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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鹏池:清华不是毛刘角斗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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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11 05:51:5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著名学者杨继绳在为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书所写的“序言”《从清华大学看文革》中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
  “清华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一个角斗场”。
  杨学长进一步发挥道:“毛泽东和刘少奇把清华当作一个角斗场。在这场角斗中,刘少奇先出招,毛泽东后发制人,置刘少奇于死地。”
  杨学长的这种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还认为刘少奇“派工作组”的做法是为了推行一条“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用来对抗毛泽东的“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更为严重的是,如果这个命题成立的话,既然毛刘已经形成角斗,而且还是刘少奇先出招,那么毛泽东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从逻辑上讲就是合理的。
  所以,这一命题的正确与否?关系十分重大,涉及对整个文革的分析与定位。
  笔者认为:如果这一命题是正确的,那么必须以以下两个条件为前提:
  ① 毛刘互为对手;
  ② 毛刘双方力量对比相差无几,只有这样才能斗得起来呀。
  先考察第①个条件:毛刘是否互为对手?
  无论是在文革前的人们认识,还是在文革中、文革后所揭露与挖掘出来的无数的史料与史实,人们都不可能得出“毛刘互为对手”的结论,无论是官方的宣传还是老百姓的感觉都只能得出“刘是毛的助手”的结论。
  刘是毛在1942年春,为了准备开展“延安整风”而特地从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的岗位上越级提拔起来的。“延安整风”以批判“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为名整了众多党内在位大佬,同时还清算了包括陈独秀、瞿秋白、王明、李立三等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与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确认了党内始终存在着一条从来正确、一贯正确、唯一正确的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同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命题,进而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有最后决定权”的绝对领导地位。在这整个过程中,刘少奇始终是毛泽东的最为得心应手的助手。
  “七大”后直至建国后,刘的地位虽然延续了小幅上升的势头,但“助手”的地位始终没有变。即使当了两届“国主席”,但“国”是“党”领导的,所以这个“国主席”的地位仍然是“党主席”的助手,并没有出现实质上的“一国两君、一山两虎”的局面。
  刘与毛的建国理念虽然在一些具体的细节的问题上有所不同,但大方向上是一致的。在大局方针上,刘始终追随着毛;即使受到毛的多次批评,但并没有不服从的表示,更没有背后搞阳奉阴违的小动作;凡毛明确表态后,刘总是服从与紧跟的。
  俗话说“若要人像我,除非两个我”,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事事、时时、处处与毛完全一致。客观公正地说,在与毛泽东保持高度一致这方面,刘少奇就已经做得相当好了,做得比他差的人有的是,做得比他好的人也许只有一个周恩来,那也是在后期。
  刘对毛的方针政策持有不同意见的地方虽然有,但有意见不等于会反对;刘在受到毛批评后也不见得没有怨气,但有怨气也不等于有怨言;从文革中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看,刘少奇基本上连怨言也没有,公开场合固然没有,私下场合也没有。刘少奇是守纪律的模范,他回到家里对亲爱的王光美也从来没有说过毛的什么“不”字,坏话更没有,连一条也没有。
  所以说“毛刘互为对手”是一个伪命题。
  再考察第②个条件:毛刘双方的力量对比。
  无论是文革前还是文革后,众所共识的事实是刘与毛的力量是远远不能匹配的。
  虽属两主席,一是君来一是臣,“君为臣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虽说是二十世纪了,虽说我们这个国家也叫做“人民共和国”了,其实也正如毛泽东一言道破的“百代都行秦政制”。毛泽东不是还有一句话吗:总统、主席、皇帝,其实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说,“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既不是双方角斗的必然结果,更不是“刘少奇先出招”的合理结果,而是毛泽东单方面的行动。

  毛泽东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想要打倒刘少奇的?
  这就有各种说法,各种分析。有人认为早在建国之初,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为据;有毛泽东曾让高岗秘密调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为证;有人认为起意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秘密报告,有“赫鲁晓夫情结” 为心理分析。
  所谓的“赫鲁晓夫情结”是指毛怀疑谁会在自己身后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所谓的“斯大林情结”是指毛担心自己身后会不会像斯大林一样遭批判。
  这两个情结是指同一件事、同一个人的两个方面,只有毛泽东才具有,别人不会有,连“有”的资格也没有。所以毛泽东才会经常说、不断地说“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正睡在我们身边,正被培养成我们的接班人。”
  从有据可查的资料分析,毛对刘的严重不满是从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开始的;又隔了两年多,1964年底至1965年初的中央工作会议后才开始有所行动,有所布置,其标志就是毛泽东授意江青去上海组织班子批《海瑞罢官》。
  所以,毛泽东并不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从1966年5月16日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才开始的,而认为是1965年11月10日的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的。
  毛自己既清醒、又自信地估计到自己的力量强大无比,与刘根本不是处于一个数量级别,所以他才会当面对刘说只需要动一根小指头就能打倒你。那口气与神态对自己充满了自傲,对刘则充满了轻鄙。
  话虽这样说,毛在一旦付诸行动却谨慎得多。刘毕竟与“彭罗陆杨”也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不能象打倒“彭罗陆杨”那样随随便便;又是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的“国主席”,又当了这么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几十年的接班人。打倒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向中国人民与世界舆论进行“无缝解释”?如何向历史交账?
  毛天不怕、地不怕,唯一怕的就是历史。“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但他喝令不了历史。他虽然不怕人们骂他是秦始皇,但内心深处还是盼望人们歌颂“六亿神州尽舜尧”。
  这才实在是一件大难事。所以毛不仅需要寻找机会、抓住机会,还需要制造机会;更需要制造口实、制造理论,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样的“烂事”搞得神乎其神,似乎真是为了“反修防修,百年大计”崇高目的似的。
  毛为发动文革所做的全部准备工作都是为了“无缝解释”与“历史交账”这个目的。
  直至1966年6月,毛泽东终于悍然发动文化大革命,8月初,毛抓住了刘少奇派工作组的错误,写了一张200多字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开了一次八届十一中全会,就将几年来密谋策划的“打倒刘少奇”这件事办成了。
  诚如“一个指头”所言哉!打倒刘少奇,只花了两个月,但“无缝解释”与“历史交账”却花了八年也没有能完成,直至死,也没有把这件事解释清楚。在老百姓的心中留下了什么印象呢?最多也就是似信非信;而历史呢?历史早把被颠倒的历史又颠倒过来了。
  所以说,从文革前的态势及事后的结果看,刘少奇都不是毛泽东的对手,刘在毛面前“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甚至连招架之功也没有。但刘也没有叩头倒蒜、屈膝投降,只是一副“死猪不怕开火烫”模样。
  不是对手,哪来的角斗?没有角斗,哪来的角斗场?更没有所谓的“刘少奇先出招,毛泽东后发制人”的问题。并不能认为刘少奇派了王光美到清华工作组就是什么“先出招”了。杨继绳所提出的这一命题只是他认识及表达上的误区。
  1966年中的毛刘关系不是对手的关系,又是什么关系呢?有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可供参考:猫鼠关系。
  清华也不是什么毛刘的角斗场,只是猫鼠的游戏场,是一只老鼠奢望着老猫开恩、企图捞取最后救命稻草,进行最后挣扎的最后场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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