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双碧：《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笼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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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笼前后

■《求是》杂志原副总编、历史学家  苏双碧


　　江青发难

　　41年前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中老年人来说，无疑是一种痛苦的回忆。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突然刊发了姚文元炮制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诬陷吴晗同志撰写的《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姚文是江青一手策划的。毛泽东同志同意发表这篇文章，而且给予极大的重视。他把发表这篇文章看作是“甩石头”，用以打破他所不满的那种沉寂局面。这便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海瑞罢官》刚上演不久，江青就认为有很大问题，并以她固有的特殊身份，找了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个正副部长，提出要批《海瑞罢官》。可是这四位部长没有把她当一回事，这自然是有其原因的：其一，部长们未必认为《海瑞罢官》有什么大问题；其二，《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点名批判必须有中央决定，而不应由江青作出。因此，部长们没有把她当一回事乃是在情理之中。
　　然而，江青并没有就此罢休，她继续为公开批判《海瑞罢官》制造舆论。对此，好心的周恩来耳有所闻，便将吴晗找来，告诉他有人说他的《海瑞罢官》搞影射，吴晗说：没有。周恩来让吴晗写个报告说明一下。这是1963年的事。那么，江青为什么这样和吴晗过不去呢？据吴晗的夫人袁震说，有一次毛泽东请吴晗去吃狗肉，江青在座，毛泽东在和吴晗交谈历史问题时，江青插话，吴晗当即指出江青说得不对，弄得江青很不高兴。袁震说，吴晗因此得罪了江青。不过，这只是其中原因之一。批不批吴晗更主要的当是毛泽东的态度，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一文中说，她要批评吴晗的《海瑞罢官》，“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不明说，就是说同意批吴晗，却不说出来。其实，批吴晗不是一件小事，总要有个目的，或则带来对北京市委的人事改变，或则带来个大的政治运动。这些在1962年时都还不成熟。所以他“就是不明说”。而江青没有主席那样深思熟虑，批吴晗要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她未必能想到。她虽然不肯就此罢休，但当时她毕竟羽翼未丰，她还没有足够的权力。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的1966年11月28日，在首都文艺界的一次大会上，她透露过她在这段时间的心情，她说：“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太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有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随后她指出当时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着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不管江青加给文艺界的罪名是否属实，但江青要出人头地，要有惊天之举，就必须由她来扫除这“一片恶浊的空气”。江青心中显然明白：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把彭德怀赶下台，内心并不是太自在的，党心民心并不那么服气。因此，指责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抱不平，想替彭德怀翻案，最容易触及毛泽东的神经。按照这个思路去批《海瑞罢官》，如果不是毛泽东的本意，毛泽东也会同意江青这个思路的。所以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一文中明确地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去组织这篇文章。”可知组织批吴晗的《海瑞罢官》的文章是毛泽东允许的。后来，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和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谈话中，说了这样一段话：“那个时候在北京组织不出文章，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碰不得；找了第一个人，不敢写；找了第二个人，也不敢写；又找了第三个人，也不敢写。后来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班子，以姚文元为首，文章出来了，北京不登。我那时候在上海，我说：出个小册子，看他们怎么办。”这段话明显道出，评《海瑞罢官》是毛泽东亲自指挥组织的，是纳入他的重大战略部署之中的。

　　在上海组织批吴班子

　　经过一段酝酿之后，1965年春，江青奉命来到上海，正因为如此，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才那样认真，亲自安排江青的食宿，并亲自协助江青组织了写作班子。在柯庆施的帮助下，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很秘密地组成了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
　　的写作班子。由姚文元执笔写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姚文元是上海《解放日报》的编委，是张春桥扶植的文艺界的一条棍子，曾经写过许多批判文章，胡风、冯雪峰、丁玲、巴金、艾青等等中国知名作家都挨过他的棍子。选择这样一个人来批《海瑞罢官》，以他惯于把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惯于上纲上线的看家本领，江青当然是信得过的。然而，尽管他平时写过许多批判文章，那都是靠他的投机本性，靠他窥测方向，靠张春桥的指点写成的。而今，却是江青亲自下达的任务，而且背后还有毛泽东在支持，文章的成败关系到姚文元一生的前程，这可能是他飞黄腾达的机遇，也可以招致临头大祸，这不能不使姚文元必须十分认真来对待这件事。况且，他的对手是吴晗，是一位学问渊博的历史学家、地位显赫的北京市副市长。江青说姚文元“担了很大风险”，并不是言过之词。确实，如果姚文元写不出像样的文章来，如果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有变化，姚文元随时都可能招惹灾祸。此时的姚文元如果是个正派之士，自可以找到一种借口一推了之。
　　然而，姚文元却将此事看成是千载难逢的绝好机遇，诚惶诚恐地接受下来。姚文元自知功力不足，他没上过大学，只念到高中毕业，汉语功底不行，史料掌握更是谈不上。于是，在张春桥的支持下，他找到了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师朱永嘉，请其来帮助他查阅史料，又经常回到家里求助于父亲姚蓬子的指点。
　　从此，姚文元成了一个神秘的人物，他接受江青的任务后，向当时《解放日报》的领导打了个招呼，说是“市委要我写个东西，要多花些时间，报社的工作就顾不上了。”于是，他在康平路隐匿了半年多，没有人知道他在写些什么。暗箭正在铸造，这把射向吴晗的暗箭，除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很少几个人之外，再也没有人知道这把揭开动乱年代的暗箭正在紧张的磨制之中。
　　为了保密，江青禁止用长途电话交换意见，只能以讨论样板戏为借口，经常跑到上海来，表面上是看京剧《海港》、《智取威虎山》，暗地里是讨论姚文元的修改稿。而张春桥则以汇报样板戏为名，来往于北京上海之间，向江青报告炮制评《海瑞罢官》文章的进程和问题。而姚文元则仍然处于封闭和保密之中，有的说是九易其稿，反正炮制这篇文章姚文元并不轻松。江青后来曾多次谈到她奉命组织这篇文章是担风险的。这虽然是为了炫耀其政治资本而故作姿态，但风险也确实是有的，尽管她的特殊地位，可以使一些意志薄弱、灵魂肮脏的人成为她的驯服工具，但这必须是在限度之内。像批吴晗的《海瑞罢官》，并把矛头直指彭真和北京市委，以至直指被他们称为“刘邓司令部”的刘少奇、邓小平。这么大的事，如果当时党中央是比较民主的，不是毛泽东一人说了算，而是把这个思路和意图交由中央政治局讨论，一旦方案通不过，文章的炮制者，包括江青在内，当然要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因而是有风险的。江青即使吃了豹子胆，她也是不敢这样做的。但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毛泽东以他至高无上的威望，他的思路和部署，是不会遭到任何一个政治局委员正面反对的。况且，毛泽东主席的部署，并没有交由政治局讨论。所以，江青的风险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其实，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部署，而批评《海瑞罢官》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信号，除毛泽东之外，谁也没有气魄和胆略。在“文化大革命”成为燎原之火后，江青一再讲她担了多少风险，目的是为了邀功。

　　姚文出笼之后

　　经过一段精心炮制之后，有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终于决定出笼，张春桥、姚文元为射出这支暗箭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
　　清样排出来之后，张春桥亲自拟订了一个名单，多是上海学术界、理论界、文艺界的知名人士，请他们来为这篇文章“提意见”，其实，是引蛇出动的第一个步骤。张春桥亲自主持了会议，他说：“今天，请各位专家、教授光临，不胜荣幸，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只是‘征求意见稿’。所谓‘征求意见稿’，也就是供征求意见之用，还很不成熟，请各位不吝指教，以便作出进一步修改。”这些善良、正直的教授、专家们被张春桥的“谦虚”、“诚恳”的态度所动，就直言不讳对姚文元的文章提出了尖锐的意见。上海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周予同尖锐地指出：“吴晗是我的老朋友，我深知他是个好人。他解放前是一个勇敢的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民主战士，解放后忠诚地跟着党走，深得毛泽东的信任，怎么能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样把学术问题硬跟政治问题扯在一起，岂不是陷人于罪？”
　　接着华东师大历史系李平心、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李培南等也相继发表意见，指责姚文元胡乱把《海瑞罢官》剧中的平冤狱、退田说成是要替牛鬼蛇神平冤狱，是要人民公社退田。这种任意把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的恶劣做法,理所当然地受到社会上的专家、教授的反对。
　　然而，张春桥这个伪君子，却根本不是什么要听取专家、教授的意见，而是刺探一下教授、专家们对姚文元文章的态度。如果这些专家、教授对姚文元的文章感到意外、感到突然、不能接受，就是他们阴谋得逞。通过对这篇文章的讨论，他们可以把许多善良的知识分子钓出来，引起更大的社会效应。难怪，张春桥对这次会非常满意，他高兴地对姚文元说，这次“火力侦察非常成功”。
　　姚文元血口喷人，通篇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这种文章如果是在通常的情况下，人们会嗤之以鼻的。因为正直的教授、正直的专家学者、正直的人民群众都会把这种无限上纲的无赖当成疯子。然而，在当时并不是通常情况，当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所以，当姚文元的文章出来之后，吴晗自然是会预感到大难临头的。
　　在北京，吴晗还被蒙在鼓里。当天，或许已经有人告诉他《文汇报》刊登姚文元批评他的文章。所以，他拿到这一天的报纸时，只是粗粗地看了一遍，觉得此文过于牵强附会，所用史料大多是断章取义的，措词也蛮不讲理。加上他印象中的姚文元是一根棍子，也就不想去和这种小人计较了。但是，按照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策和一贯做法，要批评一个北京市副市长，并且上到这样高的纲必须由党中央作出决定，任凭姚文元有再大的胆，任凭《文汇报》有再大的胆，也是不敢自行这样做的。联想到一年多前周恩来曾经告诉他，有人在议论他的《海瑞罢官》搞影射，他自然很快会想到这篇文章是“有来头的”。他不得不又认真地看了一遍，特别是当他读了《文汇报》那段上纲上线的文字时，他十分气愤，这简直是栽赃陷害他。那么，是谁让姚文元这样干呢？吴晗心中划了个问号，他不可能想到是毛泽东正在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他百思不得其解，他的心情是沉重的。他对党、对毛主席、对社会主义一贯忠心耿耿，怎么会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呢？他实在想不通。不过，吴晗个人想通想不通对于整个被某些人操纵的历史进程来说并不重要，毕竟是从这一天开始，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已经揭开了序幕。


    《人民论坛》 (2005年 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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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吴晗画传》，作者：王宏志 金若年，出版：团结出版社


江青和吴晗本来没有接触。有一次毛泽东请吴晗吃狗肉，江青也在场。席间，毛泽东和吴晗谈论历史，谈得很热烈。江青不懂，也凑上来插嘴。吴晗指出她说的不对，江青立即满面怒容，但在毛泽东面前也不好讲什么。后来，在《海瑞罢官》彩排时，江青看了几次，很不以为然。1962年，江青找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个正副部长，别有用心地提出要批《海瑞罢官》，她耸人听闻地说：“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几位部长没有理她。1964年下半年江青亲自出面，在北京找人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没有得逞。她就于1965年春，得到毛泽东允许，到上海找老搭档张春桥组织人写，决定由姚文元执笔。这时周恩来也听到江青一伙准备批《海瑞罢官》的消息。

尽管吴晗已在当天得知《文汇报》发表了批他的文章，他并没有在意，第二天照样外出开会。回来时，他和往常一样回家先去西屋书房，翻阅当天报纸。吴晗刚在书桌前坐下，袁震匆匆走进来，她脸色煞白，用手指着书桌上那张头天的《文汇报》，呆了片刻，一言未发就走了。吴晗拿起报纸，一排黑字大标题赫然入目：《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署名姚文元。吴晗迅速看了一遍，发现这篇文章断章取义，牵强附会，蛮不讲理，读了令人气愤。他本不想去同这种小人计较，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又不得不认真再看一遍，发现文章最后武断地定下调子：《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

一天散会后，周恩来请吴晗同乘车，对他诚挚地说：“吴老晗（这是周总理对吴晗的亲昵称呼），有人说你写《海瑞罢官》有影射。”吴晗忙说：“没有，没有，绝对没有。”周恩来说：“那你打个报告，说明一下好了。”吴晗回去立即写了报告，谈《海瑞罢官》写作的前前后后和用意。他天真地认为，这样以后就没有事了。

姚文元用了几个月时间把批《海瑞罢官》的初稿炮制出来，张春桥亲自修改。江青一伙暗藏这篇文稿来往于京沪路上，在七八个月里几易其稿。江青还特别交待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说，这文章“不叫周恩来看。”1965年11月10日，江青一伙终于在上海《文汇报》上抛出了这篇文章。在社会主义时期作为一名为繁荣社会主义文教事业而呕心沥血的共产党员，看到姚文元这种恶毒攻击，愤慨极了。吴晗隐约感到，这文章不是姚文元一个人写的，后面还有人，他越想，心情越沉重。姚文元文章出笼后，广大读者，尤其是文化学术界人士，既震惊，又气愤。北大历史系教授、吴晗的老同学邵循正赶来看他。邵循正见吴晗的心情沉重、忧郁，这在他们相处的几十年中是从未有过的，坐了好一会儿，邵循正才说：“学术问题，多作点自我批评就是了。”吴晗苦笑一下，摇了摇头说：“不那么简单，这是有来头的。”两位老友沉默了。

就在吴晗心情沉重的同时，一艘航行在三峡的船舶上，头等舱里有几位老年人无心观赏两岸的壮丽景色，都在争相传看《文汇报》上刊登的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这是全国政协组织的参观团，刚刚从四川等地的三线工程参观归来。他们之中大都熟悉吴晗，看了姚文不禁大吃一惊。胡愈之斩钉截铁地说：“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是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吴晗是不会反党的。”周培源说：“吴晗是进步的历史学家，哪里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回到北京后，与吴晗多年共事的王麦初，忙到吴晗家探问，吴晗心情沉重，又怕老朋友担心，就很有把握地说：“我写的《海瑞罢官》，经上面（指党中央和北京市委负责同志）看过，有的还修改过，不会有问题的，你放心吧。我怎么会反党？”

史学界更为气愤。北大副校长、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说：“吴晗和我是朋友，我了解他。”“凡事也有一个‘一分为二’，一个同志写的文章难道没有一点正确的东西？”他还公开申明：“如果整吴晗，所有进步的知识分子都会寒心的。”另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愤慨地说：“这是姚文元陷人于罪。”《中国历史小丛书》责任编辑张习孔，以羽白的笔名发表文章，引用毛泽东的话斥责姚文元的文章是：“神气十足，但是没有货色，不会分析问题，讲不出道理”。

广大读者也都纷纷写文章反驳姚文元。仅《文汇报》就收到读者来信来稿三千多件。批《海瑞罢官》的来势很猛，姚文出笼十天后，上海就出了单行本。11月底北京各报不得不相继转载姚文。《北京日报》在转载时，前边加了由彭真定稿的按语，强调毛泽东一贯提倡的“百家争鸣”方针，指出，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人民日报》转载时的按语也强调“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服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这个按语是由周恩来亲自定稿的。1966年2月7日以彭真为首的五人小组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强调学术问题应通过“百家争鸣”辨明是非，希望对学术讨论中“左”的偏向加以适当限制。对《海瑞罢官》的讨论，提纲中明确指出是学术讨论性质，“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在这前后，彭真派崔月犁两次去看望吴晗，表明党对吴晗是关心和信任的。北京市委召开工作会议时，彭真还和吴晗谈话，要他“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吴晗听了很高兴，知道组织上是把《海瑞罢官》的问题看成学术上的问题。邓拓为了把问题引向学术讨论，还化名向阳生写了一篇题为《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的文章，以学术探讨的口气对吴晗的道德继承论提出不同意见。文章最后特别提出：“吴晗同志有什么意见，我也希望他继续写出文章，把自己的思想真正同大家见面”，“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研究。”

市委的关怀和邓拓的启发，使吴晗更相信党和人民是了解他的，只要作自我批评就会得到谅解。他于是写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于12月27日发表在《北京日报》上。文章首先对学术批评和讨论表示欢迎；然后他把近年研究海瑞的情况开列了一个时间表，以说明研究海瑞并不是为了影射庐山会议；文章还就有关《海瑞罢官》涉及的学术问题做了说明和解释。在一些问题上，吴晗违心地承认了错误。这篇自我批评发表之后，不少读者和熟悉吴晗的人都认为吴晗这样做很好。但江青一伙却借此对吴晗发动规模更大、调门更高的批判，诬陷吴晗研究海瑞的“一味极为重要的药方便是骂皇帝”，急于从吴晗这儿打开突破口。江青得意地叫嚣：“一个吴晗挖出后就是一大堆啊！”春节时，吴晗到小妹家，同小妹夫李超（当时在三线工作，回来过春节），谈了一上午，李超对他说你是个世界观改造问题。吴晗听了有点宽慰。

1966年3月北京郊区正是春耕季节，可是农民却不得不放下农活，去参加一个接一个的批判会。在昌平县大东流村召开的一个批斗流氓小偷的会上，有个农民在揭发批判时，竟说这个流氓小偷受了吴晗影响而腐蚀的。恰好主席台下前排坐着的几个人中就有吴晗。原来北京市委领导为了保护吴晗，在这年3月由万里出面，让吴晗下乡参加“四清”，让他换个环境。吴晗下去时化名李明光。但那时江青一伙已经把矛头指向包括吴晗、邓拓、廖沫沙在内的“三家村”。在全国范围掀起了声讨“三家村”的恶浪。大东流村也不例外。这天会上发言的人把流氓小偷犯罪同吴晗联系起来，对吴晗是个刺激。他心里很不是滋味，脸上泛起灰白色。散会以后，吴晗回到住处，陪他下乡的秘书郭星华来看他，见他脸色难看，就说那人在批判会上的发言牵强附会，劝他不要想的太多。

在农村这段时间，有一次郭星华问他：“你当时为什么要写《海瑞罢官》，他们把你和彭德怀挂上了。”吴晗说：“写海瑞是乔木同志约我写的，说毛主席提倡海瑞精神，我是研究明史的，应该写。”他接着说：“我实在想不通，彭德怀也是好人啊，即使为彭德怀说几句好话，也不能算是敌人啊！”他又说：“批判我学术上有问题，我接受，说我是为彭德怀翻案，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想不通。”

1966年乌云翻滚的5月，一天下午，七岁的小吴彰低着头离开景山学校，慢慢向家中走去。他觉得周围一切都变了，几个月来常听小朋友说他是“大坏蛋”的儿子，他感到抬不起头来。这天，老师布置写批判吴晗的稿子，尤其一定要他写。他幼小的心灵里塞满了疑团：爸爸教育我们要好好学习，听党的话。这样的爸爸会是坏蛋吗？他的姐姐吴小彦那时在北长街小学上五年级，在她的心目中，爸爸是那么慈祥可爱，令人尊敬，他绝不会是坏蛋。这些天来她从学校回来，一看到爸爸妈妈就止不住哭，吴晗把她搂过来说：“彦，爸爸知道你委屈，爸对不起你，等你长大了就知道爸爸是好人了。”他俩从学校领回的批判稿，还得由吴晗夫妇痛苦地代为起草，再由他俩含着泪水抄好上交。

就在这个月，从围剿吴晗开始的逆流蔓延到全国各地，到处都在揪“三家村”、“四家店”和所谓的“走资派”。斗争方式从文的批判发展到武的揪斗。吴晗的日子自然更不好过了。《五一六通知》里，他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帽子。从此，吴晗从心灵到肉体都遭受到迫害，而且逐步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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