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航：戚本禹在“文革”中做的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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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时期，“王、关、戚”人人皆知，指“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人，这三人当时可谓炙手可热、不可一世的人物。但到了1967年8月30日，这三人的政治生命开始发生逆转，经毛泽东批准，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几个月后的1968年1月12日，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
       有人说，戚本禹之所以垮台，是因为他干的坏事太多，其中之一是搞打砸抢，“多行不义必自毙”。现在，戚本禹已然成为历史人物，有关戚本禹在文革期间搞打砸抢的材料，我没有看到，不敢妄加评论。但研究历史的人对历史人物的评点，应出言有据，是勿需多言的。我手头有两份材料，恰好反证了戚本禹“打砸抢”的罪名。这两份材料证明，正当红卫兵搞打砸抢盛行全国的时候，戚本禹给红卫兵浇了一盆冷水，为保护古旧书刊、字画做了一件好事。
    一份材料是《戚本禹同志与图书、文物、考古、博物馆等单位革命造反派代表座谈时的讲话纪要（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下午四时四十五分至六时三十分在全国政协礼堂三楼会议室）》，这是由北京造纸总厂、中国书店、新华书店、人民文化出版社（原中华书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化部图博文物局、北京图书馆、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十二个单位造反派共同整理的，整理时间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
      

    另一份是这次座谈会的直接成果，即参加座谈的十二个单位造反派于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五日联合印发的《关于保护古旧书刊、字画的倡议书》。
   
   

    这两份文件不是出自这次座谈会的原件，是不久后的翻印件，都是由“山西省文化艺术界革命造反指挥部”、“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毛泽东思想学用会’‘鲁迅战斗队’”两个造反派组织联合翻印的，《座谈纪要》的翻印时间是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倡议书》的翻印时间是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说明这两个材料当时通过翻印等方式，散发到了全国各地。
    这两份材料表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下午，戚本禹在全国政协礼堂三楼会议室召集北京文博界和造纸厂十二个单位造反派代表座谈，座谈的主题是，就红卫兵抄家抄出的古旧书处理问题，研究一个办法。
    戚本禹在开头语中说：“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有个意见，和大家商量一下。在文化大革命中抄了不少书，有的当废纸卖了，版本书不能造纸，要鉴别一下。文物管理工作要抓一下，看存在什么问题，提些什么办法。抄出不少东西，大家想个办法，大家研究一下。”
    戚本禹开头语讲完后，让代表们谈谈有关具体情况。
    中国书店代表反映：“有些学校认为古旧书没有用了。建筑科学院的满楼都是书，我们拉回了几车。住户有烧字画的。”
    戚本禹问：“为什么？”回答：“怕。”
    新华书店代表说：“旧书现在停售了，内部同志也有这个意见。地方上反映，县里烧书较多，八月份破四旧时烧了不少。”
    北京造纸总厂代表说：“古旧书现在收了一部分，有些已经造了纸。大部分还没造纸。但这些古旧书都当成原料了。”
    戚本禹听到这里，插话：“问题很严重。”
    接着，北京图书馆代表反映了类似情况：“北京图书馆清理了书库，送造纸厂的不少。”
    中国书店代表埋怨：“现在没人买旧书，不敢收购。”
    戚本禹对此不以为然，表示：“我就要去买，有些书需要看。当然这些书不要大量到群众中去。你们造反派也不赞成烧书。你们可以搞个倡议，线装书不要烧，你们看怎么办？有的书可以低价收购，低价售出。搞文科的要看这些书。将来可以内部发行。少数人要搞这些东西。不论哪个阶级起来造反，都要拿这些东西在制造舆论。”
    针对抄出的古旧书存在的问题，戚本禹给参加座谈的造反派代表一一作出指示。
给中国书店的指示是：“有些古书一部几百册，今后大批印不可能，还是要收下来。收书没有地方放，我给解决。图书馆送给你你就要。”
    给北京图书馆的指示是：“北京图书馆的书是国家财产，任何人不许动，这是群众的财产嘛！”
给北京造纸总厂等单位的指示是：“你们造纸单位可联合开个会，历史研究所、文物局、北京图书馆、中国书店、科学院图书馆出人帮助搞。”“阿英的书封着，告诉他们不要动。”“不管是哪一派，都要执行。”还说：“解放后出版的书也不要烧。有的印数不多，需要保存。无聊的可以销毁。批判黄色的书找不到书也不行。”
    戚本禹让这些单位搞个倡议，提出：“你们搞个倡议给我们看看。难处理的，可以搞个单子。”
    在座谈中，戚本禹谈到历史上秦始皇焚书，他原则上肯定秦始皇焚书，但做法上表示不赞成。他说：“秦始皇焚书是有道理的，商鞅也焚过书，他代表新生产力么！他是为了统一思想。他们当时不懂得批判。我们无产阶级不能这么办。要批判才能解决问题。”
    戚本禹在座谈中表达了这样一种想法，即大多数人不能看这些书，只有少数人可以看。他说：“有的书广大青年是不需要看的。”“一个青年读这些古书干什么？广大群众不看那些古东西是个大解放。但少部分人要看这些东西。研究历史可以看。这是为了批判，为了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科学，不是为了吹捧这些东西。过去经史子集是每个知识分子都读，这是套在我们头上的枷锁。现在不读这些东西是大解放。搞理工的读它干什么。”
    戚本禹对倡议的具体内容作了明确指示：“你们倡议要写破四旧。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烧些书是革命行动！恨起来一把火烧了，但是不能解决问题。所以不能再烧了。过去这点损失是不可避免的。要看到大成绩。倡议要把主流写出来。烧了不能触及灵魂，要批判，要化毒草为肥料。”
    最后，他进一步表示：古物、古书画有的集中起来。我是不赞成烧的，真的烧了就烧了，没什么了不起，要想开一点，以后要保护。红卫兵抄了多少，放在哪里调查一下，写个报告。古书画、古物先集中保管起来，这是全国性的。这些东西将来归故宫，归历史博物馆保管。地方上的东西不少，要送文物局选，抄家的文物要管起来。有的可交文物商店。东西不要落入个人手中。一切交回国家。文物局、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共同搞。这些事明天就组织搞。不管是哪一派都要管。第一、图书鉴别；第二、文物保管；第三、不要烧。
    根据戚本禹的指示，十九天后，这十二个单位的造反派联合向全国红卫兵和造反派发出《关于保护古旧书刊、字画的倡议书》。
    这个倡议书先写了几段诸如“形势大好，越来越好”等当时的政治流行语，然后说：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古旧书刊、字画的保管工作，我们向全国红卫兵和无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以下的紧急倡议：
    第一、全国红卫兵和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彻底批判古旧书刊、字画所传播的流毒；
    第二、红卫兵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立即行动起来，加强对古旧书刊、字画、文献史料的保护工作；
    第三、全国大中城市原古旧书刊的收购部门，应该恢复收购，限制流通；全国各地图书馆、文化馆以及机关、团体、学校等单位所存古旧书刊、字画、文献史料，在未鉴别前，暂行封存，不得随意处理；各造纸厂收到的古旧书刊、字画、文献史料，要暂行封存，妥善保管，与当地有关部门革命造反派共同鉴别处理；
    第四、个人所藏古旧书刊、字画、文献史料亦不得随意销毁。个人交售、捐献的古旧书刊、字画、文献史料，各有关部门应该欢迎、收购。
    以上倡议希望得到全国红卫兵和广大革命群众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并请监督执行。
    戚本禹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显赫身份，召集北京文博界和造纸厂造反派开这次座谈会，让他们搞这样一个倡议，不管出于什么真实目的（康生等曾将抄家抄出的部分文物据为己有），至少他对红卫兵那种把古旧书、字画统统当做“封资修”一把火烧掉的做法，给予了批评，对古旧书等如何处理，提出了一些保护性措施，限制了红卫兵的过火行为，为保存古旧书和古字画起了一定作用。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至于这个倡议执行的效力如何，就另当别论了。  
    文革时期，“王、关、戚”人人皆知，指“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人，这三人当时可谓炙手可热、不可一世的人物。但到了1967年8月30日，这三人的政治生命开始发生逆转，经毛泽东批准，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几个月后的1968年1月12日，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