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昌逵：在《北京之春》认识陈子明

tuffy05

谢昌逵，2014年10月28日


陈子明亲历了中国民主运动的全过程。1975年在北京化工学院读书时，就曾因个人信件中议论时政被关押。四五运动中，他被推举为与当局谈判的群众代表。民主墙时期曾任《北京之春》编委。上世纪80年代初发起并参与北京高校中人大代表的竞选活动，他本人当选为海淀区第七届人大代表。1987年创立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是最早的有相当规模的民间学术机构。1988年接办《经济学周报》，也是最早的正式民营报刊。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在多方的动员下他介入了运动，最后被定为“黑手 ”入狱17年。
我认识他是在民主墙时期。西单民主墙是四五运动的继续。“四人帮”倒台后的1977年清明节，天安门纪念碑周围又贴出了怀念周总理和庆贺粉碎“四人帮”的诗文。1978年清明节，纪念碑上的政治诗文更多，有人建议这里应成为不中断的论坛，不闭幕的会场，把自己们思想言论随时在这里贴出来。但这个地方是不适于经常贴大字报的地方。1978年9月《中国青年》的复刊号，因刊登了四五运动的诗抄，发表了要破除毛泽东迷信的文章，汪东兴下令禁止发售，引起广大读者的愤慨，把这期《中国青年》一页一页贴在西单的矮墙上，轰动了北京城，纷纷在这贴大字报，全国各地也纷纷来贴大字报或申冤，又出现民办刊物在这里散发，有了民主墙运动。胡绩伟认为，这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领导干部逐渐恢复工作形成自上而下的民主改革力量相配合的，自下而上的民主力量。有时聚集在这里达数百人，外国记者也来采访向全世界传播。这就不能不引起中央和有关部门的重视。1978年11月邓小平接见日本客人时就说过宪法允许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在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又说过群众提了一些意见应该允许，即使有个别不满的人也要处理得当，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叶剑英在会上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
当时我在团中央研究室工作。1979年2月23日，当时是中宣部长的胡耀邦参加团中央召开的团省、市、自治区委书记会议，在讲话中他谈到了如何 做青年工作。对民主墙的青年刊物，他认为是自发性的组织，自发性的刊物，有些青年是好的，有些则要注意不要使他们走上邪路。我们的办法太简单，一是撒手不 管，二是抓起来。你们能不能派些人去，同他们交朋友，对的就支持，错的就批评。到了当年6月，团中央通知我去调查了解民主墙中的自办刊物，我带上两位青年同事去做这件事。但是，从3月开始邓小平对民主墙的态度已经完全 改变，3月魏京生贴出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后立即被捕，民主墙已经不受欢迎，为什么到了6月还要去调查真相？按照已有的资料推测，可能与胡耀邦 的态度有关。在邓小平下今逮捕魏京生以后的6月，胡耀邦在人大五届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中，就说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对于有人批评他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他说我仍然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针对逮捕魏京生，他说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魏京生不是至今也不检讨吗？与此同时，王军涛与吕朴以《北京之春》的名义要求会见胡耀邦，耀邦接见了他们。交谈中，耀邦拿起放在桌上的王安石文集，感叹中国的改革者大都失败的原因。又拿出贵州省委的汇报材料，讲他们先抓启蒙社又放掉改为从思想上关心。耀邦说赞成这种作法，来回答王军涛是否该抓魏京生的问题。当时中央可能有支持耀邦的力量，包括团中央。
我们接受任务后，首先向北京市委宣传部和市公安局说明这项工作的目的：对这批青年的情况和思想作必要的调查研究。他们也介绍了这方面的基本情况，市委宣传部很支持这项工作。我们就选择了《北京之春》、《四五论坛》、《沃土》、《今天》四个刊物。我们采用个别交谈、集体交谈、开讨论会、参加他们的编委会等方式，与他们接触了近两个月，最后写成“一批关心国家大事爱思考的年轻人——对北京四个自办刊物的调查”报告，经团中央领导批准刊登在1979年8月30日团中央研究室的内部刊物《青年研究》上。
正是陈子明在民主墙时期，与李盛平、吕嘉民、刘迪等商量创办刊物，邀请在民主墙认识的团中央委员清华大学的周为民任主编，办起了《北京之春》。《北京之春》由13名青年组成编辑部，由20多名青年组成社团，其中大部是干部子女，多数参加过四五运动。13名编委中，干部子弟9人，因反对林彪、“四人帮”曾被捕入狱的也有9人。主编周为民是唯一的党员，是团中央委员，副主编王军涛北京大学的学生，团中央候补委员。陈子明则是编委中理论水平较高的人物之一，与胡平、闵奇、吕嘉民成为《北京之春》编辑部思想理论的核心。我们在报告中记载了他们为什么集会办刊：“《北京之春》的青年风趣而又严肃地对我们谈到：我们的父母及我们个人都是党的现行政策下的“既得利益者”，为什么我们不安分守己的享受，而要学理论、办刊物呢？因为要防止“四人帮”这样的丑剧重演，就不能只满足于打倒“四人帮”几个人，而要研究如何铲除产生“四人帮”的土壤，努力健全民主制，保障人民能够掌握对干部的选举权、监督权、罢免权。按他们的话说，就是要提醒人民痛定思痛。” 据周为民介绍，在《北京之春》发表的理论文章，受到重视的有：“逐步废除官僚体制和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制度”，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从上到下的等级授职制违背了巴黎公社原则，改变这种体制有重要意义。“试论左倾机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批判了“四人帮”的左倾阶级斗争理论。“难以割断的历史”，分析了十七年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不是个人或偶然的原因，是十七年中蕴藏的必要结果。“四五战士谈民主”是首都各界参加四五运动的人士，畅谈发扬民主、健全法制的谈话节录。还有“应当重新评价少奇同志”等文章。其中肯定有陈子明写的文章。这些文章都受到了重视，社会科学院办的《国内哲学动态》就转载了“逐步废除官僚体制和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制度”。我从此就认识了陈子明，他夫人王之虹曾到我家中来过。以后陈子明长期坐牢。出狱后他与何家栋联系密切，写了不少有深刻见解文章，我们曾委托朋友相互问候。
在我们对这四个刊物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当时团中央的书记胡启立，曾两次召集四个刊物的成员几十人到团中央机关聚会，交流意见，我们三人都在场。胡启立曾说你们如果缺纸我们可以帮助。《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都允许他们到报社的会议室来开会。“一批关心国家大事爱思考的年轻人”调查报告发表后，海内外反应都很强烈，香港曾有转载。彭真委员长派杨景宇到团中央来与我长谈五次，了解这些青年的情况，并且对他们提出的制定出版社、结社法的建议很感兴趣。但是，到年底，这批受到欢迎与赞赏的热爱祖国、热爱党并为此进行理论探讨的青年们的办刊活动，随着民主墙的被禁止，也就被认为是非法的而禁止了。陈子明这次没有受到处罚。很多民办刊物的人沉默下来，陈子则接着参加并积极组织了高校的人民代表竞选治动，继续他的民主生涯。但是，正是陈子明1987年创立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在项目和资金上都大有作为的时候，胡耀邦因为其民主思想和行动最终被迫下台，形成悲剧，1989年逝世，引发了八九民运与六四血案。曾经抵制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要求以民主法治解决八九运动的赵紫阳也被迫下台，执政党内自上而下的民主改革力量没有了领军人物。而陈子明也因参与八九民运被逮捕要坐牢17年，不论是在监狱中或出狱后，他都坚持立场，并且投入思想探索和写作，提出了许多有创造性的思想，终因坐牢治疗不及时而 过早逝世，自下而上的民主力量也缺少了领军人物。这是历史的重大损失，胡赵成为伟大的政治家载入史册，陈子明则成为被人赞誉的社会活动家、杰出的思想家而 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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