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习广 大饥荒死难数字众家之说与我的一家之言

tuffy05

大饥荒死难数字众家之说与我的一家之言


    我在多篇文章中提及，由于毛**以 “三面红旗”为国策，造下大跃进.苦日子饿殍载道、5500万民众死难于斯的大灾难。

  由此，引起不少读者的质疑，纷纷攘攘，吵吵闹闹，有说是也，有说造谣，有说太多，有说太少，有说最多3千万，有说几百万还可信，仿佛人人都是这个问题的权威。

   实话实说：对于这个问题，从来只有官史讳莫至深的铁幕，一直都是“自然灾害”的洗脑说教。当年，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大饥荒的死难数据和追究责任，历来被视为“伟大领袖”的绝脔禁区，触及者必死无疑。至今也是禁忌如深宫秘史，藏之于官家密室。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时光磨洗和洗脑教育，过来人几乎路断人稀，曝光事基本所见无几。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读者诸君，恕我直言，这个问题，是当代中国史学研究的最高境界，除了真正有资格见到有关史料、又属于倾心向力、不泯良知、脱离御用史学境界、愿意说明历史真相的专家学者，才有置喙其中的话语权，作为此道之外的芸芸众生，你们是没有多少发言权，而只有受教育的权力！仔细想想我的这番话，你可能会明白：你们没有获得研究这个问题信息所需的权力和可能，那还是老老实实做人，心中还会来得清明空灵安然一些。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共和国史学家，我可以告诸读者：从我1978年上大学即倾心倾力于土地改革历史、反右斗争历史、大跃进.苦日子历史、文化大革命历史和当代史的专家，上上下下的有关历史材料，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县、社、队大饥荒惨案祸首当事人及受害者，我有着30余年的调查、采访、查阅档案的阅历见闻，有着主持《大跃进.苦日子重灾区百县典型调查》的阅历见闻，有着主编《大跃进.苦日子上书集》、《大跃进.苦日子重灾区责任人认罪书集》和《信阳事件责任人认罪书集》的阅历见闻，在大饥荒死难者数字的问题上，无疑有着自己言之有据的定论和可信性。

  做人要明白这个道理：当你不可能成为这种问题、这个领域的权威，起码是能够接触到相关材料的知情者时，硬是打肿脸充胖子，指手画脚，胡言乱语，徒然贻笑大方！何必呢!

   在相关数据问世以前，我只能告诉读者一些可以判断真伪的出处和情况。

  1983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中国年鉴》，其中有一部分是人口统计表。一些海内外学者据此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得出了大跃进饿死2000多万、3000多万、4000多万的不同结论。

  目前，关于大饥荒人口死难数字，大致有这样几种说法和出处。

  统计派1（国内）：据官方公开发表的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史志和年鉴直接计算，得出结论：大跃进~大饥荒期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1800万人；

  统计派2：据官方公开发表的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史志和年鉴计算，加上出生率和死亡率的换算，得出结论：大跃进~大饥荒期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3000万人；

《墓碑》作者杨继绳认为，从《中国年鉴》（1983年版）所反映的饿死人的人数约为3199～3602万人。杨继绳的研究结论：饿死3600万

  此外，杨继绳提到：“当年担任粮食部副部长的周伯萍晚年对本书作者说：1961年，粮食部陈国栋、周伯萍和国家统计局贾启允三人受命，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以后，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

   这份材料只报周恩来和毛**两人。周恩来看到后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周伯萍等3人共同监督销毁了材料和印刷版。事后周恩来还打电话追问周伯萍：销毁了没有？周伯萍回答销毁了，周恩来才放心。” 　

   廖盖隆先生是原□□部副部长，后任中共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有接触机密资料的权力，2000年他在《炎黄春秋》第三期曾撰文说，大跃进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是4000万人。

   人口统计专家王维志研究结论：“对1960年来说，总人口减少1000万，自然变动减少304万都是偏低的。实际减少人口还要多。一方面有意多报人口，另一方面有意少报死亡人数。”他的研究结论是：1959～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3300万～3500万人。

   1993年，上海大学金辉教授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得出结论：“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四千0四十万。”

   曾任最高领导人幕僚和体改所负责人的陈一咨说，大饥荒期间的死亡人数，在四千三百万到四千六百万之间，在党内高级干部会议上，还有人说出高达五千万到六千万的数字。

   此外，最近流传的一个数字没有出处，传播者称：中央档案馆对大饥荒材料解密后，研究者看到当年死亡数字为3760万人。我认为：此说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朋友，在中央档案馆看到此数后，与有关专家在讨论时提及此数，而为人抢先写出。

   我可以这样告知读者：我的研究，只是为现在和未来的读者，提供一个思路和方向性指导。

   大饥荒年代，死人最多的地方，从绝对数量上说，第一是四川，第二是安徽，第三是湖南，第四是山东，第五是河南，第六是湖北......

   许多人认为当年河南放卫星最猛，信阳事件最惨，影响最大，认为河南死亡最大。

   其实不然。因为信阳事件在1960年10月，已经在中共中央最高层全面皆知了，700多万人口，从1959年庐山会议后到1960年4月，饿死、饥饿致病死107万，打死8万，上层哗然。中央从外地紧急调粮食到河南，而且此后至1963年，河南一直是粮食调入大于调出，故信阳事件及其后人口死亡虽然达到180多万，但还不是最惨烈的地方。当然，如果信阳事件不是及时暴露，可以肯定，河南死亡大概不会在四川之下！

   关于大饥荒死难情况的可靠材料，现公开者有：

   其一，四川死难者1000万~1250万人,见廖伯康回忆录：《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载《回眸当代四川要事实录》，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版），林雪:《我向中央讲实情——访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龙门阵》2006年第1期；

  其二，万里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委领导人向他汇报：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安徽死难者500万人；另一次汇报说死人达550万。万里：“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原安徽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张恺帆在回忆录中说：大约有550万人死于那场大饥荒。  

   湖南因为是毛**和彭德怀的故乡，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又是“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主犯之一，因此，庐山会议后省委改组，王任重向毛**推荐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平化，出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到任后，大搞“反右倾、反瞒产”运动，湖南的粮食大批外调，死亡人数急剧上升。至文革中，湖南造反派一喊出“打倒张平化！”极得人心。在湖南省档案馆，可以查阅到的湖南省委记载的几个数字：350万、420万。

   另: 1966年11月后，各地从省委、省政府办公厅、书记处，地委办公室和书记处“杀出来的造反派”，在揭发批判材料及大字报中，把大跃进•苦日子的灾情，作为“刘、邓资反路线”罪证进行揭发批判，引起广泛社会影响。

   我收集的328份这类资料，揭露出“李井泉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统治下的四川”，当年饿死820万人，这与成都团市委负责人廖柏康向中央汇报的死人数字1000万可以相互对照和参考；湖南死380万人，一说400万人；安徽死486万，一说是520万人；河南死550万人（省委上报中央为180万）；河北死320万人，一说468万人；广西死360万人（省委上报中央，1959年下半年～1960年上半年死人数字为31万）；山东死417万人；贵州死248万人。从四川的情况可以看出，这些数字和真实情况可能还会有出入。但毋庸置疑，知情人反映的情况，总比史学家从出生率到死亡率加减乘除出来的计算结果要可靠得多！

   此外，书记处和办公室是中共系统运作中枢，大饥荒中，从中央到省、地、县、公社，各级都成立了掌握本级所发生的病、死情况、接受下级定期情况汇报、向上级汇报病、死情况的专门机构，省以下称“防病治病办公室”或大意相同的机构。

  其中，1960年8月至1962年2月的材料可靠性较高。在病、死情最为严重的1960年8月~1961年5月，下级向上级的报告，从每月1次汇报，演变为每周至每十天汇报一次，后来演变为每半个月、每月汇报1次。

   各省定期向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病死人数情况汇报，是中央一线领导人决心改弦易辙，推行“三自一包”、以救民众于水火倒悬的关键所在。

   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学研究传承的国家，官方保留历史材料的传统，传衍至今。

   待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办公厅、各省委书记处、办公厅、省政府、省人委办公厅有关材料解禁后，我们将获得可信数字。
   话就说到这里为止。有心人可以循此线索，进行自己的考据和研究。


作者：余习广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89&id=8868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