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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中央处理各省问题的意见和决定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
1967.03.24；中发［67］110号
根据毛主席和林彪同志三月十一日对青海问题进行调查的批示，经向各有关方面进行了反复调查，青海问题的实质已经基本清楚：
第一，青海省军区内部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推翻了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篡夺了军权。
第二，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之后，勾结二○五部队副主任张晓川，对西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余人，甚至向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开枪，逮捕革命群众近万人。
第三，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蒙蔽群众，所谓“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拥有大批枪支，并首先开枪，毫无根据。经向在现场的许多革命群众调查，守卫青海日报社的“八·一八”群众，并没有枪支。赵永夫等人，派了专门小组进行搜查，至今亦未搜到一支枪。
第四，以上事件同原青海省委书记王昭直接有关。
根据这种情况，现在决定处理办法如下：
（一）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由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全权负责处理青海问题，并由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协助。
（二）除独立师、独立团归刘贤权司令员指挥外，八○六一部队，八一二二部队，二○五部队，在处理青海问题上，也统一由刘贤权司令员指挥。
（三）向群众宣布“八·一八”为革命群众组织。二月二十三日流血事件，应由赵永夫和张晓川负责。要为死难的革命群众恢复名誉，给予抚恤。对负伤的群众，要负责进行治疗。因为这个事件而被逮捕的革命群众和干部，一律立即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
（四）受欺骗和蒙蔽的群众，概不追究。群众组织之间的问题，用整风的方法解决。严防坏人挑动群众斗群众。
（五）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二·二三事件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制造的，广大的当地驻军的干部和战士是没有责任的。一切革命群众同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紧密团结起来，坚决打击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
（六）着手筹备建立以刘贤权同志为首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
（七）赵永夫隔离收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
1967.04.13；中发［67］126号
一、内蒙军区的个别领导人二月五日以来，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严重打击了呼和浩特三司等革命群众组织，大批逮捕了革命群众，支持了内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的代理人王逸伦等人以及他们操纵的保守组织。
内蒙军区党委某些同志，不经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把军区党委书记、副政委吴涛同志打成三反分子，停止他的工作，还擅自逮捕已经站在革命群众方面的自治区党委书记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等同志，并宣布他们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
至于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等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过的错误，应当接受群众批评，在斗争中改正。
内蒙军区有些负责人，在中央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还采取两面态度，进行对抗中央的活动。
内蒙古事件主要由王逸伦、王铎负责，其次由内蒙军区某些领导人负责。
二、中央决定由原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同志，担任内蒙军区司令员，由吴涛同志任军区政治委员。以刘贤权、吴涛二同志为首改组内蒙军区的领导，并对军区发生的问题，进行处理。
三、成立以刘贤权、吴涛二同志为首的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可以参加筹备小组。自治区党委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等同志，经过革命群众同意，也可以参加筹备小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筹备建立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领导内蒙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负责处理善后问题，并组织“抓革命、促生产”的班子，把工农业生产和财贸工作管起来。
四、对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组织、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一律平反，被逮捕的一律释放（包括军队内被打击的革命干部和战士）。对韩桐事件的凶手，要依法处理。
五、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问题，要在内蒙公开揭露。王逸伦实行隔离反省，王铎应停职检查，交给群众斗争批判。
六、帮助革命组织恢复和发展，帮助他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引导他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保守组织的群众要做政治思想工作，不要打击报复。工农兵革命委员会、无产者革命造反联合总部这样的跨行业的上层组织应当解散，有条件参加群众组织的人，应回到本单位去参加。一律不许武斗，不许打、砸、抢、抄、抓。
七、结合给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平反、释放被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进行拥军爱民，加强军民团结，严防坏人挑拨军民关系。要向广大革命群众宣传毛主席关于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大多数的指示。
八、广泛深入地宣传中央关于青海问题决定的原则，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和批语，中央军委的十条命令，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通知和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这些文件中规定的原则，要坚决贯彻执行。
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
1967.03.27；中发［67］112号
今年三月间，中央召集安徽省军区负责同志、“安徽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代表、持有不同意见的各左派群众组织代表、省市机关干部，举行了多次座谈，并分别作了多次个别谈话。中央对安徽问题，作出如下决定。
一、根据两个月实践检验，安徽“一·二六”夺权没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没有把矛头指向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没有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安徽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个别领导人实行了一系列的错误政策，压制了有不同意见的左派群众组织和革命干部。中央认为，应立即成立以钱钧同志为首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把省的领导权掌握起来。
二、军管委员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政治挂帅，坚决按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办事，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集中揭露和打击以李葆华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执行中央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批转的《重要通告》和中央批转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保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正常进行。要放手发动群众，在工作中走群众路线，不要包办代替。坚决支持各左派群众组织，在左派组织之间不能片面支持一方，打击另一方。对于左派组织，要帮助他们克服缺点和错误，帮助他们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要争取参加保守组织的群众，回到毛主席的路线一边来。对于真正的确有证据的反革命分子，才能依法处理。宣布一个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应经过中央批准。严防坏人利用军管镇压群众。
军管会要通过各项工作，实现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
三、军管会下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的两个班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起来，把工农业生产、财贸工作和救灾工作管起来。
四、立即接管公安厅、公安局，重新选派能够正确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得力干部作军代表，支持和依靠真正的革命派，彻底揭露这两个专政机关的阴暗面，切实进行整顿。要坚决纠正乱通缉、乱逮捕的错误做法。因为对“一·二六”夺权有不同意见被逮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一律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要严防坏人利用专政工具镇压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
五、立即接管新安徽报，要宣传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不准一派革命组织去攻击另一革命组织。立即停止以对“一·二六”的态度作为革命与反革命标准的错误宣传。报纸如不能正常出版，可暂出新华社电讯稿。省广播电台也按同样的原则办理。
六、从过去和现在的情况看，“八·二七”、“八·二七革命到底联络站”、“红革会”、“工人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工人一司、三司等，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这些组织都要整风，双方都着重进行自我批评。有原则上的不同意见，要正常的进行讨论、辩论，不准打、砸、抢、抄、抓，不准武斗。
七、合肥的“红卫军”，是与保字号“军总”对立的、同“八·二七”并肩作战的革命群众组织。但这种组织形式不恰当，应按中央指示办理，这个组织的成员应回到原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不要再恢复这个组织。逮捕于得水同志、通缉程明远等同志，是错误的。
八、压制“安徽省暨合肥市机关革命职工造反司令部”是错误的。应支持省市机关干部起来革命，特别要支持较早站出来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干部。
九、对镇压合肥“红卫军”和于得水同志身死一案，应该查清。可在派往公安厅的军代表领导下，由各革命组织（包括公安厅真正的革命干部）组成调查小组，进行专门调查。参与了逮捕和处理于得水一案的有关人员，不能参加这一调查小组。
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及附件
1967.04.01；中发［67］117号
各军区党委，各级党委，各省、市革命委员会，各革命群众组织：
现将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发给你们。这个文件中提出的政策性规定，望各地参照执行。
中央强调指出，各级革命委员会，人民解放军各军区和各地驻军，无论在实行军事管制的地区、机关和单位，或者在没有实行军事管制的地方，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政治挂帅，要坚持走群众路线，要保障更好地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特别要注意：
第一，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宣布一个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必须经过中央批准。
第二，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区提意见，或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有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许多外地学生几次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事，却看得太严重了。
第三，一个群众组织的个别负责人，证据确凿是反革命分子，或者是犯罪分子，应依法处理。但是，要同这个组织的广大群众区别开来。在取缔证据确凿的反动组织时，也要把为首的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同一般被蒙蔽的群众严格区别开来。不准对群众组织乱加取缔，更不得采取解放初期对待反动党团组织采取登记骨干分子的办法。
第四，对于犯了一些错误，甚至严重错误的革命群众组织或革命群众，应采用整风的方法，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解决问题，不应该也不允许要群众上街、挂牌子、贴大标语、开大会请罪。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革命无罪”，“言者无罪”，大民主无罪。强调群众请罪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严禁假借“镇反”名义，镇压革命群众。
第五，坚决地正确地支持各左派革命群众组织，在左派组织之间，不能片面支持一方，打击另一方。
附件：
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
1967.03.27
今年三月间，中央召集安徽省军区负责同志，“安徽革命造反指挥部”代表、持有不同意见的各左派群众组织代表、省市机关干部，举行了多次座谈，并分别作了多次个别谈话。中央对安徽问题，作出如下决定。
一、根据两个月实践检验，安徽“一·二六”夺权没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没有把矛头指向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没有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安徽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个别领导人实行了一系列的错误政策，压制了有不同意见的左派群众和革命干部。中央认为。应立即成立以钱钧同志为首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把省的领导权掌握起来。
二、军管委员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政治褂帅，坚决按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办事，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集中揭露和打击以李葆华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坚决执中央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批转的《重要通告》和中央批转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保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正常进行。要放手发动群众，在工作中走群众路线，不要包办代替。坚决支持各左派群众组织，在左派组织之间不能片面支持一方，打击另一方。对于左派组织，要帮助他们克服缺点和错误，帮助他们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要争取参加保守组织的群众回到毛主席的路线一边来，对于真正的确有证据的反革命分子，才能依法处理。宣布一个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应经过中央批准。严防坏人利用军管镇压群众。
军管会要通过各项工作，实现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
三、军管会下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的两个班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起来，把工农业生产、财贸工作和救灾工作管起来。
四、立即接管公安厅、公安局，重新选派能够正确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得力干部作军代表，支持和依靠真正的革命派，彻底揭露这两专政机关的阴暗面，切实进行整顿。要坚决纠正乱通缉、乱逮捕的错误作法。因为对“一·二六”夺权有不同意见被逮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一律释放，被打成“反革命”
的，一律平反。要严防坏人利用专政工具镇压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
五、立即接管新安徽报，要宣传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不准一派革命组织去攻击另—派革命组织。立即停止以对“一·二六”的态度作为革命与反革命标准的错误宣传。报纸如不能正常出版，可暂出新华社电讯稿。省广播电台也按同样的原则办理。
六、从过去和现在的情况看，“八·二七”、“八·二七革命到底联络站”、“红革会”、“工人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工人一司、二司等，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这些组织都要整风，双方都着重自我批评。有原则上的不同意见，要正常的进行讨论、辩论，不准打、砸、抢、抄、抓，不准武斗。
七、合肥的“红卫军”，是与保字号“军总”对立的、同“八·二七”并肩作战的革命群众组织。但这种组织形式不恰当，应按中央指示办理，这个组织的成员应回到原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不要再恢复这个组织。逮捕于得水同志、通缉程明远等同志，是错误的。
八、压制“安徽省既合肥市机关革命职工造反司令部”是错误的。应支持省市机关干部起来革命，特别要支持较早站出来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干部。
九、对镇压合肥“红卫军”和于得水同志身死一案。应该查清。可在派往公安厅的军代表领导下，由各革命组织（包括公安厅真正的革命干部）组成调查小组，进行专门调查。
参于了逮捕和处理于得水一案的有关人员，不能参加这一调查小组。
中共中央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中共中央关于福建问题的意见
1967.04.30； 中发 ［67］ 142号
一，这次会议，听取了福建革命群众代表的许多宝贵意见，对于解决福建问题，起了重要作用。事实上，我们一面在北京开会，一面就根据同志们所提的正确意见，及时地解决了一系列问题。
二，福建处在美蒋敌人的最前线。人民解放军在边防执行保卫祖国的任务中，有很大贡献。在粉碎美蒋特务的工作方面，成绩也是显著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福建前线的军民，必须更好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团结起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抓革命，促生产，一致对敌。
三，福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揭露，批判了以叶飞为代表的福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现在福建的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在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中，实现自己的大联合，实现同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大联合。要民拥军，军爱民，为革命的三结合，创造必要的，良好的条件。
四，一·二六事件和二·七事件不能作为划分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也不能作为革命和保守的分水岭。把一·二六事件和二·七事件看得太严重了，是不对的。一切因此而被逮捕的人，都应当立即释放，其中确有个别现行反革命分子需待查明处理除外。一切因此而打成为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组织，都应当立即平反。福州军区党委和韩先楚同志最近表示，用"一·二六事件"作为划分左派和右派，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是不妥当的。这个态度，是正确的。最近，他还向驻福建部队发出指示：除证据确实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外，"尽速放出被押人员，从速为被取缔的革命组织平反"。中央认为，韩先楚同志采取这个措施是好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欢迎韩先楚同志的这些表示和措施。
五，各革命群众组织之间，有些不同意见，是正常现象。中央认为，遇到这种场合，应该通过协商或联席会议的途径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暂且搁下，先解决那些能够很快解决的问题。决不能采取粗暴的作法，强加于人，或者对不同意见的革命组织和个人，进行围攻。只许文斗，不许武斗。
六，各革命群众组织之间，不要只看到对方的短处，只强调自己的长处。要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进行认真的自我批评。用自我批评的方法，克服"私"字，克服"无政府主义"和"唯我独尊"的错误倾向，实现各革命派的大联合。
七，对人民解放军的负责人，有意见，可以提。写信，送大字报，派代表，这些方式都可以，但不要组织群众冲军区。冲军区是不宜的，不对的，但对"一·二六事件"和"二·七事件"，不予追究。
八，福建有个别干部（例如林白）强调所谓"老区"问题。应该把那里的农民群众同这些个别干部严格区别开来。农民群众没有过错，有一批人进城，是被蒙蔽的。那些用经济主义鼓动农民成批进城的个别干部，必须向农民群众承认这种鼓动是错误的。同时，各县人民武装部因为有的地方农民成批进城而擅自逮捕许多人，这是不能允许的，军队有关同志对此要表示态度，消除自己同群众的对立。
九，建议来京的福建群众组织的代表在这里会议结束之后，立即回去，就地解决各种具体问题。
十，鉴于当前福建成立革命三结合的权力机构还不成熟，中央宣布，在那里先实行军管，以利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并责成军管机构按照中央的精神，处理近几个月来发生的事件。待条件成熟时，再成立有广大群众代表性，有无产阶级权威的革命三结合的权力机构。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
1967.05.07；中发 ［67］ 147号
一、以李井泉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把四川省当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李井泉等人坚持执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李井泉的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职务，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撤销李井泉的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所职务。
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成都军区在反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顽固追随者黄新挺、郭林祥的斗争中，表现是好的。成都军区在支援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在支工、支农方面，是有成绩的。但是，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从二月下旬以来，支持了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背后操纵的保守组织，把革命群众组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等，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大量逮捕革命群众。他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变成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同时，擅自调动部队到宜宾，支持宜宾军分区，支持宜宾地委内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在万县军分区，还制造了武装镇压群众的流血惨案。在其他一些军分区和地委，也或轻或重地犯了这样的错误。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经中央指出后，成都军区就很快地开始进行改正。五十四军的领导同志，及时作了检讨，行动上也改得快。毛主席在四川的一个文件批语中指出：“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
三、由新任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张国华同志、司令员梁兴初同志和前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同志、前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同志，负责组织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张国华同志为组长，梁兴初、刘结挺同志为副组长。筹备小组的成员，应该吸收革命群众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军队其他适当的负责人和经过革命群众同意的地方上的革命领导干部参加。
四、宜宾地区由王茂聚，郭林川同志负责组织宜宾地区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下进行工作。其他专区和省属市或者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或者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由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讨论决定，报请中央批准。各专区和省属市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成员，按第三条规定的原则处理。
五、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要对四川全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组织、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进行妥善处理，一律平反，一律释放，并且依靠其中坚定的左派作为骨干，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死难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要进行抚恤。对确有证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另案处理。
要帮助革命群众组织恢复和发展。川大八·二六和工人造反兵团这样的革命组织，要注意同红卫兵成都部队及其他革命组织加强团结，不要互相攻击，而转移了斗争目标。各革命组织，都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革命的“三结合”。
六、要响应毛主席号召，大力进行拥军爱民，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加强军民团结，严防坏人挑拨军民关系。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要向全体指战员和广大革命群众宣传毛主席关于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大多数的指示。
七、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四川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在四川省军队内部，在干部和群众中，要对刘、邓、李等人进行充分的揭露和批判。这个批判，要同处理当前的问题和筹备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统一起来。
八、广泛宣传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和批语。这些文件中规定的原则，要严格执行。
九、对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的保守组织主要是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使其中的广大群众觉悟起来自己造反，同个别的坏头头和背后操纵他们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决裂，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要教育受过压制的革命群众组织，按党的政策办事，不要对保守组织的群众进行打击报复，而要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把他们也看作反动路线的受害者。一切群众组织，都只许文斗，不许武斗，不许打、砸、抢、抄、抓。煽动武斗的坏人，必须追究。
十、关于五月六日成都发生的流血事件，中央将作为重要的专门案件处理。对于枪杀群众的凶手，特别是事件的策划者，要依法处理。一切群众组织的枪支弹药，都一律由成都军区负责收回封存。对各群众组织中受伤的人，都由成都军区负责安排治疗。对死者要进行抚恤。
肖华江青周恩来在宣读《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会上的讲话
肖华 江青 周恩来
1967.05.07
肖华的讲话
同志们、战友们：
我完全拥护《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成都军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批判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追随者黄新亭、郭林祥的斗争是正确的，军区在支援地方的斗争特别是支工、支农是有成绩的。但是从二月下旬以来，军区个别领导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了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幕后操纵的保守组织，而把不少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并且错误地搞镇反运动，逮捕了大批革命群众，镇压了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尤其严重的是在万县发生了枪杀流血惨案。
人民解放军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保卫人民的，由于个别领导人的错误，竟动用武装镇压革命群众，使四川文化革命受到挫折，这是多么严重的错误，完全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和林副主席指示。中央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是党中央、毛主席对四川地区成都军区的最大关怀。成都军区个别领导人刚到北京，对所犯错误认识是很不够的，经中央严肃提出和革命小将尖锐批评，你们认真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开始改正，并采取措施来纠正，这是值得欢迎的。主席在四川一个文件中批示说：“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但是必须看到，由于四川以李井泉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把四川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在文化革命中，他们又坚持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四川地区的阶级斗争是十分尖锐复杂的。军区个别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犯的错误，持续时间较长，影响也是较深的，因此，要彻底贯彻中央决定，必须作很多艰苦工作。军区犯错误首先要作自我批评，应检讨错误，端正立场，真正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广大干部、战士要原原本本传达中央决定，做到家喻户晓。大抓活思想、耐心地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深入地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人民解放军是最听毛主席的话，只要领导人态度鲜明，对错误进行严肃批评、广大群众监视，是会很快扭转局势，自觉地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人民解放军是有高度组织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的。要进行加强组织纪律教育，一切行动符合毛泽东思想、中央军委决定的，就坚决作，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中央军委决定的，就坚决不作。
这里，我还要提到，据说成都地区武斗严重，我们是坚决反对武斗的。武斗很容易被敌人利用，有的地方武斗就是敌人煽动的，敌人利用武斗把斗争大方向捣乱，我们决不能上当。五月六日流血事件极少数坏人开枪杀人，我们解放军坚决反对，对开枪杀死革命群众的凶手，特别是策划者，一定要依法处理。我们人民解放军永远和革命派站在一起，坚决拥护革命小将，保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有，搞绝食斗争的办法，我们也从来是不赞成的，把身体搞坏是不利于革命的，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吃好饭，睡好觉，好好闹革命。
同志们，毛主席号召我们军队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是非常光荣繁重的，我们只能作好，不能作坏，不辜负伟大领袖对我们的信任。今天是毛主席关于把人民解放军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伟大指示发表一周年纪念。这指示是马列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科学共产主义的新高峰。这在我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修正主义出现、反对帝国主义、永远保持人民军队本色、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巩固国防、永远保持无产阶级专政、加强国防、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侵略，都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战略意义。这指示是我军建设的永恒指针，在当前贯彻，就是要很好完成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全面贯彻“五·七”指示，把全军全国办成革命化大学校的重大措施。
要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贯彻主席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指示，要响应主席号召，大力进行拥军爱民，严防坏人挑拨。革命小将对成都军区批评，这是对人民解放军的爱护，今后你们还要用适当方式，对我军支左进行批评。我们是人民军队，为人民工作，所以我们一定要接受群众批评和监督。
四川是祖国大后方，又是国防建设重要基地，一定要把文化革命搞好。
我们有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有中央指示，现在又有《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又快建立起来，中央又快要派张国华、梁兴初加强成都军区领导。他们都是跟随毛主席久经考验的好同志，是可以信任的。这使我们对搞好四川文化革命更加有充分信心，希望四川广大群众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把矛头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把他们彻底斗倒、斗垮、斗臭，把四川文化革命胜利地进行到底。
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江青的讲话
同志们，战友们：
我完全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同意肖华同志的讲话。我没有更多的话讲，我只讲一点。（非常亲切地）我们有这么好的军队，不要因为他们有错误，在一个地区一个问题上的错误，就一切都错了。要记住，要爱护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他们犯了错误会很快地改正，要原谅他们，欢迎他们改正错误，要与人为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第二、革命派内部，听说内部也吵得很厉害（关切地笑了）。在组织内部分不清敌我，采取了甚至比对敌人还厉害，这就不好了。今后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很难说。但是大敌当前，四川就是李井泉，我们不能松懈，要时刻记得批判斗争，斗倒斗臭，如果一松懈，内部就会吵起来。今天，总理、伯达、康生找川大和其他一些同志们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得很好嘛，大家都笑了。少打一些内战，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忘记了这个大方向就要犯错误。我希望同志们记住这一点，把精力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我们就不会迷失大方向。
第三、对保守组织，一个组织几十人，甭说几千几万，不要随便对他们的群众采取歧视的态度，这里有个群众问题。革命派要善于做群众工作，要做艰苦的思想工作。这一点，对你们可能有点恼火，他们对我们打、砸，我们还要给他们做思想工作，要作。除了个别的头头外，一般的应做群众工作、思想工作，才能把群众争取过来，这才能孤立头头，打胜仗。西南保守组织势力是不小的，对保守组织采取什么态度是一个重要的政策和策略。
新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国华的讲话
战友们、同志们：
刚才伯达同志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我们完全拥护，并坚决贯彻执行，不折不扣地坚决贯彻执行。成都军区部队，一定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林副主席的指示，坚决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共同闹革命，搞好四川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成都军区部队一定和革命造反派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对于前一段被取缔的革命组织和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根据中央关于四川问题的决定，我们回去立即处理，一律平反。
刚才肖主任和江青同志的讲话，对成都军区部队作了很重要的指示。我们回去坚决执行肖主任和江青同志的指示，不折不扣地坚决贯彻执行。在我部队中普遍地，轰轰烈烈地开展一次爱民运动，搞好军民关系，与人民群众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并欢迎同志们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进行批评、帮助，使我们的工作得到改进。特别是在支左、支工、支农、军训及其他方面的工作，欢迎同志们提出批评和帮助。
同志们、战友们：我和梁司令员是刚到四川的，对四川的情况不够了解，希望同志们多加帮助，把四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使四川的军民关系搞好。今天就讲到此，今后见面的机会很多，向同志们学习的机会很多，今后再共同研究。
周总理的讲话
今天开的是结束会。伯达同志刚才已经把《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讲了，解释了，大家都是支持的，拥护的。现在四川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张国华同志表示要坚决贯彻执行决定，领导大家一起把四川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这是很好的表示。肖主任，江青同志讲了，是很好，大家也支持。韦杰、甘渭汉两位同志的检讨，有部分同志不满意，因为你们受了压抑可以理解。虽然我们看来态度是诚恳的，但不深刻，认识有个过程。你们要求再检讨，我同意，但不一定在北京。检讨要通过实践，听其言，观其行。没有现场的观察，在实践中去认识，不可能一次比一次深刻，你们听他们说，也要看行动。还是回去，在张国华的领导下，在新司令员的帮助下，给以改过的机会。毛主席历来主张对犯错误的同志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对四川有特殊的意义。
第二个问题。成都的同志有的来了几个月了，有的来了一个多月，也有几天的，要估计形势。有的同志刚从监狱释放出来，有的还没有出来，听了五月六月的流血事件，激愤是可以理解的，把形势看得很乱。可是，冷静点看，还是大好形势，是好转形势。大家想：去年十二月是什么形势，那个时候，你们喊“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还只是喊，没有打倒，现在被你们揪下马来了嘛。四个多月取得了胜利，在西南开始解放，这样的好形势。成都军区所犯的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就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作镇反运动，把革命派打成反革命，现在平反了嘛。伯达同志代表党中央宣读的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就讲了一律平反，恢复名誉。如象万县的主力军，当然是革命组织，不是反革命组织。刚才有人递条子问，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解决。这是胜利。要使胜利继续发展。过去你们受压抑，受压制，把你们监禁起来，不能活动，现在你们平了反，翻了身，要负责任，做主人。群众组织的代表，“三结合”的代表，对今后大西南、四川要负责。
解放大西南，四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行，矛头对准谁？要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在四川、西南头头是李井泉及一小撮人。对刘、邓、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结合在一起批判，把他们斗倒、斗垮、斗臭，把他们拉下马。要在批判中来考验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解放军。集中火力，对准目标，彻底批判全国的最大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大批判中考验大家，考验犯错误的干部。他们知道的情况多，站出来批判，就可以看揭得深还是不深，支持还是不支持，不是说说能解决的。应当同他们决裂，彻底批判，划清界线，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来。在批判中可以看出革命群众组织，那些表现更坚决坚定，解放军也好在批判中来看应当支持那个。这是最好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把方向摆正，对准头头及其一伙，解决问题抓住要害，不会犯方向错误。五月六日的事件要把背后操纵人，他们和李井泉的联系找出来，通过现象去看本质，找根源，这样斗争就集中了，革命组织团结了。各个革命造反派过去有些差异，有的犯错误多点，有的犯错误少点，现在站在一条战线上嘛。五月六日在坏人操纵下，打了枪，造反派站在一起，川大八·二六、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红卫兵成都部队、二七红卫东、零二八部队都是站在一条战线，证明是战友，是同志。过去的错误可以用自我批评解决。矛头对谁非常重要，不要分散目标，才能使开始的胜利继续下去，这是很重要的。在这里提出的一些问题，江青同志讲了革命组织一律平反，回去要解决。有的地方如德阳、江油、雅安，还有些人没放，“决定”宣布后，他们负责打电话。军分区、地委的同志在场嘛，命令他们一律打电话，他们错打错捕的人都要释放，立即执行。考验他们，如果他们拥护中央的决定，要以行动来表现。不要担心，即使有的人有点阳奉阴违，新的军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会解决，有了负责人，找他们解决。
第三、关于对待解放军问题。江青同志讲了，个别领导人犯错误，应当允许改过，允许革命。毛主席对待犯错误的人总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原地，通过斗争实践来考验。新的司令员、政委都没有在四川工作过，情况不熟悉，犯错误的同志熟悉情况，要证明他们在中央、在群众面前表示改正，在斗争中、工作中去改正。要弄清楚军区内部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关于十七个军分区、一百七十多个县武装部、多少独立师、团，总有些过去受李井泉、黄新亭一伙影响的，要通过他们熟悉的人研究，把其中最顽固的人孤立起来，允许军分区的个别领导人，给他们一个改的过程，不要希望一下全部改观，那是主观主义的，不是毛泽东思想。事物的变化总是从量变到质变，现在在新的情况下要有数的积累，现在开始，要给以时间，这么多地方，这么大的面积，要加以分析，不能把这些问题罗列在一起，一片黑暗。一时的现象，中央已经抓起来，一定能改，要有时间。党政方面，省委、市委、地委、县委，政府方面，特别是公安系统、公安厅、公安局，总有些坏人，一分为二嘛。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有个别坏人。“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大多数。”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军队，已有命令下去，新领导去了，犯错误的同志作检讨，经过群众揭发，给机会改正错误，给军分区开个会，讲讲道理。回去以后好好把一月二十八日的军委八条、四月六日的军委十条、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和批示加上江青同志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好好读一读。请把三个文件印成册子，每人送一本，包括没有到会的。一定要把拥军爱民结合在一起，相信解放军这一伟大的军队，部分错误一定能改正。包括军队内部的造反派，领导改了嘛，保护你们了。但总会有一小撮人起破坏作用，要给时间才能发现，要有步骤地进行工作，希望大家站在拥护解放军，帮助解放军，同解放军抓好工作。
就讲这些，还有几个具体问题。
“五·六”事件专案，责成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回去以后就组成专案小组调查，吸收造反派参加，什么都能查清。其他地方，万县、涪陵，已经听了汇报，看了材料，也责成革委会筹备小组成都军区去解决。
重庆问题，作为专案，毛主席批示叫重庆的两方，军队方面、地方的“八·一五”，有两种看法，对革联会怎么算，都找来了，单独研究搞清楚，然后作出决定。其他地区有了问题，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去进行处理。
三线问题，那里有文化革命问题，有建设问题，过去是西南局抓，现在李井泉撤了西南局第一书记职务，西南局实际瓦解了，中央直接抓三线，找了曾希圣同志来就是谈这个问题。
北京联络站，大专院校同学，新的不要再去了，已去的要逐步收回。四川造反派很多，一开始就起来造反，都来过北京，锻炼出来了，相信他们自己，七千万人等于一个大国，还不能相信自己能解放自己。
北京医学院的同学自告奋勇，组织了医疗队，同意派三十个人去，代表党、政府、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慰问他们。
“北地东方红”，牺牲了两个同志，尸体运回来干什么？可以把家属带去，把尸体烧了运回来。（有人插话说：产业军已经接管了火葬场）请梁兴初、张国华同志马上打电话调野战军接管火葬场。把骨灰运回来。
专门问题有联络员负责找人谈，广大群众就回去了。车费、旅费有困难的，联系解决。分住在外面各地的，把“决定”印发给他们，并把我们今天讲的这些转告他们。
大家回去轰轰烈烈闹革命，把西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
1967.05.16；中发 ［67］ 159号
中共中央同意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四同志关于重庆市问题的看法和意见。
第一，重庆市各革命组织应当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四川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指向重庆市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伙。在军队内，在群众中，对刘，邓，李，任等人在罪恶，进行充分的揭露和彻底的批判。中央同意公开宣布撤销任白戈的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和重庆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撤销任白戈兼任的重庆军分区第一政委的职务。
第二，应当实事求是地估计和对待重庆警备区司令部在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错误。应该看到，他们在这些工作中，是有显著成绩的。他们支持的是革命群众组织。他们的缺点错误在于，在二，三月间，没有完全顶住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变成“镇反运动”的方向，路线错误，在处理持有不同意见的革命群众组织的关系问题上，错误地支持了一方，压制了另一方，支持了公安部门错捕革命群众，把一批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他们已经开始认真地纠正自己的缺点错误。
第三，中央同意立即建立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当地驻军副政治委员蓝亦农同志，副军长白斌同志，重庆市军分区司令员唐兴盛同志等负责组织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蓝亦农同志为组长，白斌同志为副组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应当吸收有代表性的，持有不同意见的各主要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及其他适当的负责人参加。中央同意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迅速建立工，农业生产领导班子。
第四，对被错误宣布为“非法组织”或“反动组织”的革命群众组织要平反，对错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要释放，并恢复名誉。各个革命群众组织都要进行整风，加强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着重进行自我批评，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双方的争论应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去正常地进行和解决，不准武斗，不准打，砸，抢，抄，抓。对煽动武斗的坏人，必须追究。
第五，要热烈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要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要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要牢记毛主席提出的三个相信和三个依靠，坚定不移地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加强各个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团结，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成斗，批，改的伟大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附：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对处理重庆问题的意见
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同志并中央文革小组：
根据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和重庆市的实际情况，我们对重庆市问题的看法和意见如下：
一，以任白戈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受到李井泉的支持，庇护，他们互相勾结，在重庆进行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任白戈追随李井泉坚持推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事实证明，任白戈早已堕落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们意见，应当公开宣布撤销任白戈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和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撤销任白戈兼任的重庆军分区第一政委的职务。
二，重庆警备区司令部，重庆军分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渝部队，在支左，支工，支农，工作中是有成绩的。但是，在二，三月份的支左工作中，由于没有完全顶住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的错误决定，还是出了一些差错。在处理持有不同意见的各革命组织的关系问题上，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慎重处理争端，而是错误地支持了一方，压制了另一方，加深了双方的对立情绪，支持了公安部门错捕革命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三，我们认为，重庆警备司令部，重庆军分区和驻渝部队的同志，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做好持有不同意见的各革命组织的政治思想工作，搞好革命派内部之间的团结。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四川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指向重庆市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伙。在军队内部，在群众中，对刘，邓，李，任等人的罪恶进行充分的揭露和彻底的批判。在这一批判中，促使各革命组织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
四，我们建议成立重庆市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当地驻军副政治委员蓝亦农同志，副军长白斌同志，重庆军分区司令员唐兴盛同志等负责组织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蓝亦农同志为组长，白斌同志为副组长。筹备小组的成员，应当吸收革命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及其他适当的负责人参加。至于哪些单位搞军管，哪些单位建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应当由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讨论决定，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成都军区批准。军管单位的军管代表，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支持革命左派，做好革命派内部的政治思想工作，在大方向一致的原则下，团结起来。
五，要帮助受压抑的革命群众组织的恢复和发展。被错误宣布成非法的组织或反动组织的革命群众组织要平反，对错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要释放，并恢复名誉。
六，各革命组织都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学习党中央的有关指示，学习<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的有关社论。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搞好“拥军，爱民”作；正确的对待犯有错误的干部；在革命左派内部，正确的对待不同意见，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现革命派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
七，“抓革命，促生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要立即建立重庆市的工，农业生产领导班子。领导班子的成员，应当征求各革命组织的意见。在工，农业生产领导班子成立的同时，迅速作出进行工作的计划，把工，农业生产抓起来。坚持四个第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工农业生产的思想灵魂，要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使精神变物质，从而使工，农业生产持续不断的向前发展。
八，解放军，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都要对保守组织主要是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使其中的大多数群众觉悟过来自己造反，同个别的坏头头和背后操纵者决裂，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革命派应当最听毛主席的话，最能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不要对保守组织的群众界限打击报复。一切群众组织，都只准文斗，不准武斗，不准打，砸，抢，抄，抓。对煽动武斗的坏人，必须追究。
张国华，梁兴初
刘结挺，张西挺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
中央关于河南问题的决定
中共中央对河南軍区党委《于关支左工作中所犯錯誤的檢查报告》的批示：
河南省军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农、支工工作中，作出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支左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造成了部队同群众、群众同群众之间的对立。这个错误主要应由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同志负责。这次，河南省军区党委所作的关于支左错误的检查比较好。我们相信，在省军区作了认真检查以后，广大革命群众是会拥护解放军，会欢迎并支持军区改正错误的。
河南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书记处书记赵文甫。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同志，过去在河南的工作中虽然犯有某些严重错误，但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认真地作了检查，回到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是革命的领导干部。中央决定着手成立以刘建勋同志为首的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军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参加的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
河南各群众组织赴京代表，最近就停止武斗等问题达成了六项协议，中央认为这六条协议是好的，希望各群众组织认真贯彻执行这些协议。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日
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
1967.08.10； 中发 ［67］ 244号
已阅，同意。
毛泽东
八月七日下午六时
一、湖南省军区党委常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对前段支左工作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进行了认真的自我批评，态度是好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军区打击“湘江风雷”革命群众组织，压制“工联”等革命造反派的错误，军区党委常委刘子云、政治部副主任崔琳等同志应负重要责任。除了军区负责之外，中央文革小组对湖南省军区二月三日关于“湘江风雷"报告所发的“二·四批示”是错误的，“湘江风雷”是一个群众人数较多的革命组织，在大发展中混入了极少数的坏人，造成内部成份不纯，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但是不应该因此否定这个组织，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是有责任的。从这里得到教训，未经调查清楚，何必那样匆匆忙忙地根据一面之词发出“二·四批示”呢？因此，中央要负责主要的责任。中央相信，中央和省军区在深刻地检查并认真地改正错误以后，将会赢得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和拥护，省军区将能更好地完成“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
二、中央已经决定改组省军区，并将着手成立以黎原、华国锋、章伯森等同志为首的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军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参加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
三、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在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基础上加强团结，开展革命的大批判，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工农业生产任务。各革命群众组织必须警惕敌人挑拨离间、制造分裂、挑起武斗、破坏革命大团结的阴谋；应该开展内部整风，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作风，克服无政府主义倾向，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对于受蒙蔽的群众，决不能打击报复，一定要遵照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积极地耐心地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欢迎和支持一切受蒙蔽的群众起来革命，争取和团结受蒙蔽的群众，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
四、湖南省赴京汇报代表团双方签订的《关于立即坚决制止武斗的协议》很好。各群众组织必须认真执行，坚决制止武斗，反对挑动农民进城和工人、学生下乡搞打、砸、抢、抄，抓等活动，严防地、富、反、坏、流氓分子捣乱破坏。各革命群众组织应在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建立群众性的革命武装，保护国家财产，协助解放军维护社会的革命秩序。不管哪一派，今后都不准以任何借口夺取解放军的枪枝、抢劫军火仓库和各种军用物质。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
1967.08.10； 中发 ［67］ 243号
此件看过，照办。
毛泽东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
（一）江西省军区及部分军分区的某些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违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了保守派，镇压了革命派，并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切断交通。例如：在南昌，军分区某些人大发枪弹给保守派（联络总站），打死打伤大批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筹委会）。在赣州，军分区个别领导人支持了保守派，对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进行了武装镇压。为此，中央决定改组江西军区，任命程世清同志为福州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杨栋梁同志为江西军区司令员，并调温道宏同志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原江西军区吴瑞山等同志，应对所犯错误向革命群众作认真的检讨。
（二）目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支左部队正陆续进驻江西各地。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江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关怀。中央号召江西省的革命造反派、各群众组织和广大群众，高举拥军的旗帜，坚决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江西的支左部队，协助他们完成“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坚决揭露和制止保守组织中个别头头煽动攻击、殴打、绑架我支左部队指战员的错误行为。军区及军分区广大指战员，应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革命利益为重，坚决站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立场上，主动地同进驻江西的兄弟部队紧密合作。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检查和改正了就好。要高度警惕一小撮坏人挑动宗派情绪，挑动部队之间的斗争、制造事件的阴谋。
（三）中央决定着手成立以程世清同志为主要负责人的“三结合”的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参加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名单由各方面协商产生，报中央批准。杨栋梁、温道宏、鲁鸣、罗元烬，陈昌奉等同志，以及黄先、刘瑞森、郭光洲等同志，可先参加筹备小组，并开始工作。筹备小组统一领导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并为成立革命委员会准备条件。
（四）各革命组织及江西省广大革命群众，应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下，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矛头对准中国的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准省内方志纯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从政治上、思想上，肃清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保证铁路等交通运输的畅通，保证完成今年的工农业生产任务。
（五）“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委会”及“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总站”双方，应坚决执行制止武斗的协议。各革命组织及群众组织应当进行内部整风，大力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批判和克服一切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错误思想。参加保守组织的受蒙蔽的群众，要勇于揭露和改正错误，端正方向。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大联合筹委会"方面的革命造反派，对于受蒙蔽的群众，要按照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摆事实，摆道理，进行耐心的、细致的、具体的思想政治工作，热情帮助和欢迎他们提高觉悟，投入革命的行列，决不可采取打击报复、歧视排斥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彻底孤立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革命的大批判中，逐步做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实现以革命派为核心的革命的大联合。
（六）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在条件成熟的地区，要把革命群众武装起来。目前首先在南昌、赣州两地，准备研究实行。革命的群众武装，是协助人民解放军保卫国家财产、维护革命秩序、制止坏人杀害左派群众的强大力量。今后，军分区、人武部，决不准以任何借口把枪支弹药发给或变相发给保守派；各派都不准以任何借口夺取解放军枪支、抢劫军火仓库和各种军用物质。
江西省双方赴京汇报团关于贯彻执行“六·二四”通知及总理指示的协议书
1967.7.12
江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委会赴京控告团和江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总站赴京汇报团，在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期间，遵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双方派出了同等数量的代表，就关于在全省范围内立即停止武斗问题进行协商。双方代表一致认为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严格区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决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最高指示，保证“四大”，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六·六”通令和“六·二四”通知。
现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结合我省具体情况，达成如下协议：
一、双方必须坚持文斗，反对武斗，在达成协议后，立即停止武斗。
二、不得动员农民进城。已经进城的农民，必须立即撤回，回到原乡村；同时，撤销沿公路、铁路的岗哨，以利工农团结和农业生产。
三、双方必须在签字后尽可能快地不超过十天内将所有夺取的武器弹药全部集中封存在各自单位，准备交回原所有单位，由驻军及武装部门散发的所有武器弹药及自制的杀人凶器（包括土枪、土炮、土手榴弹、炸药等），必须立即就地封存，听候中央派员协同军区，分别情况处理。并积极协助当地驻军和公安部门把流散在社会上的武器弹药缴回，立即停止自制各种凶器。不许转移、埋藏和破坏所有武器和各种凶器。撤除一切用于武斗的组织机构和进攻与防御设施以及哨卡，恢复正常交通运输和邮电的畅通。不许抢夺交通运输工具。
四、坚决贯彻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参加武斗的人员必须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包围其他单位的人员应首先撤走，立刻返回原单位。并动员离开生产、工作、学习岗位的人员在十五天内返回原地区、原单位（不包括正常上访人员），对于被迫外走人员在外期间，不许克扣工资，不许彼此歧视，切实保证返回人员的人身安全。
五、双方在协议达成后，必须立即登记释放全部扣留的对方人员，并在三天内负责安全送回原单位，在释放前和释放期间不得加以任何迫害和污辱。立即撤销双方设立的集中营、劳改所和刑讯室。双方保证，今后不再发生这类事件。
六、双方保证：对双方负伤人员要认真予以治疗，不得因观点不同而进行任何刁难和歧视。对死亡人员要通知其家属或原单位妥善安葬，对死者家属予以适当抚恤。
七、各组织的宣传广播车，十日内全部拆除，用于生产。
八、要求中央迅速派出代表团并由双方派同等数量的代表参加，对江西问题进行调查处理，监督上述各项实施，并严惩流血事件的幕前幕后的策划者和指挥者。
以上八条双方必须保证在全省范围内坚决贯彻执行，并积极宣传动员所有群众组织立即停止武斗。
江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
大联合筹备委员会
南昌地区工交系统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复辟联络站 李永仁
国营洪都机械厂井岗山兵团 周锦红
南昌铁路保卫毛泽东思想战士“二·七”总指挥部 郭人定
南昌钢铁厂“五·一六”兵团 赵玉梁
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大专院校革命师生总指挥部 蔡方根
南昌五中“一小撮”战斗团井岗山兵团 胡敬辉
南昌三中井岗山兵团 张兰发
中共江西省委机关革命造反团 魏厚庆
江西省直机关保卫毛泽东思想联合战斗团 曾凡珩
南昌地区政法战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 赵予尧
宜春专区萍乡矿务局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 彭锡顺
赣州专区江西冶金学院《东方红》战斗团 罗仁彤
抚州大中学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革命师生总指挥部 张达连
上饶江西上饶波阳“三七"革命造反派联络总站 韩烽
九江星子温泉工人疗养院革命造反统一指挥部 陈公明
吉安井岗山报社《捍卫毛泽东思想》司令部 刘清友
江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总站
江西省红卫兵东方红司令部 李佑民
《保卫毛泽东思想战斗组》红卫兵江西总部（红江总） 钟舜生
南昌柴油机厂铁扫帚红色造反团 汪明远
国营洪都机械厂《红旗兵团》 陈耀辉
南昌市公安红旗公社 张憬
九江车站“二七”革命造反指挥部 田根才
中共江西省委机关《红旗》联合战斗团《长缨》《燎原》革命造反队 甘炳元
宜春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总站 郑卫
庐山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 曾智宏
吉安专、市、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 曾宪行
铁路向圹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总站 龚水波
江西赣南专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委员会筹委会 吴继元
抚州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 高仰文
上饶无产阶级革命派毛泽东思想宣传联络站 陈品贤
江西波阳红五月革命造反派联络总站 余浩章
景德镇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总站 秦和清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处理鞍山问题的决定
1967.08.17； 中发 ［67］ 257号
一、鞍山市、鞍山钢铁公司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非常激烈，非常尖锐。王鹤寿、赵敏、罗定枫、钟剑平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长期以来，把鞍山、鞍钢当做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完全背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挑动群众斗群众，发生严重武斗，残酷地镇压革命群众，大搞白色恐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破坏生产，对鞍山市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王鹤寿尤甚，他是鞍山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已经查明他是个自首变节分子，还是个高饶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他是镇压鞍山市和鞍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革命派的罪魁祸首。中央决定撤销王鹤寿、赵敏、罗定枫、钟剑平四人的党内外一切职务，王鹤寿实行隔离反省。
二、鞍山市、鞍钢广大革命群众，革命职工，要紧紧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鞍山市委、鞍钢党委内以王、赵、罗、钟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对他们进行彻底地揭露和批判，肃清其流毒。同时，要努力搞好本单位、本企业的斗、批、改，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
三、“鞍钢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总部”等革命组织，是在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搏斗中杀出来的，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应该给予支持。“钢都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等群众组织中的广大群众是好的，他们应当把斗争矛头指向王、赵、罗、钟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特别是要认清王鹤寿、钟剑平等人的反动本质，与他们作坚决的斗争，坚决地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革命派与受蒙蔽的群众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四大”的方法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解决，绝不能用压服和武斗的方法解决。鞍山广大职工群众和大多数干部是要革命的，是热爱毛主席和听毛主席话的，完全可以在斗争的大方向下和大批判中，联合起来，共同对敌。只要这样做，都是好的。各革命组织和群众组织，都要进行整风，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纯洁队伍，克服缺点，改正错误，破私立公，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
四、鞍山市和鞍钢的革命职工、革命干部，要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要努力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把革命摆在首位，以革命统帅生产，带动生产。广大革命职工要保卫生产，坚守生产岗位，遵守劳动纪律，保证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发挥运输能力，加强设备维修，财贸部门要努力做好各项供应工作。要节约闹革命，节省一切可以节省的人力、物力、财力。
五、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公安六条”、“六·六”通令和双方签定的“制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书。坚决制止武斗，严禁打、砸、抢、抓、抄，对现行反革命、杀人凶手、夺枪、破坏生产的坏分子，以及幕后策划者的操纵者，由卫戍司令部依法惩处。加强各种武器管理，民兵武器和其它一切武器，一律交卫戍司令部清点、封存、看管。一切杀人凶器应立即上缴卫戍司令部消毁，今后不得制造、使用。提高革命警惕，严防阶级敌人兴风作浪，混水摸鱼，不许地、富、反、坏、右乱说乱动，否则，严加惩处。坚决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不法分子，保证社会治安。
六、中央决定成立以三十九军军长张峰、政治委员陈绍昆同志为首的鞍山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对鞍山市、鞍山钢铁公司实行全面军事管制。在军管会下设立“抓革命、促生产”的两个班子，分别领导文化大革命和生产、财贸工作。军管会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认真执行“十六条”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鞍山市委、鞍钢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搞好斗、批、改。要坚定地支持革命左派，对各革命群众组织要进行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宣传毛泽东思想，教育受蒙蔽的群众，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七、要拥军爱民。鞍山驻军支左工作虽然有某些缺点和错误，但大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声讨驻军领导干部是错误的。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要坚定地相信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要热爱解放军，拥护解放军，向解放军学习，自觉地支持军管会和军管人员的工作，维护军管会的领导，千万不要听信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坏人的造谣中伤，挑拨离间。解放军要热爱人民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虚心向群众学习，遇事同群众商量，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有了缺点和错误，立即改正。
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军民团结起来，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把鞍山市和鞍钢建成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而奋斗。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解决铜川问题的指示
1967.11.09；中发［67］337 号
陕西省军区、驻陕部队支左委员会：
为了解决铜川的问题，兹决定：
一、由兰空工程部队抽调一个团（二千人）加强铜川支左力量，协同原驻铜川的部队，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重要指示，坚决贯彻九·五命令，制止武斗，封存收交武器。在执行上述指示时，部队一律徒手，坚持五不（吵不动气，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打伤不开枪，出入不带枪），向群众宣传毛泽东思想，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宣传九·五命令收缴武器，实行革命大联合等。如有人向部队开枪，打死打伤部队的人时，报中央请示处理。
二、有二十一军派得力干部（师以上干部）吸收兰空，铜川市武装部干部参加组成铜川市及渭北煤矿军管会，对市、矿统一实行军管。
三、铜川两派九月二十五日已达成贯彻九·五命令的十项协议，中央已另电加以批转（略有文字修改），希望两派重新签字，坚决贯彻执行，并由军管会监督执行。
四、在两个协议签字前，陕西省军区和二十一军对八.一九公告作公开检讨，宣布撤销该公告。
五、指名抽调原当权派及两派组织的部分负责人到北京学习（编入陕西省军区学习班内）。
六、由军管会召集两派进一步协商，贯彻毛主席最新重要指示，搞革命的联合，抓革命，促生产，尽快把煤炭生产抓上去。
以上各项，请立即会同各有关方面，贯彻执行。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转铜川两派“关于停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
1967.11.09；中发［67］338号
陕西省军区、驻陕部队支左委员会，并转铜川地区“铜总会”、“铜总司”，渭煤系统“红造总”、“联委”：
中央认为，铜川地区“铜总会”和“铜总司”在九月二十六日，渭煤系统“红造总”和“联委”在九月二十五日分别签订的两个“关于停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是很好的，是符合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的重要指示的精神的。希望铜川市和渭煤系统的两大职工群众组织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重新在这两个协议上签字，坚决贯彻执行，并从此开始，以“斗私，批修”为纲，各自实行整风，促进两派的革命大联合。
附：“铜总会”和“铜总司”，“红造总”和“联委”所分别签订的两个“关于停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略有文字修改）
附件一：
最 高 指 示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铜川地区革命造反者大联合总会、铜川地区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总司令部关于停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
为了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迅速掀起革命大批判、大联合和拥军爱民的新高潮；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签发的《给煤炭工业战线职工的信》，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为了坚持文斗，制止武斗，铜总会和铜总司代表，根据“九·五”命令精种，于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三日至九月二十六日在铜川市人民武装部领导下，铜川驻军参加，邀请煤炭工业部革筹小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就立即停止武斗、恢复生产、恢复交通运输等问题，经过充分协商，达成以下协议：
一、双方保证立即无条件地、全面地停止一切形式的武斗。保证不再抢夺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
双方拥有的一切武器、弹药（包括国防工厂、外地流入和自制的一切武器、弹药），自达成协议之时起，立即停止使用，井在重签本协议后五天内一律收回、清点、造册、集中、封存，由新派去的军管会和驻军验收处理。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擅自启封和动用，双方不准以任何借口和手段隐藏、私存和转移。如过时再有发现，武装部和驻军有权一律收缴，任何人不得抗拒。如有抗拒者，应按“九·五”命令处理。
二、为了坚决贯彻“九·一三”通知，不管任何组织或个人，凡占用国家生产资料、生产工具、交通运输工具、机械设备、劳保用品、五金电料、广播器材、医药用品等一切公用物资，必须集中清点、列出清单、就地存放，听候处理。
不管任何组织或个人，凡是冲击国家仓库，抢夺国家粮食、现金和各种商品物资的，要坚决按“九·一三”通知办事。巳抢夺的国家财产物资，要由组织者和策划者负责，一律追回，原物在的，要退回原物；损坏了的要酌情赔偿；吃掉、用掉的，除按价退还现金外，还要按数退还粮票和布票；抢夺的现金，要如数退回。个人用掉的，要如数还清。抢夺的人的财物，应迅速归还原主或按级上交。
对过去发生的重大问题，双方要发动群众，检举揭发，经查证落实后，立即按“九·一三”通知进行处理。
三、坚决按“六六”通令办事。双方所扣留的人员，在本协议重签生效后四十八小时内，必须无条件地全部释放。对伤病员移交时要附病历，以便继续治疗；巳死者要交还尸首；并对残杀和毒害被扣留人员的凶手和幕后策划者，双方要发动群众进行揭发，根据核实的材料，建议有关机关予以严惩。
双方保证今后不再搞打、砸、抢、抓、抄。
四、双方必须在本协议重签生效后的四十八小时内，拆除一切工事、路障和关卡，清除现场，保证交通无阻。
五、本协议重签生效后五天内，双方所有人员，撤离据点，一律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已经返乡或从原地出走人员，双方应负责尽快地动员他们迅速返回原单位。要保证双方人员的人身安全和政治权利。
六、双方保证不调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
七、双方要更大规模地开展一个热烈的拥军爱民运动，坚决执行“九·五”命令，不准把斗争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
八、双方所属的组织和所有人员，要自觉地遵守革命的新秩序，坚守工作岗位，不因观点分歧而影响工作，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九、双方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充分发动群众，广泛宣传，使本协议家喻户晓，以保证本协议的切实贯彻执行。
十、双方建议由铜川市及渭北煤矿军管会和驻铜部队，煤炭部革筹小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谈判双方共同组成监督小组，监督本协议的贯彻执行。双方对监督小组成员开展工作要给予方便和支持。
本协议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 日十时重签后生效。
谈判双方：
铜川地区革命造反者大联合总会
李振兴 秦广智 刘玉瑞
铜川地区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司令部
崔汉超 梁国政 张静轩
铜川市及渭北煤矿军管会
主任
副主任
附件二：
最 高 指 示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渭煤系统红造总、联委关于停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
为了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迅速掀起革命大批判、大联合和拥军爱民的新高潮；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签发的“给煤炭工业战线职工的信”，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为了坚持文斗，制止武斗，渭煤系统红造总、联委的代表，根据九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渭北煤炭公司军管会特急电的指示精种，于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一日至九月二十四日，在渭北煤炭公司军管会的领导下，就立即停止武斗，恢复生产、恢复交通运输的问题，经过充分协商，达成以下协议：
一、双方保证立即无条件地、全面地停止一切形式的武斗。保证不再抢夺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双方拥有的一切枪支、弹药（包括土枪、土炮等），自协议生效时起，立即停止使用；并在重签本协议后五天内，一律收回、清点、造册、集中、封存，听候处理；由新派去的军管会和驻军验收处理。一切自制的刀、矛、棍棒，应集中封存，听候处理；任何组和个人，都不得擅自启封和动用。双方不准以任何借口或手段隐藏、私存，转移枪支弹药和自制的刀、矛、棍棒。如过时再有发现，部队有权一律收缴，任何人不得抗拒。
二、为了坚决贯彻“九·一三”通知，不管任何组织或个人，凡占用国家生产资料，生产工具，交通运输工具、机械设备、劳保用品、五金电料、广播器材、医药用品等一切公用物资，必须如数退回，集中清点，列出清单，就地存放，听候处理。
不管任何组织或个人，凡是冲击国家仓库，抢夺国家粮食、现金和各种商品物资的，要坚决按“九·一三”通知办事。巳抢夺的国家财物要由组织者和策划者负责一律追回。原物在的要退还原物；损坏了的要酌情赔偿；吃掉用掉了的，除按价退还现金外，还要按数退还粮票和布票。抢夺的现金，要如数退回；个人用掉了的，要如数还清。抢夺的个人财物，应迅速还原主。
对过去发生的重大问题，双方要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根据检举揭发的材料，进行落实后，按“九·一三”通知进行处理。
三、坚决按“六六”通令办事。双方所扣留的人员，在本协议重签生效后四十八小时内，必须无条件地全部释放；伤病员要移交病历，以便继续治疗。对残杀和毒害被扣留人员的凶手和幕后策划者，双方要发动群众进行揭发，并根据核实的材料建议有关机关予以惩处。
双方保证今后不再搞打、砸、抢、抓、抄。
四、双方必须在本协议重签生效后的四十八小时内，拆除一切工事、路障和关卡，清除现场。
五、本协议重签生效后五天内，双方所有人员，撤离据点，一律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已经返乡或从原地出走人员，双方应负责尽快地动员他们迅速返回原单位。要保证双方人员的人身安全和政治权利。
六、双方保证今后不参加外单位武斗，也不调动外单位人员或农民来本单位武斗。
七、双方要更大规模地开展一个热烈的拥军爱民运动，要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坚决执行“九·五”命令。不准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不准殴打和绑架解放军。已经犯有上述错误的人，应立即改正错误；其首恶者应建议有关部门予以严惩。
八、双方所属的组织和所有人员要坚持“上井搞好革命，下井搞好生产”。坚持“就地闹革命，业余闹革命，节约闹革命”。坚持八小时工作制，生产时间不离开生产岗位，不在生产岗位上搞辩论，不因观点分歧而影响生产。要自觉遵守革命新秩序，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九、双方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充分发动群众，广泛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以保证本协议的切实贯彻执行。
十、双方建议由铜川市及渭北煤矿军管会和驻铜部队，煤炭部革筹小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签字双方共同组成监督小组，监督本协议的贯彻。双方对监督小组成员开展工作要给以方便和支持。
本协议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 日十时重签后生效。
渭煤系统
红造总谈判代表（签字）
刘育忠 云鸿儒 刘庆治 戴锦生 崔晓春
联委谈判代表（签字）
吴清海 成洪昌 王成新 温天兴 许智敏
铜川市及渭北煤矿军管会
主 任
副主任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
1967.11.18； 中发 ［67］ 353 号
毛主席批示：
已阅，照办。
一、中央认为，广西军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支”、“两军”工作中，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这次，军区对“支左”工作中发生的一些错误和缺点所作的检查，是深刻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
韦国清同志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虽然犯了一些错误，但是，他不坚持错误，能够诚恳地检查错误，态度是好的。这个检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已经批准，并且已经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过，批示“照办”。
安平生、伍晋南两同志在运动中也有错误，他们都做了初步检查，韦国清、伍晋南、安平生三同志的联名检讨，表示愿意改正他们的错误。中央同意他们这个检讨。
中央希望广西军区和韦国清、伍晋南、安平生等同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二、广西地区两派赴京代表团在京期间签订的《关于广西两派促进革命大联合的十条协议》很好，已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批准，伟大领袖毛主席并亲自批示：“照办”。两派签订的《关于立即停止武斗的协议》《关于全面上交枪支弹药的七点协议》也好。中央同意和支持这些协议。希望广西军区、当地驻军和各群众组织切实贯彻执行。目前广西地区的革命大联合已经取得初步成果，一些对贯彻执行两派协议不力或根本没有贯彻执行协议的地区，应当迅速采取有效措施，保证执行协议。
三、广西处在援越抗美的前线，越南人民把广西称作是他们最可靠的后方。广西“四·二二”和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两派革命群众组织要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拥军爱民，大力支持军区和当地驻军，做好“支左”和援越抗美工作。两派要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提高革命警惕性，严防美蒋特务的破坏活动。
四、中央决定建立由韦国清、欧致富、魏佑铸、孙凤章、焦洪光、郝忠云、王斌、伍晋南、安平生同志以及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革命群众组织要按照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正确地对待干部。要对干部队伍作阶级分析，团结干部的大多数，“要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对犯了错误的干部，只要他们能作深刻的自我检查，愿意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贯彻执行两派协议，革命群众就应当团结他们，帮助他们站出来革命。今后各革命群众组织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下，要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斗私，批修”，开展革命大批判，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把广西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到底。
附件一、二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
1967.12.27； 中发 ［67］ 407号
照办。
毛泽东
（一）宁夏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广大革命群众同杨静仁，周玉槐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于一月二十七日夺了他们的权。
现在，宁夏各派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在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教育帮助下，在京签订了“关于停止互相攻击、收缴武器、制止武斗的协议”和“关于实现宁夏革命大联合的协议”。
中央认为，这两个协议很好。希望各革命群众组织在宁夏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保证贯彻执行。
（二）宁夏军区党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个错误应由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朱声达同志负主要责任。宁夏军区党委对他们的错误的检查是好的，态度是诚恳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朱声达同志经过中央的批评教育和群众的帮助作了检查，表示愿意改正错误，中央欢迎他这种态度。
（三）中央派到宁夏支左的8037等部队，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希望他们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做好“三支”、“两军”工作，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立新功。
（四）宁夏地处边疆，又是少数民族地区，阶级斗争是尖锐的，情况是复杂的。广大革命群众和全体指战员，应当积极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加强革命群众之间的团结，加强军民之间的团结，提高革命警惕性，严防美蒋、苏修、蒙修特务的破坏活动。
（五）中央决定建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康健民、张怀礼、徐洪学、王志强、李天冲、许仲波、乔克广、李江烈、丁毅民、陈养山同志以及革命群众组织代表若干人组成。康健民同志任组长，张怀礼、徐洪学、王志强同志任副组长。筹备小组中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应按革命大联合的精神协商提出，报中央批准后参加。
各革命群众组织都要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直接领导下，认真学习和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学习林副主席“八·九”重要讲话和江青同志“九五”重要讲话，以“斗私，批修”为纲，开展革命的大批判，逐步地实现按系统、按单位、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搞好革命的三结合和本单位的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把宁夏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
1967.11.12；中发 ［67］ 341号
毛主席批示：
照办。
一、广州军区是中央信任的，他们过去是紧跟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从介入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来，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很大的成绩。在某些地方的支左工作中，虽然犯有一些错误，但是，从今年四月以后，在中央和革命群众的帮助下，已有改正，并且取得了显著成效。这次所作的《关于在广州地区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态度是诚恳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希望广州军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新功。
二、广州地处边防前沿，美蒋英日苏修特务妄图用各种卑鄙手段进行破坏活动，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广大革命群众和全体指战员应当提高革命警惕性，积极响应毛主席的“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的“九·五”命令，加强军民团结，大力支持军区做好支左工作。
三、中央认为，广州地区双方赴京代表团签订的《关于“拥军爱民”、“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开展革命大批判，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书》很好，符合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最新指示精神，中央同意和支持这个协议书。当地驻军和各革命群众组织应广为散发和宣传这一协议书，并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证贯彻执行。中央高兴地看到，广州地区的革命大联合已经取得初步成果，特别是广大工人，海员和铁路员工已经分别以不同形式，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联合起来了。
四、中央决定建立以黄永胜、陈郁、孔石泉、王首道、陈德等同志和实现了革命大联合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组成的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革命群众组织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直接领导下，要认真学习并贯彻执行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最新指示和林彪同志的十月一日国庆节讲话，警惕阶级敌人从极左方面或右的方面来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要“斗私，批修”，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夺取广东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关于浙江问题的指示
林彪
1966.12.27
毛主席批示：
林彪同志，此件应发到全军营以上各级机关去。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十二月二十七日杜屏同志电报向林付主席报告了浙江省军区与浙江大学红色造反联络站谈判情况，当天下午五点半，林彪同志指示：
要把学生的工作，当作群众工作来做，这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不但不应该就这个问题引起军队与学生的对抗，而且应当借这个机会，大力加强和革命学生的团结。处理这个问题的原则要重申以下三条：
（一）领导同志要挺身而出，同群众见面。既不能躲、也不能压，愈躲愈压愈糟糕。
（二）对学生提出的正确批评，要诚恳接受、完全接受。自己做错的要坦率进行自我批评。他们合理的要求，凡能做到的，要完全做到。对他们不正确的意见和不合理的要求，要进行解释和教育。
（三）从头到尾要贯彻对学生热情、友好、耐心的态度。在耐心的问题上，军队上要作出榜样。听了反面的话，绝不能粗暴，发脾气。
刊载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林彪文集），1967年4月编印，编印者不明。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湖南红旗军、红导弹等红卫兵组织到湖南省军区动手打人、抓人问题的指示
1967.01.20
军队负有战备任务和保卫文化大革命任务。不能允许外人冲入指挥、保密等系统，不许接管。红旗军是反动组织，必要时将其少数头头逮捕，可起分化瓦解作用。军区负责人，应挺身而出，对群众进行说服教育工作。
中共中央 国 务 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凌晨
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安徽合肥四月十六日开追悼大会的问题的指示
1967.04.15
安徽省合肥市工人一司并请转告各革命组织：
一、你们要在四月十六日召开十万多人的追悼大会，我们认为这样的追悼大会不宜召开，我们不赞成你们开，现在全国正在集中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转移斗争大方向，请你们立即说服各革命组织，不要举行这样大规模的追悼大会。
二、我们建议：安徽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注意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安徽省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李葆华，决不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
中央文革小组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五日
中共中央批发关于解决云南问题的意见
1967.08.08； 中发 ［67］ 237号
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
中央同意你们七月十二日提出的关于解决云南问题的意见，也同意增补陈康，张力雄两同志为云南省军管会副主任。
中共中央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
关于解决云南问题的意见
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云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全国一样，形势大好。驻云南省的部队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在“三支”“两军”工作中是有成绩的，是支持了左派的。但是，四月下旬以来，我们没有理解和跟上毛主席提出的“拥军爱民”的伟大战略思想，错误地分析了形势，离开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对昆明地区两大左派，支持了一方，压制了一方，支持是对的，压制了是错误的，在对待炮兵团的问题上，听不进部队内部的不同意见，甚至对云南省军区持有正确意见的少数同志实行压制。这些错误，激化了上述几个方面的矛盾，混淆了矛盾的性质，偏离了斗争的大方向。我们在这一段时间内，在这些问题上所犯的错误，虽然是支左中的错误，但是这是原则性、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责任主要在昆明军区，如不及时纠正，发展下去是十分危险的。正在这个关键时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及时地指出了我们的错误，提出了依靠云南的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就地解决云南问题的英明方针，并派谢富治、xx同志来帮助，这是对我们最大的爱护，最大的关怀，最大的支持和最大的鼓舞。在谢富治、xx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我们对就地解决云南的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我们要从过去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刻也不离开斗争的大方向。对来自右或极“左”方面干扰斗争大方向的各种思潮、口号和做法，都要耐心地用毛泽东思想把它们引导到大方向上来。当前，首要的任务是立即在全省范围内，广泛深入地放手发动群众，掀起对刘、邓、陶、李、阎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的新高潮、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彻底肃清其流毒。
二、解决云南的问题，首先要解决两级军区的问题。最近在谢富治、xx等同志的直接帮助下，我们已在两级军区党委联席会议，遵照毛主席关于解决云南问题的指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自我批评，进一步肃清和检查我们的错误，认真地吸取教训，在提高思想觉悟的基础上，以大局为重，增强两级军区和部队内部的团结，保证部队的稳定，更好地完成“三支”“两军"和援越抗美，保卫边防等任务。
三、八二三和炮兵团两大左派的分歧，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对压制革命群众、激化两派矛盾的言论和做法，要认真检查，坚决改正。对两大派之间的问题，应本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由军管会与两大派共同协商，订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今后，我们要切实遵照毛主席“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的教导，深入到群众中去，虚心向群众学习，甘当群众的小学生，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有了错误，及时改正。坚决用毛泽东思想支持革命左派，对各革命群众组织中出现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潮，要遵照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用毛泽东思想满腔热情地引导他们走上无产阶级的轨道。加强对受蒙蔽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争取团结大多数，促进和巩固以左派为核心的大联合，尽快实现革命的“三结合”。
四、加强省军管会的领导。建议增补陈康、张力雄二同志为省军管会副主任委员，请中央批准。军管是过渡，过渡得越快越好。凡左派占了优势，干部已站出来的单位和地区，即可建立三结合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条件不够成熟的可建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云南省与昆明市尽快建立“三结合”的筹备小组。已实行军管的单位和地区，要改变管得过死，限制过多的缺点，放手发动群众，积极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权力机构创造条件。
五、相信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既要敢于打击一小撮，也要勇于解放一大片。只要他们站出来揭发批判刘、邓、陶、李、阎的罪行，都应该热烈欢迎，大力支持，坚决保护，任何人不得以他们过去的缺点错误为借口，进行抵制，反对，排斥和打击。原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同志，站出来揭发和批判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坚决支持。省军管会即将组织省，市机关批判刘、邓、陶、李、阎的干部大会，积极帮助各级革命干部尽快地站出来。各级军管会和支左委员会，也要组织批判刘，邓，陶，李阎的干部大会，为干部亮相创造条件。站出来的干部，对两大派不能只偏一方，要积极做两大派的团结工作，促进以左派为核心的革命大联合。
六、坚决贯彻毛主席关于老、中、小三结合的方针，吸收新生力量参加领导工作。党委凡召开解决和处理重大问题的会议，要吸收有关方面的年轻干部参加，各级军管会和支左委员会的会议和某些工作，要吸收革命小将参加，各级领导在一定时期要召开一次老、中、小各方面参加的会议，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工作，总结经验教训。我们决心按照毛主席教导的“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认真吸取教训，作深刻检讨，坚决改正。今后，一定要更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更好地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方针和政策，破私立公、改造世界观，彻底肃清我们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坚决克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坚决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和群众在一起，把云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以上当否？请予指示。
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西安问题的指示
1967.08.10； 中发 ［67］ 242号
陕西省军区：
对西北光学仪器厂二·一○事件，根据国务院调查和陕西省军区反复调查德材料，中央认为是一个破坏事件。定为“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把罗有、王法法等六人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是错误的，应该予以平反，对逮捕的罗有、王法法等六人应该予以教育释放。二·一○事件严重地破坏了国家财产，造成巨大损失，个群众组织都应从中吸取教训，在二·一○事件中犯了破坏国家财产错误的，应该承认错误，改正错误。陕西省军区在处理二·一○事件中是有错误的，但不是“资本主义反革命逆流”，现在平反是对的，不是为“打、砸、抢翻案”，陕西省军区司令员黄径跃同志，二十一军军长胡炜同志，是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好同志，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相信他们，如对他们有意见，应实事求是地采取同志式的态度帮助他们。
此件可向群众组织宣读。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
中央文革江苏调查组对苏州武斗问题的指示
中央文革
1967.08.24
（南京）
一、 八月二十五日零点起苏州两派全线停火。
二、 双方不准开枪，谁开第一枪谁负责。
中共中央转发总政治部关于正确处理地方学生要求斗争部队重点批判对象问题的意见
1966.08.25；中发［66］429号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委、党组，总政治部：
同意总政治部这个电报所提的三条意见。军队发到团，传达到连的干部；地方发到县，传达到学校、工厂和公社的党委。
中 央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附：
正确处理地方学生要求斗争部队重点批判对象问题
各军区，各军种、兵种，各学院、总参、总后、国防科委政治部：
根据内蒙古军区报告，最近有些学生群众到部队来抓黑帮分子，戴高帽子、游街，进行斗争；有的地方要求部队交出重点批判对象；有的学生到军队干部宿舍进行搜查，这方面的问题，要很好处理：
一、学生和群众到军队机关抓黑帮分子，要向他们说明，他们要斗黑帮分子的革命热情，我们表示热烈欢迎。请他们相信解放军，一定会把军队内部的黑帮分子斗倒，斗臭，斗垮。军队中的黑帮分子，由军队负责处理。他们对军队内的黑帮分子有意见，有材料，有大字报，欢迎送来。
二、各大单位可向各地党委建议，在地方参加四清的军队干部，如确有严重错误缺点，应当在所在工作的单位进行批判令其检讨，回军队以后再酌情处理。
三、军队干部宿舍有武器、机密文件和常通军事机密电话，建议地方学生不要到军队干部宿舍进行搜查。
总 政 治 部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中共中央关于边境地区文化大革命有关问题的决定
1966.09.07；中发［66］461号
兹将中央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电转发你们。这个电报所决定的办法，同样适用于其他各省、自治区的边境地区，如东北三省靠苏联、朝鲜的黑河、富锦、虎林、鸡西、绥芬河、图们、延吉、辑安、临江、丹东等城镇和边防要点；内蒙古靠苏联、蒙古的满洲里、海拉尔、二连等城镇和边防要点；广东的海南岛、深圳、拱北、沙头角等城镇和边防要点；广西的凭祥、东兴、宁明、龙州、水口、靖西等城镇和边防要点；云南的允景洪、潞西、腾冲、西盟、河口、金平、孟腊等城镇和边防要点；福建的厦门；西藏的阿里、错那、亚东、聂拉木、吉隆、普兰等城镇和边防要点。望各有关省、区严格掌握，并向革命工农群众、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多做口头解释。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并告西北局：
为了保障边境安全，不使苏修有机可乘，中央决定伊黎、塔城、阿尔泰等边境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在学校、机关、企事业等单位可以运用“四大”进行鸣放，揭露问题。解决问题由区党委负责通过自上而下调整领导，以满足群众要求，不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办法。特别要劝阻外地学生，不要进入这些地区进行串联。已去的外地学生，应经过说服，动员他们离开。此事望你们严格掌握。
中共中央关于青铜峡事件的性质问题的指示
1967.08.30
中共中央指示指出：
青铜峡事件是反革命叛乱。指示主要精神如下：
一、宁夏“筹备处”一小撮坏头头，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杨、马黑帮代理人，混进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朱声达之流的黑指示，拒绝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和党的方针政策，抗拒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污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
二、疯狂镇压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把吴忠革命造反派（吴忠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压垮后，又从永宁、灵武、小坝等地调兵遣将，动用武力，大规模地围攻，镇压青铜峡的革命左派组织（青铜峡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等，惨杀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战士和革命人民。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三、破坏铁路，切断交通，使北京至兰州的火车，银川至固原的汽车，长期不能通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
四、矛头指向解放军，阻拦解放军的军事行动，围攻解放军驻地，抢夺解放军武器，绑架解放军，明目张胆地向解放军开枪，打伤、打死解放军干部战士。
五、煽动农民不交公粮，抢劫国家资产和人民群众私人财物。
中共中央转发周总理陈伯达对福建问题的指示
1967.09.04； 中发 ［67］ 287号
福州市福建省革命造反委员会并北京红代会在福州的同学、以及南昌“大联筹”，武汉“三钢”，“三新”在福州的人员并抄送福州军区、省军管会、中央调查组、八·二九总司令部： （以上均请福州军区转）
福州军区是福建前线三军的最高指挥机关，担负着很重要的战备任务。你们随意进驻其指挥机关，这种行动是极其错误的。
我们希望：
一、你们进驻福州军区各领导机关的所有人员一律即行自动退出其营区。你们进驻军管会的人员，也应当一律自动退出其驻在范围。
二、你们在福州军区各领导机关和个人住宅所拿到的一切文件、档案、图书、资料等，应立即全部清点交还原单位，不准拿走，不准打开，不准照相，不准破坏。
三、福州军区领导机关的所有坑道设施，任何组织，任何人均不得冲击和破坏。已接近到坑道的人员一律退出其警戒范围之内。如有人破坏坑道，将受到国家法律的严格制裁。
四、你们把参加中央赴福建调查组的福州军区政治部唐副主任揪去游街，是很错误的。应当马上放他出来，让他恢复正常工作。所有革命群众组织都应当协助中央调查组顺利进行工作，并保证他们的安全，不得有任何为难和威胁。任何组织都不得逼调查组表态。调查组只执行中央给予的调查任务，他们也无权表态。
五、各群众组织之间，绝对不得互相抓人扣人，不得抓走军队的干部和战士。各群众组织所抓的一切人员，都必须立即无条件释放。被抓人员所提供的任何口头材料，一律无效。
六、北京红代会的学生、南昌“大联筹”武汉“三钢”“三新”在福州的人员都应当在短期内返回原单位闹革命，不要干预福建群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他们在福州的言论和行动，无权代表他们的整个组织。
七、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应当积极响应和坚决执行中央所发出的“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特别是福建地处海防前线，面对敌人。革命群众组织更应以国防安全为重，以大局为重，一切行动，都要慎重，都要三思，不可轻举妄动而做出容易被敌人利用的事。
八、福建省军管会是中央决定成立的，军管会主要领导人是我们最高统帅毛主席和付统帅林副主席委派的。省军管会工作中有错误缺点，已经向中央作了检查报告，并将向群众作公开检查。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支持和协助军管会工作，帮助他们纠正错误缺点。但是，决不可冲击和占领他们的办公地点。
一九六七年九月三凌晨
中共中央对武汉问题的指示
1969.09.27；中发 ［69］ 67号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并武汉市革命委员会：
（一）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中央的“五·二七”指示、“七·二三”布告、“八·二八”命令，必须在湖北全省、武汉全市坚决地、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执行。有的反革命分子到现在还逍遥法外，扰乱革命秩序，破坏“五·二七”指示、“七·二三”布告和“八·二八”命令的落实，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二）根据现在看到的材料，在武汉市出现的所谓“北斗星学会”、“决派”这类地下组织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的大杂烩。那些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是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复辟。他们不择手段，制造谣言，散布各种反革命的流言蜚语，混入群众组织进行挑拨离间，大刮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妖风。对这类反革命的地下组织，必须坚决取缔。
（三）所谓《扬子江评论》，是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纵的反动刊物，肆无忌惮地大量放毒，必须查封。《扬评》的主要编写人员，应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责成有关机关审查，按其情节轻重，分别严肃处理。
（四）对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盛荣、国民党反革命将领干毅、老国民党特务周岳森等犯，必须立即逮捕，依法惩办。
（五）必须号召广大工人群众、贫下中农、革命干部，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和国家主人翁的姿态，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严格遵守劳动纪律和劳动制度，大反特反无政府主义，积极同破坏生产和消极怠工的现象作斗争。
（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干部和一切革命分子，都必须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反对一切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派性组织。特别是共产党员更必须按照无产阶级党性办事，成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模范，成为加强、巩固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模范。
（七）中央决定在北京开办湖北省和武汉市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具体的人数，名单，由省革命委员会讨论提出，报请中央批准。
（八）希望湖北省各级革命委员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落实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落实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进一步做好政治思想工作，调动绝大多数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共中央关于黑龙江问题的决定
（概要）
1971.08.06
1971年8月6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潘复生的黑龙江省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职务。任命汪家道为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光涛为第一副主任，傅奎清、张林池为副主任。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浙江省问题的决定
1975.07.24
在中国共产党十届二中全会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精神的鼓舞下，浙江省的广大工人，贫下中农、人民公社社员，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在党中央和省委、省革命委员会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路线觉悟普遍提高，“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在工农与各大战线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全省呈现了一片大好形势。
正当全省人民意气风发，鼓足干劲，发展大好形势，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批孔”革命运动时，以林彪、刘少奇一伙在浙江省死党为首的一小撮混进党内、军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新兴资产阶级分子，它们勾结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狼狈为奸，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最近以来，它们肆意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纠起宗派斗争，挑起武斗，刮起经济主义妖风，制造事端，中断水电供应，破坏生产，破坏交通，袭击部队，袭击公安部门，抢劫国家资财，以至杀人、放火、放毒、不顾中央指示，一再进行反革命宣传，搞反革命暴动。不仅严重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并且破坏了社会治安和国家财产及人民的生命安全。为此中央和国务院特对浙江省作成如下决定：
（一）以谭启龙为首的浙江省委、省革命委员会、省军区党委，是执行正确的路线，是执行中央的指示，中央是信任的，但对于他们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只能通过善意的批评和帮助，以利改正。
（二）派出工作组（队）是否正确的问题，不在派出工作组（队）的决定，在于工作组（队）是执行什么路线政策的问题。浙江省委、杭州市委派出工作组（队）协助基层单位“抓革命、促生产”的决定是正确的，必须防止任何阶级敌人利用工作组（队）的缺点错误削弱党的领导。
（三）铁瑛同志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应该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解决。即使是夏琦同志，只要不是坚持不改，或继续在错误路线上走，也应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进行帮助，做到既分清是非，又团结同志，搞好党内团结的目的。
（四）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伟大的人民军队，是捍卫无产阶级的强大堡垒，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任何削弱、破坏和分裂军政、军民、军队内部关系的言行都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党反革命的行为。为此，中央希望浙江省广大指战员必须牢记“既是工作队，又是战斗队”的光荣传统，拥政爱民，搞好军政、军民关系，提高警惕，坚决粉碎一切阶级敌人妄图破坏军队内部团结的卑劣阴谋。
（五）中央重申，任何组织、个人，都不得以任何借口，组织派别活动，已成立者必须立即解散，并不得借故重新组织，或搞名亡实存的派别组织，对于由坏人组织操纵、或混进坏人的组织，必须予以取缔，首恶者依法惩办，对群众则予教育，既往不咎。
（六）中央责成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军指战员，公安机关、广大工人、农村公社民兵，在浙江省委、浙江省军区的领导下，坚决镇压一切破坏生产，制造交通事故、挑起武斗、干扰运动、进行反革命宣传、反革命暴动的反革命分子和一切证据确凿的杀人、放火、放毒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和阴谋篡夺领导权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凡抗拒者应予立即逮捕法办。
（七）浙江省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应在解放军驻厂部队和工作组的协助下，尽快恢复生产。有关未能解决的工资纠纷，必须通过进一步学习和协商，以达逐步解决，学生应以学为主，搞好本单位革命，不要参加社会上的派性斗争，也不要干扰工厂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中共中央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七月二十四日二十时十分来电并所附武汉部队公告全文已经收到。中央进行了讨论。认为(一)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 (二)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 (三)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队人员和百万雄师做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四)要向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机报复。(五)要警惕坏人捣乱，不许破坏社会秩序。
中央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武汉市英勇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的工农兵，一切忠于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忠于我们伟大的党的事业的指战员们!
近几日来，你们为着保卫毛主席亲自领导、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出非常巨大的业绩。
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
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那一小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
我们毛主席、党中央为解决武汉问题派出的代表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同志，他们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他们已经胜利地回到北京了。
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能够遵循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指导的轨道上前进。
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出现着个一新的胜利的阶段。
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凯歌正在鼓舞着全国。
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涨开始了。
当然，你们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困难。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妄图垂死挣扎，还妄图镇压。因此，你们不能粗心大意，要千百倍地保持高度的警惕。
你们要善于团结一切群众。
你们要善于启发、教育一切受蒙蔽的人。
过去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或群众组织，只要他们一旦觉悟，愿意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都要欢迎他们，并肩战斗。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他们解散“工总”这个革命组织。并且把它打成“反革命”；他们逮捕很多革命组织的群众，也把他们打成“反革命”。这些都是绝对不容许的。应当坚决平反，一律释放。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他们利用“百万雄师”的一些受蒙蔽的群众，用造谣欺骗的手段，颠倒黑白，把他们引入迷路。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竟然采用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
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成的严重政治事件，激起了武汉市的广大革命群众和驻军广大指战员的无比愤慨，受到了全国人民的严正谴责。遭到了全国陆海空三军的强大反对。他们已经陷入亿万军民愤怒声讨的汪洋大海之中。
对于策划这一严重政治事件的一小撮坏人和打人凶手，必须立即追查，依法严办。
武汉市的一系列革命织织，工总、二司、九一三、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等革命群众组织，坚决保卫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保卫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你们做得很对，做得很好!武汉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绝对不是孤立的，胜利一定属于你们，属于广大的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属于我们的伟大的党。属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属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
党中央号召：一切受蒙蔽的群众，应该迅速觉悟，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同革命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彻底揭露“百万雄师”“公检法”中一小撮坏头头和武汉军区内个别坏人的阴谋活动。
党中央号召：犯错误的人们觉醒过来，只要他们能够认真改正错误，取得革命群众谅解，这种人还是好的。
党中央号召：武汉地区的农民群众，千万不要上坏人的当，不要进城来干涉工人和学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党中央号召：武汉驻军广大指战员，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支持和保卫左派广大群众。同他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武汉事件，对全国革命群众，是一次最生动的阶级斗争的教育，是最深刻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条路线的教育，它必将广泛地动员全国人民的革命积极性，把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向武汉的广大革命群众致敬！
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中央处理芜湖问题的通知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关于轉发安徽省革命委員会、十二軍党委报告》的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革筹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现将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十二军党委<处理芜湖问题的综合报告>转发给你们参考。
在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接近全面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安徽芜湖地区的一小撮阶级敌人疯狂反扑和绝望挣扎，挑动一部分群众，反对人民解放军，反对革命委员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和十二军党委遵照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认真分析了形势，采取了有力措施，特别是他们抓住了“七．三”布告作为强大武器，在全省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宣传“七．三”布告、声讨芜湖地区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罪行的政治攻势，团结、教育和保护了广大革命群众，彻底揭露和孤立了阶级敌人，迅速稳定了该地区的革命局势。
安徽的经验进一步表明， “七．三”布告、 “七．二 四”布告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它是推动各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前迅猛发展的有力武器,对全国各地都有普遍指导意义。只要把“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的宣传同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阶级斗争结合起来，同拥军爱民结合起来，持续地开展强大的宣传攻势。放手发动群众，充分作好政治思想工作，就能使“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深入人心，家喻户晓，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中央文革对西藏“二．二四”指示
拉萨革命造反总部、拉萨革命造反公社、首都赴藏革命造反总部、首都三司驻藏联络站、北航“红旗”小分队等各民族革命造反派：
我们收到你们二月二十二日从拉萨发来的电报。对你们提出的问題，答复如下：
一、中央军委二月十二日给西藏军区的电报，是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的意见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完全拥护这个电报所说的：张国华同志是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的，尽管他在工作上有缺点和错误，但基本上是个好同志。望军区党委同志向革命群众做些工作。
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欢迎你们要掌握斗爭大方向，捍卫和实现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的“三结合”联合夺权的伟大方针。你们要同张国华同志和西藏军区革命领导同志合作，使“西藏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走弯路”。
此 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中央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
中央军委听取了张达志、冼恒汉、詹大南、张忠同志关于甘肃省军区支援甘肃地方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现对甘肃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一)甘肃省军区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号召，执行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等光荣任务，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二)甘肃省军区司令员詹大南同志，以军队代表身份参加《甘肃省红色造反派联合指挥部》的工作中，有严重错误。主要是在《红联》处理《七一战斗队》问题上，没有掌握大方向，不做团结工作，轻率地开除了《七一战斗队》，造成了《红联》的分裂，使甘肃省革命左派大联合受到挫折。在处理这样重大问题上，詹大南同志严重无组织无纪律，不请示报告兰州军区，当兰州军区采取措施加以纠正时，还竟然错误地进行抵制。这是不能允许的。现在詹大南同志已经检讨了错误并决心改正，我们欢迎这种态度。
甘肃省军区广大干部、战士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做了很多工作，甘肃省军区在支左工作中发生的错误，他们是没有责任的。
(三)军队的支左工作，在当地最高军事领导机关统一领导，统一安排下进行。甘肃省军区的支左工作要服从以张达志、冼恒汉同志为首的兰州军区党委的领导，重大问题必须请示报告。要严格组织纪律，不得自行其是。
(四)鉴于当前甘肃省成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还不成熟，中央决定对甘肃省实行军事管制，以冼恒汉同志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徐国珍(兰州军区副司令)、詹大南同志为副主任。甘肃省军区要全力参加军管工作。
甘肃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在兰州军区党委领导下进行工作，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揭露和批判以汪锋为代表的甘肃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他们斗倒、斗垮、斗臭。在斗争中壮大左派力量，分化瓦解保守组织，争取教育广大群众，做好革命干部的“亮相”工作，实现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筹备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取得甘肃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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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2-6 05:33: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