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毛毛的这一回忆是值得怀疑的。首先，依据周恩来小心翼翼的性格
特点，特别是有第三者卓琳的在场，周提起如此敏感的话题是不太可能的。其次，
邓此时刚刚复出，和周的交往甚少，甫一见面，周就同邓谈此事，其可能性更小。
如果考虑到毛毛写的另一次陪同邓小平去看康生的情况，则完全有理由认为是毛毛
把两次事情记混了。（详见 Teiwes Frederic，“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
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1972-1976
”， 2007， Armonk，New York，New York，p73-
74）
第二，根据《周恩来年谱》，毛不仅提议由张春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而且向
周夸奖了张，说张有才干，要周向政治局传达。周还传达了毛的如下讲话：“列宁
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
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
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见中央文献研究室《毛
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 １７１２
－１７１５页；又见，Teiwes Frederic，“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1972-1976
”， 2007， Armonk，New York，New York，p234
；《周恩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传达的毛泽东谈话要点（节录）１９７４．１２．２
３－１９７５》。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
务中心，２００２年版） 这些史料只证明了一点——毛对张春桥极为信任。
至于说，毛泽东把最重要的军队权力交给邓小平掌管更不符合事实。根据《周
恩来年谱》，１９７４年１月１８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提议中央军委
成立以叶剑英牵头，有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参加的五人小组，讨论处
理军委的大事及紧急作战事项。２０日，中央政治局正式向毛泽东提此建议时，将
原五人小组增至六人（加苏振华），并确定军委六人组“大事视情况或直报主席或
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后再报主席”，“对内对外不行文，一律以军委名义下达”。
同日，周恩来与王洪文联名向毛泽东报告此事，毛泽东表示同意。从中可以看出，
当时的邓小平不仅排列在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之后，而且在随后的批林批孔运
动中，对于运动的走向基本上没有什么发言权。（详见 Teiwes Frederic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 Chinese Po
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1972-1976”， 2007， Armonk，New Yo
rk，New York，p178-186）
文革中，周恩来不仅主持整个中央专案组的会议，而且从文革一开始的中央专
案委员会以及以后的中央专案小组，都是由周恩来主持其日常工作并直接向毛泽东
负责。整个中央专案组的实际领导者就是周恩来本人，连康生、江青等都是其手下
工作人员。整个专案组的材料最后审批以及在报告于毛泽东、林彪之前都要经过周
恩来之手，至于材料的是真是假并不是什么问题，关键在于是否能满足组织的要求
。（详见：１，MacFarquhar，Roderick，“Mao’s Last
Revolution”，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p282；２，毛泽东对于专案组的
批示，《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邓小平材料的报告及毛泽东批示》，载宋永毅主编
《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２００２年版； ３，
关于林彪的作用和态度，林彪只是毛泽东划圈我划圈，参见张云生《毛家湾纪实：
林彪秘书回忆录》，春秋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４，Schoenhals，Mike，
“The Central Case Examination Group，1967-79”，The China Quarterly，No.145，May，1996，p9
0；吴法宪在回忆录中说：当时决定成立什么专案组，由谁来分管，选派专案组工
作人员等，这些问题都是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由周恩来亲自提出，
经大家讨论统一，再由周恩来签名报毛泽东、林彪批准。周恩来每半个月就在人民
大会堂的东大厅，主持召开一次专案组全体工作人员会议。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
》，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６９７－６９９页）
官史承认周恩来在文革中说了不少违心话，办了不少违心的事。而《难》的作
者连官史还不如，居然说：“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总是表现的‘右’、保守。
”（１６９页）笔者不知道作者依据何种资料得到这个结论。资料证明，周恩来是
有右的地方，但是也有左的地方。究其本质，周恩来是执行毛的政策最得力的助手
，不仅是在毛右的时候，也在毛左的时候。（Teiwes Frederic，“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1972-1976”， 2007， Armonk，New York，New
York，p12-25；郭思敏主编《人民总理周恩来》下卷，红旗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９月版，第１７７１页）
然而有时候周在执行的时候并不知道毛的底线如
何，于是在试探毛的时候，不免会表现为极右或者极左。例如，１９６６年６月份
，周恩来指示干部要引火上身。随后不久，毛泽东提议所有干部都要在运动中表演
一下。于是在李富春主持的、陶铸抓的、副总理和各口负责人都参加的会上，搞出
一个“司局级以上干部都要烧一烧”的会议纪要。周恩来阅后，批示到：“我看这
个文件很好，请文革小组同志阅后送主席。”关锋在此文件上批：“我看这个文件
不好”。王力说：“我是不同意提出干部都火烧的。”张春桥、姚文元、关锋、戚
本禹和王力五人联名对此文件表示了异议。毛泽东批示此件不发，退文革小组。（
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９８１页）当“９
·１３”之后，毛发现很多人反对文革，需要借纠左来巩固文革时，周在执行的时
候并不知道毛的底，也只能试探，当把触角伸向教育思想等敏感领域时，也就被毛
制止。（Teiwes Frederic，“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1972-1976”， 2007， Armonk，New York，New York，p56-60，111）
《难》第４１页，作者竟然用“江青集团更是愤愤不平”来形容，但是同页却
又指明了张春桥对此事是拥护的。且不论当时的王洪文还不是后来所谓的“江青集
团”一分子，更不用说马天水了。更重要的是，江青对此事到底有何反对之举，作
者并无证据。而且因为邓小平复出的条件之一就是不能反对江青，在这种情况下，
江青如何在１９７３年的３月９日就开始表示反对了呢！（Teiwes Frederic，“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 Chinese Po
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1972-1976”， 2007， Armonk，New York，New York，p72
作者访问国内研究邓小平党史专家，２００２年１１月。作者反驳了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的说法——邓
小平复出遭到了江青等的反对。笔者认为在毛泽东已经拍板的情况下，江青等是不可能反对的。）
毛远新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多次宣称：“毛主席发动的这场批林批孔斗争，一个
是解决九次路线回潮问题，一个是解决十次路线没有解决完的问题，能不能归结到
十一次路线斗争，可不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现在还很难说。”（高皋、严家其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第４９７页）因此，江青说十一
次路线斗争是毛的意思，而且其他政治局成员也这样认为，叶剑英和李先念就通过
汪东兴询问毛。Ｔｅｉｗｅｓ先生采访后得知，毛在批周之前就讲周要夺权，批周
之后又问谁想当皇帝？（Teiwes Frederic，“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1972-1976”， 2007， Armonk，New York，New York，p138）
因此，１２月份的批周会议上，江就是毛的代言人，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笔者不认同这种说法。根据《周恩来年谱》，周恩来在１０月１６－１９日主
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四届人大会议筹备工作，并基本通过政府工作报告草
稿。在这种情况下，“帮周”会议是在１１月１７日开始，近一月的时间周恩来无
任何准备参与四届人大活动，这可能么？事实上是，１０月２２日公安部长李震的
突然死亡导致的紧急突然状况，四届人大才因此而被推迟。（Teiwes Freder
ic，“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1972-1976”， 2007， Armonk，New Yo
rk，New York，p187）
以王海容为例，１９７０年夏天，由周恩来直接提名，委任王海容担任外交部
礼宾司“负责人”。１９７１年７月，王海容被正式任命为礼宾司的副司长。１９
７２年，王海容被提为外交部“部长助理”。再过一年多一点，王海容被任命为外
交部副部长。除此之外，周还提议同毛关系密切的谢静宜当人大副委员长。周还特
意提拔了一些同毛没有私人关系的人，象祝家耀、邓岗、于会泳等。周催促张春桥
和王洪文推荐祝家耀为公安部副部长。邓岗后来作为所谓“四人帮”的死党被整肃
。周恩来还推荐于会泳出任文化部的部长一职。（Teiwes Frederic，“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1972-1976”， 2007， Armonk，New York，New York，p219）
然而作者对这些统统不提，把祝家耀等人的事情统统放到“江青集团”的头上
，这是客观公正吗？
作者还指责王洪文等借四届人大安排自己的人马，殊不知，周恩来还为此批评
上海方面送来的人还不够！（Teiwes Frederic，“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1972-1976”， 2007，
Armonk，New York，New York，p223；Elizabeth J.Perry and Li Xun，“Proletarian
Power：Shanghai in the Cultureal Revolution”，Boulder，CO，Westview Press，
1997，p169-171）
周派的代表邓小平有提名，提的是陈锡联。周恩来并没有提出任何人选。（Teiwes
Frederic，“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1972-1976”， 2007， Armonk，New York，New York，
p204；Teiwes Frederick 作者在２００５年１月的采访，被采访者看过提名陈锡联和杨成武的档案文件）
如果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进行分析，作者对于江青为什么推荐杨成武的说法还站得住脚么？
首先，笔者在《周恩来年谱》或者其他资料看到邓小平在整个批林批孔中并没
有对周恩来表示出同情或者是站在周恩来这边。相反的是邓小平却有明确支持批林
批孔的记录。早在２月份，周恩来就建议“现在确实有些单位、有些省的个别领导
者和个别老干部在‘回潮‘，在谈‘复旧’，政治局同志请小平同志在适当场合批
判这些错误，会较别人有力，当然要为他提供典型可靠的材料。”（高文谦：《晚
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５００页）在１９７４年３月８日，
军委六人小组针对在军队中如何批林批孔召开会议。会议由王洪文主持。邓小平在
会上猛烈批了时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政委的陶鲁笳。邓小平批陶鲁笳要脱
下裤子，要执行江青的指示，从文革中好好学习，积极进一步推动批林批孔运动。
（Teiwes Frederic，“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1972-1976”， 2007， A
rmonk，New York，New York，p181；作者资料来源为Ａ
ＮＵ大学，会议原始记录摘要）再加上邓小平在１９７３年年底批周会议上的表现
，江青认为邓小平和他们是站在一起的，这是非常自然的。
事情的发展则是毛泽东对于风庆轮认为是小事，不值得大惊小怪。风庆轮所能
够带来的仅是江青偶然和邓小平的冲突从而让毛认为江青等人并不能够理解自己的
战略安排－要和邓搞好关系，为此王洪文在毛看来是不能够承担大任。这就是江青
所始料不及的事情。反过来，后来，邓小平去找了江青。对此，毛表示支持邓。（
Teiwes Frederic，“The End of the Maoist E
ra -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
he Culture Revolution，1972-1976”， 2007， Armonk
，New York，New York，p216）
风庆轮事件之后，周恩来劝说邓小平找江青谈，要搞好关系。根据后来江青的
叙述，虽然有分歧，但是效果还是不错的。（Teiwes Frederic，“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
ution，1972-1976”， 2007， Armonk，New York，New
York，p181；《江青在打招呼会议期间擅自召集的十二省区会议上的讲
话》，１９７６年３月２日，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
学，２００２年版）
张春桥在１１月２０日就被毛任命为第二副总理（只仅次于邓之后）。而主管
文化和教育恰恰是张春桥的分工。尽管江青在１个月以前写信给毛表达自己的意见
，提议迟群为教育部长。但是在１２月２１日，江青等人并没有针对教育部长一职
提出任何候选人。相反，在１２月毛周会见的时候，周是带着未定意见向毛泽东提
出是迟群还是周荣鑫为教育部长。毛泽东否定了迟群。（Teiwes Frederic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 Chinese Po
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1972-1976”， 2007， Armonk，New Yo
rk，New York，p227-228，作者采访国内党史专家 ２００５年１
月；傅颐：《百年潮》２００２年，第２期）
没有任何证据能表明文化部不比教育部更重要。根据《周恩来年谱》，１９７
０年３月１０日，周恩来主持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设立国务院文化组问
题，周恩来提议吴德为组长，刘贤权为副组长，石少华等七人为组员。当四届人大
来临，周恩来询问江青、张春桥关于文化部部长人选意见的时候，江、张提议吴德
而非于会泳！（朱元石，《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 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
，中国当代出版社 网络版）但是吴德坚决推辞，此时的于会泳是吴德的副手，而
且自国务院文化组成立以来，于就在周领导下工作，为文化组组员之一。虽然吴德
推荐刘大杰，但是在吴德拒绝出任之后，是周恩来提议于会泳为部长，而这导致了
江的极度不满，并拒绝向于会泳祝贺。（Teiwes Frederic，“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
ution，1972-1976”， 2007， Armonk，New York，New
York，p229-230）
发表于 2010-2-24 15:4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