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峰：难忘的一九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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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 《文革博物馆》（五一四） 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出版

难忘的一九七一

唐晓峰

　　七十年代留在记忆中的事情很多，按年份，一样一样，记得很清楚，不像九十
年代以后，事情也有，但分不出年头。七十年代的变化很大、很多，而在记忆中，
我常常回想的是１９７１年秋冬的那些事儿。

　　　　　　　　　　　　　　　　一

　　七十年代开头，我们都还在村里，专心过插队的生活，是插队的平静期。我们
一伙人是１９６８年秋天到的内蒙古土默特左旗。我们这个知青组，开始只有１１
名男生报名（我们是男校），上级却又派来女一中的１１名女生。１１男对１１女
，这让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我以前没想过“男女关系”的事，这回男女一对一的插
队组合，让我顿悟了一件人生大事。

　　在村里过了一两年，一切都已经适应。在大形势上，文革“正常”进展，在小
形势上，还没有人想“下一步”人生的事情。男女之事，也都还没有什么结果。那
时候知青们要面对“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的问题，但对于这种基本做不到的口号，
大家心里有底，不可能在农村扎根一辈子，但嘴上都不明说。反正革命把我们带到
农村，到时候革命也会把我们带出农村。什么时候是“到时候”？不知道。同学之
间，因为都还没有“前途”，大家很平等，关系很和谐。（后来，各自有了前途，
关系就不那么和谐了。）

　　没想“扎根一辈子”的证据之一是看书。在村里看书是志向，还是寄托，还是
学校带来的习惯，都有，总之，因为看书，便和农民生活划出一条界线来。书，自
己带来一些，年年回京，也会再带一些。有一年回北京，跟陈小田到他家，他父亲
是高干“走资派”，书被锁在一间屋里。我身体灵活，从三楼跨过凉台越窗翻进去
，再从里面打开屋门，放大家进屋。我们挑出一些书，带回村里。几年后他父亲被
“解放”，为表示感谢，好像请我们喝了五粮液。

　　刚进村时，还没有电灯，天黑之后，是在油灯下看书。油灯没有罩，照耀范围
很小，只有眼前一小圈，这样看书，倒是不会分心，不过一不留神，头往前探得太
多，会被油灯烧焦头发，味道与燎猪毛一样。后来学历史，想象当年司马迁看书，
也该是这个样子。

　　村里做鞭炮，叫卷炮，老乡常从城里收购废纸，用胶车（橡胶轮胎马车）拉进
村。有几回，拉回来的都是整车整车完好的书籍，都是直接从邻近城镇图书馆里收
购的“废纸”。我们非常眼馋、着急，但老乡说要拿纸张来换，一斤换一斤。我们
使劲搜罗，也换不了几斤，眼看好端端的书被一页页撕开，不管是歌德还是海涅，
都被卷成“二踢脚”（双响的鞭炮），崩个粉碎。

　　在村里看书很杂，但多是文学或社科方面的。我记得一天仰在炕上看范文澜《
中国通史简编》唐朝部分，忽觉这种史家的宏观视野甚合我的胃口，而兴趣点也从
历史叙事翻跃到历史评论的层面，关于社会大势、政治方略、人世变故，范老颇成
一家之言，那一瞬间可以说是我的历史学启蒙。当时绝没有料到，后来阴差阳错，
我竟真的跟史学没完没了了。

　　说到看书，我们这群插队同学中，刘北成是很能看书的一个，最能交换读书心
得。他比我们低一年级，一同来插队，在邻村。北成看书范围广，有天下事无所不
想知，无所不想问的架势。后来回到北京，他住在一个胡同杂院，屋门口外的门框
上还贴着“闲谈不超过五分钟”的条幅。

　　文革初期看书，本有些紧张，因为总与“革命”有关联。“革命的、不革命的
、反革命的”人，都想在书本理论上证明自己或辩护自己。当然，理论真理都在马
恩列斯毛的书中。不过，我也见我们中学（北京四中）某些干部子弟，在读西方其
他“主义”的政治理论书籍。当时的直觉是，那是一种特权，但也隐约感到，那里
有政治上更真实的东西。就像某些干部子弟背后对那幅“对联”的议论，“现在讲
对联是策略，谁真以为那是党的阶级路线，谁才是真正的混蛋。”

　　“政治无诚实可言。”１９６６年底，同学们中已有这样的感慨。但当时业余
钻研理论的那些人，多诚实得像个呆子。当时，对钻研理论、好引述革命经典的人
，大家称其为“克思”，是顺着刘少奇的一句话来的，即小有马克思的模样。他们
满口的词句，半生的理论，虽有人夸奖，但并不被真当回事。直到遇罗克的《出身
论》发表，人们才感到他们的力量，钦佩他们关照社会的肝胆。

　　在农村读书，没那么紧张，对于知识青年来说，到了农村，其实是处于城乡两
不管的状况。城市的紧张在农村不存在，城里的出身问题，在农村对不上号，也没
有人认真追究，在老乡看来，城里人同属于一个阶级。从县里到村里，没有人认为
知青真的是“新农民”。在城乡制度均管不着的情形下，知青是暂时轻松自在的。
只要不把插队看作扎根，不把苦累当作苦命，知青的日子并不难过，甚至还有苦中
乐。当然，插队的生活是多面的，这只是一个侧面。

　　在农村，我们除了看书，也要看农村，看农民，还想过要“在广阔天地里大有
作为”。但在这些似乎是更重要的方面，知青大多是失败的。

　　说到认识农村，需要说一说观念的问题。观念，这个东西太厉害了。我们从小
接受知识，也接受观念，两者比起来，观念更能捉住人的头脑。长大以后走过的弯
路，观念起的作用最大。观念之惑，遮蔽了对真实生活的认知。观念之苦，常常大
于物质之苦。五十年代那阵子，脑子里还有“科学”、“建设”这样的观念，从六
十年代开始，“阶级”、“革命”这样的观念在脑子里越涨越大，把其他观念挤开
，地位独尊，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它们是凌驾一切、遮蔽一切的时代观念，谁都得
在这些观念下吃饭穿衣睡觉。总之，它们给你的生活定性、定位。文革结束，人们
渐渐从这些观念里逃出来，才有了新的人生。

　　在我插队的时候，我（以及许多同学）还没有逃出那些观念，我们是带着满脑
子的在城里获得的关于农村的一套观念下的乡。正因为观念的控制，看农村、看农
民比看书难，回想起来，一直到离开农村，我还是没有把农村看明白。

　　不过，那几年，在部分知青中流传过张木生的一篇东西，是那个插队时代少有
的具有历史价值的东西。具体的词句记不清了，张木生的主要看法是，知识青年想
在农村“大有作为”，没那么容易。更让人咋舌的是，他说农业生产要发展，就得
用承包的办法。张木生那么早便看明这一点，我后来是相当佩服，但当时只是达到
“或许有道理，但是……”的水平。我自己满脑子“合作化”“人民公社好”，对
城里的整人政治有看法，但对于社会主义农村的“一大二公”，未曾怀疑。

　　农村的事，公、私两戒，道德（后面有整人政治撑腰）界线将大家拦在一边。
集体就是公，单干就是私，很简单，许多人就这样简单地看待农村的事情。可我们
眼见社员在田里干活，不是“三歇”，就是“四歇”，地头相当热闹，男女青年耍
贫嘴，大开荤玩笑，还不时出现“劳动歌声”。其实农忙时，劳动歌声并不是好东
西。反正“动弹”一天就挣１０分（女的８分），老乡干活还没有知青卖力。我们
也每日见到，为自家干活时，他们一个个生龙活虎，可以像蚂蚁一样背负如山的柴
禾。张木生的文章，捅破窗户纸，把人们推到事实前面。但是脑子里捉人的观念不
让我们马上承认眼前的事实。那时候的道理是：观念是主流、本质，事实是支流、
表面现象。可以用观念否认事实，压倒事实，却不可以用事实否定观念。人们被观
念压住、吓住，不敢承认事实。

　　知识青年中，像张木生这样独立思考农业发展“道路”的人很少，多以为问题
已经解决，大寨道路就是模式，只要农民各个像愚公，七沟八梁就摆平了，农业就
发展了。所谓农业发展的道路就是人人豁出去死干。这种事，在观念设计上好说，
在事实中并不成立。当时的所谓“道路”，只是些不现实的空洞口号。

　　书生善于和观念打交道，不善于和事实打交道。农村的事实，和我们脑子里装
来的观念，很不一样。我们初进村，看到四处张贴毛主席语录，有一家门口土墙上
贴着一条语录：“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我们看了很感动，以为这户农民很有
自知之明。但后来知道，村里人没有谁在意这些语录的内容，上面要贴就贴，要多
贴就多贴。一次在地里，一个小青年（幸亏成分是贫农）从兜里掏出语录，说：“
光念这个，能种好地吗？”

　　我们最初确实做过“教育农民”的事情。晚上帮着办学习班，念忆苦思甜的稿
子。这个稿子本来是给城里人念的（是忽悠城里人的），不知何人所编。主人公是
个走背字的人，碰到地主倒霉，没碰到地主也倒霉，一个倒霉接着一个倒霉。后来
把老乡念烦了，都说“灰说，灰说”（灰说，就是瞎说）。我们自己也顿时泄了劲
，从此不再做此类从城里搬来的傻事。木生说的对，在农村，越想作为，可能越糟
糕。在当时的“路线”下，许多事对农村的发展，并无意义。

　　农村里头，无人没有阶级标签，比城里人清楚得多。有些面上的事，是按照标
签做的，比如一开大会，就叫四类份子在台下站成一排，村干部先对他们训上几句
报纸话，然后开会。可是，一到节骨眼上，到了关键的活儿，就不按标签办了。村
里有两个地主最有名，大地主、二地主。春天扶耧（用耧播种），种子入土深浅至
关重要，二地主是好手，每年都让他干。盖房子，地基最重要，要坚固而均衡，大
地主是好手，叫他干放心。

　　夏天一个夜里下暴雨，地里沟渠告急，大队书记在喇叭里嘶声大喊：“四类分
子，知识青年！知识青年，四类分子！赶快到大队部来！”出不出去，我们本来犹
豫，他这样一喊，“竟然把我们和四类分子放一块，真不象话！”便接着睡觉。（
改革初期，官方报纸发表消息，说一个地主奋不顾身抢救集体财产。）

　　许多老贫农的品质当然好，朴实憨厚，我们按照理论，将其视为典范。但他们
的价值不在生产，而在革命、在道德。偶尔在一位老农家里看到“四旧”的东西。
他家有个小木箱，里面装着简陋的线装书，是些蒙童教本，翻看了一下，有些格言
很好玩，比如“来说是非事，便是是非人”，字的下面配有图画。这句话我一直记
着。

　　插队的事情可聊的很多，知青们各有自己的感受，也已经聊了几十年。我的基
本看法是：知青与老乡比较起来，老乡分量重，知青分量轻。知青其实是个肤浅的
群体，在他们身上做不出什么大文章。许多知青只会为自己诉苦，却不知为农民诉
苦，自己受苦是冤枉，农民受苦是该着。

　　当然，知青中也有对农村的事真有领悟的人（像张木生那样的）。这样的人或
能将农村基层生活转化为一种思想资源，认识中国社会。１９８６年，在美国，与
高王陵一起去New　Paltz访黄仁宇，在一家小饭馆吃饭。黄仁宇说，他当
过基层排长，所以懂得了中国人的事情。黄仁宇有底层意识，会从下往上看社会。
现在的一些都市学者，一登场就是上层，总是从上往下看，或者只看上，不看下。
我担心有观念与事实对不上号的问题。社会问题的确有些只是上层的事，但也有许
多问题是上下相通的事，还有些只是下层的事。我们有二十四史，了解上层的事（
或观念）不难，但要知道底层的详情就不容易了。李零比喻没有下层的学问是“无
土栽培”。我有个体会，在农村看到百姓房子的椽檩结构，回过头再看北京故宫，
才知道故宫建筑不得了，它与百姓房屋的结构本质一样，而尺度用料则高不可攀。


　　多年后我认识了张木生，问起当年的事，他说“那是李晓风（后改名李零）在
后面鼓动的。”李零则说自己当时胆小，“只是和木生在底下聊，哪敢公开讲！”
张木生后来成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组”的重要骨干，李零去北大之前也在这个组。
１９８４年，我们曾一起去过山西做过农村改革调研，因为拿着中央的介绍信，一
路上到处受照顾，受招待。

　　文革前，我是个喜欢理科的学生，基本不懂社会人文的事情。从文革开始，不
得不关注社会、政治、革命这一套。脑子里逐渐装进一批观念，而自从有了这些观
念，糊涂、压力也就来了，少年时代无忧无虑的时光便一去不返。

　　不过，在我的身边，一直有些人，由于家世、经历、知识、智力、胆识不同，
没有深受那些观念控制，人格坚强，很有独立认识。在整个七十年代，我从这些人
身上受益颇多。

　　北京四中校园里，有几排平房，最北边的一排是教研室用房，称“教研组小院
”。南边的两排是学生宿舍，供家远的同学住校。这些宿舍都称作“斋”，用数字
编号。其中的六斋是个我常去的地方，由于机缘相凑，六斋里聚集了一帮“痞子”
，聊天打牌洗照片，很热闹。除了我们高二年级的，还有几个高一的同学，如赵振
开（后来成为诗人，笔名北岛）、曹一凡等。痞子，是那个时候大家故意要做的，
特征是不要规矩。规矩，在那个时代意味着什么，不用多说。当时，做痞子并不容
易，不够聪明，不够胆大，都做不成。六斋的痞子都是聪明人。许多人都有外号，
多带一个“狗”字，表示是“坏家伙”。姓什么，就叫“狗什么”，姓曹，就叫“
狗曹”，姓徐就叫“狗徐”。赵振开本应叫“狗赵”，因他已先有“开牙”一号（
借他名字最后的一个“开”字），意思已然有了，便不用新起了。当时，“好孩子
”们都在被迫学习虚伪。

　　我自己班的一群“痞子”包括张育海、牟志京、李宝臣等，他们胆子大，才分
高，说话一针见血，嘻笑怒骂，畅快得很。文革中，他们办过《中学文革报》、《
只把春来报》等。《中学文革报》首发了遇罗克的《出身论》，名气很大。《只把
春来报》由张育海、李宝臣、杨百朋等人创办，文章也相当大胆犀利。张育海为遇
罗克助阵，写有《论出身》一文，登在《只把春来报》上，社会上索要的人很多。


　　这里，我要多说一点张育海。张育海的名字，知道的人不多，但在我们心目中
，他是一代之英才。纯洁、热情、才气、英勇，这几个词儿可以一齐用在他身上。
在班上，他学习好（常得９９分，刨掉的１分多因卷面不整），激情活跃，会小提
琴，博览群书。他不满足一般上课的内容，多次单独向张子锷老师（四中特级教师
）请教大学物理。他课上发言，常令全班同学惊赞。张育海有正义感，待人真诚。
文革中，张育海很活跃，或严肃着文，或嬉笑讽刺，大伙听他讲话每觉得十分痛快
。一次开大会，为校长杨滨的问题辩护，他特地穿了一身“五四”式新装上台，如
此戏剧性，令“对立面”怒不得，笑不得。育海善玩笑，长安街有一幅巨型绘画，
是重叠排列的马恩列斯毛头像，育海选好位置，把自己脑袋摆在这一排头像的最后
，照了一张相。照片洗出来，只见马恩列斯毛后多了一个“张”，这个“张”的头
虽然也是昂着，但面相颇顽皮。

　　张育海后来选择投身于“解放全人类的革命战争”，做“援缅革命的志愿者”
，参加缅共东北军。他主动要求当机枪手，却不幸在一次大战中英勇牺牲。育海的
牺牲是同学们无法接受的事情！他去缅甸，一半是整人政治的逼迫，一半是自己的
选择。他的选择太理想、太奇勇，他太想做为、太渴望机会。　１９６９年夏，育
海自缅甸丛林中来过两封信（先后给刘捷、何大明），文辞激昂沉重，在同学中流
传。当时我们正在村里，读了育海的信，大家心底为之震撼。下面所摘是三十九年
前张育海信中的话：

（从云南出发）“精采离奇的遭遇如同沿途绚丽多彩的景色一样，纷至沓来，不及
多写，就已辗转于缅甸的深山丛莽之中了。”

“想当初我们抚掌畅谈天下大事，读兵书，观形势，现在我回想起来，还是恍如昨
日，记忆忧新！”“也许象千古以来无数英杰悲叹的那样，有心投笔，无路请缨，
虽欲乘长风破万里浪而不得。关键在于‘机会’！”

“至于走我这条路，我是这样考虑的：的确，我这条路是迷人的。马克思说过：‘
让死人去痛哭和埋葬自己的尸体吧！那些首先朝气蓬勃投入新生活的人，他们的命
运是值得羡慕的……’。”

“尽管只经历了短短的一段战争生活，但我已深深体会到和平生活的宝贵，体会到
你们的幸福。简单说吧，军人生活是和我们以前的学生时代极端相反的生活，这里
没有‘不’字。你即使冒着极大危险，克服极大困难达到了目的，也只是赢来更大
的危险和困难。”“战争一开始，就要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而个人的价值，个人
的意志，除战争的指挥者外，是微不足道的。人只是在‘哲学范畴’或是在兵力计
算上有意义。”“也许有人想，壮烈牺牲，流芳后世，死也值得。……实际上，大
多数牺牲并不一定很壮烈，……死，也许不一定永远被人怀念，默默地躺在异国冰
冷的泥土之中，而亲人还不知道。……古诗中，‘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
人’罗，‘一将功成万骨枯’罗，凄惨悲戚处即在于此。”

　　在育海第二封信写后的第１９天，即１９６９年６月２１日，他于大战中牺牲
。育海的牺牲是由于他冲锋时前进得太快、太远，脱离了战友的支援。育海总是这
样，冲得太远！对于张育海的死，我们很不甘心，我们总在想，他若活到今日，在
７０年代、８０年代、９０年代，该有怎样的精彩！

　　在人不受尊重的岁月里，张育海的杰出性、激进性，更显衬了那段历史的沉闷
。在那样的岁月里，我逐渐形成一种习惯，天下出了什么事，大报上出了什么社论
，真真假假，我必要听听那些富有品格的同学朋友的看法，我信任他们的见解。这
个习惯越来越深，以至对于组织，无论是什么组织，我都不太敬重了，底线我不会
破，但内心只认同具有独立人格、有才气、有胆识的体制外的菁英们。

　　据我观察，老三届的人，其实多与体制有距离，这是他们的经验习惯。他们长
大成熟的时候正值打倒体制的运动高潮。单位算什么！当权派算什么！官府是一个
审视的对象，不是服从投靠的对象，官府不是真理的化身，而是社会“问题”的大
本营。老三届中，相当一批人已经不习惯在毫无威望的体制内做事，以为跟着体制
走，是浪费时间。人在体制内挣饭钱，心却是游离的。若是碰到一个平庸的领导，
更是看他不起，更是搞不好关系。这种状况，损失了许多机会，在现实利益上，大
家也很吃亏。但说实话，他们在那个特殊时代的社会价值、历史价值，是不可替代
的。

　　到农村插队，加强了知青们体制外生活的习性。不过，尽管如此，在插队初期
知青们并非没有一种对前程的认真期待。我当时的感觉是，成千上万知青涌向农村
，在形式上，像是一场社会运动，而只要是社会运动，按当时的理解，总会有一个
像样的历史成果。尽管张木生已经否定了出现成果的可能性，但直到１９７１年夏
天，我仍在傻乎乎的期待着。这个成果可能是什么，我无从推知，但我相信，它应
当是从知青与农村的结合中延伸出来，而我的下一步人生也会随之延伸下去。

　　然而，很快，我对农村插队生活的空洞期待便被城市社会激荡的新潮所淹没，
我的心思又被拉回城市。那就是１９７１年秋冬的事。

　　　　　　　　　　　　　　　　二

　　文革大串联培养了我们出门远行的爱好和能力，从１９６６年起，几乎每年都
要走一趟。插了队，还是这样。１９７１年９月，我的计划是：只身一人取道包头
南下穿越鄂尔多斯去延安。我先从土左旗坐火车到包头，到包头后，不料赶上连天
大雨，长途汽车停运，害得我在包头车站的木头长椅上白躺了三天，白花了三天饭
钱。第四天开车了，汽车在包头南边跨过黄河浮桥，进入鄂尔多斯。车行不久，驶
近库布齐沙漠，那是我头一次亲眼见到无边沙漠，景色太壮观了！

　　这班车到东胜算是终点，要再买第二天到榆林的车票，晚上还得在东胜吃饭过
夜。晚饭实在嘴馋，便狠心买了盘过油肉（知青见肉哪个不狠）。正吃着，来了个
要饭的胖小子，１０岁出头，一身龌龊，站在我桌前（准确说是站在过油肉前）。
他站了一会儿，便开始抓挠头发，只见这小子的头皮纷纷落下，直入我的过油肉里
。这招太损了，也太灵了，我没法再吃，于是起身，他坐下了。在东胜过夜怎么办
？已经没钱住旅馆，我跟旅馆门房的老头商量，想在门房的长凳上凑合一宿，他答
应了（现在轮到我要饭）。

　　第二天买票上车，天黑后到了陕北古塞榆林。我吃了碗面条，便故伎重施，又
找到一个旅馆，又跟门房的老头商量。这个老头却不那么慈悲，说了半天也没用，
他把我赶出来，咣当一声关上了大铁门。半夜１０点多钟，空旷的榆林街头，古老
的青石板泛着月光，到哪儿过夜呢？我想到了安办（“安办”是“知识青年安置办
公室”的简称，那时每个县都有安办，是专门管理知青的）。我找到安办的大门，
一个年轻的干部被我敲出来，我跟他讲了我的困难：因为遇雨耽搁，身上的钱花完
了。我的北京口音帮助我证明了身份，他很热情，把我安排在他睡觉的炕上。第二
天，他带我到县民政科领了三块钱“社会救济款”，又带我到“三干会”（大队、
公社、县三级干部大会）上吃了顿饱饭（用的饭碗像小盆，烩菜的大锅口径一米五
），最后帮我买了长途车票。我终于到了延安。

　　这次孤身旅行，前后六、七天，仿佛隔了一回世。自己的身份逐渐简化、净化
为一个要饭的，什么“革命”、“大有作为”、“唐朝历史”都没用，都忘了。到
了延安，见到老同学，再温“志向”一类的豪言壮语，身份才回归过来。多年以后
，我“解读”这次陌路孤行，它仿佛是我随后的一场精神变化的净心准备。

　　我在延安造访老同学，结识新朋友，当然，也要照例参观。我一口气把“毛主
席故居”、“林副主席故居”看了个遍。９月底，到西安姑姑那里拿足钱，遂辗转
回到北京。

　　京城里传说飞走，消息惊人：“有群干部子弟在老莫（莫斯科餐厅）吃饭，不
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而为总理干杯，还说咱们喝桂花酒，总理喜欢喝桂花酒！”
“林彪投苏修，飞机掉下来，机毁人亡！”林彪出事，影响很大，那个指挥人生的
“革命”，顿时褪色。政治上层尚能坚守秩序，而社会下层，人心再难控制。别的
不用说，在个人层面，大家开始意识到，人生要自己来管了。

　　回到村里，想到实实在在的人生前景，大家开始谈论离开农村做什么专业的问
题，专业才是新的人生支点。看看我身边的同学，王大理自学无线电专业，最没有
问题，他已在县里小有贡献。（后来他到美国，救过一个电器公司的命。）蒋效愚
天生有组织办事能力，他的志向早定，做社会群众工作（就是当官），事无巨细，
都尽心尽力。村里让他当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分管最麻烦的民政。他白天照样干活
，晚上给上门来的媳妇大娘断家务事，在我们窗户外面，听大小娘们唠叨，一拖就
是半宿，未见抱怨。（他现在受命组织奥运会工作，任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
与黄锐聊，他想起幼时喜欢画画，便很快从老乡那儿找来木头做了画架，不久后我
见到他的写生，水平让我大吃一惊，不想他原有这份才气。（后来他与赵振开结识
，办《今天》，办“星星画展”，是意志极为执着的人。）晋美是藏族（阿沛·阿
旺·晋美的儿子），他在插队时似乎无事可做，但我们知道，他早晚会吃西藏的饭
。他原先填出身是农奴主，父亲入党后改为革命干部。晋美有修养，冬天喝醉酒，
作诗，出口成句。（晋美后来念了民族学研究生，但现在美国，据说帮达赖做事。
有人说，他若不出国，可做西藏社科院院长。）黄锐的哥哥黄钧学习好，当年在班
上考试，下来与他对题，只要和他的答案不一样，一定是你错了。黄钧有学习能力
，到哪儿都不怕。（黄钧后来在中国科学院从事研究生教育。）我自己毫无所长，
不知向哪里走，不知该吃什么饭，但毕竟年轻，精神空，热情在。

　　１９７１年年底，我又回了北京，到赵振开家溜达。振开家在新街口附近三不
老胡同的一个大院，这个院曾是明朝太监大航海家郑和的宅子，当然此时已面目全
非，几座新式大楼盖起，供民主人士居住。北京的新式大院，由不同机构、单位占
居，一个院一类职业（或权力），一类氛围。我住的是北影大院，全是拍电影的，
看电影等于看邻居。而三不老大院，长者皆客气，越客气，越让人尊敬，果有民主
味道。

　　我发现，振开家是个城里文化青年的据点。这些人没有插队，留在城里，延续
都市生活。振开分到北京第六建筑公司工作，他告诉我们，“天天读”时，他看英
文语录，别人明知道他在学英文，但没辙。他对插队的事也好奇，１９６９年到过
我们村，与荒滩上的羊群合过影。

　　那个年龄段大家都爱唱歌。在村里，我们常常于夏天晚上在知青院里高唱，蒋
效愚嗓门洪亮，声音可传到村外的玉米地里。城里振开家原来也是个唱歌的地方。
振开自己是小亮嗓，号不大，虽然亮，但紧得很。我们出场蒋效愚、赵永明（曾为
四中歌星），到振开家，声震四壁。后来振开约来城里的康健，康健嗓子极其响亮
甜美，一张口，房顶快掀了。夜晚离开振开家，在三不老胡同里告别，康健爽朗一
笑，清亮之声在空巷中回荡。服了，听了康健之后，知道什么是天分。康健后来进
中央乐团，独唱，可惜英年早逝。

　　７１年一个冬日去振开家，没有别人，只有他自己。他说“这有几首诗，你看
看”，遂把几页白纸轻轻放在干净的玻璃板上。我拿起一看，是诗的模样，在标题
下面有一行一行的句子，一页白纸抄一首，简简单单，整整齐齐。但一读诗句，甚
是傻眼，词句不懂，意思更不懂。以前也与振开聊过诗，他曾赞赏“贺派”，就是
贺敬之的诗。贺敬之的诗，我们都曾喜欢，坐火车去内蒙古插队的路上，我们就念
过《西去列车的窗口》。但振开现在拿出的诗，虽还是方块字，但文辞情感意境都
扭变了个模样。我对这些诗，当场无态可表，振开也没有说是谁写的（但我料定是
他写的）。

　　想不起来是否把诗页拿回了家，反正那些诗句是伴着我回家了。回到家里，脑
子仍泡在那些诗句里。虽然我还是不甚理解其中的含义，但我明确意识到，自己正
在面对一个十分严肃的挑战，它不在这些诗歌的含义，而在这类诗歌的产生本身。
我感觉振开他们这帮城里同学跑进了（或曰开辟出了）另一个世界，他们更自由，
更奋争，更痞……，不，已经不是痞，是一种更深刻的东西。那是文化思维的高度
，也是个人的高度，高的有点怪，怎么上去的？

　　某一个兴奋夜晚，我仿照那种风格，体验着对“另一个世界”的感受，也写了
一首。其中有一种句型，一个字加一个破折号，完全是抄袭振开的诗句。振开说：
“你——好，百——花——山”。我说：“你——好——大——海”。

　　转日与院里大萝卜（正名罗放华）彻夜交流，大萝卜也是情感青年，被我煽忽
的感慨万分。我先是念振开的诗，我念一句，大萝卜颂扬一句。我又让他听我的诗
，他也是句句赏析。我十分得意，心里开始把自己与振开算作一伙。我这辈子没这
么当场被人夸奖过，当然也有些心虚，我毕竟是刚刚学来的。不过几天后，我把这
几句诗，仿照振开的做法，在白纸上工整抄写，拿给振开看了。得了振开的夸奖，
我才说出这是我写的。振开问我他给我看的那些诗如何，我说好，他说是他写的。
从此以后，我误以为自己能写诗。

　　几年以后，振开办《今天》，我也写了两首，先给刚来北京在刘羽家借住的舒
婷看了，她出于客气，夸了我两句，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是学考古的（我１９７
２年夏到北大历史系念考古），她大吃一惊，说考古怎么能和这些诗统一在一个人
身上。我后来把这些诗拿给振开，想给《今天》投稿。振开看了一会儿，严肃地说
，“想法不错，技巧差一些。”振开的这瓢凉水顷刻间把我的诗兴浇灭，我后来便
不再写诗了。不过，对这帮诗人，我照样敬重，敬重的不仅是诗，还有这帮人的活
法、这帮人的一股劲头。

　　１９７１年的冬天，虽然整人政治还压在上面，但社会内里已经涌出叛逆激昂
的人文新潮。振开等人的诗句，显示了这股新潮的成熟。它不再是散漫的巷议，不
再是原发的牢骚，不再是“被窝里的怪脸”，而是人类情感的一种成熟美学形态：
诗歌。作诗是中国人的传统，情感激荡的时代，总有诗歌出来，成为时代的注释和
记忆。很快，振开的诗在同学中传看，刘捷曾感慨：“这样的诗，若世道没有大变
化，很难得势。”的确，诗与世道的冲突显而易见，而较量就是这样开始的。诗歌
的严肃性与人的严肃性是一致的，我渐渐发现，表面文质彬彬的振开，竟是一个不
畏强权风险、勇担责任的人，这是原来在四中六斋不曾看出的。《今天》的出现也
是一种责任，这种责任仍在继续。

　　２００７年，在香港见到振开，他居然背出我三十五年前诗中的两句。嗨，这
么多年大风大浪，他已经成为北岛，还能记住我的几句东西，在作诗这桩事业上，
我也算满足了。

　　我１９７１年冬天在北京城里被震动的还有一种东西，那是更普遍些的青年人
的一种精神涌动。我们院的刘羽家，原来也是个文化青年窝，我饭前便后随意去那
里坐着，尤其看到门前自行车多的时候。在刘羽的小屋，我碰到不少人，有绘画、
音乐、文学各路人马，有时一屋子人，煤炉子再加抽烟，乌烟瘴气。他们谈的都是
艺术，手拿洋书、画册，放的都是洋音乐。洋气，现在算不了什么，但在那个年代
，是一种唤醒真灵魂的强大力量。其中饱满的人性赞颂，谁不向往？

　　“继续革命”让大家“忘我”、“自斗”，或者“他辱”或者“自辱”，在这
种软刀子的折磨下，人们感到自由的、率真的、勇敢的人性具有无尚价值。后来发
生的一切变化，其实都是从人性的突破开始，而所有做出奋争、启蒙贡献的人，无
不具有人格的独立精神。革命幻象在觉醒的人性面前，越来越黯淡。这是我记忆中
的七十年代的主题。

　　我的“发小”邻居刘羽，在许多方面未必强悍，但他的价值观、他的善解人意
、他对文化人的强烈兴趣（有些人对文化感兴趣，有些人对文化人感兴趣）、他的
热心，令他成为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不能没有的、无法忘记的朋友。北岛、徐晓都写
过回忆刘羽的文章。刘羽１９６５年中学毕业，没上成大学，在北京无线电三厂当
机修工。虽然当工人，但心里崇尚的完全是知识分子的一套。他冬天穿中式棉袄，
戴最小的像章，家里有古琴，有《十三经注疏》，有高档音响，常备咖啡，他的红
砖小屋布置得也很有情调。

　　刘羽可以算是都市文化生态的典型人物，他骑着一辆倒论闸自行车，在北京四
城穿梭，织成一个网络，联结了“地下”的不少文化奇人。聂绀驽与刘羽在山西共
过牢狱（所谓政治犯），关系不一般。刘羽结婚，老聂（刘羽总是这样称呼聂绀驽
）亲手写了长幅对联。刘羽浅尝古琴，乃是缘自与古琴大师查阜西的交情。查老藏
有古曲“一池波”，我们开刘羽的玩笑，说叫他弹成了“一锅粥”。刘羽年轻的朋
友当然更多，他是沟通的专家。

　　我的中学同学，刘羽认识不少。因为刘羽，振开结识了芒克（外号猴子，取英
语谐音）等人，后来办《今天》，成就大事。《今天》的几个人常到刘羽家来，我
在那儿会过芒克、多多、舒婷、江河、彭刚等。除了这些诗人，美术、音乐、摄影
、文学等各色真假豪杰，也常来刘羽的小屋聊天吃喝。对其中一些人来说，操弄艺
术也许是假，但人文追求绝对是真，就像我写诗一样。刘羽小屋，偏居京城一隅，
却为鱼龙巢穴。２００３年，这里要拆掉旧院盖新楼，我特意到刘羽小屋前留了个
影。小屋在七十年代京城文化史上是有“地位”的。

　　那时的聚会是一种享受，与现在的“派对”完全不同。聚会的夜晚无比美好，
大家可以聊到深夜，有人可以睡在刘羽家。早晨，从刘羽家端脸盆出来洗脸的，不
定是谁。我后来学地理，懂得地方场所的重要，讲事业、讲历史，不说地方，都是
虚的。

　　刘羽有一种本事，与你谈话，很能对你的心思，尤其对你特别自珍的那些心思
，所以很多人觉得刘羽是知己。刘羽体谅你的艰难，知道你的需要，为你的成就喝
彩，谁不需要这样的朋友。后来，刘羽也成了振开、舒婷、多多要好的朋友。

　　刘羽关心过的人很多，但关心他的人却很少。也许，我们最终意识到了这一点
，２００４年冬天，刘羽因肺癌去世，我们给他开了一个像样的告别会，我作告别
会的主持人。除了北影院里一起长大的“孩子”，来的还有曹一凡、邵飞、徐金波
、徐晓、赵振先等好友。后来得知，振开远在美国，也为刘羽点燃蜡烛。刘羽生前
得到的太少，太少，我希望他的在天之灵此刻能有所宽慰。

　　１９７１年底，我在振开、刘羽那里感到北京城里的一股来头，于是奋笔给村
里插队同学写信，说城里大变，城里同学在前进，我们在农村落伍了。都市生活，
曾被我们插队的人甩在脑后，我们曾以为，这一代人生活的前沿已经转移到农村了
。现在看来，不是这么回事。

　　我感到落伍的地方多了。从振开那儿知道了“灰皮书”，即内部政治读物。这
些书封面是灰颜色，许多是对“社会主义阵营”政治形态的揭示，是一批“解冻”
文献。看这些书，可以不睡觉，心跳不已。黄永玉比喻说，文革时人们被压，无处
发泄，只好“到被窝里做几个怪脸”。读灰皮书，开始也是被窝活动。一方面，要
有几分小心，另一方面，你必须连夜读完，后面有人排队等着呢。还有一类“黄皮
书”，是文学类的内部读物。这些书，与大家更是心气相通，读时，更睡不着觉。
这些书是体制内“漏”出来的，而一漏出来，就在社会上“流毒甚广”了。

　　想不起是什么契机，我们在７１年那个冬天还把注意力转到了被冷落多年的大
学教授们。比较一圈下来，只觉得这些人不言自高，有正经的知识，有端正的人格
。陈捷父母都是西南联大的，通过他们的关系，我们拜访了一些教授。

　　哲学家郑昕是我们拜访的头一位教授，他住北大燕南园，屋内气氛沉重黑暗，
正如深邃的哲学。当时谈的什么话全忘了，但记得他号称中国的康德，作学术报告
，听众要限制级别。

　　童诗白、郑敏夫妇，一个是清华电机系教授，一个是北师大外语系教师，早年
双双留美。我们去他们家次数较多，顺着陈捷的口吻，称他们为童伯伯、郑阿姨。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与陈捷、振开等人到他们家听李生生（音）弹钢琴。生生是小
女生，父亲是清华数学系的老师，她弹的曲子是“黄河”。生生娇小的身形，合着
壮丽的琴声，情景令人难忘。生生弹过琴，童伯伯又坐在旁边的小板凳上拉了一会
儿小提琴。时间晚了，郑阿姨端上红豆粥。不错，用现在的话说，那一回玩得是相
当的“小资”。

　　我自己后来与郑阿姨见面较多，很谈得来。毫无疑问，郑敏是才女，只要是她
想说的东西，表述都很犀利，而她想说的，尽是新鲜想法。早听说她四十年代写过
诗，但正式知道他们叫“九叶诗人”，是在北岛等人带动的当代诗歌运动兴起以后
。在新诗潮中，汇集四十年代优秀诗作的《九叶集》出版（１９８１年），郑阿姨
送了我一本。郑阿姨的女儿童慰，也是诗人。用振开当时的话说，童慰是很纯的女
生。

　　我们那时拜访教授，与其说是对知识的追求，不如说是对知识人的好奇与崇敬
。当“火红”褪色的时候，那些三、四十年代的“旧”知识分子，却渐渐显出特有
的光彩。

　　７１年底、７２年初，在北京城里的一番活动，让我心潮大变。农村的事情未
及弄懂，城里的新局面已经展开（虽然整人政治还在）。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转向城市新文化，这个变化，往深里说，往大了说，是农村（农民）引领中国历
史的时代的彻底结束。我当然只是跟着感觉走，凭的不是社会理性，而是对人性的
识别。我后来明白，自己教书也好，做研究也好，社会关注也好，其实都属于人文
这一翼。

　　感谢邓小平搞了一次“回潮”，１９７２年北大到土左旗招生，有９个名额只
要北京知青。我上了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是工农兵学员。我们这批学生，在后来
“批邓”时，被称作“回潮学生”。进了大学，仍然是两重生活，一套官府体制，
一套制外心情，身在体制心在外。我们与老师接触，也有两套方式，一套为体制内
的形式，另一套是体制外的真情。关于这种特殊友情，在我们考古专业，可以看张
承志对俞伟超老师的回忆。还是那句话，体制外的精神生活太重要了。体制每成为
“高压锅”、“×家店”，而体制外则永远是蓬勃自由的原野。

　　７１年、７２年，这才是开始，七十年代的惊天大事还有许多。我们每一个从
七十年代过来的人，想必都会拿出厚厚的一摞回忆。回忆是单纯的怀旧吗？对个人
来说，就是，但对于一个群体来说，可能有更多一些的东西。有人说过：“回忆和
期待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