蓑笠翁评《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兼与作者商榷

tuffy05 · 发表于 2010-2-24 15:40:41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评《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兼与作者商榷

蓑笠翁

　　传闻《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１９７２－１９７６）》
（以下简称《难》）是近年来难得的好书。于是路过香港时，特意购而读之。据总
序称，作者是“有深厚功底、又长期从事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专家。”“足迹遍及全
国各省及市县档案资料馆，搜集整理档案并对史料辨伪。”其重要特色是“史料之
丰富、辨析之充分”（《难》总序，金观涛）。但是通读全书之后，笔者大失所望
。书中不仅史实性错误百出，而且所持立场未脱大陆官史的窠臼。独立写作，自由
出版等有利条件，带来的却照样是官史中常见的老问题，这不能不让人想到“盛名
之下，其实难副”的古语。下面，笔者试从史实和立场两个层面，谈谈看法。

一、关于史实

　　判断一部史书之高下，首先要看它如何对待史料，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事件，
如何对待权力制造的官方言说。简言之，就是要看它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了历史真实
。《难》存在的问题是，第一，它对某些史料的运用过于轻率；第二，它的某些判
断缺乏根据；第三，书中存在着一些常识性错误。下面分别述之。

　　第一、关于某些史料的运用

Ａ．《难》第三章第二节，谈到毛泽东在考虑张春桥作接班人时，张的“叛徒历史
”成为事情的焦点。为了说明周恩来对这一问题的高度关注，作者引用了邓小平之
女毛毛的回忆：１９７３年４月９日，邓小平和其夫人卓琳看望周恩来。周恩来向
邓小平说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第１８８页）

　　笔者认为，毛毛的这一回忆是值得怀疑的。首先，依据周恩来小心翼翼的性格
特点，特别是有第三者卓琳的在场，周提起如此敏感的话题是不太可能的。其次，
邓此时刚刚复出，和周的交往甚少，甫一见面，周就同邓谈此事，其可能性更小。
如果考虑到毛毛写的另一次陪同邓小平去看康生的情况，则完全有理由认为是毛毛
把两次事情记混了。（详见　Teiwes　Frederic，“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
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1972-1976
”，　2007，　Armonk，New　York，New　York，p73-
74）

　　《难》还谈到，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２３日毛、周会谈，周恩来又对毛谈起张春
桥的叛徒问题。作者的根据是《周恩来年谱》：１２月２６日，毛泽东还表示，他
已经知道有关江青、张春桥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情况。

　　笔者认为，这一证据同样不可信。理由有四：

　　第一，年谱并没有告诉读者是周还是毛先提起张春桥的叛徒问题。

　　第二，根据《周恩来年谱》，毛不仅提议由张春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而且向
周夸奖了张，说张有才干，要周向政治局传达。周还传达了毛的如下讲话：“列宁
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
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
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见中央文献研究室《毛
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　１７１２
－１７１５页；又见，Teiwes　Frederic，“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1972-1976
”，　2007，　Armonk，New　York，New　York，p234
；《周恩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传达的毛泽东谈话要点（节录）１９７４．１２．２
３－１９７５》。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
务中心，２００２年版）　这些史料只证明了一点——毛对张春桥极为信任。

　　第三，毛泽东、周恩来对张春桥历史问题的态度亦可以从陈永贵身上得到启示
。陈永贵在１９６８年承认了自己的历史问题。当有人质疑陈永贵没有资格作九大
代表时，是周恩来根据毛的意思把此事压下。（见范银怀《“汉奸”陈永贵是如何
过关的？》，载《炎黄春秋》１９９９年第５期；范银怀在文中引用了《谢振华回
忆文集》中的一段话，谢振华说他写了向上反映的经过和自己的看法：“陈永贵的
历史问题被发现以后，于１９６８年９月，我即派当时出席‘军工会议’的李金时
（六十九军副军长）将陈永贵的问题呈报周总理。周总理当即指示：‘六十九军的
同志要顾全大局，不要扩散，影印件可报中央。’”“遵照周总理指示，１９６８
年１２月，以六十九军党委名义正式上报北京军区党委转呈中央。”“周总理陪外
宾参观大寨时，我又当面向他作了请示。总理说：‘要维护大寨红旗，作为历史问
题，仍可让陈永贵当代表出席九大，但只当代表’。”）后来，周恩来还提名陈永
贵为副总理！（霞飞《劳模领导人陈永贵与四人帮的恩怨》，载《党史纵横》２０
０５年第２期）鉴于以上几点，笔者认为，在明确知道毛对张的看法的情况下，周
不可能向毛主动谈此事。

　　第四，张春桥是毛的红人。林彪想打倒张都办不到，以至于庐山成了名副其实
的“折帅山”。九届二中全会后，风向转变，周恩来竟然递条子给林彪，要求表扬
张春桥。林彪对周的提议置之不理（见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第８１３页）。张春桥在１９７４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身兼两职，
既是七人批林批孔领导小组也是六人军委小组成员，红得发紫。一向善于揣摸毛泽
东心思的周恩来，竟会在此时“阻止”毛重用张，是有悖情理的。

　　笔者认为，《难》对周恩来与张春桥之间的矛盾斗争做了违反情理的夸大处理
，作者之所以做此选择，完全是因为其思想理念仍旧束缚于“两条路线斗争”这一
既定的思维框架之中的缘故。

Ｂ．《难》第２０３页写道：１９７３年３月２９日，邓小平“以副总理身份参加
对外活动，重要问题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这一说法有误。根据《周恩来
年谱》，并不是“重要问题列席政治局会议讨论”，是“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
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换言之，是有关外交的政治局会议，邓小平有资
格参加，而非一个大而化之的“重要问题”，两者的区别可谓大矣。实际上根据现
有记载，邓小平在１９７３年年底以前在政治局的活动是非常的少，以至于在《周
恩来年谱》中毫无记载。

Ｃ．《难》第２０６页写道：“１９７０年９月的庐山会议上，多数中央委员不明
真相地要求设国家主席，王洪文自然坚决地站在张春桥一边，立下了功劳。”这一
说法同样有误。实际上，当时王洪文在一开始也是积极响应林彪讲话的。王洪文当
时大喊大叫，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当事人张佐良说：“我还在奇怪，现在也不
是‘文革’初期红卫兵的时候了，怎么还喊这样的口号？难道有谁反对毛主席吗？
”（见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明镜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版第１１１页）

Ｄ．《难》第２２２页说，“毛泽东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未担任过中央军委
要职的邓小平出任总参谋长，说明毛泽东把最重要的军队权力交给他掌管。”这一
说法同样是十分错误的。事实上，此时的邓小平并没有出任总参谋长一职。虽然１
２月１５日毛泽东提了一句“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但《周恩来年谱》和
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２２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参加中央领导工作的通知》
，都没有提及邓小平出任总参谋长一职。《通知》只是说：“遵照毛主席的提议，
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
会时请予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特此通知
。”（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２０
０２年版）根据曾庆红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　附卷二中国人民解放军组
织（１９４９．１０－１９９７。９）》中的介绍，邓小平出任总参谋长一职为１
９７５年１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同志任职的通知》（１９７５．０１．
０５；中发［１９７５］１号），邓小平确实是在１９７５年１月才被任命为中共
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

　　至于说，毛泽东把最重要的军队权力交给邓小平掌管更不符合事实。根据《周
恩来年谱》，１９７４年１月１８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提议中央军委
成立以叶剑英牵头，有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参加的五人小组，讨论处
理军委的大事及紧急作战事项。２０日，中央政治局正式向毛泽东提此建议时，将
原五人小组增至六人（加苏振华），并确定军委六人组“大事视情况或直报主席或
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后再报主席”，“对内对外不行文，一律以军委名义下达”。
同日，周恩来与王洪文联名向毛泽东报告此事，毛泽东表示同意。从中可以看出，
当时的邓小平不仅排列在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之后，而且在随后的批林批孔运
动中，对于运动的走向基本上没有什么发言权。（详见　Teiwes　Frederic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 Chinese　Po
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1972-1976”，　2007，　Armonk，New　Yo
rk，New　York，p178-186）

Ｅ．《难》第１３页写道：“九一三”事件１０天之后的９月２３日毛泽东再次要
汪东兴追问（黄吴李邱的问题）时，周恩来才吃惊地拍案惊呼：“我忙昏了头，忘
记了！”作者认为：“这样的大事，记忆力过人的周恩来是不会忘记的。比较合理
的解释是，周恩来知道，由于林彪的第二号人物的地位，肯定会有很多军队将帅甚
至中央领导人和他有工作上、私人关系上的往来文字材料，未必都是上了贼船，而
一旦这些都被列入罪证，中央专案组的江青、张春桥等人必定主张追查株连，将会
罗织更大范围的冤案。因此，宁可冒险纵容黄等人一烧了之。”

　　首先，作者并没有给出“周恩来才吃惊地拍案惊呼：‘我忙昏了头，忘记了！
’”的材料出处。根据“九一三”到９月２３日之间中央以及周恩来的活动，周恩
来没有忘记。李德生就是在这期间奉周恩来的命到黄吴李邱的住处了解情况，事后
向周恩来做了报告。（见李德生《李德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
４３０页；又见，祝庭勋《李德生在动乱岁月——从军长到党中央副主席》，中央
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１月版第２３９页）

　　据《周恩来年谱》，９月１４日，毛泽东对周恩来说：“看他们十天，叫他们
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老同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交代好了就行。
”周恩来在９月２４日讲：“限你们十天坦白交待，争取从宽处理，你们不听。你
们对党对人民是犯了罪的！”这才是到２４日才处理黄吴李邱的根本原因，是毛决
定给黄吴李邱等人的表现时间，何来的周恩来故意保护一说？

　　同样依据《周恩来年谱》，９月１４日，（毛泽东决定），参与林彪政变阴谋
活动的人员，均在后来清查中逮捕归案，有关罪证材料由周恩来审核后送毛泽东。
９月３０日，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
、吴德、吴忠十人组成中央林陈反党集团专案组，下设由纪登奎、汪东兴领导的办
公机构。经报毛泽东同意，１０月３日，中共中央分别发出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
由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的通知和成立由周恩来负责的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
集团专案组的通知。

　　文革中，周恩来不仅主持整个中央专案组的会议，而且从文革一开始的中央专
案委员会以及以后的中央专案小组，都是由周恩来主持其日常工作并直接向毛泽东
负责。整个中央专案组的实际领导者就是周恩来本人，连康生、江青等都是其手下
工作人员。整个专案组的材料最后审批以及在报告于毛泽东、林彪之前都要经过周
恩来之手，至于材料的是真是假并不是什么问题，关键在于是否能满足组织的要求
。（详见：１，MacFarquhar，Roderick，“Mao’s　Last
　Revolution”，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p282；２，毛泽东对于专案组的
批示，《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邓小平材料的报告及毛泽东批示》，载宋永毅主编
《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２００２年版；　３，
关于林彪的作用和态度，林彪只是毛泽东划圈我划圈，参见张云生《毛家湾纪实：
林彪秘书回忆录》，春秋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４，Schoenhals，Mike，
“The　Central　Case　Examination　Group，1967-79”，The　China　Quarterly，No.145，May，1996，p9
0；吴法宪在回忆录中说：当时决定成立什么专案组，由谁来分管，选派专案组工
作人员等，这些问题都是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由周恩来亲自提出，
经大家讨论统一，再由周恩来签名报毛泽东、林彪批准。周恩来每半个月就在人民
大会堂的东大厅，主持召开一次专案组全体工作人员会议。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
》，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６９７－６９９页）

　　因此，上述说法，要么是作者的一厢情愿，要么纯属作者的主观臆测。周恩来
本身与军委办事组联系甚多，他就不怕承担别人的指责，销毁自己的罪证吗？在《
难》的作者看来，不是有一直对周恩来虎视眈眈的“四人帮”吗？

　　依笔者理解，《周恩来年谱》所言毛说“给黄吴李邱十天时间交代”云云，也
是子虚乌有，那不过是逮捕黄吴李邱的一个借口而已。毛想抓，周就会去抓。文革
中，还不是毛想抓，而是江青想抓的，周恩来不也去抓了吗？

　　第二，关于某些判断

　　《难》如官史一般，对于某些事件或是照本宣科，或是妄自断言。此类情况多
多，笔者只能列举其中几例：

Ａ．《难》第２８页断言：“虽然历史证明，……‘二月逆流’事件也主要是江青
搞的”。不知道作者做此断言的根据是什么。“二月逆流”从一开始到最后，都是
毛一手操纵，而且事情错综复杂，把它说成“主要是江青搞的”是违反基本史实的
。（见欧阳龙门《林彪在“二月逆流”前后》，载丁凯文主编《百年林彪》，明镜
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８２－３１２页）

Ｂ．《难》第１１２页断言：中美关系的缓和，三线建设重点的转移对于国内支持
备战的林彪集团是一个打击。试问，国内备战是林彪集团搞的吗？支持备战是林彪
集团一家的事情吗？书中对林彪集团的认识同国内官史毫无二致。战备，当时是国
内领导层的共识。（详见余汝信《１９６９：对苏战备中的军委办事组、林彪与毛
泽东》，载丁凯文主编《百年林彪》，明镜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３１２－３５３
页）作者在书中特别喜用“林彪集团”或者“四人帮”一词，但是真正存在这么一
个“林彪集团”吗？如果“九一三”后毛泽东打倒黄吴李邱，作者就认定此四人就
属“林彪集团”，这个说法是极不负责的说法。三线建设早就展开，甚至早于文革
，难道那时就存在一个林彪集团吗？文革前及文革初期，林彪得到军内广泛拥戴，
老帅们都支持林。叶剑英更是林的得力助手，用作者的思维，叶难道不属于这个“
集团”吗？这其实是作者一个典型的固有思维，思想意识还是停留在“两案”审理
前后的时代，没有丝毫前进。

Ｃ．《难》第１１５页断言，与江青相比，张春桥和姚文元是坚定的反西方派，时
时在中美关系缓和的问题上，施放攻击周恩来的冷箭。对于此种说法，书中并没有
给出证据。在中美关系上，所谓的激进派并没有指手划脚。毛泽东在１９７３年１
１月为外事问题批周后，甚至说“让张春桥、王洪文这些人学点外文，不要上别人
的当”（纪东《周恩来的晚年岁月》，载《纵横》，２００８年第２期），等于是
要他们插手外交，但后来也并未见到二人照办。

Ｄ．《难》第１９６页断言，周曾经多次以“叛徒”和“严重政治历史问题”来阻
止毛重用张春桥。周的多次从何而来？《周恩来年谱》和作者的论述告诉我们，只
有一次。

　　第三，某些常识性错误

　　《难》第３０页：１９７３年２月２９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对张春桥说
：“我看贺龙没有问题，策反的人，贺把他杀了。”“我有缺点，听一面之词。”
接着，作者告诉人们，张春桥既不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传达，也没有着手为贺龙平反
。

　　这里有个常识问题：

　　第一，不存在一个１９７３年２月２９日。

　　第二，当时在场的不仅有张春桥，还有邓小平。（王年一《关于贺龙冤案的一
些资料》，《党史研究资料》，１９９２年第６期）如果张春桥有责任，那么邓小
平要负哪些责任？在毛没有明确指示给贺龙平反的时候，无论是张还是邓均无可能
着手为贺平反。向陈毅传达“二月逆流”之事就是明证。（见《“文化大革命”时
期资料选辑》，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印，第３５页；范硕《二月抗争前
后的周恩来》，载《漳州职业大学学报》，２０００年第2１期）另外，《难
》书第５４页，胡愈之、萨空了等人是中共党员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作者还称之为
民主人士，不知道依据何在？

　　如此等等，不一一列举。

二、关于立场

　　众所周知，历史研究追求“客观公正”，因此，史学家在面对历史人物和事件
面前，要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超然态度”。遗憾的是，《难》和作者没有做到这
一点，作者无法超然，作品自然就难以客观公正。

　　第一、偏见

　　如官史一样，《难》禀持着仍旧是“好人办好事，坏人办坏事；好事都是好人
办的，坏人是不会做好事的”的观念。这一点在对周恩来的评价上至为明显。

　　例如，作者在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谈到，针对当时的公安部大批人员被
怀疑为特务，周恩来气愤地说：“公安部把所有局长的权都夺了，只剩谢富治一个
人，还怎么做工作？这是剜心战术。”（第４３页）笔者认为，事实并非如此。请
见证据——

１、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１日，周恩来对《七机部军管会的指示》中说：“政治部和
公、检、法不是一个系统，政治部由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如果要砸，要劝阻；劝阻
无效由他们负责。要劝说“新九一五”的同志不要管，千万不要武斗。政治部的领
导干部有缺点错误，可以批判，不要砸。”（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
库》，香港中文大学，２００２年版）周恩来的言外之意是，公、检、法是可以砸
的。

２、１９６８年３月１８日，周恩来在接见浙江省赴京代表团时的就讲：“把党内
一小撮走资派伸向浙江的黑手一个个揭发出来，砸烂公检法，文教战线上许多坏事
要改造。”（见宋永毅主编　《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２００２年
版）

３、根据余汝信先生的记述：１９６８年４月１日，公安部领导小组向中央领导、
中央文革小组报送关于公安部改组情况的报告。主要内容就有：深入开展大批判，
截至目前止，共挖出叛徒、特务、走资派和有严重政治问题的重点分子１０１人，
逮捕２２人，群众看管７９人，其中包括７个副部长级干部。指称罗瑞卿、徐子荣
、汪金祥等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资敌通敌，里通外国”，“把黑手伸向无
产阶级司令部”，要继续批深批透，批倒斗臭；四是建议由军队调来的曾威（军级
）等四人组成审查清理档案小组，以曾威为组长，再从军队中选拔１５０人，担负
审查清理档案的任务。对这个报告，周恩来并没有未表示异议，并转报毛泽东及中
央批准。

４、１９７１年６月，周恩来否决了公安部部核心小组要求新设立中央政法干校的
要求。李震重建公安队伍的积极态度不是比周恩来更可取吗？（见余汝信，《１９
７３：李震之死始末》，《华夏文摘》　增刊第３７６期，文革博物馆通讯，２１
３，２００４年４月１９日出版，文件名ｚｋ０４０４ｃ）

　　此类事例多有，笔者不一一列举。在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中
，可以看到周恩来对公安系统工作的多次诋毁。然而作者在把谢富治描述成一个恶
人的同时，把周恩来塑造成一个维护公安系统的楷模，这是有违于史实的。

　　实际上，毛泽东在１９６７年会见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时说：“文化大革
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器。”（《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
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５０８页）“砸烂公检法”正是毛泽东发动文
革的初衷之一，作为执行毛泽东文革政策最得力的助手，周恩来自然对此是坚决执
行的。值得注意的是，《难》“为尊者讳”，远不止上述一事，作者的对周恩来的
曲意呵护在书中随处可见。

　　官史承认周恩来在文革中说了不少违心话，办了不少违心的事。而《难》的作
者连官史还不如，居然说：“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总是表现的‘右’、保守。
”（１６９页）笔者不知道作者依据何种资料得到这个结论。资料证明，周恩来是
有右的地方，但是也有左的地方。究其本质，周恩来是执行毛的政策最得力的助手
，不仅是在毛右的时候，也在毛左的时候。（Teiwes　Frederic，“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1972-1976”，　2007，　Armonk，New　York，New
　York，p12-25；郭思敏主编《人民总理周恩来》下卷，红旗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９月版，第１７７１页）
然而有时候周在执行的时候并不知道毛的底线如
何，于是在试探毛的时候，不免会表现为极右或者极左。例如，１９６６年６月份
，周恩来指示干部要引火上身。随后不久，毛泽东提议所有干部都要在运动中表演
一下。于是在李富春主持的、陶铸抓的、副总理和各口负责人都参加的会上，搞出
一个“司局级以上干部都要烧一烧”的会议纪要。周恩来阅后，批示到：“我看这
个文件很好，请文革小组同志阅后送主席。”关锋在此文件上批：“我看这个文件
不好”。王力说：“我是不同意提出干部都火烧的。”张春桥、姚文元、关锋、戚
本禹和王力五人联名对此文件表示了异议。毛泽东批示此件不发，退文革小组。（
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９８１页）当“９
·１３”之后，毛发现很多人反对文革，需要借纠左来巩固文革时，周在执行的时
候并不知道毛的底，也只能试探，当把触角伸向教育思想等敏感领域时，也就被毛
制止。（Teiwes　Frederic，“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1972-1976”，　2007，　Armonk，New　York，New　York，p56-60，111）

　　对于王良恩之死，明明周恩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作者却丝毫不敢提及，相
反用大量的笔墨痛斥江青等人（第３１４－３１６页）。笔者认为，造成王良恩之
死的关键证据，作者是知道的，但是作者却以“为什么当初林彪会把信扣押下来，
他确实不清楚”来为周恩来解脱。（同上）

　　８月２５日，许世友等三人将信写好之后，委托当时担任华东组记录简报工作
的华东组会议秘书洪雪竹交给负责大会会务的王良恩，请王良恩转呈毛（赤男《林
彪事件后三位上将的信件风波》，《党史博览》，２００４年第６期）。王良恩接
到这些信后，按程序上交给周恩来。然而周恩来却把此信转给叶群，并附条子，到
此为止，存你处。（见《舒云采访邱会作》一文，载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
第１２１页）江青的威逼，众人的揭发，落井下石固然是王良恩自杀的主要原因（
见丁凯文《王良恩是林彪死党吗？》，载《重审林彪罪案》，明镜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下册８５８－８６７页），但是作为对此事了如指掌的周恩来却未施援手，没
有做任何实质性的解释，这也是王良恩绝望的主要原因之一。周恩来为什么不说明
他给叶群写的条子呢？

　　作者对于周恩来的失实描述还在于很多地方，再举一例。第１１２页“周恩来
表现出空前的积极性，几天内旋风般地周游各国将这一情报通报仅有的几个铁杆兄
弟”。作者以此来证明周是支持中美建交的。实际上，每次毛的主张要落实，周都
是“表现出空前的积极性”。例如作者提到当周得知张再的文章引起毛的震怒时，
周也是立即行动起来。这个积极性只能说明周对毛的命令的执行很快速，并不能表
明其他问题。

　　与对周恩来的呵护备至，褒扬有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者对于“四人帮”的
明显偏见。

　　《难》书第４０页，作者将１９７０年的４月２４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
社论完全归功与周恩来，这是充满偏见的行为。因为无论文章是好是坏，当时主管
宣传工作的是张春桥。而作者对张春桥的作用完全熟视无睹。

　　《难》第４１页，作者竟然用“江青集团更是愤愤不平”来形容，但是同页却
又指明了张春桥对此事是拥护的。且不论当时的王洪文还不是后来所谓的“江青集
团”一分子，更不用说马天水了。更重要的是，江青对此事到底有何反对之举，作
者并无证据。而且因为邓小平复出的条件之一就是不能反对江青，在这种情况下，
江青如何在１９７３年的３月９日就开始表示反对了呢！（Teiwes　Frederic，“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 Chinese　Po
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1972-1976”，　2007，　Armonk，New　York，New　York，p72　
作者访问国内研究邓小平党史专家，２００２年１１月。作者反驳了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的说法——邓
小平复出遭到了江青等的反对。笔者认为在毛泽东已经拍板的情况下，江青等是不可能反对的。）

　　《难》书第１８４页，作者根据江青在批周会议上的表现，断言：“毛的态度
和‘四人帮’上纲上线打倒周恩来，是不同的。”姑且不论江青是否真的能和毛分
开，此处用“四人帮”是不适宜的（因为王洪文并没有批周恩来）。

　　毛远新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多次宣称：“毛主席发动的这场批林批孔斗争，一个
是解决九次路线回潮问题，一个是解决十次路线没有解决完的问题，能不能归结到
十一次路线斗争，可不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现在还很难说。”（高皋、严家其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第４９７页）因此，江青说十一
次路线斗争是毛的意思，而且其他政治局成员也这样认为，叶剑英和李先念就通过
汪东兴询问毛。Ｔｅｉｗｅｓ先生采访后得知，毛在批周之前就讲周要夺权，批周
之后又问谁想当皇帝？（Teiwes　Frederic，“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1972-1976”，　2007，　Armonk，New　York，New　York，p138）
因此，１２月份的批周会议上，江就是毛的代言人，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第二、是否存在两军对垒？

　　此书的一大主线就是第３页所论述的“与前一段时期抵制‘文革’活动总体上
是潜在地、被动地相比，抵制、纠正‘文革’路线和坚持维护‘文革’路线的斗争
形成了两军对垒。”

　　笔者认为，此说本质上就是官方所做的结论：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在笔者
看来，此说夸大了所谓两军的区别与差异，人为地抹杀了两军之间的互动与相互支
持。笔者认为，不能用“非黑即白”的处理方式来论述历史。所谓的两军并没有明
显界限，他们只是在毛的指挥棒下去演各自的角色而已，在某个时期造成个别人的
批判与被批判。

　　作者首先从周恩来在各个领域恢复政策的努力开始，就意图贯彻周恩来与江青
和张春桥等的斗争。（《难》书第３８页）

（１）革委会主任被撤职

　　作者企图用九大之后，山东等四个省的革委会主任被撤职一事，来证明周恩来
纠左的努力。然而作者丝毫没有提及毛的作用。我们要问，周恩来真的有这么大的
权力吗？事实是，因为九大之后这几个省尚末稳定下来，而毛认为，九大以后，“
文化大革命”应该要告一段落了。（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传记》，中央文
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３７章）在此背景下，才有上述撤职一事。

　　《难》第３９页强调，刘格平是“１９６７年被江青看中召见，回省后组织造
反派夺取山西党政大权。”事实却是：文革开始的时候，因为地域的关系，时任山
西省委第一书记的卫恒被毛看作是刘少奇、安子文线上的人。１９６６年初，中央
为了了解情况，将山西省副省长刘格平叫到北京。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２３日，刘格
平给毛泽东、林彪、康生写信反映薄一波、安子文等人发表声明出狱，而他本人则
如何坚持斗争和北平军人反省院的情况。１２月，周恩来、康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和刘格平谈话。周恩来对刘格平说，毛主席要你站出来，山西省委瘫痪了，你回去
找省委的一些同志组织一个小组，把工作管起来，注意要抓紧经济工作，特别是山
西的煤炭很重要。当刘格平表示不好办时，周恩来说，不要紧，中央支持你。（刘
格平：《对山西省委审查结论的书面意见》１９８３年３月１５日；转引自余汝信
、曾鸣：《文革“全国第一夺”——山西一·一二夺权概述》，《华夏文摘》增刊
第５１４期，文革博物馆通讯，３４８，２００６年７月２４日出版，文件名ｚｋ
０６０７ｄ）

　　用江青支持刘格平，来衬托周恩来与江青斗争的“光辉业绩”固然不失为一个
办法，但是作者既拿不出来江青支持刘格平的具体证据。又无视毛泽东对刘格平的
倚重，如此史书，能称得上信史吗？

（２）老干部问题

　　《难》第４２页说，在“周恩来的督促下，中央组织部提出了一个３００多名
的高级干部的名单，周恩来、叶剑英排除江青、张春桥的百般阻挠……　”作者并
未提出具体证据来支持这一观点。

　　解放老干部的政策，是毛泽东一手控制的，特别是高层干部。从《建国以来毛
泽东文稿》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高层干部如何安排都做了具体的批示。并没有
发现江青等阻拦的情事。至于在解放一些干部中，江青等针对于个别人的个别问题
提出质疑，也是合乎程序的。说江青“百般阻挠”是夸大之词。

　　值得一提的是，笔者有足够材料证明，在贺龙平反一事上，周恩来是起了阻挠
作用的。１９７４年９月初，毛泽东又向陪外宾来武汉的邓小平提出：“贺龙要恢
复名誉”。并且强调不要再核对材料了。邓小平回京后，立刻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作了传达。（见《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记录》，１９７４年９月４日，引自　中央
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王福生：《毛泽东
与贺龙》，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３７６－３７７页；《贺龙传》，当代中
国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６３２页）而当时主管贺龙“专案”，且负责核对材料
的，正是周恩来。

　　在毛的一再催促下，李仲公的揭发信在９月２３日被鉴定完毕，六天后——１
９７４年９月２９日，由周恩来亲笔修改的《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发
出。此通知与１９８２年１０月１６日的《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相比
，平反不彻底。根据《贺龙传》以及《贺龙年谱》的记载，贺龙的主要问题是牵涉
到１９２７年、１９２９年、１９３３、１９３４年的叛变、通敌问题。而１９７
４年的《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对１９２７年、１９２９年的事情只字
不提，这正是当时《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中所提当时立案是必要的依
据。而这些事情又同李仲公的信直接相关。李信正是揭发贺龙１９２７年和１９２
９年通敌叛变的亲笔信！（安熠辉：《文史精华》２００３年，第８期；蒋健：《
文史精华》２００３年，第１１期）根据蒋健先生的分析：李是蓄谋已久，但信显
然不是１９６８年３月伪造的，否则他造假的技术和速度未免也太高太快了，周总
理也太好骗了。此信是周恩来一手掌管的。（蒋健：《文史精华》２００３年，第
１１期）

　　事情非常清楚，李仲公的信为什么早不鉴定？为什么毛强调不要再核对材料了
？这不正说明，阻挠给贺龙平反的是周恩来吗？

（３）四届人大的问题

（Ｉ）四届人大的推迟到底是什么原因？

　　从１９７３年８月２４日，周恩来在十大上提出毛泽东要召开四届人大的意见
后，准备工作就紧锣密鼓地开始。《周恩来年谱》记载，周分别于９月１０日、９
月１２日、９月１４日、１０月１６－１９日参与准备四届人大会议。但是直到１
９７４年的１０月６日，周才再次参与四届人大准备活动。根据《难》书的解释，
这是因为从１１月份的帮周会议导致了四届人大的夭折。

　　笔者不认同这种说法。根据《周恩来年谱》，周恩来在１０月１６－１９日主
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四届人大会议筹备工作，并基本通过政府工作报告草
稿。在这种情况下，“帮周”会议是在１１月１７日开始，近一月的时间周恩来无
任何准备参与四届人大活动，这可能么？事实上是，１０月２２日公安部长李震的
突然死亡导致的紧急突然状况，四届人大才因此而被推迟。（Teiwes　Freder
ic，“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1972-1976”，　2007，　Armonk，New　Yo
rk，New　York，p187）

　　亲历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孙中范回忆：１０月２１日，发生了公安部部长李震
自杀事件。公安部部长不明原因身亡，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一起要案，北京
的气氛比较紧张。在当时条件下，李震身亡的原因一时难以查清。中央政治局连续
召开会议，中央决定采取若干特殊措施加以防范。这时才弄清楚，中央责成纪登奎
、郭玉峰等参与处理李震事件，顾不上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大约在１１月初，组
织组负责人吴庆彤来紫光阁召集值班室工作人员开会。他说，中央最近有些紧急事
务需要处理，一时顾不上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值班室也就没有事情做。中央领导
同志的意见是，值班室可以派人轮流值班，平时可以回原单位上班，但不要出差，
随时等候通知。（孙中范：《百年潮》２００８年，第６期）

　　作者把批周说成是造成四届人大会议推迟的原因，只是想再次证明“两条路线
斗争”泾渭分明，两军对垒无时不在。

（ＩＩ）关于周恩来在准备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难》书的作者在这部分的材料取舍上是非常不公正的，并且进行了篡改。第
３９５页，作者无视《周恩来年谱》的实际情况，竟然写道：“１９７４年１２月
，在各类代表分配方案产生后，周恩来又写信给中央政治局，提议增加老干部和青
年干部，外事和体育的名额。”根据《周恩来年谱》，周恩来在１２月１４日，审
阅出席四届人大会议各类代表名额的分配方案后，致信王洪文和中共中央政治局，
提议在现有名单基础上－再增加老干部、外事和体育等方面的名额，并提交政治局
审议批准。

　　二者对比，明显是没有青年干部一项。笔者认为，这种篡改实际上是把周在１
１月份中的提及中青干部（这些青年干部实则为以造反起家的文革利益阶层为主）
放在此处同提议增加老干部、外事和体育的名额一起，将中青干部的这种造反色彩
抹掉，可谓用心良苦。

　　实际情况如何呢？

　　周在安排老干部方面远远跟不上安排中年人和依靠造反起家的新人。周在１１
月份给毛写信，表示关键在于中青干部——实则为造反年轻人的提拔，并且支持他
们在政府中任职置。此信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有全文。《难》书在４０４页引
用此信的内容时注明资料来源为来自《周恩来年谱》（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６日）。
但是两相对比，则非常清楚的显示作者实际上是引用的《晚年周恩来》一书。例如
年谱中提及“人事名单估计十一月下旬可搞出几个比较满意人选”。里面并无“呈
主席选择批准，关键在于中青干部。”，这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是有的。

　　以王海容为例，１９７０年夏天，由周恩来直接提名，委任王海容担任外交部
礼宾司“负责人”。１９７１年７月，王海容被正式任命为礼宾司的副司长。１９
７２年，王海容被提为外交部“部长助理”。再过一年多一点，王海容被任命为外
交部副部长。除此之外，周还提议同毛关系密切的谢静宜当人大副委员长。周还特
意提拔了一些同毛没有私人关系的人，象祝家耀、邓岗、于会泳等。周催促张春桥
和王洪文推荐祝家耀为公安部副部长。邓岗后来作为所谓“四人帮”的死党被整肃
。周恩来还推荐于会泳出任文化部的部长一职。（Teiwes　Frederic，“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1972-1976”，　2007，　Armonk，New　York，New York，p219）
然而作者对这些统统不提，把祝家耀等人的事情统统放到“江青集团”的头上
，这是客观公正吗？

　　作者还指责王洪文等借四届人大安排自己的人马，殊不知，周恩来还为此批评
上海方面送来的人还不够！（Teiwes　Frederic，“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1972-1976”，　2007，　
Armonk，New　York，New　York，p223；Elizabeth　J.Perry　and　Li　Xun，“Proletarian
　Power：Shanghai　in　the　Cultureal　Revolution”，Boulder，CO，Westview　Press，
1997，p169-171）

　　作者还在３９７页如此评述：“在此之前，国务院副总理中是没有第一副总理
头衔的。这是在医院养病的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并得到毛同意后才设立的，暗示
着邓成为周恩来接班人地位。”

　　事实远非如此。周是第一个提出要设立第一副总理头衔的人，但是周并没有提
出候选人。江青则说：“总理比较危险，可能动手术了，他（指邓小平）就跑到我
身边说，不得了了，怎么样危险，最重要的问题要有一个第一副总理呀。我说，那
还不是你嘛。你们看我蠢不蠢哪。”（《江青在打招呼会议期间擅自召集的十二省
区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７６年３月２日，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香港中文大学，２００２年版）实际上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没有遇到任何的阻
力。

　　作者还引用《周恩来年谱》上的资料，江青在１０月６日向周恩来提出对四届
人大人事安排及总参谋长人选的意见，周恩来未表态一事来说明“召开四届人大是
他们攫取国家最高权力的最好时机。”且不论当时的中国国家的最高权力在毛泽东
手里，在中央政治局，而江青的这个名单为什么没有曝光呢？如果说这个名单确确
实实能证明江青要“攫取国家最高权力”！

（ＩＩＩ）总参谋长

　　作者在第３９８页论述：“周派和江派谁能控制总参谋长，谁就占上风。因此
文官体系的江青集团特别要拼命争夺。”那么作者眼中的周派和江派分别提出的总
参谋长人选是谁呢？

　　作者提出，江青推荐的杨成武。而对于周派提出的是谁则毫不提及。作者认为
江青之所以提杨成武是因为基于杨成武的权威小易于控制，再一个就是进行平抚拉
拢。

　　周派的代表邓小平有提名，提的是陈锡联。周恩来并没有提出任何人选。（Teiwes　
Frederic，“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1972-1976”，　2007，　Armonk，New　York，New　York，
p204；Teiwes　Frederick 作者在２００５年１月的采访，被采访者看过提名陈锡联和杨成武的档案文件）
如果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进行分析，作者对于江青为什么推荐杨成武的说法还站得住脚么？

　　邓小平提名陈锡联一点都不忌讳毛一再强调的山头问题，只能说明这是投毛之
所好。自陈锡联出任北京军区司令一职后，仕途一帆风顺，在１９７６年达到顶峰
。而江青提名杨成武也是出于同样原因。这在周恩来在７４年１１月给毛的信中说
得非常明白：我极端（旁注：积极，误写为极端，已电话请东兴同志告王、唐两同
志改正。周后注９／１１）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
，便于杨成武同志学习工作，成熟了，小平可不兼，好为党培养一个得力干部。（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５３４页）毛选邓则化
解了江和邓提名上的矛盾，更重要的是符合毛现在的平衡原则。

　　杨成武被毛看中，对比同一时期的罗瑞卿则看出明显的不同。邓小平对于整肃
罗瑞卿表示出一定的保守意见，而杨成武在整肃罗瑞卿一事上是立下汗马功劳的。
（余汝信：《试论杨成武与罗瑞卿倒台之关系》，《华夏文摘》增刊第４７１期，
文革博物馆通讯３０５号，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１９日出版，文件名ｚｋ０５１２ｄ
）杨成武在一定程度上是牵制邓小平的一个棋子，也体现出毛对邓的信任度并不是
百分之百的，或许是吸取了林彪事件的教训。而陈锡联则在四届人大上被任命为副
总理，预示着进一步的高升。

（ＩＶ）风庆轮事件

　　《难》书在３９９－４０５页集中论述了风庆轮事件。作者引用王洪文在１９
８０年被审讯时的供词来证明此事件是意图阻拦邓小平任参谋长一事和“‘四人帮
’一开始就打算把矛头指向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风庆轮只是个引子。”

　　作者引用了大量资料试图说明“四人帮”是蓄谋已久，特别是江青在１０月１
７日逼邓小平表态一事。但是作者只提供了江青等人的背景资料，却没有提供邓小
平的背景资料。１０月１７日发生的事情是蓄谋已久的么？

　　首先，笔者在《周恩来年谱》或者其他资料看到邓小平在整个批林批孔中并没
有对周恩来表示出同情或者是站在周恩来这边。相反的是邓小平却有明确支持批林
批孔的记录。早在２月份，周恩来就建议“现在确实有些单位、有些省的个别领导
者和个别老干部在‘回潮‘，在谈‘复旧’，政治局同志请小平同志在适当场合批
判这些错误，会较别人有力，当然要为他提供典型可靠的材料。”（高文谦：《晚
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５００页）在１９７４年３月８日，
军委六人小组针对在军队中如何批林批孔召开会议。会议由王洪文主持。邓小平在
会上猛烈批了时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政委的陶鲁笳。邓小平批陶鲁笳要脱
下裤子，要执行江青的指示，从文革中好好学习，积极进一步推动批林批孔运动。
（Teiwes　Frederic，“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1972-1976”，　2007，　A
rmonk，New　York，New　York，p181；作者资料来源为Ａ
ＮＵ大学，会议原始记录摘要）再加上邓小平在１９７３年年底批周会议上的表现
，江青认为邓小平和他们是站在一起的，这是非常自然的。

　　其次，１０月１７日的政治局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针对风庆轮问题，作为已
经被毛任命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此时还没有表态。江青询问邓小平的态度
也是自然的，谈不上什么蓄谋已久。

　　最后，风庆轮事件的矛头是指向周恩来而非邓小平。而此时的周恩来尚没有获
得主持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的权力，如果单是指向周恩来，又如何能够影响四届人
大的人事安排呢？况且人事的安排最后还是由毛一手决定。

　　事情的发展则是毛泽东对于风庆轮认为是小事，不值得大惊小怪。风庆轮所能
够带来的仅是江青偶然和邓小平的冲突从而让毛认为江青等人并不能够理解自己的
战略安排－要和邓搞好关系，为此王洪文在毛看来是不能够承担大任。这就是江青
所始料不及的事情。反过来，后来，邓小平去找了江青。对此，毛表示支持邓。（
Teiwes　Frederic，“The　End　of　the　Maoist　E
ra -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
he　Culture　Revolution，1972-1976”，　2007，　Armonk
，New　York，New　York，p216）

　　而且根据事实上发生的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情况，把风庆轮看成是江青等把“
矛头指向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也是毫无根据的。

（Ｖ）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

　　《难》书在４０６页继续了一贯的腔调：周恩来和邓小平、李先念多次研究，
认为教育部关系重大，而文化部、体委则可做些妥协，便对江青一伙让步，同意了
于会泳任文化部长。以至作者最后还提出“如果在毛泽东当时严厉批评‘四人帮’
利用四届人大组阁阴谋之时，周恩来能利用这一时机和他的重要地位，对“四人帮
”采取强硬态度和果断措施，而不仅仅是限制他们的权力，‘文革’岂不是破产更
快，党和国家不是少受损失吗？”（第４０８页）。

　　风庆轮事件之后，周恩来劝说邓小平找江青谈，要搞好关系。根据后来江青的
叙述，虽然有分歧，但是效果还是不错的。（Teiwes　Frederic，“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
ution，1972-1976”，　2007，　Armonk，New　York，New
　York，p181；《江青在打招呼会议期间擅自召集的十二省区会议上的讲
话》，１９７６年３月２日，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
学，２００２年版）

　　根据毛泽东的安排，“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主持，
同各方面商量办理”，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权力提出候选人名单，难道江青等人的
提名就是夺权？

　　根据《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主持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２１日政治局会议，草拟
出四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名单的第一、第二方案，
并送叶剑英、邓小平及江青、张春桥等阅。

　　张春桥在１１月２０日就被毛任命为第二副总理（只仅次于邓之后）。而主管
文化和教育恰恰是张春桥的分工。尽管江青在１个月以前写信给毛表达自己的意见
，提议迟群为教育部长。但是在１２月２１日，江青等人并没有针对教育部长一职
提出任何候选人。相反，在１２月毛周会见的时候，周是带着未定意见向毛泽东提
出是迟群还是周荣鑫为教育部长。毛泽东否定了迟群。（Teiwes　Frederic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 Chinese　Po
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1972-1976”，　2007，　Armonk，New　Yo
rk，New　York，p227-228，作者采访国内党史专家　２００５年１
月；傅颐：《百年潮》２００２年，第２期）

　　没有任何证据能表明文化部不比教育部更重要。根据《周恩来年谱》，１９７
０年３月１０日，周恩来主持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设立国务院文化组问
题，周恩来提议吴德为组长，刘贤权为副组长，石少华等七人为组员。当四届人大
来临，周恩来询问江青、张春桥关于文化部部长人选意见的时候，江、张提议吴德
而非于会泳！（朱元石，《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　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
，中国当代出版社　网络版）但是吴德坚决推辞，此时的于会泳是吴德的副手，而
且自国务院文化组成立以来，于就在周领导下工作，为文化组组员之一。虽然吴德
推荐刘大杰，但是在吴德拒绝出任之后，是周恩来提议于会泳为部长，而这导致了
江的极度不满，并拒绝向于会泳祝贺。（Teiwes　Frederic，“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
ution，1972-1976”，　2007，　Armonk，New　York，New
　York，p229-230）

　　因此，所谓的“四人帮”利用四届人大组阁阴谋之说根本是站不住脚的，更谈
不上周恩来可以粉碎“四人帮”了。

　　因此笔者认为：文革中根本不存在周、江两个阵营的对垒。笔者有足够的证据
能表明，周、江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相当一致，都是在毛的旨意下行事，所不同点
在于采取何种形式予以完成。周江在所有重大的根本问题上没有重大冲突，相反，
双方的配合相当良好。周恩来不仅是在工作上，就是私生活上对江青也是特别的照
顾。

　　除上所述，笔者对于《难》中叙述的（１）批左和批右的冲突以及（２）邓小
平的复出和周恩来的关系；（３）批林批孔运动等问题都有不同看法。限于篇幅，
暂且打住。

原载《记忆》　第八期、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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蓑笠翁 评《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兼与作者商榷

蓑笠翁评《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兼与作者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