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简报》：江青同志在北京京剧一团蹲点情况（19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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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同志在北京京剧一团蹲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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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简报》第41期 1967年3月24日

上海戏剧学院《革命楼》编辑部


(按：一九六二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发出了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此后，在毛主席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下，在厚今薄古、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导下，我国掀起了京剧改革、芭蕾舞改革、交响乐改革和雕塑改革的高潮，揭开了我国目前这场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这种改革是一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和伟大现实意义的革命。

在这场伟大的改革当中，江青同志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江青同志指导着一支年青的文艺革命队伍，坚持毛主席的文艺革命方针，与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中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了顽强的搏斗，杀出了一条崭新的文艺革命的道路。

京剧是一个最顽固、最难改革的剧种，然而江青同志正是从这里打开了缺口。江青同志曾经蹲点在北京京剧一团，来自参加了京剧改革的斗争实践和艺术实践，使该团成了北京京剧改革的先锋和全国京剧改革的一个样板。

下面我们转载了一篇访问记，介绍了江青同志在北京京剧一团蹲点的情况，供同志们学习与参考。)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日，我队同志访问了北京京剧一团井冈山战斗队，他们详细介绍了江青同志在该团蹲点情况，现将记录整理出来，此材料未核对，仅供参考。

北京京剧一团是在一九五二年由四个剧团组成的民营公助的京剧团。一九五六年马连良京剧团并入，一九六一年赵燕侠京剧团并入，正式成立北京京剧一团。

江青同志在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首都文艺界大会上点名的薛恩厚是该团党委书记，原评剧院院长；肖甲是副团长，《芦荡火种》的执行导演，旧文化部戏剧艺术处处长；赵燕侠是该团团长。

这个剧团过去专门演才子佳人，近几年来该团革命同志接近了江青同志，得到许多极其重要的指示和热情的帮助。一开始，江青同志从观众的问题谈起，问京剧团同志：“为什么你们的观众越来越少?”“为什么观众中工人、学生特别少。都是那些摇头晃脑的遗老遗少?”同志们都回答不出来。有人说：“大概是自然灾害的原因”；有人说：“角儿太少”。但事实上名角上座率也同样不高。当时该团的拿手好戏《赵氏孤儿》也只有五成座。江青同志说：“上层建筑已不适应基础的需要，因此需要革命，大家愿意不愿意革命?”大家回答愿意革命。江青同志说：“愿意革命我就给你们介绍两个现代戏的剧本。”她就介绍了沪剧的《红灯记》、《芦荡火种》。大家想排《红灯记》，江青同志说：“《红灯记》中国京剧一团要排，你们就排《芦荡火种》吧。”

江青同志还看了我们现代戏《草原烽火》和中国京剧院的《白毛女》。江青同志说：“我看现代戏就坐得住，看《白毛女》就受感动，甚至流泪。观众也是这样的。我看胡子戏就坐不住。”江青同志一次看《甘露寺》，看了一半就走了。

在大家研究江青同志介绍的剧本《芦荡火种》时，江青同志问：“剧团有没有上海人?”她说，其中有些方言要翻译成普通话，如斗青龙等。

剧本交给了党委、剧作者、导演，他们都是旧市委的人，他们花了一个月时间改成《地下联络员》，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送审，同时，卖了三天的票。审查那天，除了江青同志外，彭真、周扬、林默涵、赵鼎新也去了。江青同志一看剧本被改得不成样子，彭真便乘机打击说：“这个剧本没有政治意义，是谁介绍的剧本?”江青同志决定立即停演退票，接着就从上海调来沪剧团，演出《芦荡火种》。可是北京市委有意刁难，不给安排剧场，后来经交涉。只准演三场。后来中央知道了，说你不安排我们安排，就放在政协礼堂演出，最后一场放在人民大会堂演出，获得了好评。沪剧团的同志在京期间，曾和京剧团的同志交流经验，沪剧团的同志们非常热情。市委得知后却打来电话责问：“有这样的制度吗?”

我们按照沪剧本排出《芦荡火种》，赶上全国京剧会演，获得成功。彭真就叫登《北京日报》，给人家的印象好像这是北京市委的成绩。

江青同志从外地回来，一下飞机就看《芦荡火种》，看过以后说戏还需要改，她说：“一出戏要改十年”。并问大家怕不怕改。她说：“改就是革命，就是提高。要做披荆斩棘的人。”江青同志指出剧本的思想性问题，需要进一步提高，要把党的领导人树起来，要政治挂帅。另外，在音乐方面要加强音乐性，如正面人物出场和反面人物的出场就要用不同的音乐。服装、道具、布景也要改。她说，有人(指周扬)说象十八世纪的照相簿。她说老剧本上老是表现饿肚子，也没有表演和自然的斗争。人民战争有人民支持，不能强调饿肚子；还有一个情节是特务混进我们的队伍，别人都没有发现，只有指导员发现了，发现了之后又让特务逃走，特务从新四军装食物的篮子上的“沙”字，发现了沙奶奶和新四军的联系，便把沙奶奶抓走了，沙奶奶抓去了， 沙奶奶因此几乎丢掉性命，江青同志认为这个情节不好，但彭真、李琪却认为这段戏很好。江青同志认为老剧本中阿庆嫂的戏太多，要立指导员郭建光，彭真硬顶着不要改，还说：“报都登了，还改什么。”江青同志认为音乐太陈旧，她建议是不是利用大提琴制造气氛。肖甲却说京剧团是中国音乐，什么都打得出，直到现在京剧团还没有贯彻江青同志洋为中用指示，他们发明了一种所谓低音的民族乐器，声音既小又难听，三排以后就听不见了，由于没有贯彻洋为中用，戏中暴风雨等就无法表达出来，总是给人陈旧的感觉。同志们要买洋乐器，领导人说不给买，说没有人吹，青年的同志们借了回来学了一个月，国际歌就吹得蛮好了，但是领导上就是不买。关于布景问题，江青同志要他们派人去空政文工团学习，或者派人来帮助你们搞。江青同志说我最喜欢北京剧场，不说这话倒好，一说喜欢北京剧场就偏不给北京剧场。江青同志特地从中国京剧院请来一位同志帮助设计唱腔，党委不理睬、不支持，不得已演员自己帮助装扩音器，搞录音机。

北京京剧一团一九六四年正式确定为江青同志的试验团，赵燕侠不象过去在市委领导下那么卖力了，经常不到团里来。

江青同志经常带剧团的同志看现代戏。看《红色娘子军》时，一看到大红叶连声叫好!说：“吓死帝国主义”。看《红灯记》看到铁梅说“你是我的亲爹爹”时，江青同志哭了。肖甲说，叫她少看。

京剧团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江青同志的指示，完全是阴一套，阳一套，肖甲就公开污蔑江青同志指示是“生死簿”。遇到问题时说：“让我查查生死簿(指江青同志指示的簿子)。”江青同志要大家好好学习沪剧。赵燕侠说：“她有她的好，我有我的好，她演的阿庆嫂，我演的共产党员。”即使是一些小小的细节上他们也是百般抵制，如沪剧的就很有生活，是南方的茶馆，但北京却搞成象北京喝大碗茶的地方，后来照沪剧的样子改了一下，赵燕侠就叫她的左手不能端碗了，不让改动。江青同志说：“我给你们开药方，还当护士，你们不会举一反三吗?”她说：“你们改，改对了是你们的，改错了我负责。”江青同志在排戏时一面排戏，一面吃药，汗直流，可是导演毫不关心，一场排好了，江青同志问导演多少时间，导演答不出，场记也答不出，江青同志就耐心地告诉他们是多少分钟。江青同志说：“我现在在打仗，有人说我不识‘豆芽菜’(即五线谱)，不识我可以学嘛，你们不能和我顶，我是在和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秋后算账派打仗，我们不能让脱衣舞来占领我们的舞台。”

后来江青同志建议我们整风，这次整风在李琪的领导下，搞了一次假整风。

《沙家浜》排出后，江青同志问他们第二步怎么打算，大家说演《南方来信》。后来因为赵燕侠不愿意穿越南服装(因她太胖了，穿了不好看)，《南方来信》就没有排成；后来改排《红岩》，江青同志曾要赵燕侠演群众角色，她说：“群众是伟大的”。江青同志说：“我们要演工人出身的许云峰，童工出身的江姐。”江青同志要把小说的作者请来合作，并要北京京剧团的同志们去重庆体验生活，去坐牢，去吃年饭，还体验和学习了地下工作者如何“接线”。同志们背着短枪夜上华莹山，还有探照灯真的照来照去，一声令下卧倒，大家不管水塘地潮就伏在地下；但赵燕侠却坐着小汽车上华莹山。后在军工厂体验生活，她就装病坐飞机回北京了。

后来准备到上海演出，原来准备演三场．李琪从北京来后，由三场改为两场，由两场改为一场。以后就去洋澄湖体验生活，江青同志首先去洋澄湖，并给他们介绍那里的贫下中农。赵燕侠穿着短大衣，打扮得妖形怪状，坐着小汽艇去洋澄湖，贫下中农说她活像个怪物。

江青同志继续和大家一起排戏。她说：“现在是小改。”赵燕侠装病不进场，只好用人替着排，其实她一点毛病都没有，在后台嘻嘻哈哈。江青同志看她病了，叫人把自己的毛衣送给她穿，江青同志说：“这是我自己穿的，你不怕脏的话，就穿上。”赵还不穿，说：“我这么胖，怎么穿得上?”江青同志把自己的医生介绍给她看病，并说这个医生如何好，赵燕侠却不要他看，说什么：“我不要男大夫看……。”

回到北京后，赵燕侠一直装病，直到文化革命开始，同志们给她贴了大字报。

现在，北京京剧一团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在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在江青同志的亲切关怀下，全团同志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把京剧一团建成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化的革命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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