚子的中国人民，被“两极分化”吓得胆战心惊，又将再次随着牧羊人手中的皮鞭，被轰赶紧了新的危机和灾难……

  的确，大跃进是毛泽东自诩的“好大喜功”，狂热冲动的产物，也是从此以后毛泽东心中讳莫如深的疮疤。如果说此前毛泽东的心理动机，志在高远，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气慨，要建千秋大业，立万世奇功；而自此以后，他心中感到受人以柄，危机四伏，惶惶不安，生怕出现“中国的赫鲁晓夫”，落到像斯大林那样身后被人否定的下场。

  从而，一场新的文革运动，又在窥视着劫难丛生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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