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小夏：文革及毛泽东的伪激进主义意识形态

tuffy05 · 发表于 2010-2-17 09:43:27

作者：龚小夏文章来源：《北京之春》四十二期 1996.11

自从六十年代中苏论战发生以来，毛泽东思想在西方通常被看作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激进理想主义的代表。尤其是在文革发动后，不少西方学者和激进人士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与托落茨基主义的 “不断革命”理论和以“新阶级”的提法为代表的德热拉斯学说相提并论，而且认为“文化革命”便是毛泽东试图保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理想主义色彩、在新的制度下追求社会公正和社会平等的重要尝试。甚至西方比较中立的学者也往往倾向于高度评价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意图中理想主义的成份，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对文革起源里政治权力斗争的背景以及文革对中国社会产生的灾难性后果都或多或少地有一定了解。例如，费正清在一九九一年新出版的书中写道：文革“是毛试图使‘民主集中制’具有更多的民主、更少的集中成分的一种努力。”同样，中国学者在研究“文革”或是撰写文革历史时，也比较重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理想主义色彩的一面。哲学家李泽厚的论断也许能代表相当一部分中国知识界和学术界人士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的看法。他说：“就这场‘革命’的发动者、领导者毛泽东来说……既有追求新人新世界的理想主义的一面，又有重新分配权力的政治斗争的一面；既有憎恶和希望粉碎官僚机器，改煤炭‘部’为煤炭‘科’的一面，又有怀疑‘大权旁落’有人‘篡权’的一面；既有追求永葆革命热情、奋斗精神（即所谓‘反修防修’）的一面，又有渴望做‘君师合一’的世界革命的导师和领袖的一面。既有‘天理’又有‘人欲’；二者是混在一起的。”崔之元在《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得失与“现代性”的重建》一文中提出：“毛泽东理论之‘得’，在于他多处突破了教条化的马列主义，尝试用‘大民主’的办法解决‘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的一系列内在矛盾；其‘失’，在于他未能彻底摆脱马列主义教条，未能真正找到通往‘大民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制度途径。”“毛对马列正统的偏离，正是他思想中最精彩之处；他的失误和悲剧，正在于他对教条化马列的超越还不够彻底。”

　　然而，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来作为评价毛泽东思想的坐标似乎并不贴切，尤其是在评价被公认为文革指导思想的那一部分毛泽东思想时更是如此。事实上，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在实践的过程中没有突破甚至违犯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自从列宁开始以建立严密而有组织的政党来开创一套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的理论以来，各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和建设国家的过程中基本上并没有受到正统马克思主义教条的束缚。相反，从列宁的国家和革命学说，到斯大林的一国实现社会主义的阐述，再到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无不是违背正统马克思主义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和论述的结果。当西方人士提到毛泽东文革思想中的理想主义及其创新性的时候，他们心目中的参照坐标其实并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几十年里共产党在其掌权的各个国家中推行的斯大林主义，是斯大林在苏联的实践中形成的、并被苏联的经济政治特别是武装力量加诸于各“社会主义兄弟大家庭”的成员们头上一套所谓标准的“社会主义”楷模。

　　斯大林主义最主要的特点，一方面在于国家通过庞大的官僚机构对社会的经济政治生活进行了全面而严格的控制，实行高度集中的国家计划经济；另一方面在于将阶级斗争扩大化，通过庞大的秘密警察系统对社会中的异议分子和党内权力斗争中的不同派系进行残酷的清洗甚至肉体上的消灭。在斯大林式的政权下，人民不仅没有得到如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中所预言的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和生活资料的平等分配权，而且丧失了在现代民主和法制社会中具有的最基本的人身保障和政治参与权利。全体人民都受到国家的严密监视和随意支配。大量党的干部和无辜的普通人民被政权指控为“敌人”而遭到监禁、流放、屠杀。这种党和国家对公民和社会有至高无上权力的体制被西方学术界称作“党政合一”制度。因此，自苏共二十大以来直到今天，所有共产党执政国家在进行经济社会改革和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中，真正需要突破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斯大林主义，是斯大林主义式的制度，是这种制度对人民的剥夺和对社会的控制。是以，人们在评价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发生的思想和政治变革时，斯大林主义被作为首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坐标系。这样，在评价毛泽东的文革思想时提出的问题便应该是：毛泽东的思想及其在文革中的实践，在多大程度上突破了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教条？所谓毛泽东的激进理想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是从斯大林主义向激进理想主义——无论从何种角度理解——方向的改良或革新？

　　Schram曾经将西方人眼中毛泽东思想中区别于斯大林主义的理想主义特点总结为下面这几条：“反对官僚制度，改造人性，通过发动群众的广泛参与来建设新社会和发展经济。”的确，文革中所谓毛泽东思想的激进理想主义吸引了大批西方左派激进知识分子和中国激进青年的是它这样的几个特点：1 、毛泽东提出了“党内走资派”理论，对官僚集团进行了不留情的批判并号召人民起来打倒官僚集团、全面地砸烂官僚机构；2 、毛泽东号召在政治上实行“大民主”，鼓动群众自发成立组织去参与政治、参与社会运动、并由此推动社会政治的改革和革命；3 、毛泽东提倡深入的社会改造，反对等级制度，推动军事共产主义式的社会平等。本文通过事实证明与推理分析，将推翻上述说法并论证这样几个观点：

　　（一）毛泽东从来没有象托落茨基或德热拉斯那样将共产党官僚集团看作是剥削压迫人民的新阶级。他有关 “党内走资派”或者“党内资产阶级”的指控首先针对的是有自由化倾向或嫌疑的共产党领导干部，包括他的政敌以及党内对他有所不满的人。

　　（二）毛泽东在文革中提倡的“大民主”是以政治上极度高压为前提的。在“大民主”之下，保护公民人身权利的正常法制荡然无存。任何被指控为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统治心怀不满或进行破坏的人，无论是在共产党内还是党外，都会遭到群众组织的无情打击。

　　（三）毛泽东的社会改造方案是要从根本上剥夺人民在生活方式和工作上的选择权，用军事化的手段组织社会，将全体人民置于党政合一式的国家的全面支配之下。

　　因此，本文要与上述中西学者争论的要点在于：作者认为，毛泽东的文革思想尽管有着激进主义的外表，但在本质上不过是斯大林主义的一种翻版，甚至可以说，是斯大林式政治、社会专制主义更为严厉的一种表现形式。

　　一、“党内走资派”理论与反对党内“自由化”

　　毛泽东关于“党内走资派”或“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说法，是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核心之一，也在西方为他赢得了能够与托落茨基和德热拉斯相提并论的资格。毫无疑问，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在文革前的十七年中按照苏联的模式发展出来的一套官僚体系以及官僚机构中的大批干部非常不满，文革的目标便是要砸烂这个官僚体制，将那些被毛泽东指控为“资产阶级”和“敌人”的官僚从权力机构中清洗出去。《红旗》和《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五月的一篇社论在发动文革中起了重要作用。该社论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混入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同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对抗性的矛盾。”然而，什么样的干部才能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衡量“走资派”或“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用的是什么样的标准？这是将毛泽东的说法与托落茨基和德热拉斯的理论区别开来的关键之处，也是体现出毛泽东的文革与斯大林的大清洗之间共同实质的地方。在他的“新阶级”学说中，德热拉斯指出，共产党在掌握政权之后建立了庞大的官僚体系来控制支配生产资料，逐渐演变出一种“国家官僚资本主义”制度，而官僚集团则演变成为剥削、压迫人民的新阶级。这里面“新阶级”的定义的根据完全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它指的是掌握了生产资料并利用这一地位来实现对其他人的经济剥削和政治控制的社会集团。斯大林尽管亲手在苏联建立了全面的官僚体系，但他对党内干部却并没有多少信任之情。相反，在斯大林眼中，许多干部都有“间谍”或“内奸”的嫌疑，数百万干部横遭无妄之灾。一九三四年苏共十七大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会中到一九三九年十八大时有四分之三不见了踪影，不是进了劳改营便是上了断头台。对这些人的指控，通常是“阶级异己分子”、“间谍”、“德国第五纵队”等等。毛泽东在这一点上师承的是斯大林而非德热拉斯。他在《五·一六通知》中亲自加上了这样一段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可见，毛泽东在发动文革时同斯大林一样，着意于清除那些被怀疑为是“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 人物。进一步总结文革的历史，可以看到毛泽东关于“党内走资派”的说法以及在文革中处理“走资派”的方式出自他反对党内的“自由化”并铲除党内任何具有自由化倾向的干部的决心。从这一角度看，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的相似性便更为明显。毛泽东认为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标准有下列几条：

　　首先，在文化上纵容、推行自由主义政策的干部均属“走资派”，并且是文革最先打击的目标。文革前夕，在以刘少奇为首的官僚阶层的统治下，中国的文学界、艺术界、学术界在某种程度上得到过一点自由，尽管这种自由是极为有限的。学者们和作家们可以相对比较自由地写作和讨论中国古代的历史，舞台上和电影院里也可以演出许多题材的戏剧和电影，诸如爱情和破案等娱乐性较强而政治性较轻的题材。以某些微妙的方式，学者和作家们也有办法对现实政治和社会提出一些小小的批评。西方和苏联东欧在解冻时期的文学艺术作品也相当大量地被引入中国，使社会的政治文化气氛得到一定程度的松动。毛泽东以其对这种文化自由——哪怕是极有限的自由——的抨击来开始了他对官僚阶层的全面清洗。在《五一六通知》中，他亲笔加入了这样一段指责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的话：“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铲除这极为有限的文化自由，也就成了文革中政治清洗的第一步。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样一场政治运动被称作“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所谓毛泽东思想的激进理想主义在文革中所追求的，正是极端的文化专制主义。在这种文化专制主义下，中国的文学界、艺术界、学术界首当其冲，成了文革最早的牺牲品。

　　其次，凡是提倡在“阶级斗争”上采取相对比较和缓政策的干部都有可能被指控为“走资派”。刘少奇作为 “走资派”的最主要罪状之一，便是鼓吹所谓“阶级斗争熄灭论”，尽管刘本人极力否认这一点。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开始了非斯大林化运动之后，鉴于斯大林阶级斗争扩大化及其引起的政治恐怖的教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相对缓和的政治气氛。在苏共二十大之后召开的中共八大上，刘少奇代表中共宣布：“今后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而毛泽东，象列宁、斯大林一样，认为阶级斗争应该不断地加强，阶级敌人的范围也应该不断地扩大。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同斯大林一样，对“阶级敌人”的定义并非根据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亦即以经济地位为标准，而是以思想意识为根据。这样，打击对象就具有了几乎是无限的任意性。根据这一理论，他在一九五七年发动了“反右”运动，将至少五十四万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经过“反右”和“大跃进”，到了六十年代，尽管中国的政治高压已经达到了几乎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毛泽东依旧指责以刘少奇为首的官僚集团在进行“阶级斗争”中不力，并断然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加入了本来已经很长的“阶级敌人”的名单。文革中大量并非“走资派”的普通人民受到残酷的政治迫害，并不是因为如崔之元说的“由于毛未能彻底与正统马列的‘话语结构’脱钩，从而给各派力量从自身利益出发操纵‘资产阶级’一词的含义，留下了充分的空间，并最终使各派斗争的结果完全违背了他发动‘文革’的本意”，而是从根本上毛就没有给过任何独立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批评以存在的权利，并且在多年的政治实践中一直对所谓“阶级敌人”——特别是思想上的异议分子——进行了从不间断的政治迫害。正是由于这种政治迫害在斯大林式政权下的合法性，毛泽东才着意要将他在政治上的对手打入“资产阶级”的范畴，并据此来对他们进行迫害。

　　再次，那些主张在经济上允许一定程度的市场化和自由化，更多地作出现实的而不是不切实际、劳民伤财的经济计划的干部都有被指控为“走资派”的危险。一九五八年，毛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将斯大林模式中党政合一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和控制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造成了数千万人民死亡的空前悲剧。在此之后，以刘少奇为首的官僚阶层为了拯救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在农村某种程度上允许了一定的市场化，亦即在农村的“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值得注意的是，在毛去世后中共进行的经济改革中，正是这些农村政策构成了八十年代初期农村改革的核心内容，并给中国农业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而在工业经济中，刘少奇等在一定程度上引入了经济刺激手段，以代替令人厌倦的政治说教和强迫劳动。而毛泽东对此大加挞伐，将其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证据。他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批判“物质刺激”，要求在国民经济中“政治挂帅”。这种理论发展到极端，便成了后来为全国人民所普遍嘲笑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误国误民政策。从某种讽刺的意义上看，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倒的确是对斯大林主义的计划性、指令性经济形式的一种背叛。但是，斯大林式的计划性、指令性经济中的关键要素，也是如今各共产党或前共产党国家在改革中要极力对付的问题，是政治权力对经济生活的强行干预。在毛泽东式的经济政策下，这种全面的、任意的干预并没有减弱反而加强了。文革中，在毛泽东经济思想的指导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治权力对经济生活进行强制性的却又往往是毫无计划的干预，造成的是中国经济的萧条和人民的极度贫困。

　　因此，在由毛泽东这套“党内走资派”理论所主导的清洗运动中，最容易受到冲击的往往是那些相对比较温和、比较具有人情味的干部，原因是这样的干部最容易被扣上上述罪名，成为文革的牺牲品。即使是群众借机会去打倒那些鱼肉人民的干部，能够冠冕堂皇地使用的，主要是由毛泽东规定好了的上述几项罪状。最终，毛泽东的文革与斯大林的大清洗尽管形式不同，在对共产党国家官僚体系所起的作用上却有相当一致之处：党内比较温和的干部被清洗得几乎是一干二净。苏联的官僚系统为秘密警察所控制，而六八年之后中国的行政体制则为军队所全面掌握。

二、“大民主”与“群众专政”

　　文革中的“大民主”主要表现在言论和结社两个方面人民所享有的权利与自由。在言论方面，有“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再加上文革早期的“大串连”；在结社方面，有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这都得到了毛泽东本人的提倡、支持、鼓励。

　　在分析上述“大民主”内容之前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在毛泽东时代，尤其是在文革中，“人民”或“群众”的定义是政治的而非法律的。换句话说，也就是说，所有在政治上被指控为“敌人”、被打入另册的人，便丧失了 “人民”的资格，也随之丧失了所有“大民主”中的权利。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就此写道：“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因此，一句“不给反动派以民主”就方便地剥夺了在政治上遭受打击者的一切公民权利。“大民主”于他们是没有份的。考虑到文革的打击面之广，政治上被列入“敌人”的公民之多，所谓人民享受了“大民主”的说法已经是大大地打了折扣了。毛泽东历来爱说的一句话是：民主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他在文革中鼓动的“大民主”同样有着明确的目的。一方面，人民需要通过“四大”来“统一认识、统一思想，提高觉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四大”是对“牛鬼蛇神”进行“革命大批判”的武器。尽管无论地位多高的干部都有可能遭到批判，但这种批判却必须严格地依据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因此，文革中虽然是大字报铺天盖地，人人都写，人人都贴，但在意识形态上却比过去无论什么时候都更舆论一律。只要是对文革的历史稍微具备一点基本常识的人，都不会将这种以高度意识形态专制为前提并以强化这种专制为目的的“大民主”与现代法制意义上的民主和言论自由混淆起来。

　　文革“大民主”中比较吸引人的特点是那段时间里人民获得的空前结社自由和政治参与权利，这令许多局内局外人都相信文革的群众运动中的确体现了一定的民主内容。勿容置疑，在一个民主社会中，人民的结社权，也就是人们根据自身共同的利益、需要、或信仰而组成政治社会团体、以这样的团体为基础在政治行动中争取自身的各种权益，是现代民主制度的重要基础之一。尤其是在二战后的几十年中，由民间非政府团体推动的各种社会运动—— 例如工会、妇女、和平、反核等——成为世界各发达国家的政治社会发展中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力量。比较文革中的群众运动与上述社会运动，关键并不在于它们之间在组织方式上有多少相似性，而在于文革中的群众组织是否能象民主制度下的社会运动组织一样真正享有独立政治行动的权利，是否能够按照自己的政治利益和意愿去推动运动的发展，是否能以常规或非常规的政治手段来争取自身的群体利益或为某种独立的（通常是为正统意识形态所不容的）信念而斗争。文革的历史对此给予了否定的回答。

　　就目的来看，文革中绝大多数的群众组织都致力于捍卫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现存的政治体制。群众组织的成立起源于北京中学生高干子弟成立的“红卫兵”。他们成立自己的组织的目的，按照他们自己所说，是为了当“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当时的红卫兵誓词是这样的：“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在这以后纷纷成立的各种群众组织，凡是能够在某种程度或某段时间里获得来自毛泽东“无产阶级司令部”支持的，无不宣称为了同样的目标而“战斗到底”。相形之下，凡是在文革中试图进行独立政治活动，或真正以反对政治迫害或争取自身利益为主要活动的组织，都会遭到来自于政府和其它群众组织的严厉打击。文革中有一句著名的话，叫“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 一切不以“捍卫毛主席、党中央”为己任的组织都有被打为“右派”或“反革命”的可能，哪怕它们仅仅希望争取极其有限的合理权益。一九六六年秋冬之际，有一个名为“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的组织活跃在北京和全国各地。这个组织发动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工人运动：它组织起大批在工矿企业中受到歧视和不平等待遇的临时工与合同工，争取同工同酬，争取享有与正式工人平等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中央文革曾经鼓动这一组织去冲击劳动人事部门，但在发现它并不热衷于去揪斗“走资派”而是试图争取工人的利益之后，就对它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在文革中，许多以争取自身利益为主要目标的群众组织都遭到了取缔。事实上，对被指控为“阶级敌人”的各个阶层、各种身份的公民进行政治迫害是文革中群众组织的主要活动内容，同时也是它们政治生存的前提条件，无论这些组织属于哪一种派别。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是以，毛泽东的文革意识形态不仅规定了群众组织的政治目标，也规定了它们的行为方式。在这样的一场“革命”中，官方意识形态极力鼓动群众组织用暴力手段去对付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文汇报》社论《革命造反有理万岁》是这样说的：“革命造反派，深深地懂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他们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作出了许多所谓‘越轨’行动。‘越轨’就是革命！‘越轨’就是造反。这些‘越轨’行动，是革命的创举。每一个真正革命的同志，都应该欢呼‘好得很’，而不应该跟着瞎说‘糟得很’。”在这样的鼓动下，文革中群众性的政治迫害日益演变成了大规模的暴力行动。

　　因此，文革中与“大民主”相辅相成的是“群众专政”。群众组织、群众运动被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利用来作为政治迫害的工具，斯大林式的“阶级斗争”被文革的“群众专政”推行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使政治迫害的受害者遍及了社会的每个阶层、每个角落。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出于一时的政治需要在文革中给予人民以结社权。一旦在他的政治目的达到后，人民这一虚幻的权利也立即被收回了。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宣布将刘少奇开除出党之后，毛泽东开始着手建立以军队为核心的“一元化领导”，全国的群众组织都在“大联合”的口号下被取消，文革合法群众组织的历史也打上了句号。

　　三、社会改造与准军事化

　　LucianPye 就西方的文革研究曾经说过一句颇有见地的评论：“如今回过头来重新评价文革，学者们不得不承认，尽管他们尽量希望客观地看待历史，他们总是在极大的程度上受到中国方面对这些事件的描述的影响。过去如此，现在也依旧如此。”这种情况恐怕最集中地体现在对毛泽东在文革中表现出来的社会思想和社会改造政策上。

　　经过六六年中到六八年底两年多全面的动荡之后，从六十年代末开始，毛泽东在全国推行了一系列被成为是 “新生事物”的社会改造政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五七干校”，工农兵大学生，学制改革，等等。这些社会试验从某个角度体现了毛泽东在发动文革时，除了铲除政敌之外还具有宏大的社会目标，亦即按照他的理想来全面地改造中国社会。正如Pye 在同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样，无论有多少证据表明中国人民吃足了这些“新生事物”的苦头，许多西方学者相信并同意中国政府说的，“那只不过是革命向前推进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代价。”

　　经常被称作毛泽东的理想主义社会发展方案集中体现在他著名的“五七指示”上。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一封信中描绘了他的社会改造的理想蓝图：

　　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外，还可做各种工作……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从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写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问，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从表面上看，“五七指示”的精神似乎近似于马克思曾经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每个个人都能够“上午进行批判，下午去做工”，人人可以平等自由地选择从事多种职业的理想，但实际上这二者之间在政治理念上却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五七指示”中首先反映出来的一点，是在毛泽东社会改造蓝图中不存在人民的自由选择。人民并没有被赋予去做——或者不做——某些事情、去从事——或者不从事——某些职业的权利，而是被要求去做一些与他们现在的职业并不一定相干、他们自己并不一定愿意去做的事情，或是去从事一些他们并不一定喜欢、也并不一定愿意从事的职业。在实践中，这种要求变成了强迫。在六、七十年代中，人民的前途、命运、日常生活受到政治权力的随便摆布，社会经济生活受到国家的任意干预，八亿人民的中国成了毛泽东个人随心所欲的社会试验场所。毛泽东的社会试验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已经是有目共睹的历史事实。然而，仅仅如此还不足以说明毛泽东文革思想与斯大林主义之间的共通之处。学者们在研究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时早已发现，共产党政权控制社会的主要手段之一，是经常性地将社会保持在一种高度的全民政治动员的准军事性状态之中。这样的准军事状态有利于党政合一国家对社会实行全面的控制，使得国家能够随时大规模地调动社会人力物力资源去实现某种目标。在中国，自从六十年代中毛泽东提出“全国学人民解放军”以来，政治动员程度日益升级。在“五七指示”中体现出来的毛泽东的社会改造计划，更是打算要将中国社会全面军事化，将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统统纳入军事化范畴，用训练、管理军队的方式来训练全体人民，管理整个社会。毛泽东在去世之前也的确是这样做的。他自以为在将中国描绘成一幅“最新最美” 的图画，结果在他权力的巨掌下中国大地被刻凿得满目疮痍。

　　毛泽东那一套将社会军事化的做法，不仅斯大林的苏联推行过，希特勒的德国也推行过。历史学家Bullock 在比较了斯大林和希特勒三十年代的“社会改造”运动之后得出结论说：希特勒自视受命于天去将德国人民从战败的屈辱和魏玛共和国的堕落中解救出来，使德国人民在世界历史中重新获得高等民族的地位，并通过在东欧建立新的德意志帝国的途径来保障这一地位。斯大林认为自身的使命在于结束俄国数个世纪的落后状态，将一个农民国家转变为工业国家，同时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二者的目标都需要通过人力物力上的牺牲才能达到。然而，在他们所活动的那个世界历史舞台是不计这些代价的。历史会为他们说话，会原谅他们，正如历史已经原谅过他们之前的许多人一样。当然，前提条件是他们必须成功。人们或许可以争辩说，毛泽东的社会改造计划与手段与斯大林和希特勒在许多方面有所不同。然而，在无视人民的痛苦和付出这点上，他们之间并无二致。多年以来，中国的持不同政见分子与具有自由化倾向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往往毫不犹豫地将毛泽东推行的政治制度称之为“封建法西斯主义”，其道理也正在于此。

　　四、毛泽东的伪激进主义及其后果

　　将毛泽东的文革思想称作“伪激进主义”的根据在于，尽管毛的思想具有激进主义思潮通常具备的追求大规模政治和社会改革的外表，但实质上，它所真正追求的是维护和加强斯大林式的党政合一国家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控制。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的唯一错误，便是“阶级斗争”抓得还不够紧，“阶级敌人”消灭得还不够彻底。因此，他本人多次强调，文革的目标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中国走上斯大林去世之后的道路。因此，文革采取了发动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为的是要彻底将党内外的“敌人”清除干净。无论文革中毛泽东导演了多少幕令人眼花缭乱的活报剧，他始终围绕着这个目标。正如他自己后来说的那样：“阶级斗争是纲。纲举目张。”

　　毛的伪激进主义意识形态造成了两方面严重的政治后果。

　　首先，“文革”在打击目标上的任意性和含混性使得“阶级斗争”无限扩大化。尽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明确指为文革的主要目标，但到底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标准？将一个干部定为“走资派”，既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又不需要通过具体的组织程序，唯一需要的，是所谓“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首肯。另外， “地富反坏右”等“阶级敌人”也被包括在打击对象之中。但是既然打击标准是按照思想政治立场而不是经济地位来划线，任何人都有可能被指控为“敌人”，因此公民也就在事实上失去了法律的保护。在文革群众组织的派性混战中，所有派别都以进行政治迫害来获得自身存在的合法性，文革的打击面也就不可避免地无限扩大，以至于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每个个人最终都有理由相信自己是文革的受害者。

　　其次，这种意识形态使群众性暴力进入上层政治斗争合法化。既然“文革”是一场“政治大革命”，其主要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其斗争方式又是群众组织起来去自下而上寻找、打击走资派和其他阶级敌人，那么群众性暴力必然要进入上层政治斗争。同样，上层政治斗争也必然要利用群众运动。群众运动在这种特定的情况下成了政治斗争不仅是最重要的，而且几乎是唯一的工具。无论是想保护自己还是打击对手，利用、操纵群众运动都成了党内政治斗争中不可或缺的手段。文革就此陷入了政治迫害狂潮，而中国社会也因此被拖入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灾难之中。

　　毛泽东的文革理论一些貌似激进理想主义的成份确实也曾经促使一些真正的造反派对中国社会的矛盾和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特别是有一些激进的造反派试图从的阶级关系和制度变革的角度去理解“党内走资派”理论。其中最著名的思想应数湖南省无联极左派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该文将文革解释成为“以暴力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的革命。结果是，凡公开提出这类理论的人无不遭到残酷镇压。

　　从六六年五月到六八年底两年多“文革”的结果，中国社会在六十年代末进入了军事管制下的高压状态。“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分子”、“一打三反”几次大规模的运动将文革中兴起的群众运动全面镇压了下去，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毛泽东着手进行了一系列社会试验。七十年代末，当中共官方正式宣布取消这所有试验，并将六六至七六年这段期间称作“十年动乱，将这些试验称作”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政策时，人民中发自内心的拥护态度不仅十分明显，而且极为普遍。在中国的政治条件下，这恐怕已经是普通人民在最大限度上表达出来的对毛泽东伪激进主义的否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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